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周访(260～320)字士达。其先本汝南安城人，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访少沈毅谦让，周穷振乏，家无余财。及元帝（即司马睿，时为琅玡王）渡江，举孝廉，命参镇东军事。督兵与甘卓等讨平华轶，拜振武将军、寻阳太守。未几，又破杜弢反晋武装，进龙骧将军，赐爵寻阳县侯；继平杜曾，迁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授梁州刺史，屯襄阳。访在襄辅农训卒，勤于采纳，智能过人，威风远著，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号称中兴名将。王敦怀有篡晋之心，访切齿痛恨，故终访之世，敦未敢为非。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卒，赠征西将军，谥日壮。
   陶侃(259-334)字士行（一作士衡）。其先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今江西九江）。早孤贫，赖母湛氏纺绩、教读。少为寻阳县吏，监渔梁，曾以一罐腌鱼寄母。母封还并以书责侃：“你以官物寄我，非但不能悦我，反增我忧！”鄱阳孝廉范逵过寻遇大雪，寓侃家，母仓促无以待宾，乃密截其发易酒肴，剁所卧新草垫喂客马。逵深感“有此母必有此子”，遂向庐江太守张夔荐侃。夔召侃为督邮，领枞阳令；又察侃为孝廉，至洛阳，除郎中。后补武冈令，因与太守不洽，弃官归。
  晋太安二年（303年），荆州刺史刘弘辟侃为南蛮长史，大破逆首张昌于襄阳，功封东乡侯。陈敏之乱，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与诸军并力讨敏。母丧服阙（守孝期满），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继奉召击破杜弢反晋武装，拜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镇沌口。后为杜曾所袭，坐免官。旋复职如故，大破桂弓叟部将王贡精锐，贡遂降。王敦深忌侃功，将其左迁广州刺史。进至始兴，而杜弘与王机等谋反，拒侃入广，侃设方略击破之，封柴桑侯。侃在州稍闲，常朝运百甓于外，夕运于内，以励志习劳。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死，其乱平，迁侃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侃勤于吏职，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他常勉人日：“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凡参佐有以酒赌谈戏误事者，取其具投于江，吏将加鞭扑。一日，路见一人玩弄一束未成熟稻穗，便加呵斥：“汝既不田，而戏践人稻！”令“执而鞭之”。所部造船，命将木屑、竹头收藏，众不解其意，后积雪方晴，厅前泥泞路滑，即以木屑布地；及桓温率部伐蜀，造船缺钉，又将所貯竹头济急，其综理微密如此，咸称之。咸和二年(327年)冬，苏峻、祖约联兵反，次春京都不守。当朝辅政度亮与江州刺史温峤共推陶侃为盟主，侃捐弃前嫌，率师合攻石头，斩竣及其弟逸于阵。叛平，诏以侃为侍中、太尉，改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共7州军事，移镇巴陵。五年夏，以讨郭默功加都督江州、领刺史。七年秋，以遣子侄与诸将克樊城、拔新野、定襄阳功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参拜不名，侃上表固让。九年六月疾笃，又上表逊位，并将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拟于临津就船退居长沙，次日薨于樊谿途次，时年七十六。追赠大司马，谥日桓。有文集二卷行世。
   周罗睺 (542~605)字公布，南朝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少任侠，善骑射，暗习兵书。初仕陈，以军功授开远将军、句容令。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齐师战于江阴，为流矢中左目，尚跃马突进、斩获不计其数；进师徐州，与周将战予彭城，勇冠三军，拜光远将军、钟离太守。
  太建十一年(579年)，以功授使持节、都督霍州诸军事，继除右军将军、始安县伯、总管检校扬州内外诸军事。所赐金银三千两，尽散之将士、分赏骁雄，陈宣帝深美之，出为晋陵太守，进爵为侯，除太仆卿。不久，除雄信将军、使持节、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豫章内史，狱讼庭决不关吏手，民怀其惠立碑颂德。至德中，除使持节、都督南州诸军事，江州司马吴世兴密奏“罗喉甚得人心，拥众领表，意在难测”，萧摩诃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劝其反，遭罗睺拒绝。军还，除太子左卫率，信任愈重。旋出督湘州诸军事，拜散骑常侍。
  隋伐陈，督巴峡、绿江以拒，相持逾月，至陈后主被擒，上江犹不下。隋遣后主手书招降，乃与诸将痛哭三日，释散兵士以归隋。高祖面慰，许以富贵，罗喉垂泪对日：“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所望。”帝甚器之，拜上仪同三司，后历幽、泾州刺史。开皇十八年（598年），隋伐辽东，任水军总管，无功而还。十九年，破突厥进犯，进位大将军。仁寿元年（601年），为东富右虞侯率，赐爵义宁郡公，未几转右卫率。
  炀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将军；汉王谅反，从杨素讨平之，进位上大将军。同年冬，陈后主死，素服扶柩至葬所，时人嘉其节义。后征汉王余党，诏行绛、晋、吕三州诸军事，阵前为流矢所中，卒于师。赠柱国右翊卫大将军，谥日壮。
  杨收字藏之，生卒年不详。其先世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带）人，祖藏器曾为江州都押衙，遂定居浔阳（今江西九江）。父维直始任蘭溪县主簿，终职濠州录事参军，初娶元氏，生发、假；继室长孙氏，生收、严。兄弟四人分别以春、夏、秋、冬为“义”，皆登进士第。
  收七岁丧父，家贫，赖母亲授。年十三，略通经义，善文咏，人称神童。及长，博闻强记，他艺无不通解。因仲兄假末第，收从不应乡试。唐开成未年（840年），假登第，收于是冬赴长安，来年一举擢第。宰相马植奏授收渭南尉，迁集努校理，改监察御史。收辞曰：“仆兄弟进退以义，当初仲兄杨假乡试未第，仆不敢出衡门；今仲兄杨假从事侯府，仆不忍先为御史。”马相极赞赏，任收为西蜀节度判官。未几，假自浙西观察判官迁监察御史，收亦由川人为监察御史，兄弟并居宪府。后收历任吏部员外郎、库部郎中、中书侍郎，咸通四年（863年）擢同平章事。
  收以交阯未复，“南蛮”常扰，请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诏准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因功进尚书右仆射。时杨玄价兄弟掌机务，招来方镇贿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以为异已，从中加害，致收罢相、流放灌州（今越南境内），继赐死。后追雪其辜，复官爵。
  万衣字章甫，一字浅源，生卒年不详，明中叶九江府德化县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初授南刑部主事，丁父艰（遭遇父亲丧事）去职。服阕，补北刑部郎中，奉命审理积案。衣对受株连者多平反，对量刑过重者则依律减轻，朝廷以其为官公正廉明，在考察官吏时定为“上考”，转任曲靖道副使。
  曲靖为汉、苗民杂居之区，民族矛盾时有发生，经衣调处三年，遂安堵无患。不久，迁福建布政使。时倭寇侵犯东南沿海，兴化告急，衣连夜抄小道赶至莆田，以重金招募敢死之士持械登阵，又巧设奇兵埋伏御敌，待倭迫近，两面夹击，斩获无数，从而保境安民，深受百姓爱戴。后累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衣勤政爱民，如收粮纳税必躬往，凡郡县输至即兑而去，不俟越宿；往例积羡（所征赋税加耗在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万余金，不入私蓄，尽数充实常平仓，中州百姓称为“万公仓”。
  然而朝政腐败，歪风盛行，衣竟遭谗言罢官。但他洒然而归，筑草堂，开三径，教授诸子及孙；置义田500亩，以瞻宗族；建家塾，教养本族子弟及来学者。衣性淡泊，常种圃植蔬，粗衣素食，生活俭朴。病危时，取出众借贷人的凭据，悉焚之。享年八十有一。
   万衣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有<万浅源集>等行世（详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赵光忭（1595—1643年）字彦清，号石谷，明九江府德化县人。天启四年(1624年)乡试中举，五年联捷成进士，。父赞化官至工部郎中。时同朝为官有位九江府彭泽县籍的曹钦程，以拜干父谄媚宦官魏忠贤，骤由员外郎擢升太仆少卿，光忭因与同乡好言相劝：“富贵一时，名节千古，君不可不审！”钦程反恶之，不日出赞化为南宁知府。南宁地处边远。赞化年老失意，忧郁而死，光忭以奔丧获免。
  崇祯元年（1628年），魏阉死，光忭起为工部都水主事，继任淮安清江关提举司副提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与郎中、太仆寺少卿等职。他为官清正，秉公办事，喜谈兵，才气雄豪，出语无忌，光明磊落，为大司马杨昌龄所赏识，屡荐举。崇祯十年秋，被派往蓟辽巡察边务，周历数千里，尽得边塞形势和战守机宜，并择要上奏十二条良策。次年，出任密云巡抚，到职不久，便告发密云监军邓希诏奸谋通敌。朝廷召还希诏，派太监孙茂霖核查，不料茂霖与希诏向有私交，谎报“查无实据”，光忭反坐罪，充军广东。
  十五年，边境战事又起，京师多次戒严，形势危急，廷臣力荐光忭。光忭受召，迅即返里变卖田产，毁家纾难，携白银万两以充军资，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诸军务。光}卞治军严谨，作战骁勇，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时蓟州被围，光忭至命放大将军炮，无人敢应，便下马亲自燃放；旋将长须藏入囊内，率二骑疾驰人城，城上鼓吹大作，大呼“新督莅任”！清军望而惊叹，蓟州之围遂解。后清军分兵四出，气势凶猛，光忭援南闯北，“不释鞍甲者七阅月，斩虏首千六百有奇”，然力不从心，河间迤南皆失守，廷臣交相弹劾，崇祯帝令其立功自赎。十六年初夏，在截击清军归路的螺山战役中，明军将领各保实力，互不协同作战，所部被敌军各个击破，八镇兵皆败走。光忭无法挽回败局，仇家攻讦，柄臣索重贿不得，故被夺职候勘，系狱数月，最后含冤屈杀于北京西市。
  南明福王时，太仆少卿万元吉、给事中熊维典等为光忭申辩，言其受命于败军之际，身先被创，竟与误国督师范志完同骈首西市，无论文武贵贱莫不为之抱冤。弘光帝为苟延残喘，宠络人心，遂下诏平反昭雪，复其官。遗骨迁葬乡里。
  光忭勤于治事，善于著述，行文率笔直冲，自成一家之言。在宦海中，利用公余著有军政奏疏和诗文结集多种（书目详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陈奉兹(1726～1799)字进若，号东浦，别号晴牧居士，清九江府德化县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乡试中解元（第一名），二十五年殿试中进士。初授四川彭山、阆中等县知县，继擢茂州直隶州知州，皆有善政。时当金川之乱，清廷派大将领兵进讨，命奉兹佐军务，因劳绩甚著，晋嘉定知府及建昌道。五十一年五月，授四川按察使，后调河南、江苏按察使。五十六年十二月，擢江宁布政使；嘉庆元年（1796年）七月调安徽、十月又调江苏布政使，曾兼署江苏巡抚、护两江总督。
  奉兹为官四十年，每到一处均能熟谙民情，洞悉利弊，驭政以简靖宽厚，而民患渐除；从不以厉威为声名，却深得吏民爱戴。好士乐善，奖掖后进惟恐不及，嘉庆时试士江南，一科得钱大昭、胡虔、陈鳙等，皆当时特卓之士，因负海内清望重名。
  奉兹诗文卓然成家。其文如姚鼐为之所作<墓志铭>称“古文则所为不过十余篇，然实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无能逾也”。其诗以学杜得骨入神著称，与蒋士铨齐名，著名诗人、学者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吴嵩梁等几乎众口一词，称之为“有清一代学杜佼佼者”。
   嘉庆四年卒于官。有<敦拙堂诗集>行世。
  李鸿宾(1767～1846)字象山，号鹿苹一作睦平。其先世隶明九江卫屯军籍，后定居德化县白鹤中乡（今九江县沙河街镇）。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举于乡，嘉庆六年（1801年）中进士，初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九年、十二年先后充云南、贵州乡试副考官，十三年充湖南乡试正考官。
  十四年二月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稽察南新仓，疏言漕运“规礼”弊端；九月转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巡视西域，获东字门命案凶犯，受嘉奖。十六年迁吏科给事中，十七年十月转工科给事中，十八年九月巡视东漕，屡“疏陈时政利弊”，又以“山东、河南、直隶毗连之地频年遭兵条上善后事”，尤其是参与访查前河督李亨特“食劣不职状得实以闻”，始受器重。十九年五月赏三品顶带，授东河副总河。时微山湖蓄水尽涸，运河淤塞，鸿宾以往巡漕讲求疏泉济运，至是却奏请拦河筑坝，引河水灌湖，使潴蓄充盈，足济来年漕运，被褒奖赏换二品顶带。二十年正月，擢河东河道总督，“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为时所罕”。同年五月丁母忧，嘉庆帝还特赐祭一坛，赏银三百两，由江西巡抚委官致祭。
  二十三年九月服阕，署礼部右侍郎，命往河南、山东审定狱案，并查勘黄、运河湖水情况。二十三年三月调署兵部左侍郎，四月授广东巡抚。二十四年五月授漕运总督，八月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十月，因河决兰阳封仪及对岸马营坝堵筑不力受饬，自陈不胜河督之任，遂革直以郎中衔留河南专司大工钱粮。二十五年初，命管山东运河事务兼署山东巡抚，专驻张秋办理钉桩、塔桥及堵筑事宜。十二月，授安徽巡抚。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复授漕运总督。
  二年九月，改授湖广总督。先是湖广行销淮盐用封轮法，大商垄断而小商向隅，后改开轮又有跌价抢售之弊，鸿宾议设公局佥商经理，自是盐无私卖，价无私跌，试行二月余，商无亏本之虞，民无增价之忧，著令遵行。
  六年五月，调两广总督。时广州十三洋行允与外国商船贸易，获行甚厚，英领事颊地“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诸商不允，乃贿鸿宾得之”。自是外人蔑视中国官吏，日益滋事，以致鸦片流行日广，漏银外洋，屡禁不止，贻患海疆。十年九月，朝廷反以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罂粟，并增筑虎门六角炮台以资控御”得法，授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次年八月，又以其“剿平崖州黎民起义”有功，人觐赏戴花翎。十二年，则以镇压连州瑶民起义“办理不善，耽延月日”，使“将弃兵勇多有伤亡”；加之钦差大臣禧恩等奏言“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鸿宾陈奏不实”等罪责，被拔除花翎，褫职逮治，次秋遣戍乌鲁木齐。十四年二月释回，七月低京，赏赐“编修”。十五年告老归籍，杜门著述（后因家道中落，历经兵燹，遗稿无存）。二十六年卒于沙河本宅。
