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道教，乃中国本土文化孕育的唯一传统宗教，源于古代巫术、先秦道家思想和秦汉神仙方术。东汉顺帝时，沛国丰县（今属江苏）人张道陵于四川鹤鸣山（今崇庆县境）创立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以符箓驱鬼治病为手段，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境界，是为道教定型之滥觞。晋至南朝初传县域，庐山自是隐修佳境，并与佛家互争雄长。后新宗迭出，日趋官化，不断渗入，唐宋间形成崇道热潮。至元代，道派逐渐合流，符箓派归入正一天师道（不出家，也有少数出家的）、丹鼎派归入全真道（须出家），两大教派并行于县。由明而清，道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封建社会的颓势逐步走向衰落。然其自身仍在活动和流传，但影响所及主要是社会下层。
  隐修道行庐山素称“神仙之庐”，历来神话传说颇多，诸如刘越洞天、匡裕（一作俗）白日轻举、李辅仙去庐存等，大都是道家为争夺庐山控制权而杜撰的。事实上修行有成代不乏人，但往往附会神灵，使之真赝莫辨，兹举数例亦难免如此。
  董奉：字君异，三国吴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相传有很高道术，可祈雨禳灾，起死回生，主要还是医术高明，治病救人，官民崇信。初，交州刺史士燮病死三日，奉以一丸药服之，半日起坐，4日复能活，其奇效多类此。后隐居庐山北莲花峰下，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5株、轻者1株，数年得10余万株，郁然成林（据载庐山有奉营杏林3处，另一在上霄峰，一在般若峰下，大概是山南山北治愈栽杏者多）。又使百禽群兽游戏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耘治。值杏大熟作草仓于林中，榜示人日：“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易杏一器去。”人有置谷少而取杏多者，虎辄吼而逐之。奉得谷，尽散之贫者。自善摄生，西晋永嘉中羽化，年龄不下百岁，颜如30岁许。旧居日太乙官，南唐升元六年(942年)建真人庙，保大十二年（954年）改称祥符观，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敕封“升元真人”。
  吕洞宾：名岩，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作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人（按旧志引岩<自叙>：“余本唐宗人，名琼，字伯玉”；“遭国难，弃子携妻卜筑于洞，时维两口更姓曰吕，因在山下易名日岩，时处洞中因字日洞宾，妻亡匾其号日纯阳子”）。咸通中登第，曾任浔阳令。后遇钟离权授以丹诀，遂隐居终南山等地修道，自称回道人。又《吕祖本传》载，“游庐山，遇火龙真君，传天遁剑法”，善剑术。常遨游尘市，隐显莫测，人以为仙，俗传八仙之一。实于内丹术深有造诣，全道真南、北宗各有所承，清光绪末年增编增刻<道藏辑要续编>“凡例”中对其极为赞赏，“古今以来神仙、圣人出了许多，但‘妙道真传’首推吕洞宾，不光开创南北宗，传授许多经书、丹诀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他的片言只语也是直探大道的奥秘，十分微妙”。故被尊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元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陈景元：字太虚，自称碧虚子，北宋建昌南城（今属江西抚州）人。初师高邮道士韩知止，后游天台山遇张无梦授秘术，遂隐庐山。好读书，至老不倦。善书法，不喜作草字。凡道书均亲手校写，积日穷年，乃成佝偻。神宗闻其名，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先生，授右街副道箓。他乞归庐山，临别王安石问其故，答日：“景元本野人，而今为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不若归庐山为佳耳。”俟归，行李百担尽经史，著书千卷皆藏御府（清同治<德化县志>“艺文志”仅录<高士传>100卷、<文集>20卷、<音义集注>1卷，此可能为回山后作，抑指所存之书，余散佚）。年届七秩，沐浴更衣，长啸一声，正坐而逝。
  白玉蟾：本姓葛名长庚，小名玉蟾，南宋闽清（今属福建）人。出生琼州（今海南岛海口市）。父早亡，随母改嫁至白家，更名白玉蟾。少聪慧，12岁应童子科试。稍长，博洽群书，善篆隶草书，工画梅竹。年轻任侠杀人，改装道士，逃亡武夷山。后事陈楠5年（一说9年）始得其道，号海琼子。传说颇有神异，入水不湿，刀枪不伤。嘉定中奉诏入阙，对称旨，宁宗命住太乙官，俾便随时召对。未几，不辞而别，往来于庐山等各大名山间。著有<海琼传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等，俱系弟子所编纂。《海琼传道集>收有<金丹捷径>、<钩锁连环经>、<庐山快活歌>三篇，均讲内丹功法，并附图象。<海琼白真人语录>4卷，除传授内丹功法外，还有仿禅宗“斗机锋”韵语录和诗词，以开悟人心，富有较浓的佛教色彩。被尊为全真派南宗五祖之一，也是南五祖中著作最多者。且挥洒文墨，信笔而成，如太平宫、授墨堂、海福院诸记，广福观、伏虎庵、白云庵诸诗皆其手笔。绍定二年（1229年）冬解化，诏赐号“养素真人”。
  杨权：字正夫，南宋盱江（今作吁水，江西抚州境内，广昌县有盱江镇）人。少颖不群，闻张真牧有道行，往从之。真牧授以九返之术，将别嘱日：“逢江莫行，至泥则止。”庆元元年（1195年），舟次九江泥沱嘴始悟，遂临津结茅，修炼其中。后城中大疫，筑庵移居城西，施以符水，饮者辄效。宁宗书其庵日“洞庭顺利之祠”，嘉定间又书“寿圣观”三大字赐之。嘉熙四年(1240年)二月十七日，语其徒日：“吾于教门开化之事略备，尔等各思创始之不易，勇猛进道，毋忘朝夕香火，以报国家。”言讫，整襟端坐而逝，时年七十九。咸淳间，诏封“通慧孚惠真人”。
  官化轨迹道教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革除自身固有的粗俗而又桀鳌不驯的特点，使之适合统治阶级口味，取得他们的认同。而官家无论信不信道，主要是以政治利益为标准，决定利用还是限制，因之最终必然走向官方化道路。就此略述县境的历史轨迹。
  规范道典：东晋末年，道教的性质和理论系统已基本官化，而经典和科仪尚须规范，庐山道士陆修静对此卓有贡献。修静字元德，南朝宋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时吴丞相陆凯后代。少读儒书，又好道术，成年离家到云梦山修行。人道后历游南方名山大川，遍寻仙迹，搜罗道书。时声誉鹊起，宋文帝请他讲经说法，太后亦行弟子礼。及太初（453年）内乱，沂江南游。大明五年(461年)，置馆于庐山金鸡峰下，再次隐修著作。泰始三年(467年)，明帝召人建康（今南京）崇虚馆，广甄道经，分为“三洞”，即按三大系统著录“三清”各自承传的经文，洞真部主要收元始天尊传下的上清派经典，洞玄部收太上道君传下的灵宝派经典，洞神部收太上老君传下的<三皇经>，共1228卷，同时撰写<三洞经书目录>，为后世<道藏>的编纂定下了体例。并对各道派的斋醮科仪进行梳理，按上清、灵宝、涂炭三大门类分别编排，写出<陆先生道门科略>、<金箓斋仪>、<三元斋仪>等经书百余卷，将道教科仪的祝香、启奏、请事、礼谢、愿念和步法、经诵、仪仗、挂象等均作详细规定和说明。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的转化。元徽五年(477年)正月，固请还山不许。三月二日偃卧而卒，春秋七十二，归葬庐山布袋岩。诏谥简寂先生，以故居为简寂馆（观）。封“丹元真人”。
  官家崇道：随着晋室南渡，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如东晋著名书法家、江州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还有一位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时期，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年），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五代南唐改称通玄府。北宋太平兴国中以纪元易名为观，熙宁中增置祠官，宣和六年（1124年）改太平观为宫。其时道流常三数千人，崇轩华构，毁而复新，糜费不可胜纪。
  帝王如此，士大夫从风。唐侍郎蔡某女寻真与宰相李林甫女腾空，幼并超异，生富贵而赶时髦，同入庐山学道。蔡居九叠屏南泳真洞天，李居九叠屏北凌云峰下，三元八节会于泳真洞相师资。常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死后门人收其簪简瘗于旧居，乡俗岁时祀之。贞元二年(786年)，州官入朝请赐观额，德宗诏以泳真洞为寻真观，腾空所居为昭德观。连“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及其续配夫人宗氏也是虔诚的道教徒。宗氏乃唐中宗宰相宗楚客孙女，原住梁州（今陕西境内），闻白遭劫奔浔营救，及白遇赦生还，倍感世事如云，遂于上元二年(761年)登九叠屏寻李腾空出家，李白赋《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以纪其事。
  民出修行弥笃者则宠信有加。南唐杨氏女保宗，及笄许聘，慕蔡寻真、李腾空之为人，遁入庐山古崇善观为道士，炼丹画符，救人疾苦。元宗李璟闻之，诏赴宫中，见诸嫔妃，赏赐甚厚，并令重新其宇，赐额日“真风馆”，尚书郎韩熙载为之记。皇甫坦更属不寻常的一例。坦字履道，南宋初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宋史>作夹江人）。初，避居四川峨眉山，遇灵泉观道士朱桃椎，尽得其坎离虚实之旨，内外二丹之秘，工医术，善相人。绍兴中，应诏治愈显仁太后目疾，召对治身长生之术称旨，辞还所赐皆不受，深得高宗赏识。于是下令为其筑室庐阜，以便往召，并赐御书“清虚观”额，绘坦像御赞之。高、孝宗两朝，奉命持御香往祷潇山、庐山、青城山凡4次，后遂不出。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坐逝。
  道政管理：自北周始，历代封建王朝均设官方机构管理道教，只是各自褒贬、宽严不一。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下、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树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他并非崇仙信道，而是藉此张扬“君权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的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年）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查，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宫）一所，永乐间都纪查致中以旧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清代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最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九江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1928年（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1930年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载，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属今市区9人；属庐山和庐山区16人。至解放前夕，县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但城乡常住宫观道教信徒共43人。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并先后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县委统战部设兼、专职秘书或干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据1956年12月调查，全县常住寺庙道、斋者共22人，其中道人10人、道姑6人，斋公4人、斋婆2人。到1965年11月，只剩道人2人、道姑4人。鉴于时无庙产和香火收入，对其生活出路均先后酌情妥为安排。
  门祝活动门祝，即正一天师道居家职业道士的别称，立有坛门和传承系统，自谓主阴执阳，为阳间人办理通往阴间事宜。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民间门祝活动较为活跃。
