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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7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的最终目的。东汉永平十年（67年）传人中国，约290余年后渐流布县境。
  流传梗概初传期（东晋后期至南朝）：升平年间，天竺（古印度）僧竺县（曾被后赵启用为将）力屏荣利，云游江南，从靖安转来庐山西北香炉峰下，结茅而届，乃县有僧之始。兴宁年间，昙寂，其早年弟子河南高僧慧永，从太行恒山寻来继承师业。太和元年(366年)，光禄勋寻阳陶范（侃之子）慕永清声，助其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日“西林”，为境内第一寺。
  太元六年（381年），山西高僧慧远偕弟慧持和门徒10余人（一说数十人），从荆州至寻阳，拟邀早年同门师兄慧永去罗浮修行，“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遂于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而止。九年，徒属渐广，西林狭窄，精舍简陋，不敷所用，永乃进言新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建寺传徒；继组织取经、译经，开展佛学研究，著书立说，倡导念佛方便法门；又结白莲社，开佛门创宗先声，是故驰名朝野，先后投其门下弟子达3000之多，世称高贤者亦有18名之众，连文坛高傲首领谢灵运和跋扈擅权将军桓玄均为之倾倒。如桓氏在汰沙门“禁令”中却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以东林为中心的庐山地区寺院非特免遭涂炭，反获相对稳定的发展，竟成当时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慧远亦成为一代著名的佛教领袖。
  进入南朝，历宋、齐、梁、陈帝王多崇佛，齐、梁尤甚，梁武帝并亲率汉地僧尼吃素、断酒肉。因之，这一时期佛寺得到相应的护持和发展（部分名湮失考），佛学研究之风依然高涨，高僧、学者层出不穷。著名高僧先后有竺道生、道昞、县诜、道猷、法瑗、道场、慧龙、慧皎、道尼等。道昞继席慧远，为东林寺第二代住持；晒寂，道场为第三代住持，续弘念佛法门，且传法于昙鸾；鸾乃弘传于北方。宋、齐之际，法瑗及道猷（道生弟子）、法瑶（慧龙弟子）迭谬人京，分别敕住湘宫寺和新安寺。梁时，仍在庐山长期作弥陀净业者有道珍、法归等多人。陈时，由于道尼和僧宗等开坛说教，寻阳、庐山曾一度成为摄论师派弘化重镇。在诸护法学者中，南阳建安王别驾张孝秀尤殊，他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弃官隐居庐山东林寺后，率以力田尽供僧众，首创县境寺院经济，使远近归慕，趋之如市。故初传期亦可谓发展期。
  鼎盛期（隋唐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历代帝王（除唐武宗）大都崇佛，对佛教持扶植和利用政策。隋唐之际，不断完善僧尼管理体制和健全寺院经济制度。唐初规定僧人给田30亩，女尼给田20亩，且“调课不输，丁税俱免”，使境内僧尼日众，寺院剧增。寺院经济的膨胀，导致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事件发生，这对包括东林在内的浔阳地区佛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对增加国家财力和发展生产诚为有利。然于次年武宗驾崩，宣宗继位即诏兴复。时任江州刺史的崔黯，奉诏旋令僧正言等择徒29人，重建被毁东林寺，历时四、五年，用工65万余个，终于建成一座拥有313间砖木结构的新寺宇。五代至北宋，不少帝王直接关注浔阳、庐山地区佛门，有赐寺院田土、钱帛、有诏高僧住持京寺，南唐元宗还敕造西林千佛塔，后主亲建崇胜寺（即圆通寺），宋哲宗于元祐三年（1088年）亦敕赐黄金装饰东林寺神运等五殿佛像。朝廷如此，地方从风，修复和新建寺庵不少（参见本卷“寺庙”章），故有“僧屋五百住庐峰”、“庐阜招提三百所”、“宋时三百六十寺”（含山南）等说。
  这一时期，佛教诸宗竟趋县境，高僧云集，各家学说渐相融通。开皇九年(589年)，天台宗实际创宗祖师智颚率先领徒法京从建康（今南京）移锡东林寺，继有大志、智锴从学“法华”等经在庐山弘传。智额召去扬州，由不明法系道睢继席，住持东林30余年。大业四年（608年），嗣法为禅宗四祖不久的道信，即离吉州游寻阳，收徒弘忍（后嗣为五祖）同居庐山修习整10年。
  唐有律匠贞素、熙怡、上弘、灵彻、神凑等，从开元至元和间迭住东林寺，使之成为律宗大道场；其间天宝九年（750年），杨州龙兴寺高僧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在此盘桓3日，带走部分经书，把净土和律宗教义传至日本。唐时还有南岳怀让系马祖道一（有说道一未涉足庐山，抑或有两道一）、神鉴，沩仰宗智闲，临济宗鼻祖义玄和不明法系义彤、法演、智满、僧琳、云皋等，先后坐禅、建寺、弘法于庐山上下。