   骆应炳(1764-1848)字光国，号蔚亭，谱名运炳，清九江府德化县人。出身耕读之家，父祖辈均为无功名的读书人，幼英敏，5岁授读过目成诵，初学八股文下笔惊长老。然科场失意，22岁取秀才，后屡试不第，遂以教读为业，而从其学登甲第并负时望者却不鲜见。
  嘉庆九年（1804年），应炳幸中江西乡试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当即分发山东以知县见用，历宰长山、郓城、东阿等县。二十四年曾派充山东乡试同考官，荐卷所得多才名之士。
  试事结束圆任，不料河南武陟县黄河堤段决口，大水漫入东河，灾黎遍野，他旋即投入抢救，凡赈济财物不假手吏役，甚至亲乘小舟赴各村散发馒饼，民沾实惠。
  应炳为政清廉，但仕途乖剌。10余年来，除嘉庆帝赏赐两道“封典”（即授应炳本人正五品“奉政大夫”、封其妻黄氏五品命妇“宜人”诰命和赠其父母同等品位诰命）的虚衔外，未予擢用。二十五年，他深感宦海莫测，乃以疾引退，可囊空不敷还乡旅费，只得羁留省垣济南设馆授徒，收取学俸，以助川资。
  应炳古今文根底深厚，且善书法兼及丹青而自成一家。回籍后，杜门不出，筑山房课孙之余，常以诗画自娱，曾著<长馀堂诗文集>，惜手头拮据未梓。时分巡广饶南九兵备道祝云溪慕其学，延主白鹿洞书院讲席，谆谆教诲4年，士林钦服。道光十四年(1834年)秋，因老辞归，临行前写了篇工<春风楼记>，以示“所过之地，不忍忘也”。其墨宝保存至今（文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万青藜(1821~1883)字文甫，号照斋，亦号藕舲，清九江府德化县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举于乡，二十年联捷成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大考第一，升侍讲侍读学士，署国子监祭酒。
  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迁内阁学士。时洪秀全率太平军进攻湖北，江西戒严，青藜与陈孚恩等条上江西团练章程，为镇压农民起义出谋献策。咸丰年间，历任礼、吏、刑、兵部左右侍郎，晋都察院左都御史，署吏、户、刑部尚书，授兵部尚书。道光至同治年间，先后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广东、顺天乡试正考官，武、文会试大总裁，多次殿试读卷，并兼任浙江、顺天学政，充玉牒馆大总裁、经筵讲官等。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后，由兵部调任礼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恩赏紫禁城骑马。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改任吏部尚书，七年正月兼翰林院掌院。八年正月致仕，九年卒，谥文敏。
   青藜工诗文，善行草，有诗和书丹行于邑。
  罗大佑(1846～1889)号谷臣，清九江府德化县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于乡，十年中进士。分发福建以知县即用，历任建安、惠安、永安、晋江、闽县等知县。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侵华的法国军队进攻闽江口、马尾，清政府派张佩伦统军抵御，数十万大军云集闽垣。张氏年少轻敌寡谋，方与敌军对垒，我13艘战船即被击沉9艘，马尾五虎山炮台基地亦被摧毁，省垣自巡抚大吏以至司役均惶惶畏避。时大佑为闽县令，东奔西走，衣不解带、马不停鞍凡数月。十一年，升补福建海防同知，次年又摄理沙县，为保境安民殚心竭力。
  十四年春，奉召署理台南知府，兼顺道抽查彰化、嘉义两县清赋事。时方盛暑，道途多积水，大佑于炎温交蒸之中，亲履阡陌，按图抽丈，虽妻丧闽旅，感伤忧劳，仍以丈量不确贻累民生为虑，纵横奔瘁两月余。八月，清丈事竣，即履台南府任。未久，彰化社会秩序混乱，以致南北道路不通，府城里巷亦时有歹徒扰乱，大佑常不避风雨，轻骑简从，安慰善良，惩治不法，不到半年士民得以安堵，台人颂其神明。十五年二月，台南举行府试，初试文童，大佑每场兀坐监视，审核试卷，尤为周详；接试武童，躬亲校阅步箭、技勇，使贿赂、舞弊为之绝迹，有才有艺之士得以显露。由于政绩卓著，赴任8个月即进道衔。
  大佑性情刚直，处事果毅，体察民情，秉公理政。在闽期间屡白积案，伸奇冤，闽人呼为“罗青天”，并赠“白日青天”匾额一块，以志廉明。十五年四月初，终因积劳成疾，气体不支，逝于任所。清廷追赠太仆寺正卿。台南人民为感其德，专建八角纪念亭一座，上书“罗公亭”，四时赡之。
  大佑一生宦游20余年，处膏腴之地而不自阔，家无尺土寸橼之增，囊无一文私积。所至书箧自随，嗜书画，搜集宋、明名家真品甚多；乐呤咏，有<粟园诗钞>行世。
  刘瑞祺(1833～1891)字景臣，一作谨丞，派名德喜，清九江府德化县人。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初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三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七年、十三年，两度出任会试同考官。
  未久，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任职期间，直言切谏。如直督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清廷以为失当，将代以李鸿章，瑞祺疏陈重臣宜示保全，不可轻易更调。又请复简前侍郎彭玉麟为长江水师稽察大臣，从重巡防而肃营制。还历疏陈凯旋将弁应设法安置、申明传教条例、裁撤睦路厘局、疏治河运以便交通、劳绩褒奖宜按官阶严示限制、缓修圆明园等等。皆切中弊政，为时人传颂。
  光绪九年（1883年），简放福建督粮道。次年，法兵攻闽，闽疆大扰，督师张佩伦败逃，督抚及船政大臣皆被严谴，瑞祺以捍卫得民心，左宗棠特疏闻于朝。十三年，简放浙江按察使，未到任擢河南布政使。十六年，迁山西巡抚。十七年，以疾卒于任所。
  罗大俭(1857～1923)字惺予，晚号钝庵，江西九江县人。大佑胞弟，因排行第九，世称“罗九先生”。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于乡，大挑知县不就。
  大俭少有高志，通究经史，尤其关心经世之学，好读顾亭林、黄黎洲、王夫之等人著作，多方涉猎新思想、新学说，故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早蕴于胸。戊戌维新失败，目睹清廷内政腐败，外患日亟，丧权失地，国将不国，认定非民主不足以立国、不足以拯救中国之危亡，遂毅然加入同盟会，在浔密谋革命。为了开通民智，传播新思想，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他与同仁先后在沙河创立高等小学堂，在九江创办开化阅报社，并创建商团，联络新军。
  辛亥武昌首义后，大佺即与林森、吴铁城等革命党人一道，策动驻浔清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起义响应，旋即组成驻浔军政分府。在这事出非常、危乱交迫之际，大俭概然出任分府政务部长。时效忠清廷的海圻、海筹、海容三舰未参与武昌起义，东下九江停泊江面，与金鸡坡义军炮台对轰。大俭与林森等紧急商议，一面派员往谕金鸡坡停止炮击，一面派员登舰晓以大义，允济给养，清舰官兵欣然易帜，转祸为福于旦夕之间。当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压迫武昌，威逼九江，人心惶惧，一夕数惊，大俭坐镇江城，联络商会，劝谕军民守望相助，誓与城池共存亡，使市井安然，并火速派遣部队援鄂。迨南昌军政府成立，马毓宝出任江西都督后，大俭乃功成身退。
  1912年（民国元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邀大俭赴宁议事，及至礼遇有加，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咨议，参预制订<临时约法>。中山先生劝其游历欧美，考察民主政治，大俭以年老不谙外语婉辞。晚年致力地方公益事业，曾与汪龙光等筹办南浔铁路商股，任购地总绅；开采城门铁矿，修筑市区庐山路等马路；开辟滨兴洲商埠，筹措教育基金，兴办城乡中小学堂。惨淡经营10余年，所办之事不染分文，深得乡民仰慕。
   大俭少著文名，垂暮益工于诗，多系伤时感世之作，身后辑为<钝庵诗钞>行世。林森为之序日：“蓄道德，能文章，致力革命，功在民国”。
  刘廷琛(1867~1932)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九江县人。父橘祺，小贩出身，苦读中举，历任义乌、金华、嘉义、秀水、邺县知县，终职江浙盐运使。廷琛自幼聪颖，才思敏捷，操笔成文。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于乡，二十年联捷成进士，初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年，简放山西学政，撰条规数千言以教士林，培育人才甚众。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廷琛随慈禧、光绪逃至西安。未几乞假归省，筑介石山房于庐山之麓，读书其间，屏绝人事。二十八年，授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三十年，充任清代末科会试同考官。
  三十二年，出任陕西提学使。时科举刚废，学堂学规多仿日本，凡简任提学者必先考察日本。通过细察，廷琛发现日本教育贯穿一条军国主义体系，对中国抱有极大野心。莅事之初，即奏陈“宜亟筹根本自强之计”。
  三十三年，授学部右参议，次年改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时大学堂章程虽经张之洞等奏定，然属草创阶段，仅设高等师范及大学预科，大学分科尚未研究。廷琛根据本堂毕业及各省升学者实况，先分设8科，其中经科3门：毛诗、左传、周礼；文科2门：中国文、中国史；政法科2门：政治、法律；格物科2门：算学、地质；农科2门：农学、农艺；化学工科2门：应用化学、土木工程；商科2门：银行、贸易；医科因无合格学生，暂未开课，中国大学分科自是而始。宣统元年(1909年)设经筵，廷琛亦随班进讲，力陈亲贵秉政之弊，并提醒摄政王“不欲图存则已，如欲图存，惟有上遵祖制，用人惟贤”。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摄政王宣告退位，廷琛亦挂冠去青岛。1912年（民国元年）2月，清帝溥仪逊位诏下，廷琛极悲恸，大骂袁世凯为窃国大盗。袁氏设礼制馆，聘廷琛为顾问，他复书痛责之：“大清可以亡于他人，独不可亡于世凯”。袁氏称帝，廷琛又斥日：“叛三百年之天下，自谓功臣；叛年余之总统，尤为乱贼！”时人评为名言。1917年7月，张勋拥清逊帝复辟，奉旨授廷琛内阁议政大臣。时张勋仅有二千兵力，日本愿以兵助，廷琛认为藉外力以为国，不啻引虎自卫，力争却之。及事败，各国使馆遣人致意，愿保护，廷琛拒往，乃隐居青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立满洲国，郑孝胥遣使来迎，不赴。
  廷琛嗜读理学书，对程子“易传”深有研究，尤服膺朱子。善属文，不假雕饰，动皆合矩。致力书翰，曾集汉唐各碑字为联数百以应求书者。1932年6月病逝青岛。有《潜楼文集》等著作行世（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吴懋松(1885~1974)清末出生于九江府德化县农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考入安徽讲武堂，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民国2年）随李烈钧讨袁。后累任护法军和护国军营长，孙中山所部粤军第二师中校副官，朱培德部参议，汕头和九江公安局长，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副官，福建龙溪及江西永新、清江、铜鼓县长等职。
  1943年IO月，调任修水县长。他勤政受民，主张运用民力必须培养和珍惜民力，誓“为修水民众作出有益之施为”。莅任之初，不带家眷，不设“公馆”，在办公楼板房就寝、大食堂与员役同膳，常便服出巡民间。继派5个行政督导组分赴全县考察，行前并训示纪律三条：轻车简从，不讲迎送；伙食自理，不受宴请；倾听民意，不耍威风。懋松更是率先垂范，一次视察走马乡，沿途查访均在饭铺自费用餐，抵乡后乡长备席接风，遭严词拒绝。在补修三都公路险段时，他亲自督修和参修，与民工同膳宿。凡有民众来县府控告征兵不公、苛摊捐税、以强凌弱等事，均逐一接见，辨明是非，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查处。南姑乡乡长徐翌中与徐传呈妻通奸，被徐传呈杀死，然后夫妇投案自首，他亲临现场查验，认为乡长欺侮百姓．咎由自取，提请法院对传呈从轻量刑。1949年元宵前后，他获悉县城有些权贵、大商贾和省裕民银行行长等在甘祠聚赌，旋率警往拘，后罚每人食盐50担归县库。有时还化装卖馄饨混入赌场，缉捕赌犯，一时赌风大刹。
  同年5月，第九专署专员兼第十八纵队司令徐某令懋松率僚属潜逃，他不予理睬。县警察局长偕警携械私奔，他即重组警察队保境防乱。武宁县解放后，他明令各机关单位将文卷、财产等例应移交物品造具清册，妥为保管，同时电请江西省长邵式平派员接收，深受嘉许。6月，县城和平解放，部队首长仍委懋松主持县政。他恪守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指示武装部门及时移交枪支弹药，协助驻军维持社会治安；督促旧职人员坚守岗位，律己敬业；告谕工、商、学界，照常开工、开市、开课；发动群众抢修公路，俾便解放大军进军长沙；组织县城米商设立公营处，稳定粮价；动员城乡居民筹措军粮，一月内共达27万余斤，支援驻军和过境部队的供需。
  9月3日，吴懋松告老返籍，修水县城干群热烈欢送。他乘坐的船上，绑着新近定做的粪桶和扁担，以示从此自食其力的意愿。还乡后，寓居九江市区，受到当地党政和人民群众的尊重。1956年，被选为九江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9年后，历任市人民代表、民革市委委员和主任委员、省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副主席。1974年病逝。
  王有生【1909~1978）又名友生，今县黄老门乡株岭王家山人。出身贫苦家庭，童年即替地主放牛，受尽饥寒和压迫。1926年秋，投身农民运动，曾任儿童团长、赤卫队员，是黄老门地区打土豪的“小英雄”。
  1928年初，反动地主豪绅勾结国民党军警向革命人民反扑，到处搜捕党、团员和农协骨干，有生亦落入敌手。当敌爪牙宣布被捕人名时，反动头子熊邦彦立令将有生拉出去枪弊，恰巧敌手枪子弹受潮不响，他乘势就地一滚，冲入丛林，连夜逃往湖北阳新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有生从此紧跟党所领导的军队南征北战，历经鄂东南根据地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锻炼愈加成熟，1940年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解放战争中，又投入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和著名的战役，如1947年4～8月战略反攻初期，参加由西北野战军指挥的蟠龙战役和沙家店战役；战略决战阶段转战东北和华北，先后参加1948年9-11月由东北野战军指挥的辽沈大战役和同年12月至次年1月由东北、华北野战军协同指挥的平津大战役。历任班长、工作队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县大队长等职。1949年6月，随同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军独立一五六师某部渡江南下，奉命留浔参与组建九江军分区，初期曾任参谋长，1955年4月提升为副司令员，1965年2月离休。是人民军队久经考验的指挥员。