  设坛：门祝从业范围，是按地区分地段立坛门，亦称“雷坛”，如民国时期白鹤中乡（沙河）有黄氏之“普化雷坛”、白鹤西乡（城门丰家坪一带）有王氏之“普济雷坛”和赵氏之“广化雷坛”等。所有坛门世代相传，各有施主，互不侵越，倘有坛门无人承继，可典卖其他道士。
  度职：门祝从业履行的一种手续。但事前必须拜师学徒，经过三年勤学苦练，熟谙有关经典、符咒和法事仪式，乃至诵经腔板、行进步法、跪拜姿态及各种乐器演奏等，方能度职。举行度仪时，先做3天法事，迎真接圣；再由道师将职牒、法帽（镶太极图）、法衣（八卦袍）、经书、圣像和朝简、令牌、镇子、乐器等道具，通过红桥（用桌椅、红布搭成）传授下来，由受职道徒虎拜跪接；然后立坛门，始可从业。此时施主礼贺，受职人宴谢。
  做法事：门祝法事种类纷繁，不可胜计，常见有为亡人超度的关灯、招亡、起水、解索、安灵、除灵，有为病人驱邪的退煞、念咒、打符，有为一家、一族祈福禳灾的择坟地、定屋基、安祖宗、打谱醮，还有为保一方平安的送龙灯、扫戏台和各种大小斋醮等。如遇大型斋醮，则邀友坛联合举行。这种斋醮形式多样，诸如诵经、朝幡、放河灯、穿百盏灯等，乐声沸天、唱颂悠扬、舞蹈婆娑，辅以壮丽仪仗、精美供品、辉煌灯烛，热闹非凡，对芸芸百姓崇仙信道颇具诱力。
  据不完全统计，1947~1948年间，全县门祝至少有雷坛百余个、从业（含未度职）300余人。建国后，门祝被视为迷信职业者，雷坛取缔，从业人员动员其各挥所长，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第二节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7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的最终目的。东汉永平十年（67年）传人中国，约290余年后渐流布县境。
  流传梗概初传期（东晋后期至南朝）：升平年间，天竺（古印度）僧竺县（曾被后赵启用为将）力屏荣利，云游江南，从靖安转来庐山西北香炉峰下，结茅而届，乃县有僧之始。兴宁年间，昙寂，其早年弟子河南高僧慧永，从太行恒山寻来继承师业。太和元年(366年)，光禄勋寻阳陶范（侃之子）慕永清声，助其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日“西林”，为境内第一寺。
  太元六年（381年），山西高僧慧远偕弟慧持和门徒10余人（一说数十人），从荆州至寻阳，拟邀早年同门师兄慧永去罗浮修行，“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遂于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而止。九年，徒属渐广，西林狭窄，精舍简陋，不敷所用，永乃进言新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建寺传徒；继组织取经、译经，开展佛学研究，著书立说，倡导念佛方便法门；又结白莲社，开佛门创宗先声，是故驰名朝野，先后投其门下弟子达3000之多，世称高贤者亦有18名之众，连文坛高傲首领谢灵运和跋扈擅权将军桓玄均为之倾倒。如桓氏在汰沙门“禁令”中却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以东林为中心的庐山地区寺院非特免遭涂炭，反获相对稳定的发展，竟成当时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慧远亦成为一代著名的佛教领袖。
  进入南朝，历宋、齐、梁、陈帝王多崇佛，齐、梁尤甚，梁武帝并亲率汉地僧尼吃素、断酒肉。因之，这一时期佛寺得到相应的护持和发展（部分名湮失考），佛学研究之风依然高涨，高僧、学者层出不穷。著名高僧先后有竺道生、道昞、县诜、道猷、法瑗、道场、慧龙、慧皎、道尼等。道昞继席慧远，为东林寺第二代住持；晒寂，道场为第三代住持，续弘念佛法门，且传法于昙鸾；鸾乃弘传于北方。宋、齐之际，法瑗及道猷（道生弟子）、法瑶（慧龙弟子）迭谬人京，分别敕住湘宫寺和新安寺。梁时，仍在庐山长期作弥陀净业者有道珍、法归等多人。陈时，由于道尼和僧宗等开坛说教，寻阳、庐山曾一度成为摄论师派弘化重镇。在诸护法学者中，南阳建安王别驾张孝秀尤殊，他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弃官隐居庐山东林寺后，率以力田尽供僧众，首创县境寺院经济，使远近归慕，趋之如市。故初传期亦可谓发展期。
   鼎盛期（隋唐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历代帝王（除唐武宗）大都崇佛，对佛教持扶植和利用政策。隋唐之际，不断完善僧尼管理体制和健全寺院经济制度。唐初规定僧人给田30亩，女尼给田20亩，且“调课不输，丁税俱免”，使境内僧尼日众，寺院剧增。寺院经济的膨胀，导致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事件发生，这对包括东林在内的浔阳地区佛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对增加国家财力和发展生产诚为有利。然于次年武宗驾崩，宣宗继位即诏兴复。时任江州刺史的崔黯，奉诏旋令僧正言等择徒29人，重建被毁东林寺，历时四、五年，用工65万余个，终于建成一座拥有313间砖木结构的新寺宇。五代至北宋，不少帝王直接关注浔阳、庐山地区佛门，有赐寺院田土、钱帛、有诏高僧住持京寺，南唐元宗还敕造西林千佛塔，后主亲建崇胜寺（即圆通寺），宋哲宗于元祐三年（1088年）亦敕赐黄金装饰东林寺神运等五殿佛像。朝廷如此，地方从风，修复和新建寺庵不少（参见本卷“寺庙”章），故有“僧屋五百住庐峰”、“庐阜招提三百所”、“宋时三百六十寺”（含山南）等说。
  这一时期，佛教诸宗竟趋县境，高僧云集，各家学说渐相融通。开皇九年(589年)，天台宗实际创宗祖师智颚率先领徒法京从建康（今南京）移锡东林寺，继有大志、智锴从学“法华”等经在庐山弘传。智额召去扬州，由不明法系道睢继席，住持东林30余年。大业四年（608年），嗣法为禅宗四祖不久的道信，即离吉州游寻阳，收徒弘忍（后嗣为五祖）同居庐山修习整10年。
  唐有律匠贞素、熙怡、上弘、灵彻、神凑等，从开元至元和间迭住东林寺，使之成为律宗大道场；其间天宝九年（750年），杨州龙兴寺高僧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在此盘桓3日，带走部分经书，把净土和律宗教义传至日本。唐时还有南岳怀让系马祖道一（有说道一未涉足庐山，抑或有两道一）、神鉴，沩仰宗智闲，临济宗鼻祖义玄和不明法系义彤、法演、智满、僧琳、云皋等，先后坐禅、建寺、弘法于庐山上下。
  五代十国时有沩仰宗双溪田道者，曹洞宗智隆和行因，云门宗创宗祖师文偃及其法嗣鉴禅师、护国和尚，法眼宗慧朗和僧遁，青原行思系不属曹洞、云门、法眼三宗有净悟和缘德，还有不明法系景超和约之等。
  北宋时有临济宗虎溪庵主、自遵，曹洞宗惟照，云门宗居讷、怀琏、佛印了元，杨歧宗白云守端、大慧宗呆，黄龙宗常总及其门人思度、道曼及其法嗣密印通慧、法因庵主等。元丰二年（1079年），诏改东林寺为兴龙禅寺，常总被举为改禅后第一代住持，寂后由思度继席。
  文僧倍出，各呈风采，亦为兴盛的一种表现。最典型的首推唐代三教合一的吕洞宾，他初习儒，继修道，晚为佛门青原下七世诲机禅师法嗣，且著述甚丰，仅《全唐诗>收其诗作4卷。唐至五代还有诗僧景元、处默、齐已、已著《白莲集>；画僧德正，两手仅存4指，粗可执笔，所画松石、人物专学龙眠，遇兴伸纸挥毫倾刻而成，贵势或求之绝不与。宋初有医僧法坚，太祖曾召见，赐号“广济大师”和紫方袍。神宗至哲宗间诗僧尤多，黄龙宗可仙、临济宗可迁曾与苏东坡互和诗；怀贤著诗颂、文集5卷；祖可少读书不多，且常生病，人称病可，然吟咏多佳句，故徐师川作其“诗引”日“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谢，唐杜甫、韦应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苏、黄妙处皆心得神解”；又于画虎行末章云“即今老旧无新向，尚有庐山病可师”。北宋末还有曹洞宗德止，其诗画列神品，有集行世（以上诸僧凡未冠以宗名皆属不明法系）。
   正因为这一时期士人人寺增多，他们中不乏兼通儒、道、佛三经者，既能谈禅，又能论政，还能填词赋诗，极易密切与世俗士大夫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获得名宦和大儒的支持、赞助。如唐江西观察使韦丹施资东林寺建四方藏经院，并物色义彤等大德搜集整理佛经，编撰目录，当韦逝世前西廊未及建成，自居易继捐款续建。白曾予北香炉峰下筑草堂与东林寺为邻，邀寺僧法演、智满、云皋等多人同游化城、峰顶寺，宿大林寺，写下著名的<咏桃花绝句并序>。当他迁任杭州刺史时，还将藏书寄存东林，托僧友代管草堂。宋苏轼既与居讷、可仙、可迁诗词酬唱，又与佛印了元友善，尤对常总倾慕，仅宿东林一夜、一席话，竟从常总受法为其法嗣。唐时还有虞世南、欧阳洵、李邕、李肇（世称北海）等分别为上大林、西林、东林寺撰写碑记，裴休布施建李北海<东林寺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上述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扶持，对于县境佛教的兴盛、儒佛融合，促进佛教完全中国化，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渐衰期（南宋至元明清）：这一时期，境内佛教由盛渐衰，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乱的毁坏。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长江南岸、庐山上下屡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乡官署、民居如此，寺院亦难幸免。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右丞相周必大游庐山，见此惨状不禁发出感叹：“匡庐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陆沉。”元末天下大乱，县境又是战乱之区，先是南方红巾军与元军争夺九江，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九江——鄱湖拉锯战，长逾10余年的战火竟将此前经营的寺庵毁去十之七八。清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浔相持多年，城区无论寺观、神宇毁之殆尽，乡村寺庙或拆或毁不可胜计。至此，境内佛寺再也无法恢复旧观，佛教活动难以为继。
  二是朝廷对佛教政策的调整。南宋乃半壁河山，国力衰微，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放僧尼度牒要征费，寺院田土苛收赋税，故县境出现“税重僧逃”。明初，太祖为了制造“皇权神授”舆论，曾施行崇佛政策；各级设立专门机构，如府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分别配备僧官，掌管各地佛教；敕令在庐山建寺、立碑，张扬周颠等人“事迹”（参见“道教”节），确也起着一些护法作用。当他感到天下业已平定，便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抑制佛教的发展，如改每年发牒度僧为3年一次，新度僧尼年龄限制在男40、女50岁以上，且经考试合格，不通经典者汰去；各府、州、县只准各留一大寺，府留僧尼40人、州留30人、县留20人，集中住宿，其余撤并为一寺，组成丛林；特别是大兴文字狱，打击和杀害了一些文僧。明世宗又崇道排佛，对境内佛教发展亦有影响。但以上政策并未贯彻有明始终，尤其神宗母子笃信佛，对庐山佛寺大行布施，使县境佛教一度得以振兴。清代对佛教管理基本承袭明制，扬抑兼行，前期四帝表面笃信并极力护持，而制定的律例却严格限制。如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先年额设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民建寺须先呈督抚批准，方许营建；僧道年逾40方准收徒，新出家须户内三丁以上年满16岁者，否则依律治罪。后期6帝多无所作为，国势每况愈下，民生凋蔽，根本无力兴复寺庙，稍有修复亦不及往日壮观，从此县境佛教一落千丈。
  三是佛门自身适应社会潮流的能力衰弱。因战乱和政策抑制，迫使一些高僧、名僧远离县境。而度碟管理几经嬗变（宋将其作商品变卖，清乾隆先停发由师徒自传，继则废除度牒制度），又使境内僧尼素质明显降低。他们中大都未读诗书，不通经典，鲜有佛学大师涌现和鸿篇巨制佛经问世，佛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就难与士大夫交往，由此而失去社会名流的扶持和匡助。但也不是绝对的，在各个朝代相对稳定的时间段里，尚有些宗派的名师来县弘传，尤其是元代净土和明万历间贤首、律宗的勃兴。诸如南宋有曹洞宗正觉、通理，杨歧宗卐庵道颜、简堂行机，不明法系慧海、登师、逐禅师等。元代除不明法系思庵绍睿、明心觉显外，主要是圆应日与悦堂暗、优昙普度、中峰明本、古庭善学等，他们有的原为禅师，却致力重修净土祖庭东林寺字、编撰《莲宗宝鉴>、弘扬净土学说，此后净土法门逐渐成为各宗共同信仰。明有贤首宗仁敬与徒续芳，首次于匡庐传播其宗义；律匠寂光、海贤等，再度使东林成为律宗大道场；不明法系智瑛、广聪、法忠、真可、了堂等，均为境内佛教一度中兴作出努力。然入清以后，仅有临济宗博凡、古嶷志元、超空和不明法朽木、悟彻等稍有功业和文名、余多不显，足见其衰颓之势无可挽回。
