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五柳先生传
   （晋）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日：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日<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飓，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人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桃花源记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以上三篇均录自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
   靖节公墓田屋祠基池洲记
   （明）李梦阳
  陶渊明公墓，德化面阳山也，为九江卫军张祥辈据毁焉。山下有塘，前荒地平而方，长二丈五尺，阔四尺，瓦砾积焉，疑树坊处也；渊明屋基，山下东止石墙脚，西田坳，北去墓山下一十丈，阔二十四丈，亦张祥辈据之。其祠与洗墨池则在鹿子坂，东止古枫树，南止河，西止松树，北至古塘墙脚；田大小六十二丘，计二十七亩八分二厘六毫，为南昌左卫军田仲仁、方志达、张福善、甘真一、德化民张玉顺辈所据。祠基之前水冲为沙洲，长二十五丈阔十二丈洲生杂树一百三十五株，约围二尺。又水冲其碑跌出，始予按九江府也，教读罗允中鸣其事，已使官勘之矣。正德八年再按府，则使府经历齐璋、千户赵中勘拘其递年里甲钟允康等并老人、邻人、高年人，审勘一一得实，画图、造册明白矣，又发知府李从正指挥同知邵继宗令勘果实，张祥等各心退所据墓山、屋基、池洲等悉如勘数，而俾陶之裔孙老人陶琼等领业焉；诸侵葬于其墓山、屋祠基军民墓，知府从正悉令迁之，而于渊明公故墓所崇土为表识，皆有条理明白，故画墓山、屋祠基、池洲等图为之志焉。
   （原文曾勒石立于面阳山陶靖节祠，后毁于兵乱。今据彭泽<定山陶谱>重镌嵌于迁祠内）
   诗话
   （明）赵光忭
  认取英雄豪杰真肝胆，打破月露风花烂本头，虽“三百篇”以来之诗始有定衡。盖英雄豪杰之诗与妇人女子异，其意拓落，其词隐奥，其言愈切愈痛，而气愈激愈亢。末学浅识者律以“温厚、和平”四字，则弄月嘲花之句以敲金戛玉之声收之；而大英雄、真豪杰反在绳之外矣，使彼持删述之。衡<南山>、<正月>而下，定谓激切伤雅；何人《巷伯>之篇，不几怒骂无章乎？取其词严义正，特列之雅，垂训万世，此所谓英雄豪杰之诗也。若当怒而不怒，当怨而不怨，非庸懦无耻，则拂情灭性、失理之常，而顾日“温厚、和平”也，悖哉！圣王之世，不俗一夫一妇不得其所，采其诗歌迩之听睹，以时省而励厥政。夫一夫一妇之失所几何？圣王尚且怜而采之；英雄豪杰一失其所，而天下之失所者多矣，关系岂但一夫一妇已耶？无术以揽英雄之心，幸其有言剖肝示我矣？大难之端非英雄不发，大治之道非英雄不开，听言知微，天下之隐括在是。盖以志始者以诗终之，以愤发者以乱成之。不肖加贤智厄愚，通始必愤，愤必怒，怒必谋；群怒集而谋以党固，愤遂不可解，怒遂不可释，无以遣之必至于戈而后已。礼苟自防，不敢为乱，其怒欲杀、愤欲绝，沉痛哀伤之意举消磨于一唱、三叹之间；克己用心，良可悲悼，艰辖困顿之余，作用正自不小，而复不省览此<离骚）之士，欲排阊阖而叫帝也。若夫有志易愤不诗而乱天下事，又当何如？即夫妇不白之隐，闾闾颠沛之状，众人不能言而英雄豪杰代之言，核事告情，足当敷奏。论诗之家每每舍大取小，弃本求末，摘声律之微疵，掩盖代之宏志，何足窥作者之藩篱哉！
   庐山草堂记
   （清）文德翼
  宋郭淳夫论山，以为可行不如可望，可望不如可游，可游不如可居，信是言也。可游、可居者存乎山，肯游、肯居者存乎人，行而不望，望而不游，游而不居，山不可哉，人不肯也。予始得居山，习山于雪前雨后，烟外云中，春秋异态，朝莫变形，安步代车，屐力所及。视向探寻可数旬月，辄如平生未曾经阅，又侣汗漫，今始归来，予心乃私自肯，寻丈而言不如行也。咫口涎目眺济胜欲飞者，既乏远神又亡静气，既鲜雅志又丧奇怀，三宿嗒然一朝而返，清泉、白石叹食言而肥矣！予数居山之富，有远法师笔，有云篮纸，有胡用琮授墨，有陈氏甲秀堂法书，有郑元素青牛谷所藏真迹，有李公择所藏书，有龙泉上人方竹杖，有李正臣玲珑小石，有黄山谷四说堂所书<范滂传>，有岳珂<程史>，有钟离权火珠丹，有慧日禅本草。富如是，而人顾不肯，未审所肯者何也？五里雾与十里雾、四十里帐与七十里帐势尚可敌，欲以阙城、墟落同山而语，悲哉！草堂自太原人去后八百年，石门禅师始为是物主。师受法于昙华寺，说法于萝卜园，予不及见。其人上座静极，不忍草堂草一丈也，手除之，招予游，且居之。予居山矣，居山者何？必草堂浊醪，不失为弱女也。人不居山矣，不居山者何？但草堂苦茗，且将为酪奴也。记生而十岁，行则行山，住、坐、卧则望山，未二十而游山。山，庐山也。自是厥后，望泰岱，望天台，望雁荡，望武夷，游者吴楚间物耳。然诵陶生诗曰：“众鸟欣有{乇，吾亦爱吾庐。”<春秋）传凡称我者，鲁也。庐，固予之鲁矣。予年且五十，虽欲不肯不可矣，恨不以此意得如淳夫笔力图之，老去可作“众向堂”，不诬也，不诬也！
   （以上两篇录自清同治<德化县志·艺文志>）
   春风楼记
   骆应炳
  白鹿洞之东，为紫阳书院。其前为贯道门，门以东为文会堂，堂之最后为春风楼。春风楼者，乃主洞日与诸生相接见以为讲习课艺之地而下榻于此者也。楼高二丈许，阶三级，七架五间，旁有斋厨，东西屋各三间，而中院露井，周围约十丈。花木葱蔚，不待艺植而生者，红紫嫣然不胜数。而惟芭蕉为尤盛，去故得新，根益深茂，春生夏长，高可齐屋，心常卷雨，叶欲呼风，每当溽暑绿荫窗扉，虽骄阳亦莫能逞。砌下旧有流泉绕阶渠而出，创引于先师太戴筤圃先生，惜后来湮废不治，仍令其汩没于蔓荒间也。楼址接山，地当僻静，一似无可远眺者。然楼之外，前出百馀步，有独对亭在焉，每暇辄与二三子小坐其间，望五老之烟云，玩枕流之泉石，俯仰飞跃，胸趣环生，则楼外之溪山，无非楼中之清玩矣。而且欲穷经籍则有御阁之藏书，欲搜古藻则有刊壁之石墨，凡鹿洞之所有，靡不足以供斯楼之取携矣。居此楼何幸如之？或日：楼以春风名，谓其春气迎人，和风扇物，士之游此者披拂之而无不化也。循名责实，称此为难，抑吾思之，夫春风每岁一度，而此楼百年常存，则楼为主而春风为客也。或又日：住此楼者即为主人，是楼固主者之居停，而春风之所被又未必专属于此楼也。且楼有时而兴，有时而废，有时而盛衰，住此者有时而去来，是春风可岁岁为主人，而此楼与住此楼者又不啻俱为过客也。余不才，寓居此楼者凡四年，今将辞而归，是亦一过客也。然所过之地，不忍忘也，故为之记。
   （清道光甲午十四年秋月撰书于白鹿洞）
   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
   （民国）黄远庸
  远生日：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瓷睢无道，惨酷不佳，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强雄桀，此其品类不同，阶级亦异，然其享全国最高之奉，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轸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何则？以其为奴隶而非平民也。读者疑吾言乎？革命以来，吾清洁高尚之国民，以爱国之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此所谓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这烈也。顾国体既定，则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而议论风起，造作党会者亦得游手而饱食；独吾伤痍满目、困苦无告之国民，惨为天僇之奴才。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此无他，以其为奴隶非平民也。呜呼！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真正平民听之：文明之政府、文明之司法、文明之警察，皆以保护文明贵族，非君等所能享受；高尚之学理、深远之政策，皆以扶植贵族势力之用，非君等所能归纳于其中，君等可以休矣。呜呼！百万之贵族听之：吾闻“多行不义必自毙”，又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不忍人之心者非人”，君等试思今日中国是否多数幸福抑系少数幸福？此等惨醅不仁之幸福，吾少数人者若稍有良心，宁忍不泣血剖心以自谢于国民之前！若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议日“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
   （原载1912年11月27日<少年中国周刊>）
   还乡
   杜宣
   我的故乡，在汹涌澎湃的扬子江滨，雄奇挺秀的庐山下面，距离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只有几十华里。真是水秀山明。
  在太古的时候，这儿可能是一片江湖，’后来积沙成洲，所以过去叫做江州。伟大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不就是谪贬到江州来做过司马吗！又因浔水的关系，所以又叫做浔阳。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就是以“浔阳江头夜送客”来做始句的。现在叫做九江。
   这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在这个城市的内外，有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丰富遗迹。
  汉高祖时代以擅长筑城工程著名的大将灌婴，在城内开凿了一口奇异的水井。据云井底通到长江，当长江有风浪的时候，井里的水也会掀起波涛，并可听到汹涌的涛声。因此名为“浪井”。我国古代很多大诗人对“浪井”都留下了歌颂的诗篇。如李白有“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苏东坡有“胡为井中泉，浪涌时惊发”等诗句。
  在三国时代，九江是东吴的重镇。周瑜就曾在这里驻节。市内的甘棠湖，过去畅通长江，据云周瑜就在这湖内练水军。当时周瑜都督府所在的街巷，后来人们就叫它为“督府巷”。就在督府巷旁边，还有一条“小乔巷”，据说当年周瑜和美丽的小乔就住在那里。历史的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但人们总欢喜自己的城市多一点历史意义，所以这种遗迹，大家都津津乐道。
  晋代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故里，离市区只十五公里。那是在庐山香炉峰下面。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就是指庐山。我国抗金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夫人的墓地，就在陶渊明故里的附近。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也在庐山下面。宋代另一位理学家周敦颐（濂溪先生）埋骨的地方距离市内只有七、八公里。
  不仅是历代的英雄豪杰为这城市留下了不少胜迹，诗人们写出了不少动人的篇章，就连著名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有些人物和情节与这个城市也都有着密切关联。戏曲中的传统剧目<浔阳楼>和<柴桑口>所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但是自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我神圣的国土，九江也被辟了租界。帝国主义的兵舰就停泊在江中。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建教堂，开商店，办学校。庐山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夏季的乐园。九江则是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和大地主们的花花世界。
  当年租界中人行道上，只许外国人和穿西装或长衫的高等华人行走，穿短衣服或挑东西的中国劳动人民一律不许走人行道。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曾经因走在租界的人行道上，被印度巡捕用木棍痛击了一顿。他回来后那十分激愤的情景，几十年来我仍然不能忘怀。
  因此我在幼年时代不欢喜我的故乡。我更不愿进那带着十足的洋奴气的学校。我厌恶那些以满口洋文为荣的教师和同学们。所以经常逃学，到乡间或者湖上闲游。有时就关在家里读古诗或练擘窠大字。当时思想苦闷极了，一心想离开故乡。