  有生离休后，在老家株岭修建一幢砖木结构住房，每逢寒、暑假常把家属子女带去逗留一段时间，让他们了解故乡今昔变化，适当参加田野劳动，藉以接授艰苦奋斗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也向乡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法令，鼓励他们努力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1978年夏，有生在庐山避暑，突发心肌梗塞，抢救不及，不幸浙世。
   第二节英烈名士
  张世膺(?~19ll)字育和，清九江府德化县人。少孤贫，事母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九江求学时，受近代民主思想影响，曾与进步青年蔡公时、徐秀钧等秘密组织慎所染斋学会，宣传民主革命，被清地方政府侦知查封。
  二十九年，世膺考入江西高等学堂学习，广泛接触爱国青年，与沈文龄、彭贡辉等秘密成立革命组织，暗与海外仁人志士书信往来，从事反清活动。不久，又被清地方政府察觉并取缔其组织，被迫化名华飞流亡日本，先考入振武学堂，继人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期间，世膺艰苦刻励，勤奋攻读，因家贫便以翻译、著述收入维持生计。历经几番变故，使他逐渐明了民族独立之大义，认为救国救民不宜空谈，应从军习武，乃秘密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成为该会骨干之一。三十一年夏，又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因受总部派遣，遂回浔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三十二年十月，清陆军部在河南彰德举行南北新军大演习，世膺以品优学粹闻名，被聘任审判。学习结束不久，即调奉天任教训处提案。宣统二年（1910年），升奉天陆军小学堂总办，任期内较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和通晓中国文化和历史，从而真正懂得民族独立之大义。时在东北任延吉边务帮办、陆军协统的吴禄贞，与世膺同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见其胸怀大志、有胆有略，便主动接触，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宣统三年，清廷视其沈静有才，便召人北京任陆军部马兵科长。
  武昌起义前，世膺与徐秀钧等曾密谋在北方起事，以策应义军北上。武昌义举后，清廷派陆海军南下救援，世膺继与时任北洋第六镇统制的禄贞联络，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军事调拨权，日夜奔赴京师内外，设法拖延清军南下行程，使革命党人的援军先于清军到达式昌，革命基地得以巩固。接着，又奔走于齐鲁辽沈之间，对各军晓以大义，激励大家支援革命，当获悉清军从他处调集大批军火，准备继续与义军作战的消息，二人旋赴滦州，游说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将其截留。清廷怀疑此事与他们有关，咸欲杀之，适太原新军起义宣布独立，乃命时驻保定的禄贞（世膺任该镇参谋长）进军山西，攻打革命党人。11月，他们将计就计，率军前往娘子关与山西革命党人会晤，成立燕晋联军，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副之，世膺任联军总参谋长，准备举行石家庄起义，进击京都。不料11月7日，被清廷-收买的马惠田（禄贞部下）偷袭，将禄贞、世膺及副官周维珍杀害于石家庄军次。
  1912年（民国元年）3月7日，孙中山以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大总统名义颁布特令，抚恤吴禄贞、张世膺、周维珍三烈士。
   徐秀钧(1879~1913)字子鸿，清末九江府德化县人。儿时丧父，受教于母和祖母。好学上进，弱冠补为县学生员。稍长，颇具胆识，目睹清廷腐败，始恨“旧学误人误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遂与蔡公时、张世膺等进步青年，在浔组织慎所染斋学会，探讨新知识，传播新文化，遭到清地方政府查禁。为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乃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并与黄兴、杨笃生等革命党人接触，秘密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立志“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以推翻满清统制为己任。
  二十九年，秀钧利用暑假潜返江西，开展反清宣传活动。次年，又在浔开办日文速成班，与胡昌鹤等筹办民立高等小学堂，灌输新知识；与林森、罗大俭等创办“益智（开化）书报社”，从海外捎人大量进步书刊，广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由此又遭官方通缉。他只身逃往香港，经友人资助，充海轮佣工随船抵欧，初学拉丁语，继人英国伦敦治斯密亚丹大学攻读财政经济专业。时任驻英公使汪大燮对其聪慧好学、品行端正深为赏识，常雇他课余至使馆翻译公文、整理档案，藉以获得实践知识和生活、学习经济来源。他还多方交结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暗中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伦敦蒙难出狱即与其会晤。
  三十三年，秀钧学成归国。经汪火燮（时为清廷考察宪政大臣）推荐，先被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聘为财政顾问，旋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召为幕府参议，初露理财管财锋芒。宣统元年（1909年）初，世昌就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又举秀钧率员赴德、奥等国考察邮政，他安排妥当后，便就近到德国莱比锡高等商科学校研究商学，并实地考察。三年秋，取道俄国、蒙古回京，任法制局参事。
  武昌起义前，秀钧曾与张世膺等策划在北方起事，切断清廷京沈、京汉等铁路供给线。武昌义举后，积极参与吴禄贞等反清起义活动，秘密联络河北、山西革命党人，企图策动和联合两省新军袭击京师，直捣清廷巢穴。不料被人告发，经多方营救保释，移居天津，仍往来京津进行鼓动，直至吴禄贞的起义计划流产，才潜回九江参加本省革命。江西光复，被推为赴武昌商讨军政大计的赣省四代表之一。
  1912年（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命秀钧任总统府军事秘书。接着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邀，回赣任都督府顾问兼江西民国银行总理，他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使长期拮据的江西财政得以振兴。同年8月，秀钧由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次年3月，被江西省临时议会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再度入京。不久，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革委员会委员。时袁氏阴谋复辟帝制，意欲收买秀钧为其所用，而秀钧非但不为所动，反对其非法“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加强独裁统治等行经，在国会抗论最力；并将其加紧军事部署，准备镇压革命和妄图称帝种种黑幕，密告李烈钧；同时动员就读保定军校的江西籍学生南下充实讨袁军指挥力量，奔走于京、津、宁、沪、汉等地为发动讨袁运动呼号。
  “二次革命”失败后，秀钧毅然不避艰险返回北京，以期召开国会，联合同志，提出殚劾。袁氏竟以“乱党”、“逆谋”等罪名，密令将秀钧逮捕，解回九江，交驻浔军阀施以重刑，致使肤体溃烂，蛆虫滋生，惨莫忍睹。“公审”时强令其跪下招出“乱党”，他顽强而立，慷概陈词：“除国贼袁世凯及其走狗外，都是我们的党人！”“我是国事犯，可杀不可辱！”9月1日被杀害于岳师门外。
  1916年6月，袁氏帝制失败身亡。随之恢复国会，追认秀钧为烈士，沉冤得以昭雪。次年1月8日，九江各界人士在塔公祠举行追悼会，将其遗骨迁葬南门外山川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之撰写墓志铭。蔡公时(1881~1928)字以行，别号痴公，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少孤，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同邑张世膺、徐秀钧等在浔创办慎所染斋学会，明为讲授儒学，暗则传播反清思想。后被清地方政府察觉并勒令解散，乃东渡日本，攻读于东京弘文学校。三十一年，加人中国同盟会，竭力宣传民主革命。不久，随黄克强、谭石屏等赴广东钦廉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安南（今越南），辗转返赣。旋于江西政法学校任教，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首义，九江相继独立，公时在南昌联络同志密谋响应，后被命为江西军政府交通司长。1913年（民国2年），出任九江保商局长，继调九江关监督兼江西交涉员。同年7月，李烈钧于湖口兴兵讨袁，军情紧急，公时受命晋省商讨军计，并间关赴粤请援，及至而义举已败，复亡命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身亡，公时回国，与马景融合作，用私人财力创办并执教于北平民国大学，以观时势。
  1917年，广东护法军兴，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大元帅，公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参与讨伐叛军。次年，调任广东大本营陆军练兵处秘书，派往福建潮、汕、漳、厦等地，协助大元帅府卫戌司令方声涛治军。时护法军内部意见不协，公时以大局为重，斡旋排解，因被某方所疑，险遭不测，他却坚心以诚，坦然处之，卒致感动获释。自是闲居汕头，以读书、习字自娱。
  1922年冬，烈钧奉命收抚潮、汕陈炯明残部改编为第五师，任公时为参议，复改秘书；后又随烈钧调防闽南，为其擘划，颇有特识。1924年冬，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共商国是，不幸疾作而后逝，公时与之行，侍病、治丧躬其役。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孙传芳败退江浙，公时与孙部某将有旧，自荐往说，备历艰险，终使其归顺，为光复江浙立一大功。1927年5月，代理金陵关监督兼交涉员，在日舰南丸肇事交涉中初露其外交才能。
  1928年春，国民政府举行第三期北伐，公时被任命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5月1日，改任外交部山东交涉员，3日午前就职。时日本政府不顾侵主权、违公法，借口保护其山东侨民，悍然出兵济南，恣意多方寻衅。公时就职未愈3小时，公署即被日军包围，竟有一名军官率兵20余人闯人署内，托言有二日人被交涉署杀于门外，胁迫我方签字。公时毫不畏怯，严辞拒绝，彼遂退出。延至午夜，这伙日军又穿墙破门而入，以搜查武器为名，将全署人员捆绑起来，拳足鞭挞。公时见状怒不可遏，乃操日语慷慨陈词，厉声抗议，日军恼羞成怒，即用刺刀割耳削鼻，血流全身。最后，公时与全署员役共17人均惨遭杀害，交涉署所亦被纵火焚烧。这起“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公时等烈士崇高的民族气节亦广为传颂。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9日，通令全国“一切集会在文到一星期内，每次开会静默3分钟致哀”；同月20日，又明令褒扬“济南惨案”死难烈士。
  吴崇枢(1907～1929)又名崇楷，化名斩铁，今县马回岭乡马头村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情豪放，课余爱读<岳飞传>、<水浒>等小说，对民族英雄和敢于反暴的历史人物非常钦佩。1920年秋，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1924年春，继人省城心远中学求学，在校期间，结识了江西革命先驱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协同他们在百花洲开办南昌文化书社，秘密出售<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自己也从中学懂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1925年春，经赵醒侬介绍，崇枢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由组织安排转至南京惠宁高中学习，因积极参与领导学生、工人运动而暴露身份，拟将其秘送香港未遂，辗转于广州、汕头从事地下活动。不久，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年底，因肺病发作不能坚持学习，乃派回九江工作。
  1926年初，崇枢带病回乡，先后在荆林街、吴家新屋创办平民夜校，自编课本，从引导青年农民学文化人手，暗中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主张。随着群众日益觉醒，便从夜校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接着，又组建马楚区第六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以农协名义发动群众同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II月初，组织党员、农协会员和赤卫队员全力支援北伐军，使之迅速击溃军阀孙传芳驻守马回岭的兵力。月底，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在塔公祠挂牌办公，崇枢被推为常务执行委员，分管农运工作。翌年2月，又被县农协代表大会选为县农协副主席，会后奉命回到马楚地区，发动群众开展“青黄不接斗争”。运动伊始，先将自家的粮食、然后又将同族地主吴宜伦家的稻谷分给贫苦农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斗争积极性。春荒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由是成立中共马楚区委，崇枢担任区委书记。
