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一）桑落完小忆旧
  江西省九江县桑落乡（现江洲镇）完全小学是我1951-1953年读书的母校。从小学毕业至今已经过去了55年。这期间，我走遍了祖国各地，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使我难以忘怀的仍然是童年的生活和情感。我深深怀念我的母校，怀念谆谆教导我们的老师，怀念同窗好友。在这所学校里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桑落完小建于1950年9月1日，座落在九区九号乡（今江洲镇九号村）。它最初办在一个道院里（注1），到1952年春，因学生增多，教室不够用，即与区政府的房子作了调换。此处原本是地主的住所（注2），房屋约有400平方米，前后空场约1200平方米。桑落完小迁来后，教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从此，这里书声琅琅，几十个农家子弟，背着书包，朝进暮出。
  1、雄厚的师资
  当年的桑落完小，英贤荟萃，人才济济。例如，校长李继白，南昌八一革命大学第二期毕业；教导主任饶习印，中正大学肄业；自然老师黄学珍，九江同文高中毕业；语文、音乐老师尹宝珠，九江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地理老师万里河，高中毕业；算术老师熊骏，九江高级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无论水平，还是人品，堪称优秀。这雄厚的教师阵容使后来的学生们歆羡叹慕！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师们所传授的课文和习题已逐渐淡忘，但总能回想起课堂上的意境和老师讲课的风格，譬如：有的讲课，逻辑清晰，简洁明快；有的讲课，内容丰富，细腻生动；有的讲课，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有的讲课，风趣幽默，扣人心弦；有的讲课，深入浅出，雅俗兼备……这些老师的风采在台前，攻夫在课外，背后是深远的底蕴。这底蕴就是他们知识深厚，爱岗敬业，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当时，老师们工作热情很高，白天教学工作排得满满的，晚上还要去夜校教文化、教唱歌，虽风雨也不间断。例如，九号国营农场就是尹宝珠老师的“夜教学点”，她常去那里教职工唱歌，主要教唱《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江西是个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农场在桑落完小后面，离学校约2华里。尹老师每次去，都要我陪同。一来给她作伴，二来为她做帮手——她教唱哪首歌，我就在黑板上抄写哪首歌。其他老师也都有“夜教学点”。
  2、良好的校风
  在桑落完小读书期间，我深深感到校风校纪非常好，不仅有着良好的教学秩序，而且管理严格。放学时，学生要列队回家，除了按所住地段设路长，负责维持途中秩序，还有值日老师护送。若有学生旷课，班主任会随时家访，并及时向校领导报告。学生课问活动也丰富多彩，有唱歌、跳舞、踢毽子、讲故事、捉迷藏等等。低、中年级学生课间活动，都有老师自始至终陪着。住读生用餐，由值日老师吹哨，叫开饭时，才拿筷子吃饭。
  每逢“六一”儿童节都要举办纪念活动——开展演讲比赛和田径比赛。演讲比赛的那一天，全校同学排着队，唱着嘹亮的歌曲，浩浩荡荡开进会场列队等候，然后一个班一个班列队进入，依次坐下，欢声笑语充满了会场每个角落。我有幸参加过两次登台演讲，一次是作为全区18所小学（注3）的选手，一次是作为全县小教系统选手。这两次演讲比赛，我都获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黄振扬同学参加赛跑和拔河比赛，也得过奖。
  良好的校风还表现在学校与地方的关系上——经常配合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或与地方合作组织文艺演出活动。1952年春节，学校就带着一些师生和地方上的青年文娱爱好者，下到各乡演戏，如《卖身还债》、《游击队》、《打猪草》等。尹宝珠老师做导演，李继白校长、张万惠老师（时任洲头小学校长）和区干部刘克奎、罗由兴，还有我和高品润同学，都参加了演出。我在这三个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小孩。由于师生团结合作，学校和地方配合默契，演出任务都顺利完成，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3、可敬的校长
