九江市图书馆

九江地处长江中游，在近代历史上是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九江市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九江近代工人、农民、商人、爱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与反动旧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领导九江人民进行了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写进中国革命史册，给我们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近三十年来，九江党史、文史等部门出版多种革命史书刊，其中介绍多种革命旧址，有的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景点，为社会熟知，本文所介绍的十处革命旧址，是九江多种革命史书刊中未载，或载之不详的革命旧址，是笔者根据革命前辈回忆录和相关资料寻找、考证出的，供读者参考。
  （一）濂溪墓秘密会旧址
  九江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1919年5月7日，九江三中、省立第六师范爱国青年学生率先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王子平、严运生等人领导学生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街头讲述“巴黎和会”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宣传爱国主义的主张。全市人民无不为“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而愤怒，为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而激动。
  1919年5月8日，九江各界市民推出代表，共商救国办法，决议通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和广东政府，强烈要求政府代表民意，抗拒强暴、力争国权，电文日：“报载青岛外交失败，山东形势日危，生死关头，速电欧代表抗争，为国家争生存，为人民免奴役，临电殒涕，迫切待命。”
  1919年5月19日、20日九江学生代表与各界代表人士在湖北会馆（今市三中）后转十里濂溪墓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推代表赴南昌与省、市各校联络，统一行动。会议决定推荐桂家鸿、方应尧等几位同学赴南昌与省市各校统一行动；桂家鸿在南昌农专读书，南昌情况比较熟悉。方应尧是南伟烈大学的学生，思想进步，沉着灵活，很快先期到达南昌。这一行动不幸走露风声，九江地方军阀头目吴金彪立即报告南昌警方，南昌警方立即追捕方应尧，九江警方在九江二马路口抓住正准备前往南昌的桂家鸿，阻止九江学生联络南昌学生统一行动。
  接着将桂家鸿关进翘秀小学（今滨兴小学）一间教室内，当时这所教会女校是准许男生进入的，学校毛校长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到当时九江德高望重的九江商会会长陈蔼亭，他住在二马路，他参与了濂溪墓秘密会议是知情者，陈会长立即前往大东旅社（三马路今天鹅饭店）三楼与吴金彪交涉，在社会各界人民强大压力下，将学生代表释放。
  同时陈会长和方应尧的家长通过多种渠道与南昌警方交涉，第三天将把关押在南昌的学生代表方应尧释放回九江。
  桂家鸿（1900-1995），九江县港口大树下人，1925年入党，1927年收回英租界斗争中任第二分指挥部指挥员，是我市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省级高干。
  资料来源：《九江人民革命史图册》（2005年版）13页、《九江简史》66页、 《九江县文史资料》第一辑（2085年版）35页，1990年3月26日《桂家鸿革命传统报告会》，市政协方日威口述《我的父亲方应尧》（2007年11月），《滨兴小学校志》（2008年版）、《名人与浔阳》第二辑。《九江史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南昌，作者周慈忠、户亭风、张仕云、陈尚仁、熊学明。
  （二）九江学生联合会旧址：圣约翰中学
  在1919年5月19、20日濂溪墓的学生代表和各界人士代表秘密会上决定：以庆祝学生联合会成立的名义，召开各界群众联合大会。南伟烈大学、圣约翰中学、省立第六师范、省立三中、沙河甲种林科学校、九江高等学校等联合发出传单，于1919年5月22日下午1时在圣约翰中学（今171医院）召开大会。
  吴金彪这个地方军阀头目，迫于各界人民群众联合大会的强大压力，终于不敢公开进行破坏。九江各界群众联合大会终于召开了。参加大会除上述六校学生外，还有通津、育才、清真、龙山、第二贫民小学、诺立书院、儒励女子中学学生和教职员及各界人民，人数达五千以上。大会号召：全市学生及各界人士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爱国行动，以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和废除二十一条为斗争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九江学联积极开展大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先进的革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九江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参考《九江简史》68页，1991年版）
  （三）焚烧日货旧址：烟水亭广场
