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晋至南朝其间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县）人。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侃，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薨赠大司马。祖茂、父敏均做过太守之类的官，但到渊明出生前，家道渐趋衰微。继而8岁逝父，12岁丧庶母，常与母、妹居外祖父孟嘉家，饱览其家藏诗书、经史和老庄等典籍，为他日后“博学善属文”奠定了基础，也对其“儒玄双修”，孕育“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双重志趣起着重要作用。
  渊明少怀“大济苍生”之志。但他所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志不获聘”。直至东晋太元十八年（393年），起为州祭酒，因不习惯官场生活，“少日自解归”。不久，州召主簿不赴，在家闲居六七年。约于隆安三年(399年)后，曾两度对匡时济世抱有幻想，先后入桓玄幕僚和任刘裕镇军将军参军，但这些不期而遇的机缘，无须多时均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所断送，不得不急流勇退。先是隆安五年冬，以母忧辞玄幕；后于义熙元年(405年)初，又藉思乡心切别裕府而迁江州，任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三月随敬宣自表解职而去职。
  同年八月，渊明家境日窘，经家叔陶夔推荐出任彭泽令，然在官80余日即解绶去，并赋《归去来辞》。对此次弃官原因众说不一，而最根本的还是辞序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但不能“违己交病”。通过13年时仕时隐的反复尝试，他清醒认识到，在这种黑暗社会是无法施展自己才能的，誓同统治阶级决裂，从此终身不仕。
  渊明辞官归里后，躬耕自资，致力文学创作，留下诗歌120余首，散文和辞赋10余篇，有《陶渊明集》行世。就其创作内容大体可以41岁为界，前系出仕阶段，作品不多，主要写为贫而仕，表露叹行役、倦宦游、念园林的复杂情感；大多数作品和不少优秀作品是后期创作的，主要写隐居躬耕，抒发安贫守贱，不慕荣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
  按诗歌题材分，主要有田园诗和泳怀诗两大类。在田园诗中，热情歌颂农村美好的田园风光，描写春种夏收的劳动情景，赞美和肯定劳动的意义，表述亲自参加劳动的体会及与农民友好交往的关系，并常把自由的田园生活同黑暗的官场对立起来。田园诗乃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开辟了我国诗歌发展领域的新境地，故有“田园诗祖”之称，泳怀诗或直抒胸襟，或借古喻今，或用象征、寓言手法抒发对国事的关心、对贤哲名士的倾慕以及对权贵的蔑视、对趋炎附势和追名逐利者的嘲讽，从而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还写了些哲理诗，表达对人生的看法，对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否定。他创作的散文、辞赋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名篇佳制，情真质朴，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糜之风，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己！”
  陶诗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内容言约旨远，语言精炼简洁。他善于用朴素话语、白描手法，描绘普通的田园和平凡的生活，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传神地创造出一种很高的意境，且无斧凿之痕。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作品中也曾表现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思想，这毕竟是瑕不掩瑜。他是一位伟大诗人和杰出散文家，其思想和作品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等，无不对其人其诗表示无限仰慕之情，在中外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伍乔生卒年不详。南唐江州德化县人（一说庐江人，似袭晋永兴元年前“庐江之寻阳”旧沿革）。少隐庐山白鹿洞读书，苦节自励，力攻于诗。坚持不懈，学问精微，举进士第一（俗称状元），官至吏部考功佐郎、歙州司马。后经密友翰林学士张洎极力荐举，乔文深得中主李璟垂爱，遂命勒石，以传后世。<全唐诗>录伍乔诗一卷。乔诗题材广泛，多题赠咏物，尤以七言见长，<题西林寺水阁>即其代表作（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黄靖泽(1260—1346)字楚望。其先籍属长安，唐末徙居资州（今四川内江）。父仪可，累试不第，随官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兄骥子而居，后因四川大乱不能返，遂安家德化。
