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九江县地方组织
   第一节党的组织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九江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革命先驱恽代英、方志敏等先后至九江传播马列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九江地方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然而，解放前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斗争。
  九江小组1925年7月，江西党组织创始人赵醒侬，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决议案>，赴浔组建中共九江小组，隶属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亦称南昌特支第二小组，组长温眷血，机关驻地和活动范围均在九江城区。同年10月，温赴苏联学习，帅古农继任组长。从此，九江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九江特支1926年4月，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共九江小组改为中共九江特别支部，帅古农、曾延生先后任书记，隶属中共江西地委，机关仍设城区。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挥师北伐，九江特支立即派遣党团员深入码头、铁路、工厂、学校和县境港口、小池口、黄老门、马回岭等地，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并组织铁道队、侦察队、向导队、运输队等参加战事。
  九江地委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九江后，中共九江特支升格为中共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曾延生为书记、帅古农为委员、陈冰任秘书兼组织主任、温眷血任宣传主任、彭江任工人部长、吴久思任农民部长、蒋竟英任妇女部长，隶属中共江西区委，机关驻城区赵家花园。自此，九江党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至1927年春，地委辖有城区久兴纱厂支部、裕生火柴厂支部、店员支部、码头工人支部、学生支部、南浔铁路支部（1927年1月改特支，受江西区委和九江地委双重领导）和农村小池口支部、港口支部、马楚支部、黄老门支部。在加强党、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帮助和推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及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人民团体的建设，使九江工农运动更加高涨，“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
  九江市委1927年6月，根据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的要求，改中共九江地委为中共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秘书长王经唆，组织部长林修杰，妇女部长张佩兰。接着，小池口（江北）、港口、黄老门、马楚（马回岭）等支部发展为区委，并在所属各乡建立了支部。“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相继发生后，九江革命形势急转直下。8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人士，市委被迫转入地下。
  九江县委1927年8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撤销中共九江市委，成立中共九江县委，林修杰任书记，先后隶属中共江西省委、赣北特委(11月，林修杰调任鄱阳县委书记后，县委工作由特委兼管），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农村。10月3日，中共九江县委联合星子县党组织发动“星子暴动”，旋即开辟岷山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月，先恢复马楚、甘东（黄老门）区委、扩建甘西（小阳铺）区委；1928年5月，组建仙南（新塘）、白西（狮子）区委，共辖5个区委、35个支部。6月，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
  1930年9月，决定赣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次转移上阳新时，重建中共九江县委，吴官煜任书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次年1月，由于国民政府军大规模“围剿”，全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县委被迫停止活动。
  1931年6月，原中共港口区委书记汪仲屏自上海接受党组织指示，秘密潜回赤湖地区，组建中共九江临时县委，汪任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8月，汪仲屏、舒立庭、何建炎等不幸被捕，临时县委随之消失。
  1932年11月，柳世青等在庐山报国寺秘密成立中共九江县委，柳任书记，并在沙河、赛阳一带建立几个支部，次年5月停止活动。
  九江中心县委1928年6月，为了加强中心区域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撤销赣北特委，改九江县委为中心县委，华鄂阳、贺俊等先后任书记。接着开辟赤湖游击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以岷山为中心的赣北革命根据地，下辖九江城区区委和农村甘东、甘西、马楚、仙南、白西、港口、江北区委，并兼指挥瑞昌、星子、德安区委。正当热烈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反共反人民的部署。1929年10月，中心县委机关在九江通江路56号遭破坏，工作人员周文彬、萧钟玉当场被捕。1930年5月，中心县委机关又遭破坏，书记郭春生被捕变节。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壮大红军主力，同年7月、11月，中心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和大批党员先后两次随同赣北红军游击队转移湖北阳新。11月29日，中心县委宣告撤销。
  赣北工委1932年2月，根据湘鄂赣省委的指示，刘为泗等来到岷山组建中共赣北特支，因国民政府军张挺二十五团正在大肆“清剿”，三天后退回阳新。6月，林梅清等又奉命组建赣北特委，亦因白色恐怖严重而退回鄂东南苏区。8月，喻照光、田文灼、吕家贵、刘为泗等再次奉命率领驳壳连挺进岷山地区，先在黄老门、岷山、戴林等地，恢复部分老党员党籍，接收一批新党员，建成14个支部。继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喻照光、吕家贵、刘为泗先后任书记，隶属鄂东南道委。1934年3月，恢复白西区委，继而建立戴林、岷山区委，成立黄金中心区委，并管辖九德瑞边区办事处及德安太平、夏铺、家桥区委和瑞昌高黄区委，使一度处于低潮的革命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后，赣北革命形势处于严重关头，中共赣北工委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粉碎敌人封锁，坚持游击战争三年余。
  1938年3月，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中共赣北工委调整领导成员，刘为泗任书记兼军事部长，田文灼任组织部长，辛忠荩任宣传部长，钱少卿任经济部长，徐木秀任妇女部长，陈鸿水任少共书记，张发荣任少共组织部长，加强对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九江沦陷后，直接率领赣北抗日游击大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1月，改赣北工委为九江工委，隶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成员和管辖范围不变。2月，江西省保安第十八团司令钟石磐制造“岷山惨案”，刘为泗等工委领导人几乎全部遇害，所属党组织破坏殆尽。
  黄金中心区委1934年3月，根据赣北工委决定，成立中共黄金中心区委，刘为泗兼任书记，傅义金为副书记，张子云任组织委员，洪育荣任宣传委员，直属赣北工委领导，代行县委职权，辖戴林、白西、岷山区委，共建基层支部25个。是年冬，当岷山革命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心区委交通员陈高富叛变投敌，区委副书记张子云等20余人被捕遇害，中心区委停止活动。
  九江中学支部1947年9月初，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工部指派詹逸群，以学生身份考入江西省立九江中学，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次年11月，福建党组织又派张述义来浔协助建党工作，成立中共九江中学支部，詹逸群为书记。1949年初，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召开支部扩大会，决定将中共九江中学支部扩大为中共九江工委，詹任书记，并设立组织、宣传、交通联络、秘书后勤等机构，为迎接九江解放做了大量工作。随着九江的解放，重新组建中共九江县地方组织，并不断健全与发展，成为领导全县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
   县委1949年6月15日，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以姚少诗为书记等南下党员干部5人，组成新的中共九江县委员会，隶属中共九江地委。
  1955年4月，县委增设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6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2人）组成，凡重大事项由常委会讨论决定，必要时提交全体委员会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1958年7月，设立县委书记处，由第一书记1人、书记2人、副书记2人组成，实行书记集体领导制。1959年1月市、县合并，县委书记处并人市委书记处。1961年9月县、市分治，恢复县委书记处，由第一书记1人、书记3人、副书记4人组成。1963年7月，撤销书记处，县委设书记1人、副书记3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县委受到冲击，工作逐渐瘫痪。1967年3月，由九江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次年3月，改称九江县临时领导小组）取代县委、县人委职权。1968年4月，成立九江县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1969年4月，成立中共九江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1970年12月，恢复中共九江县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随之撤销。1983年7月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中共九江县委隶属九江市委。1949年6月起，县委机关设在九江市区；1968年9月，搬迁沙河街。
   县委成立后，根据各个时期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兹将常设副科级以上单位的沿革记述如下。
  办公室：1949年10月设秘书室，1956年6月，改称办公室。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人市委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办公室代行其职能。1973年11月复设，与革委办公室合署办公。1975年8月，改称秘书室，与革委办公室分开。1978年3月，与革委办公室合并，改称县委办公室。1981年6月，党政分开，分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组织部：1949年6月设。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入市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政治部组织组代行其职能。1974年10月恢复。
   宣传部：1949年6月设宣传组，1952年6月，改设宣传部。1957年3月，文化教育部并入，改称宣传教育部，1958年复称宣传部。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入市委宣传部。“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政治部宣传组代行其职能。1974年10月恢复。
  农村工作部：1954年8月设。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入市委农工部，1962年6月撤销，1963年3月复设，“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抓促部代行其职能。1984年4月恢复。统一战线工作部：1955年2月设。1959年1月并入市委统战部，1961年12月复设。1962年6月撤销，1963年2月复设。“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停止工作。1980年3月恢复。
  工业交通工作部：1956年6月设。1957年3月，与财政贸易工作部合并，改称财贸工交工作部。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工交部分并入市委工交工作部，1962年6月撤销。1966年10月，设工交政治部，旋因“文化大革命”干扰停止工作。1982年6月，复设工交工作部，1983年10月撤销。
  财政贸易工作部：1956年6月设。1957年3月，与工业交通工作部合并，改称财贸工交工作部。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财贸部分并人市委财贸工作部，1962年6月撤销，1964年5月，设财贸政治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工作，后未恢复。文化教育工作部：1956年6月设，1957年3月并入宣传部。
  监察委员会：见本节“县纪委”。《九江县报》编辑部：1956年5月1日，设《新生活报》（县委机关报）编辑部；6月20日，改为《九江县报》编辑部。1957年元旦，改设《九江报》编辑部，4月1日县报停刊，编辑部撤销。
  党校：1950年，设县委训练班，1952年改设县委建党训练班。1958年3月，改为县委干部学校，1959年1月并入市委干部学校。1961年10月，建立县委党校，“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9年秋为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取代。1972年10月恢复。
   党员教育训练办公室：1963年3月设，1964年2月撤销。
  档案馆：1955年4月，设档案室，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入市档案馆。1963年7月，改设县党案馆。1981年2月，设县档案局，与档案馆合署办公。1984年5月，撤销档案局，保留档案馆。