  1927年3月中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制造了九江“三·一七惨案”。4月初，根据中共九江地委紧急会议的决定，崇枢亲率马楚农民赤卫队，联合市区工人纠察队，包围反革命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逮捕了制造惨案首犯王若渊等反革命分子，交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审判处决。7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移驻马回岭一带，崇枢闻讯立即与该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取得联系，支持和配合部队举行起义。10月，根据中共九江县委的指示，选训赤卫队30余人，参加“星子暴动”，事后率领部分队员回到庐山垅，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7月，崇柢偕同两名队员赴星子鸦雀山、彭家桥一带开辟工作，不料被当地靖卫团发现，很快凋来两连敌兵将他们包围。为了掩护队员冲出重围崇枢自己被捕，先监禁在星子县政府，后押至九江军警督察处，尽管敌人诱以高官厚禄，或是用尽酷刑，终不能使他屈服。1929年1月18日，在九江城区二马路英勇就义。
   欧阳学端【1902—1929）又名欧阳端，今县岷山乡文桥村人。少人村塾。稍长，赴德安、九江求学，先后结识熊好生、向热生、陈冰等进步青年，渐受新文化思潮影响。“五四”运动兴起，积极参与组织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从此，暗下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决心。
  1923年（民国12年）秋，学端从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回乡，广泛传播新文化知识，使闭塞山民的耳目为之一新。1925年春，又与从外地求学归来的辛忠荩、饶华庭等，在小阳铺先后成立岷山书社、创办农民夜校，以讲学、读书作掩护，组织山区青年秘密阅读进步书刊，阐释反帝反封建道理。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革命浪潮迅速扩展到黄老门地区，区农民协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学端任农协主席。他率领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债运动，为北伐军筹粮筹款，公开批斗破坏农协、反对北伐的土豪劣绅。年底，经徐上达、于圣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根据中共九江地委指示，学端返回家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岷山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一中共小阳支部，任支部书记；同时组建农民赤卫队，配合农协活动。8月，大革命失败后，即将党支部和赤卫队转移到九、德、瑞三县交界的岷山高峰金盆寺，联络德、瑞边境的地下党员，扩充党的组织。不久，成立小阳区委，任区委书记。10月，协助马楚区组训农民武装，参加“星子暴动”，继与林修杰、沈建华等率领的暴动队伍在小阳铺会合。12月下旬，正式成立赣北游击队，任宣传部长。
  1928年2月，国民党九江警备司令祝膏如率军警一旅三连，常到黄老门、岷山一带骚扰，捕杀农协会员和赤卫队员，学端连续3次组织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进行突袭，重挫反动军警的嚣张气焰。3月，受德安临时县委指派，与辛忠荩一道到黄蛹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先后在山垄、彭山、黄蛹铺等地重建10余个党支部及所在地的赤卫队、农民协会等组织。同月，率部分游击队员，粉碎以邬振亚为首的反动地方武装对游击队的进攻。4月，赣北游击队改编为赣北游击队第一大队，下设5个分队，学端任副大队长，常率队出没于星子、湖口、瑞昌、阳新等县，不断袭击敌人，壮大自己。8月，游击大队发展到400余人枪，遂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赣北独立营，下设5个连，学端任副营长。不久，原营长张俊调上海搞工运，学端任营长。在此期间，重点反击黄老门地区的“黄学”，打了几次胜仗。
  1929年1月上旬，赣北红军独立营奉命改编为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学端任大队长。为了贯彻省党代表大会精神，他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消灭德安塘埂上和九江黄土坳、苏家山等地靖卫团，接着领导和发动甘西、甘东、白西、小阳等地年关斗争，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斗志03月，又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各区赤卫队的配合下，击溃驻守黄老门车站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残敌逃回九江。5月1日，欧阳学端率队从黄老门叶家老屋返回根据地时，与张起梅的靖卫团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流血过多，未久牺牲。
   吴官煜 (1902—1931)今县岷山乡小阳村吴家湾人。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后为生计所迫，辍学务农。1926年秋，大革命浪潮席卷九江城乡，官煜积极参与黄老门地区农民运动，阶级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年底，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官煜奉命潜入岷山九、德边境地区，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建设。1929年12月，出席中共德安县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县委委员，同时兼任第一区区委书记。会后，大力开展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运动，亲率农民武装参加次年全县性的“五一”大游行和5月9日规模较大的县城暴动，初步显露其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
  1930年9月，根据中共九江县委扩大会议决定，赣北红军游击队主力由县委书记吴干、副书记沈逸民率领，二上阳新；重建中共九江县委，官煜被任命为县委书记，领导红军游击队留下的人枪，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1931年1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对九、德、瑞边苏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官煜和部分县委成员被迫转移至鄂东南道委驻地阳新。月底，奉道委指派，与辛美洲、刘正水等同返赣北开辟地下工作。不久，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26日，被敌杀害于沙河街。
   汪仲屏（1900-1931）又名顺昌，今县永安乡大树村人。8岁，入私塾启蒙；11岁起先后就读于九江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三中学和美教会办南伟烈中学，完成高小至高中学业；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江西省甲种工科学校。在学期间，爆发“五四”运动，仲屏奋身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洪流，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25年，仲屏在中共地下组织开设的九江书店工作，经当时九江临时地方团领导人毛易虚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为《九江潮>、<国民新闻报>撰写文章，奔赴市区各校做宣传工作。1926年秋，根据北伐战争日益迫近的形势需要，仲屏奉命回乡做农运工作，先后在港口地区秘密发展党员，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发动他们同地主豪绅作斗争，为北伐军筹备粮草，组织支前担架队开赴南浔铁路沿线活动。同年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重组九江县政府，仲屏出任县政府科长。次年2月，在县农民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县农协委员。
  同年，“四·一二”、“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后，大革命归于失败，仲屏被迫再度回到港口开展农民运动，当地反动豪绅四处跟踪搜捕均未得逞，竟将他家几栋房屋付之一炬。12月下旬，赣北红军游击队在岷山建成，大大激励了港口地区农民的武装斗争，仲屏因势利导，率领农民自卫队与反动的区长张式如、靖卫团长高传贤数次交手，连战皆捷。由此，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多次勾结国民党政府军入境弹压，不少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及其家属残遭杀害。
  1929年秋，仲屏接任港口区委书记。11月17日，他与徐上达等区委成员组织和领导了港口暴动，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接着，根据省、县委的指示，以暴动队伍为基础组建赤湖游击队，仲屏任指导员，开辟了以赤湖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岷山根据地联成一片，壮大了赣北工农武装力量。同月24日．亲率游击队员夜袭瑞昌码头“缉私局”；旧历年底，又率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围歼白涉渡“垦荒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赤湖根据地的军事、经济封锁。
  1930年1月，九江县港口区与瑞昌县东部的赤湖一带，合并成立港瑞区苏维埃政府，仲屏任区苏主席。同年7月和11月，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和赤湖游击队的主要武装力量，两次开赴湖北阳新改编为中央红军，仲屏率领一个小队留在赤湖坚持斗争。
  1931年初，形势越来越险恶，仲屏毫不气馁，重新组建中共九江临时市委，亲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请示工作。党中央听取汇报后，决定改临时市委为临时县委，任命仲屏为书记，要求恢复九江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同年8月，他与滞留在安徽芜湖的舒立庭、何见炎一道潜回港口彭家湾，秘密开展活动，不幸均落人敌手。10月9日上午，三人同于港口镇横坝头从容献身。
  刘为泗(1908~1939)今县黄老门乡破塘刘村人。出身佃农家庭。11岁丧父，生活无依，被迫受雇于一家油面作坊，受尽压榨和虐待，童年的痛楚养成他疾恶、倔犟性格。1926年秋，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引导下，带头参与乡农协活动、组建黄老门区赤卫队，任分队长，积极发动劳苦大众打击土豪劣绅，支援北伐军。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赣北岷山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初期，为泗曾率赤卫队配合游击队攻打马回岭车站反动护路队和黄老门街靖卫团，勇猛顽强。1930年11月，随同赣北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阳新，编入红三军第八团。次春，受鄂东南道委派遣，与爱人徐木秀同往龙港镇，以开饮食店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
  1932年2月，根据湘鄂赣省委的指示，为了恢复赣北革命根据地，为泗偕洪化能、郑宗水等到德安樟树下桂家垄，组建中共赣北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因环境险恶旋返阳新人省军事学校学习。同年8月，再次奉命与喻照光、吕家桂、田文灼等率驳壳连回赣北，先在黄老门、岷山、戴林等地恢复一批忠实可靠老党员党籍，发展党员60余人，建立党支部14个；10月，继于岷山徐家山正式成立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任工委委员（后为副书记）兼军事部长。同时重建赣北红军游击队，有人枪40余，任队长。
  1933年7月，赣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枪，分编为两个大队，为泗任第一大队长，活动于九、德瑞边境。不久，赣北红军游击队与阳新河南警备师合编为赣北游击师，为泗仍带领一支队伍留守岷山。1934年初，游击师在阳新遭受国民政府军伏击，损失极大；3月，上级决定将阳新所剩指战员调回岷山，整编为赣北红军游击队，为泗继任队长。3月10日，成立中共黄金中心区委，为泗兼任书记。在此前后，又在德安山万、彭山、夏家铺一带组建夏铺区委，在瑞昌夏家桥、九都源一带组建家桥区委，在德安岩泉、杨坊一带组建太平区委。至是，赣北工委共恢复建立12个区，有党支部39个。
  3月下旬，为了牵制国民政府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为泗率领赣北红军游击队协同来赣北作战的红十六师第八十七团和红三师第七、八、九团，迅速抢占九、德、瑞三县重要阵地，控制南浔铁路北端，使向南进犯的大批敌军处处挨打，穷于应付。4月，为泗亲率红军游击队以风驰电掣之势，歼灭马回岭车站敌正规军一个连，并烧毁桥梁，撬坏铁轨，割断电话线350余米；5月初，又多次率队破坏黄老门等处铁路，使敌庞大的兵员和物资被壅塞在九江至沙河地段，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北上。11月，吕家贵在瑞昌青山战役中牺牲，为泗接任工委书记。
  在中央和湘鄂赣省红军北上后的三年游击战斗中，为泗紧紧依靠群众，处处以身作则，坚定地领导赣北工委和红军游击队转战于九、德、瑞、永、星、武等县，经常蹲山林、住岩洞、忍饥挨冻、昼伏夜出，灵活机动地寻找战机，先后组织战斗上百次，歼国民政府正规军400余人，从而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不断壮大了自己，积蓄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泗带领赣北工委（1939年1月改称九江工委）成员迅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分头组织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呼吁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武装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并动员民主人士组成赣北抗日民主联合办事处，协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关事宜。1938年8月，又将赣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为泗一度兼任大队长，直接领导对日作战，亲自指挥著名的蔡山垄伏击战、余家河袭击战、王家垴围歼战和智袭沙河街等战斗，使敌损失惨重，闻风丧胆，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
