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三章 金融
| 内容出处： | 《九江县志》 图书 |
| 唯一号： | 140520020220001000 |
| 颗粒名称： | 第三章 金融 |
| 分类号： | D912.28 |
| 页数： | 12 |
| 页码： | 314-325 |
| 摘要： | 当铺清康熙三年（1864年），九江即有典当业，然以小押店为主。持有“当帖”的此开彼停，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持有当帖的当铺仅张家巷和大码头两家，1916年（民国5年）相继收歇。1913年，西门口又新开当铺一家，1950年失火烧毁。 银楼清乾隆末年，九江有涂茂兴银楼，久操银业，所制金银器皿曾获美国赛会奖和江西物产总会一等奖。1932年有银楼15家，有的既加工出售金银首饰，又兼金银兑换。九江沦陷，银楼凋落，战后渐次复兴。1948年，开业银楼有老庆云、涂茂兴、元华、天宝、宝成、皮泰兴、老万年、同丰、同庆、新宝成、老同丰、新凤祥、涂庆祥、老天宝、祥和、老宝庆、老宝盛、老凤祥等18家，至九江解放歇业。钱庄清光绪年间，九江有钱庄10余家，以门市兑换银钱为主。民国以后，九江钱业曾盛极一时，初30余家，后多至40余家。按资本和营业范围分一、二、三等，在竞争中形成徽州、广潮、南昌、九江四帮。徽帮初势强，清末有立大、成大两钱庄，民国初又开慎昌、丰泰、瑞庆裕、源通裕、志和、茂隆泰钱庄。1916年，因发生倒帐事件，被迫收歇和倒闭6家，惟长和（立大改组）、慎昌幸存。后几经挣扎，终一蹶不振。广帮原只几家钱土店，清末民初先后开办怡成、钧裕、宝泰、阜通、仁丰、玉成、协成、顺泰、崇馀等钱庄，大多资金雄厚，钧裕竟至南昌钱庄放款，仁丰兼营蜡烛、肥皂，怡成创办固本国货股份公司以抵制外货，余亦为一、二等钱店，取代了徽帮地位。 |
| 关键词： | 金融法 金融管理 |
内容
第一节实业组织
当铺清康熙三年（1864年），九江即有典当业，然以小押店为主。持有“当帖”的此开彼停，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持有当帖的当铺仅张家巷和大码头两家，1916年（民国5年）相继收歇。1913年，西门口又新开当铺一家，1950年失火烧毁。
银楼清乾隆末年，九江有涂茂兴银楼，久操银业，所制金银器皿曾获美国赛会奖和江西物产总会一等奖。1932年有银楼15家，有的既加工出售金银首饰，又兼金银兑换。九江沦陷，银楼凋落，战后渐次复兴。1948年，开业银楼有老庆云、涂茂兴、元华、天宝、宝成、皮泰兴、老万年、同丰、同庆、新宝成、老同丰、新凤祥、涂庆祥、老天宝、祥和、老宝庆、老宝盛、老凤祥等18家，至九江解放歇业。
钱庄清光绪年间，九江有钱庄10余家，以门市兑换银钱为主。民国以后，九江钱业曾盛极一时，初30余家，后多至40余家。按资本和营业范围分一、二、三等，在竞争中形成徽州、广潮、南昌、九江四帮。徽帮初势强，清末有立大、成大两钱庄，民国初又开慎昌、丰泰、瑞庆裕、源通裕、志和、茂隆泰钱庄。1916年，因发生倒帐事件，被迫收歇和倒闭6家，惟长和（立大改组）、慎昌幸存。后几经挣扎，终一蹶不振。
广帮原只几家钱土店，清末民初先后开办怡成、钧裕、宝泰、阜通、仁丰、玉成、协成、顺泰、崇馀等钱庄，大多资金雄厚，钧裕竟至南昌钱庄放款，仁丰兼营蜡烛、肥皂，怡成创办固本国货股份公司以抵制外货，余亦为一、二等钱店，取代了徽帮地位。
南帮清末有结纳官府财势大的方永成钱庄和汇通源钱庄，辛亥革命时停业。此后又相继开办吴三泰、恒源永、慎丰、罗福成、庆馀、友馀、昌记、三和、友成等钱庄，多数兼营大米出口或经销天津精盐，友成代收存放交通银行海关税收，罗福成铸造本街通用银元宝，三和用银钱兑换上海外国银行支票售与划汇钱庄，无论钱庄数量还是经营活动均居四帮之首。
九江本帮实力最弱，清末民初仅开永昌恒、裕康、同丰、谦泰、钧和、元丰等几家钱店，俱二、三等之列，经营门市兑换及本街存放业务，不兼他业。
1931年，九江钱界组织同业工会，人会钱庄25家，其中南帮13家，广帮5家，徽帮3家，本帮4家。1933年3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金银收归国有，金融业逐步转移到国家银行和公私合营商业银行，九江钱庄由此剧衰，次年仅存14家。抗日战争爆发，钱庄渐告消失，战后复业惟本帮钧和一家。
1933年九江钱庄情况银行九江之有银行业，始自清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首开汇丰银行九江分行，1927年收回英租界关闭。光绪三十四年，本国设立大清银行九江分行，辛亥革命宣告清理。宣统三年（1911年），日本又设九江台湾银行，1925年被反帝浪潮冲垮。
民国时期，九江先后开设民国、交通、实业、中国、裕民、上海、中央、农民等银行分支机构。沦陷前夕，除民国、实业两家分行先行停业，各行纷纷撤退后方，战后逐渐复业，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民国银行九江分行。1912年设立，系官商合办，发行纸币，流通市面。1922年，纸币不能兑现，信用日损，被迫停业。
交通银行九江支行。1913年9月成立办事处，1918年改支行，系官办。办理存款、放款、贴现、储蓄和兑换、信托等业务；经政府特许发行兑换券和代理发行公共实业机关债票。有推行总行发行的钞票权利和代收九江海关税银专利。
中国实业银行九江分行。1915年7月设办事处，1931年成立分行。商办，开办汇兑、押汇、放款、贴现等业务。1932年因经营不佳而歇业。
中国银行九江支行。1916年1月3日成立，官商合办。主要从事推行上海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择殷实钱庄、商店开户往来，兼揽汇款业务，存户甚多。并在琵琶亭建堆栈，设牯岭办事处，便利客商。
江西裕民银行九江分行。1928年3月成立，官商合办，省行性质。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有价证券买卖；并发行流通市面的千文、百文铜元票，备金甚足，可随时兑现。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九江分行。1929年10月成立。系商办，主要是投资兴中纱厂，藉以购进棉花、棉纱作银行外栈抵押放款。创储蓄业务，1元即可立摺，大量吸收地方游资。附设中国旅行社和牯岭办事处，招来旅浔、旅山游客。
中央银行九江分行。1929年11月成立，属中央财政部之国家银行。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及代收国税、代解军费等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九江支行。1934年12月，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九江办事处，系官办，经营汇兑、押汇、放款、贴现业务，并发行农民流通券，限于四省流通。1935年总行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后，九江办事处改为支行，主要经营一般农民存款、放款、汇兑及发行该行之兑换券等业务。
新中国成立后，银行为国家所有。县内先后设立人民银行和农业、建设、工商等专业银行支行，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统分结合新的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县支行。1950年1月成立，按区下设8个营业所，1952年增至9个所。主要任务是调节信贷资金，进行货币管理，打击金银黑市，稳定金融市场，并办理存款、储蓄、贷款和转帐结算、现金收付等业务。1957年县人民银行并人九江中心支行，1958年7月复分设。1959年1月市、县两行合并，1961年9月重设县人民银行，下辖江洲、新港、大桥、赤湖、港口、赛城湖、沙河、城门、新塘、岷山、马回岭等11个营业所和新洲营业组。1968年10月，县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局合并为财政金融服务站，基层改设财政金融所．1969年8月恢复人民银行建制。1979年后，相继分设农业、建设、工商银行支行，县人民银行则成为管理金融的行政机构，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对各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领导，不再办理存、贷款和农村金融业务。1985年，全行有职工6人。
中国农业银行九江县支行。1956年2月成立，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支农资金，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农村信贷，发展农村金融事业。同年12月并人县人民银行，1964年2月复分设，下辖江洲、新港、大桥、赤湖、港口、赛城湖、沙河、新塘、马回岭等9个营业所。1965年11月再度并入县人民银行，1979年10月恢复农业银行建制。1985年，有基层营业所14个、办事处1个、储蓄所2个，全行有职工117人。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九江县支行。1976年11月成立办事处，1981年1月升支行。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有关单位基本建设预、决算，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和贷款，监督基本建设资金使用等。1985年全行有职工8人。
