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畜禽种类 畜类县内历史上饲有马、驴、骡、牛、猪、羊、兔、犬、猫，随着交通工具和机电设备的发展，马、驴、骡渐被淘汰。牛：传统品种有水牛和黄牛。江洲水牛，属滨湖水牛品系，体魁，拉力大，持久力强，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黄牛，抗病，抗热，耕作灵活，繁殖率高，但体型矮小，拉力较弱，岷山、新塘、涌泉等山区有少量饲养。引进品种有荷兰花白奶牛，性温驯，泌乳期长，产量高，年产乳4～5吨，沙河街镇有饲养。 猪：传统品种有城门黑猪、土乌毛猪和花猪。城门黑猪，属滨湖黑猪品系，主产城门、新合滨湖地带，耐粗料，适应性强，遗传性稳定，皮薄肉嫩，日增重300~350克，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土乌毛猪和花猪，体型矮小，生长较慢，日增重180～200克，但成熟较早，母猪6个月即可配种，公猪5个月性能成熟，马回岭、黄老门、岷山一带有零星分布。引进品种有北京黑、上海白、长白及约克夏、克米洛夫、杜洛克、巴克夏等。北京黑和上海白，耐粗、耐青饲，抗寒、抗病力强，生长快，全县各地有饲养。长白猪，身躯特长，饲料利用率高，皮薄，瘦肉多，但饲养管理要求高，多为专业户饲养。约克夏有大、中、小型三种，大者脂肉型．中者肉用型，小者脂肪型，耐粗饲，繁殖力强，各乡镇均有少量饲养。克米洛夫，肉脂兼用型，耐粗饲，抗寒，易肥，沙河街镇有饲养。杜洛克和巴克夏，适应性强，成熟早，生长快，全县集镇和专业户均有饲养。杂交一代猪，体型大，耐粗饲，抗逆性强，日增重400~500克，全县农户普遍饲养。 羊：有山羊、奶羊和绵羊。山羊，皮肉兼用型，适应力强，喜食短草，分布新合、黄老门等地。奶山羊，乳汁纯白，脂肪和蛋白汁比牛奶多，脂肪球比牛奶少，易消化，年产乳700~800公斤，分布沙河街镇。绵羊，毛用型，耐渴，抗寒，年产毛4～5公斤，分布沙河、新塘等地。 兔：有中国家兔、全耳兔和引进安哥拉兔。中国家兔，皮肉兼用型，适应性好，抗病力强，母兔年孕6胎，每胎产仔8～9只，全县均有分布。全耳兔，毛用型，毛产量高，毛质好，年产毛200～400克，毛长10厘米以上，分布沙河街镇、城门等地。安哥拉兔，有法、英两个品种，毛用型，年产毛200克左右，毛长10~13厘米，分布长山、新塘、马回岭、洗心桥等地。
犬：农村普遍养，城镇养的少。按用途分有猎犬、警犬、玩赏犬，然以养犬护家为丰，近年发展为肉用型，称之“冬令补品”。为防止“狂犬病”，常令禁养，但有禁未止。
猫：历来畜猫捕鼠，乡村多于城镇。
禽类县内素以养鸡为主，鸭、鹅次之，鸽极少，鹌鹑乃新饲品。
鸡：有当地土鸡、引进鸡和杂交鸡。当地土鸡，耐粗饲，适应性强，但体型小，生长慢，产蛋率低，成年公鸡体重1.5~2公斤，母鸡年产蛋120个左右，是县内当家鸡种。引进品种主要有泰和鸡，乌皮、乌骨、乌肉，肉质佳，既富营养，又可入药，年产蛋80余个，沙河街镇有少量饲养；来杭鸡，原产意大利，卵用型，善觅食，成熟早，不就巢，年产蛋250。280个，但性驯、多病，多为专业户饲养；白洛克鸡，原产美国，卵肉兼用，生长快，肉质好，饲养8～10周体重可达1.5公斤，开产期180天，年产蛋130~180个，沙河、永安、马回岭等地有饲养。杂交鸡，抗逆性强，耐粗饲，生长快，年产蛋200个以上，遍布全县。 鸭：有九江小麻鸭、大麻鸭和引进北京鸭。九江小麻鸭，卵用型，体型小，成熟早，开产期约100天，年产蛋180～220个，有2~3个高产年，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大麻鸭，卵肉兼用型，适应性强，成熟早，育肥快，年产蛋180个左右，屠宰率69~70％，分布滨湖地区。北京鸭，卵肉兼用型，年产蛋100～150个，屠宰率70～90%，赛城湖、永安等地有少量饲养。 鹅：有灰鹅、狮头鹅，肉用型，生长快。灰鹅饲养3～4个月，体重3～4公斤，年产蛋80～100个，沙河街镇、赛城湖、永安等地有饲养。狮头鹅体重10一12公斤，年产蛋30～50个，洗心桥、城门一带有饲养。 鸽：品种多，按用途可分传书、玩赏和肉用等三类。传书鸽，利用其强烈归巢性供通讯，飞翔时速可达70公里，沙河街镇有离休干部试养。玩赏鸽，具有奇异外观和独特飞翔力，县城集镇有少量饲养。肉用鸽，繁殖率强，一年可达10窠，成熟期体重0.8～1.5公斤，全县各地有少量饲养。 鹌鹑：卵肉兼用型，肉味美，年产蛋200～250个，初为少数居民自养自食，近年来发展成专业商品生产。 昆虫类主要是养蜂，品种有中国蜂和意大利蜂。中国蜂，抗寒，耐粗饲，飞翔迅速，采集勤，蜜多蜡质好，但性躁，喜分蜂，御敌力弱，全县农村均有饲养。意大利蜂，性温和，善于御敌，繁殖快，采蜜率高，但抗寒力弱，不好分蜂，江洲、棉花原种场、新合、沙河、岷山等地有专业饲养。
第二节良种繁殖 种牛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已培育出江洲滨湖水牛良种，由于忽视经常提纯复壮，兼之相当数量的近亲繁殖，致使品种逐渐退化。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种牛选优去劣工作。1953年，召开全县养种公牛户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大量繁殖，普遍提高，逐步改良，就地选育种公牛”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淘汰劣种牛663头，选育躯高体壮的滨湖品系种牛151头。以区为单位成立耕牛配种站，实行种牛登记，挂牌为号，有偿服务，年终评模等办法，收效甚好。
1954年，大水溃堤，沿江滨湖水牛染病死亡较多。县农业部门立即加强对江洲水牛的保护和繁殖工作，同时购进良种公牛18头，投放农场和饲养条件较好的初级社、互助组繁育，很快治愈水患创伤。
1963年，再次进行种牛选优汰劣，全县选留种公牛231头（内接班牛137头），按群牧地区每40头母牛配种公牛1头，散牧地区按联队母牛数配足种公牛。各公社兽医站在临站大队设立配种点，以点带面指导配种，避免空怀。并优待养种牛户，养种公牛除收配种费外，养牛工分比养其它成年牛工分高50%；养母牛实行“母牛包产，小牛分成，超产奖励，无故完不成任务者惩”，新生牛犊待“破教”时作价，养牛户与生产队按六四或对半分成，提高了养种牛积极性。当年有适龄母牛3834头。头年产仔800头，上年产仔552头，在怀1212头，三项合并占适龄母牛66.88％。