  我是十七岁那年离开故乡的。虽然在少年飘泊的生涯中，每当凌晨午夜的时候，常常浮起无限乡思，但多半是怀念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谈天，也很少谈到我的故乡。不知怎的，一想起故乡，我眼前就会浮起那些丑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那些买办洋奴们的形象，因此我不愿意想起故乡，也不愿意回到故乡。
  一九三七年，当抗日的烽烟迷漫祖国大地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当时到处都是京沪一带的难民和救亡宣传团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的侵略面前，洋奴和地主们有的逃跑了，有的敛迹了。蒋匪帮的统治者们也在那里发抖。只有故乡的劳动人民和青年们，充满了愤怒和复仇的情绪。古城在抗日的号角中，矗立了起来。我开始感到故乡的确是可爱的。那次在故乡没有待多久，于兵马仓皇中，我离开了它。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
  在漫长艰苦的八年抗战中，我深切地怀念它。在故乡沦陷后，据说我幼年生息过的旧宅，给日本军队拆毁了。八十多岁的姨祖母给日本军队投在她家门前小河中淹死了。故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受着残酷的践踏。我带着满腔悲愤听着关于故乡的一件件消息。我感到故乡是美丽的，是可爱的。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我要回到故乡。
  当八年抗战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的时候，我和每一个人一样，很想回到故乡去看看。但是由于蒋匪帮白色恐怖的统治，不能回去。那时，庐山又成为美帝国主义分子和蒋匪帮们享乐的场所，人民还在深沉的痛苦中受着熬煎。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故乡的情况完全变了。每次收到家里的信，报道的都是妇消息。解放后的十多年来，一直想回去看看翻了身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样儿，但是由于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今年五月，有个偶然的机会到江西去工作，因此得偿还乡的宿愿。
  这正是东风万里，春光无限，到处花团锦簇的时候。我从南昌乘南浔铁路火车去九江。铁路两边大麦已黄，小麦正长得十分挺秀。秧田水满，有个别地方已开始插秧。正是“漠漠水田飞白鹭”的大好时光。
  火车经过黄老门车站，阔别多年的庐山就巍然在望了。心里不禁有些悸动。想起自一九三七年一别，距今已整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我们的祖国经过多么巨大的变化，而这青山依然无恙！
  火车到了九江后，我毫不踟蹰地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因为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的故乡。但是当我走出车站之后，我感到莫大的震动。我怎么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城市、陌生的城市？原先那些矮小破旧的商店不见了，一条条狭小的崎岖的小巷不见了。原先是唯一的宽阔大街——大中路，怎么现在感到这么窄小？而在车站出来后的右首，建筑起了雄伟的大桥、广阔的马路。从桥上望过去，右边是美丽如画的甘棠湖，左边是奔泻万里的扬子江，后面就是高插云霄的庐山双剑峰。怎么我的故乡变得这么雄奇而俊秀了？
  我慢慢地想起了，从前这湖边是没有马路的，而是鳞次栉比的一幢幢小屋，和一些纵横交错的陋巷。里面住着一些终年愁柴缺米、长吁短叹的劳动人民。
  在解放后十多年的岁月里，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为这个美丽城市的主人；很自然地，他们要求把自己的城市建设得更美丽。陋巷拆去了，建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沿湖马路。在整齐的湖岸边，种植的林木，已经绿树成荫了。另一边则盖起了一幢幢电影院、剧场和餐厅。看得出，从城市规划上，已经把这里当作全市的文化休息中心了。
  在下车的一瞬间，看到故乡这么巨大的变化，真使我惊讶不迭。我完全忘记了连日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到幼年时代最熟悉的地方去寻找昔日的游踪，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在阔别的这二十四年中，经过了几次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和蒋匪帮两次大破坏，把故乡搞得残破不堪。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将过去消费性的城市改变成为生产性的城市。所以围绕在城市的四周，盖起了一座座工厂。过去的十里铺，那是通往庐山的古道，是我们小时候春游的地方，当时只有几家茶馆棚子，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新的工业区了。一座座大型工厂盖起来了，新型的工人住宅盖起来了，百货商店和一些服务性的7商店也开设了起来。它的规模和气势就和上海郊区闵行一条街一样。
  我十分喜爱这个工业新区。这儿是一片全新的景象。过去我们只有在冥想社会主义前景时才会在幻象中出现的，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这儿的气势雄浑，以苍郁雄伟的庐山作为屏障。浊浪滚滚的扬子江，就象一条金色巨蟒在它面前奔腾跳跃。而一座座大烟囱则象高大的乔木森林一样。
  过去这儿是一片荒芜的湖田，我幼年时代常到这儿来钓鱼的，今天却成为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了。看到这些，兴奋欢快的情绪，真是叫人难以抑止。
   回想起从前九江，只有设备十分陈旧的两家工厂——一家火柴厂和一家纺纱厂，加起来不到两千工人。当时纱厂上下班都要放汽笛。这几乎成了全城的报时信号。孩子常常说：“纱厂放汽了，我们该吃午饭了。”或者母亲说：“纱厂放下班汽了，怎么孩子还不回家？”
   走到江边，又是一番新的气象。帝国主义的兵舰，早已被我们驱逐出去了。什么英日帝国主义的太古、怡和、日清等公司的轮船，一艘也看不见了。外国洋行的旧址，多半改作了仓库。昂首阔步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洋奴们已经绝迹了。过去江边码头上，是流氓盗匪的世界。外地旅客，曾把九江码头视为畏途。不是携带的银钱细软会不翼而飞，就是遭到无理的敲诈和勒索，而警察和盗匪又是勾通一气的。码头上经常是吵骂、打架和哭声震天。现在码头上秩序十分良好。制造帮会盗匪的反动政权，已被彻底打垮。就业人口不断上升，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人民的道德精神大大提高。年老人和小孩子在上下码头时都得到扶持。旅行的人到了码头，就如同回到家里一样。
  我在街头巷尾，城里城外，到处漫步。走遍了整个城市，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故乡已彻底地改变了，改变得连原先在这里长大的人，一点也不认识，真如同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样。
  另外，在我下了火车后，还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感觉，就是乡音给我的特殊感受。在我离开故乡的二十多年岁月中，我很少有机会运用故乡的语音讲话。这种语言长久以来只是我思想中的语言。当我构思作品的时候，默读书报的时候，或者用心算的时候，才有这种语言在我脑子里出现。这么多年来，我虽然每天都在运用着它，但都只是无声的语言。解放后，只是在我的父亲、母亲偶然到上海时，我和他们谈话才是用故乡的语言。除此之外，我很少有机会听到或说到。现在，忽然随时随地都听到这种语言，猛地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的习惯里这是最亲切的声音，一听到这声音总以为是我父亲或母亲在说话。而当我猛回头一看，发现是另外的陌生人时，我才意识到：是啊，这是故乡，这是乡音啊！
  是的，我已经回到故乡来了。解放后的故乡和解放前的故乡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推翻了，故乡已经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因此故乡是可爱的，乡音是既亲切而又悦耳的。
  由于政权性质改变了，城市的风貌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小城市里，是畸形的繁荣，到处是酒楼、妓院、奢移品商店，一切都是为了少数腐朽阶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们，却以打“麻将”、讲“排场”来排遣生活上的空虚和绝望。那时候有钱人才有地位，哪怕他的钱是贪污、盗窃、许骗而来的。一些小市民们为了想在这些有钱人那里分得一点唾余，不惜典当衣物去交际应酬。因此小城市里以相互“摆场面”为荣。有的人为了替儿子办一场喜事，大摆筵席，大买家具．结果喜事办完了，家庭破产了，全家都陷入了十分悲惨的境地。现在社会风气完全变了。人们以劳动为荣，以游手好闲为耻；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
  腐朽的、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推翻了。反动的旧社会的一些产物，如流氓、盗匪、妓女，也随着腐朽的社会基础一起崩垮了。一些恶劣的风气，如摆排场、爱虚荣，也都逐渐地改变了。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城市的主人。整个城市洋溢着朴实勤劳的风气。陈旧破烂的房屋拆去了，新的大厦一幢幢地盖了起来；狭小崎岖的陋巷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平坦的马路。甘棠湖得到了彻底的疏浚，将整个城市衬托得分外娇娆。
  当我徜徉于甘棠湖畔，仰望庐山巍巍，俯视长江滚滚，面对着一座座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工厂，看着一群群健壮活泼的少年男女们……我感到江山如此美好，故乡如此可爱，生活如此丰满，内心充满了一种幸福感。
   （1961年）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
   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镇上，任何一点极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莫大的关注。
   “喂，哪位晓得啵，癞痢山脚下，喏，就是看守所右面，又在做屋。这是哪个单位的基建呢？莫非又扩大看守所么？”
   离小镇中心约二里许的癞痢山，实际上是座长满了乱石头的大土堆。
   “看你们，真憨，”随着一声讪笑，出现了剃头佬那秃了顶，但剩余的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脑袋。
  他是本镇的骄傲。是那种土话叫作“百晓”的角色。所谓“百晓”，即“天知一半，地下全知”是也。那些从中学毕业回来的人，则用新闻界的语言称之为“消息灵通人士”。他在理发店里，把握着全镇的脉搏，以及它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最新动向。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经常传着“剃头佬说……”之类的最新要闻。当然，他决不满足于用一种刻板的方式，来处理份量差异极大的各种消息。碰到令人耸听的超级新闻，理发店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新闻中心就未免太狭窄了，他就会象现在这样，跨出门坎，来到十字街口这些五花八门的摊子中间。
   “你们都不知道吧，那是给一位将军做的屋。他就要到这里来，跟我们作伴了。”
  “什么？将军？将军要住到我们中间来？”这个消息立刻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们这样的小乡镇居然会降下这样大的喜讯．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荣幸啊。在我们看来，不论一位将军还是一位国家元首，他所给予我们的神秘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街中心好象起了一阵旋风，人们都象树叶一样，被卷到这个了不起的剃头佬身边。