  1939年2月24日，江西保安十八团司令钟石磐忠实执行国民党“容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阴谋制造“岷山惨案”，刘为泗这位赣北岷山根据地恢复时期的主要领导人，被当场杀害于洼里陈村。
  辛忠荩(1903～1939)今县岷山乡小阳辛村人。出身乡医世家，自幼随父习文兼学中医。稍长，负芨白鹤（西）乡，就读于清修寺高等小学。“五四”运动风暴席卷九江后，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忠荩阅读不少新文化书刊，开始打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烙印。
  1925年春，忠荩回到家乡，与欧阳学端等在小阳铺创办岷山书社，以讲学作掩护，暗中宣传革命思想。1926年11月初，来到黄老门，协同徐上达、欧阳学端等组建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打击土豪劣绅，支援北伐军。年底，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选为共青团黄老门区委书记。
  1927年初，奉令与学端再次回到岷山，以办夜校为名，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中共九江小阳支部，组建农民自卫军。进而把党的工作扩展到德、瑞边境，将小阳支部扩建为小阳区委（后改称甘西区委，忠荩为区委负责人）。10月中旬，与林修杰、沈建华等率领的“星子暴动”队伍在小阳铺会合，为创建赣北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同年12月，根据省委和赣北特委的指示，忠荩调德安协助甘霖沛重建遭敌破坏后的临时县委，任秘书兼宣传部长。1928年3月，在学端的配合下，化名桂芬，扮作“卖书客”，赴黄蛹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先后在山垄、彭山、黄蛹铺等地重建党支部10余个及所在地的赤卫队和农民协会。1929年6月，当选为德安县委常委；11月，甘霖沛牺牲，代行县委书记职务。1930年4月，成立德安县苏维埃政府，被选为县苏委员。11月底，赣北红军游击大队主力第二次开赴阳新后，忠荩被任命为德安县委书记，继续留在岷山根据地，将尚存于德安的部分武装力量整编为德安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12月，在彭家河战斗中，为掩护部队冲出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五团的重围，腿部负伤被捕，因未暴露身份，1931年初仅以“共匪嫌疑”获释。4月，回到德安北屏街，名义上以开中药铺为业，实际仍在从事地下活动，不久又以“宣传赤化”再次被捕，由于他口诛笔伐，陈词诘难，使敌束手无策而再次获释。
  同年10月，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正式通缉“捉拿辛忠荩”的险恶处境，党组织通过关系将其介绍到山东胶济铁路淄川铁路学校任教。他身处异乡，时刻关心江西以至全国的革命形势，亦相机参与当地的学运、工运和“一二·九”运动。
  1937年9月，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形成，忠荩迅即返里，投身抗日洪流，旋被选为中共赣北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7月又兼任赣北抗日民主联合办事处负责人。他和刘为泗等并肩战斗，为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亡，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2月24日，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岷山惨案”中被捕。4月29日，被杀害于德安荒山脚下。
   第三节诗文名家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晋至南朝其间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县）人。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侃，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薨赠大司马。祖茂、父敏均做过太守之类的官，但到渊明出生前，家道渐趋衰微。继而8岁逝父，12岁丧庶母，常与母、妹居外祖父孟嘉家，饱览其家藏诗书、经史和老庄等典籍，为他日后“博学善属文”奠定了基础，也对其“儒玄双修”，孕育“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双重志趣起着重要作用。
  渊明少怀“大济苍生”之志。但他所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志不获聘”。直至东晋太元十八年（393年），起为州祭酒，因不习惯官场生活，“少日自解归”。不久，州召主簿不赴，在家闲居六七年。约于隆安三年(399年)后，曾两度对匡时济世抱有幻想，先后入桓玄幕僚和任刘裕镇军将军参军，但这些不期而遇的机缘，无须多时均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所断送，不得不急流勇退。先是隆安五年冬，以母忧辞玄幕；后于义熙元年(405年)初，又藉思乡心切别裕府而迁江州，任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三月随敬宣自表解职而去职。
  同年八月，渊明家境日窘，经家叔陶夔推荐出任彭泽令，然在官80余日即解绶去，并赋《归去来辞》。对此次弃官原因众说不一，而最根本的还是辞序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但不能“违己交病”。通过13年时仕时隐的反复尝试，他清醒认识到，在这种黑暗社会是无法施展自己才能的，誓同统治阶级决裂，从此终身不仕。
  渊明辞官归里后，躬耕自资，致力文学创作，留下诗歌120余首，散文和辞赋10余篇，有《陶渊明集》行世。就其创作内容大体可以41岁为界，前系出仕阶段，作品不多，主要写为贫而仕，表露叹行役、倦宦游、念园林的复杂情感；大多数作品和不少优秀作品是后期创作的，主要写隐居躬耕，抒发安贫守贱，不慕荣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
  按诗歌题材分，主要有田园诗和泳怀诗两大类。在田园诗中，热情歌颂农村美好的田园风光，描写春种夏收的劳动情景，赞美和肯定劳动的意义，表述亲自参加劳动的体会及与农民友好交往的关系，并常把自由的田园生活同黑暗的官场对立起来。田园诗乃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开辟了我国诗歌发展领域的新境地，故有“田园诗祖”之称，泳怀诗或直抒胸襟，或借古喻今，或用象征、寓言手法抒发对国事的关心、对贤哲名士的倾慕以及对权贵的蔑视、对趋炎附势和追名逐利者的嘲讽，从而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还写了些哲理诗，表达对人生的看法，对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否定。他创作的散文、辞赋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名篇佳制，情真质朴，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糜之风，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己！”
  陶诗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内容言约旨远，语言精炼简洁。他善于用朴素话语、白描手法，描绘普通的田园和平凡的生活，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传神地创造出一种很高的意境，且无斧凿之痕。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作品中也曾表现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思想，这毕竟是瑕不掩瑜。他是一位伟大诗人和杰出散文家，其思想和作品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等，无不对其人其诗表示无限仰慕之情，在中外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伍乔生卒年不详。南唐江州德化县人（一说庐江人，似袭晋永兴元年前“庐江之寻阳”旧沿革）。少隐庐山白鹿洞读书，苦节自励，力攻于诗。坚持不懈，学问精微，举进士第一（俗称状元），官至吏部考功佐郎、歙州司马。后经密友翰林学士张洎极力荐举，乔文深得中主李璟垂爱，遂命勒石，以传后世。<全唐诗>录伍乔诗一卷。乔诗题材广泛，多题赠咏物，尤以七言见长，<题西林寺水阁>即其代表作（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黄靖泽(1260—1346)字楚望。其先籍属长安，唐末徙居资州（今四川内江）。父仪可，累试不第，随官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兄骥子而居，后因四川大乱不能返，遂安家德化。
  泽资质不凡，素以倡明经史、学习儒道为己任。读书善于思索，往往因思虑过度得病，但病愈复苦思，久而久之，终究探索到书中之奥秘，他在读书和后来教学中，一直坚持“学而不思则罔（迷惑）”的原则。
  元大德年间，江西行省相臣得知泽名，特授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其禄，以施其教。他“一切经解史义，常能往复辨难，穿穴揭微，得古人所未见”，要求学生“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使之得益匪浅。后出任洪州东湖书院山长，受学者益众，盛极一时。他边教书，边著书立说，写出<苦思吟>十章，学生互相传诵，赞叹不己。十年秩满即归，不复言仕。
  泽家居后继续研究经学，同时办塾馆，以教书收入奉亲养眷。他主张师道尊严，对学生因材施教，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在研究中，提倡“必积诚研精，有所悟人”，才能“窥见本真”。在考释中，以汉唐注疏为依据，对各种文物名称、历代典章制度均作详细考察，从中揭示六经疑义千余条，修正朱子门人沿袭的成说。但又惟恐学人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同代理学家吴澄研读泽著后赞道：“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泽雅自慎重，未曾轻与人言。凡路过江州的达官贵人闻其名，均欲登门拜访，他多避而不见，不愿与之交。
  泽家境清贫，常以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以自慰。当年迈不复教书，收入减少，一遇灾年，家人常采集木实、草根充饥，仍意志顽强，笔耕不辍，并以儒学未倡明、经学将失传而忧心。门人惟新安赵汸为高弟，得其春秋之学颇多。书存于世凡十二三种（书目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张羽(1333-1385)字来仪，后以字行世，改字附凤，元末明初江西德化县人。少随父居江浙任所，因战乱兵阻不得归，遂与挚友徐贲寓居吴兴（今属浙江戴山之东）。元至正年间，受聘为安定书院山长。后又徙居吴（今江苏苏州）。
  明初，羽被举贤良，不出。洪武四年（1371年），征至京师，因应对不称旨而放还。后再征，授太常寺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十六年，朱元璋重其才，亲述滁阳王事实命撰庙碑。不久，因事获罪放逐岭南，未至半道又召还，羽自知不免，乃于十八年六月投龙江而死。归葬九里岗。
  羽系明初著名的文学家，能文善画长于诗，为文学欧阳子，作画师米友仁，且与吴地诗人高启、杨基、徐贲并称“明初四杰”，以与“初唐四杰”相媲美。他的著作主要是诗文，大多分别汇入<静居集>或<张来仪先生文集>，不少总集和丛书如<四库全书>、《豫章丛书>、《四部丛刊>和<盛明百家诗>等均有收录（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他的作品缜密宛转、精洁有法。明代诗人、画家程嘉燧评价其五言古诗“学杜、学韦，各有神理，非苟然者”；乐府歌行“材力驰骋，声节谐畅，不袭宋、元格调”；七言律诗则“清圆浑脱，不事绸绩，全是唐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律诗意取俊逸，诚多失之平熟。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至于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足为一时之豪”。
  柳邦杰号匡庐，生卒年不详。明中叶九江府德化县人。正德十一年（1516年）举予乡。十四年，盘据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叛兵迅速占领九江，邦杰因护理年老体弱双亲未逃致被擒，叛兵于其背连砍数刀，仍不忍舍弃父母，卒使叛兵感动而获释。后进京竭选，得同知琼州府事。
  邦杰为政平易，尤其关注穷苦百姓休戚，凡兴革之举均力求切中世弊，兴利除害。一次，当地黎民聚众起事，他仅率单骑前往安抚，事态很快平息。后以功奏绩入都，不幸疾病发作，只好致仕归里。
  邦杰家居26年，杜门乐道，致力于古文词诗歌，在文学上取得相当的成就。他的散文亦写得比较出色，常把记叙与描写、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以表现自己的志趣，特别是《海天堤楼记>堪称名篇，文中有一段用诗的整齐语句排比铺陈，写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妙趣横生，显出高度纯熟的艺术手法，令人读不释卷。著有<匡庐山集>藏于家，还有<匡山小序>（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文德翼字用昭，一字镫岩，晚号石室老人，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九江府德化县人。少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崇祯三年（1630年）中南监乡试，七年举进士，授嘉兴府推官。
  德翼居官清正，勤政事而疏权要。莅任后，极力甄别积年的冤狱错案，平反获释者甚多。时吴中彦父子贿结当朝大宦官，武断乡曲，残害善良，德翼查明实据，予以严惩。府丞戴澳与中彦同党，有恃无恐，上疏劾德翼，污蔑万状。崇祯帝为了表示公正，派员调查，澄清事实，澳反坐狱，并擢德翼为吏部稽勋清吏司员外郎。正欲大用，乃以父忧归里。
   德翼出于阶级本能，敌视农民起义。先是湘赣义军初起，他尚在嘉兴，即邮书兵宪指划浔城形势，为曲突徙薪之计；崇祯十五年，义军破黄梅，将渡江，他居丧在家，竟身着孝服率士民日夜守城备战；后左良玉为避义军锋芒，率部东下驻九江关厢且一年，他又暗使巡道叶士彦以大义劝良玉截上游，左师乃还武昌。凡此种种，名日使一郡五邑免遭生灵涂炭，实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殚精竭虑。
   德翼服满，明已亡，遂隐居不出。他的后半生一直以明遗民自居，不与新国统治者合作。他流连山水，研究佛道经典，并特意撰<宋史存>-书，下笔始自宗泽，终于文天祥，他们均为抵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人云深有寓意。