1966年，创办九江县官湖耕牛良种繁殖场，划出千亩荒湖作繁殖基地，长年保持40多头适龄母牛和2~3头种公牛，后因围湖造田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种牛繁殖工作。
1978年，恢复耕牛配种站，并在江洲、新洲、城子镇、永安、洗心桥、赛城湖、沙河、新城镇等8个公社（场、镇）选定58个村作滨湖水牛选育区，其中江洲、新洲为提纯复壮基地，为全县提供滨湖品系纯种公牛。同时从江西种牛站引进“海福特”、“夏洛来”和“么拉”水牛冷冻精液，在新城镇蛟滩湖牧牛队试点，对20头滨湖母牛进行人工授精，育出杂交一代小牛17头，对繁育优良牛种起了示范作用。
1982年后，县内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政府对养种公牛户仍进行扶持，并适当提高配种收费标准，规定每配准l胎收费10～15元。1985年，全县经过选育有繁殖能力的滨湖母牛4133头、种公牛107头，其中江洲纯种母牛283头、种公牛14头；大中型滨湖水牛占耕牛总数61.6％。种猪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培育了城门滨湖黑猪良种。建国后，在繁育城门黑猪的同时，引进了一批良种猪，逐步向杂交猪发展。1957年始，先后引进北京黑、上海白、长白、约克夏、巴克夏等种公猪，分配县内各农业社饲养，为农户繁殖良种。
1958年“大跃进”中，为完成全县全年饲养生猪21万头任务，推行“母猪一产制”，凡雌性猪必须产仔一胎再行阉割，造成猪种混杂，使城门猪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70年，再引进良种公猪70头供提纯复壮，并试行人工授精培育杂交良种，同时改大队畜牧场以养种公猪为主，生产队畜牧场以养母猪为主，实行“队繁户养”，从而逐步淘汰了混杂猪。1978年后，全面进行清劣选优，选育生产性能较好的城门猪作母本，以引进良种猪为父本，由点到面普遍推行杂交。1980年，县食品公司种畜场对20头猪进行杂交组合试验，以城门母猪与中型约克夏公猪杂交的优势显著，杂交一代育肥猪比本地猪日增重24.7%。据此，1982年县财政再次拨款，购进长白、约克夏、克米洛夫等种公猪58头，分配县食品公司种畜场、赛城湖畜牧良种场和备公社畜牧兽医站饲养，为农户提供杂交纯种。1985年，县农牧局在沙河创办种公猪场。同时，县人民政府从生猪屠宰税中抽出50%资金作为发展种猪经费，对江洲、新洲、城子镇、长山、涌泉、新塘、黄老门、马回岭等地52户养种公猪进行扶持，即种猪由县提供，养户保本换代。至此，县内生猪生产向着母猪本地化、公猪良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迈进一大步。全县年末存栏良种母猪5052头，种公猪69头；杂交一代育肥猪3.07万头，占生猪存栏总数30%。种禽繁殖县内禽苗历来就地选种，母鸡孵卵，自繁自养。经过长期选育，逐步形成以体形中等、尾短、羽毛光滑的当地土鸡和体型轻盈的九江小麻鸭、灰鹅为当家品种。建国后，在发展地方种禽优势的同时，渐次引进泰和鸡、来杭鸡、白洛克和北京鸭、狮头鹅等10余个品种，利用土法孵卵，为农户提供禽苗。1972年，县农业局、赛城湖垦殖场分别创办孵房，孵化鸭、鹅、鸡苗，次年推广全县，并有外销。1978年起，永安公社家禽场、县粮校畜禽场及各地育种点，对种禽进行全面提纯复壮，大量销行杂交鸡、小麻鸭、灰鹅等种苗。1985年，全县年末存笼杂交鸡、小麻鸭、灰鹅分别占存笼总数50％、70%、80%。
第三节疫病防治 常见疫病据载，清宣统二年(191C年)，县内盛行猪霍乱、猪肺疫、牛炭疽病、鸡黑死病，危害较大。 建国后，据1982年调查，县内常见的畜禽疫病，牛有炭疽病、牛出败、破伤风、狂犬病、膨胀病、风湿病、肠胃炎、锥虫病和血吸虫、肺丝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伊氏锥虫病、虱、蜱及农药中毒等，以炭疽病、牛出败危害最大；猪有猪瘟、猪霍乱、猪肺疫、猪丹毒、猪乙型脑炎、弓形体病、链球菌病、胃肠炎、流感、喘气病、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病和猪蛔虫、肺丝虫、细颈囊尾蚴、姜片虫病、螨、虱等，以猪瘟、猪霍乱、猪肺疫、弓形体病、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危害最多；禽有鸡瘟、禽出败及鸡蛔虫、球虫病、虱等，以鸡瘟流行最广。 防治措施建国前，无畜禽疫病防治机构，少数民间兽医仅会阉割，能治病者少。一旦畜禽发病，只能用土方治疗，牛病扯把草药扎根针；猪病一是将老姜、青葱与米酒拌合烤热涂擦猪耳根或臀部，二是用砒霜栽入耳根或尾根让其肿烂；鸡病则用老鼠屎调菜油灌喂，收效甚微。 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健全畜禽疫病防治网络。1950年，县农林水利科配兽医干部，指导全县畜禽疫病防治。1951年，各乡配备家畜保健员1名，专管畜禽疫病防治工作。1952年，县、区、乡分别成立家畜保育站、保育委员会、保育小组，并把民间兽医组织起来，公开老秘方，传授新技术，培训首批防疫员90名。1956年5月，县家畜保育站改为县畜牧兽医站，区家畜保育委员会先改为区畜牧兽医站，不久又改称区家畜联合诊所，全县共有兽医31人。1958年后，以公社为单位设立兽医工作站，兽医增加到53人。1968年秋，撤销县、社兽医站，国家兽医人员下放劳动，集体兽医人员改行务农，畜禽疫病无人过问。1972年复站，兽医人员陆续归队。1985年，有县办畜牧兽医站1个，乡（镇、场）办畜牧兽医站16个，共有兽医84人、村防疫员145人，基本形成全县畜禽疫病防治网。 在畜禽疫病防治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道路。1953年，县内先后发生牛炭疽病、牛出败和猪霍乱、猪肺疫及亚洲鸡瘟等疫病，面广来势凶，开始束手无策，通过典型引路，摸索经验，先后注射牛炭疽芽胞苗754头、出败疫苗837头、猪瘟结晶紫苗340头、猪肺疫苗269头、鸡新城疫苗5044羽，治愈牛病160例、猪病146例，初步掌握了一般疫病发生和防治规律。1956年，对全县耕牛进行全部灭虱、灭癞及预防注射，医治牛炭疽病6000例，治愈1068头，基本控制了牛疫流行。1958年，为防止猪瘟发生，全县从10月26日至11月16日，开展生猪预防注射“双旬”运动，从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单位和农中畜牧兽医班调集人员组成注射队，分片包干，做到乡不漏社、社不漏队、队不漏户、户不漏头，对生猪进行防疫注射。