   革新期（1912—1949年）：民国伊始，各地佛教高僧、大德、居士和学者起而开展佛教复兴活动，纷纷组织佛教会，提出各种改革方案。有的主张进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倡办好人间佛教，建立由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佛教管理组织，庙产应属全体僧尼共有，集中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也有的主张佛、道合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经过多方协商，求同存异，遂予1912年(民国元年)4月在上海留云寺成立中国佛教总会。接着，县内成立佛教分会，宣传和贯彻佛教改革措施，出现一些新的佛学思想，如临济宗庐山莲花禅院月西，力主以儒、道、佛三教经典度人，深得康有为的赏识。1924年夏，由中国名僧太虚等50人发起，在庐山大林寺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佛教徒会议，推进了县境佛教和佛学活动的开展。
  然而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剿共”、日军侵华、蒋介石再掀内战，几乎国无宁日，佛教革新竟成泡影。尤其是县境沦陷期间，大批佛寺被日军摧毁，许多珍贵法器和经典被劫，不少僧尼被迫转移到居士家，共同兴办居士林。如城区六角石有罗超主持的念佛林，岳师门有刘云樵三姊妹主持的三莲经社，使香火燃于家庭佛龛，梵呗之音响于民宅。战后虽修复和重建一批寺庵，确是微不足道。至解放前夕，全县共有佛教徒480余人。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现存的传统佛寺和寺内的历史文物均予保护，并先后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县委统战部设兼、专职秘书或于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信佛的人越来越少，连原有的年轻僧尼也自动返俗。但在土改运动中，为了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包括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土地所有制，出现“拆庙打菩萨”某些过激行动，受到政府的批评和制止。1956年12月，为了落实有关宗教政策，对新港、大桥、沙河、港口、马回岭等5个区14个乡的41座寺庙僧道情况进行调查，时有僧尼34人，其中和尚24人、尼姑10人；僧道共有庙产合计耕地75.54亩（其中水田55.14亩、旱地16亩、菜园4.4亩），山林96.1亩（其中茶园12亩、竹林36.8亩、杉山0.5亩、松柴山46.8亩），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僧尼尽可能地给予接济。到1965年11月，县内尚有僧尼12人（其中女尼1人），鉴于时无庙产（田地、山林已归人人民公社）和香火收入，对其生活出路则根据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分别作了妥善安排。
  名、高僧选介僧人，佛教三宝之一。写佛教而不写僧，则失之偏颇。然上自东晋以迄民国千数百年，过往县境僧侣无可胜计。兼之僧无常住，其行迹旧志亦未详载。据此，仅按朝代和法系各择一二名高者简述之。
   慧远(334—416)：俗姓贾，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幼而好学，13岁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儒典，尤精周易和庄、老著作。21岁欲渡江从学范宁，因中原内乱，南路阻塞，未能如愿。时名僧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传教，遂与胞弟慧持投其门下，一见肃然起敬，“以为真吾师也”。后听安师讲<般若经>，豁然有悟，于是兄弟二人一同落发，由欲隐而遁入空门。
  远本有儒、道二学基础，学佛极易进。24岁登坛讲经，有的徒众听不懂，便仿安师引证庄子之说比附阐发，使“惑者晓然”，安师亦允其借助“俗书”（佛经以外之书）以释佛理。自是，他将儒、道、佛冶予一炉，而以佛为主，走一条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且在几次讲经和辩论中卓著成效，从而获得上层统治者的扶持，拥有众多的信徒，成为当时有数的大师。安师常临众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东晋兴宁三年（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北方战乱，远随师移住襄阳。太元三年（378年），秦兵围襄，安师分张徒属各随所往。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荆州，后辗转寻阳而卓锡庐阜西北麓。十一年，因得早年同门慧永和江州刺史桓伊勷助，建成东林寺。居山初期，大兴建寺之风，广集徒众宣传佛法、阐释佛理、论赞佛经，推进县境佛教的传播。
  时日稍长，远常虑江东经卷未备，禅法无闻，律藏多阙。太元十六年，适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学者僧迦提婆南游，立请居般若台，并组成译录班子，协同译出《阿毗昙心论>4卷、《三法度论>2卷和《教授比丘尼法>1卷。次年，又令弟子支法领、法净等往西域取经，越葱岭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历时17年，得《华严>、《方等>等佛经梵本200余部，部分梵本留长安（今陕西西安）。隆安五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当悉西域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人长安，即遣弟子昙邕致书通好，后常换经文。继闻昙摩流支人姚秦，再遣邕至关中，得《十诵律》而还。义熙六、七年(410～411年)间，释迦牟尼同族佛驮跋陀罗来山，亦留住寺内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又名<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至此，东林所藏禅律经典，几至百卷。而每当新经译出，远均撰序推崇，故从庐山兴起的般若、涅檠、毗昙和禅学等佛学研究风靡一时。
  随着三藏日丰，研习有经，远便潜心著书立说，以弘佛法。先后撰有<法性论》、《涅架经疏>、《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神不灭论>、《三报论>、<明报应论》、《念佛三昧诗集序>、《万佛影铭>、<庐山记>等疏、论、序、赞、铭、涛、记凡10卷，编写<庐山集》，受到中外佛学界的钦敬。罗什借佛经谶言称其为“东方护法菩萨”。印度僧众尊称他“汉地大乘开士（菩萨）”，“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为了超出生死报应，达到涅檠境界，远早于元兴元年（402年），曾邀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学者居士，研讨如何转生西方净土世界问题。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乃令刘遗民著《发愿文>，延约息心贞信之士123人结白莲社，集于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再生西方。由是，佛教各种流派始活跃起来，提出各种成佛办法，并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争夺徒众。为此，远是使佛教中国化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唐代道绰、导善等正式形成净土宗时尊之为初祖。
  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远示寂东林，奉全躯葬于寺之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为造碑文，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唐大中二年（848年），追谥辨觉大师。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追谥正觉大师。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追谥圆悟大师、凝寂之塔。
   竺道生(355～434)：俗姓魏，东晋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寓彭城（今江苏徐州），家仕族，幼聪颖，后随竺法汰出家，从师姓。志学之年，便登讲座。中年游学，广搜异闻。太元十六年（391年）人庐山，住西林寺7载，向僧伽提婆习“一切有部”经义。后与慧观、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以鸠摩罗什学大乘经典。后秦主姚兴见之逍遥园，往复问难，使其融义，言无不切。义熙五年(409年)还建康（今南京），止青圆寺，宋文帝与王弘、范泰、颜延之等皆重之。
  南朝宋元嘉五、六年(428~429年)间，道生讲<泥洹>，剖析经理，洞入幽微，曾说“一阐提（佛语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时因大本<大般泥洹>未传，孤明先发，旧学僧众以为邪说，遂显大众摒而逐之。七年，继投迹庐山，常住东、西二林。几年后，大本《大涅桀经>到京由法显译出，经中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其所说符契，同学慧观立送经本请在庐山开讲。十一年十月，道生于精舍升法座，声色清朗，议论穷妙，观听悦悟，法席将毕，忽隐几而逝，葬庐山西阜。僧俗闻之，远近悲凉，京邑诸侣，更内惭自疚，追而钦服。
  道生治学不唯经文，又依经解义，彻悟真理，故能开拓创新。一生除讲经说法，勤于笔耕，著有《维摩经义疏>3卷、《妙法莲华经疏>2卷、《泥洹经义疏>6卷、<小品经义疏》、<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涅檠三十六问>、<释八住初心>、<辩佛性义>等等，乃东晋至刘宋初期之高僧和佛学大师，集般若、涅檠、毗昙三学之大成者。被后世举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
  慧皎(497～554)：号宏普，梁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学通中外，博训经律，为佛学涅架师派的著名学者。初住会稽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有《涅架义疏>10卷及<梵纲经疏>。又以前人所作僧传“颇多浮沉”、“多所遗削”，故拟开例重撰，然事未竟而侯景乱起。太清二年(548年)，避乱来寻阳，住湓口（今九江市区西郊官牌夹附近）五、六年，悉心著作。所书僧传，上起后汉，下迄梁天监十八年(519年)，正传257人，附见200余人，名日<高僧传>。惟限于南北长期分治，史料搜集维艰，人传多为南方僧，北方仅4人。从传中述及庐山事看，多属实地考察后命笔。因治史严谨，叙事翔实，被视为一部重要僧史，收人大藏，千余年来广为龟鉴。承圣三年(554年)二月卒，江州僧正慧恭主持将其葬于庐山禅阁寺基。
   智颛(538—597)：俗姓陈，字德安，陈、隋之际颍川（今河南许昌）人。18岁出家。陈天嘉元年（560年），得“法华三昧”于河南大苏山慧思法师。太建七年(575年)，率徒20余人人浙江天台山建寺，住持10年，创立天台宗。
  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灭陈，领徒法京（后改普明）等移锡庐山东林寺。开皇十一年，受晋王杨广之请赴扬州千僧斋会，广赠名“智者大师”。十三年，继应荆州玉泉寺之邀，宣讲经义。十四年复还庐山，十五年重返天台，十七年寂于天台石城。
  智者弘法于陈、隋之际，大讲<法华经>、<大智度论>、<般若心经>、<仁王经>等，深受两朝帝王的宠信，为两朝太子受菩萨戒。一生住持名山大刹，尤爱天台与庐山。除创立宗派、说法传徒外，还勤予笔耕，著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妙门>、《观音疏>、<观音玄义）、<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等。