  直属机关党委：1954年4月，设县委直属机关总支；1957年4月，改为县委机关总支，12月撤销。1963年12月，设县委机关党委；1964年，改为县委直属机关党委，1965年3月撤销，1982年2月恢复。
  对台工作办公室：1973年1月，成立九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部对台湾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78年，改为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2月，改称县委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
   政法委员会办公室：1981年10月，撤销县委政法领导小组，成立县委政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党史征集办公室：1982年4月，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信访办公室：1982年8月，成立县委信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4年10月，改设县信访办公室。
   老干部管理办公室：1984年7月设。
   机要科：1985年10月设。
  县纪委1950年6月，成立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8月，改为县委监察委员会。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入市委监察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起，先后由县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纪检组代行其职能。1974年10月，撤销县革委政治部，纪检工作纳入县委组织部。1978年3月，成立县委纪律检查组；1979年10月，改为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84年1月，升格为副县级机构，改称中共九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县级政、军机构党组（党委）建国后，为了加强党对县级政、军机构的领导，先后在县“一府两院”和人大、政协设立党1949~1985年中共九江县委领导人名录组，在县人武部设立党委。县人民政府党组：1954年3月设，1955年4月，改为县人民委员会党组。“文化大革命”一度停止活动。1975年8月，由县革命委员会党组代行其职能，1980年2月撤销。1982年1月，恢复县人民政府党组。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1982年1月设。
   县政协委员会党组：1984年7月设。
   县人民法院党组：1979年11月设。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1984年7月设。
  县人民武装部党委：1961年10月设，书记（1976年10月后称第一书记）由县委书记兼任，副书记（1976年10月后称书记）由武装部政委或部长担任，受中共九江县委和九江军分区党委双重领导。
  基层组织解放后，重建县内基层党组织。1949年6月，先于新港、沙河街、马回岭分设中共第一、第三、第六区委员会；8月，继于虞家河、港口、新塘铺分设第二、第四、第五区委员会，同时以县、区机关党员组成3个临时支部。1950年2月，分第二区于十里铺增设第七区委会，分第三、第五区于鸡公岭增设第八区委会；1951年4月，分第一区于张家洲增设第九区委会，各区机关普遍成立支部。至此，全县共设区委9个，有县、区机关支部11个。
  1951年8月，进行农村建党试点，先于第六区富民乡试建第一个支部。至1952年3月，继于第六区秀峰、马头乡，第五区新塘、白齐乡和第八区牌楼乡分别建立支部或小组；至年底，全县126个乡、镇中共建支部60个，有区委9个、支部71个。
  1954年12月，为了加强县境西北沿江滨湖地区的领导，撤销原第七区委会，分原第四区委会改设四、七两个区委会。同年，123个乡、镇已建支部92个、小组6个；县直属机关支部增至20个，并设县委直属机关总支以统辖。1955年4月，改以地名命名区委会，依次称新港、大桥、沙河、永安、新塘、马回岭、港口、城门、江洲区委会。
  1956年1—6月，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实行局部撤区和并乡，撤销7个区委会建制，江洲、永安区委会分别并入新港、港口区委会，其余5个区委会各留1—2名干部指导新乡工作；乡设中共总支委员会，隶属区委或直属县委，下辖高级社支部。年底全县有区委2个、总支43个、支部176个。
  1957年3月，恢复中共大桥、沙河、新塘、马回岭、城门区委会。是冬，随着干部“上山下水”运动的兴起，及时在国营农垦系统组建基层党委。12月，成立中共东林林场（年底划归庐山）、沙河一赛湖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后改称赛城湖综合垦殖场或水产养殖场）和九江县渔场（后改称县水产养殖场）委员会；次年2月，又成立中共岷山林牧农综合垦殖场（后改称岷山综合垦殖场）、十里铺林牧农试验场（后改称茅山头垦殖场）委员会，直隶中共九江县委（赛城湖场党委受农垦厅党组和县委双重领导），下按分场（或生产队）设支部。
  1958年2月，精简机构，撤销区委会和35个乡（区划变更划出7个乡）总支．成立中共新港、江洲、游岭（后改长岭）、大桥、周岭、十里、沙河、港口、团结、永安、新塘、涌泉、新合、马回岭、余河、黄老门、城门、龙岗、住岭乡基层委员会，直属县委，下辖高级社支部。9月，县水产养殖场一分为二，撤销总场党委，改设两个场支部。10月，为了适应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撤销乡党委，建成中共江洲、新港、大桥、港口、新塘、城门、沙河、马回岭人民公社基层委员会，改高级社支部为生产大队支部，并在各钢铁指挥分部设立总支。年底，全县有基层党委11个、总支6个、支部211个。
  1959年1月市、县合并，县属基层党委改隶中共九江市委。7月，成立十里铺蔬菜公社党委；1960年9月，成立国营红旗农场（后改称新洲垦殖场）党委；1961年3月，成立国营回峰矶垦殖场党委。
  1961年9月县、市分治，茅山头垦殖场和十里铺蔬菜公社党委划归市委管辖。10月，重设中共新港、港口、新塘、沙城、马回岭区委会。11月，根据社队规模调整，将原8个公社党委改成江洲、新港、长岭、大桥、周岭、团结、永安、港口、长山、涌泉、新塘、新合、城门、杨柳、狮子、沙河、黄老门、马回岭、六祖等19个公社党委。
  1962年6月，撤销党的区委员会，改设港口、新塘、沙城、马回岭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县拖拉机站党委；8月，成立白水湖垦殖场党委；11月，撤销回峰矶垦殖场党委，成立官湖垦殖场党委。1963年3月，撤销区工委；12月，成立县委机关党委，次年改称直属机关党委。1965年3月，撤销机关党委，改官湖垦殖场党委为总支；4月，增设长垅公社党委。至此，全县共设基层党委27个、总支9个、支部360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县内基层党组织陆续受到冲击并停止工作。1968年3月起，先后由各公社（场）、厂、机关、学校及所属单位革委会取代其职能。1970年4月，开始恢复基层党委活动，并在生产大队建立总支、生产队建立支部。在此期间，因行政区划变更，先后撤销官湖垦殖场总支、白水湖垦殖场和长岭、长山、涌泉、杨柳、黄老门、长垅、六祖公社党委；赛城湖垦殖场党委改由县委直辖，岷山垦殖场党委改为岷山公社党委；增设新城镇（后改沙河街镇）党委和县农科所总支。至1971年底，全县共有基层党委17个、总支101个、支部843个。
  1972年10月，适当缩小社队规模，恢复长山、涌泉、黄老门公社党委，绝大多数生产大队总支改为支部，生产队或联队改设小组。1973年10月，成立县农科所党委（因党员人数较少，不久改为支部，后复设总支）。1975年11月，分岷山公社党委成立岷山林场党委。至1976年底，全县共有基层党委22个、总支26个、支部511个。
  1977年4月，新港、大桥、周岭公社党委划归中共九江市委管辖。1980年12月，分永安公社幸福大队总支改设县棉花原种场党委。1982年2月，恢复县委直属机关党委。1984年5月，根据机构改革精神，撤销公社党委，改建乡党委，县内农村设有江洲、城子镇（团结改）、永安、洗心桥（港口改）、长山、涌泉、新塘、新合、城门、狮子、沙河、岷山、黄老门、马回岭乡和沙河街镇、新洲垦殖场、棉花原种场、赛城湖水产场、岷山林场党委及县农科所总支，下辖村、分场（或生产队）支部。1985年，全县共有基层党委22个、总支28个、支部546个。
   第二节党员队伍
  1925年7月，中共九江小组成立时，只有许鸿（又名许凌青）、温眷血、帅古农、严延生（又名严燕僧）党员4人。1926年秋，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党，境内有中共党员20余人。北伐军光复九江后，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27年春，党员增至200余人。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党组织力量开始由城市转入农村。
  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岷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有共产党员860人，至1929年4月增至1083人。同年5月，港口区委恢复后，党员队伍又获壮大。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心县委机关两次被敌破获，根据地屡遭国民政府军“围剿”，先后减少党员700余人；赣北红军游击队二上阳新，随军转移党员近300人。至1931年初，留在县内的少数党员，迫于白色恐怖，只得分散隐蔽起来。
  1932年8月，喻照光等重建岷山根据地时，先恢复数十人的党籍，接着吸收新党员60余人。同年11月至次年5月，柳世青等又在沙河、赛阳一带发展党员50余人。至1934年3月黄金中心区委建立时，辖区内有党员三四百人。是冬，中心区委遭到破坏，根据地日益缩小，党员大量减少，至“岷山惨案”发生后，幸存的党员渐与组织失去联系。
  1948年11月，中共九江中学支部成立时，只有詹逸群等党员3人，1949年春发展到30余人。这批党员，因受福建“城工部事件”错案的影响，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党籍。
  1949年5月九江解放后，来县工作的南下干部51人中，有中共党员41人。同年冬，又从南下干部中发展新党员5人。1950年起，根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重点吸收工农干部和土改、镇反运动中积极分子入党。到1951年7月，先后在县、区机关发展党员33人；同年8月至次年3月，在第六、五、八区6个乡发展党员26人；9月，开办全县第一期建党训练班，接收党员111人。1952年底，全县共有党员571人。
  1953年始，大量吸收农村互助合作骨干分子入党。1954年，全县党员增加到1193人，1955年达2843人。1956年，着手抓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7月，开办渔民、船民和手工业者建党训练班，发展党员31人；8月和10月，连续举办两期知识分子建党训练班，发展党员22人。同时注意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入党，是年全县有女党员355人，占党员总数10.32%。
  50年代末至60年初，党组织建设速度适当放慢。1958～1959年，为了适应“大跃进”需要，两年增加党员355人。1963年以后，在调整、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党员，且知识界入党人数逐年上升。1965年，全县共有党员4316人，其中文教、卫生部门131人，占3.04%。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内各级党组织一度瘫痪，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大批党员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斗。1970年恢复党组织生活后，发展党员速度较快。1976年，全县有党员8552人，比1965年增长98.15%。
  1977年4月，新港、大桥、周岭公社划归九江市，随之减少党员1000余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党组织经过清理整顿、稳步发展，党员素质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有中共党员8804人，比1978年增长17.8%。
  建国后部分年份全县党员基本情况
   第三节党的代表大会与
   党员代表会议
  中共九江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在九江城区举行。由中共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主持。大会是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着重讨论了当前形势与今后工作任务。
  中共九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1929年4月在九江城区举行。由中共九江中心县委主持。出席代表有各区委主要领导人及赣北红军游击队、赤湖游击队负责人共30余人。
  大会传达贯彻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选举产生中心县委执委9人（其中知识界5人、工人2人、农民2人），执委中产生常委5人（其中知识界3人、工人1人、农民1人）。贺俊、孙树荣分别当选为书记、副书记。因环境险恶，准备工作不充分，大会只作出“关于城市工作决议案”。
  九江县党员代表会议1955年1月30日至2月8日在九江市区举行。由中共九江县委主持。出席代表222人，列席代表27人。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传达和讨论中央第四次、省委第五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对照检查1954年工作，布署1955年工作任务。
  中共九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5月18~25日在九江市区举行（时称中共九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当1970年12月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县内党的代表大会解放前开过两次，“文化大革命”前又开过两次，故改本次代表大会为第五次。如此类推，建国后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亦应改作第三、四次代表大会）。由中共九江县委主持。出席代表214人，列席代表38人。
  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左风岗所作《中共九江县委六年来工作总结报告>、张闻达所作《九江县1956～1967年农业全面规划报告>、韩家庆所作《党的监察委员会几年来工作总结报告》，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而努力奋斗。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2人，候补委员6人；在三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左凤岗、孙辉民、王槐清、纪洪昇、韩家庆、张闻达、黄问隆、王登邦组成常务委员会，左凤岗为书记，孙辉民、王槐清、纪洪昇为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委监察委员会委员9人，监委全体会议上产生常务委员6人，韩家庆为书记，崔廷钊为副书记。大会还选举吴平（地委书记）、左凤岗、张闻达、文经珠为出席省党代表大会代表，王槐清为候补代表。
