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畜牧
第一节畜禽种类 畜类县内历史上饲有马、驴、骡、牛、猪、羊、兔、犬、猫，随着交通工具和机电设备的发展，马、驴、骡渐被淘汰。牛：传统品种有水牛和黄牛。江洲水牛，属滨湖水牛品系，体魁，拉力大，持久力强，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黄牛，抗病，抗热，耕作灵活，繁殖率高，但体型矮小，拉力较弱，岷山、新塘、涌泉等山区有少量饲养。引进品种有荷兰花白奶牛，性温驯，泌乳期长，产量高，年产乳4～5吨，沙河街镇有饲养。 猪：传统品种有城门黑猪、土乌毛猪和花猪。城门黑猪，属滨湖黑猪品系，主产城门、新合滨湖地带，耐粗料，适应性强，遗传性稳定，皮薄肉嫩，日增重300~350克，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土乌毛猪和花猪，体型矮小，生长较慢，日增重180～200克，但成熟较早，母猪6个月即可配种，公猪5个月性能成熟，马回岭、黄老门、岷山一带有零星分布。引进品种有北京黑、上海白、长白及约克夏、克米洛夫、杜洛克、巴克夏等。北京黑和上海白，耐粗、耐青饲，抗寒、抗病力强，生长快，全县各地有饲养。长白猪，身躯特长，饲料利用率高，皮薄，瘦肉多，但饲养管理要求高，多为专业户饲养。约克夏有大、中、小型三种，大者脂肉型．中者肉用型，小者脂肪型，耐粗饲，繁殖力强，各乡镇均有少量饲养。克米洛夫，肉脂兼用型，耐粗饲，抗寒，易肥，沙河街镇有饲养。杜洛克和巴克夏，适应性强，成熟早，生长快，全县集镇和专业户均有饲养。杂交一代猪，体型大，耐粗饲，抗逆性强，日增重400~500克，全县农户普遍饲养。 羊：有山羊、奶羊和绵羊。山羊，皮肉兼用型，适应力强，喜食短草，分布新合、黄老门等地。奶山羊，乳汁纯白，脂肪和蛋白汁比牛奶多，脂肪球比牛奶少，易消化，年产乳700~800公斤，分布沙河街镇。绵羊，毛用型，耐渴，抗寒，年产毛4～5公斤，分布沙河、新塘等地。 兔：有中国家兔、全耳兔和引进安哥拉兔。中国家兔，皮肉兼用型，适应性好，抗病力强，母兔年孕6胎，每胎产仔8～9只，全县均有分布。全耳兔，毛用型，毛产量高，毛质好，年产毛200～400克，毛长10厘米以上，分布沙河街镇、城门等地。安哥拉兔，有法、英两个品种，毛用型，年产毛200克左右，毛长10~13厘米，分布长山、新塘、马回岭、洗心桥等地。
犬：农村普遍养，城镇养的少。按用途分有猎犬、警犬、玩赏犬，然以养犬护家为丰，近年发展为肉用型，称之“冬令补品”。为防止“狂犬病”，常令禁养，但有禁未止。
猫：历来畜猫捕鼠，乡村多于城镇。
禽类县内素以养鸡为主，鸭、鹅次之，鸽极少，鹌鹑乃新饲品。
鸡：有当地土鸡、引进鸡和杂交鸡。当地土鸡，耐粗饲，适应性强，但体型小，生长慢，产蛋率低，成年公鸡体重1.5~2公斤，母鸡年产蛋120个左右，是县内当家鸡种。引进品种主要有泰和鸡，乌皮、乌骨、乌肉，肉质佳，既富营养，又可入药，年产蛋80余个，沙河街镇有少量饲养；来杭鸡，原产意大利，卵用型，善觅食，成熟早，不就巢，年产蛋250。280个，但性驯、多病，多为专业户饲养；白洛克鸡，原产美国，卵肉兼用，生长快，肉质好，饲养8～10周体重可达1.5公斤，开产期180天，年产蛋130~180个，沙河、永安、马回岭等地有饲养。杂交鸡，抗逆性强，耐粗饲，生长快，年产蛋200个以上，遍布全县。 鸭：有九江小麻鸭、大麻鸭和引进北京鸭。九江小麻鸭，卵用型，体型小，成熟早，开产期约100天，年产蛋180～220个，有2~3个高产年，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大麻鸭，卵肉兼用型，适应性强，成熟早，育肥快，年产蛋180个左右，屠宰率69~70％，分布滨湖地区。北京鸭，卵肉兼用型，年产蛋100～150个，屠宰率70～90%，赛城湖、永安等地有少量饲养。 鹅：有灰鹅、狮头鹅，肉用型，生长快。灰鹅饲养3～4个月，体重3～4公斤，年产蛋80～100个，沙河街镇、赛城湖、永安等地有饲养。狮头鹅体重10一12公斤，年产蛋30～50个，洗心桥、城门一带有饲养。 鸽：品种多，按用途可分传书、玩赏和肉用等三类。传书鸽，利用其强烈归巢性供通讯，飞翔时速可达70公里，沙河街镇有离休干部试养。玩赏鸽，具有奇异外观和独特飞翔力，县城集镇有少量饲养。肉用鸽，繁殖率强，一年可达10窠，成熟期体重0.8～1.5公斤，全县各地有少量饲养。 鹌鹑：卵肉兼用型，肉味美，年产蛋200～250个，初为少数居民自养自食，近年来发展成专业商品生产。 昆虫类主要是养蜂，品种有中国蜂和意大利蜂。中国蜂，抗寒，耐粗饲，飞翔迅速，采集勤，蜜多蜡质好，但性躁，喜分蜂，御敌力弱，全县农村均有饲养。意大利蜂，性温和，善于御敌，繁殖快，采蜜率高，但抗寒力弱，不好分蜂，江洲、棉花原种场、新合、沙河、岷山等地有专业饲养。
第二节良种繁殖 种牛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已培育出江洲滨湖水牛良种，由于忽视经常提纯复壮，兼之相当数量的近亲繁殖，致使品种逐渐退化。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种牛选优去劣工作。1953年，召开全县养种公牛户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大量繁殖，普遍提高，逐步改良，就地选育种公牛”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淘汰劣种牛663头，选育躯高体壮的滨湖品系种牛151头。以区为单位成立耕牛配种站，实行种牛登记，挂牌为号，有偿服务，年终评模等办法，收效甚好。
1954年，大水溃堤，沿江滨湖水牛染病死亡较多。县农业部门立即加强对江洲水牛的保护和繁殖工作，同时购进良种公牛18头，投放农场和饲养条件较好的初级社、互助组繁育，很快治愈水患创伤。