  五代十国时有沩仰宗双溪田道者，曹洞宗智隆和行因，云门宗创宗祖师文偃及其法嗣鉴禅师、护国和尚，法眼宗慧朗和僧遁，青原行思系不属曹洞、云门、法眼三宗有净悟和缘德，还有不明法系景超和约之等。
  北宋时有临济宗虎溪庵主、自遵，曹洞宗惟照，云门宗居讷、怀琏、佛印了元，杨歧宗白云守端、大慧宗呆，黄龙宗常总及其门人思度、道曼及其法嗣密印通慧、法因庵主等。元丰二年（1079年），诏改东林寺为兴龙禅寺，常总被举为改禅后第一代住持，寂后由思度继席。
  文僧倍出，各呈风采，亦为兴盛的一种表现。最典型的首推唐代三教合一的吕洞宾，他初习儒，继修道，晚为佛门青原下七世诲机禅师法嗣，且著述甚丰，仅《全唐诗>收其诗作4卷。唐至五代还有诗僧景元、处默、齐已、已著《白莲集>；画僧德正，两手仅存4指，粗可执笔，所画松石、人物专学龙眠，遇兴伸纸挥毫倾刻而成，贵势或求之绝不与。宋初有医僧法坚，太祖曾召见，赐号“广济大师”和紫方袍。神宗至哲宗间诗僧尤多，黄龙宗可仙、临济宗可迁曾与苏东坡互和诗；怀贤著诗颂、文集5卷；祖可少读书不多，且常生病，人称病可，然吟咏多佳句，故徐师川作其“诗引”日“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谢，唐杜甫、韦应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苏、黄妙处皆心得神解”；又于画虎行末章云“即今老旧无新向，尚有庐山病可师”。北宋末还有曹洞宗德止，其诗画列神品，有集行世（以上诸僧凡未冠以宗名皆属不明法系）。
   正因为这一时期士人人寺增多，他们中不乏兼通儒、道、佛三经者，既能谈禅，又能论政，还能填词赋诗，极易密切与世俗士大夫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获得名宦和大儒的支持、赞助。如唐江西观察使韦丹施资东林寺建四方藏经院，并物色义彤等大德搜集整理佛经，编撰目录，当韦逝世前西廊未及建成，自居易继捐款续建。白曾予北香炉峰下筑草堂与东林寺为邻，邀寺僧法演、智满、云皋等多人同游化城、峰顶寺，宿大林寺，写下著名的<咏桃花绝句并序>。当他迁任杭州刺史时，还将藏书寄存东林，托僧友代管草堂。宋苏轼既与居讷、可仙、可迁诗词酬唱，又与佛印了元友善，尤对常总倾慕，仅宿东林一夜、一席话，竟从常总受法为其法嗣。唐时还有虞世南、欧阳洵、李邕、李肇（世称北海）等分别为上大林、西林、东林寺撰写碑记，裴休布施建李北海<东林寺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上述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扶持，对于县境佛教的兴盛、儒佛融合，促进佛教完全中国化，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渐衰期（南宋至元明清）：这一时期，境内佛教由盛渐衰，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乱的毁坏。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长江南岸、庐山上下屡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乡官署、民居如此，寺院亦难幸免。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右丞相周必大游庐山，见此惨状不禁发出感叹：“匡庐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陆沉。”元末天下大乱，县境又是战乱之区，先是南方红巾军与元军争夺九江，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九江——鄱湖拉锯战，长逾10余年的战火竟将此前经营的寺庵毁去十之七八。清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浔相持多年，城区无论寺观、神宇毁之殆尽，乡村寺庙或拆或毁不可胜计。至此，境内佛寺再也无法恢复旧观，佛教活动难以为继。
  二是朝廷对佛教政策的调整。南宋乃半壁河山，国力衰微，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放僧尼度牒要征费，寺院田土苛收赋税，故县境出现“税重僧逃”。明初，太祖为了制造“皇权神授”舆论，曾施行崇佛政策；各级设立专门机构，如府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分别配备僧官，掌管各地佛教；敕令在庐山建寺、立碑，张扬周颠等人“事迹”（参见“道教”节），确也起着一些护法作用。当他感到天下业已平定，便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抑制佛教的发展，如改每年发牒度僧为3年一次，新度僧尼年龄限制在男40、女50岁以上，且经考试合格，不通经典者汰去；各府、州、县只准各留一大寺，府留僧尼40人、州留30人、县留20人，集中住宿，其余撤并为一寺，组成丛林；特别是大兴文字狱，打击和杀害了一些文僧。明世宗又崇道排佛，对境内佛教发展亦有影响。但以上政策并未贯彻有明始终，尤其神宗母子笃信佛，对庐山佛寺大行布施，使县境佛教一度得以振兴。清代对佛教管理基本承袭明制，扬抑兼行，前期四帝表面笃信并极力护持，而制定的律例却严格限制。如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先年额设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民建寺须先呈督抚批准，方许营建；僧道年逾40方准收徒，新出家须户内三丁以上年满16岁者，否则依律治罪。后期6帝多无所作为，国势每况愈下，民生凋蔽，根本无力兴复寺庙，稍有修复亦不及往日壮观，从此县境佛教一落千丈。