自后，每年均对畜禽进行预防注射l～2次，由县、社兽医负责组织实施。1964年，为杜绝生猪疫病传染，实行生猪注射发证，凭证收购、交易和宰杀；上调生猪须通过检疫盖章，方能卖肉。同时在沙河街仔猪交易市场设立防疫注射点，由沙河兽医站日派兽医1~2人负责检疫，对已注射的猪剪耳为记，以防遗漏。1965年，试行家畜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耕牛“三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和生猪“四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包阉割）责任制，“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止施行，1975年恢复原制。1983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内容，规定耕牛为“四包”（包防疫、医、药和阉割），生猪为“四包一赔’（包防疫、医、药、阉割和事故赔偿）；收费标准牛每年每头4~5元、猪每年每头2～3元，鸡免费注射。对兽医人员则实行“五定”（分村定防治任务，定药品成本，定经济收入，定工作纪律，定奖惩制度），做到畜主报病24小时内出诊，逾时造成死亡加倍赔款，从而加强了工作责任感。1984年，牛出败和猪丹毒、猪肺疫、链球菌、仔猪副伤寒及禽出败等较为流行的畜禽疫病已被控制，牛死亡率由70年代年均6%下降到2％，猪死亡率由年均12％下降到5.2%。
第四节畜禽饲养 饲料有以牧牛为主的草场及养猪为主的精、粗、青饲料和配（混）合饲料。据1982年农业区划调查，全县有各类草场总面积31.1万亩，可利用放牧面积27.6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89%。在可利用面积中，草山草坡17.76万亩，林间迹地159万亩，农田迹地7.08万亩，湖洲草场1.25万亩，平均亩产鲜草531公斤。草场理论载畜量1.86万头，实际载畜量1.68万头，可适当发展耕牛，不宜大量发展羊群。 精、粗、青饲料种类繁多，但利用率不高。1982年，全县用作饲料粮（稻谷）4840.3吨，其中群众自留饲料粮2919.7吨，肉猪奖售粮612.05吨，公母种猪饲料粮1016.5吨，耕牛饲料粮292.05吨，而直接用粮食喂牲畜较少。用于养猪的精饲料还有红薯1240.5吨，棉饼75吨，麦麸400吨，糖、酒糟和豆渣282.4吨，其中红薯用量占年产量26.74qo，棉饼仅占“三饼”（棉饼、菜饼、麻饼）总量0.76%。粗饲料中只养猪用乙谷1万吨，统糠2.55万吨，养牛用稻草3.06万吨，余如豆类、花生、玉米等秸杆几乎全部作薪柴化为灰烬。用于养猪青饲料共3.36万吨，其中蔬菜、萝h、红薯藤等栽培青饲料2.93万吨，水浮莲、水葫芦、菱角藤等水生青饲料500吨，采集野生青饲料3750吨，可养水生青饲料水面只利用10%。 为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饲料结构，1980年，县粮食局创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1981年生产配（混）合饲料550吨，1982年生产3500吨。1985年，县、乡、户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发展到12个，年产饲料1.29万吨，成为全县生猪饲料的主要来源。 饲法饲牛，历来春、夏、秋三季习惯郊外牵牧，以食青草为主。冬季入栏圈养，以喂稻草为主；严寒与农忙时，适当喂以米糠、麦麸、棉饼等精料，并掺少许食盐。母牛产期，加喂黄豆炫汤。 饲猪，历来多散养，惯于“一飘潲水一把糠”单一的熟湿食法，没有发挥饲料应有的营养作用，致使生猪生长慢，出栏周期长。建国初，推行于湿兼喂，精粗搭配，逐步改散养为圈养，从而减少了生猪疫病，提高了出栏率，同时增加了肥料。1958年，创青饲料人窖（缸）密封贮存，长期保持青饲营养，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曾赴县内港口地区考察青贮工作。1969年，推行“中曲”醣化饲料喂猪，次年推广面占总农户96%。1980年，试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据8个点试验证明，全部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比用老法养猪日增重提高20～30%，饲养期缩短2～4个月，已推广全县。 饲禽，农村饲养鸡、鸭、鹅，多以散养觅食天然饲料为主，辅以稻谷等精料。城镇居民与专业户养鸡，则实行圈养或笼养，以配合饲料为主。群鸭群鹅，多为游牧，日喂精料2～3次。 饲养量县内养牛向为役肉两用，也有少量乳牛。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7年（民国26年），全县养牛3.43万头。日军侵占九江期间，大肆屠杀耕牛，数量锐减。到1949年，全县养牛为1.06万头（剔除区划变更划出数，下同）。建国后，县人民政府扶持和奖励农户养牛，以役牛为主，专供耕田，不到老弱病残不宰不卖，虽恢复较快，但量变不大。1954年，耕牛发展到1.37万头，比1949年增长29.25%。然而是年沿江滨湖遭水灾，大批耕牛严冬染病死亡，次年年末存栏1.08万头，比上年减少21.17%。政府采取医疗与保护措施，并发放草料贷款1.95万元，帮助灾区从粮区收购稻草，以使每头牛备有过冬草料15～2吨，减轻了灾害损失。1956年，耕牛人社归集体，固定生产队使用，有专人饲养，管理较好，年末存栏恢复到1.17万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牛力无偿“平调”，生产队不愿多养和养好耕牛，尤其不愿养公母牛，以致壮牛与牛犊渐次减少。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重申耕牛所有权属大队和生产队，长期固定生产队饲养和使用，必要的协作要等价交换，对饲养员则实行“定膘、定料、定肥、定报酬、定奖惩”，从而调动了饲养积极性，1965年起，耕牛年末存栏一直保持1.3万头以上。1982年，县内发放耕牛“三证”，实行安全管理，即养牛户要持“耕牛落户证”，买卖耕牛须凭公社签发“卖牛证”办理过户手续，宰杀废牛须经兽医验发“宰牛证”方能放宰，有效控制了任意贩卖和滥宰耕牛现象。