  据《九江史话》载：为了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将抵制日货的斗争推向新高潮。在各界的推动下，九江商民一千余人举行集会，邀请天津国货维持会会长来浔登台演说，鼓励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与会者一致造成以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为自己的爱国行动，不日便纷纷制定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公约，如《九江绸缎、洋货、棉纱帮不进日货十条》、《九江转运公所不进日货条规>等。不少商店将已有的日式平顶草帽、高丽草帽、日式伞、杖、席等，凡日本制造的货物自动捣毁、撕烂、抛向街头任人踩踏。很多商店门前贴着“本店誓不进、不卖日货”、“本店日货已查存”等字条。
  又载：学生、商业两界成立“国货维持会”，参加日货检查队的青年学生们在码头工人、店员的支持下，每天轮流在各码头、货栈进行严格检查，凡来往轮船，必须经过学生检查许可，才能放行。
  1919年7月间，日货检查队查获了“涌新裕王金号”购买日本火柴五十七箱。经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日货检查队共同商议，决定于8月4日将货物运至今烟水亭广场址焚毁。再载：1919年8月20日，九江学联和国货维持会在城内延支山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将所查各色“洋货”如绒袜、粉笔、洋纱、洋针、红铜等堆积如山。集会先由广货（百货）公所董事傅幼泉说明各种日化来源、花色及牌号，再由学联会长李道培发表演说；警告商人注意，万勿重犯，然后在日货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观看者人山人海，鼓声如雷，火烬时，尚有未烧化之物，也尽数倒入长江中。《九江简史》(1991年版)同载。
  （四）莲花洞轿工联络处旧址
  据《九江史话》（1991年版）、《九江简史》61页载：为了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各行各业的爱国青年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行列之中。从1919年6月中旬起，九江莲花洞的年轻的轿工们不抬日本人上庐山和下庐山，切断日本人在浔庐两地的联络，限制他们的侵略活动。
  同时，各粮店纷纷对日本人实行粮食封锁，拒绝卖粮给日本人，侵略者大为惊恐，坐卧不安。庐山的日本人向日本驻九江领事馆的信中写道：“此间排日风潮，日加紧急，前日轿夫不抬吾上山，已感受非常困难，然而尚可勉力支持、兹彼等私议，将于日内停止售卖食米，行且与吾人以断粮之危，事关众生命”云云。河西信急忙写信给浔阳尹，威胁他派兵保护日本侨民。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地方当局派军警查禁排日行动，暗中运粮供应日本人，使日本侵略者在庐山得以偷生。
  庐山莲花洞轿工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五）九江党团组织活动旧址：太古洋行
  1925年1月，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在九江建党的决定。
  在九江建党任务地落在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赵醒侬的肩上。
  早在1923年10月，赵醒侬在上海参加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返回江西，在九江下了船，找到他1923年2月亲手发展的团员周一尘（九江太古洋行职员），毛易虚、许若兰，他们成为九江第一批团员，赵醒侬来后在九江组建第一个团支部，以太古洋行九江分公司为主要活动地点。并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工作。
  1924年4月赵醒侬等把重点放在铁路、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团员，在南伟烈读书的饶漱石在这时入团的，6月先后成立了青年团九江地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
  赵醒侬对九江团员经过长期考察，发现温眷恤（江声日报编辑、记者）、帅鼓侬（九江吴楚建筑公司职员）、严燕僧（九江铁路工人）三人在领导九江工潮和声援上海工运斗争中表现突出，于1925年7月帮助他们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九江党小组，即南昌支部领导下的第二个小组，组长温眷恤。1926年，南昌支部升为江西地委，九江党小组也升为特支，书记帅鼓侬。
  （六）中共九江地委旧址：赵家花园
  《九江红色记忆》（2008年版）26页记载：1926年8月，江西成为北伐战争的主战场，九江处于中路北伐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指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特支书记，以加强九江工作，支援北伐战争。同年11月经中央批准，九江特支升为九江地委，曾延生任地委书记，机关驻市区赵家花园，直属中央领导。
  1927年1月，江西地委改为江西区委之后，属区委领导，曾延生兼任区委委员、区工委书记。他的三弟曾炳生在家乡入党后也从吉安被党组织派到九江，担任九江书店经理。
  北伐军到九江后，把九江工人严格地组织武装起来。先后成立九江总工会、九江铁路、九江码头等5个行业的总工会，30个基层工会，组建2000余人的九江工人纠察队及各基层工会的纠察分队，并由林伯渠的驻浔第六军政治部拨给工人纠察队部分枪支，进行军事训练。把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主办的《江声日报》改为《国民新闻》报，旗帜鲜明地大造革命舆论，鼓舞九江人民革命斗志。
  “文武”结合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对国民党右派。
  1927年4月，曾延生调任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接任九江地委书记（5月根据五大精神，地委改称市委）。