  泽资质不凡，素以倡明经史、学习儒道为己任。读书善于思索，往往因思虑过度得病，但病愈复苦思，久而久之，终究探索到书中之奥秘，他在读书和后来教学中，一直坚持“学而不思则罔（迷惑）”的原则。
  元大德年间，江西行省相臣得知泽名，特授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其禄，以施其教。他“一切经解史义，常能往复辨难，穿穴揭微，得古人所未见”，要求学生“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使之得益匪浅。后出任洪州东湖书院山长，受学者益众，盛极一时。他边教书，边著书立说，写出<苦思吟>十章，学生互相传诵，赞叹不己。十年秩满即归，不复言仕。
  泽家居后继续研究经学，同时办塾馆，以教书收入奉亲养眷。他主张师道尊严，对学生因材施教，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在研究中，提倡“必积诚研精，有所悟人”，才能“窥见本真”。在考释中，以汉唐注疏为依据，对各种文物名称、历代典章制度均作详细考察，从中揭示六经疑义千余条，修正朱子门人沿袭的成说。但又惟恐学人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同代理学家吴澄研读泽著后赞道：“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泽雅自慎重，未曾轻与人言。凡路过江州的达官贵人闻其名，均欲登门拜访，他多避而不见，不愿与之交。
  泽家境清贫，常以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以自慰。当年迈不复教书，收入减少，一遇灾年，家人常采集木实、草根充饥，仍意志顽强，笔耕不辍，并以儒学未倡明、经学将失传而忧心。门人惟新安赵汸为高弟，得其春秋之学颇多。书存于世凡十二三种（书目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张羽(1333-1385)字来仪，后以字行世，改字附凤，元末明初江西德化县人。少随父居江浙任所，因战乱兵阻不得归，遂与挚友徐贲寓居吴兴（今属浙江戴山之东）。元至正年间，受聘为安定书院山长。后又徙居吴（今江苏苏州）。
  明初，羽被举贤良，不出。洪武四年（1371年），征至京师，因应对不称旨而放还。后再征，授太常寺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十六年，朱元璋重其才，亲述滁阳王事实命撰庙碑。不久，因事获罪放逐岭南，未至半道又召还，羽自知不免，乃于十八年六月投龙江而死。归葬九里岗。
  羽系明初著名的文学家，能文善画长于诗，为文学欧阳子，作画师米友仁，且与吴地诗人高启、杨基、徐贲并称“明初四杰”，以与“初唐四杰”相媲美。他的著作主要是诗文，大多分别汇入<静居集>或<张来仪先生文集>，不少总集和丛书如<四库全书>、《豫章丛书>、《四部丛刊>和<盛明百家诗>等均有收录（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他的作品缜密宛转、精洁有法。明代诗人、画家程嘉燧评价其五言古诗“学杜、学韦，各有神理，非苟然者”；乐府歌行“材力驰骋，声节谐畅，不袭宋、元格调”；七言律诗则“清圆浑脱，不事绸绩，全是唐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律诗意取俊逸，诚多失之平熟。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至于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足为一时之豪”。
  柳邦杰号匡庐，生卒年不详。明中叶九江府德化县人。正德十一年（1516年）举予乡。十四年，盘据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叛兵迅速占领九江，邦杰因护理年老体弱双亲未逃致被擒，叛兵于其背连砍数刀，仍不忍舍弃父母，卒使叛兵感动而获释。后进京竭选，得同知琼州府事。
  邦杰为政平易，尤其关注穷苦百姓休戚，凡兴革之举均力求切中世弊，兴利除害。一次，当地黎民聚众起事，他仅率单骑前往安抚，事态很快平息。后以功奏绩入都，不幸疾病发作，只好致仕归里。
  邦杰家居26年，杜门乐道，致力于古文词诗歌，在文学上取得相当的成就。他的散文亦写得比较出色，常把记叙与描写、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以表现自己的志趣，特别是《海天堤楼记>堪称名篇，文中有一段用诗的整齐语句排比铺陈，写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妙趣横生，显出高度纯熟的艺术手法，令人读不释卷。著有<匡庐山集>藏于家，还有<匡山小序>（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文德翼字用昭，一字镫岩，晚号石室老人，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九江府德化县人。少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崇祯三年（1630年）中南监乡试，七年举进士，授嘉兴府推官。