  “可是你们不消高兴过头了。事实上，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事情。”剃头佬清了清喉咙，给喜形于色的人们，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但是，这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理。人们一下伸长脖子：“为什么？” “为什么？哼！说给你们听，可别乱传，这事是内部掌握的。他早就给拉下了马，受审查。现在，是来这里充军的！”
   “充军？为什么充军？”
   “他是叛徒。”
   “啊！”人们愕然得张口结舌。这对于刚刚浮动起来的虚荣心，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大家觉得失望，有点泄气了。
  “不过，他是挂了个休养的名儿来的。将军，倒还跟先前一样是将军，没有变。”剃头佬真不愧是天生的宣传家。谁见了这种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的宣传手法，不惊叹佩服呢！差一点就要涣散的注意力，马上又被高度集中起来。而他也更加压低了声音！
  “告诉你们，在处理他的时候，让他留一个籍。哦，不说你们不知道，象他这种人，都比我们多两个籍，我们只有个家乡籍，他还有一个党籍，一个军籍。那么，各位说说看，除家乡籍外．他该留哪个籍呢？”剃头佬突然把话打住，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屏声静气的人们一下子面面相觑起来。“我看，应该保留党籍。在党光荣。”小镇搬运队那个莽后生把板车丢在一边，挤进人堆里打破了沉默。很多人跟着一迭声附和他。
   剃头佬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依我说，”这是老裁缝小心翼翼的声音。“还是留军籍合适，总要糊嘴呀。要是没有军籍，凭什么拿钱呢？没有钱怎么糊嘴呢？他未见得有什么手艺，难道还做得动田么？”
  “哎，这就算得有点经济头脑了。”剃头佬一巴掌拍到老裁缝的肩上，一团白沫从他松黄的牙缝里，飞落到老裁缝红红的鼻头上。老裁缝受宠若惊，脸涨得通红。
   “上面正是这个意思，留个军籍，让他养老了事。”剃头佬说到这里，拿眼睛瞄了瞄那个后生，接下去说：“嘿，你们晓得啵，军级干部，一个月二百多块哩。”
   这又引起了一阵啧啧声。剃头佬忽然由此想起自己一上午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拨脚就走。
   有人拽住他的衣角：“哎，你知道他何时来么？”
   “哎，你们真憨。”剃头佬有点不耐烦。“不会看那屋子么，屋子何时做好，他不就何时来了么！”
   于是，人们恋恋不舍地散开去。嗡嗡地，营营地，把对这位背时的将军的种种猜测、种种预见、种种嗟叹，带到每个角落。
   这个新闻是这样惊人，以至吸引住了我们全部的听觉和视觉。现在，趁着人们散去的时候，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个可爱的小镇吧。
  镇子上有两条呈十字状交叉的大街。这两条街宽得足以驰过一辆吉普车，加起来足有六百公尺长。零零落落地嵌着青石板的路面（青石板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以及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斑剥的小吊楼，都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长寿。
  一条小河环绕着这美丽的乡镇。它所以叫作河，是因为它具备河的一般特点：有从地面凹下去的河床，还有水。这些在河床中间弯弯曲曲地流淌的河水，足以浸过你的脚背。这条河，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比如，把垃圾倒在这里，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每年春末夏初的山洪，没有咆哮着把这些垃圾冲干净的话，那么，干燥的刮风天气，垃圾就飞扬起来，同从路面上卷起来的尘土一起，在小镇的天空上，快活地旋舞着，然后纷纷扬扬地又落回到各家各户的门前、院内。
  老天作证，我决不是一个吹牛好手。当我似乎有点言过其词地描述着我的家乡的时候，读者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使用了文学的夸张。对于那个即将来到的倒运的将军，有这样一个豪华的舞台，恐怕已经是他的幸运了。
   啊，真太出入意外了。
   人们第一眼看见将军的时候，都吃惊得呆若木鸡。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叫起来：“难怪，他这个样子，怎么配作一个将军呢！” 将军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没见过，可谁也骗不了我们。将军应该是那种有着可敬的白发，威严的剑眉，魁梧的身躯，腹部腆起……总之，是威风凛凛的样子。而他，这样矮小干瘪，一脸打折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
  也许是不愿向不争气的命运低头吧，他似乎为了弥补这种种仪表上的不足而很注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不用这种刻薄的语言，从善意的角度上去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也可以说，这是使他牢固地保持着军人风度的唯一的方式：他出现在街头的时候，一身军服从来都是笔挺的，几乎没有皱折；帽徽、领章鲜艳夺目；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从不解开风纪扣；尽管跛了一条腿（那显然是战争留下的标记），但脚步却始终保持着均匀的节奏。而这些，恰恰使我们时刻都感到，他是个不幸的人。他这个将军，似乎不是真实的，只是在领军饷的时候才有意义。不过，在公开或私下的谈话里，我们仍然把他称作“将军”。
  我们就用这种既不敬畏也不轻视、既好奇又冷淡的眼光，满不在乎地打量他。而他对这些毫不在意。从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二天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在我们小镇各处走来走去。
  他拄着一根闪闪发亮的茶木拐棍，一瘸一跛地迈着节奏均匀的步子，从这条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那条街的南头走到北头。或者，在满是砾石的河床中，长久地徘徊。他这样不停地运动，有人挖苦道，这可能是因为他曾经用双脚丈量过全中国的土地，而形成的一种惯性。
  逐渐地，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对我们已经幸福地生活了多少年代的小镇，发表起种种不客气的议论来了。比如，“你们不能花点钱，铺两条水泥路吗？”“不能在河对面的田里挖个窖，把垃圾送到那里沤肥吗？”等等。而被问的镇上的干部，也就用我们小镇人特有的机巧和智慧，客客气气地回答他：“哪来的钱呢？我们都是低工资啊！”或者：“哪有那么多闲功夫呢？”于是，围成一圈听着这类问答的人们，也就聪明地笑起来。因为，除非呆子，才会听不出这种回答下面的潜台词呢。
  对这个古怪的将军，我们的感觉是复杂的。他是一个受着处分的人，但是又领取高薪；谁都怕同他过于接近，但又觉得，他力图干预我们的生活，是出于好心好意。总之，我们不打算解除心理上的戒备。好奇而不轻信，原是我们小镇人的天性。
  他显然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不再使慎于防范的人们为难了。但是，他又无法离开这个古旧的、嘈杂的、灰蒙蒙的乡镇。于是，他在镇上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就是十字街口剃头铺对面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下。他常常拄着拐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副神态，使人觉得好笑。那蹲在他附近摆摊子的人，不时抬头看他一阵；打街上走过的人，要过好长时间才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而剃头铺的玻璃窗后面，剃头佬则饶有兴致地同人们讨论着，这样呆立在尘雾中的将军，有什么可以相比呢？“象站岗的”，剃头佬摇摇头；“象城里的交通警”，他还是摇摇头。撇着嘴唇品评了好大一阵以后，他才郑重其事地开口道：“你们到过汉口么？汉口三民路口有一尊铜像，站得笔挺，拄着拐棍，就是这个样子。对了，全象，不走二样……”
  时间长了，站立在老樟树下的将军，好象真的成了汉口三民路口的铜像，不再引人注目了。人们习惯这点，就象习惯十字街口每个突出的墙角前，都分别有一个铜匠、鞋匠、白铁匠一样。如果一连几天没有见到他，人们反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是，他毕竟不是铜像。他有血有肉有思想。而人们有一天终于看到，他还有很厉害的火气。
  那一天是假日。在开得刚刚能伸进一只手臂的肉铺门前，人头汹涌，乱轰轰地吵得震天响。一些把恶作剧当过年的后生，把菜篮斜挎在背上，在人群里横冲直闯。那年头，人们习惯了“乱中求治”的新秩序。
  将军站在老樟树下盯着这一切，额上的青筋扑扑的跳，按着拐棍的手微微地抖。突然，他跛得很厉害地穿过大街，走到沸腾的人群后面，举起那根茶木棍，在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背上敲了敲。这个满头大汗的人，大声嚷嚷着，想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来。他是按照优先权领取机关配给的。现在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马上就从人缝里退出来。“老，老首长，有事吗？”他刚入伍到此地不久，根据一般的常识来断定将军的身份．
   “整好军风纪再说话。”
   这个一脸孩子气的小兵，惶惑地看着将军，迅速戴正军帽，扣起风纪扣，捋下挽起的袖子，最后垂下眼睛看自己的脚尖。
   “哪个单位？干什么的？”
   “驻军炊事班的。”
   一阵沉默。
   “立正——”将军突然一声大喊。这完全规范化的严厉的口令声，一下就压倒了整个街口乱嗡嗡的噪音。人们蓦地回过头来，看着这两个精神高度集中的军人。
   口令继续从将军急迫的呼吸中迸发出来：
   “向左——转！”
   “起步——跑！”
   将军对着小兵跑去的方向，以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着，胸脯强烈起伏。
  十字街口霎时鸦雀无声。好象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约束力量，刚才忘我地拥挤着、冲撞着、喧嚣着的人群，鱼贯地排起了队形。人们忽然之间，感觉到了这个曾经号令千军万马的人的赫赫声威。
  不久，镇上发生了一桩极其重大的事件。这桩文化革命中本镇建立新政权以来最富爆炸性的事件，简直就等于一次“暴乱”。而经过这次“暴乱”，总是把怜悯放在失败者一边的小镇人，忽然觉得，有一个“位置”应该掉换过来。
  象将军这种年龄、这种经历的人，患有某种严重的痼疾，是难免的。对此，除了由跟他一起离职的老婆子（她在这之前是某军区医院的护士长）日常护理以外，按宽大为怀的慈悲规定，他还能定期到离小镇五十里开外的一家军医院诊察。如果毛病突然发作，没有药，也可临时到镇医院就诊。
  那天，他就遇上了这种情况。当他蜡黄的脸上淌着冷汗，由老婆子搀着就要走进镇医院的诊疗室的时候，门外长椅上呆坐着一个农村妇女突然拉住他，哀求道：“解放军老伯，救救我的伢吧，我赶了三十里路，天没亮就到了，可现在……”走廊里黑糊糊的，人的面孔很难看得十分清楚。将军伸手触到孩子的额角．立刻缩回来，喊道：“快，快把他抱进来。”随着，他自己一阵风似地扑到医生的桌前：
   “医生！急诊病人！”
  桌子后面，本镇最高贵的女人、镇长夫人、医院负责人、主治医生，无论从职业、地位和派头上看都毫不逊色的本镇皇后，正在给一个远房的亲戚听诊。这位亲戚正眉飞色舞地给她数着一笔帐——他女儿这次订婚的收入。女医生听得如此入迷，以至于听诊器老半天没有挪动了。听见将军的呼喊，她斜了一下眼：“再快，也得挂号。”马上又正视着眼前的交谈者，舒开了满脸笑纹。
   “挂号了，她早就挂号了！”
   “挂号了也要排队……哦，这么样养女儿倒也值得。”
   “她挂的是一号！”