  桑落完小首任校长李继白，执掌该校八年之久，办学一丝不苟，默默地奉献于教育事业。比如，建校初期，为了选调一个德才兼备的教师，他不辞辛苦地做调查研究，要是被看中了，他就千方百计的要到手，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对梅时华、我、张万质同学等几个“尖子生”，关爱有加，不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寄托着校长对学生的巨大关怀。我们无不欣喜。1956年暑假，一些将要升高小的学生需要补习功课，可本校老师都放假了。怎么办？李校长毅然邀请已上中学的几位校友担任这一任务，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让我辅导几位四年级学生的算术，当了一星期的“小老师”。有一次，我站在讲台上正给同学们算题时，李校长突然走进教室，来听我讲课了。他的来意非常清楚——看我讲的怎么样，以便给予指导，可见他对学生的责任心之重。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勤奋地耕耘于教坛的难得之才，在1957年竟没有逃过那一劫，真令人痛惜。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本是降职降薪留校使用，因个人性格悍直，不甘受屈，便自请离职，回到他的老家新港李家湾，教民校去了。
  李继白校长是学生印象中的“严师”。他的“严”是对学习和纪律严格要求，学生们却不因他的“严”而失去对他的亲近感。我同他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使我亲而敬之。远的不说，就以最近的一件事为例吧：我接受《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胡荣彬先生约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后，自然想到了李校长，请他帮助提供桑落完小的资料。为便于他回忆，我在写给他的信中提出了12个问题供参考。信于2月8日发出，十几天之后，便收到他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一股热流蓦地涌上我的心头。他用小学生作业本给我写了密密麻麻3页纸，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教育的钟情和对学生的爱。这位已年过八旬的老校长在信中说：“我近年来，双手有些颤抖，写字不听使唤。”在这种情况下，他竟如此慎重其事，我怎能不为之感动。
  4、难忘的老师
  随着几十度冬去春来的更替，小学时代的许多老师渐渐从记忆中淡漠，唯有尹宝珠老师的音容笑貌令我终生难忘。她的人格和情怀，她的教学风范，她的能歌善舞和她火辣辣的急脾气性格，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印象最深的，便是帮我解决住宿的事了。1952年5月，桑落完小推荐我参加九江县小学生“六一”演讲比赛。比赛将在县大礼堂举行，有复赛、有决赛，需要住在九江城里。那时我家很穷，我哪有钱住旅馆呢。尹老师看出了我的难处，就把我带到九江市区，安排在她的家里吃住。老师的关爱让我暖在心头，我的眼泪悄悄的滑了下来……这一份美好的师生情我始终珍藏在心里，会记住一辈子。
  令我难忘的还有作文中发生的一件事。尹老师教我们的语文，我们写的作文她常常会做一些批改，使我们受益匪浅。有一次，我写完她布置的一篇作文后，在上面写了这样一句不知轻重的话：“请老师不要改得肉麻了”。肉麻，是江洲农村常说的一句土话，即乱七八糟的意思。作为学生怎么能这样要求老师呢！我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尹老师当然不会放过。上语文课时，她一点没客气，先冷冷看了我一眼，然后叫我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当时她是怎么讲的，一句也记不清了，但给我的教育却刻骨铭心，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她那慈爱又严厉的眼睛仿佛总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我。
  2007年清明节，我回九江老家拜祭先人。完事后，想去看望很多年未见的尹老师。一打听，我已经于1999年7月3日因病仙逝了。天哪！我心里不禁冷战一串。尹老师走了，岂是说一声怀念、道一句感谢，能表达出内心的情愫呢？老师，如今您正在天国俯视着我们吗？您可看到那个当年惹你生气的顽童，正低着已花白的头洒泪挥笔呢。
  5、有志的同学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黄松木同学的面容和志气总是让我抹不掉。他13岁时才上学，在班里的岁数最大，且终日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大褂，看上去像是个“小老头”。他能言善辩，快言快语，说话时如行云流水，我们当面叫他“黄丫头”。他学习很刻苦，理解能力也相当强，上完四年级后，跳了一级，直接升入六年级。他不止一次地跟同学们说过：“我还要上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有志者事竟成。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1963年，他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江洲中学当老师，后来担任该校教导主任，直到退休。