1963年，再次进行种牛选优汰劣，全县选留种公牛231头（内接班牛137头），按群牧地区每40头母牛配种公牛1头，散牧地区按联队母牛数配足种公牛。各公社兽医站在临站大队设立配种点，以点带面指导配种，避免空怀。并优待养种牛户，养种公牛除收配种费外，养牛工分比养其它成年牛工分高50%；养母牛实行“母牛包产，小牛分成，超产奖励，无故完不成任务者惩”，新生牛犊待“破教”时作价，养牛户与生产队按六四或对半分成，提高了养种牛积极性。当年有适龄母牛3834头。头年产仔800头，上年产仔552头，在怀1212头，三项合并占适龄母牛66.88％。
1966年，创办九江县官湖耕牛良种繁殖场，划出千亩荒湖作繁殖基地，长年保持40多头适龄母牛和2~3头种公牛，后因围湖造田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种牛繁殖工作。
1978年，恢复耕牛配种站，并在江洲、新洲、城子镇、永安、洗心桥、赛城湖、沙河、新城镇等8个公社（场、镇）选定58个村作滨湖水牛选育区，其中江洲、新洲为提纯复壮基地，为全县提供滨湖品系纯种公牛。同时从江西种牛站引进“海福特”、“夏洛来”和“么拉”水牛冷冻精液，在新城镇蛟滩湖牧牛队试点，对20头滨湖母牛进行人工授精，育出杂交一代小牛17头，对繁育优良牛种起了示范作用。
1982年后，县内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政府对养种公牛户仍进行扶持，并适当提高配种收费标准，规定每配准l胎收费10～15元。1985年，全县经过选育有繁殖能力的滨湖母牛4133头、种公牛107头，其中江洲纯种母牛283头、种公牛14头；大中型滨湖水牛占耕牛总数61.6％。种猪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培育了城门滨湖黑猪良种。建国后，在繁育城门黑猪的同时，引进了一批良种猪，逐步向杂交猪发展。1957年始，先后引进北京黑、上海白、长白、约克夏、巴克夏等种公猪，分配县内各农业社饲养，为农户繁殖良种。
1958年“大跃进”中，为完成全县全年饲养生猪21万头任务，推行“母猪一产制”，凡雌性猪必须产仔一胎再行阉割，造成猪种混杂，使城门猪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70年，再引进良种公猪70头供提纯复壮，并试行人工授精培育杂交良种，同时改大队畜牧场以养种公猪为主，生产队畜牧场以养母猪为主，实行“队繁户养”，从而逐步淘汰了混杂猪。1978年后，全面进行清劣选优，选育生产性能较好的城门猪作母本，以引进良种猪为父本，由点到面普遍推行杂交。1980年，县食品公司种畜场对20头猪进行杂交组合试验，以城门母猪与中型约克夏公猪杂交的优势显著，杂交一代育肥猪比本地猪日增重24.7%。据此，1982年县财政再次拨款，购进长白、约克夏、克米洛夫等种公猪58头，分配县食品公司种畜场、赛城湖畜牧良种场和备公社畜牧兽医站饲养，为农户提供杂交纯种。1985年，县农牧局在沙河创办种公猪场。同时，县人民政府从生猪屠宰税中抽出50%资金作为发展种猪经费，对江洲、新洲、城子镇、长山、涌泉、新塘、黄老门、马回岭等地52户养种公猪进行扶持，即种猪由县提供，养户保本换代。至此，县内生猪生产向着母猪本地化、公猪良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迈进一大步。全县年末存栏良种母猪5052头，种公猪69头；杂交一代育肥猪3.07万头，占生猪存栏总数30%。种禽繁殖县内禽苗历来就地选种，母鸡孵卵，自繁自养。经过长期选育，逐步形成以体形中等、尾短、羽毛光滑的当地土鸡和体型轻盈的九江小麻鸭、灰鹅为当家品种。建国后，在发展地方种禽优势的同时，渐次引进泰和鸡、来杭鸡、白洛克和北京鸭、狮头鹅等10余个品种，利用土法孵卵，为农户提供禽苗。1972年，县农业局、赛城湖垦殖场分别创办孵房，孵化鸭、鹅、鸡苗，次年推广全县，并有外销。1978年起，永安公社家禽场、县粮校畜禽场及各地育种点，对种禽进行全面提纯复壮，大量销行杂交鸡、小麻鸭、灰鹅等种苗。1985年，全县年末存笼杂交鸡、小麻鸭、灰鹅分别占存笼总数50％、70%、80%。
第三节疫病防治 常见疫病据载，清宣统二年(191C年)，县内盛行猪霍乱、猪肺疫、牛炭疽病、鸡黑死病，危害较大。 建国后，据1982年调查，县内常见的畜禽疫病，牛有炭疽病、牛出败、破伤风、狂犬病、膨胀病、风湿病、肠胃炎、锥虫病和血吸虫、肺丝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伊氏锥虫病、虱、蜱及农药中毒等，以炭疽病、牛出败危害最大；猪有猪瘟、猪霍乱、猪肺疫、猪丹毒、猪乙型脑炎、弓形体病、链球菌病、胃肠炎、流感、喘气病、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病和猪蛔虫、肺丝虫、细颈囊尾蚴、姜片虫病、螨、虱等，以猪瘟、猪霍乱、猪肺疫、弓形体病、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危害最多；禽有鸡瘟、禽出败及鸡蛔虫、球虫病、虱等，以鸡瘟流行最广。 防治措施建国前，无畜禽疫病防治机构，少数民间兽医仅会阉割，能治病者少。一旦畜禽发病，只能用土方治疗，牛病扯把草药扎根针；猪病一是将老姜、青葱与米酒拌合烤热涂擦猪耳根或臀部，二是用砒霜栽入耳根或尾根让其肿烂；鸡病则用老鼠屎调菜油灌喂，收效甚微。 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健全畜禽疫病防治网络。1950年，县农林水利科配兽医干部，指导全县畜禽疫病防治。1951年，各乡配备家畜保健员1名，专管畜禽疫病防治工作。