   女医生狠狠扭过头：“小王，一号你喊了吗？”
   “洞洞幺（OO-）?当然喊了。”一个正弯腰打针的小护士应道。
   “喊过了，她不在，得从头来。”
   “谁说我不在哩，唔唔……大队医生说，伢儿得的是急性肺炎，不是痛痛腰。唔唔……”抱着孩子的妇女，不知是紧张还是失望，哭起来。
   “你该明白了，她没听懂！”将军吼道。
   “那就更得让她学会照章办事。国有国法，院有院规，不然，还得了？”女医生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摔，阴沉地乜了将军一眼。
   “照章办事就好。我问你，这个人挂的几号？”将军指着女医生的远房亲戚。
   “嗬嗬，你今天是专门寻老娘的烙壳来了啊。我问你，你是这伢子的公还是爸？”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识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我反党了吗？我是叛徒吗？嗯？”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鸡窝似的脑袋。
  诊疗室里静得连银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惊呆了的女医生的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打算从将军手上夺下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巴望它痛痛快快地落下来，猛击到那个布满了肮脏雀斑的塌鼻梁上。
   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咔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
   将军艰难地转过身，问自己的老婆子：“家里有药么？”
   老婆子明白他指的是治孩子病的药，点点头。
   于是，将军对那位农村妇女颤声问道：“你，信得过我们么？要信得过，跟我们走吧。”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全镇。一向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小镇人，脸上居然也有了一种不怎么安分的愠怒之色了。
  是的，尽管我们孤陋寡闻，胆小怕事，但这也正使得我们爱凭直觉来作种种判断。如果一个“叛徒”以救人于危难为己任，而一个“共产党员”却置人民于死地，那么他们的位置，不是正好应该掉换一下吗？
  一连几天，街口的老樟树下，没有出现将军的身影了。人们开始用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怜悯，暗中议论他。有消息说，他病倒了。可是自从那次对镇长夫人“行凶未遂”以后，用镇政府的吉普车送他上军医院的优待取消了。
  一群热血汉子，由那个曾在街头上说“在党光荣”的搬运队莽后生领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摸到二里外癞痢山上那个孤独的新房子里，把将军扶上担架，连夜抬往五十里外的军医院。
  人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年头，它一开始，就用阴霾、严寒和泥泞把小镇掩埋住了。本来就不怎么景气的小镇，好象一个奄奄一息的垂暮者。
   但是，小镇上的人似乎得天独厚。恶劣的气候给他们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
  这天，剃头佬又神气活现地来到了五光十色的十字街口，清了清喉咙，拿出了架势。毫无疑问，将要听到最不寻常的消息了。街口的人们立刻振奋起来。
   “告诉你们，将军，已经不是叛徒了，他的问题，搞清了！”
   “真的？你听谁说的？”
  “我的话还会假么？”剃头佬不屑地瞪了那个提问者一眼。他生平最恨的，也许莫过于对他的新闻的可信性表示怀疑了。不过，他还是接下去解释说：“你要不信，问他。”
  “是我说的……”搬运队那个莽后生脸一红，他不象剃头佬，不习惯在大庭广众前说话。“在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将军原来的单位来了两个人，他们说，将军参加红军正规部队前的历史查清了，没有叛变行为……”
  “哼，让老革命背黑锅背这么久。”剃头佬一下把话头截过来，继续他没完没了的述评。“我早就说嘛，把将军从脚板看到头发梢，也找不出一丝孬包的影子来呀！真……”
   “真是，贵人多磨……”人们好象自己身上卸掉了什么负担，兴奋，又不免唏嘘感叹将军受过的委屈。
   “那么，这一来，将军不是很快就得走了么？“这是老裁缝小心翼翼的声音。
   真是深谋远虑。这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家心里“格登”一响，都沉思起来。
  “咳，是也是，我们小镇庙小，怎么装得下喏大个菩萨！”剃头佬搔了搔稀疏的头发，叹了口气。这在人们中引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情绪。
   通常是这样的：当你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你才忽然感到了它无上的价值。
   “看你们！党、国家，有许多事在等将军……成天巴望人家交好运，现在好了，你们又……真是……自私！”搬运队的那个莽后生忽然愤愤然地责备起来。
  什么？自私？是自私。将军有将军的岗位。那个岗位，重要极了，了不起极了。一句话，总不能叫他作我们的镇长吧？他要走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于是，大家伸长了颈，眺望将军每天从那儿走来的路口，希望他能象以前一样，到街口这棵老樟树下来。人们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仔细地看看他。如果将军不见怪他们先前的胆小怕事，他们还想同他攀谈。
   要同将军亲热的欲望是这样强烈。忽然有个人提出来：将军昨天才出院，一时不会出来走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对，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于是人们一呼百应，向镇外二里的癞痢山涌去。
   荒凉而寂寞的癞痢山热闹起来。
  这个只有黑色的岩石和杂乱的荆棘丛的荒坡，原是小镇人最忌讳的地方。这儿打柴无树，牧牛无草，古往今来，一直是死囚的葬身之地。据说阴雨晦暗时，还听得到怨鬼的啾啾悲声。这么个晦气的地方，小镇人即使路过这里，也宁愿绕个大圈子避开它。
   可是现在，山上这所与牢房为邻的“新房子”，成了一座香烟鼎盛的圣庙。人们朝圣来了。
  当人们涌上台阶，一眼看见精瘦、佝偻的将军时，突然收住了步子，谁也不敢第一个迈进门槛。人们的心头交织着羞赧和敬畏。伶牙俐齿的剃头佬，如簧巧舌也好象失灵了。但是，许多人在背后用手捅他的腰眼，他慌乱而笨拙地用自己也没听清的声音喊了一声：
   “将军！”
  有好大一阵子，将军吃惊地睁大着昏花的眼睛，说不出话来。后来，他明白了。枯黄的脸上，两行混浊的老泪，顺着密集的皱纹，弯弯曲曲地流下来。
   癞痢山同小镇相隔二华里，并存了无数个年头，而小镇人现在才第一次用喜悦的目光来光顾它了。
   人们最先惊喜地发现，’将军在屋后坡上的石头缝里，挖了许多树洞。
   “打算栽这么多树吗？将军！”
   “是的。我想在见马克思之前，至少治好这个癞痢头。可惜，这石头壳上种果树希望不大，只好种松树。”
   “莫非，将军先前想在这儿隐居一辈子？”
   “隐居？”
  “是呀，就是象晋朝时候，离这儿三十里开外的面阳山下隐居的陶公渊明先生哪。他先前是彭泽县令，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田，就象这样。不过，你种的是松，他喜的是柳，光门前就种了五棵柳树，故号‘五柳先生’。”剃头佬抓住机会，大大卖弄了一番。
  “哎呀呀，你扯到哪里去了。人家是古代名士，我算个什么？儿喝，儿喝……”将军放声大笑，呛得直咳嗽。“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让山上的树早点成林。以后有了机会，大伙动手把山脚下的那条河改造一下，给它筑上几道拦洪坝，蓄住水。那样一来，附近农田得到灌溉之利不说，小镇也就有了有树的山，有水的河，再弄点花呀草呀，鸟哇兽哇，不就成公园了吗！然后，我呐，就来做个看公园的老家伙。那时候哇，小伙子！”将军举起巴掌在搬运队那个莽后生厚实的胸脯子上拍了拍。“你就领着你的美人儿，尽兴儿在这里逛吧，我老头子保险不提前关门！”
   “要是他们躲在你屋子后头亲嘴，你老见了，可别拿茶木棍子打他的屁股啊！”人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剃头佬还在火上加油。
   啊，笑吧，将军！好多年，你没有笑得这么畅快了！
   笑吧，小镇人！但愿你们笑得永远这样高尚！小镇到处都在盘算和议论着，怎样象模象样地给将军送行；送给他点什么和让他留下点什么永久性的纪念；今后怎样同将军保持联系；等等。有几个人，还为争给将军饯行的先后次序，吵了起来。
   但是忽然之间，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小镇。
   敬爱的周总理——这个寄托着人民全部希望的伟大生命，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消逝了。当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宣布的当天上午，将军由老婆子搀扶着，突然出现在街口的老樟树下。
   太阳升起来，苍白而无力。天气出奇的寒冷。小镇更加灰暗、沉闷、悄无声息，仿佛在严寒和悲哀中僵木了。
  在料峭的冷风中，将军显得异常的憔悴。深陷的眼睛周围蒙着一圈黑晕，脸上闪着铁青的冷光。但是，他站立得比任何时候都挺拔，更象一尊铜雕。
  “同志们……”他喊着，喑哑的声音听起来觉得陌生。人们默默站住了。他弯下腰，吃力地拉开一个硕大的提包拉链，露出了一整袋黑纱。然后，他又抬起头，突出的喉结艰难地抽动了一下：“请吧……”
   不需要解释。人们不假思索地一个跟着一个，从将军脚前的提包里拿起黑纱，佩戴起来。
   “谁叫你这样做？唼？”镇长的一只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从后面按到将军的肩上。
   将军一声不响。
   “我们已经传达通知，基层和民间一律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将军纹丝不动。
   镇长暴怒地转过身，面对街口，大喝一声：
   “你们都给我站住！把黑纱摘下来！”
   人们站住了，但谁也没有动手摘黑纱。
   “你们要造反吗？老裁缝，你先摘！”
   老裁缝打个愣怔。看看臂上的黑纱，又看看镇长的黑脸，身上又抖了一下。
  早上天没明，将军敲开了他的门，把一大卷黑布交给他。当时，那个巨大的不幸使他一下子感到全身冰凉。立刻，他就同将军一起，带着一种痛苦的庄严，忙碌起来。
  现在，这个咆哮着的掌权人，强迫他做的是：把自己虔诚的良心，丢到街口的灰尘中，当众践踏。还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感到屈辱。在这个小镇上，他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精明、谨慎，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妨碍过别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过被侮辱与被蔑视的痛苦记忆，但是，他觉得，面前的这场屈辱，特别不能忍受。
   他的目光碰上了镇长身后将军的目光，那两团无声但炽烈的火苗，使他火辣辣的心口更加灼痛起来。他嘴唇抽搐了一下，缓缓说道：
   “莫非给周总理吊孝，犯了王法么？算啦，反正到哪里也一样，天下饿不死手艺人，你看着办吧。黑纱，我是不摘的。”
   “给周总理吊孝不犯法！”
   “不摘黑纱！不摘！不摘！……”
  小镇上，这些个在灰蒙蒙的岁月风尘中，从来是逆来顺受、庸庸碌碌的小百姓们，真的发疯了，真的造反了！他们的首领，是一位被放逐的将军。他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正义力量。这股力量，把他们自己传统的怯懦和自卑，打得粉碎。
   镇长惊惶地朝将军转过身来。将军连眼珠也没朝他转一下。他脸上有一种漠然的平静，这种神情，有点象他在视察一场由他指挥的战役。
  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老伴知道，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正在残酷地折磨着、摧残着这个衰老的病体。冰冷的虚汗，已经浸透了他的内衣。他全部的神经和肌肉都在紧张地痉挛。他顽强地挺立着。老婆子不敢惊动他，但她的心在暗暗地哭泣。
