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叶大任（1846-1890）名藩滋，字轩人，号伊卿，江西省九江县沙河毛桥叶家垅人。自幼聪慧好学，通究经史、过目成诵、书法苍劲、画艺逼真。1865年取秀才，年仅19岁，乃乡里佼佼者，正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攻读参加来年殿试。发奋忘食地潜心攻读，博览群书，还常到长岭蔡家逃走访蔡文烁（据称系后来蔡金台之师）等书香门弟之高贤和很多儒界名流，以求指点。然而，就在他胸有成竹准备参加殿试时，天有不测风云，两年间父母因故相继谢世，这对他不但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并不宽裕的家庭带来沉重压力，不要说盘缠差旅，就是食宿也十分困难。因此参加殿试化为灰烬，功名无望，几乎成了落魄之人。在亲友劝慰和帮助下娶妻成家，痛定思痛后，决定放弃殿试，转而务农兼之间阎教蒙，从此成为一名不伦不类的教书匠（当时只有生员四、五人）。不觉光阴似箭，在教蒙生时公为人温和宽仁，对生员严格要求，从不随意打学生，不惩罚学生，而是耐心引导，对每一个生员的作业要求都很严格，强调自觉学习，因此生员知识大长。对穷家子弟倍加关爱，减免学费近乎义学，所纳生员已达数十人之多，也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先生教学堪称得心应手。而正是此时先生在书法上也有了较深的造诣，先生以颜体柳体为擅长，楷书、行书亦有功夫。然而这时江南大地突遇三年较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同治八、九两年的水灾和同治十年的大旱灾，生员几乎无人就读。先生只好离乡到庐山，从事教书匠的职业，庐山生员虽少，但课余卖些字画亦能养家糊口。后又奔波于浔阳镇，分别在江边的九华门和都府巷私塾从教，一个偶尔的机会适逢陆宝凤老板称其招牌遭白蚁所蚀，他很欣赏先生的颜体，特用五十吊钱请先生为其献墨宝，先生认为老板好似伯乐，能识千里马，另一方面也是将自己的招牌打出去，便为其写了“陆宝凤大药房”的招牌（2004年版《九江市志》第四册第1252页载“陆宝凤”小传），后经镀金一直到抗日期间方遭毁损。还陆续为江南粮行的“顺昌米市”和现九江饭店处的原“浔阳客栈”即旅社等多处书写招牌。此时先生的名声也随之一振。1880年（光绪五年），正在先生顺风之际，可是先生的爱妻不幸因产而亡，时年38岁（长先生5岁），先生痛不欲生。一年后先生又续娶书香门弟汤桥大户胡氏之女为妻（小先生12岁），并相继生二男（有偕，有树），长子不幸早天，自此先生便在家乡设私塾从教，因先生的教学颇受乡邻所崇，远近乡邻送子求学者甚多。从此由一个启蒙的教书匠成为了一个坐馆执教的堂堂先生，而从其学登甲第并负时望者也非鲜见。如吴宜广、虞希圣、余兆先、马祖训均为举人。本乡诸多高贤虽未中举从仕，却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如叶芹斋、叶静楼、黄云标等先生，在乡里可称之为乡绅贤士。直到光绪十一年岁初应南浔铁路总理刘橘祺老先生之特邀到浔阳镇赵家花园处，由刘设馆专教其子刘廷琛，并有刘之亲朋子弟等数人陪读。据考刘廷琛乃刘橘祺先生最得宠之子，视为掌上明珠。少时贪玩耍，经过很多师授均不得法，使其厌倦读书，且有步人歧途之嫌，了解其子莫过于父，刘老先生万分焦虑，到处寻找救儿良方——名师。经浔阳举人（系大任先生的学生）虞希圣、余兆先等人力荐，确认大任先生最适此重任。故刘橘祺老先生特三次登门为儿寻师（第一、二次均未谋面）。当初先生见刘父如此执着特来邀请，深怕刘系官僚家庭难以适从，再三推辞，刘诚恳许诺只要能挽回儿子之心便是成功：见刘父十分诚意，便应允。于是在当年农历四月初八日，由刘备大轿从叶家垅将先生接到沙河，后乘帆船由水路到浔阳。在先生五年多（即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七月）亲辅育下，刘廷琛判若两人，学业日进，科举连捷。叶氏宗谱这样记载大任老先生：“公幼年好学，长举秀才，因好古以敏求得学识之渊博，儒林称冠，士道为宗，庠序是闾阎为师时有门生刘廷琛者，翰林吉士也，清官拜示政提学史，学部副大臣，内政大臣等职，乃公亲甫育之才也，寻传义帝景慕，亦而从师之此，公德才之高回可知矣”。