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1990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先生百岁高寿在北京去世，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纽约侨界及学界同仁，曾在纽约孔子大厦举行过悼念会，是我在会上报告他的生平。
  说到他的生平，与“五四运动”有关。我与楚生（许德珩号楚生）世伯都是出生在江西省德化县（后改为九江县）仁贵乡，我们是真正的同乡，他出生在潭家畈沈家冲，我出生在谭家畈谭家竹林，我们的住处不过是几十步之遥。他是九江旧制中学（现在的九江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我的父亲谭干夫、伯父谭立中和他是同班同学，那时与他同班的同学还有周鼎、夏科久、罗大英、刘会安，以及九江的另一人物蒋笈（大川先生——做过江西教育厅长），楚生世伯是一位积极的人士，是他率领同学把旧制中学的校长徐季超赶走，继任的人是我的叔公谭侃——铁崖先生，做过江西省法务司长、法专校长，以廉洁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与楚生世伯通过信件，后来九江县政协胡荣彬保存了其信件。楚生世伯在九江旧制中学毕业后，便到北京大学，先读预科，后来又转到本科国文学门（即是系）。
  我的大伯（谭立中）在江西颇有文名，他与楚生世伯早年及大川先生曾在一起做过诗，彼此均有诗作，但楚生世伯的性情有时有些偏急，爱打抱不平，在北大的同学中以“大炮”而著称。同学中，有江西萍乡人张国焘，是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知道楚生世伯在北大时期的故事大半来自张先生，张先生叛党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先是在国民党所主持的训练班教中共党史，抗战胜利后，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做善后救济总署的署长，张国焘来江西担任分署署长。那是1945年的II月，我从重庆回江西，在南昌静候青年团分派工作，有一天，我和江西青年团书记李德廉一同到南昌青年会（分署所在地）去看张先生，我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不谈共产共义，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1949年，我落难香港，不久在《新生晚报》做编辑，时常到高罗士打酒店喝下午茶，有一天，张国焘和《香港时报》主笔雷啸岑走了过来，我便和他打起招呼来，从此我们就在香港隔两天便在一起喝茶。高罗士打酒店，香港人称之为鳄鱼潭，每天有两三百人在一起喝茶、聊天，彼此没有阶级之分，甚至没有贫富之分。但国民党时代的过气官僚、政客占多数。那时候，熊式辉、魏道明、左舜生、易君左，我们都常见面，不过他们住在北角聚元台，而我可怜得很，住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大约1950年春天，一个姓袁的南昌人在香港华人行开了一间银行，把熊式辉的金银珠宝和现金贰佰多万元，卷逃而去。该行营业主任是一位姓章的，是江西省党部主委章益修之侄，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谈的很详细。与我有亲谊的陈逸民（礼江，教育家，做过江西教育厅长）与熊式辉有旧，陈礼江和我都住荃湾，我住上元岭，他与程兆熊教授住下元岭，和我同房的是徐速，是《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后在香港红极一时，但徐速比我还小一岁，现在是海外大历史学家。余英时几乎每天来看我们，英时比徐速还小两岁，但我们都推崇英时的学问。这时在香港和我往来的教授很多，而陈逸民与我是世谊，这时(1949年)他的女儿陈安励在纽约联合国工作，而楚生也有信要逸民去北京，他常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一时期我们常谈许德珩，因为我与许家有一层一层的关系，比如说，许德珩的儿子建国，我做小孩子时（大约十岁），他在九江县三区洋油池做小学校长，我并且常和他共床睡在一起。我1987年第二次从美国回九江时，建国赶到石化（实华）宾馆来看我。九江曾有人说，陈礼江的教育厅长是许德珩让给他做的，我这个人有时也很多事，就曾经向熊式辉求证此事，熊说是有这回事，因为许曾与李协和先生有旧，他从法国回来，而陈逸民是从美国回来，并且学的是教育，因此楚生只有让贤。
  在九江新港陈家八房，我和陈礼江他们都很熟，很多人都知道楚生。他的四弟荆荪（德璋）在九江县府门口，与黄显新律师为比邻，我父亲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荆荪叔也常来我家打麻将。那时我们住在九江仓巷，许建国还没结婚，也常到我们家，当然大家亲戚之间都关心楚生世伯的各种情况。我暂且把琐事放在一边，只谈“五四”。
  “五四”的发生离不开北京大学，我个人对“五四”的历史也知道一点，但我觉得今日的学者和老百姓对“五四”仿佛有些误解，“五四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事件的发生是学生不满段祺瑞政府有出卖中华民族之嫌，学生一时冲动起来，就在马王庙北大大院开会，主张游行示威。领头的学生是易克嶷、段锡鹏、张国焘、许德珩等，开始有一千多人，发言最多的是张国焘、许德珩，但是以许讲话最积极，什么话都敢说，他“大炮”的别名就是在这时得来的。那时候学生之问还没有左右之分，比如段锡鹏，后来做监察史的杨亮功、北大著名的学者傅斯年，都是右翼的佼佼者，著名诗人易君左，曾写《火烧赵家楼》闻名于世，与楚生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成员等都是很卖力，于是风起云涌，学生示威响彻全国，9“五四”的烽火就此烧了起来。
  在表面上，北洋军阀就此罢手，把抓来的学生旋即释放回校，得力于北大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的呼吁、抗议，和广大知识界、学术界、甚至商界的对抗，但真正的秘密，段祺瑞决定罢手原因是段的最大顾忌，历史上从没有人报导，是吴佩俘这个怪物从中作祟。这是一则秘闻，说来也是奇遇，1960年，我已在纽约，我住在纽约第五大道74街，正面是中央公园，这一带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宇丹、及宋美龄、宋子文，几乎没有什么亚洲人居住。可是不久，我在公园散步时，看到一位老先生，坐在轮椅上，由一位老太太推着轮椅前行，这位老先生大约有8、90岁。前10来天，他没有理我，我也不理他，可是有一天，宇丹秘书长的车子把我放下在公园门口，我开始拿出一本书来看，推车的老太太走来用北方口语对我说，她的老爷要跟我谈谈，不谈则已，这位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五四”时期学生要打的对象——曹汝霖。由于好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向他问起“五四”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段合肥（祺瑞）并不在乎学生的行动，而在乎的是吴佩俘这个怪物，吴当时手握重兵，不象其他的军阀，吴对学生的行动从不表态，段合肥派人去跟吴谈，吴摇其头，言下之意，吴很同情学生，段祺瑞就只有释放学生。
  综合楚生世伯的一生，固然是他有一副与人不同的闯劲，有演说的天才。他早期在上海时，曾与张国焘见过孙中山先生，他比张国焘讲的话更多，好象孙先生也很欣赏他的观点。在北大念书时候，对他帮助最大的，并不是蔡孑民先生，而是九江人徐宝璜教授（中国新闻学创始人）。他的堂弟宝宏，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叔叔子宜先生，一个很有名气的名士派，两边翘起来的胡子，为人也很豪爽。宝璜是美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元年他与陈和铣一同考上官费留洋，这是李烈钧当年做江西督军时对江西人的好处。宝璜从美国回国后，便做北京大学秘书长，深得孑民先生的信任，宝璜在各方面对楚生世伯的帮助很多。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楚生很信任，在“五囚”的前一天，蔡校长曾授意他与各校学生联络，于是第二天才有3000多学生的示威运动，“五四运动”的大学潮，便从此响彻云霄，吹遍全中国。
  二00八年十月
  （本文作者系美国纽约《东方时报》社社长，美国东西方关系协会主席，九江市政府高级顾问，江西九江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为涌泉洞维修出资1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