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一节政治保卫
  剿匪、反霸1949年5月九江解放后，县境仍残留封建地主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武装和地下军等政治土匪16股，以罗其淦、孔繁德、汤昌铭等几股较猖獗，他们公开抢劫民财，滥杀无辜，扰乱社会治安；还有倪国权为首的“国防部保密局江西站九江潜伏组”和程少庭为首的“国防部华中剿总特高组九江情报组”，秘密搜集情报，与境外敌特勾结，妄图变天。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县公安机关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指示，从7月3日开始，充分发动群众，紧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三部队和县大队，采取政治分化与军事围剿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股匪进行大清剿。至年底，除极少数匪首漏网潜逃外，境内政治股匪基本肃清，共瓦解（包括俘获和投诚）匪徒563人，缴获电台2部、炮l门、轻机枪4挺、长短枪282支、各种子弹12.25万发、手榴弹409枚、炸药92公斤、纵火药条162根。
  同年9月，为了配合和推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建立乡人民政权运动，成立县反霸工作团，并以第二区姑塘乡为试点，分期分批在全县开展反对恶霸等封建势力的斗争，至1951年3月基本结束，依法严惩了一批土匪、恶霸分子，处决首恶分子20人。
  镇反、肃反1950年11月，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对残留在社会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进行全面清理登记。通过群众检举揭发和专门机关侦查，还破获有系统的敌特组织2起、地下军2起、武装股匪3起、反动会道门3起，捕获解放初期外逃的重大反革命分子30人。对清理出来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集中打击首恶分子。至1953年底，先后惩治各类反革命分子1051人（不含转外地处理和已死亡的人），少数罪大恶极分子判处了死刑。在此期间，还取缔了16种封建帮会组织，摧毁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
  1955年1月，针对当时阶级斗争仍很尖锐的情况，又深入开展一次社会镇反。是年，全县依法逮捕反革命罪犯95人，其中处决罪大恶极反革命首犯4人。
  1956年2月，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成立中共九江县委肃反五人小组，同时以公安机关为主，抽调力量组成办公室，从3月中旬开始，先后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农林水利、财贸交通、文教卫生等系统和工矿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等单位，分期分批开展内部肃反运动。至1959年底，全县共查出反坏分子371人，其中反革命分子361人，坏分子10人，并按党的政策分别作出政治结论，给予不同的处理（对个别错划普反分子，1978年后陆续得到平反纠正）。
   从50年代后期起，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957-1966年，全县共侦破组织反革命团体、书写反动标语、与敌台挂钩等政治案件75起。1977年11月，县公安机关经过周密的内侦外查，还破获以孙家全为首的“自由民主党”重大反革命集团案，从而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防止了可能酿成局部动乱事件的发生。
  取缔反动会道门建国初，境内散布的反动会道门有“一贯道”、“真常道”、“同善社”、“先天道”、“三教道”、“普化门”等，他们设坛聚众，以迷信为手段，驱鬼治病，骗财害命；以传道为掩护，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治安。
  1953年2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清理登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争取和教育道众，孤立和打击道首。至1955年，先后摧毁反动会道门活动场所78处，缴获各种道具879件，打击道首137人，解散道众2336人，6种反动会道门彻底瓦解。