   “你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镇长扭歪了嘴脸，呻吟似地说道。紧跟着，他从街口消失了。
   一直到完全看不见镇长丑恶的影子了，将军突然张开嘴，艰难而紧张地喘息起来，然后，颓然倒下了……
  几天以后，剃头佬又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将军要永远留在小镇上当他的“名誉”将军了。因为他给自己惹了新的麻烦。剃头佬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这件新闻闷在了肚子里。他不能站到街口去说，那样不会给他带来一点心头上的舒畅。
   小镇人的心情，就象这早春的天气，才晴几天，又阴了。
   癞痢山重新被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包围了。虽然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来看望将军，但他们脸上不再有笑容。
  将军从那天倒下去以后，再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他在昏睡中，体温有时候升得很高。这时候，他无神的眼睛就直定定地瞪着天花板，时而狂怒地吼叫，时而梦呓般呢哺。突然有一天，将军完完全全清醒过来。他轮流巡视着一张张悲伤、呆滞而忽然现出慌乱神色的脸，一边喘息，一边微笑，用十分清晰的声音，艰难地说：“你们，不要赶我走……我要在这儿看园子……不过，你们得种树……修路……挖河……你们不会赶我走吧？啊，这就好……”
   将军死了。他把崇高的荣誉，永久地留给了小镇人。
  立刻就传来了上面的指令：将军的遗体，就地火葬；不通知亲友；不发讣告；不会行任何形式的吊唁。但是，这种自信，实在愚蠢极了。因为，他们企图左右的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他们插手的可能。
  小镇人用一种沉着的蛮横和平静的狂热，垄断了将军的后事。人们一下子就把治理丧事的领导班子推举出来。这个班子立刻就作出了决议：依照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乡土风俗，为将军举行葬礼。这个决议没有遭到任何异议立刻就被大家接受了。
  哀悼一个最现代的革命者，却要沿袭最古老的传统，最蒙昧的迷信方式，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论。赞成吧，有复旧的嫌疑；如果反对，那科就要冒被本镇人当作仇敌的风险。
  镇上一个最老的长者，献出了整个小镇唯一的一具柏木棺材；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遗体入殓的时候，焚起了高香，点亮了长明灯。因为剃头佬整容整得太慢，这个功夫花得很长。“八仙”由搬运队十六名彪悍的后生组成。起棺的那一刻，他们宰了雄鸡祭杠。那个被将军从垂危中挽救下来的孩子，由他的父母领着，从三十里外赶来，担任了将军的孝子之职，披麻戴孝，向所有来吊孝的人，下跪叩头。停丧的日子，癞痢山突然生出了一片“森林”，这是小镇人和小镇周围四面八方的乡村送来的孝幛和花圈。由那个将军呵斥过的炊事班小兵送来的当地驻军的巨大花圈，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出丧是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整个小镇和四方乡野，天低云垂，悲声大恸。尽管按照将军的遗嘱，他的墓茔就落在癞痢山上，但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还是来到小镇的街上。“八仙”们抬着将军的灵枢，依次经过每家每户门前。每经过一家，就停顿下来，等到这一家长长的一串“千字头”炮仗响完，再移向另一家。这就使得丧队的行进近乎蠕动。全长不足六百米的两条街道，竞走了整整一个上午。灵枢最后在街口那棵老樟树下，将军一向站立的位置上停了很久。人们一个跟着一个泣诉了满含着忏悔、悲痛、追挽、誓言的悼词。
   对这次最肆无忌惮的“复旧”行动，加以强烈反对的主要代表者有两个：一个是将军的老伴。她一再劝阻说，将军是共产党人，是革命军人，他有遗嘱，要火化，不要打扰大家……小镇人没有等她说完，流着泪哀求她：将军懂得我们，不会生气的。火化的事，我们同意，但以后再说，先让我们遂顺遂顺一下心愿吧。将军的老伴只好用力合起眼睛，尽力不让泪水流出来。另一个反对者是镇长。不过他全部的反对行动，只是半掩在办公室窗前的布帘后面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等着吧，等着我来打发你们！”
  历史有个坏脾气，喜欢嘲弄极力要驾驭它的人。这年十月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巨变以后，的确有一些人被打发了。不过，不是镇长所预言过的剃头佬、老裁缝们，而恰恰是镇长本人和同他一起靠打、咂、抢平步青云的权贵们。
   当小镇人按照新世纪的蓝图，着手小镇建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把将军的宿愿付诸实现。
  在十月以后的这一年最后三个月里，癞痢山以及附近的几个山包挖满了树洞；镇外河岸边的垃圾堆清除了；镇上的两条街铺上了水泥；河的改造也列入了小镇附近社队的水利建设规划，几千名劳动力在春节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这一切进行得就象新婚典礼一样热烈，偶然也发生了一次不幸的争吵。这次争吵爆发得很激烈，引起了全镇的震动。
  争吵是由要在街口的老樟树下，为将军建立一个纪念碑的提议引起来的。搬运队的后生们以那个莽后生领头，竟力赞同。剃头会么则模棱两可。最后，老裁缝在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挤到圈子中间，把他枯瘦的手颤巍巍地举起来，指着那棵老樟树，说：
   “好人们啊，佬纪念能比得上它呢？它老皮斑驳，叫雷轰了顶，但它根不死！看看吧，这碧绿鲜亮的新枝枝、新叶叶……”
  在老裁缝哽咽着说完这些话以后，人们忽然觉得这棵树变成了将军：一身笔挺的军装，鲜艳夺目的帽徽领章，风纪扣扣得紧严。他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小镇的种种变迁。
   谁都确信：这不是幻觉。于是，争吵停止了。
   （1979年）
   根深自然不怕风
   ——生活、思想及其他
   段儒东
  现在有些作者，很关心气候，经常探听风向，如同农民搞科学种田一样，仿佛要根据气候搞“科学创作”。这是“文艺现代化”的必然现象，还是“阶级斗争晴雨表”原当如此，因不甚了然，不敢臆断。但我想，文艺创作既然同风向、气候如此密切相关，其中总有一定蹊跷，抑或有某种规律可寻。这属边缘科学，相信会有专人去探讨。这里，我们不妨就文艺创作如何排除气候干扰、抵御冷风袭击，先抛一块引玉之砖。
   立论很简单：根深自然不怕风。
  这里所谓根，大致有三。其一是生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文艺。任何一部文艺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是真实还是虚假，是深刻还是肤浅，是丰富还是贫乏，历来都直接关系她的生命力。就象温房的花木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样，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东西终究承受不了动荡飘摇。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不断挖掘生活的底蕴，真实地再现自己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事物，才能赋予作品以顽强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创作实践表明，生活的根底愈深，作品的寿命往往愈长。《红楼梦》数禁而不止，道理也在这里。其二是思想。人民之所以需要文学艺术，是因为文学艺术能帮助人民更好地认识生活、社会和自己。没有思想的作品就象没装火药的炮弹一样，是没有威力的。思想从哪里来？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地从人民那里吸取精神营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努力提高鉴别能力，大胆干预生活，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忠实地反映人民的爱憎、愿望和要求，敏锐地回答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其三是形象。文艺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塑造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来实现的。作品的典型化程度越高，艺术手段越多，形象越生动，感染力就越强，其拥有读者也就越广泛，越富有生命力。那些政策图解式的、说教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都从反面告诉我们：不在艺术形象上狠下功夫，即便作品问世，也只是过眼烟云，不吹自消。凡属这类作品，除不懂艺术规律者外，多半崇奉薛宝钗的信条，“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的上是上了，可惜往往落到最不干净的地方。这当然是有出息的文艺家所不屑的。
   生活、思想、形象三个方面，就是文艺之根。三足鼎立，植之于人民的土壤，其扎愈深，其立愈固。
  冷热阴晴，气候变化，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企求自然界永远是春天。其实，酷暑严寒未必就不好，不热不熟，瑞雪丰年。此理当可推之于社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社会生活中风吹草动总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在文艺创作中，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潮流，遵循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致力于生活、思想和形象，就能培植参天大树。纵然它暂时处之逆境，也没有关系。只要根还在，当春必发生。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试看今天文坛，鲜花重放，劲草还魂，便是有力的佐证。
   (1980年)
   破除“共产主义渺茫论”
   张选国