  德翼博贯经史，长于诗和古文词，著述颇丰，除<宋史存>外，还有<雅似堂文集>、<雅似堂诗集>数十卷（书目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行世。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虽“人品精逸，而学问未能精邃”、“故诗文未能超诣”。
  黄云师（约1606～1681）字非云，一字雷岸，明末清初九江府德化县人。崇祯三年（1630年）中北监乡试，十三年举进士。历任吏、户、刑、兵四科给事中。
  云师在任期间，秉公执法，稽查违误，抗疏甄别京卿，凡所指陈详明剀切，深为宰相郑元岳所器重。曾奉命赴楚、粤催饷，题免郧、襄诸郡旧欠36万余，民受其惠。继升大理寺少卿，命往福建册封，适逢甲申之变。明亡，自闽归浔，隐居庐山北莲花峰下，清廷征辟不赴，杜门著述。
  云师工诗文，其诗谐于音律，精于炼字，长于寄怀，如五律<东湖因是庵>绘景造境，笔笔传神，寄托清空高远的隐逸思想；其序文、随笔独具卓识，颇有气格。他治学广博，不仅专于文学，更以经学名世，论著兼及史学、佛典、医籍、训诂、方志等领域。平生著有<正来堂集>等10余种共200余卷（详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范淑(1821～1846)女，字性宜，自号种菊秋农，清代后期九江府德化县人。出身没落书香世家。祖明德，由廪贡任泰和学博，后调湖南武陵县丞，有政声，升桃源知县。父正衍，早年中秀才，后科场失意，一生以教书为业，兄元亨，字直侯，道光优贡、乡试副榜（咸丰二年中举），才华横溢，擅诗词。妹名润，字端宜，亦善诗，著有《续秋轩诗稿>。
  淑自幼聪颖，“数岁，过门帘偶皱，回步整之乃行”，双亲喜而钟爱。稍长，父携之亲授；父逝，利用家藏图书自学不辍，不数年经、史和诸子百家广为涉猎，并从其兄学做诗、填词，尽得诗学旨趣。惜未成年，父母相继去世，生活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清贫而拮据，渐至饥寒交迫。为伴兄力学、抚养小妹，只得牺牲自己青春年华，挑起家庭“主妇”重担。不久，其兄被人聘为幕宾，赚取些薪俸供家，使之稍获慰藉。但妹妹因婚姻不美满，出嫁一年即忧郁而死，却极度悲怆，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故于诗章发出“大地不能逃愤激，谿山有路羡鸢鱼，冷心到死灰翻热，痛哭而今泪不枯”的呼喊，表达对社会、对人生遭际不平的愤慨。
  淑诗自出机杼，清超微妙，富有幽怨情境，毫不绮丽习气，如“花落枝仍古，篱荒气不衰”，（落梅>)；“断炊终不断清娱，积雪无尘不忍除”（<残腊即事>）；“闲门无异隆冬境，消受长更静背书”（<风雨夕>）等等。尤为可贵的是诗歌题材不囿于闺阁生活，能大胆触及社会现实，写出象<飞蝗谣>这样反映天灾人祸、留意民间疾苦的诗篇。还熟读《红楼梦>，曾就其兄<评批红楼梦>文，作见解独到的《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长诗，对<红楼梦>倍加赞赏，甚至与《庄子》、《离骚》、《左传》、《史记>相提并论，且提醒读书人听一听那“鲸鱼”型木杵敲响封建卫道者的丧钟。
   范淑作诗，不尚虚名，惟求写实，兄妹唱和，以抒胸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科翰林蔡寿祺散馆后，与本邑同好拟编<国朝闺阁诗钞>，欲征其诗稿被谢绝。二十六年，当她即将离开人世前一日，“悉取誊稿付兄序”，因而同治十三年(1874年)续编<国朝闺阁诗钞>时，才得以补收其<忆秋轩诗钞>。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亨之子履福任良乡县（今人北京房山县）知县时，再将其父<问园遗稿>与其姑忆秋轩<诗钞>、<词钞>、<尺牍>等合编刊行于世。
  蔡瀛（约1777~1857）字小霞，一字惠瞻，号蔚子，清代后期九江府德化县人。祖梓、父琳均为未仕读书人。弟燮、子寿祺先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十年（1840年）举进士。女紫琼、泽苕和媳万梦丹俱以能诗名于时。其父子、兄弟、叔侄或姐妹、姑嫂、妯娌常游园雅集，联吟酬唱，真可谓书香门第，诗情缠绵。
  瀛少为诸生，青年屡试不第，由是绝意仕途。为摆脱儒学教官的管束，只好捐纳一名“例贡”。继因子贵覃恩封朝议大夫，死后赠阶通奉大夫。但他从不安于家庭闲逸和朝廷赏赐，而是奋发自为，力攻经史，潜心著述，所著书目多达25种（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尤对<周易>深有造诣，甚至对<山连>、<归藏>等古易均有涉猎；对史学考究亦倾注心力，既译<二十二史>，又作<庐山小志>，成书约10余年。此外，在普遍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还编纂<历朝名媛诗醢>、<历朝名媛文醢>，使不少优秀闺阁之作得以流传于世，值得推崇。
  瀛且多才多艺。好吟咏，常咸集诗人于烟水亭举办诗会，彼此唱和，辑有<娜嬛别馆诗钞>。善书法，据考庐山石门涧摩崖“石阙”二字，乃其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手书，风雨逾百年，迄今犹存。谙音律，擅抚琴，诗成乐就，既席演奏，时人评日“蔡夫子，儒林雅，识精学粹才艺化，七弦句剔旋乾坤，五声淅沥如雨下”。
  瀛还乐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清道光十三年，他与邑绅郑报谷等在浔倡建体仁堂，附设救生局，专事掩骼埋黹、救生拯溺之举，历20年无少懈。与此同期，又受地方官、绅委托，经管宾兴庄（亦称兴贤庄），积存基金，资助参与乡、会试生员，贫寒学子多赖以周全。
  黄为基(1885~1915)字远庸，笔名远生，清末民初九江府德化县人。父儒藻文采秀发，但屡试不第，以微官游浙。母姚氏名门闺秀，习礼明诗。为基自幼受教子母，稍长随名秀才黄季璇攻经、史、诗、古文词，徙浙后，又为其特聘一位外籍女教师授英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父母相继去世，乃寄居远房姑母家，靠变卖家产就读于浙江南浔公学。他以日本启蒙思想家“独立自尊”为座右铭，大量接受新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常写下“种种悖谬之文字”。不久，因参与南浔公学学潮而罢学。
  二十九年，为基经德化县试考取秀才，同年秋继应江西乡试中举，翌年联捷成清代末科进士，并“以一等大挑知县即用”。他不愿为官，清廷改以新进士资格派往日本留学，人中央大学攻法律，兼习日、英文，亦留心时事。宣统元年(1909年)秋，学成回国，先后授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官。在同邑前辈李盛铎的启迪下，响往新闻撰述事业。
  辛亥革命后，为基决意不作官，“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于清廷俱毕”，遂投身报界，兼营律师业务。1912年（民国元年），他和张君励、蓝公武发起创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求“发挥真理，表著民德，鼓舞国魂”。创刊不久，舆论哗然，每期印行2000份，不数小时即告罄，他三人亦被并称“新中国三少年”。自后，为基又陆续编辑梁启超主办<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为<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撰稿，声誉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说徐彬彬）同称民初“新闻界三杰”。尤以他所撰“北京通讯”，开印象派记事之风，成为中国新闻通讯创始人。报导文章大都为国人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同时采用访问记实、文件转述、调查统计等形式，内容真实、可靠，剖析犀利，行文流畅风趣，深得读者信赖与青睐，被奉为“后世报告文学之鼻祖”。他还主张舆论机关“应为民生社会请命”，记者“要敢于指责权贵”，报导“必须真实、客观、公正，评价、议论亦应恰如其分”等等，在新闻理论上取得“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
  为基处于“有黑幕而无明幕”的混乱时期，曾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视为“不易得人物，思有利用以救国”。但时日一长，逐渐看透其狼子野心，便撰写大量文章揭露和剖析其专制独裁、误国病民的行径，并暗示如一意孤行，妄图称帝，必将归于失败。1915年8月，袁氏复辟活动进入高潮，极想利用为基之笔撰文赞成帝制，一再派人催促。为基虽非所愿，却亦不敢显拒，不得不写了篇“不痛不痒”的文章以搪塞。袁氏看后大为不满，旋即施以高压，兼以重金、高官为诱饵，在这“人格上争死活”的关键时刻，为基“始终不肯迁就”，遂于9月30日逃往上海。抵沪后，立即向京沪各报发表声明，表示与鼓吹帝制的御用报纸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公开宣布与袁氏决裂。并致函章士钊，对此前所写的违心文章表示忏悔。
  同年11月中旬，为基由沪东渡日本，转赴美国旧金山游历。不料被中华革命党驻美总部误认其为“帝制派”，于1915年12月25日在唐人街遭刺身亡。翌年，遗骸运回上海，各界人士曾隆重举行追悼会。后移葬于九江南郊十里铺山上。有<远生遗著>四卷行世。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清末民初江西德化（后改九江县）人。1912年（民国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考取官费留学，入美国密芝根大学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1916年学成回国，初任北京<晨报>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校长蔡元培兼会长。宝璜为会务主持兼导师，每星期三晚向会员主讲新闻学课程，出版《新闻周刊>，内容虽取材于美国，但结合当时中国情况，有不少新见解。讲稿先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发表于1918年9～11月《东方>杂志上，后加修订载于《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新中国>杂志第6-8期又刊出第三次修订稿。是年，还将该稿作第四次修订，定名<新闻学>，共分14章，约6万余字，对新闻学的定义和报纸工作的性质、任务及编辑、采访、评论、发行诸方面，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行阐述和探讨。同年10月，第一批会员中有毛泽东等55人结业。
  1920年，宝璜筹办民国大学，曾一度代理校长，相继于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3年，又于北京平民大学创办报学系，任系主任，该系学制四年，预科二年，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集法>、<新闻评论法>、<新闻事业发达史>等科目，并编辑出版<平民大学报学系级刊>半月刊。同年，所著《新闻学>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出版。
  宝璜一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专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积极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列入通缉名单。一俟脱险，仍竭力扶持由北京记者组成的“新闻学会”，指导他们出版《新闻学刊》。1930年6月1日，患风寒疾症逝于北京。
   宝璜所著《新闻学》，被改名《中国新闻学纲要>重新出版，列为新闻学丛书之一，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蔡元培序称此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撰文称“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著名新闻学家黄天鹏则序赞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李盛铎(1859～1935)字曦樵，一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麟嘉居士。清末民初德化（后改九江）县人。出身世宦代嗜藏书之家。曾祖恕，道光贡生，率先在家乡建木犀轩藏书楼，藏书凡10万卷，毁于咸丰兵燹。祖浞，官至奎文阁典籍，掌宫廷典藏。父明墀，官至湖南、福建巡抚，“廉俸所余辄购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盛铎承继家风，5岁即读经作诗，遍览说部之书。；11岁读<说文》、<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谓“日后酷爱目录校雠之学始基于此”；12岁开始购书、抄收、校书，且乐于“搜集名家著述，有关经学、小学者汇刊丛书”，曾刻<范家集略>等行世；17岁己在江西文坛小有名气。20岁时，与归安韩宗建合编刊成<俪青阁金石文字>。
  光绪五年（1879年）盛铎乡试中举，十五年殿试中进士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十七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二十年充会试同考官，次年奉旨以御史用。二十四年三月，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曾于扬州等地建宅藏书。时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遂于四月乘各省举人会试之机，与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京发起组织保国会。但又依附荣禄，当悉御史潘庆澜欲参劾倡会诸人“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以求自免。九月，奉旨赏给三品卿衔，以四品京堂候补。
  戊戌政变后，盛铎被任命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注重两国关系友善，细心考察日本政治、民情尤其宪政，尚留意收集流散在彼之中国古籍，“携归中土”。二十六年奉召回国，先后授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丞。三十年八月，署理太常寺卿。同年十月，恨国家修路主权渐失，叹江西交通阻塞，乃邀集江西籍京官110人奏准南浔铁路由本省自行修筑，并成立江西铁路有限公司，一度被推举为南浔铁路总理（未亲莅任），派员分赴京沪、江浙、两湖招募商股，后利权渐被外夺，去却他们的初衷。
  三十一年五月，盛铎受命出使比利时大臣，行将赴任，又命参与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次年六月考察事毕，留驻比国，。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期满复命，仍任顺天府丞。三年二月改授山西提法使，同年秋擢山西布政使，次年初兼护理巡抚。