  三是佛门自身适应社会潮流的能力衰弱。因战乱和政策抑制，迫使一些高僧、名僧远离县境。而度碟管理几经嬗变（宋将其作商品变卖，清乾隆先停发由师徒自传，继则废除度牒制度），又使境内僧尼素质明显降低。他们中大都未读诗书，不通经典，鲜有佛学大师涌现和鸿篇巨制佛经问世，佛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就难与士大夫交往，由此而失去社会名流的扶持和匡助。但也不是绝对的，在各个朝代相对稳定的时间段里，尚有些宗派的名师来县弘传，尤其是元代净土和明万历间贤首、律宗的勃兴。诸如南宋有曹洞宗正觉、通理，杨歧宗卐庵道颜、简堂行机，不明法系慧海、登师、逐禅师等。元代除不明法系思庵绍睿、明心觉显外，主要是圆应日与悦堂暗、优昙普度、中峰明本、古庭善学等，他们有的原为禅师，却致力重修净土祖庭东林寺字、编撰《莲宗宝鉴>、弘扬净土学说，此后净土法门逐渐成为各宗共同信仰。明有贤首宗仁敬与徒续芳，首次于匡庐传播其宗义；律匠寂光、海贤等，再度使东林成为律宗大道场；不明法系智瑛、广聪、法忠、真可、了堂等，均为境内佛教一度中兴作出努力。然入清以后，仅有临济宗博凡、古嶷志元、超空和不明法朽木、悟彻等稍有功业和文名、余多不显，足见其衰颓之势无可挽回。
   革新期（1912—1949年）：民国伊始，各地佛教高僧、大德、居士和学者起而开展佛教复兴活动，纷纷组织佛教会，提出各种改革方案。有的主张进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倡办好人间佛教，建立由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佛教管理组织，庙产应属全体僧尼共有，集中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也有的主张佛、道合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经过多方协商，求同存异，遂予1912年(民国元年)4月在上海留云寺成立中国佛教总会。接着，县内成立佛教分会，宣传和贯彻佛教改革措施，出现一些新的佛学思想，如临济宗庐山莲花禅院月西，力主以儒、道、佛三教经典度人，深得康有为的赏识。1924年夏，由中国名僧太虚等50人发起，在庐山大林寺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佛教徒会议，推进了县境佛教和佛学活动的开展。
  然而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剿共”、日军侵华、蒋介石再掀内战，几乎国无宁日，佛教革新竟成泡影。尤其是县境沦陷期间，大批佛寺被日军摧毁，许多珍贵法器和经典被劫，不少僧尼被迫转移到居士家，共同兴办居士林。如城区六角石有罗超主持的念佛林，岳师门有刘云樵三姊妹主持的三莲经社，使香火燃于家庭佛龛，梵呗之音响于民宅。战后虽修复和重建一批寺庵，确是微不足道。至解放前夕，全县共有佛教徒480余人。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现存的传统佛寺和寺内的历史文物均予保护，并先后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县委统战部设兼、专职秘书或于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信佛的人越来越少，连原有的年轻僧尼也自动返俗。但在土改运动中，为了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包括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土地所有制，出现“拆庙打菩萨”某些过激行动，受到政府的批评和制止。1956年12月，为了落实有关宗教政策，对新港、大桥、沙河、港口、马回岭等5个区14个乡的41座寺庙僧道情况进行调查，时有僧尼34人，其中和尚24人、尼姑10人；僧道共有庙产合计耕地75.54亩（其中水田55.14亩、旱地16亩、菜园4.4亩），山林96.1亩（其中茶园12亩、竹林36.8亩、杉山0.5亩、松柴山46.8亩），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僧尼尽可能地给予接济。到1965年11月，县内尚有僧尼12人（其中女尼1人），鉴于时无庙产（田地、山林已归人人民公社）和香火收入，对其生活出路则根据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分别作了妥善安排。
  名、高僧选介僧人，佛教三宝之一。写佛教而不写僧，则失之偏颇。然上自东晋以迄民国千数百年，过往县境僧侣无可胜计。兼之僧无常住，其行迹旧志亦未详载。据此，仅按朝代和法系各择一二名高者简述之。