  记不起是哪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江洲探亲时，同阔别20多年的黄松木见面了。他的脸上已出现皱纹，但是眸子里闪出兴奋的目光。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事业有成，感到十分高兴。我俩促膝交谈，聊得很尽兴，真是：少小分别老大聚，陌路相见不相识；欢声笑语话童趣，少年情谊万世存。说起这次见面，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我们是在我表姐李玉梅家里见的面，她家在洲头，黄松木住在蔡洲，两家相距20多华里，那天天又不作美，下了雨。可黄松木为了同我见面，居然打着雨伞、穿着雨靴，下午从蔡洲走到洲头；因他次日有急事要办，吃完晚饭后，又从洲头走回蔡洲。这次相聚，不仅增进了学友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从中感受到久别重逢的快乐。
  6、悠久的桑落
  桑落完小这个校名来自桑落乡。桑落乡是清末、民国直到解放前夕张家洲的乡名。张家洲是块冲积平原，位于长江中问，是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地区，隶属江西省九江县。解放前，此地就有桑落小学，办在九号与六号分界处的一个庙里，叫“四王案”。1950年9月1日成立完小时，故沿袭旧校名。1955至1956年间，九区改称江洲区（注4），为便于对外联系的认同，符合行政区称号，将校名改为江洲完小。1960年又转为江洲中学（只有初中），并迁校到原九号国营农场所在地。旧校址于1961年拆除，即现在的是江洲镇人民政府。
  桑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晚唐诗人胡玢以《桑落》为题的地质科学诗云：“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涨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据此，桑落洲晚唐前就已出现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桑落的来历，民间还有个传说：元末明初间，陈友谅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时，朱兵败落魄，曾足涉这个冲积平原小洲，当时天气很冷，朱曾被重重桑树落叶覆盖全体，既躲过陈兵搜捕，同时保暖身体而幸免于死，后封此洲为桑落洲。是否如此，未及查考，仅述之。
  7、如娘的舅母
  文章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可是，回忆小学生涯，我不能不说到我的大舅母。因为我能顺利地完成小学学业，离不开她的关爱和付出。
  桑落完小离我家有10多里地，大舅母家离学校只里把路。小时候我的家境较差，要是在学校寄宿，交不起伙食费，父母亲只好让我背上粮食住到大舅母家。大舅母名叫潘三女，她没有文化，在学习上无法给我什么帮助，只能在生活上悉心照顾我。除了为我浆衣洗裳，还千方百计让我吃饱、吃好。那时，外婆和大舅已去世，大舅母带着两个女儿同外公、小舅、小舅母一起过，当家的是外公。外公很威严，我有点怕他，每当吃饭时，不敢到桌上多夹菜。于是，大舅母就在厨房里把菜偷偷的放在我碗里，上面用饭盖着。这样，碗里的菜、桌上的菜我都能吃到。多好的大舅母呀！“待我如同亲儿子一样。”那时我默默许愿，等长大挣钱，一定好好孝敬大舅母。谁料到，1960年9月，她却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闭上了双眼，驾鹤西归了，终年46岁。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二年级。我悲痛不已！常常在叹息时，不禁呆想：大舅母怎么也不等我参加工作就离我而去？您的大恩大德外甥儿还没来得及报答呢。如今，我已60有7。纵然年轮暗转，对大舅母感激之情，铭肌镂骨，不敢一日有忘。
  岁月是无尽的长河，这道滚滚流淌的长河能够沉积在我记忆中的，无疑是岁月里的金子。是呀，我就是在这金子般的岁月里，长高了身体，增长了知识，学到了如何做人。每当想起小学学习生活，美好的心情顿时会摇曳起来。
  注：(1)桑落完小早期校址在九号乡西边的前三教道院，该道院为九号乡地主史美育修建。
  (2)九区区政府所在地原是九号乡恶霸地主王国为、王国瑞的住所。
  (3)当时全区共有18所小学。其中完小1所，乡小各乡1所（洲头乡、蔡洲乡各2所）；公立学校8所，民校10所。
  (4)九区原辖5个乡——洲头、九号、六号、官厂、蔡洲，改为江洲区时将5个乡并为2个乡——九号、官厂。
  （二）师恩难忘
  1953年，也就是我13岁时，考上了九江一中，我的中学时代便从此开始。一晃，中学时代就成遥远过去，但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仍记忆犹新。
