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一
  关于陶渊明，我认为，他不单纯是一个诗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精神文化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颇为突出的亮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历史上原本的陶渊明，与一个被后人感知、理解、传颂、甚至是重新构建和改写了的陶渊明，不完全是一回事。
  原来，历史上的陶渊明，寻阳县的陶渊明，历来就没有被后人真正比较全面的认知和理解。相关他的生平和故里，更多的是一些非学术因素，因而太多牵强附会的偏差和误解。
  实际上历史上的陶渊明，我从他的诗文之中，感受更深的是他的痴迷和执着：一个仅仅只是不愿做官，归田而非归隐，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关注民生疾苦的热血诗人，被戴上一顶伟大的帽子，也只能是曲解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最能体现人性极致的诗人。近代有一个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他也是与陶渊明类似，殊途同归。
  在宗法家族文化和传统官本位意识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堆里，产生这么一个真正不愿做官，也不指望子孙读书发达，愿意自食其力，像常人一样生活，只偶尔写一点诗文，却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诗人，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写出“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样一些神想天外，不同凡响，激情豪迈的李白，听到皇帝召见，也不免一阵欣喜若狂。诗曰：“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露出也类似杜甫那种绝大多数文人，骨子里还是很想做官的本相。
  陶渊明的诗文不多，读起来也并不费力，真正从人性角度，再读陶渊明的那些诗文，我以为是不难感知和理解，陶渊明其实并不弃世，是真正很关怀现世人生的热血情怀的诗人。
  二
  题为寻阳县的陶渊明，先还得钻进故纸堆，尽可能弄清楚这个历史上作为诗人籍贯寻阳县的来龙去脉。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从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还在世的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到陶渊明47岁时的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浔阳郡，属江州”一一只存在108个年头的寻阳县，是一个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撤消并人以境内柴桑山而得名的汉、晋古柴桑县之后，因为存在时间短，故而一般也很少被人提起的历史县名。
  这一个只存在108年，与汉、晋古柴桑县并立并同属江州浔阳郡管辖，当时是州、郡首县，与州、郡同治所，是陶渊明籍贯故里的寻阳县，按照相关历史记载，加上不违背常识的推断，其大致地望，应该是在今九江市、县，还包括今庐山以及湖北省黄梅县在内，这一带的依山傍湖沿江地段。
  陶渊明47岁以前，与寻阳县同隶属于江州浔阳郡的古柴桑县，大致地望，按其县得名于境内柴桑山的常识推断，应当只可能是在今九江县西南，以及还包括今星子，德安，瑞昌等县、市部分或大部分地域在内的山区地带。
  陶渊明47岁，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撤消了寻阳县，原来寻阳、柴桑二县合并成了一个仍称之为柴桑的大县。陶渊明作为这一个晋末宋初二县合一之后还在世15年之久的柴桑县人，因而被后来的史传称为“浔阳柴桑人”，再往后又因为这一个并不确切的史传所称籍贯，加上方志谱牒往往引名人以添光彩，别有所图，牵强附会，硬是把一个原本并不复杂，可以大致确定今所属县地的陶渊明的籍贯故里问题，扯出了许多节外生枝的争议。