中国工商银行九江县支行。1984年12月成立。主要任务是办理工商信贷、储蓄和行政事业单位存款、结算等业务。通过工商信贷关系，支持和监督企业生产活动，促使其合理使用资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1985年，设有营业厅1个、办事处2个、储蓄所2个，全行有职工65人。
信用合作社1932年，江西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派员来县，指导筹办农村信用合作社。1935年底，全县建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会1个，会员15人，会股41股，股金820元，保证金2460元，合作贷款17600元；乡村信用合作社45个，社员1306人，社股1501股，股金3792元，合作贷款28997元；互助社137个，社员10522人，合作贷款37756元。1946年，重建县联社1个，社员16人，股金160万元；乡镇合作社17个，社员11348人，股金458.58万元；一般合作社2个，社员6000人，股金1200万元。1948年，通货膨胀，信用合作社停办。
建国后，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三大合作”经济组织之一。主要任务是吸收农民储蓄存款，发放短期贷款，调剂资金余缺，促进生产发展，并受国家银行委托办理农村信贷、结算业务。1952年，经过试点，在9个区内建立信用合作社12个，入股社员49999人，股金4.97万元，吸收存款2.44万元。1956年底，全县42个乡普遍建立信用合作社，入社37422户，占总农户77.51%，实收股金9.99万元；当年吸收存款437.86万元。1958年，撤销原乡信用社，设立公社信用部，与银行营业所合署，业务由银行直管。1962年，恢复信用社建制，公社设信用社，大队设信用分社，全县有信用社22个、专职人员35名；信用分社209个、兼职人员418名；共有股金9.4万元。后多次调整撤并，至1985年，全县设信用社17个、信用分社12个，有正式职工65人、临时合同工57人；设信用代办站（只代办储蓄业务）57个，有兼职代办员57人；共有存款1497万元，其中社员储蓄1132万元。
第二节货币
流通币种县境历代流通的货币，品种甚多，按质地可分金属币和纸币两大类。金属币流通久远的是铜钱，铁钱、银两次之，清末民初始兴银元、铜元。纸币主要通行银钱票、法币、关金券、金圆券和人民币，日伪时期曾使用军票、中储券，民间还发放花票。
铜钱。俗称“缗钱”，明、清时称“制钱”。县博物馆藏铜钱中，早期有秦“半两”、汉“五铢”、新莽“布币”（大布黄千）和“刀币”（一刀平五千）；晚期有“太平天国圣宝”、“光绪通宝”、“宣统通宝”。民国初，县内渐停铜钱使用。
铁钱。南朝梁普通四年(523年)，有铁铸“五铢”钱流入。清咸丰四年(1854年)，铸有面额当制钱5文、10文、以至1000文铁钱多种，县内流通至咸丰九年渐停。
银两。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秤量货币，俗称“元宝”。明、清时县内征收赋税和大额交易，均以银两计算。清末有虚实银两之分。虚银两乃一种记帐货币，支付时折成银两或银元。本县曾有上海“规元”和汉口“洋例”等虚币流人。1933年（民国22年）“废两改元”，银两不再使用。
银元。俗称“银洋”、“光洋”、“大洋”。县内主要通用光绪“龙洋”（大清银币）、民国“像洋”（铸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头像）；次为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间有江南洋、四川洋、湖北洋等。1933年又发行“船洋”（铸帆船图案）。同时使用银辅币，面额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等4种，俗称“银角”、“毫洋”，县内多用广东毫洋和福建、湖北银角。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银元禁止流通。抗日战争后，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充斥市场。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入库，民间仍有少量储藏。
铜元。俗称“铜板”，清末流通县内有“光绪元宝”和宣统“大清铜币”。主币面额有当制钱10文单铜板和当20文双铜板，辅币有当l文、2文、5文和半分、1分、2分、5分多种。北洋军阀时期，还有河南铸当50文和四川铸当100文、200文的铜元流入。1935年，与银元同时停止使用。
银钱票。咸丰三年，清王朝发行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面额初为贰佰伍拾文、伍佰文、壹仟文、壹仟伍佰文、贰仟文，后增至伍仟文、拾仟文、伍拾仟文、壹佰仟文等多种及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面额有壹两、叁两、伍两、拾两、伍拾两等5种，县内流通至同治初年渐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官银钱总号发行“十足钱票”和“九五官票”，并在县内流通，1926年北伐军入赣废止。民国时期，省内外10余家银行发行的银钱票先后流入，县内广为通用的是中国、中央、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银元票，面额有元票壹元、伍元、拾元和角票壹角、贰角、伍角等6种及江西裕民、建设和南昌市立银行发行的铜元票，面额有拾枚、伍拾枚、壹佰枚3种。1935年与银元、铜元同时废止。
花票。当地商业团体或私营商号发行的一种纸币，俗称“花票”。民国初，县内流通县商会发行的铜元票和庆馀、同德祥、同芳、同丰、恒馀、咸康、冯永康等商号发行的钱票。1933年底，省府严令取缔花票。至1934年，县商会发行的20万串铜元票，尚有16.9万串未收回，故拟拍卖孤溪埂、滨兴洲地皮作清退基金。
法币。1935年，国民政府法定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通用货币，简称“法币”。通行本县币额初有主币壹元、伍元、拾元和辅币壹角、贰角、伍角等6种，同时流通有镍质辅币伍分、拾分、贰拾分、半圆4种；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逐渐增发贰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壹万元、拾万元乃至百万元。1948年发行金圆券后停用。
关金券。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专供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投入县内市场，以l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面额初为壹元、伍元、拾元3种，后随着法币贬值而贬值，1947年流通县内的面额有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等。1948年与法币同时停用。
军用票。沦陷期间，日本占领军强行投入县内市场与法币同时流通的纸币。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3种。初与法币比价是1元兑1元，后抬高日钞，军用票1元折合法币10元以上。1941年停用，由汪伪银行以中储券100元兑换军用票18元的比率收兑。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之简称。1941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流通县内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5种。1945年汪伪政权垮台，中储券随废，由国民政府以新法币1元折合中储券200元的比率收兑。
金圆券。194R年8月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县内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5种。国民政府强令以金圆券收兑法币和金银，规定金圆券1元收兑法币300万元，金圆券2元收兑银元1元。后发行过滥，币值猛跌，不到10个月发行额增加65万倍，批发物价上涨超过120万倍，为市场所拒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作价收回。