  我能念完初中，徐达贤老师起了关键作用。
  我家境比较贫困。在我将要升人初中二年级时，即1954年夏天，长江洪水泛滥，我的家乡——江洲遭受灭顶之灾，颗粒无收，家里供不起我念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虽“望子成龙”，却力不从心，便萌生了让我辍学的念头。为此，他跑到学校找我的班主任徐达贤老师。徐老师听完家父一番诉苦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孩子品学兼优，将来会有出息，要是中止学业太可惜，家里有困难可申请助学金，还是继续上学为好。”徐老师的劝说和开导，打动了父亲。他想：既然先生有这番好意，何不听从呢，再说江洲仅有三个孩子考上一中，多不容易，就是砸锅卖铁也得送孩子读书。承蒙徐老师和学校的关爱，我享受了丙等助学金。就这样念完了初中。此后，又升入高中，继而大学，由大学踏人社会，工作在北京。父亲经常说，你能有今天，多亏了徐老师，不论啥时候，都不能忘这个大恩。徐达贤老师是教历史的，观看北京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乃他多年夙愿。1975年春节，我探亲回家时，顺便把他接来北京并陪同参观这两个地方。老人家如愿以偿，兴奋不已，返回九江后，还专程赴江洲看望我父亲。两位老人促膝相谈，互相致谢。第二年，得悉徐老师仙逝，我真是百感交集，悲痛万分。
  张肇杞老师的一句话，确定了我一生的职业
  高中毕业时，期末考试结束。这期间，同学们早就在酝酿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呢，比较喜欢历史，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智慧，照出愚昧，是经验和教训的宝库，温故知新的导师，很想报考历史系；我也喜欢哲学，这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历来被看作最高意义上的“智慧之学”，又想步人哲学的殿堂。在这个人生的重要关头到底该如何抉择？此时，教导主任张肇杞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辅导志愿。他先问：“你打算报什么专业？”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报考新闻系吧，做新闻工作你比较合适！”当时，尽管我感到有点意外，但并没有丝毫犹疑。我回答说：“好吧，就听老师的！”因为张老师在讲那句话时眼里泛出自信的神韵，我完全相信这位师长的指点。1959年8月，当他得知我接到江西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时，脸上荡漾着满意的微笑；我对他也倍添崇敬之情。这一页通知书说明，老师对学生是多么的负责，又是多么的厚爱！大学毕业后，我即走上新闻工作岗位，起先在《大公报》做编辑，后被选调到新华社当记者，从1983年开始，历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北京分社社长，并获高级记者职称。如果当年我报考别的专业，比如历史系，今天的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为张肇杞老师的辅导高呼万岁，并一直在想，倘苦见到了张老师，一定要向他三鞠躬。令人遗憾的是，张老师已走，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在高中入党，得益于朱向玉老师的帮助。
  高中生入党，在50年代来说，恐怕是凤毛麟角。可九江一中就有高二、高三学生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被批准“火线入党”的就更多一点。那年上半年，朱向玉老师正在南昌进修。这位校团总支书记、我们班政治课老师回到学校后，看到我不在新发展的党员之列，便推心置腹地跟我谈了一次话。她说：“以前我离开学校回来．人家都夸你，说你表现不错，这次却听说你表现一般。你应该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入党。”朱老师一直比较器重我，不知给我多少动力。她看到我成绩优良，通过做团干部，工作能力、组织能力提高了，在学生中发挥了较好作用，为了使我更快地进步，又不失时机地鼓励我靠扰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经过党团组织的教育和朱老师的帮助，在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末，1958年11月9日我加入了党组织，朱向玉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跨进党的大门，对我以后思想进步、政治成熟起到很好的作用。转眼44年过去了，朱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言，犹闻在耳。如果时光还可倒转，如果人生可以重复，我还想再次经历那真诚、坦率的批评和帮助。我离开母校后，很想去看望朱老师，可至今未能如愿。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的一句话：“老师的影响是永远的。”我常想，一生能遇几位好老师乃人生一大幸事，我就是这样一个幸福之人。换言之，在九江一中，幸运之神对我极是垂青。如今虽然我人之将老，但岁月的流逝并不能从我的脑海里抹去师生情。