  弄清了陶渊明在世时，47岁之前有一个寻阳县，弄清了这个寻阳县的地域是在今九江市、县，还包括湖北黄梅县这一带的沿江地段，再进一步了解到这一个寻阳县的县城，从江北迁到江南，是当时州、郡、县的治所，称浔阳城，应当是在今九江市区的地点，是由原汉代灌婴所筑之盆口城，因江北寻阳县城迁入而得以更名为浔阳城的。这一个原寻阳县县城的州、郡、县治所的浔阳城，也是陶渊明47岁之后合并更名为柴桑县的县城。
  弄清了这些晋末宋初寻阳、柴桑二县区划地理的变迁情况，依据相关文献以及陶渊明诗文，不违背常识的判断，我认为只要不过分纠缠于今太过具体确切的地点，是可以基本认定这一个历史上的寻阳县的陶渊明，他的籍贯故里只可能是在距历史上的浔阳城，今九江市区不很远的今九江县，或者也可能是庐山区的境内。断不会是在距浔阳城近百里外，与历史上的寻阳县扯不上边的，原来隶属汉、晋古柴桑，至宋才立县的今星子县的境内。
  三
  要说陶渊明的籍贯故里，最为可信的依据还是他本人的诗文。以及与他同时代，做过他的邻居，与他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的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写的那篇《陶徵士诔》。颜延之在那篇类似现在悼词一样的诔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文中虽未标明具体月日，有一个某里的问题，但是确指寻阳县，是渊明籍贯县名的铁证。
  打个比方吧：我是九江县人，假设九江县撤消了并入了星子县，我若干年死后当然有可能被人说成是星子县人。但是原来就是星子县的张某李某，再怎么也不会因为九江县撤消了，并入了星子县，若干年之后去世而被人强说成是九江县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常识，颜延之再怎么也不可能把一个原本不是寻阳县而是柴桑县的陶渊明，硬要强说成是已经废名15年之久的前寻阳县人。
  陶渊明现存的全部诗文，除涉及官职柴桑令外（酬和刘柴桑，是此人已归隐寻阳；酬丁柴桑诗作于撤并后，其时县治已迁入前寻阳县的寻阳城内），无一处提及柴桑地名，倒是在寻阳县撤消之后，却在三首诗的小序中特别提到那个与他交往者或相邻所住者，或路过者的寻阳。这当然是念旧情结，是他诗文中相关籍贯故里寻阳县的佐证一一因而也是他的朋友颜延之，应该说是尊重他的念旧情节，之所以要在《陶征士诔》一文中特别说到“寻阳县”的缘故。
  历史上的寻阳县与浔阳郡和浔阳城，有一个“寻”字加不加三点水偏旁的差别，县名的“寻”字是肯定不加三点水旁。原先的寻阳县城，公元304年以前“庐江之寻阳”的县城（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的蓝城），是在长江以北，是名副其实“在水之阳”的浔阳城，迁到盆口后的浔阳城，实际上是夹在庐山和长江之间的一个重阴之地。晋末二县合一，用柴桑而不用寻阳作为合并后的县名，这可能是一原因。
  另外，从陶渊明的诗文中不难发现，他不仅仅在移居“南村”阶段与州、郡、县官吏交往，此前归园田居时期，此后幽居、贫居、终老所居时期，都有一些与所居附近浔阳城州、郡、县官吏或名士赠答唱和的诗作。从常识角度也不难推断，这一个历史上晚年还患有脚疾，走不得很远路的陶渊明，怎么也不会是住在离浔阳城一百多里外的星子县，或者也差不多是相隔了上百里的九江县西南山区的马回岭。即使那个七里湖低洼弹丸之地，发现几块晋代残砖断瓦，被说成是浔阳城故址可以成立，也还是解决不了陶渊明假设是住在星子玉京山，或者九江县马回岭仍然回避不了距浔阳城太远，实际上是绝无可能的问题。
  说到那个七里湖的浔阳城故址，我以为这也是一个违背常识的妄断。试想，原本有一个紧靠长江还通达内湖，地势比较高的现成的盆口城，怎么要到七里湖那个至少有水患之忧的低洼弹丸之地去建一个州、郡、县三级官府衙门治所的新城？历史上的东晋时期，有一个皇室政权偏安江南，北方不少流民迁入，在江南侨置郡、县的特殊建制。当时寻阳县境内，先后有4个侨置郡、县。七里湖考古挖出来的那一点晋代的残砖断瓦，只可能是当时侨置郡、县的遗存。
  四
  史传记载陶渊明是“寻阳柴桑人”或“浔阳柴桑人”，还只是一个不很确切的问题。形成主要是星子县与九江县关于陶渊明的故里之争，就学界而言，始作俑者是宋代大儒，大学问家朱熹。