  中共九江市第四次代表大会1959年2月28日至3月7日（市、县合并期间）在九江市区举行。由中共九江市委主持。出席正式代表384人、候补代表32人，列席代表272人。大会听取了左凤岗所作<认清有利形势，抓住办好人民公社为纲，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更大跃进>的工作报告、庐永江所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以及全市人民，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切实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和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使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迅速、更加踏实地向前跃进。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45人、候补委员10人；在四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市委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袁健为第一书记，王明轩为第二书记，左凤岗、庐永江、孙辉民为书记，姜波、张闻达为副书记。
  中共九江县第五次代表大会1970年12月10~13日在沙河街举行。由中共九江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主持。出席代表576人。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张俊宸所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党的“九大”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9人、候补委员4人。在五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张俊宸、柳富成、陈家生、黎运伦、康万成、王兴梁、侯衍誉、邹德智、谭冬幼（女）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俊宸为书记，柳富成、陈家生为副书记。
   中共九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1981年9月1～4日在沙河街举行。由中共九江县委主持。出席代表350人。大会听取并通过了余水河所作<认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为夺取我县“四化”建设新胜利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认真总结了县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特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正确分析了全县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听取并通过了徐伟刚所作<中共九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4人；在六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余水河、姚洪瑞、彭文德、邸训、余盈锡、张永清、喻友南、陈圣继、张金林组成常务委员会，余水河为书记，姚洪瑞、彭文德为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中共九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5人，在纪委全体会议上，陈圣继当选为书记，徐伟刚为副书记。
  中共九江县第七次代表大会1984年10月7～10日在沙河街举行。由中共九江县委主持。出席代表297人。大会听取并通过了陈金涛所作《沿着“十二大”指引的方向，为开创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报告和陈圣继所作《中共九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县人民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实现本世纪末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第七届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4人；在七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陈金涛、张金林、徐良田、陈圣继、曹聚林、徐观环、张子林、汤善海、陈志海组成常务委员会，陈金涛为书记，张金林、徐良田为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九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5人，纪委全体会议上产生常务委员7人，陈圣继为书记，曹达福、徐伟刚为副书记。大会还选举出席中共九江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20人、候补代表1人。
   第四节党务
  理论培训建国后，中共九江县委一贯重视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形势和个人的文化素养，采取不同的方式，提出不同的要求，由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和党校协同实施。
  1949—1952年，以区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区委书记任组长、宣传干事任副组长，县委、县政府由机关支部负责，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时事选辑”，着重了解和掌握有关剿匪、反霸、镇反、土改等重大方针、政策。一般利用早晚时间，以集体学习为主，自学均摘录笔记，每月集中讨论2次，各小组定期向宣传部汇报学习情况。
  1952年9月，县委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决定，根据各人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自愿原则，将党员干部分成甲、乙组，甲组学习“理论常识”，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马恩列斯、毛泽东生平事迹；乙组学习“政治常识”，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常识（无文化的编为丙组，学习速成识字法）。
  1953~1954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县、区主要党员干部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有关章节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部分著作，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从而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吸取苏联经验。农村也于1954年开始建立支部党课制度，配备党课教员，至1956年全县有党课教员109人。每月至少讲课一次，讨论1—2次，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章程>、<农村支部讲话>、<共产党员读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以加深对党的基本知识和农业合作化政策的理解。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党的理论教育乃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并要求县、区、公社党委领导干部必须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文件，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增强党性，改进作风，克服实际工作中右和“左”的错误。这个时期通过县委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干部学校、党校进行理论培训的大队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共2318人次，输送至中南局和省、地委党校、干校培训的共283人次。
  1963～1965年，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以毛泽东著作（选读）为主，同时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强调增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乎代替了所有的政治理论教育。
  1978年下半年始，县内各级党组织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1979年以来，县委成立中心学习小组，县委宣传部配备专职理论辅导员，农村支部恢复“每月一课”制度，并通过党校对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以及全体党员国家干部普遍进行轮训，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二大报告和新党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1号文件)等。县、局级干部还要求学习<陈云文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论>等经济理论著作。至1985年，全县党员经受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教育面达86.42％。
  整党整风1950年6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县委组织县、区两级党员，以支部为单位，从学习文件、总结工作人手，检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好地克服了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1年冬至1952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和有关整党运动的指示，县委结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并按照党员八条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有9人受到党纪处分。1955年冬至1956年秋，结合整社转社进行农村整党，清洗出党3人，受党纪处分47人。由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了党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现象。
  195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在国家机关、事企业单位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内整风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爱国人士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10月以后，发展为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10~12月，同时在农村由点到面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对农村支部进行组织和思想整顿。全县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共2480人，占党员总数68.51%，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党员受到不公正的处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党内开展以反“右倾”为中心的整风学习运动，农村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整党整社运动。1960年秋，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是冬，又在农村9个公社、2个垦殖场开展以检查政策、贯彻政策、兑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1963年春至1964年冬，县内分期分批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进行农村整党，重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问题。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左”的倾向，这些运动同样误伤了一些党员和干部。
  1977年，全县进行整党整风，层层开展“三大讲”，清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扩大教育面。对少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则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1985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按照“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县委全面部署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整党工作。参加这次整党的党员共1152人，通过对照检查，党内外群众评议，支部大会讨论，上级组织部门批准，准予登记的1146人，暂缓登记的5人，不予登记的1人。同年12月，逐步展开乡、镇、场整党工作。
  纪律检查建国后，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根据党章和有关文件规定，在查处违纪案件、甄别平反错案、复查纠正历史老案和清查处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查处违纪案件：1950~1985年，受理和查处违纪案件共1246人，其中党员1194人，非党干部52人（1970～1979年间，无查处非党国家干部违反政纪案件机构，由党的纪检组织统一办理）。年受党纪处分人数最多是1958年165人，占党员总数4.33%：次为1961年145人，占党员总数3.76%：最少是1984年12人，占党员总数0.14010。1985年受党纪处分共13人，其中留党察看4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严重警告2人，警告6人。
