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一）躲迷藏
  相信每个人在儿童时代都玩过躲迷藏的游戏，只不过在方式上有差别而已。我在儿童时期玩躲迷藏游戏玩得最多，也玩得最神，不只是和小朋友玩而且和大人们在一起玩；一躲就是半天甚至整天不露面，并且躲得很远，躲得很隐密，绝对不能让对方找到，如果被找出来，不是没有命，就会去掉一身皮肉，这不是吓唬人的慌言。
  民国27(1938)年，故乡九江陷入日军魔掌之中，那时我已经6岁，开始有记忆了。在日军未到之前，家乡部份有钱的人，有知识的人就开始与日军躲迷藏，他们一躲就不露面，他们躲到数千里以外的四川去了。而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农人和穷人觉得投足无门，不知往那里去，只好待在家乡任由日军宰割。
  好在故乡九江县新合乡（原叫远庸乡）得天独厚，四处都是崇山峻岭，日军他们都驻扎在县城或大集镇。中国地大，日军人少，他们只能占据少数的点，无法占据线，更无法守住面。
  日军只是每隔10天8日到乡间来巡视1次，日军来到村上，百姓男女老幼带着贵重的物品或金钱往深山里逃躲，日军决不敢进山林一步。一来他们怕我们国军游击队攻击他们，二来也怕老百姓在山里设陷阱制服他们，所以我们老百姓只要躲进山林，生命就安全了。
  日军在故乡占据了8年，乡人整整做了8年躲迷藏的游戏。躲迷藏有两种滋味，先是惊恐，后是欢乐。当听到日军来的警报时，每个人都像害疟疾似的，浑身发抖，脸色发白，而我的现象更怪，每当听到发出警报讯号时，一定要上厕所解大便不可，每次都把我母亲急得跳脚。
  躲进山里之后，虽然安全了，但心情仍然是紧张的，还要担心家里的东西被破坏，房屋被他们烧毁，家畜被他们宰杀掉。等待发出解除警报了成群结队的村人往家走时，每人心情才告轻松。等回到家，发现家里没有损失时这就更乐了。有一回早晨才5点钟，日军就来到我们村里（远庸乡汤家湾），由于天色黝暗，放警戒的人看不清远处，发警报讯号太迟，结果村人来不及躲避，那一次村人受害很大，抓去20几名20几岁年轻男子，打得遍体鳞伤，关了一个礼拜才放回来。另外有6名年轻妇女被奸污了，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人被他们用棍棒打断了双脚，大肥猪被宰了5头，光拿走4条腿，其他肉他们不要，给扔进大粪坑里去了。
  那次担任警戒的人也受了全村大众的谴责，怪他疏忽了职责，而使大众受损害。
  后来我入私塾读书，便开始跟老先生上山躲迷藏了。老先生年约60岁，身体肥胖，戴着老花眼镜，他走平路都慢吞吞的，好像地上有磁铁吸住他的脚掌似的，爬山路就更不用说了，每次上山躲迷藏，总是我们30几个小萝卜头在背后推着他走，要是他自己1个人躲迷藏，恐怕10回就有10回非被日军捉住不可。
  以前我最怕躲迷藏，但自从进私塾读书以后便希望天天躲迷藏了，因为躲迷藏可以免除背书和写毛笔字的苦恼，但后来换了一位教书先生，我又不喜欢躲迷藏了，因为他太认真，每次躲迷藏时他总是规定学生们带着各人的书本，利用躲迷藏时间默背各人的书本，他认为拿了学生们的学费那样白白浪费时间太可惜，太对不起家长们。
  记得民国三十四(1945年)年秋天，日军宣布投降已经有4、5天，日军的武器都缴了，但我们乡间老百姓由于从前被日军吓怕了，有一天上午有数百名空手日军被国军押送着离开我们家乡送他们回国，但乡人眼看着大队的日军经过村前马路上大家吓得纷纷向后山上逃躲，都以为日军乘投降时机孤注一掷残害百姓，对中国老百姓来一次大报复！结果被我军部队发现，立刻大声的喊住我们：“各位父老兄弟秭妹们不要跑，日军已经投降了，我们是送他们回国的，他们不敢再欺凌你们了。”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躲迷藏，而且我们只躲了一半就停止了。
