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编者说明：本文与多种文史书籍所载近代九江县籍学者桂念祖传略的内容和文风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桂伯华先生(1869-1915)，讳由葆，字念祖，号伯华，后以字行，江西九江人。少聪颖倜傥，有大志，读书终日不倦，焚膏继晷，穷年记事，必提其要，纂言必勾其元，故能广肆群言，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无不登峰造极。然於人世之饮食男女，则漠然不顾，故至中岁尚孑然一身而已。人庠后，肄业濂溪、白鹿、友教各书院，每有试课，皆列前茅。光绪丁酉（1897年）科乡试中副举人（俗称副榜或副贡），一时与之同年者，莫不日：刘黄下第，我辈愧死多矣，如刘幼云（刘廷琛）先生尤为之抱屈。时清廷以科举羁糜士人，一般思想颇为束缚，故人民对於国家社会皆习焉不察，语焉不详，不识不知。先生独能出类拔萃，极力主张改良政治，兴教育，办实业，练新军，以期与世界各国共趋大同。是时人民思想锢蔽，知识阶级尤为特甚，故闻先生之议论者，咸目为新党，呼为疯狂，此戊戌变政，所以视先生为康党，实则先生并不保皇，宜其为蜀犬之吠日也。甲辰（1904年），闽人沈公爱范为江西藩司，奇赏先生之才，特延之为西席，而以其公子辈受业焉，每有文章著作，沈公必朗诵吟哦，拍案叫绝，每谓先生非百里才，特欲擢之宦途，以展其抱负，先生性恬谈，於名利二字尤不屑於齿及，故乘机请於沈公，愿得官费出洋留学，沈公慨然应允。丙午（1906年）先生以官费派入日本，并迎太夫人，挈其弟妹同行。抵东京学习日语，后即入佛教大学习密宗特欲修大圆觉，而证般若波罗密矣。自是悉心殚虑於佛经，其於金刚、楞严、经（咒）、诸经，尤为精湛。光绪末季，其太夫人於日本逝世，先生敬礼慎终，然不如世俗之哭泣，盖先生以浮，生若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太夫人托往生净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何以悲为此其特殊过人之点如此。宣统辛亥（1911年），刘幼云先生监督京师大学，特於北京市立图书馆电聘先生主持编纂事宜，先生亦惠然肯来，并劝刘公学佛，刘公讲宋学，当然闻是言如凿枘，不相人也。适刘公请先生题古画一帧，画为一石，先生以与刘公见解不同，不欲担任京师图书馆事宜，遂慨然返东，囚於黄海舟中题其画以报命，诗云：“老子犹龙否，波公说鬼来，子其非石卷，吾信有轮回；海水茫茫绿，烟云漫开，相期复回首，相望已天涯。”此其欲渡己、度人之心已溢於言表也。民二癸丑（1913年），袁氏执政，梁任公保举人才，以先生为巨擘，袁氏任先生为参政院参政，时先生居日本东京，与我辈相往还，过从极密，一日来余寓，出电相示，予曰公有意出山乎，先生日，非其时非其人予权之熟矣，越日依予友程展平之原韵，和诗一律，柬梁任公，亦足见其胸襟之光明磊落也，诗云：“小草数茎争自喜，长松百尺未云高。至虚怀抱心如谷，大辩才须舌捲涛，挽果及今勤扫叶，种因从古互投桃，君看宿世如来事，曾并牟尼称二豪。”其抱道自重有足多者，先生居东年久，日课除研究经典念佛，惟以吟咏示志，一日，咏促织云：“百忙无暇听、负汝激宵吟，未异风人旨，翻同懒妇心，茫茫根境识，庆扰去来今，且欲修真观，相持古砌阴。”先生亦善词令，有调寄回文一段云：“残烛画楼寒，寒楼画竹残，许时同密语，语密同时许，才尽费疑猜，猜疑费尽才。”观此可知先生坎坷不遇矣。先生有弟名元度，讳由媛，字穆仲，前清举人，亦工诗文，酷嗜佛学，晚年有心疾，往往持履跣足走於城市，卒以抑郁而丧。先生亦以专心佛学，不善摄生，遂於民国三年（1914年）卒日本东京，证菩提果。民国四年（1915年）由其妹圆成迎其榇归於本邑德化东乡谢家垅，土名钦天山祖坟山之北。先生昆玉二人皆以孝廉而不遇，皆以信佛而未婚，桂氏之烟未祀，遂为殄天之报！施善人者果如是耶？呜呼痛矣！然在先生观自在菩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倘亦无所介於怀乎。兹值桂氏重修家乘，其族人侠群先生索传于予，予不文，且百忙不暇，因拉杂为之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不过传其万一耳。书至此，秋风凛冽，秋意萧条，风声凄凄，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东瀛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先生墓已宿草矣，呜呼痛矣！又自悲矣，是为传。
  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士、前参议院参事、后学肖仁昺 拜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岁次癸酉孟冬月
  《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一书的反响
  鲁正葳
