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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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九江县志》 图书
唯一号: 140520020220001110
颗粒名称: 第四节 天主教
分类号: D635
页数: 4
页码: 739-742
摘要: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除共同崇拜天主(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声称以博爱救人、忏悔罪恶、灵魂得救为宗旨,教士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代表天主给人定罪或赦罪,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明万历中初播南昌,再缓慢地传人九江。初期传播万历二十三年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南昌,用60金买一小屋建堂,继于6月29日举行第一次弥撒圣祭,是为天主教传人江西之始。时九江无固定传教场所,但住有在外地受洗的教徒,故在高安县三桥村的外籍传教士来浔游览,或由浙江宁波赴南昌、三桥等地巡视教务的外籍神职人员过往浔城,常在教徒家逗留,传经讲道,短期即走。
关键词: 宗教 天主教

内容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除共同崇拜天主(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声称以博爱救人、忏悔罪恶、灵魂得救为宗旨,教士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代表天主给人定罪或赦罪,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明万历中初播南昌,再缓慢地传人九江。
  初期传播万历二十三年夏(1595年5月31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南昌,用60金买一小屋建堂,继于6月29日举行第一次弥撒圣祭,是为天主教传人江西之始。时九江无固定传教场所,但住有在外地受洗的教徒,故在高安县三桥村的外籍传教士来浔游览,或由浙江宁波赴南昌、三桥等地巡视教务的外籍神职人员过往浔城,常在教徒家逗留,传经讲道,短期即走。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区域日张,法王鲁易十四亦遣教士来华。据四十一年统计,法耶稣会士已在各府州设传教处25所,江西计8所,九江列其中。不久,因罗马教皇不允华籍教徒尊孔祭祖,两遣使团乞清廷谕示中国教徒遵守,康熙帝拒绝这一无理“教条”,乃于五十六年春(公历4月16日)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历雍、乾、嘉、道四朝皆然。
  迨至道光中叶,教禁稍弛,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乾隆四十年据罗马教皇令解散)尚未恢复,法巴黎遣使会(又名味增爵会)遂派教士赴浔传教。首任天主教会主教为法籍穆导源,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任,任期6年,他神学知识渊博,撰有<教理问答>等小册子,推动了天主教义的流传。迄九江开埠前,继任主教有法籍教士4人,即和赓德(一说贺广德),道光二十四年受任,任期6年;贺安当,道光三十年代理教务一年;田嘉璧,咸丰元年(1851年)授职,任期3年多,每半年住九江,半年住三桥村;启方济(一说顾方济),咸丰五年始,处理教务5年因病回国。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仍持排斥、压制态度,一般士民亦怀“仇外”心理,且邻省教案时有发生,因而在浔外籍教士较谨慎,多昼伏夜出,潜行传教。