  1978年1月，原普化门道首陈自然在县境永安等地，先后联络老道徒13人，发展新道徒26人，以崇奉迷信为名，开始进行复辟普化门活动。1982年5月下旬，县公安机关再次予以取缔，陈自然等为首分子均受到法律追究。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50年代初期，通过土地改革、土改复查、肃反运动和对反动党、团员清理登记，全县按政策划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共6988人。对这些有罪但又不够判刑的剥削阶级分子，采取由县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批准，交群众监督管制，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强迫他们通过生产劳动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并实行月汇报、季考核、年评审，表扬改造好的，批判表现差的，对抗拒改造、从事现行破坏活动者则严惩不贷。1956年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县内对“四类分子”改造进行了一次全面评审，将其表现好的吸收为正式社员，表现一般的为候补社员，表现差的仍实行监督劳动。1959年开始，对经长期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陆续摘掉他们的“帽子”，同时改变其成份，恢复公民权利。至1978年，全县的“四类分子”除因病死亡和随行政区划变更划出以外，总数不足3000人。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经群众评议、公社（镇场）审查、县革委批准，共有2400余人摘掉“四类分子”帽子。至1983年，剩余的“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对“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工作宣告结束。
   第二节治安管理
  禁烟禁毒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鸦片由此大量输入，成为全省进口总汇之区。清光绪千年(1884年)，九江有经营鸦片商行7家，他们从洋商手中接过鸦片，采用“现金买卖”和“长期信用整箱出卖”两种方式，销售本埠和内地鸦片贩子，从中牟取暴利。
  辛亥革命后，江西地方当局曾制定严禁鸦片章程，不准洋药输入，限制土药自由出售。1935年（民国24年），县政府成立戒烟分会，负责办理禁烟、戒毒事宜。由于烟民嗜毒成癖，官商内外勾结，吸毒、贩毒活动有禁不止，据1936年调查登记，全县有戒烟烟民3320人，吸毒烟民2140人，每月吸食鸦片达3917.7两。1938年日军侵占九江后，成立伪武汉戒烟局九江分局，实为兜售鸦片机构。他们把西园路“难民区”变成贩毒、吸毒主要场所，并按九江人口数配发70家售烟执照，每月分甲、乙、丙、丁、戊5个等级，分别配给烟土16、12、8、4、2两，给吸毒个人发烟照，使我骨肉同胞深受其害。
  1946年后，县政府设立烟民硬戒所，成立检查队，缉拿烟民，清缴烟土、烟具。1947年7月，省政府派督导员来浔禁烟，8月14日夜实行总检查，缉拿烟民94人，25日又缉拿12人。凡缉拿的烟民，经县卫生院调验强制戒烟；缴获的烟土，由法院验交卫生部门药用；收缴的烟具，由法院主持召开会议当众焚毁。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发出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对个别吸毒成瘾者限令戒绝。从此吸毒、贩毒活动在境内绝迹。
  禁娼民国初期，县城九江龙开河以西三马路一带，有公开营业的妓院，报花捐者百余人，其中杨州帮90余人，苏州帮20余人，本地帮（包括南昌、武穴、广济和九江籍）人员零落，为数较少，另在环城马路等处有少数暗娼。至1946年8月，据县警察局统计，城区共有娼妓75人，其中籍属扬州60人、芜湖2人、云南1人、朝鲜1人、广济4人、黄梅1人、乐平2人、南昌1人、九江3人，年龄最大29岁、最小仅16岁。1949年九江解放后，市、县人民政府立即查禁妓院，打击嫖娼卖淫，严惩不法老鸨，并帮助受害妓女解决生活出路。从此，境内妓院绝迹，暗娼得到控制。
   禁赌民国时期，县内赌博风盛行，不少人因赌倾家荡产，以至沦为盗贼、乞丐，国民政府虽明令禁止，但收效甚微。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多次颁发禁赌文告，开展查赌工作，对屡教不改的赌徒、赌棍则绳之以法。至60年代中期，境内赌博活动几乎绝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赌风渐起，且屡禁不止。1979年后，县内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齐抓共管，每年都要狠煞几次赌博风。1983年，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曾三次大规模地进行查赌、禁赌，举办参赌人员学习班50余期，受教育2000余人次，收缴赌资16万余元，并对情节严重的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治安拘留等处罚，对以赌为业的首恶分子则依法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从而使赌风有所收敛。