  智锴(533～610)：俗姓夏侯，南朝陈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少年出家，在扬州听僧法朗讲三论，善受玄文，远近闻名。隋开皇十五年（595年），从天台智颉修习禅法，特有念力，颛叹重之。晚讲<涅檗经>、<法华经>及<十诵律>，宏敷之盛，见重于时。又善儒学，文笔史籍，弥是所长。他住庐山20余载，重建大林精舍，末又治西林寺，两处监护，皆终其事。后守志大林，常修定业，足不下山。隋文帝闻之，下敕追召，称疾不赴。豫章请讲经，苦违不往，声言“吾意终山舍，岂死城邑。”后僧俗虔请，不得已而临之。未几，即大业六年(610年)六月，卒于州治之寺，还葬于庐山石室。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后徙蕲州（今湖北广济），7岁出家为沙弥。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往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参礼禅宗三祖僧璨。师事10载，璨偕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受具足戒；仁寿四年（604年），付其衣法承嗣为四祖。大业四年（608年），信离吉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同年，信游州城，偶遇7岁男孩异乎常童，便问：“何姓？”答：“是佛性。”复问：“汝无姓？”答：“性空，因无。”信深器之。此童即弘忍(602—675)，俗姓周，江州人。遂使侍者至童宅求其母允出家，母以宿缘应允，信即携归大林教学佛法。
  大业十三年，信传法于庐山达10年之久，乃领徒众返抵吉州古东山禅寺，继开法传徒于吉安、永新等地。唐武德七年(624年)，蕲州道俗之请，赴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创建东禅寺，时年四十五，已为成熟而有名望的高僧，故学侣云臻。永徽二年(651年)闰九月四日，安坐而逝，塔于本山，唐代宗谥“大医禅师、慈云之塔”。示寂前，付衣法于弘忍，称五祖。
  忍在双峰东禅寺东北冯茂山（后亦称东山）结庵，建立道场（人称五祖寺），奉持<金刚经>，聚徒700余人，世称“东山法门”，嗣法弟子著名者有惠能、神秀、慧安、智铣、惠明等。龙朔元年（661年），密付衣法于慧能，是为六祖。上元二年(675年)，忍坐逝本寺，塔于东山，唐代宗谥“大满禅师、法雨之塔”。著有《最上乘论>传世。
  熙怡(?～796)：俗姓曹，唐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大历五年（770年），来庐山五老峰，临瀑建凌云精舍住持10余载，继移居大林寺。贞元间，又移东林戒坛院，主持兴建远公影堂。平居不食粟，啜柏饮水30余年。与颜真卿、赵憬、卢群、杨於陵等结参禅之侣和方外之交，幽键洞发，玄言两得。十二年（796年），寂于东林，塔于香谷，许尧佐为之铭。
  灵彻(746～816):俗姓杨，字澄源，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先住持会稽云门寺，贞元中游京师，名振辇下，遭诬徙汀州，赦归越。元和初住庐山东林寺，还住持过南昌石亭寺。时人称其道行空慧，堪与晋代名僧道安、慧远比。其禀气贞良，尤长吟咏，得达官显贵之仰慕，与江西观察使韦丹结忘形交，互为唱酬；权德舆亦有送彻上人序。元和四年（809年），鉴于东林寺自慧远身后，三藏经、律、论阙而无补，彻于离寺他去时向韦丹建议修经藏院，充实经藏。丹听其言，即施财兴建。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今安徽宣城）开元寺。著有<律宗引源>21卷行世。
  神凑(744～817)：俗姓成，唐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少年出家，受具于南岳希操师，复参钟陵大寂禅师。然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大历八年（773年），制悬经、律、论三科，策试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给度牒。凑应是选，诏配江州（今九江）兴果寺，后从众僧所望而移居庐山东林寺，大兴佛事，终研律成务，登坛秉法垂30年。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二十六日坐逝，门人奉全身葬于寺西慧远塔左。凑与白乐天友善，圆寂时乐天悲悼，为之作《律大德凑公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缘德：俗姓黄，生卒年不详，南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超修，学儒术，长于绘画。德幼有出家之志，乃往天台受具，习禅法于龙册寺道怤禅师，为青原九世法嗣。后云游庐山。南唐国主李氏召入内道场安置，虑其不群，别构罗汉院处之。德苦求人山。时庐山石耳峰下有浔阳侯氏旧居，后主取为功德院改建崇胜寺，列威仪导引，命德居之，而德装衣荷担而入。凡有赏赐未曾以表笺报谢，有国老宋齐丘者则礼以师道。开宝八年(975年)冬，宋将曹翰伐江州（今江西九江），以兵入寺，德不起子座。翰怒曰：“汝知有杀人不眨眼将军乎？”德日：“汝亦知有不畏死和尚耶！”翰虽极暴，犹感叹异，遂礼遇之。翰因问攻取，德日：“弘法度生则尝闻之，攻取之事未之学也。”翰凯旋奏闻宋太祖，诏赐缘德号“道济禅师”，额寺曰“圆通崇胜禅寺”。未几，卒于山院，塔于石耳峰下。
  居讷(1010～1071)：俗姓蹇，号祖印，北宋梓州（今四川中江县）人。少读儒书，过目成诵。11岁出家，17岁试<法华经>得度，耆宿多钦佩继参襄阳延庆山子荣禅师习禅法10年，得嗣为云门宗五世。游庐山，应请住持归宗寺，后主圆通寺；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左迁滁州时，具假返里，途经圆通，与讷夜坐小亭，论道达旦，临别赠诗曰：“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讷将这座小亭加以修饰，取名清音亭，又称夜话亭。他还与著名文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有过诗词应酬，东坡访讷后亦有诗云：“石耳峰下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欲识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讷又于寺侧建一翁二季亭，以作纪念。由是，圆通寺名重天下，成为庐山四大丛林之一。皇祐初，经欧阳修推荐，诏讷住持京师左街十方净因禅院，讷称疾坚辞而举怀琏以代。或问为何不赴，对日：“学道贵知足，守淡泊；若以声利自累，何厌之有！”住持圆通寺20年后，移居四祖寺和开先寺，晚年退居宝积岩。
  守端(1017～1072)：俗姓葛，字白云，北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幼事翰墨。20岁依茶陵郁禅师披剃，往参杨岐宗方会，久侍得方会禅师法嗣。辞游庐阜，初住庐山双剑峰下龙门寺，继结茅白云峰下，先后创建莲花洞报国寺、石镜峰下云溪寺。圆通寺居讷一见，自谓不及，遂举其出主江州（今江西九江）承天院。宋庆历初，守端开法于承天，学侣云赴，大振宗风。次迁圆通寺，人称“新圆通”。时南康军守郭功甫常诣端问法，过从甚密。后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等寺，所至学人不绝，声名籍甚。熙宁五年（1072年）终于安徽舒城海会寺，有<语录>二卷和<广录>四卷行世。
  怀琏（1009一1090）：俗姓陈，北宋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县）人。幼年出家，远谒靖安县沈阳泐潭寺怀澄，师事10余年得法嗣，为云门宗五世。游庐山，结庵铁船峰侧，岩栖润饮20余年，后圆通寺住持居讷请掌寺记室。皇祐初，诏居讷住持京师左街十方净因禅院，讷坚辞举琏以代。仁宗召对化成殿，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及紫衣，并常与之问答诗颂，书以赐之凡十有七篇。六年后乞还山，未允。治平中再乞还山，英宗手诏护持：“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琏携之东归，鲜有知者。时苏轼知杭州，拟作宸奎阁碑，请录示英宗全文，琏终藏不出。后四明郡守以育王寺虚席，迎请住持至终老。圆寂后获诏文于书箧，其不肯炫耀坚意如此。
   常总(1025~1091)：俗姓施，北宋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人。出家受具后，诣归宗寺依黄龙慧南禅师，20年中7次求法，终于密授大法诀旨，应请出主靖安县、舫潭宝峰寺。元丰二年（1079年），诏改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为兴龙禅寺，洪州守王韶荐举为改禅后第一代住持。莅寺后，大兴土木，扩建殿宇，宏伟壮观居江西前列。五年，诏住汴京智海寺，以年老有病坚辞不起；欲离东林他往，众坚留。由是，法席益盛，从学多达700余人，得法者61人，连名儒苏轼竟从其受法，承嗣为黄龙宗三世；无尽居士张商英有参常总禅师文。元祐四年(1089年)，赐号照觉大师。六年九月，留偈坐逝。塔于寺西，离慧远塔200步，今废。
  圆应日禅师：不知其姓氏、籍贯。元初，奉旨住持东林寺，修营梵宇，集诸贤传，追古而整宗纲，开祖道十八载，提倡宗乘之外，常以“念佛三昧”开导学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秋，赴庆元育王山广利禅寺，逊席于开先寺悦堂暗禅师住持。时寺内莲宗善法堂主优昙普度撰<庐山莲宗宝鉴>，大德九年（1305年）书成，至大元年（1308年）捧奉朝廷，被安置北京法王寺，弘传净土宗。
  明本(1263～1323)：俗姓孙，号中峰，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临济宗高峰原妙高足弟子，曾隐居天目山西峰狮子岩，禅、教、律、密、净诸法融通，本为元代禅宗巨匠之一。后期专修净业，著有<怀净土偈>108首和<净土忏>，力弘净土宗，故又成为当时净土宗之宗师。仁宗朝，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丞相脱欢与赵孟頫、冯海粟等名流亦多从其问法。住持东林寺时，重修殿堂，孟頫、海粟等躬运土木，力助其成，孟頫并书镌<修东林寺疏>碑。延祐六年(1319年)，仁宗闻其道，召之不至，乃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和金纹伽藜衣。至治三年(1323年)圆寂，谥“普应国师”。遗著尚有<金刚经略义注>、<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和<语录>等，集为<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惠宗敕人<大藏经>。其<净土忏>迄今仍为该宗门徒所课诵。
  仁敬(?～1591):俗姓吴，号恭乾，别号幻识，明代中后期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童年有出世之志，予伏牛山福田寺礼高庵和尚祝发，为贤首宗第二十六代法嗣。万历七年（1579年）人庐山，卜地至金竹坪，见其宽衍而叹日：“此五百人安居处也。”遂诛茅缚庐吊影以居，是为千佛寺之开基。弟子智联续芳任负舂执役之劳。绝迹屏居三载，其后乃应黄梅五祖寺请赴法华期，又赴兴国说法。大参吴国伦与南昌少宰邓以赞曾问道于山中，凡有创建多赖其助。十九年六月迁化，葬于寺后。人寂28年，憨心德清为之撰塔铭。
  智联：号续芳，生卒年不详。为贤首宗第二十七代法嗣，随师仁敬居庐山金竹坪，开基千佛寺。仁敬入灭，继任当山第二代住持，乃增其式廓，遂成巨刹。慈圣皇太后闻之，遣使进香，送渗金佛像奉安藏堂。旋以续芳道行高古，赐紫衣宠之。后荆国主复建大雄宝殿，钜丽甲山南北。续芳圆寂，葬于仁敬塔旁。
  了堂：字彻空，明代中后期人。出世经历不详。万历中，来到庐山中部玉屏峰下鹿野禅林故址，见万山环抱，松杉茂密，前有天王峰巍峨相峙，侧有“三宝树”（一株银杏、两株柳杉）高大挺拔，倾心在此建寺，只是千鹿成群不可得近，几经周折才把它们撵走。相传开基兴建的第一天，从土中挖出黄色石质龙首，击之清脆有声，人称“龙首石”，因名黄龙寺。了堂与归宗寺僧达观真可善，真可与朝廷有往来，了堂通过他结识慈圣皇太后。太后特赐黄龙寺旧刻经藏637函、续刻经藏41函410卷和罗汉画幅18轴，了堂旋建藏经阁，珍藏经卷和画轴，神宗帝尚颁发“护藏敕”。安徽桐城人吴用先中丞亦为该寺造渗金毗卢像、绕殿应真大士像，为之增色。因之黄龙寺乃一度繁盛，成为名刹。了堂寂后，憨心德清作祭文，冯梦贞撰塔铭。
   法忠(1541—1620)：俗姓曹，号敬堂，明新安歙县（今属安徽省）人。19岁出家，受具于钱塘灵隐寺，旋依少林大千润禅师，复走长安谒遍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南还爱庐山幽胜，遂诛茅于讲经台3年，迁五老寺吊影4年。一日登览仰天坪，乃匡山绝顶，遂居之。始而单丁，后逐增屋宇，衲子亦渐集。法忠住山20余年，恬淡自适，居无缘饰；御人不立规矩，训人有方，用人有度；凡细务必身先，盖以身教，亲植松10余万本，冀成丛林。士大夫中如太史刘云峤书其寺额为“云中寺”，太史张洪阳书“庐山高”三字赠之；浮梁给谏陈思冈、大参陈赤石、兵备葛寅亮等均一见心契，极相推服。豫章乐安王请设供，自后父子相继，终身不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迁化，葬桃花峰下，憨心德清为之铭。