然已惨淡经营20余年,为天丰教在九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区变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赣北门户洞开,不仅外国人可自由经商、游历,且外国教士可自由传教。咸丰十一年冬(公历12月),法籍神甫罗安当以法国总理江西天主教务代全权大臣身份来浔,企图以此为据点,开辟江西教务。同治元年(1862年)初(公历3月),他恃中法<天津条约>为护符,在南昌大肆进行侵略活动,激起民愤,群起将所有教堂付之一炬,并一再抵制其入昌。罗氏被迫退回九江,在环城路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建造教堂。翌年,江西天主教府亦迁九江。
  主教府北迁后,下设九江、南昌、高安3个总铎区,南昌改作九江教区所属的总铎区,九江则成为江西天主教的基地。九江总铎区下辖彭泽、湖口、都昌、星子、瑞昌、牯岭、姑塘等堂口,神甫轮流去各堂口为教徒做望弥撒等圣事;江北小池口、张家河、孔垅等地的教务亦归属九江,由常驻国籍神甫罗四维、瞿希贤等司理。
  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教区迭经析立,光绪五年(1879年),分为赣北、赣南两个教区;十一年,分为赣北、赣东、赣南3个教区;1920年(民国9年),又分成赣北、赣东、赣南、赣西4个教区;1933年,再改成九江、南城、余江、赣州、吉安5个教区。自同治二年踵罗氏之后,历任九江(赣北)教区主教有法籍安若望、戴济世、王吾柏、白振铎、郎守信、樊体爱、杜保禄等人,除戴济世因水土不服不久调往河北和王吾柏任期一年因病回国的经历不详,其他均为资深的遣使会成员,全都死于任内,葬在九江“圣山”上。尤其是白氏自同治九年春(公历3月)至光绪三十一年秋(公历9月),主持教务35年余,为扩充天主教在九江的势力费尽心机。1944年2月,杜氏去世后,九江主教出缺将两年半,但主教府仍设九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属战胜国之一。罗马教廷以迎合江西人民及其教徒心愿为名,于1946年7月将河北保定的国籍紫衣主教周济世调任江西总主教,而周氏亦法籍教士栽培的遣使会成员,曾在巴黎任神甫15年。同年10月,他途经九江赴南昌就职,旋将主教府迁昌,并任命法籍神甫杜天任为副主教,教内大权仍操外籍人之手。从此,九江便改为南昌总主教区下属的总铎区。
  会内机构九江开埠后,媚外苟全的官府由“禁教”变为“保教”;苦难乞灵的贫民由“恶教”转向“崇教”,甚至赖“吃教”为生,使天主教在九江的经济、教务机构和教徒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总堂帐房:同治二年,主教府迁浔后,即建立九江总堂帐房。原为江西天主教总帐房,隶属上海首善堂(即苏、浙、赣等省法国味增爵会的总帐房),主要职能是购置房地产和管理所属教区教会经费,初期基金来源于罗马教廷传信部拨给传教开办费、巴黎味增爵总会通过上海首善堂转拨传教费、国际天主教人士捐款和庚子赔款,管理人均为外籍传教士诸如法籍樊体爱、荷籍徐赓和、法籍马崇道等。帐房初设,着重筹资兴建教堂、修道院、慈善堂、医院、学校等自用房舍;光绪二十六年后,则大量购置房地产,建造店房和住宅,转手变卖或出租,并设经租处专理此业。迄民国初年,天主教会在浔占有房屋180余栋,年租纯收入二四纹银5万两,在城南濂溪乡劳家垅还占有所谓“善终会”捐购的墓山(教内称“圣山”)数百亩,是九江城最大的房地产主,成为教务活动的强大经济支柱。1920年,江西分为4个教区后,因分赃不匀,赣东、南、西3个教区另起炉灶,直接与上海首善堂联系,总堂帐房便缩小为赣北教区帐房。1931年,因筹建新修院,移业就业变卖城区后街至花牌楼店房30余栋。1946年,主教府南迁改名南昌总主教区后,总堂帐房又缩小为九江总铎帐房。继因通货膨胀,房租收入逐年下降,至解放前夕每月实收折合食米约50石左右。但九江天主教会仍据有大小房屋195.5栋,共1510间,占地面积42.51亩,馀基95.11亩;其中自用房屋8栋,共408间,占地23.53亩,馀基65.08亩;出租房屋151.5栋,共1102间,占地18.98亩,馀基30.03亩。1951年初,办理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团体财产登记,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