1952年，县、区、乡分别成立家畜保育站、保育委员会、保育小组，并把民间兽医组织起来，公开老秘方，传授新技术，培训首批防疫员90名。1956年5月，县家畜保育站改为县畜牧兽医站，区家畜保育委员会先改为区畜牧兽医站，不久又改称区家畜联合诊所，全县共有兽医31人。1958年后，以公社为单位设立兽医工作站，兽医增加到53人。1968年秋，撤销县、社兽医站，国家兽医人员下放劳动，集体兽医人员改行务农，畜禽疫病无人过问。1972年复站，兽医人员陆续归队。1985年，有县办畜牧兽医站1个，乡（镇、场）办畜牧兽医站16个，共有兽医84人、村防疫员145人，基本形成全县畜禽疫病防治网。 在畜禽疫病防治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道路。1953年，县内先后发生牛炭疽病、牛出败和猪霍乱、猪肺疫及亚洲鸡瘟等疫病，面广来势凶，开始束手无策，通过典型引路，摸索经验，先后注射牛炭疽芽胞苗754头、出败疫苗837头、猪瘟结晶紫苗340头、猪肺疫苗269头、鸡新城疫苗5044羽，治愈牛病160例、猪病146例，初步掌握了一般疫病发生和防治规律。1956年，对全县耕牛进行全部灭虱、灭癞及预防注射，医治牛炭疽病6000例，治愈1068头，基本控制了牛疫流行。1958年，为防止猪瘟发生，全县从10月26日至11月16日，开展生猪预防注射“双旬”运动，从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单位和农中畜牧兽医班调集人员组成注射队，分片包干，做到乡不漏社、社不漏队、队不漏户、户不漏头，对生猪进行防疫注射。自后，每年均对畜禽进行预防注射l～2次，由县、社兽医负责组织实施。1964年，为杜绝生猪疫病传染，实行生猪注射发证，凭证收购、交易和宰杀；上调生猪须通过检疫盖章，方能卖肉。同时在沙河街仔猪交易市场设立防疫注射点，由沙河兽医站日派兽医1~2人负责检疫，对已注射的猪剪耳为记，以防遗漏。1965年，试行家畜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耕牛“三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和生猪“四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包阉割）责任制，“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止施行，1975年恢复原制。1983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内容，规定耕牛为“四包”（包防疫、医、药和阉割），生猪为“四包一赔’（包防疫、医、药、阉割和事故赔偿）；收费标准牛每年每头4~5元、猪每年每头2～3元，鸡免费注射。对兽医人员则实行“五定”（分村定防治任务，定药品成本，定经济收入，定工作纪律，定奖惩制度），做到畜主报病24小时内出诊，逾时造成死亡加倍赔款，从而加强了工作责任感。1984年，牛出败和猪丹毒、猪肺疫、链球菌、仔猪副伤寒及禽出败等较为流行的畜禽疫病已被控制，牛死亡率由70年代年均6%下降到2％，猪死亡率由年均12％下降到5.2%。
第四节畜禽饲养 饲料有以牧牛为主的草场及养猪为主的精、粗、青饲料和配（混）合饲料。据1982年农业区划调查，全县有各类草场总面积31.1万亩，可利用放牧面积27.6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89%。在可利用面积中，草山草坡17.76万亩，林间迹地159万亩，农田迹地7.08万亩，湖洲草场1.25万亩，平均亩产鲜草531公斤。草场理论载畜量1.86万头，实际载畜量1.68万头，可适当发展耕牛，不宜大量发展羊群。 精、粗、青饲料种类繁多，但利用率不高。1982年，全县用作饲料粮（稻谷）4840.3吨，其中群众自留饲料粮2919.7吨，肉猪奖售粮612.05吨，公母种猪饲料粮1016.5吨，耕牛饲料粮292.05吨，而直接用粮食喂牲畜较少。用于养猪的精饲料还有红薯1240.5吨，棉饼75吨，麦麸400吨，糖、酒糟和豆渣282.4吨，其中红薯用量占年产量26.74qo，棉饼仅占“三饼”（棉饼、菜饼、麻饼）总量0.76%。粗饲料中只养猪用乙谷1万吨，统糠2.55万吨，养牛用稻草3.06万吨，余如豆类、花生、玉米等秸杆几乎全部作薪柴化为灰烬。用于养猪青饲料共3.36万吨，其中蔬菜、萝h、红薯藤等栽培青饲料2.93万吨，水浮莲、水葫芦、菱角藤等水生青饲料500吨，采集野生青饲料3750吨，可养水生青饲料水面只利用10%。 为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饲料结构，1980年，县粮食局创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1981年生产配（混）合饲料550吨，1982年生产3500吨。1985年，县、乡、户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发展到12个，年产饲料1.29万吨，成为全县生猪饲料的主要来源。 饲法饲牛，历来春、夏、秋三季习惯郊外牵牧，以食青草为主。冬季入栏圈养，以喂稻草为主；严寒与农忙时，适当喂以米糠、麦麸、棉饼等精料，并掺少许食盐。母牛产期，加喂黄豆炫汤。 饲猪，历来多散养，惯于“一飘潲水一把糠”单一的熟湿食法，没有发挥饲料应有的营养作用，致使生猪生长慢，出栏周期长。建国初，推行于湿兼喂，精粗搭配，逐步改散养为圈养，从而减少了生猪疫病，提高了出栏率，同时增加了肥料。1958年，创青饲料人窖（缸）密封贮存，长期保持青饲营养，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曾赴县内港口地区考察青贮工作。