  甄别平反错案：1962和1980年，先后两次对1958年7月至1966年6月受到党纪处分的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结果撤销原处分31人，减轻处分40人。同时，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错定“犯有右倾错误”（含已立案给了处分和受批判但未给处分）的47人，全部平反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其中作出书面结论16人，口头宣布31人。
  复查纠正历史老案：1978～1983年，根据中组部[1977]33号和[1981]5号文件精神，先后复查历史老案39件，涉及受党纪处分党员27人、受政纪处分非党干部6人。复议结果，撤销原处分11人，其中党员9人；减轻处分13人，其中党员12人：维持原处分9人，其中党员6人。
  清查处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3月，县委成立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材料组，开始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12月，对定为犯政治错误的9人分别进行组织处理，其中经地委批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3人，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2人，取消党员资格、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人，撤销行政职务、记大过1人；经县委批准党内严重警告1人，撤销行政职务1人。1982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成立县纪委第二办公室，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11人（增加在运动中有现行言论，逮捕后无罪释放而未作定性处理的2人），进行复查审理，并按新的定性重作处理，其中取消党员资格、免除党内和行政职务8人，免除行政职务1人，取消党员资格1人，免予处分1人。
  统战工作国共合作：1924。1927年（民国13~16年）间，九江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先后分别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组建九江市党部，并在其中任要职，协力团结各界民众，同以国民党右派组成的九江县党部展开斗争，推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有力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8月，国民党九江市党部被反动派扼杀后，国共合作破裂。
  1938年2月初，当中共赣北工委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立即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五县联防剿共区署”提出双方“停止进攻，联合抗日”的呼吁，遭到对方蛮横拒绝。3月20日，赣北工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抗日宣传，加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促成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九江沦陷后，为了顾全大局，赣北工委主动上门同国民党军政机关谈判，相继成立赣北抗日民主联合办事处，组织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广大民众强烈要求下，江西省保安第十八团司令钟石磐被迫接受共同抗日的协议，赣北红军游击队亦随之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与保安团联合作战。由于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久即制造“岷山惨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彻底破坏。
  政治教育：50年代初，县委经常举办政治讲习会，邀请工商、宗教界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参加，学习研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时事，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提高政治觉悟，促进自我教育。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又动员各级工商联组织工商界反复学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增强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至1956年顺利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还先后选送工商界代表和党外知名人士10余人，分别参加省工商业者讲习班和省、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藉以提高统战知识水平。
  人事安排：建国后，县委十分重视培养选拔党外人才，吸收安排各界代表人物参加政权、政协组织，发挥其参政议政作用。1949年10月至1953年9月召开的一至四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有工商、宗教界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1954年3月至1965年11月选举产生的一至六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有非中共委员15人，先后或连续担任三届以上的有7人；其中1956年12月选举的第二届县人民委员会，非中共委员有8人（内副县长1人），占38.1010。1981~1984年选举产生的第七、八届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中，有非中共委员3～4人（内人大副主任1人）；在两届县人民政府中，有非中共副县长1人。1984年6月成立的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共92人，其中非中共人士58人，占63.04010；常务委员21人，其中非中共人士13人，占61.90/0；主席、副主席5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人，占40010。同时大量提拔和任用知识分子。1985年，具有大、中专文化的知识分子担任县五家班子领导职务11人，正、副局长30人，正、副乡（镇、场）长37人。
  落实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5年底，县委全面落实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复查并全部改正错划“右派”147人、“中右”46人，其中恢复党籍12人，恢复公职68人，工资明显偏低给予提高工资标准28人；对受株连失去工作或城镇户口的家属给予重新安置，对生活特困的4户发放补助费共1800元。复查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分的知识分子111人，其中判刑劳改2人改判无罪，开除公职22人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23人，其中恢复本人及其家属城镇户口87人，重新安排工作14人，补发被扣发工资29361.45元和定息296.44元，退还被占用房屋495平方米，退赔被查抄财物折价5003.08元；对已故4人按规定发给安葬费、抚恤金和生活困难补助费，其中享受定期抚恤遗属1人，每月25元。落实起义投诚政策11人，全部取消政治运动中所戴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同时纠正错误判刑劳改4人，重新安排失去公职5人，恢复城镇户口2户共11人，发放定期定量困难补助4人、一次性补助4户共2400元（有关落实“三胞”政策情况，详见《民政>“综合政务”章）。
   第二章国国民党九江地方组织
  第一节国民党九江市党部
  192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上海会议决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24号通告的精神，由团南昌地委秘书曾宏义介绍，团九江支部骨干李二魔、易虚、周一尘率先加入中国国民党，团员饶漱石、卢成宝、何一挥、陈涛、许若兰亦随后加入；接着，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九江铁路工人、青年团员严延生，又发展熊好生、张如龙、王子平、吴九思、饶柳门等为国民党员。6月10日，在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党员赵醒侬的直接指导下，经团九江地委的积极筹措，中国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秘密成立。严延生举为党部负责人，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农工部长曾宪明分别担任组织部主任和农工部主任，执委成员还有王子平、胡骏龄、饶柳门。机关驻九江城区。并创办《江声日报》作为市党部机关报。
  1925年2月6日，市党部联络20多个团体，组成九江国民议会促成会，通电北京政府，敦促“容纳孙中山筱电主张”，力主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藉以推动国民革命。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市党部立即以国民议会促成会名义，组织各种悼念活动；4月12日，又在第六师范举行有各界民众60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激励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至翌春，先后建立小池口、港口、黄老门、马楚等区党部7个，所辖各乡共成立区分部25个。
  1926年秋，在中共九江特支曾延生等主持下，针对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内右派势力有所抬头，改组市党部的领导机构。成立以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革命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员严延生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张如龙任宣传部长、罗华英任工人部长、吴久思任农民部长、严运生任青年部长；国民党左派王子平任主任秘书、饶伯勋任商民部长、周逸樵任妇女部长、饶柳门任监察委员。新的执委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商、学各界支援北伐战争。11月6日，北伐军攻克九江的第三天，即在塔公祠公开挂牌办公。8日，又组织数万群众在大校场与北伐军举行联欢祝捷大会，林伯渠、郭沫若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市党部所属区党部、区分部一一挂牌公开活动。
  同年底，市党部在三马路大东旅社召开国民党九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右派、九江商会会长辜竹平因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受到与会代表的严厉谴责。
  1927年2月，为了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市党部决定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刚拼凑起来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却指使豪绅四处散布“市党部只能领导城区工作，乡村工作应由县党部领导”，强迫市党部所属乡村区党部、区分部摘下牌子，不许农民代表赴会，否则就以退佃相威胁。大会开始时，县党部主任委员李鸿翥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到会讲话，宣扬“参加农民协会就是为了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搞革命工作”。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曾延生也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身份发表题为<谨防扒手>的演说，揭露“学好文化再革命”的实质就是取消革命，帮助与会代表分清是非，选举产生以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县农协领导机构。接着，县党部又制造“市党部要取消农民协会”的谣言，纠集“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进城请愿。市党部和总工会闻讯，立即组织工人、市民举着“欢迎农民兄弟”、“拥护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等大幅横幔出城迎接，举行联欢大会，使受蒙蔽者受到教育，纷纷告退。市党部所属港口、黄老门、马回岭、岷山、新塘等地区党部、区分部的牌子又重新挂了起来。
  3月17日，县党部王若渊、翟非墨、胡巨人、高仲韩等人，秉承蒋介石(3月16日到达九江)的旨意，以纪念“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枪杀北京爱国学生纪念日）为名，蒙骗虞家河、沙河、港口、江北等地数百名农民人城游行示威，指使一些地主豪绅、流氓地痞和青、红帮分子带着凶器夹杂其中，乘机捣毁市党部和总工会，杀害工人纠察队分队长曹炳元，重伤团地委书记吴季冰，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界人士共伤亡9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七”惨案。
  4月4日，根据群众的要求，在中共九江地委的支持下，市党部联合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组织工人纠察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乘势取缔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县党部，另行组建以戴振球为常务委员的革命左派组成的县党部，同时逮捕参与策划“三·一七”惨案的首恶分子王若渊、翟非墨、陈文豪、刘伯勋、熊克家、黄昌富、李云生、刘道权等人。漏网的许德瑗等逃往南京，以九江县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监执委联席会议呈文，要求“封闭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解散纠察队”，“枪毙主凶”。大土豪高伯韩在港口继续纠集地主豪绅及其爪牙三四百人，带着凶器抄小路进城，企图再次袭击市党部，遭到工人纠察队的迎头堵击，高伯韩潜逃他乡。
  4月25日，由市党部主持在大校场召开各界群众反蒋大会，揭露和控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会后，押着王若渊等游行示众。农村也掀起反蒋浪潮，原县党部下属活动场所被纷纷捣毁，白鹤乡、赤松乡、桑落乡、封一乡、封二乡、仁贵东乡、仁贵西乡、德化乡还发起反“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实际均系地主豪绅）的斗争，捉拿批斗100余人，处死10余人。