  特种行业管理建国后，县公安部门把旅栈业、旧货业、印铸刻字业、修理业列为特种行业，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严加管理，防止和打击犯罪分子利用这些行业藏身落脚，进行窝赃销赃、伪造证件、制作作案工具等犯罪活动。1963年6月，结合县内工商企业普查登记，对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无论国营、集体、个体凡专营或兼营特种行业，都必须经工商部门审查、报公安部门备案，领取特种行业许可证方可开业，私自开业均予取缔。是年，经审查备案的特种行业有181家，从业人员278人。此后，对特种行业从业人员经常进行政治思想、法律常识教育和业务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和鉴别能力，并建立严格的行业规章制度和安全防范责任制，从而堵塞犯罪分子乘虚而入。至1985年，全县有特种行业137家，其中旅馆业64家、印铸刻字业4家、旧货业24家、修理业45家，从业人员400余人，每个特种行业户都与公安部门签订治安责任合同。
  户籍管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县内始进行人口普查，编制户籍黄册，由县署主簿或典史职掌，用以稽查人口、征调赋役。嘉靖年间置户房司吏、典吏主其事。清代亦由户房掌管。
   民国时期，县内户籍工作先后由民事、民政科或公安、警察局管理。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为配合其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在县内推行保甲、联保制度，先进行人口清理，逐户登记，每户一页；尔后强令每5户填写联保连坐切结，保证不通共、不援共。1938年日军侵占九江后，国民县政府对徙居在外的县民发给“难民证”，日伪县政府对沦陷区居民发给“良民证”，无证外出随时都有被拘留审讯的危险。1945年抗战胜利后，县政府设户政室，乡设户籍干事，专司户籍工作。1947年初，户籍工作并入民政科，接着进行全县人口大清查，逐户登记，并对年满18岁的公民普遍制发贴有本人半身照片的“国民身份证”，以备查验。
  建国后，户籍管理归口县公安局治安科（股）。1950年，开始进行全县户口调查登记，此后每年都要做一次人口统计年报。1952年，根据公安部颁发的<城市户口管理工作暂行条例>，着手建立城镇非农业户口管理制度，通过清查、核对制发户口簿。1953年，在全县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核实农业户、非农业户及男女人数，建立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凡设公安派出所的乡、镇，其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统由派出所直接登记管理；未设派出所的乡、镇，所有人口均由乡、镇人民政府登记管理。1958年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按照“常住地”和“人户一致”的原则，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住址变更等7项基本的户口登记制度，为控制城镇人口盲目增长，凡由农村迁入城镇必须履行严格的户口转移审批手续。1964年，通过全县第二次人口普查，农村开始建立公社户口底册、大队户口名册，家庭制发户口簿。1982年，通过全县第三次人口普查，再次核实家庭户、集体户、农业户、非农业户和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为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人民生活，提供翔实可靠的人口资料。
   消防监督清末至民国初年，县城九江设有更夫，夜间打更巡逻，提醒人们防火、防盗。
  1927年，县公安局设消防队，1931年改称消防组，选择富有救火经验的警士充任队（组）员，专司城区消防工作。据1934年统计，消防器具有水机2部、射水苗头4个、储水柜1个、太平水桶2个、水带21根、楼梯4架、铜帽20顶及按水棍、火钩、斧头、钢锯等，然无自来水设施，倘起火地点离河道较远，汲水困难，常延烧多家。1945年11月，县警察局重建消防队，配备队长1人、警长2人、警士20人、役夫3人；消防器材有救火车、帮涌消防车、消防水桶车各1辆，手摇水龙2架、水龙带7条、楼（钩）梯3具、钢盔21顶，还有竹杆大钩，双头火钩、避电剪、太平斧、钢锯、跳布等，灭火能力略有增强，但火灾仍经常发生。1947年9月30日，城区湓浦路起火，烧毁房屋百余栋，受灾人口300余。
  建国初期，县内消防工作由县公安局治安股主管，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经常开展群众性的防火安全教育，发动群众订立防火公约。粮食、供销、商业等经贸系统，先后建立职工义务消防队10余支，有义务消防队员100余人，凡粮、棉、油和其他物资集中存放的地点或重要部位，都置有水枪、太平水桶、灭火器、沙包等简易消防设备。1964年4月，县公安局设立消防股，专事消防管理工作，1973年1月，成立县消防民警中队，隶属县公安局，担负全县消防监督和火灾扑救任务。1981年5月，县公安局增设消防科，与消防民警中队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至1985年，全队有消防干警26人，有消防指挥车l辆、水罐车2辆、泡沫车l辆，直流水枪4支、开花水枪3支、泡沫水枪3支，水带23盘、水带挂钩4副、水带包布9副，单人梯、双人梯各2架及其他消防设备。为使消防监督落到实处，县消防科年年都要组织几次季节性的防火安全大检查，逐步建立与完善物资重点单位消防档案，不断加强城市建筑防火和居民区消防道路、水源等配套设施；同时重视消防队伍自身建设，每年都制定训练计划，规定训练项目，进行严格的达标练兵，从而增进消防业务知识和扑救火灾技能，使火灾发生的次数和造成的经济损失渐次减少和减轻。1971～1985年，全县共发生火灾106起，死亡8人、伤20人，经济损失37.37万元，其中1971、1972、1974年无火灾事故。