1969年，推行“中曲”醣化饲料喂猪，次年推广面占总农户96%。1980年，试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据8个点试验证明，全部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比用老法养猪日增重提高20～30%，饲养期缩短2～4个月，已推广全县。 饲禽，农村饲养鸡、鸭、鹅，多以散养觅食天然饲料为主，辅以稻谷等精料。城镇居民与专业户养鸡，则实行圈养或笼养，以配合饲料为主。群鸭群鹅，多为游牧，日喂精料2～3次。 饲养量县内养牛向为役肉两用，也有少量乳牛。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7年（民国26年），全县养牛3.43万头。日军侵占九江期间，大肆屠杀耕牛，数量锐减。到1949年，全县养牛为1.06万头（剔除区划变更划出数，下同）。建国后，县人民政府扶持和奖励农户养牛，以役牛为主，专供耕田，不到老弱病残不宰不卖，虽恢复较快，但量变不大。1954年，耕牛发展到1.37万头，比1949年增长29.25%。然而是年沿江滨湖遭水灾，大批耕牛严冬染病死亡，次年年末存栏1.08万头，比上年减少21.17%。政府采取医疗与保护措施，并发放草料贷款1.95万元，帮助灾区从粮区收购稻草，以使每头牛备有过冬草料15～2吨，减轻了灾害损失。1956年，耕牛人社归集体，固定生产队使用，有专人饲养，管理较好，年末存栏恢复到1.17万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牛力无偿“平调”，生产队不愿多养和养好耕牛，尤其不愿养公母牛，以致壮牛与牛犊渐次减少。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重申耕牛所有权属大队和生产队，长期固定生产队饲养和使用，必要的协作要等价交换，对饲养员则实行“定膘、定料、定肥、定报酬、定奖惩”，从而调动了饲养积极性，1965年起，耕牛年末存栏一直保持1.3万头以上。1982年，县内发放耕牛“三证”，实行安全管理，即养牛户要持“耕牛落户证”，买卖耕牛须凭公社签发“卖牛证”办理过户手续，宰杀废牛须经兽医验发“宰牛证”方能放宰，有效控制了任意贩卖和滥宰耕牛现象。同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耕牛改由农家自养、自繁、自用。1985年，全县年末存栏143万头，比1949年增长34.9%，其中能役使的耕牛1.17万头，每头牛均负担耕地25亩。 乳牛，素为专业饲养。清光绪初年，方子彬于九江老马渡开设裕兴牛奶行，饲乳牛20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炎松又增开一奶行，两家共饲乳牛34头。1937年，奶行增至39家，饲乳牛356头。九江沦陷，奶行衰落。建国后，乳牛一度有所发展，1961年年末存栏297头。6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1976年下降到6头。1985年末，仅沙河街镇l户回民饲养3头。 养猪是县内农家传统副业门路之一。1937年，全县养猪7.84万头，户均1.52头。日军占领九江期间，肆意掠夺，生猪骤减。到1949年，全县年末存栏1.48万头，户均0.45头。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养猪业。1950年起，连年发放无息贷款，扶持农民养猪。1951年，年末存栏上升到2.51万头，户均0.74头。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1956年，省人民政府下拨以繁育母猪为主的专项贷款6.99万元，母猪由上年676头增加到2937头，种公猪发展到54头。同年初，港口区幸福高级农业社创办县内第一个集体畜牧场，养猪40头；年底，集体畜牧场发展到27个，养猪2739头。1957年，实行生猪收购优惠政策，每头商品猪按毛重55~70公斤回供鲜肉4公斤，70.5～80公斤回供6公斤，80.5～90公斤回供7.5公斤，超过90公斤再按超过部分毛重回供30～50％，同时养母（公）猪户每月优供鲜肉l～1.5公斤，激发了私人养猪积极性，年末生猪存栏3.32万头，户均1.05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把私养生猪和菜园地大部分收归集体，提倡县办万头、社办千头、队办百头畜牧场，使私人养猪受到挫折。而集体养猪缺乏经验，不仅长膘慢，饲养周期长，而且发病多，死亡率高，1959年年末生猪存栏下降到2.22万头，比1957年减少33.13%。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退还私养生猪1.37万头，退赔不足由集体给以经济补偿，同时退还原菜园地，并按养猪户每户分配饲料地1～2分。接着，撤销县办万头畜牧场，整顿社、队畜牧场，到1961年底，全县集体畜牧场由[=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畜禽饲量统计）=]2380个减少到253个（其中社、场办12个，大队办45个，生产队办196个）。同年，对上调商品猪开始回供饲料粮，毛重40～50公斤回供稻谷10公斤，50.5～60公斤回供12.5公斤，60.5～65公斤回供15公斤，65.5～75公斤回供17.5公斤，75.5～90公斤回供20公斤，90.5～100公斤回供25公斤，100.5～120公斤回供30公斤，从而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到1965年，年末生猪存栏4.47万头，比1959年翻了一番，超额完成国家上调肥猪任务1.