  星子至宋立县，其县城也是当时南康郡的治所。朱熹当过一段时期南康郡的太守，受当地人（有陶渊明后裔），即“地之主人请益坚”一一再三请求的影响，“据相传之说”主持兴建了一个归去来馆。朱熹是出于崇敬陶公的善意，有做地方官要为地方办一点增光添彩好事的用心，还可能受到陶渊明或者是陶侃一脉历经战乱逐渐南迁到星子县境内定居的后代子孙，为纪念先祖编排附会一些所谓遗址遗物的影响。大概也未作深究，在《与人书》中说了一下“渊明此中人”。另外，还依据古文字“京”、“原”可通用的特例，曲说渊明《还旧居》诗“畴昔家上京”的上京就是星子县境内被称作“上原”的玉京山（见<朱子语录》：“庐山有渊明古迹，日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
  以朱熹的名望，影响所及，以致后来的府志、县志、名胜志，就直接说成“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旧居；其诗日’畴昔家上京’即此”。清代以研陶而著名的学者陶澍，在他所著《陶靖节年谱考异>中，则针对宋人“上京”是京城即“上都”的说法，更直接说成“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近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大概也碍于朱熹的名望，折中其说认为：”上京乃山名，渊明旧居所在也。其说盖本诸宋人地志，《朱子语录》及《与人书》、《吴师道诗话》，虽尚未可考信，或不为无根之谈。”
  朱熹是一代宗师，朱自清也只好疑而不辩。更有趣者，更能说明朱熹对后代学者有太大影响的，还有一个北大教授王瑶先生对《游斜川》一诗的注解。
  陶渊明《游斜川》-诗有一个小序，日：“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序称“临长流，望曾城”，还说到“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诗中写到“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都很清楚说明了是在“临长流”、“依远流”（长江）以及“迥泽”（远离湖泊）的船上，遥望以“曾城”或“曾丘”指代的“南阜”（庐山）。
  南阜即庐山，王瑶先生也是这么注解的。王瑶先生序注“《淮南子》记昆仑山有曾城九重’，昆仑是神仙所居”。可见其明知渊明与二三邻曲“班坐依远流”，“缅然睇曾丘”只能是在“斜川”一一应该就是一段因并非直流而被称之为斜川的长江。是以“曾城”或“曾丘”指代庐山。但王瑶先生却在诗注中，把曾丘注解为“即曾城山”，还补充一句“上有落星寺”。硬要迁就朱熹及其朱熹之后逐步形成的星子县有渊明故居遗迹，甚至是渊明故里的说法，将明知是指代庐山的曾城，诗中也可能是为了押韵，写作“曾丘”，只可能是指代庐山的曾丘，注解说成了是星子县境内一个湖中间的，根本不可能在“迥泽”和“远流”的船上“顾瞻无匹俦”的俗称牛屎墩的小岛。
  从朱自清，王瑶这两位皆可称大学者的先生，从他们对于一代宗师朱熹某些实在并不可信的说法，或疑而不辩，或信而不疑，甚至曲意迁就的表现上，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太多惟师道是从的惰性，缺乏以人为本，从我知我思故我信的角度，惟真理是从的科学精神。
  五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他的生平行止、籍贯故里这一类涉及到历史上是原本如何的诸多争议，既有陶渊明在世及其死后很长时不被人看重，史传记载简略、不确切，有不少空白和疑问的缘故，更多后人不同角度认识理解上的偏差，还有一些非学术方面的原因。籍贯故里之争更多非学术的原因。
  就朱熹而言，他原本并非考证陶渊明的故里，为南康守，说渊明此中人，是站在地方官立场上的说法。真正研究陶渊明的生平址贯，肇始于南宋，主要有宋代王质、吴人杰，清代的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近代梁启超、古直等学人各自编著的陶渊明年谱，以及相关序跋或专论的文章。大致而言，各家之说存有不少无法论定的争议，较少形成共识结论性的意见。
  各家年谱对于陶渊明籍贯故里以及几次迁居之地的考证与争议，无一涉及寻阳、柴桑二县撤并之差别，集中纠缠在一个陶渊明《还旧居》-诗的读解上。宋王质、吴人杰二谱，尚未见朱熹“上原即上京”之说的影响。后来的各家年谱，特别是陶澍的年谱考异，基本上就是把朱熹之说当作了定论。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专论结语中说：“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其中第三点就是：陶渊明“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这个相关渊明籍贯住地“可得论定者”的结论性意见，也反映了宋以后各家年谱著者及其朱先生本人，受朱熹影响形成了的一种偏差。并且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偏差，得出了朱先生所说与已知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可得论定者”的意见。