同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耕牛改由农家自养、自繁、自用。1985年，全县年末存栏143万头，比1949年增长34.9%，其中能役使的耕牛1.17万头，每头牛均负担耕地25亩。 乳牛，素为专业饲养。清光绪初年，方子彬于九江老马渡开设裕兴牛奶行，饲乳牛20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炎松又增开一奶行，两家共饲乳牛34头。1937年，奶行增至39家，饲乳牛356头。九江沦陷，奶行衰落。建国后，乳牛一度有所发展，1961年年末存栏297头。6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1976年下降到6头。1985年末，仅沙河街镇l户回民饲养3头。 养猪是县内农家传统副业门路之一。1937年，全县养猪7.84万头，户均1.52头。日军占领九江期间，肆意掠夺，生猪骤减。到1949年，全县年末存栏1.48万头，户均0.45头。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养猪业。1950年起，连年发放无息贷款，扶持农民养猪。1951年，年末存栏上升到2.51万头，户均0.74头。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1956年，省人民政府下拨以繁育母猪为主的专项贷款6.99万元，母猪由上年676头增加到2937头，种公猪发展到54头。同年初，港口区幸福高级农业社创办县内第一个集体畜牧场，养猪40头；年底，集体畜牧场发展到27个，养猪2739头。1957年，实行生猪收购优惠政策，每头商品猪按毛重55~70公斤回供鲜肉4公斤，70.5～80公斤回供6公斤，80.5～90公斤回供7.5公斤，超过90公斤再按超过部分毛重回供30～50％，同时养母（公）猪户每月优供鲜肉l～1.5公斤，激发了私人养猪积极性，年末生猪存栏3.32万头，户均1.05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把私养生猪和菜园地大部分收归集体，提倡县办万头、社办千头、队办百头畜牧场，使私人养猪受到挫折。而集体养猪缺乏经验，不仅长膘慢，饲养周期长，而且发病多，死亡率高，1959年年末生猪存栏下降到2.22万头，比1957年减少33.13%。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退还私养生猪1.37万头，退赔不足由集体给以经济补偿，同时退还原菜园地，并按养猪户每户分配饲料地1～2分。接着，撤销县办万头畜牧场，整顿社、队畜牧场，到1961年底，全县集体畜牧场由[=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畜禽饲量统计）=]2380个减少到253个（其中社、场办12个，大队办45个，生产队办196个）。同年，对上调商品猪开始回供饲料粮，毛重40～50公斤回供稻谷10公斤，50.5～60公斤回供12.5公斤，60.5～65公斤回供15公斤，65.5～75公斤回供17.5公斤，75.5～90公斤回供20公斤，90.5～100公斤回供25公斤，100.5～120公斤回供30公斤，从而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到1965年，年末生猪存栏4.47万头，比1959年翻了一番，超额完成国家上调肥猪任务1.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部分饲料地，限制私人养母猪，养猪业又一次受到挫伤。1970年，贯彻“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1971年，为了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奋斗目标，再次掀起办畜牧场热，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城镇机关、学校、商店、事企业单位共办畜牧场1506个，集体养猪2.48万头。公私养猪均按头配给饲料粮，架子猪每头50～80公斤，公母猪每头100～150公斤。1972年，年末生猪存栏达8.5万头，其中集体养猪3万余头，养猪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高，因而集体畜牧场逐渐解体。到1982年，全县仅保留赛城湖、新洲垦殖场和岷山林场、县农科所等国营单位的畜牧场，取而代之是发展养猪专业户、重点户，这一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7.77万头，出栏肉猪4.34万头，其中上调国家肥猪2.31万头，结束了十余年完不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历史。1983年，县人民政府对超额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的农户实行按等计奖，超10一20头每头奖30元，超21～40头每头奖40元，超40头以上每头奖50元；同时对向社会年提供仔猪40头以上养母猪户，每头奖1.5元。是年，养猪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345户，共养猪4900余头。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全县年末生猪存栏达10.22万头，户均18头，出栏肉猪5.81万头，比1949年分别增长5.9倍、3倍、6.59倍。