人民币。新中国唯一的统一货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始发行，1949年5月17日起在县内流通。面额有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6种。因币额较大，使用不便，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折合旧币l万元收兑。新币有主币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5种和辅币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6种。1957年12月1日，又增发铝质辅币壹分、贰分、伍分3种。1985年，在县内市场流通的人民币，仅少面额叁元的一种，余皆不变。
货币管理建国后，随着人民币的普遍使用和旧币的禁止流通，县内货币管理主要是金银兑售和现金收支，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银兑售。1950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县内实行无论单位或个人，凡生产、采集或回收的金银，均交人民银行统一收购；科研、医药和工矿企业生产所需的金银，皆由人民银行统一审批和配售。允许个人持有合法所得的金银，但不得计价使用、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个人所有金银需出售时，亦由人民银行按牌价收兑。土地改革和取缔黑市收缴的金银，均交银行兑换人民币后再行处置。截止1953年，县银行收兑黄金6562.5克、银元25051枚。自后，金银兑售业务由地、市银行办理。
1953~1985年现金收支情况 现金收支。1950年始，县人民银行每年初自下而上编制现金计划，有计划地调节县内货币流通。1951年，对国家机关、团体、学校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核定现金库存限额和使用范围，一般除工资、旅差费、采购农副产品和零星购买办公用品及对个人其他支出外，不得坐支现金，超过限额部分存入银行。1952年，单位经济往来达30元以上，采取转帐结算，异地出差携带现金不超过200元。1953年，单位送存现金时间为当日或次日10时以前。1958年底，现金管理范围扩大到农村人民公社及其所属独立核算单位，但信贷宽松，管理流于形式。1980年，县内现金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单位库存现金限额适当放宽，当地转帐结算起点改为100元以上，异地携带现金可达500元以下，自后货币投放逐年增多。
货币流通本县向属地、市附廓县，群众素有入城选购商品之习，故货币经常大量地流入九江市区，成为历年货币净投放县。1953～1985年，全县货币总投放92844.55万元，总回笼73285.82万元，净投放额19558.73万元，年均592.69万元，总投放超过总回笼26.69%。有的年份由于管理松弛，这种放大于收的差距则拉得更大，1963年为35.95％，1974年为36.58%，1984年为37.51％。1985年，严格控制货币投放量，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才使货币净投放率明显下降。
第三节存款
民国初年，存款便成为九江钱庄主要业务之一。有浮存和长存两种．浮存凭摺或支票可随时提取，长存如有急需可提前支取。利率按存积计算，上半年月息七厘五，下半年月息一分。银行业兴起，亦开办活期和定期存款业务，存款对象以商号和住户居多，次为官厅和同业。据1933年江西裕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家在九江的分（支）行统计，年末存款为1252.73万元，其中商号存款占15.83010，住户存款占69.9％；在住户存款中又多为中级社会人士和商号以私人名义存人，农户存款极少。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币值日贬，存款额急剧下降，银行曾办理折实或以金、银为比价的存款业务，其势不可逆转。
建国后，先后开办机关企事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农村存款、基本建设存款等业务。
机关企事业存款。1950年，资金微薄，存款额仅5.44万元。1951年始，对县内所有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和全民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推行非现金结算，控制库存现金额，银行存款余额逐年增加，1956年存款31.6万元，比1950年增长4.81倍。1957年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偏低和1958年企事业“大跃进”，这类存款出现两年“透支”。自后20年除个别年份外，机关企事业存款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78年年末存款余额656万元。尔后发展更快，到1985年，存款余额达2380万元，比1978年增长2.63倍。
居民储蓄存款。建国以来，县金融机构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城乡居民踊跃储蓄。1950年，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及爱国有奖储蓄，当年储蓄余额1.43万元。1951年，物价趋向稳定，保本保值储蓄结束，年末存款余额仍达4.82万元。1953年，为鼓励农民多售余粮，举办优待售粮储蓄。1956年，又开展贴花有奖储蓄，“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82年复办。1950年至今，储蓄分活期和定期两种，活期月息初为l0‰左右，定期一年月息29‰；后逐年下降，1959年活期月息为1.8‰，定期一年3.33‰。1979年后，利率逐渐回升，活期月息2.4%0，定期一年4.5‰。1985年，活期月息不变，定期一年提高到6‰，是年存款余额2502万元，比1978年增长11.63倍。
农村存款。指农村社队（乡村）及企事业单位在银行存款和信用社转存款，建国初，这类存款较少。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存款增幅较大，1957年末存款余额133.67万元，相当于前6年总和的1.48倍。1966年存款余额339万元，比1957年增长1.5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少数年份外，一直未突破这个水平。1979年后，农业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村存款出现新的上升趋势，1982年达1781万元，比1978年增长4.65倍，为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存款余额保持1018万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基本建设存款。包括贷款基金、自筹资金、专用基金和周转性资金等存款。1964年始开此类项目。1981年前由县人民银行代办，后由县建行办理。1985年，全县存款余额708万元，比1981年增长8.44倍。
1950~1985年全县各类存款余额第四节信贷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信贷有民间借贷和钱庄、银行放款两种途径。
民间借贷。分借钱、借物、合会等。借钱一般发生亲友睦邻间，时间较短，口说为凭，不计利息。但不少穷苦百姓，每遇天灾人祸，即被迫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钱，倍受盘剥，其月利率低则五分，高则借一还二，甚至按天计息，到期未还，利上加利，名日“滚雪球”，或日“鸟儿叫”。借物以谷物为主，多发生在青黄不接之际，亦称“借青苗”，利息一般五分，即春夏间借稻谷l石，秋后还1石5斗，有的高达2石。合会也称“约会”、“凑会”，由一人牵头（称“约会人”），临时相约，10人或20人不等，人会金额共同议定。此种合会有无息和计息两种，无息合会会钱由约会人先得，以下协商排列，轮完会散；计息合会会钱为困难者先得，余按月利2%，届会期满本息一次领取。据1937年统计，全县农户中借钱3.92万户，占总农户80%；借粮2.94万户，占60%；加入合会1.96万户，占40%。
钱庄、银行放款。有长期、短期、信用、抵押几种。长期放款，每年三、九两月举行，三月交易，九月偿还，但可商请延期，以明年三月为交割。短期放款，随时催令偿还。信用放款，以借款人之信用或以相保人之保证，定借额之大小及期限之长短。抵押放款，须以货物提单、有价证券、田地契据或金银首饰作抵押。放款对象以工商业者为主，居民极少。据1933年江西裕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家在九江的分（支）行统计，年末放款余额1101.41万元，其中工商业放款1054.3万元，占当年放款总额95.72%；农产品抵押放款3.3万元，占0.3%。后物价不稳，货币贬值，存款逐年下降，贷款亦相应减少。