   慧远(334—416)：俗姓贾，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幼而好学，13岁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儒典，尤精周易和庄、老著作。21岁欲渡江从学范宁，因中原内乱，南路阻塞，未能如愿。时名僧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传教，遂与胞弟慧持投其门下，一见肃然起敬，“以为真吾师也”。后听安师讲<般若经>，豁然有悟，于是兄弟二人一同落发，由欲隐而遁入空门。
  远本有儒、道二学基础，学佛极易进。24岁登坛讲经，有的徒众听不懂，便仿安师引证庄子之说比附阐发，使“惑者晓然”，安师亦允其借助“俗书”（佛经以外之书）以释佛理。自是，他将儒、道、佛冶予一炉，而以佛为主，走一条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且在几次讲经和辩论中卓著成效，从而获得上层统治者的扶持，拥有众多的信徒，成为当时有数的大师。安师常临众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东晋兴宁三年（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北方战乱，远随师移住襄阳。太元三年（378年），秦兵围襄，安师分张徒属各随所往。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荆州，后辗转寻阳而卓锡庐阜西北麓。十一年，因得早年同门慧永和江州刺史桓伊勷助，建成东林寺。居山初期，大兴建寺之风，广集徒众宣传佛法、阐释佛理、论赞佛经，推进县境佛教的传播。
  时日稍长，远常虑江东经卷未备，禅法无闻，律藏多阙。太元十六年，适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学者僧迦提婆南游，立请居般若台，并组成译录班子，协同译出《阿毗昙心论>4卷、《三法度论>2卷和《教授比丘尼法>1卷。次年，又令弟子支法领、法净等往西域取经，越葱岭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历时17年，得《华严>、《方等>等佛经梵本200余部，部分梵本留长安（今陕西西安）。隆安五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当悉西域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人长安，即遣弟子昙邕致书通好，后常换经文。继闻昙摩流支人姚秦，再遣邕至关中，得《十诵律》而还。义熙六、七年(410～411年)间，释迦牟尼同族佛驮跋陀罗来山，亦留住寺内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又名<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至此，东林所藏禅律经典，几至百卷。而每当新经译出，远均撰序推崇，故从庐山兴起的般若、涅檠、毗昙和禅学等佛学研究风靡一时。
  随着三藏日丰，研习有经，远便潜心著书立说，以弘佛法。先后撰有<法性论》、《涅架经疏>、《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神不灭论>、《三报论>、<明报应论》、《念佛三昧诗集序>、《万佛影铭>、<庐山记>等疏、论、序、赞、铭、涛、记凡10卷，编写<庐山集》，受到中外佛学界的钦敬。罗什借佛经谶言称其为“东方护法菩萨”。印度僧众尊称他“汉地大乘开士（菩萨）”，“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为了超出生死报应，达到涅檠境界，远早于元兴元年（402年），曾邀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学者居士，研讨如何转生西方净土世界问题。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乃令刘遗民著《发愿文>，延约息心贞信之士123人结白莲社，集于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再生西方。由是，佛教各种流派始活跃起来，提出各种成佛办法，并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争夺徒众。为此，远是使佛教中国化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唐代道绰、导善等正式形成净土宗时尊之为初祖。
  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远示寂东林，奉全躯葬于寺之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为造碑文，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唐大中二年（848年），追谥辨觉大师。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追谥正觉大师。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追谥圆悟大师、凝寂之塔。