  5月5日，在全市纪念马克思诞辰109周年的群众大会上，由市党部、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代表组成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王子平为委员长，对制造“三·一七”惨案的祸首进行公审，宣读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判决书，判处王若渊、翟非墨、陈文豪、刘伯勋、张诰如、凌老五的死刑。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即按原县党部密呈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等骨干名单，酝酿全市大搜捕。8月5日，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封闭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社和九江书店，解散各革命团体，并到工厂、机关、学校大肆捕人。至8月7日，先后逮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70余人；9日，在大校场集体枪杀戴振球、张如龙、彭江、吴久思等26人；10月15日，又在三马路杀害温眷血、严运生等4人。市党部被迫解体。第二节国民党九江县党部
  1926年11月，李鸿翥、许德瑗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来浔，纠集地主豪绅王若渊、熊克家、高伯韩、高传贤、李振时等在官湖、阎家渡一带扩展右派势力，密谋组建中国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与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相对抗。
  1927年1月底，于阎家渡举行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筹备会议，确定李鸿翥为主任委员，许德瑗为副主任委员，李振时、高伯韩、高传贤、孙墨千、王若渊、陈亚民、程孝安为委员，宣告国民党九江县党部成立。2月，县党部四出征集党员，强迫市党部所属乡村区党部、区分部摘下牌子，以县党部牌子取而代之，并拼凑“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进城请愿。3月17日，又欺骗数百名农民进城游行示威，乘机捣毁市党部和总工会，制造“三·一七”惨案。4月4日，以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县党部被九江工人纠察队所取缔，另行组建以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8月5日，改组后的县党部被九江警备司令部封闭，国民党右派再次把持县党部的领导权。
  1928年秋，县党部设党务指导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据1929年统计，全县设区党部3个、直属区分部1个，共有党员580人。同年11月，县党部召开党员选举大会，改指导委员会为执行委员会，汪树人等18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执委会下设宣传、组训、助理干事。
  1931年8月，国民党江西省执委会指派余省吾、袁定华、黄石生、张鹤峰、贺辉光等组成国民党九江党务整理委员会，余为常务委员；次年，改由刘安远、吴剑秋、吴崇惠、余省吾、范琼等组成，刘为常务委员，主要任务是“清共”。
  1933年，县党部由委员制改为干事制，干事为负责人，下设助干。1937年春，县党部以党员党籍混乱，对全县党员进行总登记，以期整理。1938年秋，九江沦陷，干事任英华擅自撤退南昌，县党部不宣而散。1939年上半年，省党部委任县长吴照轩为代理干事，吴无所活动，县党部有名无实。年底，省党部专派杨友诚主持九江县党部党务，并将干事负责制改为书记长负责制。杨到任后，启用干事1人，工友1人，随县政府游动。
  1940年10月，省党部调张明春任九江县党部书记长，张因将党部文卷保存于岷山石洞被日军查获，1941年9月调往永修。10月，朱子昌接任书记长。1942年12月，朱调省，施竹三任书记长。1943年8月，沈香泉任书记长。1944年8月，吴仕伟任书记长。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县党部从外地迁回九江。12月底，张伦淇任书记长。1946年2月，赣北督导员熊开化兼任县党部书记长。次年6月，周炜文担任书记长。1947年10月，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县党部设执行委员会，由任英华、范琼、杨有诚、李英时、张鹤峰、张竟成、余省吾、王国瑞、毛可建、石朗轩、高仲韩等人组成，任英华任书记长。据1948年统计，下辖区党部3个、区分部174个，有党员1653人。具体分布是：第一区党部辖长岭、岷山、远庸、朗山、青龙、万福、永安乡，共有区分部52个，党员556人；第二区党部辖东林、沙河、惺予、蓝桥、高良、荆林乡，共有区分部28个，党员238人；第三区党部辖浔阳镇（含直属区分部）和姑塘、仁中、仁北、韩晟、桑落、濂溪、九连乡，共有区分部94个，党员859人。
  1949年5月1日，省党部委任张忠国为九江县党部书记长。17日，九江解放，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及其下属组织均告瓦解。
   第三章民主党派九江地方组织
   第一节中国农工民主党
   九江县委员会
  1947年秋，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员李柱受农工党江西省委派遣，来到县境黄老门东约2.5公里潘家垅“五一村”（原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李一平躬耕隐居的庄园），以筹办农业职业学校为掩护，组建农工党九江地方组织。不几天，李应召离境，事无成就。
  1948年春。李柱复来“五一村”，通过一段时间工作，先后吸收张石涵、施政、李昌鼐、张起伦、徐上达、于灿烈、陈天章、王乃永等人为农工民主党党员。施是李柱同学，时任荆林乡乡长；于、徐早年参加过大革命，其时分任黄老门小学校长、教导主任，在地方颇有声望；石涵是李柱同学石忱之弟，起伦是旧军人，王是陕北公学学员，陈、李都是爱国青年。汇集各方面人物之后，便组成中国农工民主党九江临时行动委员会，徐上达为负责人。是秋，发展党员80余人，正式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九江县委员会，徐上达任书记；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工作组，陈天章、沈铁民、张昌洁等分别任组长；并组建荆林、高良、蓝桥、惺予、沙河区委，吴崇本、黄泽兰、李翥祥、罗友梅、曹运卓分别任区委书记。
  同年冬，农工党江西省委决定成立赣北民主自卫军支队，委任于宪文为支队司令员，李柱为政委，辖九江、德安两个大队。农工党九江县委根据实际情况，以黄老门张家山十几条枪为基础，组建农民武装自卫队，由张起伦负责；荆林乡另有7条枪，由施政负责。但平日不集中，活动也不公开，是一支以农工党和民盟成员为骨干，既不脱产也不吃饷的秘密农民武装组织。
  1949年初，根据农工党南昌秘密军事会议精神，把扩党与扩军结合起来。先深入三个乡公所开展“策反”工作，使荆林乡乡长施政、蓝桥乡乡长陈奇、高良乡副乡长李松定及所辖武装均接受并置于农工党领导之下；然后通过多方工作，把荆林乡的严昌元、蓝桥乡的孔凡德和孔凡茂、株岭山一带的洪天泽、罗其灼等所统领的散兵游勇也争取和控制起来；同时农工党员发展到162人，从而分化了反动势力，壮大了自己力量，有利安定民心、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解放。
  1949年5月13日晚，农工党获悉国民党九江县政府和警察局正在清理文件，意欲弃城南逃。于是，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截击计划。15日中午，当县长曾庆麟、警察局长胡剑平率领政府要员和武装警察100余人，携带机枪3挺、步枪和手枪100多支、辎重车1辆、电台l部来到黄老门小学歇脚时，即被农工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自卫队和所控制的其他武装力量包围起来。经过一夜的激战，彻底打垮县武装警察，活捉曾庆麟和胡剑平。截击战后，200多参战武装人员集结在黄老门待命，5月下旬，由施政带队开赴九江大校场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从此，农工党九江地方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6月，农工党经过整理，保留党员40余人。8—9月间，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经征得中共九江县委的同意，仅保留徐上达、陈天章、王乃永、李昌鼐、徐席杞、张荣铎等6人农工党员的党籍。195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应以城市为主的方针，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九江市委员会，县内农工党员参加市农工党活动。
   第二节中国民主同盟
   九江地下联络组
  1947年秋，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九江发展盟员。最初只有许杰夫（映庐水电公司经理）一人，以后又发展李化群（久兴纱厂厂长）、熊渭（九江商会会长）、郑丹（老同盟会会员）、潘荣秋（地方知名人士）等人为盟员。10月，秘密成立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许杰夫任组长，接受民盟上级组织指派李柱的单线领导。
  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民盟地下联络组秘密油印<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解放区的工运政策>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文章，暗地投寄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粉碎反动派的谣言，藉以安定民心；发动和组织商民反对增加税收，打击伤兵游勇的骚扰；同时利用盟员的经理、厂长、会长合法身份和请客送礼方式，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警宪要员，刺探情报，以便采取应变措施。当探知敌方在撤离九江时，要用炸药炸毁龙开河铁桥、赛湖铁桥、永修杨柳津铁桥、映庐水电公司和洗劫久兴纱厂后，民盟地下联络组立即筹集黄金60两、银洋4000多元，以重金收买军警督察处长韩蒙轩及其手下参谋、副官等，迫使他们许诺“临走不炸”，确保九江人民生命财产免遭劫难。
  1949年初，时局愈来愈紧张，民盟地下联络组又抓紧“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300余人枪，县长曾庆麟兼任大队长，但实权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之手，民盟便通过陈的舅父郑丹动员其弃暗投明。陈于1949年元月加人民盟联络组后，即将自卫大队中的障碍分子逐个排除，使这支武装力量控制在民盟地下联络组的手中，为维持社会治安、迎接九江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
  5月16日晚，王公霸利用九江军政暂时“真空”，打着“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边前进指挥部”的旗号，企图抢夺九江城。许杰夫等民盟地下联络组成员一面团结广大工人和市民坚持武装自卫，一面派人星夜分赴小池口、新港寻找解放军。5月17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在团政委翟寿亭的率领下，从东门入城，迅速解除王公霸的全部武装，解放了九江城。民盟联络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1950年，在中共九江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九江市委员会，县内民盟成员参加市民盟活动。
  第四章群众团体九江地方组织
   第一节工人团体
  九江总工会1924年1月始，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支部即派团员到车站、港口和城内各工厂、行业调查联络，至1925年9月，先后秘密建立铁路、码头、车夫、建筑、邮电、瓷业、裁缝等工会和店员联合会。1926年11月，北伐军光复九江后，工会公开活动。12月，成立九江总工会，彭江任委员长，下辖码头、职业、产业、洋务、店员总工会及所属各单位、各行业基层工会30余个；同时建立工人纠察队，何庭瑞任大队长，下设分队、小队或小组，队员发展到2000余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九江各阶层人民进行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1927年春，以工人为主体的九江各界人民，在总工会的组织下，取得收回英租界斗争的胜利，就是空前的壮举。2月间，总工会组织工人、市民劝阻进城请愿的“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粉碎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破坏革命的阴谋。“三·一七”惨案中，总工会遭到县党部暴徒袭击，工人纠察队分队长曹炳元惨遭杀害。4月4日，总工会率领工人纠察队，配合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取缔国民党右派把持的九江县党部，建立以革命左派为代表的九江县党部。8月5日，九江总工会被九江警备司令部封闭，彭江等领导人相继被捕牺牲，所属工会组织被迫解散。
  县总工会1951年，重建县内工会组织。至9月，先后建成新港、沙河、马回岭镇工会和纺织、农场、教育等产（职）业工会，下辖基层工会22个、工会小组80个，共有会员1025人。10月，成立县工会筹备委员会；次年9月，正式成立九江县总工会。
  1953年9月，县总工会改称县工会联合会，并增设港口、姑塘镇工会，至年底，有基层工会29个，会员112人。1957年，基层工会发展到54个，会员增加到2264人。
  1958年，县工会联合会复改称县总工会，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并人市总工会。1964年基层工会发展到84个，会员增加到4536人。“文化大革命”中，县总工会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政治部群工组取代其职能。1973年1月，恢复县总工会及所辖基层工会50个，有会员3424人。1980年，有基层工会132个、工会小组344个，会员6542人。到1985年，全县共有基层工会188个、工会小组390个，会员9185人。建国以来，县总工会主要活动是：
  召开会员（职工）代表大会：1952年9月22～24日，召开县首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总工会执行委员15人、常务委员5人，魏海蛟当选为主席。1953年12月22—25日，召开县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14人、候补执委2人，常务委员7人，县委秘书朴林玉兼任主席、李中罴为副主席。1955年4月7~9日，召开县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15人，王槐清为主席、徐伟刚为副主席。1957年8月6~8日，召开县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吕章金当选为县工会联合会主席。1958年8月17—21日，召开县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吴文春当选为县总工会主席。1959年4月l—4日，召开市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县第六次代表大会未开，市、县合并按市计算），选举产生市总工会委员会委员35人、候补委员8人、常务委员9人，崔玉云为主席、吴文春为副主席。1963年3月18—22日，召开县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总工会常务委员5人，吴文春为主席。1964年3月3—5日，召开县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总工会委员会委员15人、常务委员5人，吴文春为主席，扈才玉为副主席。1969年4月，召开县第十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许具生、陈荣华等9人为县工代会常务委员（未选负责人）。1973年8月15～17日，召开县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总工会常务委员7人，胡栋林为主任、扈才玉为副主任。
