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我是九江县城门乡金兰村人，解放初我先后参加城门乡金兰村、港口街镇茶岭村、刘仓村和城子镇彭湾村的土地改革工作，期间以本乡金兰村为主。1951年农历3月，我被选为金兰乡乡长，同年9月，土改结束后我就被转为国家干部，直到1993年退休，现住沙河街。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土改时那火热的斗争场面，激情的群众运动，艰苦的工作作风，翻身解放的高兴劲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至今记忆犹新。然岁月流逝，年代久远，对土改中许多事情的细节难以记清，只能就个人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对整个运动回忆以下5个方面大概情况。
  1949年5月，九江县城解放。1950年2月，九江县设第八区，辖朗山乡和惺予乡，即现狮子镇和城门乡。1950年初，九江县在三区涧泉乡搞土改试点，大约农历8月在第八区进行第一批土改。区委书记蔡天祥、区长李树元带领黄君如等区土改工作队来我们金兰乡（现城门乡金兰、金桥村）进行土改工作。主要工作部署和情况是：
  一、宣传发动，培训干部
  区工作队来乡后，马上进行走访群众，说明来意，宣传政策，培训干部等工作。我当时17岁多，见工作队里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看到他们穿着朴素，说话和气，平易近人的样子，心里并不害怕，就经常跟在他们一起凑热闹，跟着玩，自己并不懂什么事。当时区工作队员黄君如见我年轻活泼，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就问我：读了多少书，家里有几多人，几多土地和生产生活情况。我说：“前后加起来读了两年半私塾，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帮父亲卖油面时学打算盘，记面帐，家里土地很少，生活很苦等”。并告诉他自己叫张登燮（参加工作后改现名张振飞），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生，属鸡的。几天后他就叫我参加了本乡的土改工作。
  区工作队经过几天调查摸底、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开始选拔干部，成立乡农民协会组织，经过土改积极分子推荐，选举胡席彬为农会主席。胡是城门乡骆家嘴自然村人，家里很穷，打长工出身，也没有读过书，但对共产党有感情，对土改工作很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号召力，所以大家选了他。农会成立后，接着选出民兵中队长、妇女主任等于部。从农会组织成立起，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接着就选举乡长，第一任乡长是李荣琥（金兰乡人），当时选举办法叫“种豆”，即先推出候选人，选举时候选人统一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后面地下放1个竹筒，由选举人手捏蚕豆往竹筒里扔一粒，扔完后数豆子，谁后面竹筒里豆子最多谁就是乡长。这个办法简单易行，现在想起来可笑也很有趣。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丈田量亩计算面积。乡农会、乡政府成立后，配备主席、乡长、文书各1人，共同负责土改工作。
  土改工作组织机构成立后，对土改干部由区工作队组织学习培训。如帮助提高对土改工作好处、政策的认识及工作方法等。我现在记得最深的是教我们唱歌。“土地改革进了每个村，穷苦农民要翻身，斗倒地主和恶霸，永远不忘党的恩”，还有“东方红，太阳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斗地主分田地中按照政策是“打击地主，孤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我们就认真学习，弄懂弄通。当时唱歌最流行。工作组带头唱，群众会上教大家唱，充分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持土改，参加土改的积极性。我当时算有点文化，在培训中认真学习和掌握丈田量亩的计算方法和熟练程度，自己是白天学晚上练，要求自己算盘打得快、打得准，生怕出了差错影响工作开展。