  1912年(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篡夺临时大总统宝座，初授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旋又聘为大总统顾问。袁氏倒台前后，相继担任参政院参政员、国政商榷会会长、北京新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和参议院议长等职。在此期间，曾收集乡梓旧志遗闻和清同治后的职官、人物、艺文等资料，辑为<德化县备志>稿。
  盛铎晚年寓居天津，不再过问时事，唯往来京津书肆收藏古籍，成为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他也是治学严谨的校勘家、版本家和目录学家，对所藏善本俱逐一批订，或考证著者生平、或品评著述旨趣、或叙述得书经历、收藏源流及版本价值，所写“题要”、“题识”计1500余条共15万余字，著有<本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编有《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版书目>等藏书目录10多种，并分门别类建斋收藏。他还撰有<藏书人表>稿本，著录250位藏书家的姓名、籍贯、简历、著述和斋号。他的藏书除因天灾人祸毁坏和少量流失大都保存下来，逝后四年由其子滂全部售给北京大学，经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等整理，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共计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罕见本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宋元本近300种，日本、朝鲜旧刻本近千种。
  胡昌鹤(1883~1962)字呜球，号九臬，今县沙河乡石门村人。3岁丧母，9岁丧父，刻苦自励。初为府学生员。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毕业于九江同文书院，并以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同年秋，在“废科举，兴学堂”思潮的影响下，他邀林继芝、徐秀钧、蔡茂兴、徐庭兰等人，筹资创办县内第一所民立高等小学堂。学堂愈办愈有起色，声名大振。
  宣统二年(1910年)，昌鹤取得留学美国奖学金，攻读6年，先后获卫斯理大学哲学学士、帝堡大学研究院化学硕士、纽约大学研究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经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审定合乎大学教授资格，由教育部授予第948号大学执教证书，随即就任九江南伟烈大学教授。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校校长库期非因祖籍德国涉嫌被召回美，故经济受困，大学停办，复改为三三制的南伟烈中学，昌鹤接任校长。
  1918年，昌鹤深感浔城中学太少，且无本邑公、私立中学，于是倾积蓄、卖祖产、求借贷，集资办起私立江州中学。数年间，规模渐蔚，校誉日隆。不料1925年度寒假住进了北洋军队，校舍设备遭受严重破坏，迫使来年无法开学。省教育厅闻讯，立将其调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
  1927年春，省教育厅整顿改组全省学校，将在浔的省立第三中学与第六师范合为省立九江中学，校委会主任由原六师校长贺金麟担任，昌鹤乃被初创的五邑公立中山公学校董会特聘主持校务和教务。是秋，同邑陈礼江（曾受教于昌鹤）出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再次改组全省中学，省立九江中学，被析为省立第四中学和第三女子中学，他熟知昌鹤之才干，力荐其任第四中学校长。时四中设有初中、高中（含普通科和师范科）两部及附设实验小学，而校址却分处文庙和旧试院两地，管理极为不便。昌鹤莅任后，亟请省准将南门湖南岸原北洋军阀邓如琢私人花园拨交四中作永久性校舍，多方筹款加以改建和修缮，至1930年秋才使初、高中两部同迁新址，成为九江第一所公办完全中学。不久，由于校方有关人员或以处事不公、或以贪污克扣，激起学生反抗怒潮，昌鹤乃引咎辞职。
  1931年，昌鹤正拟应聘去上海沪江大学，适逢武昌博文中学董事长登门请赴该校主政，力挽其滑坡之势。为了不负厚望。昌鹤只好与校董协定三年为限，搞好教学便走，由于治校有方，届期果著成效。1934年，当他离鄂去杭之江大学任教时，博文中学遂于校园修建“九臬亭”，以志其绩。
  1936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的陈礼江入川视察工作，了解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急待聘请资深望重者主持教务，即荐昌鹤入任教务长。1941年秋，礼江受命在渝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又邀昌鹤参与筹划，继任教务长、教授之职。1948年，因年事已高，退居九江市区。
   昌鹤一生对教育事业的建树，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肯定。建国后，曾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选为市人大代表，推举为市政协委员。
   蒋彝(1903-1977)原名仁全，字仲雅，一作重哑，笔名哑行者，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1955年加入美国籍。6岁丧母，不几年又失父，赖祖母抚养。其父生前任县税契房职员，收入低，业余常一；画售扇面以补家用；兄芨文采秀发，曾在浔创办诗社，与许德珩等并称“四大才子”，在父兄熏陶下，从小爱好书画和诗文。后又藉四叔延请名师孙墨千人府教其子学画之机，旁听、观摩和练习，为国画打下了基础。15岁时即擅画罗汉、观音，吸引不少寺僧登门求画佛像。
  彝中学时代就读于省立第三中学，竭力探求新文化知识。“五四”运动中，踊跃加入游行队伍，冲进租界示威。192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相继任教于江苏海州第十一中学和九江私立光华中学。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南昌，他即投笔从戎，先被委为省教委委员，旋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任书记长。“四.—二”反革命政变后，自觉前途渺茫，毅然离军，不久受聘于上海真茹暨南大学化学系任讲师。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彝的舅公蔡公时等被害，他痛切地感到政治不清明，科学也救不了国，决意弃教从政。在其兄周旋下，从是冬至1933年，先后出任安徽芜湖、当涂和江西九江县长，事实证明此路依然不通。如在九江任期内，本欲为家乡人民办点实事，曾拟定整顿社会秩序，实行禁烟、禁赌、禁娼，重新丈量土地，改革赋税等草案报省，省府不但不予采纳，反讥他是个“疯狂的青年”。未几，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通过贿赂私下订立在浔买地建站契约，他依法严加禁止，不料此举竞遭中央政府的“惩戒”，省主席且“勒令辞职”。目睹政府腐败无能，报国无门，乃于1933年6月，在家兄和友人的资助下，只身买槎浮海，远走英伦，以“观摩西方政治为将来之用”。
  彝居留英、美40余年，先后受聘为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到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名牌大学、社会团体讲学，并奋笔著书、作画，致力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和艺术。他1935年开始用英文写书，所著<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颇受欧洲读者欢迎。其对书法研究有素，真、草、篆、隶各体皆擅，尤以行书见长，《中国书法>-书陆续被英、美、日等国部分大学列为讲授中国书法的教科书，迄今重印10余次。所作中国画题材广，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及，一生作画3000多幅，仅熊猫画幅即近千件。所出版25本英文著作中，有12本是以“哑行者”笔名写其足迹所至国家和城市的游记，合称“哑行者丛书”，它熔诗、书、画、文、史、印于一炉，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在欧美持续销售三四十年。鉴于他对东西文化交流的成就和贡献，赢得世界文坛高度评价和推崇，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授予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高级专员和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以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一些著名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和艺术博士学位，传略已载英纂<世界名人大辞典>和美纂<世界名人传>。
  蒋彝身处异域，心系祖国。1975年回国探亲，深为解放后的新面貌所感动，在返美途经香港时即发表<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抵美后又撰<重访祖国>一书，热情讴歌新中国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77年再度回国，遍访11个省、市各大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搜集补充新的资料，俾便完成拟撰中的一部大型<中国艺术史>，作为回国定居向祖国的献礼。然工未竣而罹不治之症，10月17日逝于北京首都医院，国家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遗骨与先20余日而卒的夫人合葬庐山脚下马宿岭，以遂其平生“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
  陈礼江(1895～1984)字逸民，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早年毕业于九江同文书院，曾任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教员。1922年（民国11年）留学美国，先后人普尔度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武昌师范大学教务长，时逢该校正列建制规划，经他悉心筹措，各院系制度大备，教学迅即纳入轨道，在国内颇著影响。1927年秋，宁汉分裂。经许德珩推荐，江西省主席委礼江以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之职。莅任后，他大力宣传各类教育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请准从盐税项下拨支教育经费，按月发放各级教职员工资；将公立中学收归省办，统一命名，并创办省立乡村师范5所，培养乡村小学教师；推行小学“四二”、中学“三三”新学制，实施部颁教材，同时在厅增设编审处，延聘名家编译补充教材；附设智力测量所，对全省数千名中小学生实行智力测验，奖励优秀；建立省派官费文、理科留学生制度，经考试录取8人分别留学美、英、德；还积极筹办江西大学，为发展江西教育竭尽全力。
  1930年，因江西主席易人，礼江旋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建树亦多。1931年，接受江苏教育学院之聘，出任教务主任。受聘后，创设成人学习心理研究所，研究和探讨社会民众教育理论；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进行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性教育；开办民众夜校，教工农识字。行之数年，成效大著，为海内外学者瞩目。
  1936年秋，礼江被简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兼参事。在职期间，制订和颁布大、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规程，推行电化教育和扫盲工作；请准在部和各省市设立社会教育督导员，举办各省市社教督导员和民众教育馆长训练班共4期；主编<教育通讯>，研究和报道全国各地抗战时期教育工作。1937年日军入侵，教育部西迁重庆，礼江在四川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运用讲演、歌曲、话剧等形式，多次发起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1940年，礼江受命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院长。为适应时代需要，他设立教育行政系、社会教育行政系、图书博物馆系、新闻学系和电化教育系科、社会艺术教育系科、国语专修科及有关社会与国民教育研究部、实验区、工作站和教育电影编辑、推广委员会，出版<社会与教育>季刊，使之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完备的成人教育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后，学院由重庆迁至苏州。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密令其迁台，礼江拒未接受，仅只身赴港暂任香港大学教授。
  1950年，联合国邀请礼江等5位中国教授赴美考察。考察事毕，他摆脱去台和留用美、港等羁绊，毅然于当年9月回沪，一度在明诚学院任教，并就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后因推行“左”的路线，礼江蒙受不公正待遇。1978年彻底平反，相继举为九江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礼江学识渊博，尤对教育学、心理学和民众教育理论的研究造诣颇深，有大量著、译作行世（参见本志《艺文著述）卷）。
   第四节各界名流
  道尼生卒年不详．南朝陈时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自幼好学，及长博闻，誉满乡里。陈光大二年（568年），前往广州，拜于真谛门下潜心学佛。
  真谛为西印度佛教学者，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华从事译经活动，深受梁武帝敬重。后因战乱，云游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陈天嘉四年（563年），应广州刺史欧阳讫之请，真谛译出<摄大乘论>三卷。<摄论>是印度大乘学派中瑜珈派的重要著作，道尼亲灸于真谛，勤奋禀学，朝夕不懈，成为真谛的高足。
  陈太建元年（569年），真谛人寂，道尼即返乡，依真谛宗旨开讲<摄论>，知名海内。并与在庐山的真谛弟子僧宗、法准、慧旷相呼应，使柴桑成为当时佛学摄论师派的重地。隋开皇十年(590年)，道尼应诏入京，在长安开设道场，弘讲<摄论>，听者如云，知名弟子层出不穷，尤以慧休、道岳为著，他们后来均为唐玄奘之师，如此类推道尼即玄奘之师祖。于是，真谛之学大行于京师，盛传于北方，南方不复有<摄论>讲主。