   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共产主义渺茫，象天上的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宣传共产主义不现实。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基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代或几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它需要若干代人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当然要在很远的将来才能实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共产主义不仅是指一种社会制度，它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即共产主义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运动。这种运动，从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就开始了。我们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十亿人民大国的拥有近四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就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制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胜利，也不可能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成就，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行为和运动，到处都存在着、斗争着、前进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是很现实的，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有些同志之所以认为共产主义渺茫，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我们国家目前还比较穷；二是觉得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而现实的社会有些风气不好，有些人的觉悟不高。这些都是事实。甚至还可以举出不少与共产主义要求相差甚远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虚无缥渺的理由。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主义就是要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来逐步实现。我们现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上说，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并不会在哪一个早晨突然到来。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在多少代人的奋斗中逐步实现的。在这个征途上，矗立着一座座里程碑，每走完一段路程，每实现一个具体目标，就是向共产主义接近一步。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愈好，共产主义来得就愈早。因此，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所从事的工作，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想享受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生活，而不愿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去“各尽所能”，努力劳动、学习，奋斗，同只想乘凉、不愿栽树的享乐主义者一样，他们当然会产生渺茫之感，产生失望悲观的情绪。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美好大厦奠基，那就会感到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而是现实的。而且，人们一旦有了远大的目标和强大的思想动力，就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们发扬共产主义思想。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拚搏精神、献身精神，都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我们党就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倡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待学习、劳动和生活，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摒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利己主义的哲学，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提倡共产主义精神，并不是要所有社会成员全干无报酬的义务劳动。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绝不能重犯刮那种“一平二调”之类的“共产风”的错误，也绝不能惜共产主义风格之名，搞平均主义之实。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应该坚定不移地向前看——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看，为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为广大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这样，才能促进四化建设的胜利前进，争取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我们前进的旗帜上写着四个大字：“共产主义！”
   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支美好的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82年8月为<半月谈）撰写的评论员文章）
   情致曲尽妙绝入神
   ——白居易<琵琶行）赏析
   李传梓
   <琵琶行>-作<琵琶引>，同<长恨歌>-样，是一首脍灸人口的七言歌行。将这种自由奔放、舒卷自如的诗体用于长篇叙事，是白居易最擅长的。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横，藩镇跋扈。到唐宪宗李纯即位，有些节度使公开叛乱。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大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当时正由左拾遗改职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东官官职，本没有过问朝政的责任，但他认为这一谋杀事件是国家奇耻大辱，因而义愤填膺，上疏“急请捕贼”。不料，当时的权贵们不但不奖励他关心国家，反而指责他越职言事。因此，将他贬为江洲刺史。正在此时，一批小人又落井下石地攻击他在老母看花坠井而死这后，还写《赏花》、《新井》等诗，“甚伤名教，不宜治郡”，于是又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元稹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中曾写道：“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人寒窗。”白居易对这次迫害，既悲愤又伤感，这种情绪经常通过文艺创作表现出来，<琵琶行>就是一个例子。
  《琵琶行》这首诗把诗人自己在仕途上的坎坷遭遇和琵琶女的不幸身世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既同情琵琶女，又感伤自己，说明造成彼此不幸遭遇的根源，原是共同的。
   诗前有小序，序文介绍故事梗概，也说明了创作动机。全诗共分三段。
  诗的第一段，从开始到“惟见江心秋月白”。写作者在一个月白风清的秋夜，在浔阳江头送客时会见琵琶女的情况，同时描写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艺术。
  诗一开始，送客的气氛是悲凉的。诗人借送客为引子，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此时经霜的枫叶正红、形似芦苇的荻花还在江边生长，秋风瑟瑟，在浔阳江头的月夜，诗人在一只小船上为客饯行。寂寞秋江，四顾寥落，举杯相对，醉不成欢，在分别的时候，听不到音乐伴奏，只见月影落在江心，水天苍茫，一望无尽。忽然，江上传来了动人的琵琶声，由于演奏技艺高超，使主人忘记登岸回家，客人也不想急于起碇。
  这几句景物描写虽然简略，但很形象。说“无管弦”从反面逼出下文的“琵琶声”。接着用一个“忽”字，说明在江州很难有机会听到这种音乐，因而带有几分惊讶和意外的感觉。“主人忘归客不发”一句既描写对平日极难听到的管弦的神往，又表示这位演奏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华。这开头八句看似平淡，却充分表现诗人锤炼语言的匠心。
  接着先叙“寻声暗问”，继写“邀请相见”的情况。主人重新添酒，把撤了的灯烛又拿来，专诚候驾。琵琶女经过千呼万唤，再三敦促，才走进主人的船舱。此时虽未看到演奏者的容貌，未点出演奏者的身份，但从“欲语迟”和“半遮面”的神态和动作来看，可以预感到这是一位别有怀抱的伤心人。
  白居易精通音乐，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不少有关唐代音乐的史料。《琵琶行》是以音乐语言，描述音乐性的故事，显示出音乐形象的艺术特色。接着集中描写琵琶女的绝技。“转轴拨弦”是弹奏前的校音动作。“三两声”是试弹几声，就使人察觉出她虽未成曲调，可是早已全神贯注，充分作好演奏前的思想准备和感情的蓄积。“弦弦掩抑声声思”，表现低沉、抑郁的情调，通过音乐语言告诉人们，演奏者经历多少人间的辛酸，流露出不得志的哀怨之情。再看演奏者的神态是“低眉信手续续弹”，想象她对往事的伤怀，“信手”表现她的艺精，“低眉”显示她的情伤。
  诗人更细腻地描绘了演奏者拢、捻、抹、挑等演奏手法的变化。从演奏内容看，有来自西域的著名舞曲<霓裳羽衣曲>，有当时京都流行的《六么曲》。《六么》一作《录要》，即就乐工所进曲调，录要成谱，因以为名，后讹为《绿腰》。诗人在《听歌六绝句》中就有“管急弦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之句。由于琵琶女艺术造诣之深，从四条弦上发出的声音又有高低粗细之别：最粗的弦即大弦发音沉重舒长，有如猝不及防的夏日急雨；最细的弦即小弦发音细促轻幽，有如更深夜静的切切私语。而大弦小弦的交错弹奏，恰如无数颗晶莹的大小不等的珍珠跳跃在玉盘之中，声音是那样清脆园润、悦耳动听。
  诗人再从她弹奏琵琶的声调变化来看，有时象春日的黄莺在花丛中啼叫宛转利落；有时象缓慢的清泉流向沙滩一样幽咽哽塞，阻绝难通；等到琵琶声断，丝弦音绝，江水凝滞，万籁俱寂的时候，使人感到另有一种幽愁暗恨存在，表现出来的感人的情意却更胜于有声的音乐。诗人在《夜筝》中有“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之句，正与此意暗合。
  在大家默然无语之中，琵琶突然又爆发出激越雄壮的声音来，就象银瓶破裂，水浆迸流而出；又象穿着全副铁甲的骑兵，奔腾驰骋，刀枪齐鸣。最后在曲子弹完后，用拨子对着琵琶的中心划一划，四弦发出强烈清脆的响声，戛然而止。这时从四周围拢上来的船只没有些微声息，大家都听入了神，只见一轮皎月映照江心，充满诗情画意。
  这段音乐描写的特点是用一连串具体贴切的比喻手法，把极其抽象的音调高低强弱的特征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烘托出诗的音乐美。诗人对琵琶的动人描写，是为了寄托胸中郁积的情愫；琵琶声的抑扬顿挫，扑朔迷离，正表现出诗人思想感情的浩瀚奔放。这段以“我”的直接感受衬托琵琶女的绝技，一开始就把两条线索交织起来写，一方是“醉不成欢惨将别”，另一方是“琵琶声停欲语迟”，情调和气氛十分融洽。于是，情随弦转，双方都被卷入激情的波涛，溅起汹涌的浪花。
   诗的第二段，由“沉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写琵琵女追述自己沦落凄凉的身世。
   在作者关切的询问后，琵琶女默默地迟疑了一会，就把拨子插入弦中，严肃矜持而有礼貌地站起身来介绍自己半生的痛苦经历。
  她本是长安歌女，住在虾蟆陵下，十三岁就学会弹奏琵琶，挂名于教坊的第一班中，充任外供奉，即临时被召入宫中演奏的外间歌舞伎。论技艺，每次演奏都使得前辈乐师们倾服；论容貌，打扮起来美艳无比，也必然引起同行姐妹们的妒羡。多少王孙公子如醉如痴，争送缠头，一掷千金，了无吝色。一曲弹罢，得到的彩帛多到数不清。当时生活豪华奢侈，对贵重东西不知爱惜，在酒宴上用镶嵌金花的银篦打拍子，以致将它敲碎；鲜红的罗裙也常在陪宴时被酒痕弄脏。就这样，年得一年地在卖笑中把宝贵的青春随便销磨掉。不久，弟弟被拉去当兵，阿姨又死去，自己的容颜一天天衰老，登门的人也一天天减少了，不得已只好下嫁给经营茶叶的小商人。商人只贪图厚利，对两口子的离别看得很轻淡，很随便。经常出门，有时远到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市北）去作贩茶生意，自己只好独守空船，长期过着空虚寂寞的生活。有时深夜忽然梦见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往往在梦中哭醒过来，使匀过脂粉的面颊上流满了一道一道泪痕。