   竺道生(355～434)：俗姓魏，东晋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寓彭城（今江苏徐州），家仕族，幼聪颖，后随竺法汰出家，从师姓。志学之年，便登讲座。中年游学，广搜异闻。太元十六年（391年）人庐山，住西林寺7载，向僧伽提婆习“一切有部”经义。后与慧观、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以鸠摩罗什学大乘经典。后秦主姚兴见之逍遥园，往复问难，使其融义，言无不切。义熙五年(409年)还建康（今南京），止青圆寺，宋文帝与王弘、范泰、颜延之等皆重之。
  南朝宋元嘉五、六年(428~429年)间，道生讲<泥洹>，剖析经理，洞入幽微，曾说“一阐提（佛语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时因大本<大般泥洹>未传，孤明先发，旧学僧众以为邪说，遂显大众摒而逐之。七年，继投迹庐山，常住东、西二林。几年后，大本《大涅桀经>到京由法显译出，经中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其所说符契，同学慧观立送经本请在庐山开讲。十一年十月，道生于精舍升法座，声色清朗，议论穷妙，观听悦悟，法席将毕，忽隐几而逝，葬庐山西阜。僧俗闻之，远近悲凉，京邑诸侣，更内惭自疚，追而钦服。
  道生治学不唯经文，又依经解义，彻悟真理，故能开拓创新。一生除讲经说法，勤于笔耕，著有《维摩经义疏>3卷、《妙法莲华经疏>2卷、《泥洹经义疏>6卷、<小品经义疏》、<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涅檠三十六问>、<释八住初心>、<辩佛性义>等等，乃东晋至刘宋初期之高僧和佛学大师，集般若、涅檠、毗昙三学之大成者。被后世举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
  慧皎(497～554)：号宏普，梁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学通中外，博训经律，为佛学涅架师派的著名学者。初住会稽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有《涅架义疏>10卷及<梵纲经疏>。又以前人所作僧传“颇多浮沉”、“多所遗削”，故拟开例重撰，然事未竟而侯景乱起。太清二年(548年)，避乱来寻阳，住湓口（今九江市区西郊官牌夹附近）五、六年，悉心著作。所书僧传，上起后汉，下迄梁天监十八年(519年)，正传257人，附见200余人，名日<高僧传>。惟限于南北长期分治，史料搜集维艰，人传多为南方僧，北方仅4人。从传中述及庐山事看，多属实地考察后命笔。因治史严谨，叙事翔实，被视为一部重要僧史，收人大藏，千余年来广为龟鉴。承圣三年(554年)二月卒，江州僧正慧恭主持将其葬于庐山禅阁寺基。
   智颛(538—597)：俗姓陈，字德安，陈、隋之际颍川（今河南许昌）人。18岁出家。陈天嘉元年（560年），得“法华三昧”于河南大苏山慧思法师。太建七年(575年)，率徒20余人人浙江天台山建寺，住持10年，创立天台宗。
  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灭陈，领徒法京（后改普明）等移锡庐山东林寺。开皇十一年，受晋王杨广之请赴扬州千僧斋会，广赠名“智者大师”。十三年，继应荆州玉泉寺之邀，宣讲经义。十四年复还庐山，十五年重返天台，十七年寂于天台石城。
  智者弘法于陈、隋之际，大讲<法华经>、<大智度论>、<般若心经>、<仁王经>等，深受两朝帝王的宠信，为两朝太子受菩萨戒。一生住持名山大刹，尤爱天台与庐山。除创立宗派、说法传徒外，还勤予笔耕，著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妙门>、《观音疏>、<观音玄义）、<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等。
  智锴(533～610)：俗姓夏侯，南朝陈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少年出家，在扬州听僧法朗讲三论，善受玄文，远近闻名。隋开皇十五年（595年），从天台智颉修习禅法，特有念力，颛叹重之。晚讲<涅檗经>、<法华经>及<十诵律>，宏敷之盛，见重于时。又善儒学，文笔史籍，弥是所长。他住庐山20余载，重建大林精舍，末又治西林寺，两处监护，皆终其事。后守志大林，常修定业，足不下山。隋文帝闻之，下敕追召，称疾不赴。豫章请讲经，苦违不往，声言“吾意终山舍，岂死城邑。”后僧俗虔请，不得已而临之。未几，即大业六年(610年)六月，卒于州治之寺，还葬于庐山石室。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后徙蕲州（今湖北广济），7岁出家为沙弥。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往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参礼禅宗三祖僧璨。师事10载，璨偕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受具足戒；仁寿四年（604年），付其衣法承嗣为四祖。大业四年（608年），信离吉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同年，信游州城，偶遇7岁男孩异乎常童，便问：“何姓？”答：“是佛性。”复问：“汝无姓？”答：“性空，因无。”信深器之。此童即弘忍(602—675)，俗姓周，江州人。遂使侍者至童宅求其母允出家，母以宿缘应允，信即携归大林教学佛法。