县内养羊，明代就有记载，但无数据可考。据调查，建国后的1952年，第四、五、七区共养羊18只，1957年发展到74只。1958年春，多数高级农业社试养，年末存栏677只。后因羊毛销路不畅，养羊业时起时落，1968年年末存栏降到41只，1979年回升到272只。至1985年，全县仅养41只。 县内养禽，以鸡为主，鸭、鹅较少。1937年，全县养鸡24.66万羽，户均4.78羽。到194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10.8万羽（其中鸭5235羽，鹅1194羽），户均3.28羽。建国后，逐步推行良种、良法，不断提高了家禽成林率。195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24.56万羽，户均7.46羽。60年代中，先因群众吃食堂，饲料不足，后因“文化大革命”限制家庭副业，故每年末家禽存笼一直处于20万羽以下。1972年，为支援出口，全县大量发展棚鸭，当年出售肉鸭11.38万羽，年末家禽存笼59.37万羽，户均14.44羽。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批养禽专业户、重点户应运而生。据1983年调查，“两户”出售商品鸡4.63万羽。1985年，养禽量在300羽以上的专业户有534户。全县年末家禽存笼61.51万羽（其中鸭6.62万羽，鹅1.36万羽），户均10.83羽，比1949年分别增长4.7倍、2.3倍。 县内民间素有养蜂习惯。建国前养中蜂，只将蜂箱悬于屋檐，任其自然繁殖，产蜜率低。建国后引进意大利蜂，实行科学管理，人工培育蜂王和分笼，固定专人流动放养，产蜜量逐年提高。1949年，全县年末蜜蜂存笼42箱，产蜜275公斤；1956年，增加到112箱，产蜜1.55吨；1978年251箱，产蜜8.5吨；至1985年，发展到945箱，产蜜17.95吨。
犬：农村普遍养，城镇养的少。按用途分有猎犬、警犬、玩赏犬，然以养犬护家为丰，近年发展为肉用型，称之“冬令补品”。为防止“狂犬病”，常令禁养，但有禁未止。
猫：历来畜猫捕鼠，乡村多于城镇。
禽类县内素以养鸡为主，鸭、鹅次之，鸽极少，鹌鹑乃新饲品。
鸡：有当地土鸡、引进鸡和杂交鸡。当地土鸡，耐粗饲，适应性强，但体型小，生长慢，产蛋率低，成年公鸡体重1.5~2公斤，母鸡年产蛋120个左右，是县内当家鸡种。引进品种主要有泰和鸡，乌皮、乌骨、乌肉，肉质佳，既富营养，又可入药，年产蛋80余个，沙河街镇有少量饲养；来杭鸡，原产意大利，卵用型，善觅食，成熟早，不就巢，年产蛋250。280个，但性驯、多病，多为专业户饲养；白洛克鸡，原产美国，卵肉兼用，生长快，肉质好，饲养8～10周体重可达1.5公斤，开产期180天，年产蛋130~180个，沙河、永安、马回岭等地有饲养。杂交鸡，抗逆性强，耐粗饲，生长快，年产蛋200个以上，遍布全县。 鸭：有九江小麻鸭、大麻鸭和引进北京鸭。九江小麻鸭，卵用型，体型小，成熟早，开产期约100天，年产蛋180～220个，有2~3个高产年，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大麻鸭，卵肉兼用型，适应性强，成熟早，育肥快，年产蛋180个左右，屠宰率69~70％，分布滨湖地区。北京鸭，卵肉兼用型，年产蛋100～150个，屠宰率70～90%，赛城湖、永安等地有少量饲养。 鹅：有灰鹅、狮头鹅，肉用型，生长快。灰鹅饲养3～4个月，体重3～4公斤，年产蛋80～100个，沙河街镇、赛城湖、永安等地有饲养。狮头鹅体重10一12公斤，年产蛋30～50个，洗心桥、城门一带有饲养。 鸽：品种多，按用途可分传书、玩赏和肉用等三类。传书鸽，利用其强烈归巢性供通讯，飞翔时速可达70公里，沙河街镇有离休干部试养。玩赏鸽，具有奇异外观和独特飞翔力，县城集镇有少量饲养。肉用鸽，繁殖率强，一年可达10窠，成熟期体重0.8～1.5公斤，全县各地有少量饲养。 鹌鹑：卵肉兼用型，肉味美，年产蛋200～250个，初为少数居民自养自食，近年来发展成专业商品生产。 昆虫类主要是养蜂，品种有中国蜂和意大利蜂。中国蜂，抗寒，耐粗饲，飞翔迅速，采集勤，蜜多蜡质好，但性躁，喜分蜂，御敌力弱，全县农村均有饲养。意大利蜂，性温和，善于御敌，繁殖快，采蜜率高，但抗寒力弱，不好分蜂，江洲、棉花原种场、新合、沙河、岷山等地有专业饲养。
第二节良种繁殖 种牛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已培育出江洲滨湖水牛良种，由于忽视经常提纯复壮，兼之相当数量的近亲繁殖，致使品种逐渐退化。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种牛选优去劣工作。1953年，召开全县养种公牛户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大量繁殖，普遍提高，逐步改良，就地选育种公牛”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淘汰劣种牛663头，选育躯高体壮的滨湖品系种牛151头。以区为单位成立耕牛配种站，实行种牛登记，挂牌为号，有偿服务，年终评模等办法，收效甚好。
1954年，大水溃堤，沿江滨湖水牛染病死亡较多。县农业部门立即加强对江洲水牛的保护和繁殖工作，同时购进良种公牛18头，投放农场和饲养条件较好的初级社、互助组繁育，很快治愈水患创伤。
1963年，再次进行种牛选优汰劣，全县选留种公牛231头（内接班牛137头），按群牧地区每40头母牛配种公牛1头，散牧地区按联队母牛数配足种公牛。各公社兽医站在临站大队设立配种点，以点带面指导配种，避免空怀。并优待养种牛户，养种公牛除收配种费外，养牛工分比养其它成年牛工分高50%；养母牛实行“母牛包产，小牛分成，超产奖励，无故完不成任务者惩”，新生牛犊待“破教”时作价，养牛户与生产队按六四或对半分成，提高了养种牛积极性。当年有适龄母牛3834头。头年产仔800头，上年产仔552头，在怀1212头，三项合并占适龄母牛66.88％。
1966年，创办九江县官湖耕牛良种繁殖场，划出千亩荒湖作繁殖基地，长年保持40多头适龄母牛和2~3头种公牛，后因围湖造田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种牛繁殖工作。
1978年，恢复耕牛配种站，并在江洲、新洲、城子镇、永安、洗心桥、赛城湖、沙河、新城镇等8个公社（场、镇）选定58个村作滨湖水牛选育区，其中江洲、新洲为提纯复壮基地，为全县提供滨湖品系纯种公牛。同时从江西种牛站引进“海福特”、“夏洛来”和“么拉”水牛冷冻精液，在新城镇蛟滩湖牧牛队试点，对20头滨湖母牛进行人工授精，育出杂交一代小牛17头，对繁育优良牛种起了示范作用。
1982年后，县内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政府对养种公牛户仍进行扶持，并适当提高配种收费标准，规定每配准l胎收费10～15元。1985年，全县经过选育有繁殖能力的滨湖母牛4133头、种公牛107头，其中江洲纯种母牛283头、种公牛14头；大中型滨湖水牛占耕牛总数61.6％。种猪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培育了城门滨湖黑猪良种。建国后，在繁育城门黑猪的同时，引进了一批良种猪，逐步向杂交猪发展。1957年始，先后引进北京黑、上海白、长白、约克夏、巴克夏等种公猪，分配县内各农业社饲养，为农户繁殖良种。