  7月下旬，汪精卫公开“分共”的消息传到九江后，袁玉冰领导九江人民开展反对宁、汉合流，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斗争，连续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戳穿汪精_卫之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他还约请国民党中央执委、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共产党员高语罕在《国民新闻》上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九江县党史资料》78-79页载：从1925年7月至1926年7月，中共中央南昌特支分别组建永修特支、德安支部干事会、武宁县支部、梅友支部、都昌、修水支部。中央特支、中共九江地委于1926年8月至1927年6月先后组建湖口、星子、彭泽等县党支部。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赣北各县党组织进人大发展时期。都昌、永修、德安等支部扩大为县委。
  1927年6月，中共九江地委改为市委，下辖星子、彭泽、湖口、修水等县。
  参考《九江简史》(1991年版)69-70页。
  （七）江西省立三中旧址
  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4年省教育司收归省办，经费由省直接拨给，校名则改为“江西省立第三中学”。
  省立三中原为“九江文庙”，位于今丁官路朝阳小学（浔阳区外国语小学）及北门至新华书店朝阳路和今新华书店全部地基，共四千平方米。
  1917年8月22日、1918年7月4日、1919年7月底、1927年7月23日，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4次来九江，亲手点播革命火种，在九江历史上留下光辉足迹。
  恽代英“五四”运动以前与省立三中学生严运生、王子平、程继贤建立了联系，在学生中传播新文化思想。1919年夏秋数次来九江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王子平、严运生、郑芳等许多进步青年在恽代英领导下，发起组织“九江人社”，并在第一国民小学（今柴桑小学）附设一个新文化书报贩卖部，销售《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宣传革命倾向，从事新文化运动。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传到九江，省立三中和省立第六师范（后并入省立三中）学生积极响应。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深入到工厂、市民中间宣传“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真相，并于5月22日召开全体国民大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1926年孙中山病逝，九江青年、学生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九江各界人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后积极配合北伐军入城，据桂家鸿在《九江县党史资料》“大革命时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说：“九江党的组织和活动在1926年5、6月间较活跃，当时团的活动还活跃些。那时党团组织和活动在学校多，主要是六师、庐山中学，以六师为中心，两个学校共联合党的支部，学校各成立了一个小组，当时支部领导人有向昔先、陈冰、欧阳昆等人。
  （八）九江庐山中学旧址
  据《九江指南》（1936年版）载，民国九年（1920年）九江县沙河藉人氏曹了吉在六角石丁家场今柴桑小学东北侧的山坡上创办“九江唸佛林”。当时九江商业繁荣，集聚众多求佛保发财的富商及家眷每逢初一、十五佛事，集聚敬香拜佛千人之多。九江富商为子孙发达，香火不断，在呛佛林北端开办一所“九江商科私立中学”，也有称“庐山中学”、“匡庐中学”。
  这所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中学在交通发达的九江接受先进文化影响较快。
  《九江县党史资料》50页记载。1926年5月、6月党团组织和活动在学校多，主要以六师为中心，两校共一个联合支部，各校有一个党小组，进步思想不断在这所学校传播。
  在大革命时期九江农民运动创始人之一九江县党部常委戴振球是这所学校1923年毕业的，九江农民运动创始人之一、农民协会主席吴九恩是这所学校1925年毕业的。
  据《九江县党史资料》 （1989年版）88页载：在1925年的“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的运动中许多曾在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同文中学）读书的学生纷纷退出教会办的洋学堂，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这所学校，紧密配合这一运动，接纳大批从教会洋学堂退出的爱国学生。
  1927年7月“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正值学校放暑假。地方党组织利用已有校舍安排接待贺龙第二十军第一营官兵安营扎寨。
  1927年8月9月5时半，反动势力反扑。戴振球、吴久思被九江戒严司令部金汉鼎在九江大校场同26位共产党员和左派革命战士集体枪杀。《九江县党史资料》95页。1928年，日军侵略九江前夕，炮击九江城，将这所学校炸为平地，今无存。
  （九）九江总工会旧址：西园巷口
  《九江县党史资料》75页记载：九江党的建立，始于“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7月．成立了温眷恤负责的中共九江党小组。帅鼓农、严燕僧、许鸿共四名党员。