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部分饲料地，限制私人养母猪，养猪业又一次受到挫伤。1970年，贯彻“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1971年，为了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奋斗目标，再次掀起办畜牧场热，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城镇机关、学校、商店、事企业单位共办畜牧场1506个，集体养猪2.48万头。公私养猪均按头配给饲料粮，架子猪每头50～80公斤，公母猪每头100～150公斤。1972年，年末生猪存栏达8.5万头，其中集体养猪3万余头，养猪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高，因而集体畜牧场逐渐解体。到1982年，全县仅保留赛城湖、新洲垦殖场和岷山林场、县农科所等国营单位的畜牧场，取而代之是发展养猪专业户、重点户，这一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7.77万头，出栏肉猪4.34万头，其中上调国家肥猪2.31万头，结束了十余年完不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历史。1983年，县人民政府对超额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的农户实行按等计奖，超10一20头每头奖30元，超21～40头每头奖40元，超40头以上每头奖50元；同时对向社会年提供仔猪40头以上养母猪户，每头奖1.5元。是年，养猪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345户，共养猪4900余头。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全县年末生猪存栏达10.22万头，户均18头，出栏肉猪5.81万头，比1949年分别增长5.9倍、3倍、6.59倍。
县内养羊，明代就有记载，但无数据可考。据调查，建国后的1952年，第四、五、七区共养羊18只，1957年发展到74只。1958年春，多数高级农业社试养，年末存栏677只。后因羊毛销路不畅，养羊业时起时落，1968年年末存栏降到41只，1979年回升到272只。至1985年，全县仅养41只。 县内养禽，以鸡为主，鸭、鹅较少。1937年，全县养鸡24.66万羽，户均4.78羽。到194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10.8万羽（其中鸭5235羽，鹅1194羽），户均3.28羽。建国后，逐步推行良种、良法，不断提高了家禽成林率。195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24.56万羽，户均7.46羽。60年代中，先因群众吃食堂，饲料不足，后因“文化大革命”限制家庭副业，故每年末家禽存笼一直处于20万羽以下。1972年，为支援出口，全县大量发展棚鸭，当年出售肉鸭11.38万羽，年末家禽存笼59.37万羽，户均14.44羽。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批养禽专业户、重点户应运而生。据1983年调查，“两户”出售商品鸡4.63万羽。1985年，养禽量在300羽以上的专业户有534户。全县年末家禽存笼61.51万羽（其中鸭6.62万羽，鹅1.36万羽），户均10.83羽，比1949年分别增长4.7倍、2.3倍。 县内民间素有养蜂习惯。建国前养中蜂，只将蜂箱悬于屋檐，任其自然繁殖，产蜜率低。建国后引进意大利蜂，实行科学管理，人工培育蜂王和分笼，固定专人流动放养，产蜜量逐年提高。1949年，全县年末蜜蜂存笼42箱，产蜜275公斤；1956年，增加到112箱，产蜜1.55吨；1978年251箱，产蜜8.5吨；至1985年，发展到945箱，产蜜17.95吨。第二章水产
第一节捕捞 捕捞水域境内自古江河纵横，湖泊棋布，水产捕捞天地广阔，民国时期属长江沿岸渔场之一。1949年，尚有长江、鄱阳湖和赤湖、官湖、长港湖、沐湖、城门湖、雪湖、赛湖、七里湖、八里湖、白水湖、芳兰湖、土桥湖、拼头湖、尹家湖等天然捕捞水域30余处，共40余万亩。后因行政区划变更，围湖陆用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天然捕捞水域日渐减少。至1985年，仅长江过境客水两个区段，西段自城子镇土地庙至永安大堤下首横坝头，水面为28785亩；东段即江洲、新洲周围水域，水面为35459亩，合计64244亩，占全县水域面积26.58％。 捕捞队伍建国前，县内沿江滨湖人民多以捕鱼为业。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5年（民国24年），全县有渔民700余户，1300余人，他们大多全家老幼同居一条船，谓之“连家渔船”，终年飘泊水上，生活极端困苦。 建国后的1950年，县内开展民主改革，清除渔霸的剥削与压迫，渔民翻了身。当年有连家渔船200余户、约800余人，半农半渔1400余人，经营渔船701只，少量连家渔户开始陆地安家。1956年，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3个、渔农结合社1个，入社渔户461户，安置连家渔船陆居125户；在高级农业社中建立专业渔业队13个，入社渔户693户，共有渔民4416人，主要分布新港、大桥、永安、港口、城门、沙河一带。1958年后，贯彻“以粮为纲”，不少渔民改行务农，到1961年，全县渔民减少到573人。1963年，调整农渔关系，渔民增加到1655人，其中专业劳力807人。
