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道教，乃中国本土文化孕育的唯一传统宗教，源于古代巫术、先秦道家思想和秦汉神仙方术。东汉顺帝时，沛国丰县（今属江苏）人张道陵于四川鹤鸣山（今崇庆县境）创立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以符箓驱鬼治病为手段，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境界，是为道教定型之滥觞。晋至南朝初传县域，庐山自是隐修佳境，并与佛家互争雄长。后新宗迭出，日趋官化，不断渗入，唐宋间形成崇道热潮。至元代，道派逐渐合流，符箓派归入正一天师道（不出家，也有少数出家的）、丹鼎派归入全真道（须出家），两大教派并行于县。由明而清，道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封建社会的颓势逐步走向衰落。然其自身仍在活动和流传，但影响所及主要是社会下层。
  隐修道行庐山素称“神仙之庐”，历来神话传说颇多，诸如刘越洞天、匡裕（一作俗）白日轻举、李辅仙去庐存等，大都是道家为争夺庐山控制权而杜撰的。事实上修行有成代不乏人，但往往附会神灵，使之真赝莫辨，兹举数例亦难免如此。
  董奉：字君异，三国吴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相传有很高道术，可祈雨禳灾，起死回生，主要还是医术高明，治病救人，官民崇信。初，交州刺史士燮病死三日，奉以一丸药服之，半日起坐，4日复能活，其奇效多类此。后隐居庐山北莲花峰下，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5株、轻者1株，数年得10余万株，郁然成林（据载庐山有奉营杏林3处，另一在上霄峰，一在般若峰下，大概是山南山北治愈栽杏者多）。又使百禽群兽游戏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耘治。值杏大熟作草仓于林中，榜示人日：“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易杏一器去。”人有置谷少而取杏多者，虎辄吼而逐之。奉得谷，尽散之贫者。自善摄生，西晋永嘉中羽化，年龄不下百岁，颜如30岁许。旧居日太乙官，南唐升元六年(942年)建真人庙，保大十二年（954年）改称祥符观，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敕封“升元真人”。
  吕洞宾：名岩，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作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人（按旧志引岩<自叙>：“余本唐宗人，名琼，字伯玉”；“遭国难，弃子携妻卜筑于洞，时维两口更姓曰吕，因在山下易名日岩，时处洞中因字日洞宾，妻亡匾其号日纯阳子”）。咸通中登第，曾任浔阳令。后遇钟离权授以丹诀，遂隐居终南山等地修道，自称回道人。又《吕祖本传》载，“游庐山，遇火龙真君，传天遁剑法”，善剑术。常遨游尘市，隐显莫测，人以为仙，俗传八仙之一。实于内丹术深有造诣，全道真南、北宗各有所承，清光绪末年增编增刻<道藏辑要续编>“凡例”中对其极为赞赏，“古今以来神仙、圣人出了许多，但‘妙道真传’首推吕洞宾，不光开创南北宗，传授许多经书、丹诀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他的片言只语也是直探大道的奥秘，十分微妙”。故被尊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元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陈景元：字太虚，自称碧虚子，北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抚州）人。初师高邮道士韩知止，后游天台山遇张无梦授秘术，遂隐庐山。好读书，至老不倦。善书法，不喜作草字。凡道书均亲手校写，积日穷年，乃成佝偻。神宗闻其名，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先生，授右街副道箓。他乞归庐山，临别王安石问其故，答日：“景元本野人，而今为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不若归庐山为佳耳。”俟归，行李百担尽经史，著书千卷皆藏御府（清同治<德化县志>“艺文志”仅录<高士传>100卷、<文集>20卷、<音义集注>1卷，此可能为回山后作，抑指所存之书，余散佚）。年届七秩，沐浴更衣，长啸一声，正坐而逝。