  海贤：字逊容，明代后期宁国（今安徽宣城）人。礼池州（今安徽贵池）仰天朗然为师，得法后游庐山，爱东林而居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不忍慧远所遗千僧锅埋荆棘，乃迎请三昧律师入主东林，一时丛林在振，遂开锅饭僧。贤又发愿建造无梁神运殿，焚顶供众，更燃一指感众，众皆施银以助，不料完全用砖石建造、卷拱为梁的技术不成熟，刚建成的大殿即倒塌，贤再出山募缘重建，寂于梧州。其弟子寂融继其志，改土木结构，不数月殿竣，并建弥陀胜刹，钜丽一新。
  寂光(1580～1645)：号三昧，不知何地人。实习贤首教观，后从南京灵谷寺如馨律师学毗尼。嗣在江苏宝华山建道场，弘传律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受请入主庐山东林寺，住持5年余，宣讲大戒，远近从风，学人不下2000指（一人10指，即200余人），大振丛林，使唐代一度为律师聚集弘法的东林寺再度成为律宗的大道场。泰昌元年（1620年），离东林往江淮弘法，于南京预时端坐而逝。著有<梵网经直解>4卷行世。其弟子一如照真，俗姓尹，明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住持西林寺，适给事中王鸣玉谋复兴，乃相与重修千佛塔、殿阁、经堂，焕然一新。
  朽木：未详其姓氏，明末清初浙江杭州人。随师禅林尊宿埋庵游庐山，爱远公莲社，遂居上方塔院。师别去，朽木移居九江施茶数年，恻念江上往来行人，禅门绝少接待。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朽木于县城西门外新坝，手辟荒丛，建立普润庵，云水游踪，得依憩息。一日掘地，得一古缽，非石非磁，因有二龙捧“法王子”三字，故改名拥钵庵。木居此“勤修胜果”，直至终老。
   月西(】868-1920)：俗姓张，亦名碧露，清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父道祥，好道术，著<乾元宗旨>-卷。西少嗜酒豪放，颇谙时务，暇辄以诗、古文词自遣。曾被延入某宦家馆，课其二子，日讲<论语>、《孟子>数章，主人及昆弟、妻妾圜门倾听，稍不合便拂袖而去。年30许，读父所藏道书幡然有悟，遂持戒，举平日傲岸之气一变而为冲虚。当是时，海上佛学大振，乃交微军、月霞诸法师，纵观<华严经>，悟性海中无所不包。迨辛亥(1911年)烽起，入庐山结庵莲花峰，二进九间，自书额日“莲花禅院”。于是，广置三教经典以度徒众，曾语人日：“吾学以三教圣人为师，自性为戒。”远近宗之。一日曝背茅檐，俯而睡醒，则走笔书《梦醒录>一篇，洗洋恣肆不可方物，大旨以儒为用、道为体、佛为法。康有为来游，言谈契合，极重之，赠诗曰：“莲花峰上莲花院，俯看江湖绕万山，碧露能书能好道，畅融三教隐烟寰。”1920年（民国9年）正月初六寂于院，塔于院前。第三节基督教
  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一些较小派别在内的统称，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以<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为圣经，信仰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并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本节所述基督教，单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分离出各个新宗派及其后又各自分出更多新派别所简称的新教，亦称耶稣教。它对天主教传统教义作了些删除，如不承认“炼狱”、“变体论”，反对尊玛利亚为“圣母”等。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基督教差会凭藉不平等条约，纷纷派遣教牧人员来华传教，不少教派渐次流入县境。
  教派流入清同治六年（1867年），美国美以美会牧师赫尔利、陶理经福州至九江，在城外江边土桥口（今湓浦路地段）买下瓦屋数间，以办日学为先导，夜开小堂传教。尔后数年，海格思、贺格绥、胡遵礼、吴格矩等布道使相继前来，分别于江边、小巷创办学校、教堂立足，后逐步拓展到南门湖畔环城路及庾亮、甘棠南路一带，局面渐开。美以美会捷足先登，美欧其他差会接踵而至，诸如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灵修会、路德会、行道会、贵格会、浸礼会、雅礼会、使徒信心会、青年会；英内地会、大英执事会、伦敦会、苏格兰会、长老会、兄弟会、湖北循道公会；瑞典信义会、行道会及挪威信义会等20多个差会均先后涉足浔城，且多在庐山占有房地产，建有教堂。他们往来于川汉、苏皖、昌九和浔庐之间，或向华人、外侨传教，或巡视教务、游历、避暑，使基督“福音”流播于长江上下、赣江两岸。
  教区沿革解放前，人浔基督教派林立，然以美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1941年与监理公会、美普会在上海合并后更改的名称）占绝对优势。它在华设有年议会10个，江西年议会乃其中之一。这里指及的教区，即卫理公会江西年议会下属的赣北教区，在其发展历程中，辖区迭变，名称屡易。
  清同（治）光（绪）之际，美以美会即以浔为据点，向四周扩展，布道区域江北渐至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太湖，江南延及沙河、瑞昌、建昌、彭泽、景德镇、鄱阳等地，初为一个教区（不含牯岭教区）。清末，根据形势需要和地理关系，分立黄梅、赣北两个教区。1932年（民国21年），为了节省教区长出差费用，减轻教会经济负担，改设太宿、黄梅、九江、景饶4个教区。1940年，因侵华日军骚扰，黄梅、太宿教区无人负责，遂将江北教务划归九江教区，由在浔教区长掌管。1943年，景饶教区亦因战事关系，一度并入抚河教区。迨至战后的1946年卫理公会年会时，才正式成立包括黄梅、太湖、宿松在内的赣北教区。次年年会又改称赣北、鄂东、皖西教区，但仍习惯简称赣北教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赣北教区机构归美布道差会直接管辖，人员、经费均由其调配，后渐改变此状。民国伊始，华人历任教区长的有王世清(1913)、胡其炳(1914～1916)、江民志(1917~1918)、蔡德高(1920~1926)、徐镜湖(1926~1929)、吴醒迷(1930～1932)、王汉轩(1933—1946)、周长安(1947~1951)等。
  牧区分布卫理公会赣北教区初期地跨赣、鄂、皖三省，共辖13个牧区，其分布情况是：(1)太湖牧区（包括城内本堂、河外分堂、弥陀寺分堂和牛坡岭分堂）；(2)宿松牧区；（3）黄梅牧区（包括大河铺、章家大屋分堂）；(4)孔垅牧区（包括胡世柏分堂）；(5)小池口牧区（后属化善堂牧区分堂）；(6)九江恩溢牧区（原名后街牧区，包括二马路分堂）；(7)九江甘南牧区（原名同文牧区，包括龙山分堂）；(8)九江化善堂牧区；(9)彭湖牧区（包括彭泽和湖口）；(10)沙河牧区（后属恩溢牧区分堂）；(11)瑞昌牧区；(12)景德镇牧区；(13)鄱阳牧区。嗣因日军侵华，太湖、宿松和彭湖牧区房屋被毁，战后未复；1949年春夏间，又因人事播迁或房屋被征、借用，先后将黄梅、瑞昌、沙河和小池口等牧区或分堂撤销；1952年，鉴于外籍布道使已陆续离境，教徒相对减少，继将城区3个牧区并为一个牧区。至此，赣北教区仅存江北孔垅、九江、景德镇、鄱阳等4个牧区。
  除此，基督教系统常驻浔开堂传教的还有圣公会、安息日会、内地会等差会。圣公会创于光绪三十一年，先是胡厚斋牧师从汉口来九江，在西门口创办开化阅报社，藉此开堂布道；三十四年，华人牧师李元模接任后，教务大进，并于甘棠南路建立复生堂，为中华圣公会皖赣中心教堂之一。安息日会乃1916年柳种广牧师来浔布道时创立的，初于毛家巷租赁民房，继迁大中路，待会务有所拓展遂于柴桑路76号购地建堂，称为福音堂。内地会始自1930年耿希忠牧师传教时所置，越三年交由华人蓝玉田负责，直至1946年成立执事会，亦于柴桑支路修建福音堂。以上三会与卫理公会的教务活动，均延续至建国后。1950年6月，经四会协商合并成立九江基督教协进会，并公推原圣公会牧师王尔斌负总责。合并前4个教派共有工作人员74人（其中男41人，女33人），内含牧师6人。合并后，共有基督会员415人（其中男174人，女241人），工作人员9人（其中男8人，女1人）。
  传教途径自清同治年间发轫，凡在浔传教的基督教差会，几乎都是教、学、医三管齐下。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材，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旨在将人们的思想引入教堂，皈依上帝，客观上却促进了九江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建教堂：教堂是专供基督教“三节”——纪念耶稣圣诞、受难、复活的节日和“两礼”——信徒洗（浸）礼、教徒圣餐礼（或称擘饼聚会）及平日礼拜的活动场所。抗日战争前后，城区建有固定的基督教堂共15座，其中卫理公会8座、圣公会2座、安息日会2座、内地会2座、兄弟会1座，不少教堂是设在中、小学和医院内，规模大小得视所在区域教徒多寡而定。据1948年统计，全县共有基督教徒1021人。解放后，城区属市，县无教堂，少数教徒则参加市区礼拜活动。
  兴学校：基督教传人九江后，4个西差会先后兴办小学12所、中学5所、大学1所。卫理公会起步早、办得多，计有同文附小、儒励附小、诺立附小、四翘（翘志、翘材、翘秀、翘德）小学、昂得升小学和岳师门小学，同文中学、儒励女中、诺立神道女中以及南伟烈大学共13所。次为圣公会，有辅仁小学、辅仁中学和圣约翰中学共3所。余为安息日会三育小学、内地会养正小学（兴革、起止详本志<教育>章）。各校开办期间，均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开圣经课，每天展会、晚自修和星期日尚须校长或教师率领学生做礼拜；另办“主日学”共10余所，招引教徒、教会职工和社会妇女、儿童，进行短期启蒙教理培训，从而灌输宗教信仰，传播基督教义。诺立神道女校还专为妇女传道部培养输送人材，如今世居城区60岁以上的女教师和女医护人员大都为该校校友。
  办医院：基督教在浔传教期间，先后开办医院3所和护士学校2所，即卫理公会的但福德医院、生命活水医院及两院附设护校和圣公会的圣约翰医院（参见本志《医药卫生>卷）。他们分别设“残疾人之家”和免费病房，对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等残疾儿童或遇天灾人祸的贫困病员，施行免费治疗或提供衣、食、住宿和生活护理。每所医院亦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定期向患者宣扬基督教。
   第四节天主教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除共同崇拜天主（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声称以博爱救人、忏悔罪恶、灵魂得救为宗旨，教士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代表天主给人定罪或赦罪，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明万历中初播南昌，再缓慢地传人九江。
  初期传播万历二十三年夏（1595年5月31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南昌，用60金买一小屋建堂，继于6月29日举行第一次弥撒圣祭，是为天主教传人江西之始。时九江无固定传教场所，但住有在外地受洗的教徒，故在高安县三桥村的外籍传教士来浔游览，或由浙江宁波赴南昌、三桥等地巡视教务的外籍神职人员过往浔城，常在教徒家逗留，传经讲道，短期即走。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区域日张，法王鲁易十四亦遣教士来华。据四十一年统计，法耶稣会士已在各府州设传教处25所，江西计8所，九江列其中。不久，因罗马教皇不允华籍教徒尊孔祭祖，两遣使团乞清廷谕示中国教徒遵守，康熙帝拒绝这一无理“教条”，乃于五十六年春（公历4月16日）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历雍、乾、嘉、道四朝皆然。
  迨至道光中叶，教禁稍弛，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乾隆四十年据罗马教皇令解散）尚未恢复，法巴黎遣使会（又名味增爵会）遂派教士赴浔传教。首任天主教会主教为法籍穆导源，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任，任期6年，他神学知识渊博，撰有<教理问答>等小册子，推动了天主教义的流传。迄九江开埠前，继任主教有法籍教士4人，即和赓德（一说贺广德），道光二十四年受任，任期6年；贺安当，道光三十年代理教务一年；田嘉璧，咸丰元年（1851年）授职，任期3年多，每半年住九江，半年住三桥村；启方济（一说顾方济），咸丰五年始，处理教务5年因病回国。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仍持排斥、压制态度，一般士民亦怀“仇外”心理，且邻省教案时有发生，因而在浔外籍教士较谨慎，多昼伏夜出，潜行传教。然已惨淡经营20余年，为天丰教在九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区变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赣北门户洞开，不仅外国人可自由经商、游历，且外国教士可自由传教。咸丰十一年冬（公历12月），法籍神甫罗安当以法国总理江西天主教务代全权大臣身份来浔，企图以此为据点，开辟江西教务。同治元年（1862年）初（公历3月），他恃中法<天津条约>为护符，在南昌大肆进行侵略活动，激起民愤，群起将所有教堂付之一炬，并一再抵制其入昌。罗氏被迫退回九江，在环城路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建造教堂。翌年，江西天主教府亦迁九江。
