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三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殁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四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取《陶氏史记》一说）。
  辞仕还士
  中国隐士中最著影响最圆满者，莫过于东晋陶氏渊明。陶“渊明的全部隐逸生活是在他家乡柴桑完成的。
  隐士就是隐逸之士，其他民族则未有。而这个士，能仕而不仕，成为隐士。
  中国文化中的士，在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仕，通常是指仕途中的仕，也就是指入朝为官的人。而士则泛指读书之人。中国社会中的士，能养其道传其道。能让中华文化在逆境中仍不会泯灭。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也说：“士尚志”。孔子又赞颜回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用者，是用其道，非指用其身。社会能用其道则应出身行其道，否则只应藏道于身，宁隐不仕，以求全其道而传于后世。仕致力国事，士则致力于学，文章之所在，亦道之所在。陶渊明辞仕还士。写了大量的诗文即属此道。
  陶渊明在仕途中，不能布其道，世与他相违，所以他弃其仕。他辞仕还士，还是士族，他只放弃仕的责任没有舍弃士的传统，所以他伟大。这就是中国古代士的美德，隐中不丢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就形成了中华独有的隐逸文化。隐渊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霖公）。陶渊明的归真返璞，仍是儒家之行为，中国士大夫的怀德之举。关于士，历代名家都有良言。宋代苏东坡元丰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黄州，自此苏东坡坎坷半世，自此苏东坡追随陶公半生，这位苏学士，并没有舍弃仕途，而是“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他提出“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他信奉“进则效其忠，退则存其身”。存其身者，最好的去处便是归隐，能存其道，在学林中布道，陶渊明做到了，苏东坡敬慕了。
  终身不辱
  陶渊明不愿束带去迎接督邮，挂印归隐，是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屈辱“向乡里小儿”。这是中国士人及隐士们共同的自爱。战国策四上说：“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陶渊明所守者就是“不辱”。为了“怀德”，宁可失去食禄而不怨，挨冻受饥而无悔，他在“乞食”诗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恐怕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乞讨过的大诗人。尽管陶渊明日子过得如此地艰辛，几次有人请他出仕，他仍抱贫独守，抗志南山。
  隐逸文化，就是士大夫为了在集权制度下保持自己相对独立而采取的手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盅卦）以实现“从道不从君”（苟子言）人格上的意义。陶渊明归隐后，他达到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等等。孔子曰：“无道则隐”，把隐逸认定是对“道”的维护，所以隐逸是“正义”的。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关系和社会群体剧烈动荡，为了远祸，维护自身人品的高洁，求得逍遥无碍，遁人山林归隐，以藉此摆脱当时险恶政治的沉闷，陶渊明返璞得彻底而天真自然。
  论战有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文化第二次大展演交融。儒、释、道、玄各种思潮显现活跃。特别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创办了净土宗，集全国精英一千多人于东林，其中一百二十三人结为莲社，一时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一方面聘请西域法师佛陀跋陀罗带领一班人译经，又派法净、法领二弟子直接到西域取来大量梵本经典，另一方面他亲自迎战各方对佛教的发难。隆安二年（二九八）间，桓玄挑战慧远，桓玄作“罢道论”，直指佛教。慧远以《明报应论》迎战。桓玄又以《沙门应敬王者论》再度发难。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反驳。如是引发一场中华哲学史上的大论战。连归隐的陶渊明也卷入其中。
  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作于元兴三年（四0四），全文分为：在家一；出家二；求宗不顺化三；体极不兼应四；形尽神不灭五。共五部分。其中《形尽神不灭论》是精华，是慧远为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理论依据，慧远认为人死了，形体尽了，而灵魂（神识）会永久不灭，修成功者，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未成就者会坠人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轮回。这就是因果关系，俗家说的因果报应是延此说。慧远的《神不灭论》，曾称雄天下，十多年争论不休。到义熙九年（四一三），莲社成员再三邀陶渊明人社，陶渊明不但不入社，反而就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加以理论。陶渊明用《形影神》哲理组诗，公开表明反对有神论。陶渊明认为贵贱贤愚、男女老少，没有不死的，个个都是形尽神灭的。他在《挽歌辞》的结尾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认为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埋在山里，和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哪来的什么轮回因果，哪里有什么神灵不灭。因此他在《形影神》诗中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人还不如一岁一枯荣的草木。他认为“身没名亦尽”。他又说：“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圣人，又有谁显了神灵呢？与所有的陶诗一样，此诗没有火气，连参与这场神灵的论战，他仍那么自然地用诗的语言流露无神的思想，没有说教的严肃，只用诗的韵味来论生死不轮回。陶诗里关于不信神灵不灭、生死轮回的理念比比皆是。在《和刘柴桑》诗中也有“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人死了之后，名誉和身体都被淹没，还有什么可追究求的呢？我们在知道陶渊明上述思想后，再想想慧远再三请他人净土宗莲社，对陶渊明“攒眉而去”就不难理解了。他在这组诗中阐明了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灵魂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亡的。陶渊明多么朴实的自然观，对神学（包括对道教）是一次清醒地揭露。
  世上多了三个明白人
  陶渊明于羲熙十二年丙辰（四一六），写《丙辰岁八月中秋下漠田舍获》诗，诗的开头便说：“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多数学者认为东林是指庐山东林寺，我也同意此说。这说明东林寺附近有陶渊明的庄园田舍。这时刘遗民早在西林寺前筑有禅室。周续之也都是莲宗的信徒了，他们三人都住在东林寺旁，又都辞仕归隐，当然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常唱和诗词，所以世称“寻阳三隐”。
  寻阳三隐中的刘遗民是净土宗创派祖师慧远的好友，净土宗莲社一百二十三人在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发愿共同期生西方净土。当时发愿文就是慧远请刘遗民代写的，至今，“发愿文”仍是净土宗重要文献。刘遗民（又名刘程之）做过柴桑令，他也和陶渊明一样，在柴桑令任上挂印归隐，所以人称“刘柴桑”。他归隐后在西林寺前筑禅室修行。刘遗民“坟典百家，无不周览，妙善《老》、《庄》：尤好佛理。又因多病，不以妻子为念”。陶渊明与他志向相投。和唱的诗歌，现存二首。
  三隐中还有一位叫周续之，因博学多才，时人誉为“颜子”。他布衣蔬食，终身不娶。也是净土宗中十八高贤之一。多年师事慧远。与刘遗民、陶渊明同为志向相投，不靡于俗。
  十八高贤中还有一位居士叫张野，学兼华梵，居柴桑，也师事慧远。与陶渊明还有婚姻之契。按说，陶渊明被刘、周、张及慧远等佛门大德所围，受梵文化薰之甚浓，所以慧远理所当然地邀陶渊明人社，谁想陶渊明“攒眉而去”，又写诗驳慧远的神不灭论，这是何等明白之人。刘遗民、周续之不但以素食为念，而且不思女色，又都是佛门高贤，离出家只是一件袈裟而已。他们为什么不出家呢？又为什么与一位无神者交好呢？慧远的法力何在呢？这中间是否是陶渊明的“形影神”的理念，牵制了他们。陶渊明使佛门少三弟子，世上多了三位明白人。
  在这场神不灭的争论中，陶渊明走到了前沿，俨然是位斗士，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遁人山林不是消极避世，而是远祸，中国隐士不但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强烈地冷眼相看，只要机遇可能他们就会出击的。这也是真正的中国隐士一大特点。在陶渊明的身上把东方文化的光辉显现得如此地完美。陶渊明是中国隐逸文化成熟期的高标，他真正获得了人格的独立与心灵自由后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