  宣传发动是搞好土改的首要环节。为了充分发动群众，首先把妇女、民兵、儿童团组织建立起来，通过小学教师教大家唱歌，组织少年儿童跳秧歌舞。其次是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当时刚刚解放，政权不稳，恶霸地主势力还很猖狂，农民群众中存在担心将来地主打击报复，或国民党回头又要遭殃的思想状况，就出现对工作组不敢讲真话实话，对斗地主恶霸不敢大胆揭发或不参加等现象。10月初，区乡工作队就在叶家湾自然村稻场上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地主富农也可参加，因那时尚未划定阶级成份），会场上张贴了用红、绿纸写的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拥护土地改革法、穷苦农民要当家、打倒地主和土豪、人民江山坐得牢等标语口号。正式开会前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大家唱得特别高兴，口号也呼得特别响。会议由农会主席主持，乡长讲话，民兵中队长、分队长维持秩序。最后是县区工作队员黄君如讲话，大意是毛主席、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了，广大劳苦人民翻身解放了，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了。现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地主剥削和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房屋财产分给穷人。会场气氛热烈，许多土改积极分子带头呼口号响应和支持土改，一些苦大仇深的穷人听会时高兴极了，纷纷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土地改革好”。参加会议约5、6百人，开了3个钟头就结束。
  二、丈田量亩，清查人口
  丈田量亩，清查人口是土改工作中一件需要很认真细致而又极其复杂的事。目的是为了后来划分阶级成份做好准备工作。我的任务是搞丈田量亩计算。全乡按片区（又叫选区）分组进行，由选区代表负总责，每组5个人，安排估田形1人，登记1人，丈量2人，计算1人。估田形就是经验丰富的中年人对田地属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弯形进行认定，供丈量人按不同形状田块下尺丈量，以确保准确不错。丈量工具是两种：一是对长形田地用绳子拉，二是其它田形用架尺量（两只脚落地中间跨度为5尺的木头架子，丈量时接连往前翻动，以每翻一次为5尺计算）。登记人就是对田地户主、座落地点、形状、面积用表册登记。计算人就是根据田地形状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对田地户主认定原则是：自耕田由户主自己确认，出租田由佃户确认。插标为记，工作组先做出牌样通知田主写上自己姓名、田地座落、地址和名称，自己插到田地显眼处，供丈量人记录。对于有的地方土地不在本乡而在外乡，就由外乡佃户确认后由工作组丈量，如第四区赤湖边下就有当时第五区远庸乡黄为甫的出租地，黄为甫就是城门乡大地主。那时人很忠诚老实，办事公道，土地丈量，基本没有偏差。但对个别土地多在地方为人又不好的田主家的土地，有意进行多量的行为是有的，目的是想把他家的成份划高一点（指地主富农）。尤其是家里土地多、势力大、剥削重、欺压人的户主土地多量现象存在一些。后在1952年土改复查时给予纠正。丈田量亩搞定后开始人口清查，目的是为分得地主、富农多余土地打基础。具体登记办法由选区代表统计各选区人口，报乡政府造花名册登记，只要做到不重报、不漏报、不多报、不少报、数字准确就行，做起来比丈田量亩要容易。
  三、执行政策，划分成份
  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确定后，就进行划阶级成份，时间大约1951年农历2、3月份。也就是土地改革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政策依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28颁布的《±地改革法》和县里确定的土地改革法具体实施办法。土改工作队先参加县里学习培训，领会精神实质和具体办法，然后向广大群众公布，并由工作组帮助他们学懂弄通。分田分地办法原则是乡农会、乡政府依据土改法采取群众评议进行，具体办法是：一、建立群众评议会组织，充分发扬民主，以防止少数包办代替的偏差。二、算出全乡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然后按各户人均占地多少分别划出地主（破产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佃农（无土地户）和小土地出租等阶级成份，这是主要依据。三、除土地外，还要根据家庭其它经济收入来源，如开铺（经商）、杀猪、作坊（油榨等）、做生意、手工业等。四、家庭财产（房屋、耕牛、农具等）。五、在当地盘剥手段厉害（放高利贷者），欺压穷人严重的也作为考虑划分地主、富农的因素。成份划定后乡里上报县（区）政府审查批准后，回乡张榜公布。现只记得全乡划成地主成份12户、富农11户，有的还可以叫得名字出来。划分地主、富农成份的标准土改法虽有明确政策，但到乡里不能硬套，也没有指标限定，只能根据各乡人均土地多少和生活贫富水平而定，即冒尖户划为地主。