  琵琶女这段经历，反映了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女艺人被压迫、被玩弄、被抛弃的悲惨遭遇，暴露了在中唐社会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景象下掩盖的阴暗面。尽管青年时技艺超群，但一到年老色衰，就少有人去欣赏。诗人以同情的笔触和富于文采的语言来叙述琵琶女凄凉沦落的身世，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诗人遭受权贵打击、谪贬江洲，饱尝人世的酸辛，自然地会激起共鸣。
   诗的第三段，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末尾。作者进一步从琵琶女的天涯沦落，联想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深有感触。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两句是承上启下，既是对上段的总结，又很自然联系自己，一个在弹，一个在听；一个因人老珠黄被弃，一个因宦途偃蹇遭贬，其坎坷遭遇虽不尽同，而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则一，因而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千古的绝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诗表达了既同情歌女又感伤自己的思想感情，全诗主题思想也就在这里。
  诗人接着联系自己，自从去年（公元815年）在互相倾轧的官场中被贬居到低湿的浔阳来以后，就一直卧病在黄芦苦竹之中。花朝月夜，只能取酒独酌；每天听到的，不是悲哀的鹃啼猿啸，就是声音噪杂混乱的山歌村笛（作者对山歌的偏见，是时代局限性的反映）。可是在这难忘的夜晚，却能听到技艺高妙、丰富多彩的琵琶演奏，正象阵阵仙乐飘到人间，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此诗人又请求这位和自己一样“来自帝京”的琵琶女再弹一曲，以便给她按照曲调填写<琵琶行>的歌词。
  被诗人真挚的语言所感动，琵琶女站了好一会，又回到原来坐处，把弦线重新拧紧。这次演奏的声调，显得更为凄切，不象刚才那样宏亮。由于曲调和感情的有机结合，使满认听众为之掩泣，其中最受感动的、流泪最多的，自然要数诗人自己了。对两次琵琶演奏，处理手法不同：第一次是详写，妙语如珠，淋漓尽致；第二次只用了“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两句，而其艺术效果则为第一次所未及。“江州司马青衫湿”显然要比“我闻琵琶已叹息”更进了一层，因第一次演奏已神乎其技，叹为观止。第二次就只需虚晃一笔，让读者凭想象力去补充了，这是作者艺术高超之处。这段概述作者谪居生活的情况，从厨围景物的描绘中，反衬出他左迁后的寂寞与苦闷，同时也交代了他创作《琵琶行》的原委。有些句子在结构上和首段相呼应，如“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与“举酒欲饮无管弦”照应，也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会听到琵琶声而惊喜的原因。
  全诗六百一十六字。从艺术特色看：描写细致，韵律和谐，情节曲折，层次分明，比喻巧妙形象，笔意层出不穷，在叙事中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它不愧为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名篇。金代王若虚对自居易颇为推崇，他在<滹南诗话>中写道：“乐天这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在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拈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1982年)
   音乐有利于智力发展
   肖鉴铮
  许多杰出人物在音乐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我国，如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明代的朱载育，现代的李四光和赵元任等；在外国，如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等皆然。
  笔者对几所学校的调查也说明音乐教育对语、数等各科成绩有着比较深刻的内在联系：音乐好的班级学生精神面貌和纪律普遍较好，学习成绩也多居前茅；音乐差的班级则情况相反。音乐好而各科成绩普遍好的例子在学生中俯拾皆是。
  那么音乐究竟是怎样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呢？人的大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各部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它分为左右两半球，大脑的左半球通常担负抽象思维的任务，专家们习称为“数字脑”；而右半球通常担负形象思维的任务，习称为“模拟脑”（也有少数人左右反置）。几乎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偏重于“数字脑”的训练，如语、数、理、化、外、史、地、生、政等科目都是以训练抽象思维为主。而音、美、体等着重于“模拟脑”的科目在课时中所占比重甚微，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左半球的过份疲劳，另一方面是右半球的过多闲置造成了发展不均衡。但左半球不能回忆，只有右半球才能把对事物的印象保留到一年以上；右半球的闲置显然不利于记忆的深化。
  虽以现实为基础但又远离现实的想象称为“幻想”。长期思考，久不可得，忽然醒悟，顿时开窍则称为“灵感”。任何创造性的脑力劳动都需要幻想。牛顿如果不去追问“树上成熟的苹果为什么只向地下落而不向天上落”，就不可能发现地心吸引力。爱因斯坦如果没有幻想，就不会去思考“假如赶上光速将会如何”这样的题，从而也不可能创立相对论。灵感的迸发并非偶然，它是长期思考的产物。懒惰者肯定缺乏灵感，勤奋者才能灵感丰富。由于长期思考某一问题在大脑皮层中形成一个优势兴奋中心，而这个中心的形成又必然引起邻近部位的抑制，兴奋中心越强，对周围的抑制作用也越大，兴奋中心又因长时间高度紧张而疲劳，思维效能减低，因而使问题无法解决。
  无论是幻想或灵感的产生，往往都需要兴奋中心疲劳的消除和相对抑制区抑制作用的消失或减弱，以便某些神经联系自动接通，由大脑皮层中甲点兴奋而引发乙点兴奋，称之为“联想”，若乙点处于相对抑制区之中，则对其引发当然也要以抑制的解除或削弱为条件。
  音乐主要作用于大脑右半球，它有利于常处疲劳状态的左半球消除疲劳，并使经常闲置的右半球得以兴奋，从而使大脑全面发展，对幻想、灵感和联想的形成甚为有益，对记忆深化甚为有益。
  认识发生时大脑皮层兴奋的传导是定向和定范围的，而情感发生时兴奋的传导既不定向也不定范围，它也传播到皮下中枢，引起肌肉、内脏器官及腺体产生反应，而这些又作为内部刺激重新传回大脑皮层，与原来的神经过程相结合，引起“情感体验”。这时，大脑皮层处于内外刺激的“夹击”之下，活动量甚大，可以拟为大脑的“健身体操”。音乐最能动情，因此对大脑保健亦最为有益。
   以上当然是指健康的音乐，不是指黄色音乐。
  笔者对一所中学某班的调查表明，在全班音乐最好的七名学生中，语、数、理、化四科平均优良的占四名，中等的一名，下等的二名；而在该班音乐最差的三名学生中，上述四科成绩中等的仅一名，下等的二名。又从某重点中学的情况来看，喜欢音乐的学生中共青团员和三好生的比例很大。
  影响智力发展有许多因素，音乐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当然不能武断地说音乐好的学生各科成绩一定好，何况智力也并不就等于学习成绩。但由上所述我们不难认识到，音乐和学生智力的发展确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984年)
   “陶渊明始家宜丰”甄辨
   张人鑫
  东晋诗人陶渊明，正史明载“寻阳柴梨’（今江西九江）人。然自宋以来，屡有谓居处江西宜丰县城东约二十里的秀溪陶氏，乃渊明幼子佟之嗣，进而溯及渊明“始家宜丰”，故近现代竟有学者呼吁改渊明之籍隶宜丰。对此，笔者匪敢苟同，谨以浅陋之识，略陈己见，聊匡世说之谬。
   （一）
  “渊明始家宜丰”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就有记述：“《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未知所本。进入南宋，某些籍隶或宦游宜丰之文人学士，则据所谓“遗址”、“遗迹”，竞相撰写祠记、谱序，更有嘉定赵纶<宜丰图经>，以至后来的<新昌县志>、<瑞州府志>，皆袭此说。尤以籍属宜丰、光绪乙未进士胡思敬所撰<盐乘>，繁徵博采，堪称集诸说之大成。不妨藉此作究讨之底本。
  <盐乘>，系胡氏独力为家乡编写的一部方志。草创于癸丑（民国二年，1913年），告成于甲寅（民国三年，1914年），实以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为断论，丁巳（民国六年，1917年）仲秋刊于“南昌退庐”。其在卷首“例言”及后之“疆域”、“氏族”、“营建”诸志中，无不侃侃而谈渊明“故里”、“世系”和“遗迹”，且在<人物志）内别立（陶潜列传>。现节录如下：
   陶潜，字元亮，初名渊明，晋亡乃更名为潜。大司马侃曾孙。始家宜丰，筑室南山延禧观侧。
   晋太元十八年，以家贫亲老，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遂留居柴桑，躬耕自资。
  隆安三年，刘牢之以镇军将军开府京口，辟潜为参军，逾年假归。牢之既败，元兴三年，子敬宣来镇浔（当为寻，下同）阳，以先世旧交复入参其军事。
  久之不乐。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会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赋<归去来辞）解绶去。时义熙二年也。
   （义熙）十二年，携少子佟还宜丰，葺南山旧宅居之。是时宋已篡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留佟居南山，复就子俨于柴桑。
   元嘉四年，将复徵命，会卒。
   年六十三。谥“靖节先生”。
  按“简历”所示，渊明之行踪乃始家宜丰——中迁寻阳——晚还宜丰——终止柴桑。为论证其说不伪，胡氏广徵“佐据”十则。兹择其要抄录八则：
   宋阮鹰绍兴甲子<靖节祠堂
  记>云：“先生太和中传、诔，成称卒于柴桑，春秋六十三，在宋元嘉四年，独不书其所葬地里与其子俨等逸事”；“以此知先生文集及传、诔，特载其出仕之后、归休投老于浔阳时事，此邑（指宜丰）之书堂、石室，盖未为江州祭酒时栖隐之地尔。”
   宋清江傅实之淳祐四年重修陶靖节祠记>云：“先生本宜丰人，中年迁浔阳，晚回宜丰，有石洞、遗像，父老喜其复归，号日故里。”
   明<一统志>云：“元亮故里，在新昌东二十五里。”
   <舆图备考>云：“新昌义钧乡之七里山，有元亮读书台、洗墨池、藏书墩，遣迹尚存。”
  毛晋绿君亭<陶集杂附>云：“靖节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学东，一在九江府治东，一在彭泽县治东，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昌县之南山，皆靖节曾经居止之地。”
   <江西通志>云：“文信国知筠州时，慕靖节宜丰遗迹，遂建祠于郡山。”
  王谟<豫章十代文献略>云：“考<通志>，渊明故里凡三处：一在瑞州府新昌东二十五里，<图经>云‘陶公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玉京山，亦名上京，<陶诗>‘畴昔家上京’即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胜志>云‘陶潜家干柴桑，即今之楚城乡也，去宅北三里许有靖节墓’。”
  众说累累，均未言明渊明因何“始家宜丰”，况<江西通志>、毛氏<陶集杂附>尚数说并存，王谟更持有异议（胡氏秘而未录）。胡氏深知，类此徵引再浩，不解决“始家”之由，其论难立。遂搜录秀溪<陶氏宗谱>，加以编织，冠于众说之首：秀溪<陶氏家谱>云：“侃第三子茂，为武昌太守。茂生逸，为安城（应为成，下同）太守，孟嘉以女妻之；晋显宗朝，苏峻叛，随祖侃征讨，追其党苏逸至豫章，又破韩晃有功，封康乐伯，食采宜丰计一千五百户。逸生三子：长日注，袭封；次即渊明；三日敬远，出继叔延为后。”