  远离躲迷藏的日子匆匆60年了，至今脑子里一直没有忘记，甚至常常在夜梦中做起躲迷藏来，想跑快些，双脚却拿不动，真是急死人了！
  （二）火鼠阵
  我家乡赣北九江县远庸乡是丘陵地形，山虽不高峻，但却有数百公尺高的小山绵延连接，旱地多于水田，农作以杂粮为主，由于山林较多，所以野禽野兽也非常多，更奇怪的是老鼠多得惊人，无论是房屋里面，或是田野问，山林里，到处都见到老鼠跑来跑去，而且都很肥大，像野兔似的。
  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1938～1945)，故乡被日军占领，百姓行动不自由，加之许多青年人都加入国军游击队，农地无人耕种，又不能出远门做生意，因此百姓生活非常困苦，一年难得吃一两次鸡鸭鱼肉，所以乡人想吃肉类，只有上山林去捕捉野动物来打牙祭。包括山羊、山猪、野兔、野鸡、斑鸠、老鼠，其中以捕捉老鼠的机会最多，因为老鼠较多，最容易捕捉。
  吃老鼠最多要算是游击队，他们没有事便到处捕老鼠，用竹笼子捕捉，笼内放食物做饵，留活动小门，能进不能出，半天能捕几只老鼠。
  游击队都在我们那山区内活动，今天这个队走了，明天那个队又来了，所以游击队都与我们混得很熟，而且大部份是本乡本土的青年，甚至我们的亲人和亲友在里面。
  这些游击队分为：挺进大队，特务大队，突击大队，自卫大队……等多种。
  那几个游击大队换来换去，我只知道突击大队全队官兵们都不捕捉老鼠吃，甚至还劝我们老百姓不要吃老鼠肉，因为老鼠为他们立过大功。
  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游击队捕捉数百只大老鼠，在老鼠尾巴上绑着油布，乘深夜派两名队员拿到县城外日军的一座武器弹药仓库附近，把老鼠尾巴上油布用火点燃后放出去，老鼠统统向仓库洞孑L里钻，不一会仓库引燃了，弹药也燃爆了，不用说，枪炮武器也烧毁了，使日军损失惨重。
  所以游击大队长为感恩老鼠立大功，自此之后，规定全队官兵不要吃老鼠肉。
  田单用火牛阵攻敌人，游击队用的是火鼠阵攻破敌人仓库，颇有异曲同工之意。
  （三）枪口余生
  我定居台南市已经15年多了，我也常常出门逛市街，但是台南市还有大多数街道我没有去过。因为我是书痴、书迷，每当闲暇不是去公署北路的市立中正图书馆，便是去博爱路的书街这两个地方翻书阅报，其他地方我很少去，甚至从来都不去。昨天妻的腰椎骨痛，要我用机车载她去忠义路×巷X号×中医诊所，据说那位60多岁的医师对推拿接骨技术极为高明，妻是在工厂工作不意损了腰椎骨的，工厂同事们告诉她去找那位中医师治疗。
  其实忠义路是一条不算小的街道，并且也是市区中心，可是由于我平常没去逛过，所以我载着妻，东问西寻转了好半天才找到这条街，在一条小巷内找到这间诊所。
  但也奇怪，这样不显眼，不好找的诊所，来看病的人居然不少呢！我们是上午9点半钟找到该诊所的，进门一看，候诊室内坐了IO来位看病的男女老少，我心想，等轮到为妻诊治恐怕要到11点钟以后，既然来了就得耐心的等吧！
  人多办事快，虽然病患多，但看病的医师也多，诊疗室有3位年轻的男医师，1位年轻的女医师，我们只等了半个多小时，便轮到替妻治疗。
  我陪妻一起进诊疗室，年轻医师非常客气，先和我打招呼，并简单的和我谈几句话，在谈话中他听出我的口音来，于是他惊异的问我：“先生，我听你的口音，你出生的地方必定离九江不很远，对不对？”
   我惊异的问他：“医师，你的年纪这样轻，又没有去过九江，怎么听出我的口音来呢？我原本就是九江县人，何止是离九江不远。”
  “因为你说话的口音和我爸爸口音很相似，我一听就分辨得出 来，因为我的祖籍也是江西九江县。”年轻医师亲切的回答我。
  “你家来台湾多少年了，你知道吗？”我又问他。