1958年“大跃进”中，为完成全县全年饲养生猪21万头任务，推行“母猪一产制”，凡雌性猪必须产仔一胎再行阉割，造成猪种混杂，使城门猪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70年，再引进良种公猪70头供提纯复壮，并试行人工授精培育杂交良种，同时改大队畜牧场以养种公猪为主，生产队畜牧场以养母猪为主，实行“队繁户养”，从而逐步淘汰了混杂猪。1978年后，全面进行清劣选优，选育生产性能较好的城门猪作母本，以引进良种猪为父本，由点到面普遍推行杂交。1980年，县食品公司种畜场对20头猪进行杂交组合试验，以城门母猪与中型约克夏公猪杂交的优势显著，杂交一代育肥猪比本地猪日增重24.7%。据此，1982年县财政再次拨款，购进长白、约克夏、克米洛夫等种公猪58头，分配县食品公司种畜场、赛城湖畜牧良种场和备公社畜牧兽医站饲养，为农户提供杂交纯种。1985年，县农牧局在沙河创办种公猪场。同时，县人民政府从生猪屠宰税中抽出50%资金作为发展种猪经费，对江洲、新洲、城子镇、长山、涌泉、新塘、黄老门、马回岭等地52户养种公猪进行扶持，即种猪由县提供，养户保本换代。至此，县内生猪生产向着母猪本地化、公猪良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迈进一大步。全县年末存栏良种母猪5052头，种公猪69头；杂交一代育肥猪3.07万头，占生猪存栏总数30%。种禽繁殖县内禽苗历来就地选种，母鸡孵卵，自繁自养。经过长期选育，逐步形成以体形中等、尾短、羽毛光滑的当地土鸡和体型轻盈的九江小麻鸭、灰鹅为当家品种。建国后，在发展地方种禽优势的同时，渐次引进泰和鸡、来杭鸡、白洛克和北京鸭、狮头鹅等10余个品种，利用土法孵卵，为农户提供禽苗。1972年，县农业局、赛城湖垦殖场分别创办孵房，孵化鸭、鹅、鸡苗，次年推广全县，并有外销。1978年起，永安公社家禽场、县粮校畜禽场及各地育种点，对种禽进行全面提纯复壮，大量销行杂交鸡、小麻鸭、灰鹅等种苗。1985年，全县年末存笼杂交鸡、小麻鸭、灰鹅分别占存笼总数50％、70%、80%。
第三节疫病防治 常见疫病据载，清宣统二年(191C年)，县内盛行猪霍乱、猪肺疫、牛炭疽病、鸡黑死病，危害较大。 建国后，据1982年调查，县内常见的畜禽疫病，牛有炭疽病、牛出败、破伤风、狂犬病、膨胀病、风湿病、肠胃炎、锥虫病和血吸虫、肺丝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伊氏锥虫病、虱、蜱及农药中毒等，以炭疽病、牛出败危害最大；猪有猪瘟、猪霍乱、猪肺疫、猪丹毒、猪乙型脑炎、弓形体病、链球菌病、胃肠炎、流感、喘气病、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病和猪蛔虫、肺丝虫、细颈囊尾蚴、姜片虫病、螨、虱等，以猪瘟、猪霍乱、猪肺疫、弓形体病、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危害最多；禽有鸡瘟、禽出败及鸡蛔虫、球虫病、虱等，以鸡瘟流行最广。 防治措施建国前，无畜禽疫病防治机构，少数民间兽医仅会阉割，能治病者少。一旦畜禽发病，只能用土方治疗，牛病扯把草药扎根针；猪病一是将老姜、青葱与米酒拌合烤热涂擦猪耳根或臀部，二是用砒霜栽入耳根或尾根让其肿烂；鸡病则用老鼠屎调菜油灌喂，收效甚微。 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健全畜禽疫病防治网络。1950年，县农林水利科配兽医干部，指导全县畜禽疫病防治。1951年，各乡配备家畜保健员1名，专管畜禽疫病防治工作。1952年，县、区、乡分别成立家畜保育站、保育委员会、保育小组，并把民间兽医组织起来，公开老秘方，传授新技术，培训首批防疫员90名。1956年5月，县家畜保育站改为县畜牧兽医站，区家畜保育委员会先改为区畜牧兽医站，不久又改称区家畜联合诊所，全县共有兽医31人。1958年后，以公社为单位设立兽医工作站，兽医增加到53人。1968年秋，撤销县、社兽医站，国家兽医人员下放劳动，集体兽医人员改行务农，畜禽疫病无人过问。1972年复站，兽医人员陆续归队。1985年，有县办畜牧兽医站1个，乡（镇、场）办畜牧兽医站16个，共有兽医84人、村防疫员145人，基本形成全县畜禽疫病防治网。 在畜禽疫病防治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道路。1953年，县内先后发生牛炭疽病、牛出败和猪霍乱、猪肺疫及亚洲鸡瘟等疫病，面广来势凶，开始束手无策，通过典型引路，摸索经验，先后注射牛炭疽芽胞苗754头、出败疫苗837头、猪瘟结晶紫苗340头、猪肺疫苗269头、鸡新城疫苗5044羽，治愈牛病160例、猪病146例，初步掌握了一般疫病发生和防治规律。1956年，对全县耕牛进行全部灭虱、灭癞及预防注射，医治牛炭疽病6000例，治愈1068头，基本控制了牛疫流行。1958年，为防止猪瘟发生，全县从10月26日至11月16日，开展生猪预防注射“双旬”运动，从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单位和农中畜牧兽医班调集人员组成注射队，分片包干，做到乡不漏社、社不漏队、队不漏户、户不漏头，对生猪进行防疫注射。自后，每年均对畜禽进行预防注射l～2次，由县、社兽医负责组织实施。1964年，为杜绝生猪疫病传染，实行生猪注射发证，凭证收购、交易和宰杀；上调生猪须通过检疫盖章，方能卖肉。同时在沙河街仔猪交易市场设立防疫注射点，由沙河兽医站日派兽医1~2人负责检疫，对已注射的猪剪耳为记，以防遗漏。1965年，试行家畜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耕牛“三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和生猪“四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包阉割）责任制，“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止施行，1975年恢复原制。1983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内容，规定耕牛为“四包”（包防疫、医、药和阉割），生猪为“四包一赔’（包防疫、医、药、阉割和事故赔偿）；收费标准牛每年每头4~5元、猪每年每头2～3元，鸡免费注射。对兽医人员则实行“五定”（分村定防治任务，定药品成本，定经济收入，定工作纪律，定奖惩制度），做到畜主报病24小时内出诊，逾时造成死亡加倍赔款，从而加强了工作责任感。1984年，牛出败和猪丹毒、猪肺疫、链球菌、仔猪副伤寒及禽出败等较为流行的畜禽疫病已被控制，牛死亡率由70年代年均6%下降到2％，猪死亡率由年均12％下降到5.2%。