  天主堂:同治一、二年间,先是罗安当在今庾亮南路43号建造教堂(俗称城内天主堂);接着,安若望又在环城路51号(月宫理发厅隔壁)修筑院堂,权作主教府。十年,天主教会转租九江英租界位于滨江路和湓浦路基地,买下盖得洋行堆栈房屋,建造一座规模宏大、雕砌精致的天主堂(俗称城外天主堂),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历时10年竣工,并于光绪六年夏(公历6月27日)举行首祭开堂,主教府同时迁入,成为全城天主教中枢机构,也是赣北教区中心教堂。尔后,铎区内各县镇教堂相继兴起,光绪二十二年,江北小池口、张家河、孔垄各建1堂;二十八年,彭泽、湖口、瑞昌县各建1堂;三十三年,县内姑塘建l堂;宣统二年(1910年),都昌、星子、德安县各建1堂;三年,扩建城内天主堂,增设神甫楼;1925年,永修县境建2堂;1926年,庐山牯岭建l堂;此外,天主堂医院、仁慈堂和修道院内还附设小经堂,由此城乡教徒每逢主日(星期日)、四大瞻礼日(圣诞、复活、降临和圣母升天)举行礼拜及入教信徒领洗均有活动场所,也便于教士开展传经布道活动。教堂不断添建,表明教徒日益加多,较而言之还是城区增长快,1931年间已有教徒千余人,逢主日或瞻礼日往各教堂礼拜达500余人。沦陷期间,教徒、教士分崩离析,战后有所恢复,据1948年统计,全县有天主教徒869人。解放后,县无教堂,少数教徒参加市区礼拜活动。
  修道院:又称神哲学院,是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府。同治七年,法籍传教士包得来创办,初设高安三桥村;光绪四年,改设建昌吴城镇;十二年,徙至九江城内天主堂后厢、仁慈堂对面(今甘棠南路六机部宿舍区);1937年,迁入庾亮南路57号新址(今市人民政府大院)。新修院建有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还有教职员工宿舍、厨房和风雨球场等附属建筑,是江西天主教会总修院,担负全省五大教区神职人员的培修任务。招修对象多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教徒子弟,对教义、教规有一定的造诣。学制一般七八年,课程除普通自然科学外,有拉丁文、英文、法文、神学、哲学、教会历史等,神、哲、史课全用拉丁文教学。灵修要求严格,必须终生独身、品学兼优、年龄不得小于24岁方能晋铎。光绪三十二年,在院修士有6班共60人,是年始扩大到10班,增招修士名额。毕业后大多分配全省各地传教,仅少数人晋铎担任教务要职,有培养前途的则保送出国深造,在九江颇有影响的国籍神职人员如胡钦明、邓重葆、罗四维等均毕业于该院。历任院长全系法籍传教士,继包氏之后知名者有王安之、董默如(一作和)、文豫略、濮爱燄、杜天任等。1949年4月,鉴于主教府已南迁,修道院亦撤往南昌。
  教内会:为了协同教、铎区加强对教务和教徒的管理,推动会内念经、祈祷等活动的开展,天主教会还在城区组织各种类型的“教内会”,较典型的有神职人员加入的味增爵会、仁爱会和由普通教徒加入的玫瑰会、圣衣会、圣体军、四规会等。其旨大同小异,教人“荣主救灵”,但具体要求不一。至解放前夕,这些组织大都存在。
  味增爵会,16世纪法籍神甫味增爵创立,目的是将教士组织起来派到外方或深入农村传教,故又名遣使会。传人中国后,在浙江嘉兴创办神学院,国籍修士只有人修该院,才有资格入会。入会后有权在所在堂口办理教会事业,经济拮据可申请款项。总会设在巴黎,各地有分会。九江修道院长濮爱燄曾任九江味增爵会负责人,国籍神甫刘允文等曾入此会。
  仁爱会,天主教修女的一种团体,也是味增爵创立,本意是为收容一群无人照顾的穷苦女孩,并授以技术和教理、教规知识。传人九江后,有的成员也从事医疗、教育工作或在妇女中传教。她们会服是头戴蝴蝶形白大布帽,冬季内穿白汗衣、外套兰细呢质上装,夏穿相同形制的白布上衣,全年下着百折裙。教徒称她们为“姆姆”,其首领称“大姆姆”。所有姆姆每年要作为期一周的灵修小结,平日有差错要向大姆姆求宽免。至解放前夕,城区尚有会员21人,分处天主堂医院和孤儿院,分由法籍大姆姆高光明和董静修掌管。