  1971—1985年全县火灾情况统计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建国后，对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强奸、盗窃以及其他必须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由县治安管理机构负责立案侦查。由于坚持贯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和“严禁逼供信”的原则，从而侦破了不少刑事案件，打击了一批严重犯罪分子。1949～1955年，全县共侦破各种刑事案件千余起；1958一1962年，侦破126起；1972～1985年，侦破919起，其中1983年8月开始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通过攻现行、破积案、挖团伙、打流窜，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54起，破积案、隐案277起，摧毁犯罪团伙46个，追回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40.42万元。
   第三节监所管理
  清代，县设监狱，置看监禁子，关押人犯。民国时期，改为看守所，置所长、看守监管。建国后，仍设看守所，同时派驻武装警察中队，并将预审机构置于所内，在县公安局统一管理下各尽其责，主要任务是依法严密看管人犯，确保监所安全；配合侦查、起诉和审判，迅速查明案情，审结案件；加强政治和政策教育，促进人犯认罪服法、改造；实行人道主义，搞好人犯的生活和卫生管理等。
  人犯羁押1949年10月，成立县看守所，址设九江市区原孔庙（今九江市实验小学）内，用以关押被依法逮捕、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而尚处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人犯。不久，迁至东门外黄泥塘，与专署公安处看守所和市公安局看守所联所办公。
  1983年上半年，县看守所迁至沙河街张家湾。现有看守楼1栋，内设审讯室4间；武警中队营房4栋；正规监狱1座，内设监号12间，还有人犯食堂、外劳宿舍、放风场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
  此外，县内向无行政拘留所，其公务一直由看守所兼代执行，故于监所外侧建有普通房屋数间，供受治安管理拘留处罚人员住用。处罚形式以劳动为主，同时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经过处罚教育，绝大多数人遵纪守法，悔过自新。
  案件预审建国后，县公安机关极为重视案件预审工作。当人犯关押监所后，预审科（股）立即认真审阅案卷，提审被告人，查明其全部犯罪事实及与同案、他案犯的联系，如案情不清或事实有出入，便重新调查或退回侦察部门补充核实。当案情清楚、事实无讹、证据确凿、手续完备时，则依照法律规定及时研究提出对被告人或捕或放、或诉或免、或作其他处理的意见，做到不枉不纵。通过预审顺线追查，挤清了在押犯的余罪，破获了积案、隐案58起，追捕案犯20人，追回经济损失25898元。
  罪犯改造建国初期，县内对已判处有期徒刑需强迫劳动改造的罪犯，通常是刑期较长或重刑罪犯均投入专门劳改机关改造，刑期较短的轻刑罪犯则就地改造。1956年，县公安局设劳改队于大湾洲（今新洲垦殖场），后又分迁港口和沙河蛟滩等地。1962年，鉴于专区瑞昌赛湖劳改农场和彭泽芙蓉劳改农场先后建成，县内服刑的罪犯可送至专区劳改农场，县劳改队随之撤销。1983年“严打”斗争开始后，为减轻专门劳改农场的压力，县公安局复承担一部分轻刑罪犯的劳改任务，由县看守所兼代执行。在执行中，认真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既加强对罪犯进行政治、政策教育，又注重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积极组织农副业生产。通过改造，有90%以上的人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狱政管理建国后，县监所机关严格按照法律判决的刑法监管罪犯，并订立一整套监规守则，坚持通过思想教育实施管理，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人犯的问题。在搞好人犯的生活和卫生管理的同时，经常考察他们的改造情况，对执刑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或不再至于危害社会的，即依法提出减刑或假释意见；对监管期内患有严重疾病或年老、身残难以在监服刑的，即依法提出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意见；对有提出申诉、控告的，即协助检察或审判机关做好复查、调查工作。1980~1985年，县看守所共提出对人犯减刑、假释的建议40多条，使36人依法获得减刑，7人予以假释；为人犯转递检举、揭发、申诉信状37件，使2人的问题得以查清纠正，并顺线破获大小案件10余起，追捕案犯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