  白玉蟾：本姓葛名长庚，小名玉蟾，南宋闽清（今属福建）人。出生琼州（今海南岛海口市）。父早亡，随母改嫁至白家，更名白玉蟾。少聪慧，12岁应童子科试。稍长，博洽群书，善篆隶草书，工画梅竹。年轻任侠杀人，改装道士，逃亡武夷山。后事陈楠5年（一说9年）始得其道，号海琼子。传说颇有神异，入水不湿，刀枪不伤。嘉定中奉诏入阙，对称旨，宁宗命住太乙官，俾便随时召对。未几，不辞而别，往来于庐山等各大名山间。著有<海琼传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等，俱系弟子所编纂。《海琼传道集>收有<金丹捷径>、<钩锁连环经>、<庐山快活歌>三篇，均讲内丹功法，并附图象。<海琼白真人语录>4卷，除传授内丹功法外，还有仿禅宗“斗机锋”韵语录和诗词，以开悟人心，富有较浓的佛教色彩。被尊为全真派南宗五祖之一，也是南五祖中著作最多者。且挥洒文墨，信笔而成，如太平宫、授墨堂、海福院诸记，广福观、伏虎庵、白云庵诸诗皆其手笔。绍定二年（1229年）冬解化，诏赐号“养素真人”。
  杨权：字正夫，南宋盱江（今作吁水，江西抚州境内，广昌县有盱江镇）人。少颖不群，闻张真牧有道行，往从之。真牧授以九返之术，将别嘱日：“逢江莫行，至泥则止。”庆元元年（1195年），舟次九江泥沱嘴始悟，遂临津结茅，修炼其中。后城中大疫，筑庵移居城西，施以符水，饮者辄效。宁宗书其庵日“洞庭顺利之祠”，嘉定间又书“寿圣观”三大字赐之。嘉熙四年(1240年)二月十七日，语其徒日：“吾于教门开化之事略备，尔等各思创始之不易，勇猛进道，毋忘朝夕香火，以报国家。”言讫，整襟端坐而逝，时年七十九。咸淳间，诏封“通慧孚惠真人”。
  官化轨迹道教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革除自身固有的粗俗而又桀鳌不驯的特点，使之适合统治阶级口味，取得他们的认同。而官家无论信不信道，主要是以政治利益为标准，决定利用还是限制，因之最终必然走向官方化道路。就此略述县境的历史轨迹。
  规范道典：东晋末年，道教的性质和理论系统已基本官化，而经典和科仪尚须规范，庐山道士陆修静对此卓有贡献。修静字元德，南朝宋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时吴丞相陆凯后代。少读儒书，又好道术，成年离家到云梦山修行。人道后历游南方名山大川，遍寻仙迹，搜罗道书。时声誉鹊起，宋文帝请他讲经说法，太后亦行弟子礼。及太初（453年）内乱，沂江南游。大明五年(461年)，置馆于庐山金鸡峰下，再次隐修著作。泰始三年(467年)，明帝召人建康（今南京）崇虚馆，广甄道经，分为“三洞”，即按三大系统著录“三清”各自承传的经文，洞真部主要收元始天尊传下的上清派经典，洞玄部收太上道君传下的灵宝派经典，洞神部收太上老君传下的<三皇经>，共1228卷，同时撰写<三洞经书目录>，为后世<道藏>的编纂定下了体例。并对各道派的斋醮科仪进行梳理，按上清、灵宝、涂炭三大门类分别编排，写出<陆先生道门科略>、<金箓斋仪>、<三元斋仪>等经书百余卷，将道教科仪的祝香、启奏、请事、礼谢、愿念和步法、经诵、仪仗、挂象等均作详细规定和说明。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的转化。元徽五年(477年)正月，固请还山不许。三月二日偃卧而卒，春秋七十二，归葬庐山布袋岩。诏谥简寂先生，以故居为简寂馆（观）。封“丹元真人”。
  官家崇道：随着晋室南渡，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如东晋著名书法家、江州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还有一位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时期，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年），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五代南唐改称通玄府。北宋太平兴国中以纪元易名为观，熙宁中增置祠官，宣和六年（1124年）改太平观为宫。其时道流常三数千人，崇轩华构，毁而复新，糜费不可胜纪。
  帝王如此，士大夫从风。唐侍郎蔡某女寻真与宰相李林甫女腾空，幼并超异，生富贵而赶时髦，同入庐山学道。蔡居九叠屏南泳真洞天，李居九叠屏北凌云峰下，三元八节会于泳真洞相师资。常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死后门人收其簪简瘗于旧居，乡俗岁时祀之。贞元二年(786年)，州官入朝请赐观额，德宗诏以泳真洞为寻真观，腾空所居为昭德观。连“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及其续配夫人宗氏也是虔诚的道教徒。宗氏乃唐中宗宰相宗楚客孙女，原住梁州（今陕西境内），闻白遭劫奔浔营救，及白遇赦生还，倍感世事如云，遂于上元二年(761年)登九叠屏寻李腾空出家，李白赋《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以纪其事。