  “知道，我父亲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跟国军部队来台湾 的，今天已经五十多年了。”
  “你父亲现在在不在家？”我急着追问，说不定我还认识他。
  “我父亲上个星期和母亲一起赴大陆故乡探亲去了，可能要一 个月才回来。”
  “你贵姓？你父亲的大名叫什么？”
  “我姓韩，我父亲名叫世贤。”
  我一听韩世贤这名字觉得很熟悉，我们汤家湾村庄左侧4、5 百公尺处的小岭埂上，有30多家姓韩的小村子。名为“韩家岭”， 那村上有一位叫韩世贤的人，别人都把他叫成“圣贤”。他和我大 哥同年，民国十五年出生，比我大11岁，现在已经68岁了，该不 那样巧就是他吧，于是我又试着问年轻的医师：“你有没有听你爸 爸提起过你们是九江那一个乡，或者你老家小地名什么的？”
  他略为思索了下回答说：“我爸爸说我们是‘远庸乡’，我们那 村叫‘韩家岭’，还说邻村是做糕饼的‘刘家铺’，以及‘汤家湾’ ……”
  “那就对了，我认识你父亲，我和你老家村子比邻，我就是 ‘汤家湾’村庄。”我边说边从口袋内掏出我名片给他看。
  他接过名片看了一下对我说：“我爸爸还常提到过一位叫‘汤为良’的人曾经救过他的命那件事。” 我连忙告诉他：“汤为良就是我大哥，他和你爸爸是同年出生的，他们两感情甚好，彼此结拜为‘老庚’老庚就是同年,救你爸爸不只是我大哥，并且方法还是我想出的。”
  “对，我爸爸也讲过，他说汤为良兄弟两人煜他的救命恩人，没有想到救我父亲的恩人今天已出现在我的面前，真不容易。”他说到此处，连忙跑到另外3个（两男一女）年轻人的面前去轻声说一句，随即他们3人一起来到我夫妇面前，异口同声的喊着：“汤叔叔好！汤婶婶好！”
  随即由这位和我谈了很多话的年轻医师向我介绍：“我们几个都是亲兄弟，和一个妹妹，他是大哥，叫韩发忠，二哥叫发孝，我是老三，叫发仁，我妹妹最小，叫发爱，我们都很高兴今天见到同乡的叔叔，而且又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以及婶婶一起驾临敝诊所，我们为了代家父表示谢意，除了免费替婶婶医疗伤疾之外，中午还要请叔叔和婶婶去××餐厅吃便饭。”我听了，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于是我连忙婉拒他们说：“谢谢各位乡侄的盛情，今天我必须及时赶回去，有重要的事待作，等你爸妈回来时我再来，我跟你爸爸在一起才有许多话好谈，尤其他这次返回故乡，必定更带来许多故乡的新消息。”
  他们见我拒意已坚，所以也不便强留我夫妇俩吃饭了，至于妻的诊疗费他们硬是不肯收下。
  回到家，妻急着问我：“那几个医师都说你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你17岁就离开家乡来到台湾，难道你当小孩子时就会救别人的性命吗？”
  我理直气壮的回答妻：“小孩子为何不能救人性命，尤其在战乱时期，小孩子比大人做事更为方便。”
  “那你就把你救人的经过情形说给我听吧。”妻逼得要我说，我就只好说给她听，因为我与她结婚20年来，从未在她面前提过这件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我乡虽然早被日军占据，但由于乡人爱国的心情强烈，所以中国的行政组织暗地保持着，省、县、乡、保、甲一直不变，而且与中央政府经常有公文往来，同时也定时向中央政府完粮纳税。
  韩世贤那时已24岁，家庭环境很好，读了12年私塾，又跟他舅父学了5年中医，然后自己开中药铺。由于他年轻时很活跃，学识也不错，医术也不差，同时又热心公众，因此他极受乡人拥戴。自民国二十七(1938)年秋天日军占据家乡时，他就被乡人推选出来担任本乡自治（维持）会的会长，同时又兼任我们中国政府的乡长，白天办日军的自治会的事，晚上偷偷办中国乡长的事务，不过他聘了两位很能干的干事协助他，否则他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时间。