建国后，人民政府实行信贷集中，以支持工农业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先后开办农业、工业、商业等贷款。农业贷款。分有实物贷款、一般性生产贷款、抗灾贷款、专项贷款、社队（乡镇）企业贷款、农民个人贷款、支持信用社贷款等项。1950年，县人民银行贯彻“用于生产，重点发放”的原则，试点发放贫农贷款2.6万元，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同时调入大米、黄豆、豆饼等实物，折款5.34万元，发放给贫困农户，全县共贷款7.94万元，年末余额2.61万元。1952~1953年，农业贷款对象渐由个体农户转向生产互助组，为了推广种植改良棉和使用东北豆饼、肥田粉，银行发放贷款48.48万元，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5.8万元。1954年，县内遭受特大水灾，银行发放抗灾贷款22.3万元，信用社发放贷款29.38万元，是年，农贷投放总量75.88万元，年末余额64.9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1955～1956年，银行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68万元，占这两年农贷投放量64.49%，帮助11179户贫农解决人社股金不足困难。1958年农贷始以发展社队集体经济为主，当年投放170.03万元，年末余额193.5万元。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贷重点是扶持穷社、穷队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并于1964年．清理1961年前农业贷款、赊销款、预付款和预购定金等欠款，对无偿还能力的社队和社员，根据政策酌情豁免，全县豁免93万元。1969~1977年，农贷年均余额137.61万元，低于前10年、后8年中任何一年。1979年后，农贷重点转为支持社队企业和发展多种经营，且投放量倍增。1982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成为农贷主要对象，是年仅信用社便投放338万元，次年上升到974万元。1984年，“三户”贷款余额1020.7万元，占农贷余额41.7%。1985年，农贷年末余额3132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25.99％，比1978年增长11.74倍。其中乡镇企业贷款1359万元，占农贷总额43.39％；“三户”贷款982.3万元，占31.36%。
工业贷款。主要对象是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及物资供销企业。1950~1953年，县内仅1家国营农机企业和部分手工业，工业贷款较少，4年余额仅1.2万元，占同期各项贷款余额1.37010。1954年后，为支持集体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的发展，工贷额逐渐增多。1959年，将企业流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两家供给，改为由银行统一以贷款方式发放，称“全额信贷”，是年贷款余额18.4万元。1960年工业“大跃进”，年贷额增加到65.9万元，接近前10年贷款余额之总和。1962年，取消“全额信贷”，实行部分定额贷款，当年工贷余额仅5.3万元，自后数年余额均在20万元左右。
70年代初，县内工业企业迅速兴起，工贷额增幅较大。1971年，贷款余额238万元，比1960年增长2.61倍。1973年至1979年，部分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几乎靠贷款维持。1980年，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充分发挥贷款使用的效益，当年扭转全县工业企业亏损局面。1983年7月1日后，企业流动资金除部分自行补充外，全由银行贷款供应。1985年，工业贷款余额914.4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7.59%，比1978年增长4.48倍。
商业贷款。主要是商品流转、农副产品预购定金等。建国初，为保护民族商业，稳定市场，县银行向私营商业发放抵押贷款，1954年后逐步停止这类贷款。1951年，遵循“先公后私”的原则，重点扶持供销合作商业，充分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的信贷资金，对批发、零售商业则按信贷计划供应。1955年始办理粮食和棉花预购定金贷款，1957年增加生猪和油料预购定金贷款，1958年，对商业企业实行“存贷合一”制度，即企业进货时向银行贷款，销货后归还贷款，但贷方余额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1959年，又实行“全额信贷”，银行“充分供应资金”，盲目支持大购大销，企业发生严重赊销支付，商业贷款余额增至443.7万元，占当年各项贷款余额58.18%，比前8年贷款余额总和增长72%。1962年，停止“全额信贷”，贷款余额略有下降。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商业贷款逐步上升，1966年贷款余额1148.9万元。1979年后，商业贷款增长较快，是年突破两千万元。1981年增设个体商业贷款。1985年，商业贷款余额5378.1万元，占各项贷款44.62%，比1978年增长2.07倍。
1950~1985年全县各项贷款余额
第五节债券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发行公债50余种，至1936年（民国25年）2月，有30余种未偿还，遂借口清理旧债发行“统一公债”；后又发行“复兴公债”、“救国公债”、“战时公债”等债券，县内派额及认购不详。1942年，再发行“同盟胜利折实公债”，县内派额国币17.41万元、美金1.04万元。1943年，“同盟胜利公债”派额国币34.46万元，实募19万元。建国后，为加速国民经济建设，人民政府先后发行三种公债券。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开始在县内发行。规定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以“分”为计算单位，年息5厘，分5年还清。发行对象主要是公教人员和城镇工商业者，认购数不详。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1958年城乡普遍发行。年息4厘，每年抽签还本、付息一次，分8年还清。县内认购额分别为：1954年15.56万元，占分配额43.1%；1955年6.26万元，占分配额118.79%；1956年60.2万元，占分配额77.35%；1957年3.37万元；1958年9.73万元
。国库券。1981年始，在县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行。1982~1985年，全县城乡集体和个人普遍认购。规定当年国库券1月1日起发行，6月30日交款结束，7月1日起计息。1984年前，单位认购年息4qo，个人8％；1985年，单位认购年息5%，个人9%；从第六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息。县内认购额分别为：1982年45.04万元，其中个人36.71万元，集体8.33万元；1983年44.37万元，其中个人31.87万元，集体12.5万元；1984年38.8万元，其中个人26.97万元，集体11.83万元；1985年77万元，其中个人68.4万元，集体8.6万元。
第六节保险
1932年（民国21年），上海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曾在九江中国银行开办人身、财产保险业务。
建国初，县内保险业务由九江专署保险公司代办。1950年1月县人民银行成立后，内设保险代理处，根据“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提高人民福利”的方针，开办财产、运输、耕牛、棉花和简易人身等险种，并分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两大类。1956年，强制保险设有国营和集体企业固定资产、重要物资、流动运输工具、船舶等险种；自愿保险有火险、车船安全险、水陆运输险、简易人身险、家庭财产险、农村耕畜险等，当年收保单972份。承保总额3702.82万元，保费收入1.96万元；理赔案4件，保的赔付额777.71元，赔付率3.97％。
1958年7月，县人民银行内设九江县保险工作组。年底，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提倡“一大二公”，保险机构撤销，保险业务停办。