60年代后，县内渔业生产开始由天然捕捞为主转向人工养殖为主，从事天然捕捞渔民相应减少，至1972年连家渔船仅25户，全部安居陆地，从而结束了渔民千百年的飘泊生活。自后，县内渔民则以内水人工养殖、捕捞为主，外江天然捕捞为辅。1975年，全县有专业渔民253户、583人，兼业687人。
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涌现一批渔业专业户、重点户，渔业劳力有所增加。1985年，全县从事渔业劳动者共1794人，其中专业劳力478人；经营渔船337只，其中机动船9只，97匹马力。 捕捞工具县内传统的捕捞工具有40余种，常用的有铁制的钩、叉具，篾制的罩、笼、篮具，线织的网具等，然以网捕为主。 鱼钩：有钓鱼钩、卡钩、搭钩、挂钩、扒钩、黄牙钩等。钓鱼钩有多用，人坐水边，撒以诱饵，出竿垂纶，标沉鱼上钩；用一长纶，一端系钩，一端系签，钩投水，签插岸边，钓取鳖鱼；将诱钩投入塘埂、田坳洞口，饵动，再换引钩捕鳝鱼。卡钩又名麦弓钩，将弹性竹签两端并拢插入芦苇圈，再将熟麦置圈内，鱼吞食竹签弹开卡住鱼嘴获捕。 鱼叉：分二齿和四齿，有反刺，用以剌捕浮游鱼类或秋冬季节刺捕窝藏泥沙的鳖鱼。 鱼罩：钟形，上小下大，用于池塘或湖滩罩鱼，顶端有圆孔，便于伸手取鱼。 鱼笼：有大小两种，大称濠，小称笼。圆柱形，一头大，一头小，大头以尖篾编成漏斗作盖，春夏多雨季节，将濠安放河床或深渠激流中，将笼置于塘、田缺口内，用以笼取溯流而上的鱼类。花篮：箩筐亦可。投饵篮内，沉入水底，诱鱼入篮，片刻起捕。
鱼网：捕取鱼苗网具，为丈余长、漏斗形的密线网，口大而尾小，尾端有可启小盆网。捕捞时每网需五六人合作，架船张网浮于水面，鱼苗随水流入网底盆内。捞取数量不等，多则日可数担，少则数日一担，每担两篓。鱼篓篾制，篓壁、底糊以松油纸，盛水不渗。捕取成鱼网具多，用途广，据50年代调查统计，县内沿用规格不一的网具有18种。
[=此处为表格（建国初期县内常用鱼网及操作方法）=]
60年代开始，逐渐革新网具，主要是将麻线网改为锦纶丝网，密眼网改为稀眼网，单层网改为多层网，并创制大回网。大回网由多片网连接而成，可长可短，最长达数百米，操作人数视网的长度而定，10～30人不等，日产量500公斤左右，高产年可达5吨以上。1980年10月，赛湖大队使用海回网，一网捕鱼6.45吨，创县内网捕最蔼纪录。 捕捞量分成鱼捕捞和鱼苗捕捞两种，成鱼捕捞：天然浮游鱼类，四季可捕，惟秋冬季节水枯天寒，鱼类窝集，易于捕获．1930年，全县捕鱼18万担。1935年1.25万担，外销上海、汉口等地4000担。1937年2.7万担，其中鲢镛鱼6000担，青草鱼6000担，鲤鱼5000担，鳊鱼2000担，鳜鱼3000担，其他鱼5000担。建国初，天然捕捞量逐年上升。1954年捕609.5吨，比1941年增长82.73%。60年代后，内湖渐次转为人工养殖，捕捞量逐年减少，除1973年产量较高外，多年均在三四百吨之间徘徊，最低是1978年，仅捕鱼10.55吨，不及全县水产品总量2%。1985年，捕85.35吨，只占水产总量5.5%，且餐鱼、毛花鱼为多。 石鱼是县境成鱼中的特产。每年夏至前后，水温在22。26度即捕取头汛，水温超过或低于汛期温度鱼汛便消失。建国前，年产鲜品百担左右。1960年后，因修堤建闸隔绝亲鱼回游通道，兼之水质污染，致使捕量渐减。80年代以来，年产鲜品2-3吨。 鱼苗捕捞：每年惊蛰后，长江下游大批青、草、鲢、鳙等母鱼，溯江而至洞庭、潘阳湖水草间产卵，旬日即孵化成苗随水漂流，分别于县境城子镇、官牌夹和回峰矶形成鱼汛，历来捕量大、鱼种纯、销路广，素称“鱼苗之乡”，如南宋作家周密<癸辛杂识>称：“江洲等处水滨产鱼苗”，“贩子辏集”，“终日奔驰，夜亦不息”。至明代，九江鱼苗仍走俏，如陆琛《豫章漫抄摘录》云：“今人家池塘所畜鱼，其种皆由九江，谓之鱼苗，或日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泗淮，东至于海，别无种也。”及至民国亦盛况未衰，据载抗日战争前，县内有鱼苗户三四十家，鱼汛期间每日每户捕捞鱼苗多者可达180万尾，全年共出售40多亿尾。、因之鱼商云集，尤以江苏常州、无锡、昆山、海门、上海崇明和浙江黄湖、绍兴、金华及本省吉安、抚州、临川、上饶等地来购者为多。建国初，被列为全省重点鱼苗基地之一。1950年，全县捕捞鱼苗3000万尾。1956年，设捞棚25处，捕苗2亿尾。1958年，捞棚增到45个，捕苗17.5亿尾，创建国后最高纪录。60年代起，因亲鱼育肥和孵化环境改变，天然捕捞鱼苗量日趋减少1983年，仅捕取690万尾，但鱼苗生产已为人工孵化所代替。
第二节养殖 养殖水面县内历来只有少数池塘养鱼。建国初，养殖水面不及水域总面积1%。农业合作化伊始，发展人工养鱼，1957年全县养殖水面1.1万亩，比1953年增长近两倍。后随着大湖的开发和水库的兴建，养殖水面迅速增加，1964年达12.75万亩，超过全县水域一半。“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以粮为纲”，不少地方围湖造田，鱼池回填种粮，养殖水面逐年下降，1970年仅4883亩，1974年虽回升到15万余亩．然大半处于荒芜状态。