  朱先生在年谱专论中说：“《还旧居》诗，说者最为纷异。”宋王质、吴人杰两家年谱，都是把诗中“畴昔家上京”的上京，看作是皇室所在的京城。但却又都无法自圆其说，都没扯清那个“六载去还归”的行止。之后的各家年谱，则多数受“上原即上京”说法的影响，更说不清《还旧居》一诗相关行止住所的解读。
  《还旧居》一诗，实际上也并不难解。诗日：“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诗的起首四句是说，今天才始复再来到的这个很早以前在上京住过六年去而复归的旧居，所见都是一些令人悲怆的景象。中间十句诗，大致是说：田地依旧，房屋大变，绕故居走一圈也罕见以前邻居的老人。看到这些情景，想到寒来暑往，百年流幻，自己也年老体衰了。最后二句，我推断陶渊明很可能是陪同他的堂侄长沙公，来到这个他因为老屋遇火烧掉了，不得已迁离之后多年未来过的故居，一同修祠祭祖，故而才说“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大概是说，且挥酒祭祀吧！
  按照王瑶先生的陶诗系年，陶渊明53岁，故居老屋被火烧掉不得已迁离的八、九年后，另外还有一首与《还旧居》应是同时所作的《悲从弟仲德》。
  诗中所写“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先零”。“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是同《还旧居》-样的过从而悲，更具体落实到一个对诗人他自己遇火迁离时还执手相送，而今却早已亡故的从弟仲德的追怀感叹上！结尾二句“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几乎就是《还旧居》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未尽之余音。都是表现诗人过从旧居，即陪同长沙公修祠祭祖，重又来到这个原先陶氏宗族聚居的故里，追怀感叹的悲怆心情。根本渎不出各家年谱纠缠一个“上京”之地，强说“六载去还归”是离开六年之后又还归定居的意思。
  六
  各家年谱聚讼纷纭的“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这两句诗到底是说什么意思？我认为是追怀很早以前住过的京城。
  《赠长沙公并序》也是与《还旧居》同时之作。渊明陪同共族祖的堂侄长沙公过从旧居，修祠祭祖之后，临别赠诗，序称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陶侃的出身来历；诗载“于穆令族，允构斯堂”，“爰采春华，载警秋霜”。可以看出是祭祀宗祠的情景。渊明陪同长沙公修祠祭祖而来遇火迁离的旧居，写《还旧居》诗。当然是要从相关家族的旧事说起。
  渊明《答庞参军》-诗写到的“上京”是确指京城。这个《还旧居》起首说到“六载去还归”，很早以前去住过六年的“上京”，是否也是京城？从渊明自述谋一个彭泽令做，曾得到在京城为官家叔的帮助，再联系到渊明父亲早丧，“少而穷苦”却能“游好在六经”，我推测他极有可能八岁丧父前、后被家叔带到京城去住过六年，读了六年书。这或许正是他《饮酒》诗中所说到的那一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畴昔旧事。诗中说剑的上京，既非过从所见之旧居，更不是后人牵强附会、强拉硬扯所说的渊明作此诗之后再还归定居的所谓“上原即上京”的故里。
  与同宗同族的长沙公来到宗祠所在的旧居，又见到从弟仲德夫妻过世，留下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很自然联想到他自己八岁丧父后的儿时旧事。作如是说，还有一个渊明《祭程氏妹》-文相关可能性的佐证。文中说：“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爱从靡识，抚髫相成。”我原来有些不解，渊明祭程氏妹怎么说到一个他自己12岁，程氏妹9岁时，从不认识到互相关爱的事情？极有可能就是他在“慈妣”去世前，随家叔在京城读了几年书，才会有这样一个初见而互不相识的情景。