   道尼乃陈、隋之际兴起的佛学摄论师派著名学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李仲宁生卒年不详，北宋江州浔阳郡德化县人。著名刻工。其刀法精微谨细，尤讲神韵气力，赋局制形，皆创新意。不仅民间求刻者络绎不绝，连官家丧葬碑刻亦多请为之，并常于名山胜迹镌刻世传的诗词，故一时名振江南。黄庭坚题其居日：“琢玉坊”。
  仲宁为人正直，不苟于权势。崇宁元年（1102年），诏令各地刊元佑党籍姓名，以儆天下，太守命其刻之。仲宁对当时朝廷党争十分不满，便婉辞拒绝：“小人家贫，只刻苏内翰、董太史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太守盛赞其爽朗性情和纯朴品格，再不勉为其难。
  1970年冬，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墓志在南丰县南郊源头村崇觉寺侧出土，刻石者即李仲宁，石刻再现了“刀锋精粹，笔无妄下”之功，足见名非虚美。
  花自达字乔石，生卒年不详，明末九江府德化县人。自幼尊长孝亲，父质宇患痔，侍寝处亲调饮食六年。本优于文学，后致力医学研究，著有<尊经集>上下二卷。他以岐黄之理为典谟，论外感如阴阳升降之候，传顺变逆之机，经络上下之属；论内伤如标本从违之数，虚实补泻之功，寒热温凉之理，无不井分条贯，闾里争相传诵。
  自达从不趋附权贵，某些官僚士大夫知其医术精湛，欲请其出诊，他以“我为诸生，奈何以方伎饰面目向人”而拒绝。然贫苦百姓患病，则不请自到，且不计较报酬得失，如城东门有位孤贫麻姆患痈极痛苦，自达往诊，给以败毒散5剂服之，痈遂消，接着既送食品又购补剂以赠，促其培植之气。有位以卖鞋为业的岑乐休，体弱、头痛，前医者误以质弱投补过早，故留火不去，久治未愈，经自达确诊为“实火”，乃进凉膈散一剂而痊。还有一乞丐患肿胀病，自达先让其饮煎剂茵陈五苓散，药后不久，小腹胀痛难忍，患者横出怨言；复强其饮温水酒一垸，溺如泉涌，肿胀立消。
  清顺治初，府医学乏人，萧国柱举自达以自代，知府周璜敦请不就。是夜得剧疾，然附身之具未备，乃撑持数日，待后事筹办就绪，即起而索笔砚伸纸，疾书“生平无所得，惟此两三壶，一朝带不去，撒手随太虚”，遂掷笔而逝。
  陈中瑞(1872~1919)字蔼亭，号芝荪，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少时丧父，废学就商，工瑕辄取书报自修，尤爱读进步书刊，且持之以恒，因而学识渐广，颇知古今事变与世界大势。
  清末，民主革命思潮渐次输入闽、粤沿海和长江流域。中瑞受进步思想影响，便与徐秀钧、蔡公时等参加革命活动，与林森、吴铁城等闽粤进步人士过从甚密，共创“浔阳阅书报社”于八角市，宣传革命思想；并以此为秘密机关，与外省联络。
  辛亥武昌首义时，舒先庚、陈中瑞分任九江总商会正、副会长，与林森、罗大俭等群起响应，共谋策动驻浔新军起义，于10月23日宣布九江独立。次日，九江军政分府成立，马毓宝为都督，舒先庚为财政部长，中瑞任各属宣抚及财政委员，倾力协助马、舒为军政分府筹措军饷，以应付当时的紧急局面，使市场稳定，人心安定。11月11日，清海军舰11艘和鱼雷艇2艘因缺米、盐和煤油，自汉口退至九江江面，中瑞与林森、吴铁成等一同登舰劝谕他们与义军合作，并表示负责筹发薪饷，慷慨陈词，义形于色，使诸舰将卒为之感动，乃加入起义军，革命声威大震。
  1913年（民国2年），“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兴兵讨袁，中瑞为其筹款济饷，不辞劳瘁。及袁军李纯入赣，军警监视甚严，他善于应付，巧作周旋，使地方安然无恙。及袁世凯称帝，他激烈反对，常将长江沿岸动态秘报云南、广西等省，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沉着老练、不露声色，以智求自全。
  中瑞平日洞悉时变，深知非教育无从兴治，非建设无以图存。曾组织集资创办通津小学和甲种农林学校，为地方培育建设人才。又和舒先庚一道筹划经费，开垦荒山，填平龙开河两岸低洼荒洲，以计亩投资、分营土地、抽签定点的办法，招揽商股，开辟滨兴洲，经数年努力，修筑经纬纵横马路6条，沿路开厂设店，并建起总商会大厦。他还极力支持许森、姚肇之等筹建映庐水电公司，使九江城区大放光明；动员社会力量修建龙开河木桥，既便行旅，又利物资流通。
  1918年春（一说1916年），舒先庚病逝，中瑞继任总商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商联会代表，南北奔走，席无暇暖。1919年，终因积劳而病卒，年仅47岁。
   康爱德(1873-1931)女，名晟，清末江西德化民初改称九江县人。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孤苦无依，被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昊格矩女士收养。
  光绪六年（1880年），吴氏因事回国，将爱德与同期收养的黄梅贫女石美玉一同带往旧金山读书，是为我国最早的留美女学生。她们从小学到中学，奋发攻读，不仅熟谙英、日、德等国语言文学，且对所学数、理、化和音乐、绘画等科无不融会贯通。十八年，二人同时考入密执安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一直名列前茅，并获得优秀毕业文凭。二十二年，学成回国，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记江西康女士>，详介其身世，盛赞其学业。
  同年夏，爱德和美玉联袂就职予桑林书院内吴氏开办的医疗诊所，并与美国芝加哥但福德医生联系，筹办九江但福德医院。二十五年，爱德被遴选代表中国妇女出席世界妇女协会。二十七年，但福德医院正式开业前，奉调赴省妇幼医院任院长。初创时期，她坚持边看病边培训女医生，迅速打开医疗局面，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
  此后数年，爱德再次赴英、美深造，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不少名牌大学和医院拟以高薪聘留俱被婉辞。宣统三年（1911年），重返南昌，继续主持医务20年，是省内第一代德艺双馨的女西医。社会人士赞誉她“有一颗博爱的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论富足与贫穷。困难求助者，有求必应”；医务同行评论她“见识渊博，热爱祖国，是一位美的使者。在她培育下，花朵开放，春色满园”。
   刘友松(1900-1967)今县新塘乡前进村磻石街人。幼失双亲抚养，与祖母相依乞讨。9岁起给人家放牛、打长工、卖短工，稍长经堂叔介绍在瑞昌某饮食店作见习厨师，继以小贩（流动卖布）为业，30岁才到本乡垟坪山李家蛸招亲。在珜坪期间，常为赣北红军游击队放哨、送情报、搞给养，因之曾被捕入狱，酷刑拷问未吐露任何机密。
  解放初，友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等运动；抗美援朝中，不惜将父子三人整个冬季烧炭所得50万元（旧人民币）全部损献购卖飞机、大炮；国家首次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又省下拟给子女添制冬衣的钱认购40万元；并多年为军属李保玉义务代耕，成为当时县内翻身农民的楷模。
  友松常说：“解放军保国防，工人造机器，我们农民应当多打粮。”土改结束后，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带头组织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历任组长、副社长、社长等职，不断刷新粮食单产纪录。1951年，他领导8户农民组成的互助组，一季中稻平均亩产350余公斤，被评为县特等农业劳模。
  1952年初，根据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双季稻生产”的指示和全省首届英模大会农业劳模介绍的丰产经验，友松萌发了试种双季稻的想法，得到省农林厅长和县委书记的支持。不料这年早稻育秧春寒严重，晚稻抽穗连刮几天寒露风，不到“霜降”又提前打重霜，造成早稻歉收、晚稻颗粒无收。但全组常规中稻持续高产，友松保持了县水稻劳模称号。
  友松试种双季稻失败，招致不少冷潮热讽。他却毫不气馁，认真分析赣北赣中的温差，反复思考如何使早稻早插，晚稻早播，延长晚稻全育期，抢在霜降前收获。为此，他利用冬闲专程赴萍乡求教易瑞生劳模，购回“南特号”和“伏脚”等早熟稻种，继续坚持试验。
  1953年，友松在早稻育秧田遍烧火粪包，以增强地温，并提前IO天播种；秧田白天放水晒田，夜晚灌水防寒，遇有寒潮连雨就加深水层、日夜监护；加之合理施用氮磷钾肥，因而苗全秧壮，比大面积插秧期提前两周。当早稻将圆杆即播晚稻种，让秧苗在秧田生育40天，立秋前移栽完，确保全生育期95天，寒露之际成熟。由是，这年早、晚稻均取较好收成，经现场验收，友松的1.35亩试验田，收早稻439.08公斤，晚稻152.5公斤，双季平均亩产438.2公斤；互助组试插的10亩双季稻，平均亩产388.15公斤，实现了“在过去认为不能种植双季稻的赣北地区，首创种双季稻成功”。
  1954年，友松试验田因头年栽二晚不能种菅豆草，缺少绿肥，早稻略减产，而晚稻管理精细，增产幅度较大，双季平均亩产仍达501公斤。他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引进适应性较强的红花草籽，套种在晚稻田，使来年底肥足，故1955年早稻亩产433.25公斤，晚稻每产283.5公斤，达到均衡增产目的。
  友松试种双季稻成功的消息迅速传开，前往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县内从1954年即开始推广，到1956年全县种植双季稻7.5万余亩，年增产750余万公斤。这一年，友松所在的垟坪高级社种植双季稻千余亩，平均亩产610公斤，比上年增产50%；他的试验田扩大到18.3亩，创造双季平均亩产834公斤的纪录。
  各级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肯定友松的首创精神和卓越贡献，多次给予表彰和奖励。从1953年起，连续4年荣获省劳模称号，先后出席全省第二、三、四届英模大会和省首届农业劳模代表大会；1957年2月，遴选出席全国农业劳模代表大会，成为全国著名水稻劳模之一。<江西日报>有曾以<山沟里的状元>为题介绍过他的先进事绩。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友松受命任公社农科所所长。他大胆开展各项农科试验，为推行科学种田作不懈努力。
  1967年，友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不幸去世。
  李腾应(1911~1973)今县涌泉乡铁炉村李家榨人。早在明万历年间，李家榨即建有采茶戏班，例定每8年一届迎茶箩灯，而每年元宵节迎灯必唱采茶戏，并定户有兄弟二人以上必派一人自幼学戏，相沿成习。1923年（民国12年），12岁的腾应循例入戏班，从师李殿火。1928年4月，历经5个冬春的磨炼，始离家人湖北黄梅地方采茶班，初出茅庐，扮演旦角。翌年，戏艺大进，在旦行能饰小旦、花旦、青衣、老旦等各类角色，如<游春>中的赵翠花，<罗帕记>中的陈赛，（告经承>中的陈氏，<方钦拜寿>中的杨老太太，。<血孚记>中的贾氏；表演出神人化，绘形绘声，成为该采茶班的红人，被人呼为“李正红”，所在戏班称“李正红戏班”。
  1945年正月，腾应率李家榨戏班在湖北广济秃塘和武穴下港连演半月，艺精出类，广济县政府主持人登台讲话，赞誉腾应为“盖五县”（意即艺压五县，无人匹比），赏给大洋30元、银牌1枚。在下港演<告经承>时，演完上本周姓献大红花挂于台口，演完下本张姓赠银牌l枚，临别敲锣打鼓欢送。同年八月中秋，黄梅县邀请3个戏班，拟3台戏同演3天。不料第三天，另两个戏班师傅卸妆来看腾应的戏，当<逃水荒>演到感人深处，观众当场向剧中人挎的小竹篮抛掷银元，直至篮满还有人向后台送钱。见此情景，两个戏班艺人深为叹服，当场向腾应赠银牌l枚、大红织物一匹，并设宴拜师求艺。1948年冬，在瑞昌范镇连演3天3夜，观众人山人海，演出结束乡长梁汉光亲向腾应赠银牌并挂其胸前，又向戏班送锦旗，赞赏不已。
  建国后，李家榨采茶戏班改称业余采茶剧团。腾应以农为业，农闲仍率团在县内巡回演出。1963年农历正月十八，应邀至港口献演时，再次形成“三台戏对唱”的局面。演出不到3小时，另两个戏台前观众渐次稀疏，而李家榨剧团台下观众愈来愈拥挤，直至次日凌晨3点观众仍不肯散场，只好留演3夜。为此，港口公社给剧团赠送绣有“戏艺第一，友谊长存”锦旗一面、大红织物一匹，给腾应胸佩大红花，使之载誉而归。
  腾应从艺多年，活动于赣北、鄂东10余个县（市），演戏与教场并举，培养弟子甚多。他们分别在各地传艺，有的已成为专业剧团肯干。1973年，腾应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於全福(1900～1977)又名炎木。祖居湖北黄梅县螺丝墩。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其父絮家徙居德化县封郭二乡小池口东。清末民初，德化所属长江两岸沿江滨湖民间盛行文词调儿、曲子清唱（或称坐唱），全福耳濡目染，少时就会唱很多曲子、调儿，且吐词清晰，声调高亢，抑扬顿挫节奏分明。
  1922年（民国11年）前后，全福与世居封郭二乡小池口西的民间艺人闵金保过从甚密，相互切磋，广泛收集流行于村落、街巷、茶楼、酒肆的各种曲、调，经过整理、加工和锤炼，使之在坐唱基础上学习汉剧分行表演，汲取汉剧音乐配上锣鼓，并临时拼凑三角班搬上草台试演，观众称道。于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剧种（初称文词戏或曲子戏，60年代定名文曲戏，1981年得到<中国戏曲词典>的确认），而全福和金保应同为这个剧种的第一代宗师。
  1926年起，迫于生计，全福夫妇和金保夫妇均分别从事过较长时间的文词清唱活动，或走街串巷聚众卖艺，或受邀请登门唱堂会。此时坐唱有胡琴等乐器伴奏，附带一些表演，但不化戏剧妆，不用舞台调度。30年代初，封郭一、二乡常有洪涝灾害和兵匪为患，难民较多。全福乃以末角应工，自备戏剧服装、道具，组建唱文词戏的难民班社，并邀金保夫妇人班。1933年，他亲任领班，跨越长江，巡回于九江、星子、彭泽、湖口、都昌、鄱阳等地，进行演出和教场。
  初人江南，一路无人接戏。当戏班来到沙河街，全福不动声色，率领全班人马借来树木、门板，自己搭台，献演一场。演的是文曲代表作<苏文表借衣>，由于借鉴汉剧和楚剧表演艺术，加上多种乐器伴奏，比当地采茶戏倍受群众欢迎，遂形成户户凑钱、村村接戏的火红局面，有时还出现抢装戏剧服装箱的现象，谁抢到箱子戏班就跟谁走。
  戏班始演剧目不多，仅限于<苏文表借衣>、<艾艾送采>、<机房教子>、<陈姑追舟>、<王瞎子算命>等十来出。为了适应群众要求，全福呕心沥血从京、汉、楚、赣等剧种中移植<玉堂春>、<庄子试妻>、<宋江杀惜>、<徐策跑城>、<武松打虎>、<游龙戏凤>等剧目数十个，使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只能演生活小戏的稚嫩剧种，发展成为能演宫廷戏、武打戏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戏剧种。
  “难民班”原属季节性班社，农忙时大多数成员回乡务农，全福则抓紧时机教场。1937年，他应邀到县属张家洲费胡扬和三百洲（今县江洲乡洲头村和柳洲村）教了两个场，使文曲戏回到德化老家扎了根。接着又在县属新港何家嘴、湖口吏家湾和都昌张家岭等地教场，使之流行于赣北。随着剧种流布日广，戏班声誉渐高，1940～1949年是其鼎盛时期，整个戏班包括勤杂工接近30人，就演员而言全福一家足有半个戏班，因改“难民班”为“江北班”，长年活跃在九、湖、都等地，成为赣北民间戏曲表演的专业班社，并带动了业余文曲戏班的发展。据解放初期统计，仅县境江洲、永安、沙河、狮子、新塘、黄老门等地共有业余文曲剧团30余个，尽管各团师承有别，而将文曲戏由江北传人江南全福则是第一人。
  1957年，全福举家迁至新港区九号乡（今江洲乡洲头村）落户，协助组建洲头业余文曲剧团。在艺术上，毫无门户之见，曾推荐一位安徽艺人马有洲来团教唱黄梅戏。次年，当洲头业余剧团改建为江洲公社业余黄梅戏剧团时，他因年事已高未介入，但始终支持剧团工作，使该团后起之秀层出不穷，为地方专业剧团、大专院校和部队输送不少文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