  一、本书出版后得到学院派和新闻界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一书2004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北京外交学院著名教授杨瑞琳先生是含眼泪读完此书的（杨老视力不佳，依靠夫人读给他听）。老报人徐梅芬（早年曾任大公报记者）来信称：“黄远生先生太冤了。谢谢您为中国新闻史立了一功，都该读此书，新闻系学生必读。”而作者与徐素不相识。有学者称此书填补了九十年来黄远生研究方面无专著的空白。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主编张景媛女士在2004年12月22日写给作者的信中说：“每晚忙完手中稿件，便细细拜读前辈的新作《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敬佩感慨之余，更为我们这些年轻报人尤其是自己的懒惰深感惭愧。期盼着退休后也能如您这位前辈一样，给这个世界留下些值得一看的东西。”而评价最高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学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先生。由于书中用了方教授的一张照片，出版后即寄去样书。不料他很快读完，于2004年11月19日从北京给作者邮来明信片：“正葳同志：赐寄的大作《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已拜领。谢谢！大作事实详实，文采斐然，所刊的照片更具历史文献价值。可喜可贺！”方汉奇作为新闻界泰斗，能对我这样一个退休人物的作品给予如此厚爱，足见其大家风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使我非常感动。
  2005年5月7日，方教授给我寄来一本《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附短信：“正葳同志：您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写人、写事、写您所在的那片土地，充满了激情，令人钦佩。回赠《大公报百年史》-册，请指正。”方汉奇先生是大家，以前他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他。1982年9月8日、9月9日，时任兰州报记者的我，在兰州大学聆听了他讲的两堂大课，题目是《古代报史的研究》、《邵飘萍与林白水》。他深刻、生动的讲述，让我受益匪浅。他讲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我记忆犹新，当年的听课笔记保存至今。谁能想到时隔二十多年，我收获了老师的支持与鼓励。难道这就叫缘分？缘分则以诚为贵。
  2007年5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光明教授专程来兰，就“远生研究”和我交流并合影留念。周光明先生问及我这本书的体例？我告诉他，这种体例是我自己创造的，是跨文体写作，也算是一种创新。我认为写黄远生采用何种体例，没有固定模式，而是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体现作者意图，表达作者情感，就顺着自己的思路去写，去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年轻的周教授风尘仆仆，远道而来，显得谦虚、严谨，看得出，是一位务实的、做学问的人。他还带来两个研究生一起调查研究。他拟撰写专著，我祝愿他的“远生研究”工程取得突破性成果。
  二、黄远生的后代及其家乡的有识之士来信来电致谢
  黄远生的长子、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黄席群在信中称：“正葳同志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写出先父远生公的评传，功不可没。我购买此书七、八十本，分赠海内外亲友。”
  远生的孙女高上达（黄席棠之女）从福州写来感谢信：鲁老师，首先向您表示谢意，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可能是我常上网查询，知道我爷爷的这段历史几乎要被尘封了。我曾想这段历史可能要被人为地淡漠了，如果再没有人有心将他写出来，那我爷爷的灵魂将无法安宁。所以我非常明白您写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所在。我们全家都明白，您这样做是对我爷爷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体现。您真是立了一大功，我们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您这本书，使人们对我爷爷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我真没想到我爷爷是一个那么关心国事，关心政治，且事事要发表评论的人，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崇尚人格。我们作为后人，应该了解和继承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我们是黄远生的后代，应有黄远生的精神。这又是您为我们后代做的这件好事的意义所在，我们对您付出的巨大劳动再次表示谢意。