  1926年11月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12月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第一位地委书记曾延生、秘书兼组织部长陈冰、宣传部长温眷恤，工会部长彭江兼总工会委员长。
  《九江文史资料》第二辑70页记载：“随着革命形势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唐海松被推荐为栈业工会委员长，九江的北伐军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已投靠国民右派，他住在大东旅社（今三马路和一支路口，天鹅饭店址，当时是九江豪华饭店之一）。一天他的副官无故打死旅社工友叶生茂。金汉鼎置之不理，群情激愤，唐海松和十几位工会委员闻讯赶到现场，只见叶生茂尸首停在地板上，血肉模糊。叶生茂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几个孩子跪在尸体旁抽泣。九江各界民众同仇敌忾，要求惩办凶手。
  唐带领几十名栈业工人来到西园巷口九江总工会告急，总工会主席闻讯后，急忙赶到市党部请示，并呼吁各界声援。经磋商由唐代表全体栈业工人与金汉鼎谈判。如金汉鼎不答应条件或将唐扣留，就发动全市工人罢工、罢市。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三马路和一支路集合成千上万工人和学生向金汉鼎请愿，唐和十几位工会委员，穿工人纠察队队服、穿过人群直登大东旅社四楼，闯进金汉鼎办公室，经过反复交涉，迫于众怒，金汉鼎答应立即禁闭副官，按敌前阵亡团长的标准给死者家属抚恤费大洋六百元。大东旅社老板表示愿承担安葬费大洋一百。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友们深刻地认识到，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胜利。
  《九江县党史资料》83页记载：1927年1月，市总工会正式成立，委员长彭江。随即码头总工会、职业总工会、产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店员总工会及下属各单位、各行业基层工会相继正式公开成立。《九江史话》载：到1926年底九江建立了30多个工会基层组织，会员达3万余人。
  在建立各级工会的同时，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队员发展到2000余人，成立了纠察大队，大队长何庭瑞（北方人，九江太古趸船工人。）各基层分别为分队、小队或小组。
  各级工会的建立，成为党领导各阶层人民进行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
  《九江县党史资料》（1989年版）54页记载：黄璞清在《我的回忆》写道：1927年九江市、县的革命活动都是林修杰领导的。彭江是九江总工会主席。林修杰是客家人，曾留学欧洲，受党的派遣来九江，他有胆量和才能。派我到九江码头工会党支部任宣传委员、工会秘书。后又派我到久兴纱厂（今国棉一厂）支部任宣传委员、工会秘书，当时党组织都是工农份子任书记、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任秘书。久兴纱厂支部书记是上海人，是纱厂技术工人。我主要做宣传，起草文件，油印材料，书写标语，与工人积极分子上街贴标语，游行时我带领工人呼口号。
  （十）九江县农民协会旧址：柴桑小学
  《九江县党史资料》（1989年版）89页记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1926年7月誓师北伐，湘、鄂、赣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同年秋，即有吴久恩、易怀山、戴振球、丁巨轩、张贤思、汪仲屏等同志奉组织派遣利用暑假回乡机会，以会学友为名，在港口、江北一带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团组织、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同年冬，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后，港口、黄老门等地农民首先公开建立区、乡农民协会，高举农民协会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合，向封建反动派示威。
  《九江县党史资料》52页记载：1927年阴历正月初在九江市党部机关（原塔公祠，今柴桑小学）礼堂召开农民协会代表会议。会上打退了右派的进攻。通过选举结果，农民协会委员是吴九恩、易怀山、戴振球、张贤思、张贤庆、汪仲屏、丁巨轩、张伟儒、桂家鸿，后补周一樵、王若渊（右派成员）。主席：吴九恩，从此，九江县农民协会就正式成立了。
  《九江县党史资料》82页、83页载：县农协主席吴久思，黄梅分路口港西村人，1901年生，1925年在九江商校读书，九江农运创始人之一。县党部常委戴振球，黄梅分路口戴家坝人，1902年生，九江商科中学毕业，九江农运创始人之一。
  各级农民协会，把贫雇中农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阶级可靠同盟军。
  《九江县党史资料》90页载：九江县农民协会作出：“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的决议。会后，黄老门、港口、新塘、江洲等地区、乡农民迅速掀起反剥削反压迫高潮，向地主豪绅开展说理斗争。由于农会势力大，斗争大都是得到胜利。在港口、新塘等区、乡还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要地主给农民增加工资，减少佃农租役，对顽固势力，分别罪恶大小，给予游乡、罚款等处分。罪大恶极的，如港口大土豪谢松庭则给予当众镇压。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市开发区中学）
  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