1981年，根据国务院“恢复保险业务”的决定，县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内，分设保险代理处。初开企业财产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两个险种，继开第三者责任保险、船舶保险、货运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家财两全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养老保险、子女备用金保险、团体人身保险、耕牛保险、棉花保险等22个险种。
1984年9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九江县分公司。当年投保总额1657.3万元，保费收入22.53万元；理赔案87件，赔付额98,55万元，综合赔付率437.42%。其中新洲垦殖场头年洪水溃堤，棉花全部淹没，一次赔款75.74万元。1985年，保单1452份，投保总额6788.8万元，并成为全市第一个农村家庭财产全保县。当年保费收入46.04万元；理赔案296件，赔额22.25万元，综合赔付率48.33%。
当铺清康熙三年（1864年），九江即有典当业，然以小押店为主。持有“当帖”的此开彼停，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持有当帖的当铺仅张家巷和大码头两家，1916年（民国5年）相继收歇。1913年，西门口又新开当铺一家，1950年失火烧毁。
银楼清乾隆末年，九江有涂茂兴银楼，久操银业，所制金银器皿曾获美国赛会奖和江西物产总会一等奖。1932年有银楼15家，有的既加工出售金银首饰，又兼金银兑换。九江沦陷，银楼凋落，战后渐次复兴。1948年，开业银楼有老庆云、涂茂兴、元华、天宝、宝成、皮泰兴、老万年、同丰、同庆、新宝成、老同丰、新凤祥、涂庆祥、老天宝、祥和、老宝庆、老宝盛、老凤祥等18家，至九江解放歇业。
钱庄清光绪年间，九江有钱庄10余家，以门市兑换银钱为主。民国以后，九江钱业曾盛极一时，初30余家，后多至40余家。按资本和营业范围分一、二、三等，在竞争中形成徽州、广潮、南昌、九江四帮。徽帮初势强，清末有立大、成大两钱庄，民国初又开慎昌、丰泰、瑞庆裕、源通裕、志和、茂隆泰钱庄。1916年，因发生倒帐事件，被迫收歇和倒闭6家，惟长和（立大改组）、慎昌幸存。后几经挣扎，终一蹶不振。
广帮原只几家钱土店，清末民初先后开办怡成、钧裕、宝泰、阜通、仁丰、玉成、协成、顺泰、崇馀等钱庄，大多资金雄厚，钧裕竟至南昌钱庄放款，仁丰兼营蜡烛、肥皂，怡成创办固本国货股份公司以抵制外货，余亦为一、二等钱店，取代了徽帮地位。
南帮清末有结纳官府财势大的方永成钱庄和汇通源钱庄，辛亥革命时停业。此后又相继开办吴三泰、恒源永、慎丰、罗福成、庆馀、友馀、昌记、三和、友成等钱庄，多数兼营大米出口或经销天津精盐，友成代收存放交通银行海关税收，罗福成铸造本街通用银元宝，三和用银钱兑换上海外国银行支票售与划汇钱庄，无论钱庄数量还是经营活动均居四帮之首。
九江本帮实力最弱，清末民初仅开永昌恒、裕康、同丰、谦泰、钧和、元丰等几家钱店，俱二、三等之列，经营门市兑换及本街存放业务，不兼他业。
1931年，九江钱界组织同业工会，人会钱庄25家，其中南帮13家，广帮5家，徽帮3家，本帮4家。1933年3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金银收归国有，金融业逐步转移到国家银行和公私合营商业银行，九江钱庄由此剧衰，次年仅存14家。抗日战争爆发，钱庄渐告消失，战后复业惟本帮钧和一家。
1933年九江钱庄情况银行九江之有银行业，始自清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首开汇丰银行九江分行，1927年收回英租界关闭。光绪三十四年，本国设立大清银行九江分行，辛亥革命宣告清理。宣统三年（1911年），日本又设九江台湾银行，1925年被反帝浪潮冲垮。
民国时期，九江先后开设民国、交通、实业、中国、裕民、上海、中央、农民等银行分支机构。沦陷前夕，除民国、实业两家分行先行停业，各行纷纷撤退后方，战后逐渐复业，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民国银行九江分行。1912年设立，系官商合办，发行纸币，流通市面。1922年，纸币不能兑现，信用日损，被迫停业。
交通银行九江支行。1913年9月成立办事处，1918年改支行，系官办。办理存款、放款、贴现、储蓄和兑换、信托等业务；经政府特许发行兑换券和代理发行公共实业机关债票。有推行总行发行的钞票权利和代收九江海关税银专利。
中国实业银行九江分行。1915年7月设办事处，1931年成立分行。商办，开办汇兑、押汇、放款、贴现等业务。1932年因经营不佳而歇业。
中国银行九江支行。1916年1月3日成立，官商合办。主要从事推行上海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择殷实钱庄、商店开户往来，兼揽汇款业务，存户甚多。并在琵琶亭建堆栈，设牯岭办事处，便利客商。
江西裕民银行九江分行。1928年3月成立，官商合办，省行性质。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有价证券买卖；并发行流通市面的千文、百文铜元票，备金甚足，可随时兑现。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九江分行。1929年10月成立。系商办，主要是投资兴中纱厂，藉以购进棉花、棉纱作银行外栈抵押放款。创储蓄业务，1元即可立摺，大量吸收地方游资。附设中国旅行社和牯岭办事处，招来旅浔、旅山游客。
中央银行九江分行。1929年11月成立，属中央财政部之国家银行。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及代收国税、代解军费等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九江支行。1934年12月，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九江办事处，系官办，经营汇兑、押汇、放款、贴现业务，并发行农民流通券，限于四省流通。1935年总行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后，九江办事处改为支行，主要经营一般农民存款、放款、汇兑及发行该行之兑换券等业务。
新中国成立后，银行为国家所有。县内先后设立人民银行和农业、建设、工商等专业银行支行，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统分结合新的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县支行。1950年1月成立，按区下设8个营业所，1952年增至9个所。主要任务是调节信贷资金，进行货币管理，打击金银黑市，稳定金融市场，并办理存款、储蓄、贷款和转帐结算、现金收付等业务。1957年县人民银行并人九江中心支行，1958年7月复分设。1959年1月市、县两行合并，1961年9月重设县人民银行，下辖江洲、新港、大桥、赤湖、港口、赛城湖、沙河、城门、新塘、岷山、马回岭等11个营业所和新洲营业组。1968年10月，县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局合并为财政金融服务站，基层改设财政金融所．1969年8月恢复人民银行建制。1979年后，相继分设农业、建设、工商银行支行，县人民银行则成为管理金融的行政机构，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对各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领导，不再办理存、贷款和农村金融业务。1985年，全行有职工6人。
中国农业银行九江县支行。1956年2月成立，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支农资金，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农村信贷，发展农村金融事业。同年12月并人县人民银行，1964年2月复分设，下辖江洲、新港、大桥、赤湖、港口、赛城湖、沙河、新塘、马回岭等9个营业所。1965年11月再度并入县人民银行，1979年10月恢复农业银行建制。1985年，有基层营业所14个、办事处1个、储蓄所2个，全行有职工117人。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九江县支行。1976年11月成立办事处，1981年1月升支行。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有关单位基本建设预、决算，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和贷款，监督基本建设资金使用等。1985年全行有职工8人。
中国工商银行九江县支行。1984年12月成立。主要任务是办理工商信贷、储蓄和行政事业单位存款、结算等业务。通过工商信贷关系，支持和监督企业生产活动，促使其合理使用资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1985年，设有营业厅1个、办事处2个、储蓄所2个，全行有职工65人。