  民出修行弥笃者则宠信有加。南唐杨氏女保宗，及笄许聘，慕蔡寻真、李腾空之为人，遁入庐山古崇善观为道士，炼丹画符，救人疾苦。元宗李璟闻之，诏赴宫中，见诸嫔妃，赏赐甚厚，并令重新其宇，赐额日“真风馆”，尚书郎韩熙载为之记。皇甫坦更属不寻常的一例。坦字履道，南宋初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宋史>作夹江人）。初，避居四川峨眉山，遇灵泉观道士朱桃椎，尽得其坎离虚实之旨，内外二丹之秘，工医术，善相人。绍兴中，应诏治愈显仁太后目疾，召对治身长生之术称旨，辞还所赐皆不受，深得高宗赏识。于是下令为其筑室庐阜，以便往召，并赐御书“清虚观”额，绘坦像御赞之。高、孝宗两朝，奉命持御香往祷潇山、庐山、青城山凡4次，后遂不出。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坐逝。
  道政管理：自北周始，历代封建王朝均设官方机构管理道教，只是各自褒贬、宽严不一。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下、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树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他并非崇仙信道，而是藉此张扬“君权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的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年）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查，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宫）一所，永乐间都纪查致中以旧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清代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最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九江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1930年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载，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属今市区9人；属庐山和庐山区16人。至解放前夕，县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但城乡常住宫观道教信徒共43人。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并先后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县委统战部设兼、专职秘书或干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据1956年12月调查，全县常住寺庙道、斋者共22人，其中道人10人、道姑6人，斋公4人、斋婆2人。到1965年11月，只剩道人2人、道姑4人。鉴于时无庙产和香火收入，对其生活出路均先后酌情妥为安排。
  门祝活动门祝，即正一天师道居家职业道士的别称，立有坛门和传承系统，自谓主阴执阳，为阳间人办理通往阴间事宜。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民间门祝活动较为活跃。
  设坛：门祝从业范围，是按地区分地段立坛门，亦称“雷坛”，如民国时期白鹤中乡（沙河）有黄氏之“普化雷坛”、白鹤西乡（城门丰家坪一带）有王氏之“普济雷坛”和赵氏之“广化雷坛”等。所有坛门世代相传，各有施主，互不侵越，倘有坛门无人承继，可典卖其他道士。
  度职：门祝从业履行的一种手续。但事前必须拜师学徒，经过三年勤学苦练，熟谙有关经典、符咒和法事仪式，乃至诵经腔板、行进步法、跪拜姿态及各种乐器演奏等，方能度职。举行度仪时，先做3天法事，迎真接圣；再由道师将职牒、法帽（镶太极图）、法衣（八卦袍）、经书、圣像和朝简、令牌、镇子、乐器等道具，通过红桥（用桌椅、红布搭成）传授下来，由受职道徒虎拜跪接；然后立坛门，始可从业。此时施主礼贺，受职人宴谢。
  做法事：门祝法事种类纷繁，不可胜计，常见有为亡人超度的关灯、招亡、起水、解索、安灵、除灵，有为病人驱邪的退煞、念咒、打符，有为一家、一族祈福禳灾的择坟地、定屋基、安祖宗、打谱醮，还有为保一方平安的送龙灯、扫戏台和各种大小斋醮等。如遇大型斋醮，则邀友坛联合举行。这种斋醮形式多样，诸如诵经、朝幡、放河灯、穿百盏灯等，乐声沸天、唱颂悠扬、舞蹈婆娑，辅以壮丽仪仗、精美供品、辉煌灯烛，热闹非凡，对芸芸百姓崇仙信道颇具诱力。
  据不完全统计，1947~1948年间，全县门祝至少有雷坛百余个、从业（含未度职）300余人。建国后，门祝被视为迷信职业者，雷坛取缔，从业人员动员其各挥所长，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