  我们那个乡靠近山区，所以抗日游击队常在我们附近活动，游击队到什么地方就吃什么地方，油、盐、柴、米、菜……样样都找乡长要。
  民国三十三(1944)年冬天某日下午3点多钟时候，有两名游击队员来韩世贤家催粮，刚进屋内坐下不到5分钟，不料鸡岭镇日军一个分队来乡间搜查，两名游击队员收悉，立刻向屋后山林逃躲，但却被日军发现是从韩世贤家跑出来的，日兵放射机枪在后面追赶而没有追到，没有追到应该是没有事的，可是后来日兵在韩世贤家里搜出了游击队写给韩世贤的摧粮的条子，这T抓住了韩世贤勾结游击队有效证据，于是立刻便把韩世贤押到鸡岭镇日军队部关起来受刑罚，虽然他是日军自治会长身份，但是犯了勾结抗日游击队的大罪，是不能宽恕的，必须执行死刑，谁都无能力保释他。
  我大哥汤为良那时正在鸡岭镇日军自卫队里干副分队长，由于他有语言才能，日本话说得很好，所以他和日军分队长吉田少佐两人混得很熟，韩世贤又是我大哥同年好友，因此他费了很多心力在吉田面前说好话，求他饶过韩世贤，可是我大哥说干了唇舌，吉田也不肯答应，非执行枪决不可。
  既然日军不肯饶恕韩世贤的死刑，我大哥只好另想方法来救他性命了，先是想通知游击队到刑场附近埋伏劫人，但是却又耽心惹火了日军，找当地老百姓报复，杀人放火，百姓受害。后来想出了一个点子，把庙里菩萨身上铁甲取下来，缝在棉袄里面，在执行枪决之前给韩世贤换上，凭我大哥与吉田少佐的关系，这一件事应该办得到的，就说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在死之前要换上新衣服，阎王爷才收留他的鬼魂。
  为了做得逼真一点，还在棉袄胸前塞一玻璃瓶鸡血，当枪声一响，人伏倒地上时，玻璃瓶便碰破，鸡血便从胸前流淌出来。
  这一计策很成功，我那时正在跟裁缝师当学徒，棉袄是我裁制的，是我送去鸡岭镇给我大哥的，执行枪决韩世贤是在落日时分。我大哥把棉袄给韩世贤换上，日兵没有人检查，他们都信得过我大哥。
  枪毙时共发射3枪，由于铁甲坚厚，并没有伤到韩世贤身体，但他装假死装得很像，鸡血流在地上一滩，负责执行枪决的日兵走了，韩世贤家人便来替他收尸，离开日兵视线之后，韩世贤便下来自己走路回家。
  从此开始，韩世贤便远离家乡，加入抗日游击队阵容。由于他对地方民众和对政府的贡献，以及他的学识与才能都很优良，他一进游击队，游击队部给他中队长职务，他任职之后也干得有声有色，并且轰轰烈烈突击日军很多次，每次都是胜利归来。
  民国三十四年秋天，日军投降后他回家过一次，并且带回一位外地娶的太太，很漂亮，也有学问，他并且在家乡大请乡亲友好，在宴席上他还特地面对众多客人提出来，感谢我大哥和我救了他的性命，他会永生不忘。住了一星期他夫妻便离开了，他说去南京开设中药铺，从此之后再没有见他返乡过。
  我跟随国军部队来到台湾已经38年了，台湾南部住得最久，地方也不算大，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遇见韩世贤，也可能遇到过，由于久不见面，彼此年纪增大了，相见不相识也不一定。今天应该感谢妻的腰骨痛才制造了与他的儿子见面机会，真使我高兴不已，过几天与他们夫妻两人聚晤时，更使我兴奋不止。
  （四）白布魔术
  故乡赣北，从前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民国三十三(1944)年我已经13岁了，不但没有看过电影，甚至连电影这名字也没听说过。
  那时故乡正沦陷日军手中，不过听说日军军营中有时候晚上放什么电光影看，老百姓不能进他们营区，只有极少数与日军有关系的人才有机会进去看。