信用合作社1932年，江西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派员来县，指导筹办农村信用合作社。1935年底，全县建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会1个，会员15人，会股41股，股金820元，保证金2460元，合作贷款17600元；乡村信用合作社45个，社员1306人，社股1501股，股金3792元，合作贷款28997元；互助社137个，社员10522人，合作贷款37756元。1946年，重建县联社1个，社员16人，股金160万元；乡镇合作社17个，社员11348人，股金458.58万元；一般合作社2个，社员6000人，股金1200万元。1948年，通货膨胀，信用合作社停办。
建国后，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三大合作”经济组织之一。主要任务是吸收农民储蓄存款，发放短期贷款，调剂资金余缺，促进生产发展，并受国家银行委托办理农村信贷、结算业务。1952年，经过试点，在9个区内建立信用合作社12个，入股社员49999人，股金4.97万元，吸收存款2.44万元。1956年底，全县42个乡普遍建立信用合作社，入社37422户，占总农户77.51%，实收股金9.99万元；当年吸收存款437.86万元。1958年，撤销原乡信用社，设立公社信用部，与银行营业所合署，业务由银行直管。1962年，恢复信用社建制，公社设信用社，大队设信用分社，全县有信用社22个、专职人员35名；信用分社209个、兼职人员418名；共有股金9.4万元。后多次调整撤并，至1985年，全县设信用社17个、信用分社12个，有正式职工65人、临时合同工57人；设信用代办站（只代办储蓄业务）57个，有兼职代办员57人；共有存款1497万元，其中社员储蓄1132万元。
第二节货币
流通币种县境历代流通的货币，品种甚多，按质地可分金属币和纸币两大类。金属币流通久远的是铜钱，铁钱、银两次之，清末民初始兴银元、铜元。纸币主要通行银钱票、法币、关金券、金圆券和人民币，日伪时期曾使用军票、中储券，民间还发放花票。
铜钱。俗称“缗钱”，明、清时称“制钱”。县博物馆藏铜钱中，早期有秦“半两”、汉“五铢”、新莽“布币”（大布黄千）和“刀币”（一刀平五千）；晚期有“太平天国圣宝”、“光绪通宝”、“宣统通宝”。民国初，县内渐停铜钱使用。
铁钱。南朝梁普通四年(523年)，有铁铸“五铢”钱流入。清咸丰四年(1854年)，铸有面额当制钱5文、10文、以至1000文铁钱多种，县内流通至咸丰九年渐停。
银两。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秤量货币，俗称“元宝”。明、清时县内征收赋税和大额交易，均以银两计算。清末有虚实银两之分。虚银两乃一种记帐货币，支付时折成银两或银元。本县曾有上海“规元”和汉口“洋例”等虚币流人。1933年（民国22年）“废两改元”，银两不再使用。
银元。俗称“银洋”、“光洋”、“大洋”。县内主要通用光绪“龙洋”（大清银币）、民国“像洋”（铸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头像）；次为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间有江南洋、四川洋、湖北洋等。1933年又发行“船洋”（铸帆船图案）。同时使用银辅币，面额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等4种，俗称“银角”、“毫洋”，县内多用广东毫洋和福建、湖北银角。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银元禁止流通。抗日战争后，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充斥市场。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入库，民间仍有少量储藏。
铜元。俗称“铜板”，清末流通县内有“光绪元宝”和宣统“大清铜币”。主币面额有当制钱10文单铜板和当20文双铜板，辅币有当l文、2文、5文和半分、1分、2分、5分多种。北洋军阀时期，还有河南铸当50文和四川铸当100文、200文的铜元流入。1935年，与银元同时停止使用。
银钱票。咸丰三年，清王朝发行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面额初为贰佰伍拾文、伍佰文、壹仟文、壹仟伍佰文、贰仟文，后增至伍仟文、拾仟文、伍拾仟文、壹佰仟文等多种及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面额有壹两、叁两、伍两、拾两、伍拾两等5种，县内流通至同治初年渐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官银钱总号发行“十足钱票”和“九五官票”，并在县内流通，1926年北伐军入赣废止。民国时期，省内外10余家银行发行的银钱票先后流入，县内广为通用的是中国、中央、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银元票，面额有元票壹元、伍元、拾元和角票壹角、贰角、伍角等6种及江西裕民、建设和南昌市立银行发行的铜元票，面额有拾枚、伍拾枚、壹佰枚3种。1935年与银元、铜元同时废止。
花票。当地商业团体或私营商号发行的一种纸币，俗称“花票”。民国初，县内流通县商会发行的铜元票和庆馀、同德祥、同芳、同丰、恒馀、咸康、冯永康等商号发行的钱票。1933年底，省府严令取缔花票。至1934年，县商会发行的20万串铜元票，尚有16.9万串未收回，故拟拍卖孤溪埂、滨兴洲地皮作清退基金。
法币。1935年，国民政府法定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通用货币，简称“法币”。通行本县币额初有主币壹元、伍元、拾元和辅币壹角、贰角、伍角等6种，同时流通有镍质辅币伍分、拾分、贰拾分、半圆4种；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逐渐增发贰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壹万元、拾万元乃至百万元。1948年发行金圆券后停用。
关金券。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专供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投入县内市场，以l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面额初为壹元、伍元、拾元3种，后随着法币贬值而贬值，1947年流通县内的面额有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等。1948年与法币同时停用。
军用票。沦陷期间，日本占领军强行投入县内市场与法币同时流通的纸币。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3种。初与法币比价是1元兑1元，后抬高日钞，军用票1元折合法币10元以上。1941年停用，由汪伪银行以中储券100元兑换军用票18元的比率收兑。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之简称。1941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流通县内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5种。1945年汪伪政权垮台，中储券随废，由国民政府以新法币1元折合中储券200元的比率收兑。
金圆券。194R年8月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县内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5种。国民政府强令以金圆券收兑法币和金银，规定金圆券1元收兑法币300万元，金圆券2元收兑银元1元。后发行过滥，币值猛跌，不到10个月发行额增加65万倍，批发物价上涨超过120万倍，为市场所拒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作价收回。
人民币。新中国唯一的统一货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始发行，1949年5月17日起在县内流通。面额有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伍万元6种。因币额较大，使用不便，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折合旧币l万元收兑。新币有主币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5种和辅币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6种。1957年12月1日，又增发铝质辅币壹分、贰分、伍分3种。1985年，在县内市场流通的人民币，仅少面额叁元的一种，余皆不变。