  玫瑰会,崇拜耶稣母亲玛利亚,祈求圣母转祷获神佑。每日早、中、晚,信徒须右手持经神甫祝圣过的念珠,跪念玫瑰经。抗日战争前,城区老教徒尤其是女教徒多人此会。
  圣衣会,信徒须终生贴胸佩带青色或红色呢制小袋,内盛“圣母无原罪”和“耶稣圣心”两种镍质像牌。解放前,城区老教徒、仁慈堂婴孩及婴孩郎(女婴丈夫)多入此会。
  圣体军,信徒向神甫领带小会章一枚,每个主日进教堂领耶稣“圣体”,藉此祈求天主赦罪赐恩。抗日战争前,城区颇盛行,尤其是益智、培德两校的教徒和师生多加入此组织。
  四规会,主要是遵守教会有关主日、瞻礼、望弥撒和守大小斋期的规定,每年至少办神功及告解一次,藉以祈求天主保佑。据调查,解放前该会教徒曾在西园路口捐购房屋数栋,以房租作活动基金,并于每年十一月初追思已亡瞻礼日,在城内天主堂集会、聚餐和结帐。
  慈善事业天主教会在九江扩展教务的同时,还举办一系列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凡领受其“恩赐”的人,最易接受基督“福音”而领洗奉教。
  天主堂医院:光绪三年创办,设病房3间,称圣味增爵医院。六年,增筑屋舍3间。八年秋,上海仁爱会派法籍修女数人掌管院务,并直拨经费,规模渐蔚,更名法国天主堂医院。初10年仅设施诊所、养老院、男孤儿院,后20年增设免费病房、残废所。平日常派医护人员到近郊免费施诊,若遇危重病人则收治人院。九江沦陷,一度被迫迁入仁慈堂,除继续行医还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男老人,解放时在院尚有83人。
  仁慈堂:同治二年创立,原为天主教会专作收养弃婴(多为女婴)机构,由天主堂或医院兼管。光绪十三年,巴黎仁爱总会派法籍修女接办。旋于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设立孤儿院,始收孤儿20人,后逐年增多;孤儿进入学龄期即施以教育,讲授教义、教理、教规、圣经等知识,学习刺绣、编织、烹调、缝纫等手艺;孤儿成人后由院方为其择配,凡娶仁慈堂长大女子者必须是天主教徒,如未奉教应先领洗方可成婚。光绪二十四年,增设残废院;三十年,又设贫民免费医院和施诊所,免费施医药。其经费来源主要由巴黎仁爱总会、国际婴孩会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提供。直至解放前夕,堂内尚有孤儿60人、女孤老人20人。
  济世中、小学:光绪八年天主堂医院和1918年仁慈堂先后各办义学(亦称保守学堂)1所,学生在校期间,免费提供衣食和住宿,逢主日及四大瞻礼日另发食品、衣物与奖品,对贫寒子女及其家长颇具吸引力,然学校仅授教会经义、规戒,为领洗奉教作准备,被称为“保守教友”(即预备教徒)。1912年,在天主堂义学基础上创办益智女校,以办小学为主;1934年春,又在环城路创办培德小学,专招男生;1939年,因受日军胁迫两校联合上课。翌年,培德男校迁入城内天主堂东侧,至1943年增设初中部;益智女校迁入仁慈堂与义学合并,校名不变,至1944年亦增设初中部;1946年9月,将培德与益智的初中部合并成立济世中学,原培德小学部改为济中附小(亦称济世小学);益智女校改称济世女生部,仍在原地上课。1949年解放后,男女合校,统称济世中学,原益智小学部并人济世小学(1948年秋,国籍教徒曾开办崇道小学,次秋与济小合并,两月后又自动退出停办)。1951年冬,济世中、小学脱离教会领导,由市人民政府接管。

知识出处

九江县志

《九江县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九江县志》是江西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江西九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于1996年12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了九江县建置区划、人工、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林业、畜牧水产、工业、城乡建设、商业、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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