   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50年代前、中期，在动员职工参加县内民主改革、“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1957年始，试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1981年，县味精厂、印刷厂、水泥制杆厂等9家工业企业率先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推行企业民主管理。至1985年，全县工业、交通、邮电、财贸和文教、卫生等系统有125个基层单位（其中集体所有制9个）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评议和选拔基层行政干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动员职工开展劳动竞赛：1951年，县工会成立后，即发动各基层单位的职工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195：年起，工会工作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教育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努力生产，多作贡献。1957年，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并于次年2月召开全县首次先进生产者、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先进生产者79人、工会积极分子56人。1958年，掀起支援工农业生产竞赛热潮，参加支援工业建设集资1685人，共捐款9.47万元。1963年，开展工交“五好”企业和“五好”职工竞赛。1965年，开展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生产竞赛，仅手工业系统革新产品达900多种，生产新式农具9.2万件。1979年以来，各基层工会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先后开展“开门红”、“百日红”、“短距离、小指标”攻关赛、技术比武、数值达标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1985年，在全县职工中开展“五个一”（即读一本书、做一件好事、提一条合理化建议、参加一项技术练兵、增收节支一百元）的竞赛活动，其中参加读书比赛3120人；405人提出合理化建议493条，被采纳243条；举行技术表演12次，参加表演253人次；举办技术讲座54次，推广新技术18项，攻破技术难关27项。竞赛中涌现先进生产者1483人，其中女职工410人；先进集体216个，其中先进班组146个，县水泥厂被评为全省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组织职工参加文化学习：1952年，各镇工会和部分基层工会分别举办业余文化班13个，参加学习职工500余人。1954年，县工会在市区创办职工业余学校2所，开设小学文化班4个，驻市企业职工入学175人。1964年，全县开办“三结合”职工夜校30余所，有学员800多人。1980年，县总工会在沙河街举办职工业余联校，开设初中语文、数学、理化和英语4个班，入学学员190余人；基层工会开办14个班，有学员567人。1983年，全县有职工业余文化学校15所，入学学员500余人。1984年，毕业学员484人，其中扫盲班30人，初中班181人，初技班273人。1985年，在校学员1262人，其中初中班449人，初技班224人，高中班496人，中专班93人；有教职工97人，其中专职教员20人，兼职教员65人，专职工作人员12人。同年，全县各种技术短训班培训职工335人，参加外系统学习95人。有职工读书小组61个，坚持自学561人；兴趣爱好小组8个，参加活动77人。
  发动职工开展文体活动：1952年，县工会在市区创办职工文化俱乐部，内设台球室、游艺室、书报阅览室。1964年，基层工会开办职工俱乐部91个，组织业余文艺宣传队12个。1980年，保存基层俱乐部3个、图书室l1个，修建篮球场8个。1981年，兴办职工电影队2个，组织业余体育运动队13个。1984年，在县城新建工人文化官一座，4层共1656平方米，内设文艺厅、展览厅、录相放映厅、老干部（退休职工）活动室、乒乓球室、棋类室、图书阅览室和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并建有旱冰场900平方米。1985年，有基层职工俱乐部4个、电影队4个；图书室43个，藏书10026册；各类球队45个，队员528人。
  关心职工劳保福利生活：从50年代起，各级工会就组织会员互助储金会，实行困难互助。1963年，互助储金会发展到65个，年储金额1.85万元。至1985年，有储金会194个，年储金额达36.02万元。同时，还对生活有困难的职工实行定期或临时性的补助。1985年，享受职工困难补助811人，发放补助金共2.53万元。
  1956年，开始实行职工劳动保险，1982年，全县75个企业中参加劳动保险职工共5144人。至1985年，基层工会先后共设立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20个，有劳保检查员104人。
   第二节农民团体
  县农会1919年“五·四”运动前，九江13个公团中即有九江县农会。5月8日，与县自治筹备处、教育会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期间，是全省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声援爱国运动的单位之一。
  1927年2月，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为了与市党部争夺农民运动领导权，纠集地主豪绅拼凑93个乡农会，策动“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进城请愿，进而制造“三·一七”惨案。4月下旬，反动的乡农会被各地觉醒的农民纷纷捣毁，“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受到沉重的打击。
  1942年12月，由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主持，在岷山乡仙居畈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九江县农会理、监事会，黄鹤祥为理事长，李平、周群为常务理事，任相鲁、魏道鸿、陈勃兴为理事；朱宗镳、周挹为监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县农会自行消失。
  农民协会1926年秋，受九江地方党团组组派遣，吴久思、易怀山、戴振球、丁巨轩、张贤思、汪仲屏等利用暑假回乡机会，以会学友为名，在港口、江北一带秘密组建农民协会；同时，徐上达、吴官煜、吴崇枢等分别在黄老门、马楚一带开展农运工作，至9月全县共建立区农民协会3个、乡农民协会12个，有会员662人。在北伐军攻取九江时，各地农协积极织织铁道队、侦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参与战事。九江光复后，农协公开活动，会员迅速发展到4800余人，并先后建立区、乡农民自卫队。
  1927年2月，由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主持，在城区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50余人，选举产生九江县农民协会，吴久思为主席，易怀山、戴振球、张贤庆、张贤思、汪仲屏、丁巨轩、张传儒等为委员，作出关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决议。会后，黄老门、港口、新塘、江洲等区、乡农协，组织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和“对半”还息；港口、新塘等区、乡并建立土地委员会，要地主给雇农增加工资，减少佃农租役，借地给农民自种自收。对于顽抗分子则视罪恶大小，分别施以游乡、罚款或镇压。各地农协还创办农民夜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和封建宗法制度。8月上旬，县农民协会被九江警备司令部强行封闭，吴久思、戴振球、丁巨轩等领导人被捕牺牲，县农民运动陷入低潮。
  1928年春，随着岷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小阳铺、黄老门、马楚等地相继恢复区、乡农民协会，至5月5个区共建乡农协35个，有会员2830余人，同时建立区、乡赤卫队。1929年冬，岷山与赤湖根据地连成一片，农协进入大发展时期，红色区域共有区农协6个、乡农协40多个，入会会员约占青壮年农民80%。广大贫苦农民在农协组织和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年关和春荒斗争，提出“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闹红全县大半边天。1930年4月后，根据赣北党团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又组织雇工会改造农民协会，“使农协成为真正的斗争机关”。7月、11月，赣北红军游击队二上阳新后，根据地遭到国民政府军大规模的“围剿”，农协组织破坏殆尽。
  1949年11月9日，在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届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九江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年底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县委书记姚少诗兼主任、组织部长李保雷兼副主任。同时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下辖基层协会30个、农协小组229个，有会员2310人。1951年9月，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农协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按9个区、115个乡（镇）设置区、乡农民协会。使其成为代表农村贫（雇）、下中农利益的权力机构，在剿匪、反霸、镇反、i改和抗美援朝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春，随着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即完成其历史使命。
  贫下中农协会1964年秋，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公社、大队普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生产队成立贫协小组。1965年3月8日，如开全县首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九江县贫下中农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贫下中农协会派出代表进驻学校、医院、商店，参与“斗、批、改”。1969年2月7～11日．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700余人，选举产生新的九江县贫下中农协会。1970年7月，撤销县贫下中农协会，由县革委政治部群工组代行其职能。
   第三节妇女团体
  妇女协会1927年l～2月间，在中共九江地委妇女部的指导下，组成九江妇女协会，夏昊、蔡尚文先后任主席。后经胥玉蟾、卞启明、雷剑霞、李灵根、刘云翔等筹备，于4月30日召开九江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九江妇女解放协会，由执行委员9人组成，胥玉蟾为主任，李灵根任书记，下辖基层支部9个，有会员1000余人。各级妇协动员妇女剪发、放足，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极力推进妇女解放运动。8月上旬，妇协组织被九江警备司令部强行解散。1928年秋至1930年冬，在岷山和赤湖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区、乡妇女协会，组织和动员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支援红军游击队作战，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赣北红军游击队二上阳新后，妇协被迫停止活动。
  妇女会1934年3月15日，以孙逸萍、熊恬等7人为筹备委员，召开九江县妇女会首次筹备会，不久正式成立县妇女会。1942年11月，由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主持，在岷山乡仙居畈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妇女会理、监事会，黄上姒任理事长，吴爱芝、黄席庄为常务理事，谢桂英、陈梅英、李佩秋为理事；程碧垣、陈玉蓉、李剑秋等为常务监事，因日军频繁侵扰，未能开展活动。1946年11月，在浔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恢复九江县妇女会，陈翠英为理事长。1949年5月九江解放，县妇女会随之解体。
  妇女联合会1949年I2月，成立九江县妇女工作委员会，作为县委妇女工作机构。妇工委由9人组成，副县长邓寿雨兼书记，设专职委员兼干事1人。1951年3月，撤销妇工委，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邓寿雨兼主任。9月，土改结束，全县共设区妇女联合会9个、乡（镇）妇女代表会l15个，有会员25759人。1953年7月，改区妇女联合会为区妇联分会。1956年1～6月，局部撤区和并乡；11月，改乡妇代会为乡妇联，全县保留区妇联分会2个，设乡妇联42个，有会员60358人。
  1957年3月，改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为县妇女联合会，区妇联分会增至7个。1958年2月，精简机构，撤销原区、乡妇联，成立新的乡妇联19个。是秋，人民公社化后，全县农村设公社（场）妇联11个、生产大队（分场）妇代会102个，生产队配备妇女队长。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县妇联并入市妇联。“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妇联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政治部群工组取代其职能。1973年1月，恢复县妇联活动。1984年5月，机构改革，县妇联下设乡（镇、场）妇联20个、村（分场）妇代会153个，村民小组设妇代小组。建国以来，县妇联主要活动是：