  大业十三年，信传法于庐山达10年之久，乃领徒众返抵吉州古东山禅寺，继开法传徒于吉安、永新等地。唐武德七年(624年)，蕲州道俗之请，赴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创建东禅寺，时年四十五，已为成熟而有名望的高僧，故学侣云臻。永徽二年(651年)闰九月四日，安坐而逝，塔于本山，唐代宗谥“大医禅师、慈云之塔”。示寂前，付衣法于弘忍，称五祖。
  忍在双峰东禅寺东北冯茂山（后亦称东山）结庵，建立道场（人称五祖寺），奉持<金刚经>，聚徒700余人，世称“东山法门”，嗣法弟子著名者有惠能、神秀、慧安、智铣、惠明等。龙朔元年（661年），密付衣法于慧能，是为六祖。上元二年(675年)，忍坐逝本寺，塔于东山，唐代宗谥“大满禅师、法雨之塔”。著有《最上乘论>传世。
  熙怡(?～796)：俗姓曹，唐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大历五年（770年），来庐山五老峰，临瀑建凌云精舍住持10余载，继移居大林寺。贞元间，又移东林戒坛院，主持兴建远公影堂。平居不食粟，啜柏饮水30余年。与颜真卿、赵憬、卢群、杨於陵等结参禅之侣和方外之交，幽键洞发，玄言两得。十二年（796年），寂于东林，塔于香谷，许尧佐为之铭。
  灵彻(746～816):俗姓杨，字澄源，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先住持会稽云门寺，贞元中游京师，名振辇下，遭诬徙汀州，赦归越。元和初住庐山东林寺，还住持过南昌石亭寺。时人称其道行空慧，堪与晋代名僧道安、慧远比。其禀气贞良，尤长吟咏，得达官显贵之仰慕，与江西观察使韦丹结忘形交，互为唱酬；权德舆亦有送彻上人序。元和四年（809年），鉴于东林寺自慧远身后，三藏经、律、论阙而无补，彻于离寺他去时向韦丹建议修经藏院，充实经藏。丹听其言，即施财兴建。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今安徽宣城）开元寺。著有<律宗引源>21卷行世。
  神凑(744～817)：俗姓成，唐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少年出家，受具于南岳希操师，复参钟陵大寂禅师。然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大历八年（773年），制悬经、律、论三科，策试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给度牒。凑应是选，诏配江州（今九江）兴果寺，后从众僧所望而移居庐山东林寺，大兴佛事，终研律成务，登坛秉法垂30年。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二十六日坐逝，门人奉全身葬于寺西慧远塔左。凑与白乐天友善，圆寂时乐天悲悼，为之作《律大德凑公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缘德：俗姓黄，生卒年不详，南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超修，学儒术，长于绘画。德幼有出家之志，乃往天台受具，习禅法于龙册寺道怤禅师，为青原九世法嗣。后云游庐山。南唐国主李氏召入内道场安置，虑其不群，别构罗汉院处之。德苦求人山。时庐山石耳峰下有浔阳侯氏旧居，后主取为功德院改建崇胜寺，列威仪导引，命德居之，而德装衣荷担而入。凡有赏赐未曾以表笺报谢，有国老宋齐丘者则礼以师道。开宝八年(975年)冬，宋将曹翰伐江州（今江西九江），以兵入寺，德不起子座。翰怒曰：“汝知有杀人不眨眼将军乎？”德日：“汝亦知有不畏死和尚耶！”翰虽极暴，犹感叹异，遂礼遇之。翰因问攻取，德日：“弘法度生则尝闻之，攻取之事未之学也。”翰凯旋奏闻宋太祖，诏赐缘德号“道济禅师”，额寺曰“圆通崇胜禅寺”。未几，卒于山院，塔于石耳峰下。