  德翼居官清正，勤政事而疏权要。莅任后，极力甄别积年的冤狱错案，平反获释者甚多。时吴中彦父子贿结当朝大宦官，武断乡曲，残害善良，德翼查明实据，予以严惩。府丞戴澳与中彦同党，有恃无恐，上疏劾德翼，污蔑万状。崇祯帝为了表示公正，派员调查，澄清事实，澳反坐狱，并擢德翼为吏部稽勋清吏司员外郎。正欲大用，乃以父忧归里。
   德翼出于阶级本能，敌视农民起义。先是湘赣义军初起，他尚在嘉兴，即邮书兵宪指划浔城形势，为曲突徙薪之计；崇祯十五年，义军破黄梅，将渡江，他居丧在家，竟身着孝服率士民日夜守城备战；后左良玉为避义军锋芒，率部东下驻九江关厢且一年，他又暗使巡道叶士彦以大义劝良玉截上游，左师乃还武昌。凡此种种，名日使一郡五邑免遭生灵涂炭，实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殚精竭虑。
   德翼服满，明已亡，遂隐居不出。他的后半生一直以明遗民自居，不与新国统治者合作。他流连山水，研究佛道经典，并特意撰<宋史存>-书，下笔始自宗泽，终于文天祥，他们均为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人云深有寓意。
  德翼博贯经史，长于诗和古文词，著述颇丰，除<宋史存>外，还有<雅似堂文集>、<雅似堂诗集>数十卷（书目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行世。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虽“人品精逸，而学问未能精邃”、“故诗文未能超诣”。
  黄云师（约1606～1681）字非云，一字雷岸，明末清初九江府德化县人。崇祯三年（1630年）中北监乡试，十三年举进士。历任吏、户、刑、兵四科给事中。
  云师在任期间，秉公执法，稽查违误，抗疏甄别京卿，凡所指陈详明剀切，深为宰相郑元岳所器重。曾奉命赴楚、粤催饷，题免郧、襄诸郡旧欠36万余，民受其惠。继升大理寺少卿，命往福建册封，适逢甲申之变。明亡，自闽归浔，隐居庐山北莲花峰下，清廷征辟不赴，杜门著述。
  云师工诗文，其诗谐于音律，精于炼字，长于寄怀，如五律<东湖因是庵>绘景造境，笔笔传神，寄托清空高远的隐逸思想；其序文、随笔独具卓识，颇有气格。他治学广博，不仅专于文学，更以经学名世，论著兼及史学、佛典、医籍、训诂、方志等领域。平生著有<正来堂集>等10余种共200余卷（详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范淑(1821～1846)女，字性宜，自号种菊秋农，清代后期九江府德化县人。出身没落书香世家。祖明德，由廪贡任泰和学博，后调湖南武陵县丞，有政声，升桃源知县。父正衍，早年中秀才，后科场失意，一生以教书为业，兄元亨，字直侯，道光优贡、乡试副榜（咸丰二年中举），才华横溢，擅诗词。妹名润，字端宜，亦善诗，著有《续秋轩诗稿>。
  淑自幼聪颖，“数岁，过门帘偶皱，回步整之乃行”，双亲喜而钟爱。稍长，父携之亲授；父逝，利用家藏图书自学不辍，不数年经、史和诸子百家广为涉猎，并从其兄学做诗、填词，尽得诗学旨趣。惜未成年，父母相继去世，生活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清贫而拮据，渐至饥寒交迫。为伴兄力学、抚养小妹，只得牺牲自己青春年华，挑起家庭“主妇”重担。不久，其兄被人聘为幕宾，赚取些薪俸供家，使之稍获慰藉。但妹妹因婚姻不美满，出嫁一年即忧郁而死，却极度悲怆，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故于诗章发出“大地不能逃愤激，谿山有路羡鸢鱼，冷心到死灰翻热，痛哭而今泪不枯”的呼喊，表达对社会、对人生遭际不平的愤慨。
  淑诗自出机杼，清超微妙，富有幽怨情境，毫不绮丽习气，如“花落枝仍古，篱荒气不衰”，（落梅>)；“断炊终不断清娱，积雪无尘不忍除”（<残腊即事>）；“闲门无异隆冬境，消受长更静背书”（<风雨夕>）等等。尤为可贵的是诗歌题材不囿于闺阁生活，能大胆触及社会现实，写出象<飞蝗谣>这样反映天灾人祸、留意民间疾苦的诗篇。还熟读《红楼梦>，曾就其兄<评批红楼梦>文，作见解独到的《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长诗，对<红楼梦>倍加赞赏，甚至与《庄子》、《离骚》、《左传》、《史记>相提并论，且提醒读书人听一听那“鲸鱼”型木杵敲响封建卫道者的丧钟。
   范淑作诗，不尚虚名，惟求写实，兄妹唱和，以抒胸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科翰林蔡寿祺散馆后，与本邑同好拟编<国朝闺阁诗钞>，欲征其诗稿被谢绝。二十六年，当她即将离开人世前一日，“悉取誊稿付兄序”，因而同治十三年(1874年)续编<国朝闺阁诗钞>时，才得以补收其<忆秋轩诗钞>。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亨之子履福任良乡县（今人北京房山县）知县时，再将其父<问园遗稿>与其姑忆秋轩<诗钞>、<词钞>、<尺牍>等合编刊行于世。
  蔡瀛（约1777~1857）字小霞，一字惠瞻，号蔚子，清代后期九江府德化县人。祖梓、父琳均为未仕读书人。弟燮、子寿祺先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十年（1840年）举进士。女紫琼、泽苕和媳万梦丹俱以能诗名于时。其父子、兄弟、叔侄或姐妹、姑嫂、妯娌常游园雅集，联吟酬唱，真可谓书香门第，诗情缠绵。