  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先后共召开9次，会期依次为1951年3月、1952年11月、1953年10月、1954年3月、1961年1月、1964年3月、1973年1月、1978年8月、1983年3月。历次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各届县妇联领导成员，邓寿雨（兼）、杨淑洁、崔志贤、王世勤、于惠敏、康佩珍、冯金花、刘婉兰、邓学榕等先后担任县妇联主任。
  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活动：50年代前、中期，发动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减租减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全县妇女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军鞋18350双，涌现土改积极分子3269人，有31入分别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副主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
  组织妇女开展评优竞赛：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勤俭持家竞赛。1958年2月，召开全县妇女勤俭持家积极分子代表会，出席代表309人，养猪能手李腊香、科学种田能手邹银珍、生产模范王带英，节约模范蔡清香等26名先进人物受到表彰。大会还发出“多出勤，多积肥，多打粮；少做酒，少熬糖、少请客；每人每月节约一角钱、一斤米、一尺布”的倡议，是年全县妇女为支援工业集资66270元，节约粮食154425斤，对全县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冬，在兴修水利竞赛中，江洲公社组织妇女劳力3000余人，开挖一条长7公里、深2.5米、底宽7.5米、面宽12米的排水渠，被命名为“妇女英雄渠”。
  1978年县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以后，县妇联工作重点是把广大妇女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年创办“三八”林场6个、“三八”养猪场（专业户）12个。1983年，组织全县妇女开展金花（水稻）、银花（棉花）、黄花（油菜）、百花（多种经营）、红花（幼托事业）“五花赛”。1984年，组织以种植、养殖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百花赛”，参赛妇女2643户，其中新洲垦殖场王木玉承包9亩棉田，共产皮棉2790斤，平均亩产310斤，受到市妇联表彰。1985年，根据农村妇女特点，改“百花赛”为“十大养殖能手赛”，全县报名参赛1008人，（其中省赛29人、市赛148人，县赛831人），饲养种类有猪、鸡、鹅、鸭、鱼、兔、蜂等。同年11月，召开全县妇女养殖能手经验交流会，有45人在会上交流经验，城门乡红星村养鸡能手徐冬莲还出席全省女能人“两先”代表会。1978年以来，受市妇联表彰的“三八”红旗单位30个、“三八”红旗手74人次；省妇联表彰的“三八”红旗单位3个、“三八”红旗手16人次。县一小教师钱芝和、岷山公社妇联主任陈金贵1982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1年以来，还在全县妇女中开展创评“五好家庭”活动，先后被评为“五好家庭”292户，其中获市妇联表彰34户、省妇联表彰3户，港口公社刘仓大队朱凤枝、沙河公社毛桥大队刘冬秀1982年获全国“五好家庭”称号。
  兴办幼托事业：50年代初期，县妇联开始在部分机关、企业和农村试办幼托组织。1956年8月，全县有托儿所（组）353个，入托幼儿3151人。“大跃进”期间，以公社食堂为依托，大办托儿所、幼儿园．1960年全县有幼托场所2214个，专职保育员660人，入托幼儿22968人，但绝大多数条件不成熟。经过1961年调整、整顿，只保留少数机关、厂矿企业和集镇常年托儿所或幼儿园，农村一般办农忙托儿所（组）。80年代以来，各级妇女组织都把兴办幼托事业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84年县妇联还会同教育局创办县幼儿园。至1985年，全县有常年幼儿园78所、托儿所17个，专职教员、保育员342人，入园、入托幼儿1640人。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早在1952年<九江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草案）中，就明确提出，各级妇联、妇代会要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为争取妇女合法的人权、财权和社会活动权而斗争。1953年，在宣传贯彻<婚姻法》热潮中，全县有441名妇女控诉封建婚姻的痛苦，解除包办婚约1244件；有81对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举行集体结婚典礼。60年代前、中期和70年代后期，还在全体妇女中开展自尊、自爱、自重、自强的教育。1983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运动月的宣传活动。1984年，县妇联成立法律顾问领导小组，聘请一名女律师长期担任法律咨询，同时建立乡（镇、场）妇联法律咨询站，村妇代会“维权”小组。1985年，乡（镇、场）增设信访接待组，村设调解小组，较大的工厂、机关亦建立妇女法律咨询机构。先后共接待来信来访270起，解答问题48个；帮助妇女代书诉状15件，立案21起，查办19起。同年，县、乡两级还成立少儿工作和家庭教育领导小组，举行家庭教育座谈会25次，到会家长1605人次。
   第四节青少年团体
  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在九江发展易虚、周一尘、许若兰为团员；10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支部，周一尘任支部干事。11月，团员增至8人。1924年1月，以全体团员组成支部干事会，李二魔为书记，下分两组，易虚（组长）、饶漱石、陈涛、卢成宝为甲组，周一尘（组长）、李二魔、何一挥、许若兰为乙组。4月27日，召开团九江支部全体大会，时有团员21人，到会19人，根据团的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精神，议决“暂以地方团的名义行使职权”，成立团九江地方第一届委员会，卢成宝为委员长，易虚为秘书，直属团中央，下辖第六师范、南伟烈大学、太古洋行支部，有团小组6个。5月，团员增至27人，按照团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地方委员会组织法>，改选团九江地方第二届执委会，由执行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易虚任秘书（不设委员长），直属团中央，内设组织、宣传、农工、学生部，下辖支部4个。第二届团地委成立不久，团委干部因暑假多数离浔，工作停顿，团中央派员督促整顿。12月，成立团九江地方第三届执委会，温眷血任秘书，所属支部改为2个。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值寒假，三届团地委的团员未获发展，开学时人数亦不多，遂于2月改为团九江特别支部，温眷血任书记，下辖小组4个。7月，部分团员入党，工作异动，又改团九江特支为支部，陈冰任书记。12月，团员发展到24人，在团中央帮助下，组建团九江地方第四届执委会，胡畏（胡越一）任书记，下辖支部4个。1926年4月，团员增至45人，改选成立团九江地方第五届执委会，丁健亚任书记。11月初，北伐军攻克九江后，改选成立团九江地方第六届执委会，丁健亚、吴季冰、王为宪先后任书记。1927年5月，根据共青团全国“四大”精神，团地委改称团市委，向锡煊任书记。
  团九江地方组织建立后，为创建中共九江地方组织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为筹建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国共合作、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停止活动。
  1928年秋，随着县内根据地党组织的恢复，先后成立马楚、甘东、甘西少共区委会，沈一民、叶慎修、饶华庭分别任书记；1929年5月，成立港口少共区委会，文经寿任书记，发动青年打土豪、分田地，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赤卫队，领导少年儿童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冬，赣北红军游击队二上阳新后，少共组织被迫解散。1938年春，为了组织和动员青年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共赣北工委决定恢复少共组织，陈鸿水任书记，张发荣任组织部长。次年2月，“岷山惨案”发生后，少共组织亦被破坏殆尽。
  1949年6月，县内仅南下干部中有青年团员5人。11月27日，中共九江县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建团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较大的乡建立团支部。12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九江县工作委员会。由委员9人组成，李保雷兼书记，设专职委员2人，各区分别配备了团工委书记。1951年9月土改结束，全县共设团区工委9个、支部74个．团员发展到928人。1952年，新增支部36个，接收新团员1661人，其中农村995人。
  1953年2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九江县委员会。截至1956年5月，全县有团支部171个，其中农村137个、厂矿企业12个、机关16个、学校6个；有团员5722人，其中农村5145人、厂矿企业117人、机关292人、学校168人，团员占青年总数15.6%。6月，局部撤区并乡后，全县共设团区工委2个（次年3月恢复到7个）、乡总支42个，并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组建团支部。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九江县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共主主义青年团九江县委员会。1958年2月，精简机构，撤销团区工委和原乡总支，按新设的乡、场成立基层团委；10月，撤销乡团委，改建公社团委，以生产大队（分场）为单位成立团支部，县直属机关亦开始组建团委或总支。1959年1月至1961年9月，团县委并入团市委。县、市分治后，重建团区工委，年底全县共设团区工委5个、基层团委24个、总支2个、支部376个，有团员5839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团县委一度停止工作，1968年4月，由县革委政治部群工组取代其职能。1972年1月，恢复团县委。1974年，全县团员总数达13949人，为县内团组织发展史上的高峰。1984年5月，机构改革，改公社团委为乡团委，改生产大队团支部为村团支部。1985年，团县委下辖基层团委22个、总支20个、支部394个，有团员8004人，其中女团员2848人。建国以来，团县委主要活动是：
  召开团代表大会：全县团代表大会先后共召开13次，除市、县合并期间召开的第七、八两次外，由团县委主持召开的会期是1953年2月、1954年3月、1955年2月、1956年11月、1957年12月、1958年12月、1963年2月、1965年4月、1972年11月、1978年10月、1982年10月。历次团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各界团县委领导成员，胡满珍、孙家德、雷勉阳、周升国（四至六届连任）、陈淦千、邹汉华、梅时旺、陈荣华、万功宇等先后当选为书记。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组织任命为团县委书记的第一届有吕靖宇（代），第十一届有桑隆斌、黄振应，第十二届有潘龙林。
   动员团员、青年参军参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县青年报名参军1983人，其中团员285人；被批准入伍1226人，其中团员154人。1954—1985年，全县应征入伍团员共2577人，占征集兵员总额35.89％。
  组织团员、青年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50年代初期，全县广大团员和青年踊跃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其中团员参加土改工作队140人，参加民兵组织320人，担任乡农会主席、乡长36人，担任民兵中队长93人、妇代会主任30人，在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50年代中期，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力军和发展生产的突击力量。至1956年底，全县农村团员4954人全部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担任高级社正、副主任和管委会成员757人，生产队、组长340人，会计434人，技术小组长144人，技术员660人。同年，建立青年生产队121个、青年突击队108个，造青年林258处，修小型水库9座，团员、青年被评为优秀社员3553人。1957年，又组织青年突击队164个，营造青年林8782亩，积肥造肥90.59万担，开荒扩种968.2亩，增产粮食14.5万公斤，被评为优秀青年社员6150人、模范青年社干307人、优秀团干111人，受团县委表彰先进青年突击队25个、青年积极分子236人。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全县团员和青年以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投入工农业生产建设，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有的事情办得并不切合实际，但在兴修水利、修筑公路和绿化荒山及长江南岸等工程项目中，却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1963年3月，开始在团员和青年中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涌现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1964年，新港公社光荣大队团员和青年200余人，开掘千米引水渠，远涉百里割草沤肥，大旱之年夺得水稻增产六成左右。1965年，江洲公社棉丰大队回乡知识青年高冬梅，坚持用实践的观点指导生产，皮棉总产超计划96.9010。长岭林场下放知识青年艰苦创业，实现钱粮自给有余，成为全国林业先进单位。
  1978年以来，又在团员、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队、突击手”和“学习张海迪，争当八十年代新雷锋”活动，每年都有大批基层团支部和优秀团员、青年受到各级团组织的表彰。例如，1979年县水泥制品厂夏志金评为全省新长征突击手，1983年县棉花原种场徐尽姣评为全省青年积极分子，1984年狮子乡青山团支部委员罗淑玉获全省“学雷锋先进个人”称号；沙河乡天坡林场李平贵1982年评为省劳模，1983年评为全国青年学科学用科学标兵，1985年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发动团员、青年开展文体活动：1952年，第七区东城乡团支部组织团员12人，以开荒种粮的收入买书订报，办起图书室。1953年，第一区沿湖乡团支部发动团员自己动手，能者为师，兴办青年业余夜校。1956年冬，全县建成青年俱乐部67个、业余剧团212个、篮球队43个。1964年冬，为了增进广大农村青年文化、科学知识，总结推广光荣大队长年办夜校的经验，全县恢复和建立业余夜校954所，参加学习的青年15887人。并与有关部门配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比赛活动，如1956年7月，团县委与体委、人武部联合组织青年民兵600人武装泅渡长江；1983年“五·四”青年节，团县委与文教局联合组织县直机关18个单位青年职工文艺汇演，评选奖励优秀节目11个；1984年1月17日，团县委与文化馆联合举办青少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展出作品280件，5天接待观众3000余人；1985年元旦，团县委与工会、妇联联合举办“爱我中华”读书演讲比赛，参赛青年15人，狮子乡营业所李世华获一等奖。