货币管理建国后，随着人民币的普遍使用和旧币的禁止流通，县内货币管理主要是金银兑售和现金收支，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银兑售。1950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县内实行无论单位或个人，凡生产、采集或回收的金银，均交人民银行统一收购；科研、医药和工矿企业生产所需的金银，皆由人民银行统一审批和配售。允许个人持有合法所得的金银，但不得计价使用、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个人所有金银需出售时，亦由人民银行按牌价收兑。土地改革和取缔黑市收缴的金银，均交银行兑换人民币后再行处置。截止1953年，县银行收兑黄金6562.5克、银元25051枚。自后，金银兑售业务由地、市银行办理。
1953~1985年现金收支情况 现金收支。1950年始，县人民银行每年初自下而上编制现金计划，有计划地调节县内货币流通。1951年，对国家机关、团体、学校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核定现金库存限额和使用范围，一般除工资、旅差费、采购农副产品和零星购买办公用品及对个人其他支出外，不得坐支现金，超过限额部分存入银行。1952年，单位经济往来达30元以上，采取转帐结算，异地出差携带现金不超过200元。1953年，单位送存现金时间为当日或次日10时以前。1958年底，现金管理范围扩大到农村人民公社及其所属独立核算单位，但信贷宽松，管理流于形式。1980年，县内现金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单位库存现金限额适当放宽，当地转帐结算起点改为100元以上，异地携带现金可达500元以下，自后货币投放逐年增多。
货币流通本县向属地、市附廓县，群众素有入城选购商品之习，故货币经常大量地流入九江市区，成为历年货币净投放县。1953～1985年，全县货币总投放92844.55万元，总回笼73285.82万元，净投放额19558.73万元，年均592.69万元，总投放超过总回笼26.69%。有的年份由于管理松弛，这种放大于收的差距则拉得更大，1963年为35.95％，1974年为36.58%，1984年为37.51％。1985年，严格控制货币投放量，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才使货币净投放率明显下降。
第三节存款
民国初年，存款便成为九江钱庄主要业务之一。有浮存和长存两种．浮存凭摺或支票可随时提取，长存如有急需可提前支取。利率按存积计算，上半年月息七厘五，下半年月息一分。银行业兴起，亦开办活期和定期存款业务，存款对象以商号和住户居多，次为官厅和同业。据1933年江西裕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家在九江的分（支）行统计，年末存款为1252.73万元，其中商号存款占15.83010，住户存款占69.9％；在住户存款中又多为中级社会人士和商号以私人名义存人，农户存款极少。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币值日贬，存款额急剧下降，银行曾办理折实或以金、银为比价的存款业务，其势不可逆转。
建国后，先后开办机关企事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农村存款、基本建设存款等业务。
机关企事业存款。1950年，资金微薄，存款额仅5.44万元。1951年始，对县内所有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和全民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推行非现金结算，控制库存现金额，银行存款余额逐年增加，1956年存款31.6万元，比1950年增长4.81倍。1957年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偏低和1958年企事业“大跃进”，这类存款出现两年“透支”。自后20年除个别年份外，机关企事业存款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78年年末存款余额656万元。尔后发展更快，到1985年，存款余额达2380万元，比1978年增长2.63倍。
居民储蓄存款。建国以来，县金融机构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城乡居民踊跃储蓄。1950年，开办保本保值储蓄及爱国有奖储蓄，当年储蓄余额1.43万元。1951年，物价趋向稳定，保本保值储蓄结束，年末存款余额仍达4.82万元。1953年，为鼓励农民多售余粮，举办优待售粮储蓄。1956年，又开展贴花有奖储蓄，“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82年复办。1950年至今，储蓄分活期和定期两种，活期月息初为l0‰左右，定期一年月息29‰；后逐年下降，1959年活期月息为1.8‰，定期一年3.33‰。1979年后，利率逐渐回升，活期月息2.4%0，定期一年4.5‰。1985年，活期月息不变，定期一年提高到6‰，是年存款余额2502万元，比1978年增长11.63倍。
农村存款。指农村社队（乡村）及企事业单位在银行存款和信用社转存款，建国初，这类存款较少。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存款增幅较大，1957年末存款余额133.67万元，相当于前6年总和的1.48倍。1966年存款余额339万元，比1957年增长1.5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少数年份外，一直未突破这个水平。1979年后，农业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村存款出现新的上升趋势，1982年达1781万元，比1978年增长4.65倍，为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存款余额保持1018万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基本建设存款。包括贷款基金、自筹资金、专用基金和周转性资金等存款。1964年始开此类项目。1981年前由县人民银行代办，后由县建行办理。1985年，全县存款余额708万元，比1981年增长8.44倍。
1950~1985年全县各类存款余额第四节信贷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信贷有民间借贷和钱庄、银行放款两种途径。
民间借贷。分借钱、借物、合会等。借钱一般发生亲友睦邻间，时间较短，口说为凭，不计利息。但不少穷苦百姓，每遇天灾人祸，即被迫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钱，倍受盘剥，其月利率低则五分，高则借一还二，甚至按天计息，到期未还，利上加利，名日“滚雪球”，或日“鸟儿叫”。借物以谷物为主，多发生在青黄不接之际，亦称“借青苗”，利息一般五分，即春夏间借稻谷l石，秋后还1石5斗，有的高达2石。合会也称“约会”、“凑会”，由一人牵头（称“约会人”），临时相约，10人或20人不等，人会金额共同议定。此种合会有无息和计息两种，无息合会会钱由约会人先得，以下协商排列，轮完会散；计息合会会钱为困难者先得，余按月利2%，届会期满本息一次领取。据1937年统计，全县农户中借钱3.92万户，占总农户80%；借粮2.94万户，占60%；加入合会1.96万户，占40%。
钱庄、银行放款。有长期、短期、信用、抵押几种。长期放款，每年三、九两月举行，三月交易，九月偿还，但可商请延期，以明年三月为交割。短期放款，随时催令偿还。信用放款，以借款人之信用或以相保人之保证，定借额之大小及期限之长短。抵押放款，须以货物提单、有价证券、田地契据或金银首饰作抵押。放款对象以工商业者为主，居民极少。据1933年江西裕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家在九江的分（支）行统计，年末放款余额1101.41万元，其中工商业放款1054.3万元，占当年放款总额95.72%；农产品抵押放款3.3万元，占0.3%。后物价不稳，货币贬值，存款逐年下降，贷款亦相应减少。