  瀛少为诸生，青年屡试不第，由是绝意仕途。为摆脱儒学教官的管束，只好捐纳一名“例贡”。继因子贵覃恩封朝议大夫，死后赠阶通奉大夫。但他从不安于家庭闲逸和朝廷赏赐，而是奋发自为，力攻经史，潜心著述，所著书目多达25种（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尤对<周易>深有造诣，甚至对<山连>、<归藏>等古易均有涉猎；对史学考究亦倾注心力，既译<二十二史>，又作<庐山小志>，成书约10余年。此外，在普遍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还编纂<历朝名媛诗醢>、<历朝名媛文醢>，使不少优秀闺阁之作得以流传于世，值得推崇。
  瀛且多才多艺。好吟咏，常咸集诗人于烟水亭举办诗会，彼此唱和，辑有<娜嬛别馆诗钞>。善书法，据考庐山石门涧摩崖“石阙”二字，乃其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手书，风雨逾百年，迄今犹存。谙音律，擅抚琴，诗成乐就，既席演奏，时人评日“蔡夫子，儒林雅，识精学粹才艺化，七弦句剔旋乾坤，五声淅沥如雨下”。
  瀛还乐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清道光十三年，他与邑绅郑报谷等在浔倡建体仁堂，附设救生局，专事掩骼埋黹、救生拯溺之举，历20年无少懈。与此同期，又受地方官、绅委托，经管宾兴庄（亦称兴贤庄），积存基金，资助参与乡、会试生员，贫寒学子多赖以周全。
  黄为基(1885~1915)字远庸，笔名远生，清末民初九江府德化县人。父儒藻文采秀发，但屡试不第，以微官游浙。母姚氏名门闺秀，习礼明诗。为基自幼受教子母，稍长随名秀才黄季璇攻经、史、诗、古文词，徙浙后，又为其特聘一位外籍女教师授英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父母相继去世，乃寄居远房姑母家，靠变卖家产就读于浙江南浔公学。他以日本启蒙思想家“独立自尊”为座右铭，大量接受新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常写下“种种悖谬之文字”。不久，因参与南浔公学学潮而罢学。
  二十九年，为基经德化县试考取秀才，同年秋继应江西乡试中举，翌年联捷成清代末科进士，并“以一等大挑知县即用”。他不愿为官，清廷改以新进士资格派往日本留学，人中央大学攻法律，兼习日、英文，亦留心时事。宣统元年(1909年)秋，学成回国，先后授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官。在同邑前辈李盛铎的启迪下，响往新闻撰述事业。
  辛亥革命后，为基决意不作官，“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于清廷俱毕”，遂投身报界，兼营律师业务。1912年（民国元年），他和张君励、蓝公武发起创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求“发挥真理，表著民德，鼓舞国魂”。创刊不久，舆论哗然，每期印行2000份，不数小时即告罄，他三人亦被并称“新中国三少年”。自后，为基又陆续编辑梁启超主办<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为<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撰稿，声誉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说徐彬彬）同称民初“新闻界三杰”。尤以他所撰“北京通讯”，开印象派记事之风，成为中国新闻通讯创始人。报导文章大都为国人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同时采用访问记实、文件转述、调查统计等形式，内容真实、可靠，剖析犀利，行文流畅风趣，深得读者信赖与青睐，被奉为“后世报告文学之鼻祖”。他还主张舆论机关“应为民生社会请命”，记者“要敢于指责权贵”，报导“必须真实、客观、公正，评价、议论亦应恰如其分”等等，在新闻理论上取得“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
  为基处于“有黑幕而无明幕”的混乱时期，曾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视为“不易得人物，思有利用以救国”。但时日一长，逐渐看透其狼子野心，便撰写大量文章揭露和剖析其专制独裁、误国病民的行径，并暗示如一意孤行，妄图称帝，必将归于失败。1915年8月，袁氏复辟活动进入高潮，极想利用为基之笔撰文赞成帝制，一再派人催促。为基虽非所愿，却亦不敢显拒，不得不写了篇“不痛不痒”的文章以搪塞。袁氏看后大为不满，旋即施以高压，兼以重金、高官为诱饵，在这“人格上争死活”的关键时刻，为基“始终不肯迁就”，遂于9月30日逃往上海。抵沪后，立即向京沪各报发表声明，表示与鼓吹帝制的御用报纸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公开宣布与袁氏决裂。并致函章士钊，对此前所写的违心文章表示忏悔。