  主教府北迁后，下设九江、南昌、高安3个总铎区，南昌改作九江教区所属的总铎区，九江则成为江西天主教的基地。九江总铎区下辖彭泽、湖口、都昌、星子、瑞昌、牯岭、姑塘等堂口，神甫轮流去各堂口为教徒做望弥撒等圣事；江北小池口、张家河、孔垅等地的教务亦归属九江，由常驻国籍神甫罗四维、瞿希贤等司理。
   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教区迭经析立，光绪五年（1879年），分为赣北、赣南两个教区；十一年，分为赣北、赣东、赣南3个教区；1920年（民国9年），又分成赣北、赣东、赣南、赣西4个教区；1933年，再改成九江、南城、余江、赣州、吉安5个教区。自同治二年踵罗氏之后，历任九江（赣北）教区主教有法籍安若望、戴济世、王吾柏、白振铎、郎守信、樊体爱、杜保禄等人，除戴济世因水土不服不久调往河北和王吾柏任期一年因病回国的经历不详，其他均为资深的遣使会成员，全都死于任内，葬在九江“圣山”上。尤其是白氏自同治九年春（公历3月）至光绪三十一年秋（公历9月），主持教务35年余，为扩充天主教在九江的势力费尽心机。1944年2月，杜氏去世后，九江主教出缺将两年半，但主教府仍设九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属战胜国之一。罗马教廷以迎合江西人民及其教徒心愿为名，于1946年7月将河北保定的国籍紫衣主教周济世调任江西总主教，而周氏亦法籍教士栽培的遣使会成员，曾在巴黎任神甫15年。同年10月，他途经九江赴南昌就职，旋将主教府迁昌，并任命法籍神甫杜天任为副主教，教内大权仍操外籍人之手。从此，九江便改为南昌总主教区下属的总铎区。
  会内机构九江开埠后，媚外苟全的官府由“禁教”变为“保教”；苦难乞灵的贫民由“恶教”转向“崇教”，甚至赖“吃教”为生，使天主教在九江的经济、教务机构和教徒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总堂帐房：同治二年，主教府迁浔后，即建立九江总堂帐房。原为江西天主教总帐房，隶属上海首善堂（即苏、浙、赣等省法国味增爵会的总帐房），主要职能是购置房地产和管理所属教区教会经费，初期基金来源于罗马教廷传信部拨给传教开办费、巴黎味增爵总会通过上海首善堂转拨传教费、国际天主教人士捐款和庚子赔款，管理人均为外籍传教士诸如法籍樊体爱、荷籍徐赓和、法籍马崇道等。帐房初设，着重筹资兴建教堂、修道院、慈善堂、医院、学校等自用房舍；光绪二十六年后，则大量购置房地产，建造店房和住宅，转手变卖或出租，并设经租处专理此业。迄民国初年，天主教会在浔占有房屋180余栋，年租纯收入二四纹银5万两，在城南濂溪乡劳家垅还占有所谓“善终会”捐购的墓山（教内称“圣山”）数百亩，是九江城最大的房地产主，成为教务活动的强大经济支柱。1920年，江西分为4个教区后，因分赃不匀，赣东、南、西3个教区另起炉灶，直接与上海首善堂联系，总堂帐房便缩小为赣北教区帐房。1931年，因筹建新修院，移业就业变卖城区后街至花牌楼店房30余栋。1946年，主教府南迁改名南昌总主教区后，总堂帐房又缩小为九江总铎帐房。继因通货膨胀，房租收入逐年下降，至解放前夕每月实收折合食米约50石左右。但九江天主教会仍据有大小房屋195.5栋，共1510间，占地面积42.51亩，馀基95.11亩；其中自用房屋8栋，共408间，占地23.53亩，馀基65.08亩；出租房屋151.5栋，共1102间，占地18.98亩，馀基30.03亩。1951年初，办理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团体财产登记，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
  天主堂：同治一、二年间，先是罗安当在今庾亮南路43号建造教堂（俗称城内天主堂）；接着，安若望又在环城路51号（月宫理发厅隔壁）修筑院堂，权作主教府。十年，天主教会转租九江英租界位于滨江路和湓浦路基地，买下盖得洋行堆栈房屋，建造一座规模宏大、雕砌精致的天主堂（俗称城外天主堂），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历时10年竣工，并于光绪六年夏（公历6月27日）举行首祭开堂，主教府同时迁入，成为全城天主教中枢机构，也是赣北教区中心教堂。尔后，铎区内各县镇教堂相继兴起，光绪二十二年，江北小池口、张家河、孔垄各建1堂；二十八年，彭泽、湖口、瑞昌县各建1堂；三十三年，县内姑塘建l堂；宣统二年（1910年），都昌、星子、德安县各建1堂；三年，扩建城内天主堂，增设神甫楼；1925年，永修县境建2堂；1926年，庐山牯岭建l堂；此外，天主堂医院、仁慈堂和修道院内还附设小经堂，由此城乡教徒每逢主日（星期日）、四大瞻礼日（圣诞、复活、降临和圣母升天）举行礼拜及入教信徒领洗均有活动场所，也便于教士开展传经布道活动。教堂不断添建，表明教徒日益加多，较而言之还是城区增长快，1931年间已有教徒千余人，逢主日或瞻礼日往各教堂礼拜达500余人。沦陷期间，教徒、教士分崩离析，战后有所恢复，据1948年统计，全县有天主教徒869人。解放后，县无教堂，少数教徒参加市区礼拜活动。
  修道院：又称神哲学院，是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府。同治七年，法籍传教士包得来创办，初设高安三桥村；光绪四年，改设建昌吴城镇；十二年，徙至九江城内天主堂后厢、仁慈堂对面（今甘棠南路六机部宿舍区）；1937年，迁入庾亮南路57号新址（今市人民政府大院）。新修院建有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还有教职员工宿舍、厨房和风雨球场等附属建筑，是江西天主教会总修院，担负全省五大教区神职人员的培修任务。招修对象多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教徒子弟，对教义、教规有一定的造诣。学制一般七八年，课程除普通自然科学外，有拉丁文、英文、法文、神学、哲学、教会历史等，神、哲、史课全用拉丁文教学。灵修要求严格，必须终生独身、品学兼优、年龄不得小于24岁方能晋铎。光绪三十二年，在院修士有6班共60人，是年始扩大到10班，增招修士名额。毕业后大多分配全省各地传教，仅少数人晋铎担任教务要职，有培养前途的则保送出国深造，在九江颇有影响的国籍神职人员如胡钦明、邓重葆、罗四维等均毕业于该院。历任院长全系法籍传教士，继包氏之后知名者有王安之、董默如（一作和）、文豫略、濮爱燄、杜天任等。1949年4月，鉴于主教府已南迁，修道院亦撤往南昌。
  教内会：为了协同教、铎区加强对教务和教徒的管理，推动会内念经、祈祷等活动的开展，天主教会还在城区组织各种类型的“教内会”，较典型的有神职人员加入的味增爵会、仁爱会和由普通教徒加入的玫瑰会、圣衣会、圣体军、四规会等。其旨大同小异，教人“荣主救灵”，但具体要求不一。至解放前夕，这些组织大都存在。
  味增爵会，16世纪法籍神甫味增爵创立，目的是将教士组织起来派到外方或深入农村传教，故又名遣使会。传人中国后，在浙江嘉兴创办神学院，国籍修士只有人修该院，才有资格入会。入会后有权在所在堂口办理教会事业，经济拮据可申请款项。总会设在巴黎，各地有分会。九江修道院长濮爱燄曾任九江味增爵会负责人，国籍神甫刘允文等曾入此会。
  仁爱会，天主教修女的一种团体，也是味增爵创立，本意是为收容一群无人照顾的穷苦女孩，并授以技术和教理、教规知识。传人九江后，有的成员也从事医疗、教育工作或在妇女中传教。她们会服是头戴蝴蝶形白大布帽，冬季内穿白汗衣、外套兰细呢质上装，夏穿相同形制的白布上衣，全年下着百折裙。教徒称她们为“姆姆”，其首领称“大姆姆”。所有姆姆每年要作为期一周的灵修小结，平日有差错要向大姆姆求宽免。至解放前夕，城区尚有会员21人，分处天主堂医院和孤儿院，分由法籍大姆姆高光明和董静修掌管。
  玫瑰会，崇拜耶稣母亲玛利亚，祈求圣母转祷获神佑。每日早、中、晚，信徒须右手持经神甫祝圣过的念珠，跪念玫瑰经。抗日战争前，城区老教徒尤其是女教徒多人此会。
  圣衣会，信徒须终生贴胸佩带青色或红色呢制小袋，内盛“圣母无原罪”和“耶稣圣心”两种镍质像牌。解放前，城区老教徒、仁慈堂婴孩及婴孩郎（女婴丈夫）多入此会。
  圣体军，信徒向神甫领带小会章一枚，每个主日进教堂领耶稣“圣体”，藉此祈求天主赦罪赐恩。抗日战争前，城区颇盛行，尤其是益智、培德两校的教徒和师生多加入此组织。
  四规会，主要是遵守教会有关主日、瞻礼、望弥撒和守大小斋期的规定，每年至少办神功及告解一次，藉以祈求天主保佑。据调查，解放前该会教徒曾在西园路口捐购房屋数栋，以房租作活动基金，并于每年十一月初追思已亡瞻礼日，在城内天主堂集会、聚餐和结帐。
  慈善事业天主教会在九江扩展教务的同时，还举办一系列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凡领受其“恩赐”的人，最易接受基督“福音”而领洗奉教。
  天主堂医院：光绪三年创办，设病房3间，称圣味增爵医院。六年，增筑屋舍3间。八年秋，上海仁爱会派法籍修女数人掌管院务，并直拨经费，规模渐蔚，更名法国天主堂医院。初10年仅设施诊所、养老院、男孤儿院，后20年增设免费病房、残废所。平日常派医护人员到近郊免费施诊，若遇危重病人则收治人院。九江沦陷，一度被迫迁入仁慈堂，除继续行医还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男老人，解放时在院尚有83人。
  仁慈堂：同治二年创立，原为天主教会专作收养弃婴（多为女婴）机构，由天主堂或医院兼管。光绪十三年，巴黎仁爱总会派法籍修女接办。旋于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设立孤儿院，始收孤儿20人，后逐年增多；孤儿进入学龄期即施以教育，讲授教义、教理、教规、圣经等知识，学习刺绣、编织、烹调、缝纫等手艺；孤儿成人后由院方为其择配，凡娶仁慈堂长大女子者必须是天主教徒，如未奉教应先领洗方可成婚。光绪二十四年，增设残废院；三十年，又设贫民免费医院和施诊所，免费施医药。其经费来源主要由巴黎仁爱总会、国际婴孩会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提供。直至解放前夕，堂内尚有孤儿60人、女孤老人20人。
  济世中、小学：光绪八年天主堂医院和1918年仁慈堂先后各办义学（亦称保守学堂）1所，学生在校期间，免费提供衣食和住宿，逢主日及四大瞻礼日另发食品、衣物与奖品，对贫寒子女及其家长颇具吸引力，然学校仅授教会经义、规戒，为领洗奉教作准备，被称为“保守教友”（即预备教徒）。1912年，在天主堂义学基础上创办益智女校，以办小学为主；1934年春，又在环城路创办培德小学，专招男生；1939年，因受日军胁迫两校联合上课。翌年，培德男校迁入城内天主堂东侧，至1943年增设初中部；益智女校迁入仁慈堂与义学合并，校名不变，至1944年亦增设初中部；1946年9月，将培德与益智的初中部合并成立济世中学，原培德小学部改为济中附小（亦称济世小学）；益智女校改称济世女生部，仍在原地上课。1949年解放后，男女合校，统称济世中学，原益智小学部并人济世小学（1948年秋，国籍教徒曾开办崇道小学，次秋与济小合并，两月后又自动退出停办）。1951年冬，济世中、小学脱离教会领导，由市人民政府接管。
   第五节东正教
  东正教即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基督教产生不久，渐按希腊和拉丁两个不同语系分成东西两派。11世纪中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正教（意即正宗的教会），同自称公教（即天主教）的西部教会相对峙，不承认罗马教皇有高出其他主教的地位和权力，主张主教以外的教职人员均可婚娶，教义信条亦略有分歧。16世纪末，莫斯科设大主教，又形成斯拉夫语系的俄罗斯正教。18世纪后，东欧一些国家正教也在行政上脱离君士坦丁堡自立，因之世界各地有正教自主教会15个。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大主教正式派教士渗入中国北部建立东正教会。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又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自是俄东正教士渐趋内地，由汉口而转入庐山。
  光绪二十三年（1899年），驻汉口俄东正教堂教士尼娑奉命登庐，私与约之塔寺僧听桃心持等立契，租借芦林建屋避暑，被九江府、德化县官绅察觉制止。后经驻汉俄领事函请府、县派员与尼氏面商，当场勘明另租星洲空地一块（名日另租实含芦林在内），计30895平方丈约合515亩，于二十四年七月立界订约。
  宣统元年（1909年），尼氏藉口在山俄与东欧侨民日多，为适应其宗教生活需要，在地处芦林中心建造东正教堂一座。教堂为仿哥特与俄式相结合风格，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连塔尖通高53.33米（16丈），正面饰多层石雕，庄严肃穆。每逢重大教会节日，由汉口教会派神甫阿德利昂来山主持弥撒。届期散居牯岭俄侨、欧侨均到教堂礼拜。中国人人教甚少，但在教堂为雇的华工（含厨师和看房人）及俄阜昌、顺丰公司的华员，则须参与活动。同时建有芦林别墅11幢，医院、小学各1所，游泳池一处，竟形成东正教会的社区。