  居讷(1010～1071)：俗姓蹇，号祖印，北宋梓州（今四川中江县）人。少读儒书，过目成诵。11岁出家，17岁试<法华经>得度，耆宿多钦佩继参襄阳延庆山子荣禅师习禅法10年，得嗣为云门宗五世。游庐山，应请住持归宗寺，后主圆通寺；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左迁滁州时，具假返里，途经圆通，与讷夜坐小亭，论道达旦，临别赠诗曰：“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讷将这座小亭加以修饰，取名清音亭，又称夜话亭。他还与著名文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有过诗词应酬，东坡访讷后亦有诗云：“石耳峰下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欲识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讷又于寺侧建一翁二季亭，以作纪念。由是，圆通寺名重天下，成为庐山四大丛林之一。皇祐初，经欧阳修推荐，诏讷住持京师左街十方净因禅院，讷称疾坚辞而举怀琏以代。或问为何不赴，对日：“学道贵知足，守淡泊；若以声利自累，何厌之有！”住持圆通寺20年后，移居四祖寺和开先寺，晚年退居宝积岩。
  守端(1017～1072)：俗姓葛，字白云，北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幼事翰墨。20岁依茶陵郁禅师披剃，往参杨岐宗方会，久侍得方会禅师法嗣。辞游庐阜，初住庐山双剑峰下龙门寺，继结茅白云峰下，先后创建莲花洞报国寺、石镜峰下云溪寺。圆通寺居讷一见，自谓不及，遂举其出主江州（今江西九江）承天院。宋庆历初，守端开法于承天，学侣云赴，大振宗风。次迁圆通寺，人称“新圆通”。时南康军守郭功甫常诣端问法，过从甚密。后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等寺，所至学人不绝，声名籍甚。熙宁五年（1072年）终于安徽舒城海会寺，有<语录>二卷和<广录>四卷行世。
  怀琏（1009一1090）：俗姓陈，北宋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县）人。幼年出家，远谒靖安县沈阳泐潭寺怀澄，师事10余年得法嗣，为云门宗五世。游庐山，结庵铁船峰侧，岩栖润饮20余年，后圆通寺住持居讷请掌寺记室。皇祐初，诏居讷住持京师左街十方净因禅院，讷坚辞举琏以代。仁宗召对化成殿，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及紫衣，并常与之问答诗颂，书以赐之凡十有七篇。六年后乞还山，未允。治平中再乞还山，英宗手诏护持：“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琏携之东归，鲜有知者。时苏轼知杭州，拟作宸奎阁碑，请录示英宗全文，琏终藏不出。后四明郡守以育王寺虚席，迎请住持至终老。圆寂后获诏文于书箧，其不肯炫耀坚意如此。
   常总(1025~1091)：俗姓施，北宋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人。出家受具后，诣归宗寺依黄龙慧南禅师，20年中7次求法，终于密授大法诀旨，应请出主靖安县、舫潭宝峰寺。元丰二年（1079年），诏改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为兴龙禅寺，洪州守王韶荐举为改禅后第一代住持。莅寺后，大兴土木，扩建殿宇，宏伟壮观居江西前列。五年，诏住汴京智海寺，以年老有病坚辞不起；欲离东林他往，众坚留。由是，法席益盛，从学多达700余人，得法者61人，连名儒苏轼竟从其受法，承嗣为黄龙宗三世；无尽居士张商英有参常总禅师文。元祐四年(1089年)，赐号照觉大师。六年九月，留偈坐逝。塔于寺西，离慧远塔200步，今废。
  圆应日禅师：不知其姓氏、籍贯。元初，奉旨住持东林寺，修营梵宇，集诸贤传，追古而整宗纲，开祖道十八载，提倡宗乘之外，常以“念佛三昧”开导学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秋，赴庆元育王山广利禅寺，逊席于开先寺悦堂暗禅师住持。时寺内莲宗善法堂主优昙普度撰<庐山莲宗宝鉴>，大德九年（1305年）书成，至大元年（1308年）捧奉朝廷，被安置北京法王寺，弘传净土宗。
  明本(1263～1323)：俗姓孙，号中峰，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临济宗高峰原妙高足弟子，曾隐居天目山西峰狮子岩，禅、教、律、密、净诸法融通，本为元代禅宗巨匠之一。后期专修净业，著有<怀净土偈>108首和<净土忏>，力弘净土宗，故又成为当时净土宗之宗师。仁宗朝，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丞相脱欢与赵孟頫、冯海粟等名流亦多从其问法。住持东林寺时，重修殿堂，孟頫、海粟等躬运土木，力助其成，孟頫并书镌<修东林寺疏>碑。延祐六年(1319年)，仁宗闻其道，召之不至，乃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和金纹伽藜衣。至治三年(1323年)圆寂，谥“普应国师”。遗著尚有<金刚经略义注>、<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和<语录>等，集为<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惠宗敕人<大藏经>。其<净土忏>迄今仍为该宗门徒所课诵。