  同年11月中旬，为基由沪东渡日本，转赴美国旧金山游历。不料被中华革命党驻美总部误认其为“帝制派”，于1915年12月25日在唐人街遭刺身亡。翌年，遗骸运回上海，各界人士曾隆重举行追悼会。后移葬于九江南郊十里铺山上。有<远生遗著>四卷行世。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清末民初江西德化（后改九江县）人。1912年（民国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考取官费留学，入美国密芝根大学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1916年学成回国，初任北京<晨报>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校长蔡元培兼会长。宝璜为会务主持兼导师，每星期三晚向会员主讲新闻学课程，出版《新闻周刊>，内容虽取材于美国，但结合当时中国情况，有不少新见解。讲稿先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发表于1918年9～11月《东方>杂志上，后加修订载于《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新中国>杂志第6-8期又刊出第三次修订稿。是年，还将该稿作第四次修订，定名<新闻学>，共分14章，约6万余字，对新闻学的定义和报纸工作的性质、任务及编辑、采访、评论、发行诸方面，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行阐述和探讨。同年10月，第一批会员中有毛泽东等55人结业。
  1920年，宝璜筹办民国大学，曾一度代理校长，相继于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3年，又于北京平民大学创办报学系，任系主任，该系学制四年，预科二年，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集法>、<新闻评论法>、<新闻事业发达史>等科目，并编辑出版<平民大学报学系级刊>半月刊。同年，所著《新闻学>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出版。
  宝璜一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专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积极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列入通缉名单。一俟脱险，仍竭力扶持由北京记者组成的“新闻学会”，指导他们出版《新闻学刊》。1930年6月1日，患风寒疾症逝于北京。
   宝璜所著《新闻学》，被改名《中国新闻学纲要>重新出版，列为新闻学丛书之一，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蔡元培序称此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撰文称“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著名新闻学家黄天鹏则序赞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李盛铎(1859～1935)字曦樵，一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麟嘉居士。清末民初德化（后改九江）县人。出身世宦代嗜藏书之家。曾祖恕，道光贡生，率先在家乡建木犀轩藏书楼，藏书凡10万卷，毁于咸丰兵燹。祖浞，官至奎文阁典籍，掌宫廷典藏。父明墀，官至湖南、福建巡抚，“廉俸所余辄购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盛铎承继家风，5岁即读经作诗，遍览说部之书。；11岁读<说文》、<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谓“日后酷爱目录校雠之学始基于此”；12岁开始购书、抄收、校书，且乐于“搜集名家著述，有关经学、小学者汇刊丛书”，曾刻<范家集略>等行世；17岁己在江西文坛小有名气。20岁时，与归安韩宗建合编刊成<俪青阁金石文字>。
  光绪五年（1879年）盛铎乡试中举，十五年殿试中进士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十七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二十年充会试同考官，次年奉旨以御史用。二十四年三月，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曾于扬州等地建宅藏书。时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遂于四月乘各省举人会试之机，与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京发起组织保国会。但又依附荣禄，当悉御史潘庆澜欲参劾倡会诸人“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以求自免。九月，奉旨赏给三品卿衔，以四品京堂候补。