  民元以来，尼氏屡移界石，不断侵占界外公地，使其占有面积曾扩至约2310亩，由此构成中俄星洲租界交涉案。1916年（民国5年）后，经江西省议会提案及旅京赣绅介入，迭与俄磋议重勘界址均无结果。迨1920年，中央政府饬令江西省政府收回驻汉俄领事代管庐山租借地之权，“但因芦林东正教租地上的房产，属于慈善团体之产业，应予照旧保护”。是年11月27日，双方再开谈判，迄1922年11月14日，始与俄东正教堂重订星洲租地合同，除圈定仍作教堂租借825亩外，余皆履约退还。
  1924年，苏联外交部致函中国外交部，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华取得的特权和庐山租借地，但对庐山东正教堂及附属房产，委以中国政府妥善管理。1938年，九江沦陷前夕俄侨大都撤走，东正教活动随之停止，所遗教会产业仅雇工看管。1939年4月，日军侵占庐山，大肆烧杀掳掠，教堂和教会9栋别墅俱被焚毁。其余房舍因年久失修，已于解放前陆续倒塌。至此，东正教在庐山的历史宣告结束。
  第六节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顺从”。伊斯兰教乃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入穆罕默德创立的一种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主要信仰安拉为唯一的神（真主，即上帝），穆罕默德等是安拉的使者（圣人，即传道人），主、圣间有天使，<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所“前定”，并信“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约于唐中叶传人中国，先后在回、维吾尔、哈隆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中传布。因回族人民多信伊斯兰教，随着他们的人口迁徙，伊教亦渐向江南流播。旧时称其为“回教”、“回回教”是不确切的，1956年国务院通知废除此种称呼。
   族教徙入九江固无回族。何时有回族人民定居和伊斯兰教传人，众说不一。一说明景泰元年（1450年），陕西回族将军马哈直调任九江总兵，率部1500余人均为回族子弟，随军带有三阿訇（教长）主持教仪、讲授经典，时日一长，部分官兵解甲与眷属散居在今北司路、四码头、莲花池、金官营、老马渡、九华门等处，就地经商务农，遂将宗教带人地方。一说清道光元年(1821年)，安徽寿县回人陶奎臣调来九江任守备、赵振卿任城防营（又称飞虎营）管带，驻扎今九华门（即北司路陶家菜园）附近，所部官兵和随眷500余皆系回族，日久部分人落根于浔，宗教活动亦随之进行。还有一种说法，九江之有回族定居，约始于道光十年安徽回民马万和赴浔开花粉店，推而论之，伊教的传人应此发端。孰是孰非，匪敢妄断。其实三说并无多大牴牾，只因受某种客观环境（如战乱、灾荒或民族迫害）影响，导致回民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没有形成一脉相承而已。据秦山僧<九江指南>“宗教编”记述“元明至清，数百年来，回民渐渐迁居于长江各埠”和九江清真寺内部资料介绍“寺内原有乾隆御赐碑刻两块”剖析，明中叶以后九江便有回民定居和伊教活动是可能的，最晚不迟于乾隆在位之后。
  规戒习俗伊斯兰教历来规定念清真经、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遵之“功课”，并提出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一）每年3个重大节日。一为开斋节，回民称之过大年，教历十月一日举行；二为古尔邦节，亦称宰牲节，在开斋节后百日举行，当日全天或半天不饮食，宰牛羊祭祀真主；三为圣纪节，即纪念穆罕默德生辰，教历三月间举行，当日族内凑钱宰牛祭祀，嗣将牛肉分给穷人，以示济贫。（二）每年1个斋月。即教历九月一整月，每日破晓前早餐，日落后晚餐，日间不饮不食，斋戒期满，便举行开斋节。（三）每7日1次聚礼，即主麻日，全族集中礼拜，每星期五举行；每日5次小礼拜，即日出前晨礼、正午晌礼、半下午晡礼、日落后昏礼、睡眠前霄礼。礼拜前须用净水沐浴，分大净和小净，意即洗涤脏物，保持整洁，节制慾性。
  境内回民全族信教，教族密不可分，有些本属民族风俗习惯却演变成教规，以致生死嫁娶均须按宗教仪式办理。如婴儿出生3日内，须请阿訇主持命名礼，用阿拉伯文封名，一般汉名为化名；男女结婚须请阿訇主持婚仪、念经，方可同房；回族男女不准随便与他族男女通婚，回女若嫁他族男子或回男若娶他族女子，他族男或女必先办理人教手续才许结亲；回民死后须先用水将亡人洗净，再将香料粉洒在3块白布上用以裹身，然后请阿訇念经，发送土葬。回民婚丧喜庆，一律不动响器和放鞭炮，严禁烧纸钱和烧香拜佛等，在饮食方面，禁吃猪肉、狗肉和无鳞、无鳍的鱼蟹，禁吃自死的家禽、家畜，鸡、鸭、牛、羊须经阿訇念经、宰杀后方可食用。
  解放前，这些规禁任何回民不得违犯，否则即以叛教论处。建国后，随着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贯彻，回民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有些戒律渐次放松，不仅婴儿取教名、结婚行教礼早被革除，连回汉通婚今亦无所禁忌。
  教寺活动教寺即清真寺，亦称礼拜寺，是伊斯兰教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和教徒聚礼等活动场所。据九江伊教内部资料介绍，自明季首批回族先民在浔定居不久，便于江边修建清真寺。然“这座清真寺，几经兴衰，有时焚于火，有时毁于内乱，连清乾隆皇帝御赐二块碑石也荡然无存’’（引自马芝祥文章，见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223页）。足见从明代宗朝至清高宗朝之间，九江确有清真寺，毁建且不只一次，惜无年份可考。
  迨至道光三十年，为了满足复聚浔城回民宗教活动需要，安徽怀宁回人、古董商钱宝昌等，倡导回民集资在江边矶湾购地一块，率先捐献木料盖平房两间，重立清真寺，人称城外寺。后因河南、安徽迁浔定居回民渐增，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约80余户、200余人，颇嫌寺舍狭小，遂扩建成有大殿、水房、客厅、宿舍等，大门紧对城墙，后门面对长江。时进出城门有时间限制，城内回民出城礼拜，虽经管带面谕只需出示衣角暗号即可出进，然仍感不便。二十八年，安徽怀宁回族旅浔商民杨遐年、马寿田等，领头捐款和募款，又在城里四码头修建清真寺一座，前后厅堂4进，人称城里寺。1935年，因修环城路，城外寺拆迁至今滨江路69号重建，占地面积515.3平方米。两寺均设董事会，负责筹集资金和聘请教长，由于执教阿訇的传教仪式有所不同，逐渐形成新教与老教两派。在教务管理上，城里寺董事会由安徽回民掌握，信仰老教；城外寺董事会由河南回民掌握，信仰新教，教派纷争时有发生。
  此外，清末或民初，居住城内镇江籍的回民，于柴桑路筠青里盖小型清真寺一座，人称女寺，后因战乱教徒离散停用。1922年，云南回人马坤（时任军阀吴佩孚部师长）曾发起在庐山建清真寺，址设正街1158号，解放初濒临倒塌，拆迁至慧远路834号重建。
  民国初年，定居九江的回族人口约100余户、400人，为了协调回民和教寺间的关系，通过回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中国回协江西九江支会。1947年8月换届，马干臣、马鸣疆分别担任董事长和理事长，至九江解放时撤销。
  1949年5月，县内约有回民200余户、900余人。6月，市、县分治，城区回民和教寺事务归市管理。县境回民较少，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回族人口为70人，比战后的1946年仅多23人，故一直未设回协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凡遇伊斯兰教重大节日或主麻日，县内教徒自行前往市区清真寺参与礼拜活动。
   第二章寺庙
   第一节寺庙变迁
  境内道、佛史上，通常是道士居宫观，僧尼居寺庵。后戒律突破，有僧居宫，道居庵，也有僧道同居神庙各持信仰，孰寺孰观难于分辨，故以寺庙统括。然久经沧桑，不少寺庙史志失载，或名存而无时、地可考，仅据有限资料略述其概，舛漏难免。
  境内佛寺创自东晋太和初年，迄南朝末，已初布全县。据史志查考，东晋后期50年左右，庐山上下（不含今星子、瑞昌县地）建寺38所，其中慧永建2所，即太平兴国乾明禅寺（西林寺前身）、伏虎庵；慧远建15所，即龙泉精舍、东林寺、讲经台庵、石门精舍（文殊寺前身）、中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遗爱寺（紫云庵前身）、龙池寺、龙泉寺、清泉寺、观音寺、天花寺，圆觉寺、定明寺；慧持建5所，即峰顶寺（天池院前身）、胜果寺、广仁寺、多佛寺、高良寺；慧远门徒及其他僧人建16所，即庐山寺、上大林寺、下化成寺、青莲寺、高阜庵、慈云院（智林寺前身）、上方塔院、下方塔院、罗汉寺、林隐寺、朝阳庵、江矶寺、觉明寺、圆明寺、清修寺、灵济寺等。按地域分，在今浔阳区的1所，在庐山上及今庐山区的各13所，在今九江县的11所。南朝寺庵又有增加，尤以梁代居多，除地处庐山西北本体的福溪庵（后改福海院）、银台庵、石塔院外，并在今浔阳区重创承天院（能仁寺前身，本滥觞于东晋，经毁无考，俗谓“肇自梁武”成习，姑且从之）。晋至南朝时，境内道观在萌生，始有奉祀传为得道升天者的匡君庙、刘越洞天、董奉馆等。
   隋至北宋间，县境僧侣曾遭大业“因僧毁寺”、会昌“勅毁佛寺”和开宝“翰兵屠城”等厄运，然风波过后，官府和社会对寺僧的资助尚优厚，使之不仅对大林、东林、西林和承天院等名刹屡毁（含火灾）屡修，且新建大批中小寺庵和千佛、大胜塔，成为县内佛寺史上的鼎盛期。据可考的资料载，隋在庐山上新建中化成寺l所；唐建12所，在今浔阳区的有兴果寺，在庐山上及今庐山区的有下大林寺（旧名资圣寺）、金竹庵（亦称筋竹庵）、九峰寺（亦称九峰庵）、兴福庵（亦称兴福院）、月轮寺、马祖寺、香积寺、题恩院，在今九江县的有青龙寺、白华寺，在江北原浔阳县属的有佛母寺；南唐建7所，在庐山上及今庐山区的有佛手庵（竹林寺前身）、崇胜寺（即圆通寺）、报国寺（在白云峰下的）、龙潭庵、尊胜寺，在今九江县的有毗卢寺、妙因寺；北宋建12所，在庐山上及今庐山区的有天池院（又名妙吉禅寺）、铁船庵、下崇福寺、杨岐洞寺、云溪寺、报国寺（莲花峰下的）、龙门寺、卧云寺、铁骨庵（铁佛寺前身）、宝积庵，小龙池寺，在江北的有青福寺等。但自建炎至绍兴年间，因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境内毁坏寺官不少。终南宋之世，有年代可考新建的寺宇仅6所，即在今浔阳区的舍利寺，在今庐山区的兴隆寺，在今九江县的广泽寺、隆教寺、法兴寺，在今湖口县属鞋山的大孤山庙等，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唐宋时的官观稍有创建，除将原匡、刘、董等祠庙先后改建为广福观、刘越观、太乙官（即祥符观）外，较著名的唐有九天使者庙（太平宫前身，在庐山西北麓）、紫极官（天庆观前身，在浔阳城区）；南宋有清虚观（后改清虚庵，在庐山锦绣峰下）、洞庭顺利之祠（后改寿圣观，在浔阳城区）等。
  元、明、清三季，县境寺观历经由衰转兴再败落的曲折。元建寺庵寥寥无几，仅有在今九江县域的仙女池寺、一心寺、青莲庵等3所，而元末兵乱竟将境内寺庵、宫观毁去十之七八。明洪武和万历年间曾两度复兴，有明一代新建佛寺达数十所，主要分布庐山上和山腰，可考者有定慧寺、法堂庵、弥陀庵（后改火莲院）、铁塔寺、林隐院（后改赧封寺）、千佛庵、东隐庵、白云庵、宿云庵、般若庵、云峰寺、云中寺（亦名仰天坪寺）、黄龙寺（旧名鹿野禅林）、千佛寺（亦名金竹坪寺）、法海寺等；山下在今庐山区的有半云庵、三教庵、佛华庵、竹林庵、罗王殿、白龙潭庙，在今浔阳区的有海天寺、兴隆庵、观音阁、太保庙、大王庙，在今九江县的有龙泉寺、浴佛寺、仁寿庵、云兴庵（傅公寺前身）、荆林庙（咸居殿前身），还有江北的云溪寺、青龙庵、大王庙和鄱湖鞋山的宝陀寺等。道观方面，先是元末明初保存或新建竹林寺、圭壁庵、锦绣庵、莲花庵、水天庵，僧道交替住持；继于城区建南门观、山腰修神龙官、山下筑观易台（堂）；值得提及的是，明清之际县内城乡修建三宫殿、三官庙、吕祖庙、许真君庙多处，仅万寿官达7所，本为民间奉祀的神庙，然所祀神主又系道家崇拜的偶像，神道不可分割。清代前、中期亦修复部分寺观，但咸丰年间又大多毁于战火。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德化县志>辑录，全县寺观（不含单纯祭祀性祠庙和无年代、地址可考寺庵）共262所，其中已毁40所。所存222所中，在今浔阳区的22所、庐山上的38所、庐山区的70所、九江县的74所、江北的18所，多为咸丰后期与同治年间重修，规模远逊于前。
   清末至民国初年，民建香火神庙多，佛寺、道观少。据1930年（民国19年）5月九江市政府调查统计，市区有僧道活动的寺观（含神庙）共43所，其中僧尼居住40所，即关帝庙、关帝坡庙、东岳庙、府城隍庙、五帝药王庙、火帝庙、水府庙、三王庙（有二，疑三圣庙和大王庙之误）、康王庙、灵官庙、吕祖庙（在烟水亭）、九顶娘娘庙、广娘娘庙、都天庙、白马庙、相公庙、紫云庙（有三，一在九华门、一在雷家塘、一在西园巷后），万寿官、天后官、既济官、天花官，龙池寺、能仁寺、舍利寺、普润寺，西佛庵、观音庵、慈孝庵、清平庵、一缽庵，地藏林、慈航阁、观音阁、观音堂（有二，一在关帝坡，一在梅花巷）、念佛堂、降福亭；道人居住3所，即南门观、宣化官、杨泗庙等。庐山有僧道活动的寺观13所，其中僧人居住7所，即青莲寺、莲花庵、云中寺、天池寺、大林寺、上林寺、黄龙寺；道人居住6所，即纯阳殿（在仙人洞）、玄妙观、白云观、报国观、神龙官、天花官等。