  我那时跟裁缝师学徒，有一天自卫队队长（保护日军的中国人，乡人背后称狗腿子）请我师父去替他缝衣服，他们都穿着便衣跟日军行动。自卫队营房与日军营房相隔甚近，约300公尺，即用砖块及铁刺网围成两个营区。
  本来我们是白天去自卫队缝衣服，天黑下班回师父家睡觉。正巧那天晚上日军营房放电影，自卫队长便带我师徒两人去观赏。
  平常我们见到日本兵尤如猪狗见到老虎般地害怕，但今晚由自卫队长带着进日军营区就有胆些，日军有30多名，坐广场前排，我们跟自卫坐在后面。
  前面用两根竹杆挂一丈余长、宽四方形白布，后面架一台小型放映机，约10公尺外放置一部发电机马达。马达一发动，白布上便开始有景物和人物出现，但只是黑白两色，人物能动还能说话，但说的日本话，我听不懂。有日本百姓和日本军人。
  我们不知道那叫什么片名，但知道一些情节，好像是演日本青年从军出征，家人都到火车站送行，他们肩上披光荣彩带，还有许多女学生及一些小姐为他们献花。后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最后就坐兵船来中国，攻打中国，每到一处就把中国军队打败。至于乱杀中国老百姓，放火烧民房，及强奸妇女的情节都没有演。
  我们眼在看，心里却很难过，他们侵略中国，杀死中国无数善良同胞。
  大约两个小时才放完。放完之后，广场上电灯开亮了，那块白布上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好奇怪，难道那块白布里有魔术不成？电影机一照射，千军万马、火车、汽车、军舰、飞机、枪炮样样都出现在上面。后来我们回去说给别人听，他们听得目瞪口呆，觉得很新奇，羡慕我们师徒两人有眼福，有机会看到那种奇怪的电影。
  翌年秋天，我国抗日胜利，日军投降，但是我们乡间民众仍然是没有电影可以看，直到民国三十五(1946)年才听说九江县城里有一家剧院放映电影，是黑白影片，票价贵得很，比看京剧要贵一倍，一张电影票卖二角银元，够乡下民众小家庭5天的生活费，乡下人赚钱不易，有谁舍得花钱去看那样贵的电影？乡人的娱乐只是几个小村庄凑钱请当地的小剧班（彩茶剧）来唱两三个夜晚便很尽兴了。
  我正式看到本国电影片，是在民国三十九(1950)年6月中旬，我随国军部队是以营为单位带进去看。
  那时电影院没有冷气装置，连电风扇也没有几只，门窗一关闭起来，人多闷热得好难受，但是都是大陆来的大娃娃兵，大多没有看过电影，再热也甘愿。
  那时看电影也只是外行人看热闹，内容情节都不管，连片名也不晓得，知道看演员们动作言行，看到有趣处就笑，看到悲伤就跟着流眼泪。也还是黑白影片，不过有几个男女演员名字我至今仍记得。有王元龙、洪波、陈厚、李丽华、周曼华、大胖子刘恩甲等人演出，属于文艺笑料片，逗得全场官兵们笑声不断，可算收到娱乐效果。
  这算是我出生19年来正式看电影，比第一次在家乡看那日本电影要愉快多了。
  [本文作者汤为伯，1930年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汤家湾人。18岁在当地被民国政府征兵抓去，1949年随部队至台湾，由部队业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中国（台湾）文艺写作协会会员，出版小说、散文等类文集22部，现住台南市。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8月31日）及故乡《九江市志》2004年版第四册988页，《九江古今名人传》(1997年版第10页)、《柴桑群芳谱》（2003年版58页）等多处介绍其作品和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