1979年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渔业得到稳步发展。据1982年调查，全县有可利用养殖水面5367处，共158058亩，占水域总面积65.4％，其中湖泊14处，133219亩（含赤湖，不含七里湖）；水库73座，5097亩；池塘5041口，14034亩；河套20条，3104亩；渠道3条，1059亩；堰203条，1130亩；鱼种池13处，415亩。已养殖水面151487亩，占可养殖水面95.84%，其中湖泊132419亩、水库4928亩、池塘10010亩、河套2202亩、渠道540亩、堰978亩、鱼种池410亩。此外，还有地热泉5处，可建立尼罗罗非鱼越冬基地，其中流量较大的新合涌塘已开发利用。到1985年，水产养殖又有新的发展。全县已养水面增至162466亩，占可养水面95.37%，其中湖泊138353亩、水库4017亩、池塘17001亩、河渠（含堰）3095亩，另有稻田养鱼64亩，同1982年相比，已养水面增加10979亩，增长7.25%，其中湖泊增5934亩，池塘增6581亩；而水库减911亩，河渠减625亩。 养殖基地50年代后期起，以湖泊、水库或港渠为依托，先后建立国营水产场、社队渔场和马头水库养殖队，逐渐形成县内水产养殖基地。 国营水产场：主要是赛城湖、赤湖和九江县水产养殖场。赛城湖水产养殖场，是个以渔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垦殖场。始建于1957年12月，1983年与国家水产公司联营。现有渔业劳力99人、渔船74只，经营水面5.77万亩，其中湖面5.63万亩。湖底平坦，河湖冲积物深厚，水深平均2.24米。水草生长面积约占总水面80%，属水生维管束植物20余种，以草、鳊鱼爱吃的苦草居多。湖内有淡水鱼类44种，草、鲢、鳙、鲤、鲫尤为丰富，还有为数不少的贝、虾、蟹、龟、鳖和水禽等小水产品。1970年开河建闸后，实行放养与关野相结合。1983年水产品总量达727.7吨，1985年产鱼苗、鱼种3800万尾，俱创历史最高纪录，是县内主要商品鱼基地和全省冬片鱼苗供应基地。 赤湖水产养殖场，原属九江专区赤湖农场的捕捞区，1957年彭家湾建闸后，改以人工养殖为主的水产场。今属九江市水产局。现有湖面7.2万亩，分属九江、瑞昌县。湖内水草茂密，据专家测算，仅凭天然饲料每亩年可产鲜鱼30多公斤。因受经营体制羁绊，年产量一直在300吨左右徘徊。1983年起，实行就地招股，与九、瑞两县联合经营，由联合公司统一渔政管理，生产有了起步。1985年，水产品总量达900余吨，分属九江县272吨，是县内主要商品鱼基地之一。
县水产养殖场，创办于1957年12月，初名九江县渔场，设总场和分场，总场驻永安官湖，辖乌江湖、水湖、里湖、五里长堤；分场驻新港拼头湖，辖白水湖、琵琶湖、桃湖汊、土桥湖，经营水面4万余亩。1958年2月，改称县水产养殖场；9月，因管理不便，分成第一、第二两个场，当年共产成鱼165吨。1959年11月，撤销县第一、第二水产养殖场，分别成立九江市官湖、白水湖水产繁殖试验场，1960年6月官湖水产养殖试验场改为省、市合办鱼种场，1961年9月由省、县合办，1964年5月并人县官湖垦殖场。市、县分治后白水湖养殖试验场亦交县办，1962年8月并入县白水湖垦殖场。
社队渔场：1959年冬，以原县水产场所遗水域，分别创办新港、大桥、港口公社渔场和幸福大队渔场。1963年，社办渔场增至7个、队办渔场增到3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撤销专业水产场、队，并入农业生产组织。1979年后，渔场得到恢复和发展。据1982年调查，全县有社办渔场9个、队办渔场10个，共经营水面8319亩，年产成鱼293吨。到1985年，共建乡（镇、场）、村渔场（队）37个，有专业劳力270人，经营水面1.39万亩，年产成鱼555.4吨；其中乡办渔场7个，有专业劳力120人、渔船26只，经营水面6519亩，年产成鱼260吨。 马头水库：1968年初步建成蓄水。1973年开始养鱼，由县水电局主管，设水产养殖队专业承包。1985年，有渔业劳力8人，养殖水面1017亩，年产成鱼3.5吨、鱼种3万尾，是县内水库养鱼的典型。[=此处为表格（1985年全县乡办渔场概况）
养殖量县内水产养殖以成鱼为主，兼有鱼苗孵化、河蟹放养和河蚌育珠，还有少量鳖、龟、虾、鳝等特种水产品。 成鱼养殖：历来多属池塘私养，水面小，人放天养，产量低下。1953年，全县产鱼4.75吨，仅占水产品总量11.11%。1956年，由农业社、队集体经营，专人管理，年产成鱼130.1吨，比1953年增长1.74倍。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国营水产场和社、队渔场的兴办，养鱼产量逐渐上升。1958年，全县产鱼438.35吨，占水产品总量60％，首次超过天然捕捞量。1966年，达到1197.2吨，等于捕捞的3.41倍。“文化大革命”期间，渔场撤并，养鱼每况愈下，1970年仅119.35吨，降到农业合作化后最低点。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国营、集体、家庭或联户承包等多种形式渔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养鱼积极性。1983年，全县涌现养鱼专业户、重点户70户，联户放养14746户，承包水面共14731亩。1985．年，家庭养鱼户发展到1445户，承包水面1267亩，年产成鱼59吨。同时推广科学养鱼，采取大湖拦网养鱼，小湖捕大留小，轮捕轮放；水库改放大规格鱼种，施以拦、赶、刺、张联合渔法；池塘进行人工投喂，不断提高成鱼育肥率和回捕率。1983年，全县养殖总产1585.05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并涌现亩产成鱼超150公斤的池塘55口、超50公斤的小湖和超40公斤的水库等高产典型。1985年，全县养殖量为1441.55吨，占全县水产品总量94.41％。 鱼苗孵化：1977年，在永安、港口公社渔场以长江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苗为亲鱼种，进行人工孵化鱼苗试验成功，年产103万尾。次年孵化鱼苗890万尾，其中冬片220万尾，开始外销。