  戊戌政变后，盛铎被任命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注重两国关系友善，细心考察日本政治、民情尤其宪政，尚留意收集流散在彼之中国古籍，“携归中土”。二十六年奉召回国，先后授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丞。三十年八月，署理太常寺卿。同年十月，恨国家修路主权渐失，叹江西交通阻塞，乃邀集江西籍京官110人奏准南浔铁路由本省自行修筑，并成立江西铁路有限公司，一度被推举为南浔铁路总理（未亲莅任），派员分赴京沪、江浙、两湖招募商股，后利权渐被外夺，去却他们的初衷。
  三十一年五月，盛铎受命出使比利时大臣，行将赴任，又命参与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次年六月考察事毕，留驻比国，。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期满复命，仍任顺天府丞。三年二月改授山西提法使，同年秋擢山西布政使，次年初兼护理巡抚。
  1912年(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篡夺临时大总统宝座，初授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旋又聘为大总统顾问。袁氏倒台前后，相继担任参政院参政员、国政商榷会会长、北京新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和参议院议长等职。在此期间，曾收集乡梓旧志遗闻和清同治后的职官、人物、艺文等资料，辑为<德化县备志>稿。
  盛铎晚年寓居天津，不再过问时事，唯往来京津书肆收藏古籍，成为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他也是治学严谨的校勘家、版本家和目录学家，对所藏善本俱逐一批订，或考证著者生平、或品评著述旨趣、或叙述得书经历、收藏源流及版本价值，所写“题要”、“题识”计1500余条共15万余字，著有<本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编有《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版书目>等藏书目录10多种，并分门别类建斋收藏。他还撰有<藏书人表>稿本，著录250位藏书家的姓名、籍贯、简历、著述和斋号。他的藏书除因天灾人祸毁坏和少量流失大都保存下来，逝后四年由其子滂全部售给北京大学，经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等整理，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共计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罕见本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宋元本近300种，日本、朝鲜旧刻本近千种。
  胡昌鹤(1883~1962)字呜球，号九臬，今县沙河乡石门村人。3岁丧母，9岁丧父，刻苦自励。初为府学生员。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毕业于九江同文书院，并以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同年秋，在“废科举，兴学堂”思潮的影响下，他邀林继芝、徐秀钧、蔡茂兴、徐庭兰等人，筹资创办县内第一所民立高等小学堂。学堂愈办愈有起色，声名大振。
  宣统二年(1910年)，昌鹤取得留学美国奖学金，攻读6年，先后获卫斯理大学哲学学士、帝堡大学研究院化学硕士、纽约大学研究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经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审定合乎大学教授资格，由教育部授予第948号大学执教证书，随即就任九江南伟烈大学教授。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校校长库期非因祖籍德国涉嫌被召回美，故经济受困，大学停办，复改为三三制的南伟烈中学，昌鹤接任校长。
  1918年，昌鹤深感浔城中学太少，且无本邑公、私立中学，于是倾积蓄、卖祖产、求借贷，集资办起私立江州中学。数年间，规模渐蔚，校誉日隆。不料1925年度寒假住进了北洋军队，校舍设备遭受严重破坏，迫使来年无法开学。省教育厅闻讯，立将其调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
  1927年春，省教育厅整顿改组全省学校，将在浔的省立第三中学与第六师范合为省立九江中学，校委会主任由原六师校长贺金麟担任，昌鹤乃被初创的五邑公立中山公学校董会特聘主持校务和教务。是秋，同邑陈礼江（曾受教于昌鹤）出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再次改组全省中学，省立九江中学，被析为省立第四中学和第三女子中学，他熟知昌鹤之才干，力荐其任第四中学校长。时四中设有初中、高中（含普通科和师范科）两部及附设实验小学，而校址却分处文庙和旧试院两地，管理极为不便。昌鹤莅任后，亟请省准将南门湖南岸原北洋军阀邓如琢私人花园拨交四中作永久性校舍，多方筹款加以改建和修缮，至1930年秋才使初、高中两部同迁新址，成为九江第一所公办完全中学。不久，由于校方有关人员或以处事不公、或以贪污克扣，激起学生反抗怒潮，昌鹤乃引咎辞职。