  民国时期，县境岷山、赤湖等地区，先后遭受国民政府军和侵华日伪军多次“扫荡”，不少寺庙沦为废墟。至1949年6月，全县（不含市区和庐山）仅存寺庙（含神庙）130余所，其中在今县域内72所，即沙河街镇的吉祥庵、关帝庙、许真君庙、穆家堰娘娘庙、罗塘娘娘庙、林家垅庙，江洲乡的青龙庵、回龙庵、关圣殿、观音堂、巫噬庙、前埂娘娘庙、秀王庙、相公庙、同兴福主庙，城子镇乡的落林善寺（旧名岳林寺）、自来庵、晏公庙、太子庙，棉花原种场的青龙寺、白华寺，永安乡的茶庵、万寿官、火王庙，洗心桥乡的龙泉寺、万福寺（旧名望佛寺），长山乡的觉明寺、仁寿庵、指月庵，涌泉乡的胜果寺、仙女池寺、一心寺、黄荆庵、石仙庵，新合乡的享林庵、三山庙、毛安庙，城门乡的多福寺、兴良寺、白鹤寺、天井窝庙、大王庙、蟠龙庙、徐畈娘娘庙、白马娘娘庙、徽州娘娘庙、黄凹娘娘庙，狮子乡的清修寺、隆教寺、张天庙，沙河乡的白云庵、履天坡庙、头堰庙、三堰庙、司命庙、蛟滩娘娘庙，岷山林场的高良寺、云昙寺，岷山乡的观音庵，黄老门乡的定明寺、灵济寺、通田庙、祈丰庙、万寿官，马回岭乡的法兴寺、秀峰寺、回龙庵、灵官庙、杨家庙、朝天庙、龙王庙、咸居殿等。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对于进行正常佛道活动的寺庙实行保护政策，不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拆毁，并将名官古刹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观念形态的更新，人们对于寺庙大都采取凡深山僻野濒临倒塌的不复修，被水火灾冲倒或焚毁的不再建，保存较好而又空无僧道的则利用其办乡农会、高级社或学校、敬老院，但在激烈的群众运动中人为地“拆庙毁菩萨”亦有之，故境内寺庙日趋减少。据1956年12月对5个区14个乡(占当时全县42个乡{)的调查，有僧道居住的寺庙共41所，即新港区江矶乡的江矶寺、天花官、大王庙、布袋冲庙、韩晟庙，新港乡的如来庵、天花官，桃花乡的竹林庵、茅屋庵，高山乡的高山庙；大桥区邓桥乡的白泉寺、白马庙，周岭乡的香积寺、代天寺、马祖寺、观音阁，大桥乡的方竹庵、朝阳庵、天花官、铁叉将军庙，谭畈乡的狮子庵、上天花宫、下天花官，妙智乡的定慧寺、归元寺、铁佛寺、紫云庵、半云宫、报恩观、上公庙，女儿乡的一缽庵、地姆庵、天花官；沙河区双塔乡的西林寺、东林寺、三教庵，春泉乡的碧云庵、报国观、履天坡庙；马回岭区长垅乡的圆通寺；港口区团结乡的自来庵等。1963年7月，县人委再次组织检查时，全县僧道居住的寺庙减至16所，即新港公社的江矶寺、大王庙、布袋冲庙、韩晟庙、天花官、竹林庵、茅屋庵，长岭公社的高山庙，周岭公社的马祖寺、白泉寺、白马庙，大桥公社的朝阳庵、铁叉将军庙，沙河公社的穆家堰娘娘庙、履天坡庙，港口公社的万福寺等。到1966年破“四旧”时，这些寺庙的佛、神像和法器均被销毁，庙宇逐渐拆除或改作他用。
   第二节主要寺庙
   为了存史，俾供研究，兹将1949年6月尚存于今县域主要寺庙（不含单纯香火神庙）的变迁作扼要记述。
  定明寺东晋太元年间僧慧远建。位于今黄老门乡青岗村。因年代久远，屡有毁圮。元至正初僧定乘复兴，十二年(1352年)兵燹。明宣德年间僧慧湛、成化年间僧性琼相继再修。清顺治初僧容谷重修。民国时期，寺区占地面积约4亩，寺宇一进两重，前后均有佛殿，供奉观音和韦驮菩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庙会，香客颇多。1952年寺舍被拆除，砖木用于修建马回岭小学。寺区原有古银杏一株，1958年伐作添制公物。
  多福寺东晋太元年间僧慧持建。位于今城门乡金兰村。南宋伊始渐次衰落，王十朋游后曾写诗叹道：“蜂巢悬板壁，燕垒满空梁”；“蝙蝠伏盈室，尘埃堆满床”。元末兵毁。明正统年间僧道清复兴文昌宫，正德年间僧德秀再修。清咸丰年间又毁。民国时期众姓集资重建，寺区占地面积1.4亩，寺宇一进两重，正殿供奉许真君塑像；前殿悬挂一钟一鼓，直径各约80公分，钟重约750公斤。抗日战争胜利后，借寺舍开办朗山乡中心国民学校。建国后，停止香火活动。1956年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改作金兰综合加工厂。1958年“大炼钢铁”中，将铁钟运往九江冶化。1967年，原房全部拆除，砖木用于修建金兰敬老院。
  胜果寺东晋太元年间僧慧持建。位于今涌泉乡黄洞村。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兵毁。明洪武年间重建，不幸又遭回禄。宣德年间僧仁弘增修，弘治间僧圆昭再修。清顺治初塔寺荒废，百丈宗远禅师为之兴复。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毁于兵乱，同治年间重修佛殿、僧房数间。民国初期，有寺宇两重，内供如来等佛像。1934年（民国23年），地方民团拆去前重修碉堡。1950年利用空宇开办黄洞村学，1958年为扩大小学规模，就地拆除重建。
  高良寺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僧慧持开创。原址位于今岷山林场五分场高良山，因山名寺。中有毁圮。唐贞观年间僧道性重修，香火一度甚旺，常住僧达百余人。元末兵燹。明洪武六年（1373年）僧永隆重兴，成化十年（1474年）僧圆喜、正德三年（1508年）僧明贞俱再修，明末厄于火。清初移于大岷山陈家垴山麓开基重建，计有大小殿宇、僧房48间，内供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菩萨及四大天王、五百罗汉等塑像。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出没其间，因之先后遭敌三焚，致成废墟。1945年秋后，有位俗姓彭的本籍僧人，利用残砖剩瓦搭起寺宇3间，仍称高良寺。1975年改为岷山林场寺垅营林队职工宿舍，1983年就地拆除重建。
  觉明寺东晋时僧海印建。位于今长山乡西河村失母洞口。后屡有修葺。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兵毁。明洪武初僧德本重兴。清嘉庆初年，于寺内建社仓储社谷。咸丰三年（1853年）5月，清军与太平军沿沙河至瑞昌一线几经遭遇，乱兵拆毁仓屋，劫去社谷。清末至民国时期，在此创办西窑初级小学，1956年拆除重建新校舍。
  清修寺创自东晋晓天僧，因名晓天寺。位于今狮子乡三桥村慈姑岭。相传寺成之日，山石忽开，清泉涌出。后清修僧重兴，改称清修寺，并凿泉池亩余，水洁烹茶有香。清咸丰三年（1853年）兵毁，同治三年（1864年）僧易凡重建。民国时期，有寺宇一进两重，内供如来、文殊、普贤三尊大佛。抗日战争前，曾在此开办塾馆和小学校，战后设立黄金（后改名惺予）乡公所。建国后，长期空无僧道。1966年破“四旧”拆除，砖木用于扩建公社林场房舍。
  白华寺唐时建。座落今县棉花原种场二分场。久经沧桑，迭有修葺。民国时期，有殿宇两重，面积136平方米，内供许真君塑像，常住二道人。1950年土改后，停止香火活动。1951年，县公安大队借作劳改农场宿舍。1958年迄今，先后用作幸福大队、具棉种场农副产品加工厂。
  隆教寺南宋绍兴年间创建，明天启元年（1621年）移建。位于今狮子乡龙岗村。时有殿宇一进两重、东首大殿一重。清咸丰六年（1856年）兵乱，拆毁前重、神像甬壁及许真人殿。七年，修复前半重，所存神像均移于后殿。民国时期，寺区占地面积约0.8亩，有殿宇两重，主供许真君塑像。寺下首有古枫1株、大枫树3株。1949年，惺予乡公所迁此。1950年起，先后曾作龙岗乡农会、乡政府、乡人委驻所。1959年，就地拆除重修龙岗生产大队部，4株枫树伐作建材用。
  法兴寺南宋宝庆年间僧庆祯创建。位于今马回岭乡杨柳村塔山麓。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兵毁。明永乐年间僧智亨复兴，景泰年间僧古泉、成化年间僧圆镛俱再修。明末将圮，清顺治年间僧四印重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生员方报国、监生熊光裕等增修前殿。民国时期，有殿宇一进两重，内供三灯大佛，香火一度较盛。日军侵县期间，寺宇渐次荒败。抗战胜利后，稍加修缮办塾馆。1957年拆除，拟将砖木用于修建新设置的六祖乡人委，尚未兴工六祖乡即并人马回岭乡，建材渐散失。
  一心寺元末始建。位于今涌泉乡涌泉村祝家畈。明、清时期，有殿宇两重，房屋25间，内供弥勒佛，住僧有时多至近百人。清咸丰六年（1856年）兵毁。同治年间缩小规模重修，内祀伽蓝神。民国时期，曾在此开办长岭乡中心国民学校。1956年，继设涌泉小学。1958年拆除，砖木运至新塘铺扩建新塘小学。
  龙泉寺明僧月空建。位于今洗心桥乡丁家山村。明、清时期，有寺宇一进两重，僧房10余间，内祀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三尊大佛，环境幽静，僧侣踵至。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知府董榕游此赋诗赞日：“无意得佳境，萧然祗树林。过冈殊窈窕，入径已幽深。红叶酣山色，清泉印道心。琅歼藏福地，四望少尘侵”。民国时期，先后在此办过私塾和保学。1953年拆除，砖木用于修建生机林小学。
  白云庵明代末叶建。位于今沙河乡毛桥村。清至民国初期，有庵宇一进三重，僧房10余间，内供万法祖师、十八罗汉等佛像。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分别举行庙会，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高峰年多达数千众。日军侵县期间，遭受严重破坏。解放前夕，仅存地产（含庵后竹林）30余亩，殿堂两重，香火萧条。1966年破“四旧”，砸毁佛像。1970年拆除庵宇，庵产由沙河毛桥大队和黄老门中岭、分水大队分享，砖木分别用于修建毛家桥铁路乘降所和中岭小学。
  祈丰庙清乾隆年间众姓募建。初址位于今黄老门乡大塘村骆家堰河东，后被山洪冲颓迁于河西山麓。民国时期，有殿宇三幢，正殿居中东向，一进两重，内供两位“太尉公公”（亦称“和合”二仙），俗传兄弟二人得道升天同封太尉官，故又名太尉庙；偏殿居南亦东向，一正三间，分祀地藏王和文殊、普贤菩萨；侧殿居北横向正殿，内奉韦驮菩萨。日常香火由住持道人看管，重大法事得经康、曾两姓案首邀集各案负责人商定。建国后，先后利用庙舍开办通远村学，或作通远高级农业社、木业社和大塘大队驻所。1968年拆除，砖木用于修建大塘小学。
  履天坡庙清乾隆年间建。位于今沙河乡天坡村。有庙宇一进两重，中辟天井，总面积约250平方米。前重为钟鼓房，后为正殿，内供天王和祖师菩萨。香火活动延至1964年初，有常住道人、道姑或斋公、斋婆2—3人。是冬，为了解决他（她）们的生活出路，分别安排到公社农牧场或就近生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1967年拆除庙宇，砖木用于扩建公社农牧场场舍。
  兴良寺古称卓岭庵，位于今城门乡兴联村，坐童家湖汉，面对尖山，兴废沿革不详。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建，改名兴良寺，因内祀圣母福主，俗呼圣母庵。咸丰初年兵乱，尽被拆毁。同治二年(1863年)复修，有正殿两重，僧房8间。民国时期，香火较旺。建国后，无僧道居住。1954年，遭受百年未遇洪灾，行将倾圮，由是群众自动拆除，砖木用于兴办公益事业。
  青龙庵清嘉庆年间建。位于今江洲乡前埂村。咸丰三年（1853年）兵毁，同治元年（1862年）复修。民国时期，庵区占地面积约10亩，庵宇一进三重连五，内祀许真君和文昌帝君塑像，并有戏楼和看台，凡遇福主生日和重大法事，即请戏班唱戏。解放前夕，曾有志修道人住此，每逢中秋来临便沿村打梆化缘。1951年，利用庵舍创办洲头初级小学。1954年冬，在此设立复堤堵口指挥部。1956年，拆除庵舍，砖木用于修建桑落小学。
  吉祥庵清道光年间建。位于今沙河街镇杨花村细塘坡。咸丰年间兵毁，同治十年（1871年）重修，内供都天菩萨，俗称都天庙。1938年，庵宇被侵县日军烧毁一半。1940年，当地民众集资修复。1951年初，停止香火活动。1958年冬，拆除庵宇，砖木用于修建大队敬老院。
  云昙寺位于今岷山林场第四分场株岭西北部。据清同治<德化县志>载，约于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此处建有龙王庙，未知毁于何年，仅遗银杏一株，大可十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当地黄姓牵头，约同李、夏、邹姓民众集资，在古庙旧址重修佛寺一所，有殿宇两重、僧舍8间，取名云昙寺。住持僧本道俗姓黄，曾于寺前银杏树下方拙池蓄水饮用，故后人称其地为黄公池。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赣北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经常在此活动，屡遭敌人焚荡。解放前夕，仅剩残破僧屋两间。50年代中，岷山林场加以修缮，权作护林员寓所。80年代初，就地拆除，重建四分场营林队职工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