  仁敬(?～1591):俗姓吴，号恭乾，别号幻识，明代中后期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童年有出世之志，予伏牛山福田寺礼高庵和尚祝发，为贤首宗第二十六代法嗣。万历七年（1579年）人庐山，卜地至金竹坪，见其宽衍而叹日：“此五百人安居处也。”遂诛茅缚庐吊影以居，是为千佛寺之开基。弟子智联续芳任负舂执役之劳。绝迹屏居三载，其后乃应黄梅五祖寺请赴法华期，又赴兴国说法。大参吴国伦与南昌少宰邓以赞曾问道于山中，凡有创建多赖其助。十九年六月迁化，葬于寺后。人寂28年，憨心德清为之撰塔铭。
  智联：号续芳，生卒年不详。为贤首宗第二十七代法嗣，随师仁敬居庐山金竹坪，开基千佛寺。仁敬入灭，继任当山第二代住持，乃增其式廓，遂成巨刹。慈圣皇太后闻之，遣使进香，送渗金佛像奉安藏堂。旋以续芳道行高古，赐紫衣宠之。后荆国主复建大雄宝殿，钜丽甲山南北。续芳圆寂，葬于仁敬塔旁。
  了堂：字彻空，明代中后期人。出世经历不详。万历中，来到庐山中部玉屏峰下鹿野禅林故址，见万山环抱，松杉茂密，前有天王峰巍峨相峙，侧有“三宝树”（一株银杏、两株柳杉）高大挺拔，倾心在此建寺，只是千鹿成群不可得近，几经周折才把它们撵走。相传开基兴建的第一天，从土中挖出黄色石质龙首，击之清脆有声，人称“龙首石”，因名黄龙寺。了堂与归宗寺僧达观真可善，真可与朝廷有往来，了堂通过他结识慈圣皇太后。太后特赐黄龙寺旧刻经藏637函、续刻经藏41函410卷和罗汉画幅18轴，了堂旋建藏经阁，珍藏经卷和画轴，神宗帝尚颁发“护藏敕”。安徽桐城人吴用先中丞亦为该寺造渗金毗卢像、绕殿应真大士像，为之增色。因之黄龙寺乃一度繁盛，成为名刹。了堂寂后，憨心德清作祭文，冯梦贞撰塔铭。
   法忠(1541—1620)：俗姓曹，号敬堂，明新安歙县（今属安徽省）人。19岁出家，受具于钱塘灵隐寺，旋依少林大千润禅师，复走长安谒遍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南还爱庐山幽胜，遂诛茅于讲经台3年，迁五老寺吊影4年。一日登览仰天坪，乃匡山绝顶，遂居之。始而单丁，后逐增屋宇，衲子亦渐集。法忠住山20余年，恬淡自适，居无缘饰；御人不立规矩，训人有方，用人有度；凡细务必身先，盖以身教，亲植松10余万本，冀成丛林。士大夫中如太史刘云峤书其寺额为“云中寺”，太史张洪阳书“庐山高”三字赠之；浮梁给谏陈思冈、大参陈赤石、兵备葛寅亮等均一见心契，极相推服。豫章乐安王请设供，自后父子相继，终身不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迁化，葬桃花峰下，憨心德清为之铭。
  海贤：字逊容，明代后期宁国（今安徽宣城）人。礼池州（今安徽贵池）仰天朗然为师，得法后游庐山，爱东林而居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不忍慧远所遗千僧锅埋荆棘，乃迎请三昧律师入主东林，一时丛林在振，遂开锅饭僧。贤又发愿建造无梁神运殿，焚顶供众，更燃一指感众，众皆施银以助，不料完全用砖石建造、卷拱为梁的技术不成熟，刚建成的大殿即倒塌，贤再出山募缘重建，寂于梧州。其弟子寂融继其志，改土木结构，不数月殿竣，并建弥陀胜刹，钜丽一新。
  寂光(1580～1645)：号三昧，不知何地人。实习贤首教观，后从南京灵谷寺如馨律师学毗尼。嗣在江苏宝华山建道场，弘传律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受请入主庐山东林寺，住持5年余，宣讲大戒，远近从风，学人不下2000指（一人10指，即200余人），大振丛林，使唐代一度为律师聚集弘法的东林寺再度成为律宗的大道场。泰昌元年（1620年），离东林往江淮弘法，于南京预时端坐而逝。著有<梵网经直解>4卷行世。其弟子一如照真，俗姓尹，明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住持西林寺，适给事中王鸣玉谋复兴，乃相与重修千佛塔、殿阁、经堂，焕然一新。
  朽木：未详其姓氏，明末清初浙江杭州人。随师禅林尊宿埋庵游庐山，爱远公莲社，遂居上方塔院。师别去，朽木移居九江施茶数年，恻念江上往来行人，禅门绝少接待。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朽木于县城西门外新坝，手辟荒丛，建立普润庵，云水游踪，得依憩息。一日掘地，得一古缽，非石非磁，因有二龙捧“法王子”三字，故改名拥钵庵。木居此“勤修胜果”，直至终老。
   月西(】868-1920)：俗姓张，亦名碧露，清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父道祥，好道术，著<乾元宗旨>-卷。西少嗜酒豪放，颇谙时务，暇辄以诗、古文词自遣。曾被延入某宦家馆，课其二子，日讲<论语>、《孟子>数章，主人及昆弟、妻妾圜门倾听，稍不合便拂袖而去。年30许，读父所藏道书幡然有悟，遂持戒，举平日傲岸之气一变而为冲虚。当是时，海上佛学大振，乃交微军、月霞诸法师，纵观<华严经>，悟性海中无所不包。迨辛亥(1911年)烽起，入庐山结庵莲花峰，二进九间，自书额日“莲花禅院”。于是，广置三教经典以度徒众，曾语人日：“吾学以三教圣人为师，自性为戒。”远近宗之。一日曝背茅檐，俯而睡醒，则走笔书《梦醒录>一篇，洗洋恣肆不可方物，大旨以儒为用、道为体、佛为法。康有为来游，言谈契合，极重之，赠诗曰：“莲花峰上莲花院，俯看江湖绕万山，碧露能书能好道，畅融三教隐烟寰。”1920年（民国9年）正月初六寂于院，塔于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