  远生的孙子黄上涵（黄席棠之子）多次从美国打来电话，讲了许多感谢的话，并让我代购了五本书，其中一本2006年5月被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黄上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
  敬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存，以此纪念并缅怀
  黄远生，我敬爱的却从未见过面的爷爷。
  黄席棠，我亲爱的爸爸——您的博学多才，正直敢言，乐观幽默，是激励后代努力为人类而奉献的永恒榜样。
  哈佛燕京图书馆2006年5月致函黄上涵先生：您所赠的鲁正葳女士所著的<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已经收到，本馆当妥为保管以飨读者。特此致谢谢。
  黄远生的故乡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委很看重此书，他们收藏、展览此书，并积极主动地在2005年第6期北京《新闻战线》杂志和2005年5月30日九江《浔阳晚报》等处宣传、评价此书，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此书出版后新华网和当地报纸、电视各媒体以消息、专题、评论等形式做了突出报道
  尽管因适逢出版社机构改革、人员变动，致使发行不畅仅限于当地E市，但初版1000册销售还算不错。兰州晚报社购书100册，兰州电视台购买50册，甘肃日报社购买30册，福州书城经销约200册，作者与黄远生亲属购买赠送数百册。遗憾的是此书的发行渠道没有开通，加上图书汀货会上年轻的书商们“不识货”，因此此书难得与数以万计的高等院校新闻系的师生见面。在外省学者到兰州西北书城买此书，找不见，营业员说：“卖完了，再没进货。”
  2006年2月此书获第六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
  四、对此书的不同意见
  据黄席群教授来信称：“各方反映，赞誉与批评之声参半。北京著名教授杨瑞琳先生是含着眼泪读完此书的。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陈应年对先父的生平及思想颇有研究，其感想则与杨教授相反。在深圳工作的族姪孙惠珍通读此书后竟亦发现若干误植。”黄老本人共发现20多处误植，他说，责任编辑难于决定的不少疑问（见275书页）正葳同志熟视无睹。是否她当时忙于其他工作而未亲自校对？该页多处未加标点符号，说明作者与责编二人对于文言文（古汉语）比较陌生。
  我诚恳接受黄老的批评，争取再版时纠正。但是网上出现“黄远生长子黄席群给黄×X的信中说，此书有多处错误。”这样一来，有人就误解为这是一本多处错误的书，否定了此书的价值。其实黄老并没有指出此书的内容和史实有何错误，他所谓的多处误植，确切地说应该是多处错字，其中绝大多数出自墓志铭。我认为内容错误与错字二者之间不能含糊其辞，对这一点应讲清楚，以正视听。这样也有利于此书再版。
  当时我对墓志铭的处理只是将杂志上的原文照搬照排，认为那是权威性杂志公开发表的，又是黄老提供的，没问题。想不到出现的多处错字源于杂志原文。重要的问题是书中用的墓志铭其实是黄远庸小传。
  事情是这样的：武汉大学周光明教授2007年5月兰州之行，从黄席群先生那里拍摄了黄远庸墓志铭拓片，我就从周教授那里要了一份复印件（由武汉邮寄兰州），这才发现，那本杂志匕的“墓志铭”与拓片不一样。怎么回事？我又仔细查阅所有的写作素材，终于弄明白，原来杂志上的所谓墓志铭其实是黄远庸小传。因为我曾于1995年12月6日（星期六）在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申报有关黄远生的报道，我看到申报1916年2月20日（正月十八）第三版有一醒目标题：黄远庸小传。当时报纸不外借，也无复印条件，我就用钢笔全文抄录在白纸上。申报上的资料全是我手抄的。
  现在我把小传与拓片一对比，虽然两篇文章均由李盛铎撰稿，大致内容差不多，但有区别。我想也可能是墓志铭当时埋入坟中，人们就以小传当墓志铭。要不是2004年黄远庸墓迁往九江贺嘉山陵园时得以看到墓志铭原文，有了拓片，要不是我能看到拓片并仔细查对，恐怕我这个作者永远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当然，杂志上当成墓志铭的小传与我从申报上抄的小传完全一样。
  （二OO七年十一月于兰州）
  （本文作者单位：甘肃《兰州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