  1931年，昌鹤正拟应聘去上海沪江大学，适逢武昌博文中学董事长登门请赴该校主政，力挽其滑坡之势。为了不负厚望。昌鹤只好与校董协定三年为限，搞好教学便走，由于治校有方，届期果著成效。1934年，当他离鄂去杭之江大学任教时，博文中学遂于校园修建“九臬亭”，以志其绩。
  1936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的陈礼江入川视察工作，了解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急待聘请资深望重者主持教务，即荐昌鹤入任教务长。1941年秋，礼江受命在渝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又邀昌鹤参与筹划，继任教务长、教授之职。1948年，因年事已高，退居九江市区。
   昌鹤一生对教育事业的建树，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肯定。建国后，曾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选为市人大代表，推举为市政协委员。
   蒋彝(1903-1977)原名仁全，字仲雅，一作重哑，笔名哑行者，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1955年加入美国籍。6岁丧母，不几年又失父，赖祖母抚养。其父生前任县税契房职员，收入低，业余常一；画售扇面以补家用；兄芨文采秀发，曾在浔创办诗社，与许德珩等并称“四大才子”，在父兄熏陶下，从小爱好书画和诗文。后又藉四叔延请名师孙墨千人府教其子学画之机，旁听、观摩和练习，为国画打下了基础。15岁时即擅画罗汉、观音，吸引不少寺僧登门求画佛像。
  彝中学时代就读于省立第三中学，竭力探求新文化知识。“五四”运动中，踊跃加入游行队伍，冲进租界示威。192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相继任教于江苏海州第十一中学和九江私立光华中学。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南昌，他即投笔从戎，先被委为省教委委员，旋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任书记长。“四.—二”反革命政变后，自觉前途渺茫，毅然离军，不久受聘于上海真茹暨南大学化学系任讲师。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彝的舅公蔡公时等被害，他痛切地感到政治不清明，科学也救不了国，决意弃教从政。在其兄周旋下，从是冬至1933年，先后出任安徽芜湖、当涂和江西九江县长，事实证明此路依然不通。如在九江任期内，本欲为家乡人民办点实事，曾拟定整顿社会秩序，实行禁烟、禁赌、禁娼，重新丈量土地，改革赋税等草案报省，省府不但不予采纳，反讥他是个“疯狂的青年”。未几，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通过贿赂私下订立在浔买地建站契约，他依法严加禁止，不料此举竞遭中央政府的“惩戒”，省主席且“勒令辞职”。目睹政府腐败无能，报国无门，乃于1933年6月，在家兄和友人的资助下，只身买槎浮海，远走英伦，以“观摩西方政治为将来之用”。
  彝居留英、美40余年，先后受聘为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到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名牌大学、社会团体讲学，并奋笔著书、作画，致力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和艺术。他1935年开始用英文写书，所著<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颇受欧洲读者欢迎。其对书法研究有素，真、草、篆、隶各体皆擅，尤以行书见长，《中国书法>-书陆续被英、美、日等国部分大学列为讲授中国书法的教科书，迄今重印10余次。所作中国画题材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及，一生作画3000多幅，仅熊猫画幅即近千件。所出版25本英文著作中，有12本是以“哑行者”笔名写其足迹所至国家和城市的游记，合称“哑行者丛书”，它熔诗、书、画、文、史、印于一炉，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在欧美持续销售三四十年。鉴于他对东西文化交流的成就和贡献，赢得世界文坛高度评价和推崇，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授予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高级专员和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以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一些著名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和艺术博士学位，传略已载英纂<世界名人大辞典>和美纂<世界名人传>。