   三民主义青年团1942年冬，李丹梧受命在武宁枣园组建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九江筹备会，任干事股长。12月，成立三青团江西支团直属九江区队部，李丹梧任区队长，刘礼严任区队副。1943年3月，撤销三青团九江区队部，成立三青团江西支团九江团务筹备员办公处，李丹梧任团务筹备员，内设组训、宣传、总务三股，下辖区队、分队，团员多系沦陷区流亡学生，人数不详。1945年6月初，撤销三青团九江团务筹备员办公处，所属区队、分队并人三青团江西支团瑞武分团。同年10月，重建三青团九江分团筹备处，孙广吾任主任，李丹梧为宣传股长；是冬，首先在县立初级中学征集团员70余人，编成区队3个、分队6个。1946年5月，正式成立三青团九江分团部，孙广吾任主任兼书记，隶属江西支团。1947年初，改设分团干事会，李惠群任干事长，许升义任书记，李丹梧任组训股长，团员发展到500余人。同年10月，三青团同国民党合并，经过党、团员重新登记，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从此，三青团九江地方组织解体，但在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仍设“青年运动”机构，向青年灌输反共反人民思想。
  儿童团1927年l～2月间，随着各人民团体的蓬勃发展，九江儿童团亦应运而生，蔡勋为团长，引导少年儿童投身工农运动经受锻炼，协助工会、工人纠察队和青年、妇女组织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楚、甘东、甘西、白西、仙南、港口等区、乡均先后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儿童团员唱歌识字、传递信件、站岗放哨、监视土豪劣绅和参与破除迷信活动。1938年冬，岷山根据地儿童团还埋设“哨树’，发现敌情，扳树报警，帮助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兵。大革命失败和根据地遭到破坏后，儿童团随之解散。
  1950。1951年土改运动中，各乡均在较大的村庄成立儿童团，发动儿童团员学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宣传土改政策；协助民兵站岗放哨，监视地主、恶霸，盘查过往行人；帮助乡、村传递信件、通知群众开会等等。土改结束即停止活动。
  少年先锋队1928年春至1930年冬，凡已建立党、团组织的区、乡，均建立少年先锋队，平日参与打土豪、分田地，开展禁烟、禁赌和破除迷信活动；战时搞通讯联络和治安保卫，支援红军、赤卫队作战。根据地遭到破坏即停止活动。
  1951年12月，青年团九江县工作委员会在新港、沙河小学进行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试点，然后向各完全小学铺开。入队年龄为7~14周岁，并以校为单位，根据队员人数组编大、中、小队，中队以上设委员会，由团县委（工委）聘请优秀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1952年，全县共有少年儿童队大队22个、中队73个，队员2173人，辅导员49人。同年，召开全县首次辅导员会议，．要求各校以“五爱”教育为中心，开展丰富多采的队日活动；同时举办全县少年儿童手工艺品展览，展出作品500余件，获奖43件。
  1953年8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开始在初级小学发展少先队组织。到1955年，全县有少先队员6934人，占适龄儿童49.97%；有辅导员208人。
  1956年，队日活动开始走出校门，到工厂参观，到农村访问，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春，沿江三个区的少先队员3500余人，为绿化江堤植树149602株。是年，各校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参加“小秋收”的少年儿童达11481人，拣回稻穗53054斤、红薯15683斤、籽棉12137斤、花生2660斤。同年，还建立校外少先队大队3个、中队28个、小队104个，队日活动由当地小学教师辅导（后逐渐聘请校外兼职辅导员）。
  1963年后，少先队活动主要是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如滨江小学吴登良在校外拾得人民币450元、新城镇小学徐学军拾得手表一只，都主动归还失主。是年，全县有少先队大队97个，队员14837人，辅导员478人。
  1967年初，县内少年先锋队为“红小兵”组织所取代。1978年，撤销“红小兵”，恢复少先队组织，全县共编大队189个、中队987个，有队员32426人，辅导员1322人。
  1981年，在团省委组织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中，县第一小学被评为全省先进集体。1985年，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联合举办的“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中，县一小李国玲、新塘中心小学范丽华、新合中心小学刘玉东、黄老门中心小学黄淼泉、赛城湖水产场小学侯树新等获“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积极分子”奖章，县一小教师罗宝善获“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先进指导者”荣誉证书。同年，县一小朱荣荣、永安中心小学张绪玉被评为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是年，全县有少先队大队162个、中队839个（其中校外43个），辅导员1001人（其中专职22人，校外18人），少先队员45746人（其中校外936人），占适龄儿童98.5%，基本实现了“红领巾县”。
  童子军抗日战争前后，县城九江部分中等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高年级成立了童子军组织。据1946年7月填报的<教育部中等学校概况调查表>载，1945年9月创办的九江县立初级中学也建立了童子军组织，全校6个班共有学生314人（其中女生15人），分编成童子军小队36个（其中女童子军小队2个），每小队6～9人。按规定学校应设童子军课程，参加童子军训的学生须穿童子军服、戴童子军帽、系童子军领巾、持童子军棍、行童子军礼，训练内容为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等。省立九江中学和私立同文中学并有专职童子军教官或管理干部，不仅组织严密，装备规整，且训练严格，凡童子军课不及格不得升级。但多数学校仅有课目或童子军棍，训练有名无实。
   第五节工商团体
  总商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九江商务总会，寄设九江轮船招商局内。其董事会斡旋于中外客商之间，协调官商关系，并具有对各行业公会的领导权和商品价格的制定权。
  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九江总商会，会长舒先庚，副会长陈霭庭，推动商界人士响应武昌首义。九江独立后，舒先庚被推为军政分府财政部长，通过总商会为军政分府筹措革命经费，开发滨兴洲创办实业，并在甘棠湖畔建筑总商会大厦。
  1918年（民国7年）春，舒先庚病逝，陈霭庭接任会长，辜竹平为副会长。1919年，陈霭庭逝世，金浩如、郑星垣、辜竹平先后任会长。1926年秋，革命党人郑丹一度进入商会参与理事，先后成立各行业公会23个，由总商会统辖。不久，总商会领导权被国民党右派所把持。1927年2月，在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主持下，改组成九江商民协会，饶柳门任主席。8月上旬，商会被九江警备司令部强行解散，饶柳门被捕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仍称九江总商会，王试蓉任会长，萧勉任副会长。1929年，改董事制为委员制。1930年10月，30个行业公会代表依法改组总商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委7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委3人；在执委中产生常务委员5人，萧勉任主席，设总务、财务、商事科负责日常工作。不久，萧勉逝世，黄惇一任主席（后复称会长）。
  1942年，行业公会增至42个，熊渭任会长。熊历任九江总商会董事、常务理事、执委常委，1947年10月秘密加入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1949年春极力控制总商会局势，维持地方治安，组织工商界人士筹备物资，迎接九江解放。
  工商联合会1953年3月，成立九江县工商业者联合会，内设总务、调解、调查研究、文教宣传、建帐协商组，下辖新港、姑塘、沙河、新塘、马回岭分会和十里铺办事处及黄老门、洗心桥工商小组，有工商业者538户，从业人员786人。
  50~60年代，共召开县工商业者代表大会6次，分别选举各届县工商联主任。1953年3月、1954年11月、1956年12月，分别召开第一、二、三次代表大会，熊尚义连选连任。1958年3月和1964年11月，分别召开第四、第六次代表大会，张绪余两次当选。1960年6月（市、县合并期间），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钱信梅当选。
  县工商联成立后，在组织和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党的工商业政策，完成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教育工商业者遵纪守法，搞好商品流通，提高服务质量以及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发挥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等方面，协助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7年3月，停止活动。
  个体劳动者协会1984年10月4日，召开全县首届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0人，选举产生九江县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届委员会，由委员9人组成，缪泽华为主任。下辖江洲、洗心桥、新塘、狮子、沙河街、马回岭分会，有会员1267人。1981年10月，增设沙河市场、赛城湖两个分会，年底会员增至1567人。县个协成立以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在团结、教育会员学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纪守法，树立良好职业道德，坚持文明生产（经商）、礼貌服务，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六节科技团体
  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为了开展学术交流，推广先进技术，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县委于1956年8月，召开全县科技工作者代表会，成立九江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吴肇祥当选为主席，有会员66人，次年9月增至93人，先后隶属县委文教、宣传部领导。1959年1月，并入市科普协会。1964年初，恢复县科普活动。同年2月，改县科普协会为县科学技术协会。
  科学技术协会1964年3月，召开全县首次科协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8人，代表会员131人，选举产生县科学技术协会第～届委员会，郭玉祥兼任主席，属县委领导。协会以下按专业成立农业、卫生、理科生物、畜牧兽医学组，按地区分设江洲、新港、港口、新塘、狮子、沙河、马回岭、赛城湖、县一中、县人委等综合性会员小组。“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1967年3月停止活动。
  1980年，恢复科协活动，先后成立工学会、农学会、林学会、水利学会、教育学会、中华医学会九江分会和永安农民科协等基层组织，有会员241人。1981年1月，召开全县第二次科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科协第二届委员会。李惠民兼任主席，并设办事机构，与县科委合署办公。
  1984年5月，县科协从县科委分出，成为县委领导下常设的科技团体机构，并相继成立质管、建筑、水产学会和科普创作、花卉协会，大力发展乡（镇、场）农民科协。1985年1月，召开全县第三次科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科协第三届委员会，谭训炎为主席，下辖专业学（协）会11个，有会员535人；乡（镇、场）农民科协16个，有会员350人。在专业学（协）会中有全国会员25人、省级会员170人、市级会员222人，在科普宣传、科技推广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参见<科学技术>卷）。
   第七节国际友好团体
  抗美援朝分会1950年冬，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委员会九江县支会；1951年4月，改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九江县分会。5月1日，以区为单位分别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参加游行104770人，并发动各界群众以实际行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先后召开控诉会427次，有50223人在会上控诉美帝侵略罪行；有124169人参加和平签名，19875人订立爱国公约，1500多人报名为志愿军伤员献血，383名青年志愿参军参战；并向志愿军寄发慰问信200多封、慰问袋500多件，赠送军鞋18350双，捐献飞机、大炮款11亿（旧人民币）余元。1951年冬，沙河小学校长谢远泽代表县抗美援朝分会和全县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江西分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朝鲜停战后，县抗美援朝分会停止活动。
  中苏友好协会1951年冬，成立九江县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县属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发展会员千余人，年底，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九江县分会，各单位成立支会。1952年，在全县农民中发展会员万余人，按区、乡成立支会。各级协会设立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每个会员佩带中苏友好协会纪念章，以示向苏联学习。1953年，县内各界中苏友协按系统转为团体会员，基层协会遂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