然而先生的功德远不只是教一个庶吉士和几位举人。先生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清朝政府吏治败坏，财政拮据，军备废驰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英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继英之后，美、法、日、俄等国列强也都乘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勒索。目睹疆土被瓜分，民不聊生，满目苍夷，国将不国的情景。青年时期的先生就潜心攻读很多进步人士的书籍，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清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从中吸取新思想，新学说。而他的功绩是提倡力举我国的教育之新思路。先生长学生刘廷琛20岁，师生竟成为忘年之交，特别是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白天讲学授课，夜间谈论教育改革的设想，救国的方略，先生一语道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安邦治国，极力反对科举选仕，腐儒为官和僵化懦弱的朝廷，特别是当时国家政权摇摇欲坠，行将沦为殖民的政局。常对学生讲顾炎武的一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自己救国心情寄希望于学生一代人身上。指出欲想救国，必须废除旧的教育方法和科举考试，重新设立分科育人，大致分为中国文史、政治法律、农业农经、军务、商贸、机械、土木工程、中国医药等等类别，使之造就出新型专业人才。夜深人静他们还谈得十分投契，如痴如醉。然而先生无力挽住即将倾塌之大厦，故对廷琛寄莫大的希望。在谈论时弊之余便是探讨书法、文章字画的鉴赏评论，主张文人必须落笔犀利，文似刀枪必须服务社会等理论。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师生的感情发展到如同父子，先生很欣赏刘的聪慧，一点便通的灵感。学生深感先生教诲有方如鱼得水，尤其是对孔孟中典故总是举一反三，尽量做到弄懂弄通为止，不厌其烦使之明白其理。刘受恩师的影响颇深，在以后刘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期间还沿袭了叶老先生的分科育人的办法。从而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分科大学之先河，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折射出叶老先生的思想之光。故刘迁琛在《潜楼文集》和《贞观政要讲义》等著作中曾多处提及恩师斥蔽和师训难忘之词。廷琛曾多次陪同先生回乡，游春踏青，一路上师生有很多诗词对联，师生吟对自如，谈笑风生。因叶家垅恰似一副春牛图面向草堆山，背依牛头山，数亩方塘为牛饮水之池，一株千年红松和七级宝塔谓之系牛桩。牧童、牛背、短笛，依衬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俨然是一副天然画卷，也是耕读极好去处，还有株岭山活水成溪终年不竭，大大地激发了刘的诗兴，据讲刘当时所写的采风诗赋就不下几十首之多，有时刘就住在先生家学习，据讲刘极愿住在先生家。当时很多文稿整理成册一并放在先生家。光绪13年农历腊月，刘橘祺先生从京城回到家乡。首先来到书馆看望叶大任先生，并从京城为叶大任先生特地购买了一件尚好的皮毛货上衣及一些物什送给先生（据其儿媳黄金秀老人讲，叶先生对这件皮毛上衣十分珍惜，每年除正月作客穿穿之外，其余时间从不舍得穿，先生死后被其子有树每到冬季当作工作服穿直至穿破为止）。此次刘橘祺先生及其子和叶先生一起交谈十分投契，尤其是对儿子刘廷琛的学业更为关注，叶先生也看出刘先生的心思，便请刘先生出一对联试试刘廷琛是否有长进。刘先生自己的学识本来就很高，但他对叶先生的学识十分钦佩，便对廷琛说叶先生满腹经纶人品高尚，今天屈身我家专门教你，买是吾门之大幸，于是随口便出了上联“两京六朝富文史”。