  蒋彝身处异域，心系祖国。1975年回国探亲，深为解放后的新面貌所感动，在返美途经香港时即发表<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抵美后又撰<重访祖国>一书，热情讴歌新中国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77年再度回国，遍访11个省、市各大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搜集补充新的资料，俾便完成拟撰中的一部大型<中国艺术史>，作为回国定居向祖国的献礼。然工未竣而罹不治之症，10月17日逝于北京首都医院，国家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遗骨与先20余日而卒的夫人合葬庐山脚下马宿岭，以遂其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
  陈礼江(1895～1984)字逸民，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早年毕业于九江同文书院，曾任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教员。1922年（民国11年）留学美国，先后人普尔度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武昌师范大学教务长，时逢该校正列建制规划，经他悉心筹措，各院系制度大备，教学迅即纳入轨道，在国内颇著影响。1927年秋，宁汉分裂。经许德珩推荐，江西省主席委礼江以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之职。莅任后，他大力宣传各类教育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请准从盐税项下拨支教育经费，按月发放各级教职员工资；将公立中学收归省办，统一命名，并创办省立乡村师范5所，培养乡村小学教师；推行小学“四二”、中学“三三”新学制，实施部颁教材，同时在厅增设编审处，延聘名家编译补充教材；附设智力测量所，对全省数千名中小学生实行智力测验，奖励优秀；建立省派官费文、理科留学生制度，经考试录取8人分别留学美、英、德；还积极筹办江西大学，为发展江西教育竭尽全力。
  1930年，因江西主席易人，礼江旋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建树亦多。1931年，接受江苏教育学院之聘，出任教务主任。受聘后，创设成人学习心理研究所，研究和探讨社会民众教育理论；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进行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性教育；开办民众夜校，教工农识字。行之数年，成效大著，为海内外学者瞩目。
  1936年秋，礼江被简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兼参事。在职期间，制订和颁布大、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规程，推行电化教育和扫盲工作；请准在部和各省市设立社会教育督导员，举办各省市社教督导员和民众教育馆长训练班共4期；主编<教育通讯>，研究和报道全国各地抗战时期教育工作。1937年日军入侵，教育部西迁重庆，礼江在四川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运用讲演、歌曲、话剧等形式，多次发起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1940年，礼江受命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院长。为适应时代需要，他设立教育行政系、社会教育行政系、图书博物馆系、新闻学系和电化教育系科、社会艺术教育系科、国语专修科及有关社会与国民教育研究部、实验区、工作站和教育电影编辑、推广委员会，出版<社会与教育>季刊，使之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完备的成人教育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后，学院由重庆迁至苏州。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密令其迁台，礼江拒未接受，仅只身赴港暂任香港大学教授。
  1950年，联合国邀请礼江等5位中国教授赴美考察。考察事毕，他摆脱去台和留用美、港等羁绊，毅然于当年9月回沪，一度在明诚学院任教，并就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后因推行“左”的路线，礼江蒙受不公正待遇。1978年彻底平反，相继举为九江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礼江学识渊博，尤对教育学、心理学和民众教育理论的研究造诣颇深，有大量著、译作行世（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