建国后，人民政府实行信贷集中，以支持工农业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先后开办农业、工业、商业等贷款。农业贷款。分有实物贷款、一般性生产贷款、抗灾贷款、专项贷款、社队（乡镇）企业贷款、农民个人贷款、支持信用社贷款等项。1950年，县人民银行贯彻“用于生产，重点发放”的原则，试点发放贫农贷款2.6万元，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同时调入大米、黄豆、豆饼等实物，折款5.34万元，发放给贫困农户，全县共贷款7.94万元，年末余额2.61万元。1952~1953年，农业贷款对象渐由个体农户转向生产互助组，为了推广种植改良棉和使用东北豆饼、肥田粉，银行发放贷款48.48万元，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5.8万元。1954年，县内遭受特大水灾，银行发放抗灾贷款22.3万元，信用社发放贷款29.38万元，是年，农贷投放总量75.88万元，年末余额64.9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1955～1956年，银行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68万元，占这两年农贷投放量64.49%，帮助11179户贫农解决人社股金不足困难。1958年农贷始以发展社队集体经济为主，当年投放170.03万元，年末余额193.5万元。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贷重点是扶持穷社、穷队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并于1964年．清理1961年前农业贷款、赊销款、预付款和预购定金等欠款，对无偿还能力的社队和社员，根据政策酌情豁免，全县豁免93万元。1969~1977年，农贷年均余额137.61万元，低于前10年、后8年中任何一年。1979年后，农贷重点转为支持社队企业和发展多种经营，且投放量倍增。1982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成为农贷主要对象，是年仅信用社便投放338万元，次年上升到974万元。1984年，“三户”贷款余额1020.7万元，占农贷余额41.7%。1985年，农贷年末余额3132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25.99％，比1978年增长11.74倍。其中乡镇企业贷款1359万元，占农贷总额43.39％；“三户”贷款982.3万元，占31.36%。
工业贷款。主要对象是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及物资供销企业。1950~1953年，县内仅1家国营农机企业和部分手工业，工业贷款较少，4年余额仅1.2万元，占同期各项贷款余额1.37010。1954年后，为支持集体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的发展，工贷额逐渐增多。1959年，将企业流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两家供给，改为由银行统一以贷款方式发放，称“全额信贷”，是年贷款余额18.4万元。1960年工业“大跃进”，年贷额增加到65.9万元，接近前10年贷款余额之总和。1962年，取消“全额信贷”，实行部分定额贷款，当年工贷余额仅5.3万元，自后数年余额均在20万元左右。
70年代初，县内工业企业迅速兴起，工贷额增幅较大。1971年，贷款余额238万元，比1960年增长2.61倍。1973年至1979年，部分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几乎靠贷款维持。1980年，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充分发挥贷款使用的效益，当年扭转全县工业企业亏损局面。1983年7月1日后，企业流动资金除部分自行补充外，全由银行贷款供应。1985年，工业贷款余额914.4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7.59%，比1978年增长4.48倍。
商业贷款。主要是商品流转、农副产品预购定金等。建国初，为保护民族商业，稳定市场，县银行向私营商业发放抵押贷款，1954年后逐步停止这类贷款。1951年，遵循“先公后私”的原则，重点扶持供销合作商业，充分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的信贷资金，对批发、零售商业则按信贷计划供应。1955年始办理粮食和棉花预购定金贷款，1957年增加生猪和油料预购定金贷款，1958年，对商业企业实行“存贷合一”制度，即企业进货时向银行贷款，销货后归还贷款，但贷方余额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1959年，又实行“全额信贷”，银行“充分供应资金”，盲目支持大购大销，企业发生严重赊销支付，商业贷款余额增至443.7万元，占当年各项贷款余额58.18%，比前8年贷款余额总和增长72%。1962年，停止“全额信贷”，贷款余额略有下降。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商业贷款逐步上升，1966年贷款余额1148.9万元。1979年后，商业贷款增长较快，是年突破两千万元。1981年增设个体商业贷款。1985年，商业贷款余额5378.1万元，占各项贷款44.62%，比1978年增长2.07倍。
1950~1985年全县各项贷款余额
第五节债券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发行公债50余种，至1936年（民国25年）2月，有30余种未偿还，遂借口清理旧债发行“统一公债”；后又发行“复兴公债”、“救国公债”、“战时公债”等债券，县内派额及认购不详。1942年，再发行“同盟胜利折实公债”，县内派额国币17.41万元、美金1.04万元。1943年，“同盟胜利公债”派额国币34.46万元，实募19万元。建国后，为加速国民经济建设，人民政府先后发行三种公债券。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开始在县内发行。规定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以“分”为计算单位，年息5厘，分5年还清。发行对象主要是公教人员和城镇工商业者，认购数不详。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1958年城乡普遍发行。年息4厘，每年抽签还本、付息一次，分8年还清。县内认购额分别为：1954年15.56万元，占分配额43.1%；1955年6.26万元，占分配额118.79%；1956年60.2万元，占分配额77.35%；1957年3.37万元；1958年9.73万元
。国库券。1981年始，在县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行。1982~1985年，全县城乡集体和个人普遍认购。规定当年国库券1月1日起发行，6月30日交款结束，7月1日起计息。1984年前，单位认购年息4qo，个人8％；1985年，单位认购年息5%，个人9%；从第六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息。县内认购额分别为：1982年45.04万元，其中个人36.71万元，集体8.33万元；1983年44.37万元，其中个人31.87万元，集体12.5万元；1984年38.8万元，其中个人26.97万元，集体11.83万元；1985年77万元，其中个人68.4万元，集体8.6万元。
第六节保险
1932年（民国21年），上海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曾在九江中国银行开办人身、财产保险业务。
建国初，县内保险业务由九江专署保险公司代办。1950年1月县人民银行成立后，内设保险代理处，根据“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提高人民福利”的方针，开办财产、运输、耕牛、棉花和简易人身等险种，并分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两大类。1956年，强制保险设有国营和集体企业固定资产、重要物资、流动运输工具、船舶等险种；自愿保险有火险、车船安全险、水陆运输险、简易人身险、家庭财产险、农村耕畜险等，当年收保单972份。承保总额3702.82万元，保费收入1.96万元；理赔案4件，保的赔付额777.71元，赔付率3.97％。
1958年7月，县人民银行内设九江县保险工作组。年底，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提倡“一大二公”，保险机构撤销，保险业务停办。
1981年，根据国务院“恢复保险业务”的决定，县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内，分设保险代理处。初开企业财产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两个险种，继开第三者责任保险、船舶保险、货运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家财两全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养老保险、子女备用金保险、团体人身保险、耕牛保险、棉花保险等22个险种。
1984年9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九江县分公司。当年投保总额1657.3万元，保费收入22.53万元；理赔案87件，赔付额98,55万元，综合赔付率437.42%。其中新洲垦殖场头年洪水溃堤，棉花全部淹没，一次赔款75.74万元。1985年，保单1452份，投保总额6788.8万元，并成为全市第一个农村家庭财产全保县。当年保费收入46.04万元；理赔案296件，赔额22.25万元，综合赔付率4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