此时廷琛经过少顷思索即对出下联“三高八及挺才名”。刘先生当即拍案大惊日：对得好极了。刘橘祺先生对叶先生讲廷琛能迅速对出如此佳联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并连声称谢叶先生是教书育人的贤才。叶先生讲你父子过奖了，大任低微之人不敢受此殊荣。不日刘橘祺先生特将此联书写好赠送给叶大任先生。本来这幅对联也遭焚毁，由于叶先生的儿媳不识字，看见其他文稿都是白纸写的，而唯独此联是红纸写的，便把这幅对联放在妇女做针黹的样布套中，长期放在扁桶里才幸勉遭劫，保存到今。此联据本人的理解为：两京，形容地域广袤；六朝，形容旷古至今的丰富文化内涵；三高，即是先生文才高、貌才高、口才高；八及则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官做人的起码标准均按此八个字来衡量，以此类推不辱君命。近期本人又请教几位高中语文教师，他们的看法也基本认同，叶翔忠先生则肯定性赞同这一解释。叶先生自21岁起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远致匡庐浔阳古镇，当时在儒界颇有一定影响，在乡邻中更是有口皆碑，堪称德旺之人。先生在从教中撰写了不少建树之作，亦写了很多感赋文章诗稿，先生酷爱画花鸟虫鱼。据先生儿媳黄金秀老人口述，先生所留下的文稿字画约有几十斤之多，一直保存到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连同家谱和明代叶姓祖宗的画像和刘廷琛部分诗稿一并付诸一炬，仅从当时参加校阅和抄录者吴宜广处得知文稿名为《藩滋梦笔》。1890年（光绪十六年）农历八月叶先生在病中，刘廷琛前去探望，叶先生再三嘱咐廷琛要诚实为人，忠诚报国，勤奋学业，金榜题名指日可待，以后还要勤奋从业。九月初一日叶先生不幸乘鹤西去，年仅四十四岁。当时其夫人胡氏年仅31岁，幼子（有树5岁），留下孤儿寡母孤苦伶仃，稚子不能为母分忧，可怜胡氏整日以泪洗面，所操办丧事用费全是刘廷琛所支付，廷琛如丧考妣披麻带孝，真正做到从师一日，终身为父的中国礼教之义务，自先生辞世后刘未曾再从师，一心潜心苦读，1893年顺利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曾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陕西提学史、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在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大学分科设置和教育，分为：经、政、法、格物（楼学、地质）、农、工、商、医八科。著有《潜楼文集》、《贞观政要讲义》、《奏议》四卷等。1997年版《九江古今名人传》第184页、2001年版《九江县志》第757页、2004年版《九江市志》第四册1223页等处均载有刘廷琛传略。刘廷琛知恩投报，自他中进士为官后每年从薪响中抽出一定的奉禄接济师母，足以保持农村中等生活水平，且供师弟读书，直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从不间断。他身为高官每次回乡省亲均来看望先生遗孀（师母），关心师弟学业，为了使师弟能担起家庭之责，独立生活，在师弟刚成年适逢南浔铁路建成通车时，为师弟有树谋职，称只要愿意做，在南浔线任何车站当站长均可。民国二年，师母胡老夫人谢世，正值政局动荡，刘未能亲往行孝，特发唁电和书信，以表悲痛之情。据老人讲他们师生间还有很多趣闻轶事，有待搜集整理，遗憾的是由于晚辈年幼无知未能妥善收藏、整理，很多有价值的文稿、书信原件均未能妥善保存，因而失存，甚为痛心。
  本文系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家乡九江县沙河乡随父学艺期间，上门到各村各户做门工时听吴从贤、叶显宸、黄大鸿等清末遗老作为故事讲述和近几年来叶翔忠先生提供的宝贵资料，加上妻子叶晓婷系叶大任公之嫡亲孙女及其母亲黄金秀生前讲述的片段整理而成。今遂此愿，既可证公之思想、学识之渊博，亦堪慰公九泉之下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