第四节畜禽饲养 饲料有以牧牛为主的草场及养猪为主的精、粗、青饲料和配（混）合饲料。据1982年农业区划调查，全县有各类草场总面积31.1万亩，可利用放牧面积27.6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89%。在可利用面积中，草山草坡17.76万亩，林间迹地159万亩，农田迹地7.08万亩，湖洲草场1.25万亩，平均亩产鲜草531公斤。草场理论载畜量1.86万头，实际载畜量1.68万头，可适当发展耕牛，不宜大量发展羊群。 精、粗、青饲料种类繁多，但利用率不高。1982年，全县用作饲料粮（稻谷）4840.3吨，其中群众自留饲料粮2919.7吨，肉猪奖售粮612.05吨，公母种猪饲料粮1016.5吨，耕牛饲料粮292.05吨，而直接用粮食喂牲畜较少。用于养猪的精饲料还有红薯1240.5吨，棉饼75吨，麦麸400吨，糖、酒糟和豆渣282.4吨，其中红薯用量占年产量26.74qo，棉饼仅占“三饼”（棉饼、菜饼、麻饼）总量0.76%。粗饲料中只养猪用乙谷1万吨，统糠2.55万吨，养牛用稻草3.06万吨，余如豆类、花生、玉米等秸杆几乎全部作薪柴化为灰烬。用于养猪青饲料共3.36万吨，其中蔬菜、萝h、红薯藤等栽培青饲料2.93万吨，水浮莲、水葫芦、菱角藤等水生青饲料500吨，采集野生青饲料3750吨，可养水生青饲料水面只利用10%。 为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饲料结构，1980年，县粮食局创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1981年生产配（混）合饲料550吨，1982年生产3500吨。1985年，县、乡、户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发展到12个，年产饲料1.29万吨，成为全县生猪饲料的主要来源。 饲法饲牛，历来春、夏、秋三季习惯郊外牵牧，以食青草为主。冬季入栏圈养，以喂稻草为主；严寒与农忙时，适当喂以米糠、麦麸、棉饼等精料，并掺少许食盐。母牛产期，加喂黄豆炫汤。 饲猪，历来多散养，惯于“一飘潲水一把糠”单一的熟湿食法，没有发挥饲料应有的营养作用，致使生猪生长慢，出栏周期长。建国初，推行于湿兼喂，精粗搭配，逐步改散养为圈养，从而减少了生猪疫病，提高了出栏率，同时增加了肥料。1958年，创青饲料人窖（缸）密封贮存，长期保持青饲营养，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曾赴县内港口地区考察青贮工作。1969年，推行“中曲”醣化饲料喂猪，次年推广面占总农户96%。1980年，试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据8个点试验证明，全部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比用老法养猪日增重提高20～30%，饲养期缩短2～4个月，已推广全县。 饲禽，农村饲养鸡、鸭、鹅，多以散养觅食天然饲料为主，辅以稻谷等精料。城镇居民与专业户养鸡，则实行圈养或笼养，以配合饲料为主。群鸭群鹅，多为游牧，日喂精料2～3次。 饲养量县内养牛向为役肉两用，也有少量乳牛。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7年（民国26年），全县养牛3.43万头。日军侵占九江期间，大肆屠杀耕牛，数量锐减。到1949年，全县养牛为1.06万头（剔除区划变更划出数，下同）。建国后，县人民政府扶持和奖励农户养牛，以役牛为主，专供耕田，不到老弱病残不宰不卖，虽恢复较快，但量变不大。1954年，耕牛发展到1.37万头，比1949年增长29.25%。然而是年沿江滨湖遭水灾，大批耕牛严冬染病死亡，次年年末存栏1.08万头，比上年减少21.17%。政府采取医疗与保护措施，并发放草料贷款1.95万元，帮助灾区从粮区收购稻草，以使每头牛备有过冬草料15～2吨，减轻了灾害损失。1956年，耕牛人社归集体，固定生产队使用，有专人饲养，管理较好，年末存栏恢复到1.17万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牛力无偿“平调”，生产队不愿多养和养好耕牛，尤其不愿养公母牛，以致壮牛与牛犊渐次减少。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重申耕牛所有权属大队和生产队，长期固定生产队饲养和使用，必要的协作要等价交换，对饲养员则实行“定膘、定料、定肥、定报酬、定奖惩”，从而调动了饲养积极性，1965年起，耕牛年末存栏一直保持1.3万头以上。1982年，县内发放耕牛“三证”，实行安全管理，即养牛户要持“耕牛落户证”，买卖耕牛须凭公社签发“卖牛证”办理过户手续，宰杀废牛须经兽医验发“宰牛证”方能放宰，有效控制了任意贩卖和滥宰耕牛现象。同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耕牛改由农家自养、自繁、自用。1985年，全县年末存栏143万头，比1949年增长34.9%，其中能役使的耕牛1.17万头，每头牛均负担耕地25亩。 乳牛，素为专业饲养。清光绪初年，方子彬于九江老马渡开设裕兴牛奶行，饲乳牛20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炎松又增开一奶行，两家共饲乳牛34头。1937年，奶行增至39家，饲乳牛356头。九江沦陷，奶行衰落。建国后，乳牛一度有所发展，1961年年末存栏297头。6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1976年下降到6头。1985年末，仅沙河街镇l户回民饲养3头。 养猪是县内农家传统副业门路之一。1937年，全县养猪7.84万头，户均1.52头。日军占领九江期间，肆意掠夺，生猪骤减。到1949年，全县年末存栏1.48万头，户均0.45头。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养猪业。1950年起，连年发放无息贷款，扶持农民养猪。