  （三）怀念母亲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是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母亲哺育了我们兄妹二人。她生下我后，没有奶水。不知什么人说了一个土方子——吃蚯蚓能发奶。母亲真的吃了。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吃下去的，究竟吃了多少；至今我也不清楚，吃后她有何反映，奶水是否有了。可想而知，母亲吃的是“苦头”，为了儿子才心甘情愿的。从这件事情上，我更加体会到“母亲”二字的分量。母亲，意味着奉献；母亲，肩负着神圣的责任。母亲的养育之恩，是报答不尽的。
  母亲爱我，却不宠我。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夏秋之际的中午，母亲扛起锄头要下地干活，我却非要跟她去地里玩。母亲坚决不依，咆哮着大声呵斥：“地离家许远，要是你玩不了多久，哪个带你回家呀！”说着扭头就走了。可我还是紧跟在后面追赶。母亲随即转过身来，用锄头棍追着打我。当追到约有一人多深的水塘边时，我故意把脚上的一双新布鞋脱下来扔进水里。心想：你不让我去，我就让你白做这双鞋。懂事后，一想起此事，深感愧对母亲的关爱了。
  天下的母亲莫不因为给予而快乐。我小的时候，常常“寅支卯粮”。为了让我能上学读书，母亲和父亲一起，愈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从不顾及自己。农忙时，风餐露宿，早出晚归；冬闲时，穿针引线，缝缝补补。一年到头没有歇气的时候。尤其可贵的是，母亲在劳累之余，还为我挑灯陪读，夜深无倦容。可以说，就是靠着父母这种勤俭的精神，我才能走进知识的殿堂。这种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总在照耀着我，燃烧着我，指引着我。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工作。我向双亲报告这一喜讯时，他们喜悦的神情立刻浮现在脸上。没想到，母亲突然冒出一句：“跑那么远做么事，就在公社干呗！”这话似乎有点滑稽可笑，但我明白母亲是舍不得让我远走，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虽然她并不清楚北京究竟有多远，但她晓得公社离家是很近的。更有意思的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后，母亲立马改口了：“我说归说，还不是由你！”声音是那么甜美，且满脸写着笑容，还带着几分孩子的纯真，真是“知子莫如母”。当我离家赴京那天，母亲叮嘱：“常写信回家！”她站在大门外目送我很远很远。
  1991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九江乡下移居城里，住妹妹家中。从此，老人隔一两年就到北京走一趟，住上几个月。她说：“在九江想儿，在北京又想女。”在这十几年期间，尽管我们兄妹及其他亲人都关爱老人，但是扪心自问：我除了做到生活上赡养外，对老人精神上的慰籍却不够。其实，儿女孝敬父母，不仅是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让其心情愉快，后者，往往容易被儿女有意无意的忽略。在这一点上，我确有愧疚之感。
  去年11月底，母亲病危中得知我们把她送回了老家江洲时，那暗淡的眼神突然爆出火星，翕动着嘴唇说：“我好高兴！”“我好满意！”这两句话只有我和妹妹理解——叶落归根是她的心愿，在她看来死也是一种安详的归宿。母亲享年83岁，有70年是在江洲度过的。此时此刻回到本乡本土，回到13年前她和父亲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老人自然心满意足。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妹妹一直尽孝身旁。12月8日夜里，她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永远失去了服侍她吃一顿饭、喝一杯水、服一粒药的机会。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专程从北京赶回九江，到母亲长眠的墓地祭拜，以寄托思念之情。
  （四）父亲的“遗产”
  父亲已离开我们18年了。18年的时间可以冲淡很多东西，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依旧时时浮现，如在眼前。