  依此逻辑，渊明父逸，官安成太守，功封康乐伯，食采宜丰，渊明随父“始家宜丰”似属无疑。至于正史及传、诔乏载，胡氏则释为“靖节居宜丰尚少，地又极偏，即有可传之事，载笔者无从知之。及居浔阳，有王弘、檀道济、颜延之之好事者，慕其风采，隐其身不得隐其名，故史、传所载于柴桑、匡庐事独详”；“沈约<宋书>称靖节为浔阳柴桑人，系据其没葬之地而言”。至是，胡氏自诩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论可立矣。
   （二）
   胡氏徵而且信秀溪<陶谱>，却又肆意增改，未见谱牒者罔有所闻。为甄辨起见，当告白于世：
  秀溪<陶谱>，始修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后经明永乐、万历和清康熙、朝隆、咸丰、宣统朝六次续修。迄今可见即宣统三年（1911年）七修本，成书恰早于<盐乘>三年，胡氏取材于兹，是毋庸置疑的。该谱系以陶佟为始祖、尊渊明为第一世祖之族谱，不仅备述渊明“事迹”，连“丹公”、“侃公”等远祖皆为之列传。<盐乘>乃一县之志，简而录之，无可非议，但删易其要，则发人深省。譬如：
  一“舍”。秀谱在<靖节公家传>中，陈述渊明解去江州祭酒又遭前妻身亡后，“继娶浔阳翟氏，与公同志，克甘勤苦，留居柴桑祖宅”。胡氏在<潜传>中，只称<州召主簿不就，遂留居柴桑”，舍去“祖宅”二字。秀谱在<宗支之源>“陶丹”条下记有“薨葬九江府德化县四十都鹤问乡西北山下”；“陶茂”条下记有“公居浔阳之柴桑”、“与二夫人俱葬柴桑里”等语，胡氏均弃之不提。如此舍弃，惟避柴桑祖籍之嫌。
  二“改”。秀谱<宗支之源>和<三修家谱序>皆称“茂子回，为姿城太守”，胡氏却云“茂生逸，为安城太守”。初读其文，颇觉易之有理：因陶茂麟<家谱>有“渊明父逸”、“官安城太守”之说。细品其意，大有隐衷：陶回<晋书>有传，其非渊明义甚明，回不换成“逸”难掩耳目；通览<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有晋一代并无姿城郡名，而安成郡地毗宜丰南境，姿不改为“安”虚妄无着，故而伪糅合，以适己意。
  三“增”。秀谱<宗支之源>“陶回”条下，未载其“封康乐伯”、“食采宜丰”及子“袭封”事，胡氏则增入自“晋显宗朝”至“计一千五百户”和“袭封”共四十二字。其旨在于只易陶回之名，而无封（袭）爵、食禄之由，“始家”之说仍不可信。因而藉秀溪<陶谱>之世系，茂麟<家谱>陶逸之名，<晋书>陶回功封之事，揉合而维系一人之身，似乎在晋尚有一位貌似陶回其人，即渊明之父。然而，（颜）诔、（萧）传、（三）史、（陶）集犹存，若渊明之父诚如其人，焉能无一言及之？决非“年少”、“地偏”、“载笔者无从知之”之故！（三）
   胡氏煞费苦心攀摘来的人和事，不仅于“渊明始家”之说无补，恐与宜丰县地亦多不相干。
   先谈陶逸其人。据传，渊明之父名 [=此处为插图=]
  “逸”，基源盖出陶茂麟<家谱>。该谱原貌若何，不得而知，后人多从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或元李公焕<命子诗注>中转引。公焕注云“先生（指渊明，下同）祖名贷，为散骑员外。父名逸，为姿城太守，生五子”；名世<书辨>云“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子二十三，二子少亡，二十一官至太守。侃生员外散骑岱。岱生晋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泽令、赠光禄大夫潜。潜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书”。两说互有异同，俱与史籍不合，早为世人所疑。仅录清人陶澍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中的一段评述，即可窥见其阙如：
  李公焕<命子诗注>谓“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邓氏<书>谓“先生生族人熙之”；<旧序>（指李庆孙序）“十行日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日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从弟敬远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远母也。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系一代，即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远同母兄弟；如系二代，即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远之子、敬远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为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无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
  陶澍疑“熙之以上世系剥落不全”，颇有见地。这从江州从事赞皇李庆孙为茂麟<家谱>所撰序中，便可略知其端倪：“自东晋太尉陶公迄于今日，……仅六百年。有孙日鉴，仕圣朝，为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数纸示仆，仆览焉，且见或中而断，或尾而续，或行而阙，或字而破，虽罗虫鬟溃蚀，然有可究其一二者”，遂效法太史公“登龙门，探禹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而谱之。由此可见，庆孙作序，系陶鉴所托，而鉴所存尚属一个断缺残漏之本，故后世一直不知其误之所在。
  为了填补这一缺环，笔者寻踪追迹，采访经年，从都昌县西源<陶氏宗谱>中初释此疑。现将该谱所列世系，用图示方法，与邓氏<书辨>作一比较：
   西源《陶谱》历代世系邓氏《书辨》历代世系
  现存西源<陶谱>，系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为笔者所见<陶谱）之最早版本，较之邓氏<书辨>，世系完整无脱漏，与史籍较接近，抑于初修更有别本可据，颇可廓清史家久悬之惑：渊明祖名茂非岱，父敏非逸；熙之非渊明子，应是同母或同父异母兄；别于“熙之”这“熙”者，乃渊明孙，即渊明长子俨之子，亦即茂麟之十代祖；鉴非茂麟下二世，乃第五世孙，他们皆属渊明裔。其所谓岱、逸、熙之，确非渊明直系，与俨支西源派和佟支秀溪派均不相涉。
  再论康乐其地。所谓晋显宗朝，因征讨苏峻叛乱，功封康乐伯，这块封地竟在何处？考<晋书>，“显宗”即东晋成帝司马衍庙号，苏峻叛事在成帝咸和二至四年(327~329年)，其时在豫章郡确有康乐县。该县系三国吴黄武中析上蔡初置阳乐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更名康乐，迄隋开皇九年(589年)前名不改，治所当在今江西万载县境内。不知何故，对于康乐故城历史上亦有无谓之争：<瑞州储志>认为“康乐城在高安县东北四里”；<新昌县志>又认为“阳乐县城在义钧乡”，“康乐城在县东四十里”。对此，<万载县志>则予驳议：“晋武帝改阳乐县为康乐县，不闻有迁建事，盖阳乐城即康乐城也。”故而认定“吴阳乐城，晋改名康乐，故址在县东北四十里，今罗城”；“罗城正古康乐乡、康乐里，康乐水在焉”。笔者以为驳议精当，自阳乐至康乐置县达三百六十余年，均属今万载县地，城址不当在今中隔上高之高安；其与宜丰（即新昌）古今虽有接壤，但素无分并关系，况自三国黄武至晋太元中两县同时并存，无由将“阳乐”或“康乐”城置于宜丰境内，进而表明康乐封地又与宜丰无关。
  最后评述“官安城太守”及“食采宜丰”其事。考诸地理典籍，晋安成郡领县七，辖境相当今新余、分宜、宜春、萍乡、永新、安福等地，治所在平都（今安福东南）。故陶澍转引<吉安府志>尚云“安福有陶渊明读书台，或幼随父任读书于此”，尽管其说属演绎而出，但安成太守与豫章之宜丰两不相属。“食采”之事虽有传闻，却不发生在宜丰。据<瑞州府志>载：高安县有“利贶庙”，“在凤山，祀陶回。回平苏峻，功封康乐伯。咸康（疑咸和）中食邑，苦旱，乃发廪赈济，民利其贶，建祠祀之”。<万载县志>又驳议：“威（回谥号）公惠在食邑，史、传虽略，赖祠庙志而章。惟食邑在康乐，与今高安无涉。考<高这志>无所谓凤山，惟有凤岭山，<旧志>在治西七十里，<新志>六十里，虽距康乐不远，究隔宜丰、望蔡（即上高）境，不得谓为康乐封域也。今康乐里有康乐古祠，不名‘利贶’，宜改塑像为木主，复‘利贶’之名，以志威公之惠焉。”孰是孰非，均与宜丰毫不相干。
   （四）
   胡氏<盐乘>作伪，秀溪<陶谱>并非无弊。诸如网罗史籍名人，强行拼凑世系，二者同出一辙。且看该谱对其宗支源流的记述：
   庄子伺。
   伺子丹，仕吴，拜扬武将军，封柴桑侯。子二：长日僙，生子臻、舆；次日侃。
  侃，丹次子，母湛氏，仕晋，都督八州，封长沙公，赠大司马，谥日桓。子五：长日夏；次日瞻，袭长沙公；三日茂；四日洪，同伯僙子臻佐刘宏；五日岱，守朱f城。女一，适晋征西大将军长史江夏鄂人孟嘉。
   茂，侃第三子，武昌太守。配朱氏，生子回；继娶刘氏，生子延，为伏波将军。
   回，名麟，字若愚。茂长子，母朱氏。姿城太守。孟嘉以二女妻之，生子三：长日注；次日渊明；三日敬远，承继胞弟延为后。
   渊明，回次子。前妻王氏，婚宜丰，生子俨；继娶寻阳翟氏，生子俟、份、佚、佟。
   佟，渊明幼子，秀溪陶氏始祖。生子三：晖、暄、曜。佟初居“故里”（今澄塘乡政府附近），后徙秀溪北隅南山，传至二十二世太初再迁秀溪。其简明世系如图：
   [=此处插图=]
  详察秀溪<陶谱>的宗支源流和人物生平行状，舛误颇多，仅就与本文有涉，略述一二。
  一是昭穆不合。据<晋书>载，侃，父丹，母湛氏。有子十七，唯九人见旧史，其次第为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余皆不显。该谱非但省去琦、旗、斌、称、范，且乱其序：将排行第三“夏”移为长，长“洪”沦为四，<侃传>不显者“茂”列为三；并讹称“瞻”袭“长沙公”。史实是：侃长子洪早卒，次瞻为苏峻所害，乃以夏为世子，初袭当夏而非瞻；未几，夏卒，复以瞻子弘袭；弘卒，子绰之嗣；绰之卒，子延寿嗣，宋受禅，降为吴昌侯。侃有兄，名讳不详，但非债。渊明父虽正史缺载，而“逸”、“回”均非是。侃系示意应为：
   [=此处为插图=]
  陶璜（谱称“债”）与陶回，<晋书）皆有传。<璜传>载：父基，吴交州刺史。璜及子威、威弟淑、淑子绥，先后并为“交州”。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临海太守、黄门侍郎；湮弟猷，字恭豫，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回传>称：祖基，吴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初为王敦参军，转州别驾。敦死，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苏峻之役，回请设太兵邀击，庚亮不从。回还县收合义军得千余人，后与陶侃、温峤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晃，以功封康乐伯。继迁吴兴太守，在郡四年有政绩，徽拜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卒谥威。生子四：汪，嗣爵，位至辅国将军、宣城内史；陋，冠军将军；隐，少府；无忌，光禄勋。璜、回二传，表明他们昭亲穆近，皆衍于“老交州”陶基。但璜与回非谱谓祖孙为辈，而是伯侄相称。回之长子应是“汪”，非谱、乘所篡“注”。回之诸子中根本没有渊明和敬远，更不屑置辩的是他们尚属从兄弟。璜、回世系图示则是：
   [=此处为插图=]
   既然侃、回世系各别，侃即不当为回祖，回亦不应为渊明父，人为地与之合流，谬也。
  二是籍贯迥异。据<晋书>各自本传考知，陶侃祖辈早在汉末避乱江东，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璜，丹阳秣陵人，在南三十年；璜卒，侃年约三十七，其位不显，相无过从。回乃璜侄，亦丹阳人，其与侃同讨苏峻，原为友军入盟，本非部属相隶，更无族亲之缘，渊明何系其后？又及伏波将军陶延，曾为陶侃郎将，受侃令破杜弢有功，将进秩，会卒，荆人还其丧于广州；延虽为侃部伍，但籍隶广东番禺，与侃、回均无宗源关系，所谓敬远出嗣于彼，纯属无稽之谈。
   三是生座卒年岁奇殊。秀溪<陶谱>只载侃与渊明生卒岁月，不注回之年寿；只须查对下表，奥秘便昭然若揭。
   [=此处为表格=]
  此表系按正史各自本传及<校勘记>依历推算而来。据此，则侃卒之时，回年四十九，侃长回二十七岁，难充其祖。论生辰，侃早渊明百零六年，为其曾祖可也。而渊明诞生之日，回已离开人世近三十秋，回为其父则大谬不然。
   披阅三谬，纵使陶回与宜丰有涉，“渊明始家宜丰”之说亦不击自溃。
  “始家宜丰”之谬虽已辨明，但不排斥，渊明后裔徙居秀溪。凡聚陶之处，常有凭吊先祖渊明之物，这在唐宋以后是屡见不鲜的。若宜丰“遗迹”尚存，当不失为文物古迹，亦为渊明声名远播之见证，然后世迁徙靡常之居地及其纪念物，不应作先人籍属之佐据。这便是笔者之结语，乞明哲不吝指正。
   （释文略）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