  诉苦活动与反霸斗争是贫农和雇农解放后分得胜利果实的重大活动。是为了提高群众树立信心、鼓足勇气斗倒地主恶霸威风，巩固新生政权。乡农会、乡政府在1950年正月召开了斗争会，有的还被外乡拉去斗争。会上先是受压迫和剥削特别重大的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诉苦。接着民兵队长将民愤大的地主用绳子拥起来交群众斗争。有的跪在地上挨打，也有的吊在树权上、屋梁一卜用棍子打，还有的被脱光衣服放在水塘里或往身上浇洗冷水澡。目的是通过斗争逼迫地主把事先偷偷埋藏的金银手饰（银洋、金条、手镯、耳环、戒指）交出来，的确有的地主不老实，通过斗争才交出了不少。虽然那时上面有政策，不能武斗（打、吊等），但如果不斗狠点又怕群众发动不起来，地主浮财挖不出来，影响土改进行，对群众的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出现打吊地主后区乡干部既不能明里制止，但又怕斗死人不好办，只有在斗争前对一些诉苦的人和积极分子说：“不能斗得过重，若把人搞死了，浮财斗不出来，对土改和今后不利，故后来打吊地主分子的情况少了。记得在斗地主婆黄XX时，乡土改女干部某某因系黄地主婆儿子同学，人虽在场，但未动手。区工作队干部黄君如见状就说“你是土改女干部，这个地主婆不老实，你要勇敢地斗争她”。她出于无奈，拿起竹槁，背着脸朝地主婆吊着脚踮地的地上乱打，砰砰响，以示自己立场坚定，斗争积极。斗争声势，场面虽然很大，但对文明地主、没有民愤地主不斗争。如骆天纵（金兰乡骆家嘴自然村人）划成官僚地主。解放前他是国民党程潜部队武汉行营秘书长，在程潜撤退湖南时骆回到老家，并带些钱回来，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好于一般人。因家里无剥削，又无民愤，故未斗他。还有港口刘仓村罗家邦是个教书先生，很开明，表示自己有剥削行为，愿将家财交出，故未受斗。
  丈量土地，清查人口，诉苦斗争结束后，接着开始分田地、分财产。根据土改政策，对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实行没收，土地除其家庭人口留下与贫农一样多的以外部分全部没收，分给雇农和土地少的贫农。对他们的房子先把人赶出来外迁，屋内财产搬到乡政府，选出评议员、保管员，先保管后按件作价分给贫雇农，房子先封门，然后分给贫雇农，但房子和财产不没收或不征收。分田地中地主富农留下的土地都是些不出食（不出产量）丑田丑地（如冷浸田、吊螃田等），好田好地分给贫雇农。分财产中个别心有余悸的贫雇农白天得到财产后晚上又偷偷送到地主家，原因是经历了民国19年（1930年）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失败后地主土豪反攻倒算的教训。没收地主家财产是房屋、耕牛、犁耙、水车、家具、衣被、粮食、生猪等。
  四、工作积极、生活艰苦
  土改时县、区、乡工作队（组）员真是吃苦耐劳，不计报酬。他们每天都要到各村庄访贫问苦，动员群众，开会宣传，发动群众。土改时正是冬天，下雨下雪是常事，雪后天晴屋檐上、树杆上吊“凌冰饼钻”，一尺多长的冰棍，霜前冷、雪后寒，冷得猪牛都不敢出门。现气候变暖，见不到这种冷天。但工作队员不怕冷。那时没有雨靴，好一点的穿布鞋，穷困的穿草鞋，尤其是南下干部中北方人不怕冷，打赤脚的都有。1951年正月，下大雪，我在第四区茶岭乡土改，天下雪我下身穿一条单裤，脚穿布鞋与工作队同志到茶岭邓家嘴去，脚全部湿了，冻得发紫，那村庄是平原之地，群众烧柴困难，加上纪律又严，我们更不敢生火取暖，直到办完事回乡政府才脱掉湿鞋将冻僵的脚慢慢烘暖。我们乡干部一般吃住在自己家里，有时晚上开会就住在乡政府，两人睡一床，被子是地主家没收来的。在乡政府吃饭是凭票，工作队在乡政府或群众家吃饭一律交饭票，约合现在一餐1元钱左右，然后由乡文书持票到县、区结帐。1950年、1951年乡干部没有工资，完全是义务劳动，县区发饭票就算是工资。1952年乡政府乡长、农会主席、文书每人每月由县里发大米150斤算是工资报酬。领米地方在沙河大同米厂，领到米后100斤就挑到街上卖，换成钱一部分自己用，一部分交乡伙食团平时买油盐、青菜，另50斤米挑回放在乡里大家吃，这叫做“3人饭5人吃”。
  五、纪律严明、作风过硬
  县区工作队刚到乡就进行培养选拔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如学习文件、唱革命歌曲等，歌唱得最多的是“东方红、太阳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土改干部做到3条：一是站稳阶级立场，与地主、富农份子划清界线，不能为他们通风报信，不能包庇坏人，不能搞人情面目。如斗争地主时明知行为过火，工作队干部都不能明里制止，只好背地里对土改积极份子做工作，叫大家不要狠斗或尽量少斗，有的还通过说理斗争让地主老实交待。二是不能贪污从地主家里没收的钱财，不能丢失公家财物。我在第四区刘仓乡土改时，没收地主家里金银手饰等物品归土改干部周升国保管，他把东西放在小木盒里，有一天乡政府邻居家发大火快烧到乡里房子，周见到火后就抱着木盒拼命往外跑，生怕东西丢失交不了帐。三是男女间不能谈恋爱，男同志更不能调戏妇女。修水县来的一名土改工作队员，与城门徐家畈自然村参加土改工作的未婚女青年自愿谈恋爱，后被人发觉告到县里，经调查核实后领导认为是违纪行为，就在县里召开工作队员大会，宣布开除2人工作，修水人连公家发的衣服、被子都未带走。（本文以张振飞回忆为主，还结合了其他地区参加土改的老同志回忆整理而成。）
  二00七年十一月
  （本文作者单位：张振飞，九江县水产局。徐常炎，九江县信用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