  我从小就特别佩服父亲，他精明能干，很会为人做事。父亲头上有3位老人——生父、生母、过继母。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相继离世。那时，父亲的两个同胞兄弟，一个在别人家打长工，只能自己搞到一碗饭吃；一个在部队当兵，也无法顾家。父亲以长子之肩担当起一家人的生活。3位老人的后事也全由父亲一人承担。他按照老家风俗，把老人都顺顺当当地送上了祖坟山。丧事办的有条有理，里里外外都应酬到了。不仅如此，四公公的丧事也是父亲帮助操办的。四公公与我公公同胞，家里很穷。他去世后，两个儿子没有经济能力为他办丧事。怎么办？父亲就同我大堂兄一起，鼎力相助——借钱、筹粮、买棺材、办酒水，连灵牌都是赊购的，总算按时把老人埋葬了。
  父亲是个农民，目不识丁，却对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他把这种追求倾注在我和妹妹身上。那时，我们家生活贫困。可是，父亲不怕困难，和母亲一道，省吃俭用，下决心送子女读书。妹妹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因她自己不愿继续学习，便中途停止上学，在家务农；而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并成了江洲公社里第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人。好不容易一切都有了转机，可以报答父亲的厚恩时，老人家却偏偏离我而去了。回想起来，不禁泪眼婆娑。
  对一母同胞的两个弟弟及侄辈的关怀，父亲也无微不至。起初，他带着两个弟弟驾船——在长江上给人运送货物，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们拉扯大。后来，他又千方百计为两个弟弟说亲，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各立门户。由于大弟生来憨厚，生活又很困难，父亲对他的子女格外关照，总是在他们身前身后嘘寒问暖。侄子中有人生病了，他时刻惦记着；有人没事做了，他又替他着急；有人找不到对象，他都要替他张罗。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要操心。正如父亲所说：“看得侄子起就是看得兄弟起，看得兄弟起就是看得老子娘起。”父亲的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哲学和亲情观。
  生活中，父亲无论对亲戚还是朋友，总是以诚相待，乐于相助。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共同评价。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因此他一辈子过着节俭的生活。可是一旦别人有了困难，他总是二话不说，拿出自己家里仅有的去帮助人家。为此，母亲没少埋怨他，可是他总是说：“自己少吃一口也饿不死！”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的庄严与神圣。1949上6月，位于长江之中的张家洲（解放后改名为江洲）破坝，颗粒无收。灾民纷纷去江南——湖口县找活干。当时，父亲以驾船为生，船的载重量1吨多点。有些人坐船拿不起钱，父亲就开“绿灯”，允许他们赚到了钱再付还。类似这样为别人着想的事，父亲一生不知做了多少，难怪他的朋友很多，称他为“干爹”“亲爷”的一大堆，我都弄不清有多少个。常言道：“行春风，得夏雨，播爱者受爱。”由于父亲助人为乐，人家也处处给他方便。他办起事来常常是左右逢源。我的父亲是这般地为人处事，我看在眼里，便是对我最好的身教。
  父亲清瘦的身材，朴实的笑脸，睿智的眼神，响亮的声音，常在夜深入静时袭过我的心头。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尽管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却留下了比这些更珍贵的财富——为人处世的准则和习惯。其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它能带给我们深远悠长的裨益，值得代代继承和传扬。
  我的父亲张万华，生于1908年12月9日，逝于1990年2月4日。我和妹妹已约定，在父亲诞辰100周年那一天，将分别在北京和九江举家纪念，深切缅怀他老人家。
  [本文作者张选国，男，1940年出生，江西省九江县江洲镇前埂村人。曾就读于江洲桑落完小、九江市一中、江西大学新闻系。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高级记者、新华社监察局局长、九江县北京同乡会会长。著有《应该怎样写作》等书，发表大量新闻和理论作品。其传略曾载家乡九江县文史人员编著的《九江古今名人传》（1997年版），《柴桑群芳谱》（2003年版），《来自桃花源》(2007年版)等书。]
  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