  陶渊明29岁始出仕为江州祭酒，之前，他的生平事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我们只能也只好从他的诗文中去寻找一些不完全能肯定的线索。从渊明《还旧居》-诗并无还归定居之义，其“上京”必有所指的角度，推测渊明儿时在京城读过六年书，依据是他诗文提供的线索。
  并且，这也是我按照我认为历史不可能复原再现，历史不可能完全真实，历史还存在很多应该纠正的错误，应该填补的空白一一再一次重新解读这一个陶渊明的结果。是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立场和态度，不同意前人谬说，但也吸收和采信了不少前人定论，独立思考，尽可能求证，不完全是学术研究，还带了一点文学想象性的意见。
  七
  历史上东晋时期寻阳县的陶渊明，也是晋末宋初寻阳县并人之后柴桑县的陶渊明，按照他诗文提供的线索，他的祖居、故居、归园田居，也就是他老屋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以前的住地，大致在今庐山东林寺附近傍蛟滩湖一带。史志有他的八叔公寻阳陶范，帮助河南高僧在今东林寺附近捐地建寺的记载，可知他的故居当在这一带的湖边。
  遇火后移居的“南村”在浔阳城附近，学界基本上没有争议，相关诗文显而易见。排除那个我认为不可信的七里湖浔阳城故址说，地点在今九江市区以南的原茅山头现开发区一带。
  较难确定地点的是他晚年幽居、贫居之地究竟在今何处？《移居》之二，诗中先说了很多南村居的乐趣，最后却说：“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大约透露了一点人事变迁，也就是<移居》其一诗中所说“闻多素心人”的殷晋安、颜延之等等诸人先后升迁离去。诗中有批评这类人的意思，也有一点他自己将不会在南村久居的意味。稍后所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更表明了是要迁离南村的意思。
  标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诗，明显可看出渊明此时已迁离南村。丙辰岁是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这一年渊明52岁，诗中涉及地名，及其描述地点的地貌特征，既不同于归园田之故居，也迥异移居过的南村。靠近湖边的洼田，还靠近一个“东林隈”的小山丘，架船越过不很大的“平湖”能听见对面大山上的猿声。根据这首诗提供的线索，再结合解读渊明此后所作的《赠长沙公》、《还旧居》、《游斜川》、《于王抚军座送客》，可知离浔阳城仍然并不太远。再说七里湖一带可能有侨置的郡县，渊明晚年有脚疾，《感士不遇赋》序称“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说明他晚年还当过教书先生。《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又说明他不在浔阳城内。据此推断，陶渊明从南村迁至颜延之《陶徵士诔》所称“南岳之幽居”及其“卒于寻阳县之某里”的晚年贫居之地，当在今九江县赛城湖玉兔山的傍湖地带。距浔阳城不很远，与庐山，与渊明原宗祠所在的故居可隔湖相望。
  人间无净土，世外有桃源！与佛教净土宗创始人慧远有过《形·影·神》之辩的陶渊明，晚年不入莲社，写作《桃花源诗并记》，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思想交锋持续而来的结果，是精神建构的理想，不可能是纪实！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诗并记》一一地理原型是在湖南的武陵源，社会生活原型是由北方流民带过来的避乱传说。这样认识或许更符合生命情感的逻辑，更深层的意义，尚待挖掘……
  相关故里，说陶渊明——后再强调一点：这一个历史上的，1580年前东晋寻阳县的陶渊明，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故里，按照不违背常识的判断，只可能是在今庐山西麓九江市、县环八里湖一带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地点，不可能是在山南！
  （2007年9月）
  （本文作者单位：九江县粮食局）
  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