1951年，年末存栏上升到2.51万头，户均0.74头。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1956年，省人民政府下拨以繁育母猪为主的专项贷款6.99万元，母猪由上年676头增加到2937头，种公猪发展到54头。同年初，港口区幸福高级农业社创办县内第一个集体畜牧场，养猪40头；年底，集体畜牧场发展到27个，养猪2739头。1957年，实行生猪收购优惠政策，每头商品猪按毛重55~70公斤回供鲜肉4公斤，70.5～80公斤回供6公斤，80.5～90公斤回供7.5公斤，超过90公斤再按超过部分毛重回供30～50％，同时养母（公）猪户每月优供鲜肉l～1.5公斤，激发了私人养猪积极性，年末生猪存栏3.32万头，户均1.05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把私养生猪和菜园地大部分收归集体，提倡县办万头、社办千头、队办百头畜牧场，使私人养猪受到挫折。而集体养猪缺乏经验，不仅长膘慢，饲养周期长，而且发病多，死亡率高，1959年年末生猪存栏下降到2.22万头，比1957年减少33.13%。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退还私养生猪1.37万头，退赔不足由集体给以经济补偿，同时退还原菜园地，并按养猪户每户分配饲料地1～2分。接着，撤销县办万头畜牧场，整顿社、队畜牧场，到1961年底，全县集体畜牧场由[=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畜禽饲量统计）=]2380个减少到253个（其中社、场办12个，大队办45个，生产队办196个）。同年，对上调商品猪开始回供饲料粮，毛重40～50公斤回供稻谷10公斤，50.5～60公斤回供12.5公斤，60.5～65公斤回供15公斤，65.5～75公斤回供17.5公斤，75.5～90公斤回供20公斤，90.5～100公斤回供25公斤，100.5～120公斤回供30公斤，从而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到1965年，年末生猪存栏4.47万头，比1959年翻了一番，超额完成国家上调肥猪任务1.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部分饲料地，限制私人养母猪，养猪业又一次受到挫伤。1970年，贯彻“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1971年，为了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奋斗目标，再次掀起办畜牧场热，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城镇机关、学校、商店、事企业单位共办畜牧场1506个，集体养猪2.48万头。公私养猪均按头配给饲料粮，架子猪每头50～80公斤，公母猪每头100～150公斤。1972年，年末生猪存栏达8.5万头，其中集体养猪3万余头，养猪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高，因而集体畜牧场逐渐解体。到1982年，全县仅保留赛城湖、新洲垦殖场和岷山林场、县农科所等国营单位的畜牧场，取而代之是发展养猪专业户、重点户，这一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7.77万头，出栏肉猪4.34万头，其中上调国家肥猪2.31万头，结束了十余年完不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历史。1983年，县人民政府对超额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的农户实行按等计奖，超10一20头每头奖30元，超21～40头每头奖40元，超40头以上每头奖50元；同时对向社会年提供仔猪40头以上养母猪户，每头奖1.5元。是年，养猪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345户，共养猪4900余头。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全县年末生猪存栏达10.22万头，户均18头，出栏肉猪5.81万头，比1949年分别增长5.9倍、3倍、6.59倍。
县内养羊，明代就有记载，但无数据可考。据调查，建国后的1952年，第四、五、七区共养羊18只，1957年发展到74只。1958年春，多数高级农业社试养，年末存栏677只。后因羊毛销路不畅，养羊业时起时落，1968年年末存栏降到41只，1979年回升到272只。至1985年，全县仅养41只。 县内养禽，以鸡为主，鸭、鹅较少。1937年，全县养鸡24.66万羽，户均4.78羽。到194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10.8万羽（其中鸭5235羽，鹅1194羽），户均3.28羽。建国后，逐步推行良种、良法，不断提高了家禽成林率。195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24.56万羽，户均7.46羽。60年代中，先因群众吃食堂，饲料不足，后因“文化大革命”限制家庭副业，故每年末家禽存笼一直处于20万羽以下。1972年，为支援出口，全县大量发展棚鸭，当年出售肉鸭11.38万羽，年末家禽存笼59.37万羽，户均14.44羽。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批养禽专业户、重点户应运而生。据1983年调查，“两户”出售商品鸡4.63万羽。1985年，养禽量在300羽以上的专业户有534户。全县年末家禽存笼61.51万羽（其中鸭6.62万羽，鹅1.36万羽），户均10.83羽，比1949年分别增长4.7倍、2.3倍。 县内民间素有养蜂习惯。建国前养中蜂，只将蜂箱悬于屋檐，任其自然繁殖，产蜜率低。建国后引进意大利蜂，实行科学管理，人工培育蜂王和分笼，固定专人流动放养，产蜜量逐年提高。1949年，全县年末蜜蜂存笼42箱，产蜜275公斤；1956年，增加到112箱，产蜜1.55吨；1978年251箱，产蜜8.5吨；至1985年，发展到945箱，产蜜17.95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