1980年，又试行网箱育鱼种，设网箱30只，投放鱼种341尾，放养82天，成活50.4%，体长由尾均1.3寸长长至2.7寸，体重由1克增至7.7克。翌年网箱养殖水面增至2亩，每亩育出4寸以上规格鱼种30万尾。1983年，县人民政府按每亩补助200元，拨款扶助东湖、团湖、白马湖、马桥湖和马头水库试办“三池一场”（孵化池、暂养池、精养池、畜牧场），实行渔牧、渔禽、渔副相结合。1984年，全县新建鱼种池692亩、精养池300亩、人工孵化设施l处，进一步改善了鱼苗生产条件，在上年遭受严重水灾情况下，仍孵化鱼苗3448万尾，培育夏花鱼种1300万尾、冬片700万尾。1985年，全县省城子镇、永安、棉花原种场、洗心桥、赛城湖、沙河等鱼苗孵化点7处，孵化鱼苗12044万尾；有江洲、城子镇、永安、棉花原种场、[=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水产品、鱼苗产量统计）=]洗心桥、赛城湖、长山、新合、沙河、岷山、黄老门、马回岭、马头水库等鱼种培育点13处，培育鱼种1744.5万尾，成为省内冬片鱼种供应基地。
河蟹放养：县内历来盛产河蟹。后因沿江建闸，江湖隔绝，长江幼蟹无法入湖育肥，蟹苗大减。1976年，县农业局水产组从上海崇明湖引进蟹苗15公斤，投放赛城湖，次年捕成蟹约5吨。1981年，复从原地引蟹苗105公斤，来年产蟹百余吨。1983年，因苗源不继，停止放养，成蟹量逐渐减少。 河蚌育珠：1970年，县内推广永安公社爱国大队河蚌育珍珠的经验，接着江洲、周岭、大桥、港口、新塘、新合、狮子、沙河、马回岭、新城镇等地组建试验小组，采蚌育珠，次年取珍珠9公斤。1973年，育珠小组由12个增至20个，专业人员由30人增至50人，做手术蚌7.4万个，育成珍珠22.5公斤。1978年，永安公社爱国大队年产珍珠25公斤，基本达到圆、光、大的标准，以高产优质饮誉全省。1981年，全县做手术蚌15.5万个，隔年取珍珠235公斤，创最高纪录。后因产品滞销，产量逐年下降，1985年为114公斤。
第三节渔政管理 管理机构明洪武年间，县下设本城（南门观）和沙池高头湖、桑落洲、小池小江，鹤问寨河泊所，经征湖课渔课。正统元年（1436年），增设官湖河泊所；五年，裁沙池高头湖、桑落洲河泊所，入小池小江河泊所。清雍正二年（1724年），撤移城子镇巡检司，改设河泊所。乾隆四年(1739年)，裁汰河泊所官。
洪武十四年（1381年），钦差总旗王道风在九江设厂课征鱼苗税，自后机构相沿谓之鱼苗厂。清同治年间，改设鱼苗税务局。1～27年（民国16年），改为九江县鱼苗弹压专员办公处，专管收税，也派员阻止各码头流氓敲索。 建国后，重视水产工作。1951年12月，成立县水产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县水产事宜；日常行政管理，先后由县建设科、农林科、．水产科、农林水利局、农业局负责；1958年1月，专设水产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产局被撤销，1979年恢复。1984年7月，配备乡、镇、场专职水产员；1985年，增设县渔政管理站，管理体制日臻健全。此外，还建立些辅助性机构，如县鱼苗生产指挥部、鱼种站，赛城湖、赤湖湖泊管理委员会，县水产供销公司等，对协调关系、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湖课渔课据明靖嘉<九江府志>载，德化县各湖池职贡原额为黄白麻等料25931斤15两3钱。清同治<德化县志>载，县内六湖课额分别为：鹤问湖正银255.58两，遇闰加银23.04两；官湖正银136.92两，遇闰加银12.48两；甘棠湖正银44.22两，遇闰加银4.19两；小池湖正银164.37两，遇闰加银9.92两；沙池湖正银73.05两，遇闰加银3.5两；桑落湖正银127.02两，遇闰加银5.35两。鱼苗税正银75.9两，水脚银1.63两，无闰，其中正课解司，水脚发县。各课税向系河泊所经征，乾隆四年后改由本府同知征管，发县人于地丁项下销算。 据1935年<中国经济年鉴续编>载，民国时期，九江县常年征鱼捐，每斤8文；又于立夏至芒种期间抽鱼苗捐，每篓0.8～1.5元。 建国后，1952年起，凡国有湖泊由区人民政府征收渔业管理费，计征标准为5～10%不等。1955年，改由县水产科征管。1958年后，水产收入纳入农业或农业特产项内统一征税。 湖管渔管建国前，湖区多为渔霸把持，渔民深受盘剥。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关于发展水产业的规定，坚持以法治水和治渔。主要内容有： 划定水域权属：1951年12月，根据（土地改革法>第十八条之精神，宣布全县湖泊为国有，交县水产管理委员会代管。1958年7月，重申凡与赛湖、城门湖相联属的粟湖、蛇湖、长港湖、船头湖、大奚湖、张家湖等自然湖泊收归国有，由国营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统一经营。1964年3月，进一步划分各类水域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凡自然湖泊（含湖汉）和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库为国家所有，可由国家经营，也可由国家和集体联营；国家暂不便经营的，可委托当地公社代管，交社队使用，但不得划归大队、生产队。公社投资兴建的水库，谁投资，谁所有，谁养殖；几个公社、大队共同投资的，由几个公社、大队共有共养。灌溉水塘随田走，由生产队所有，集体使用。 保护水产资源：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制订的<实施细则>，多次明令每年4～10月不得随意下湖捕鱼，更不得使用有害于鱼种生长的渔具渔法。捕鱼应使用稀眼网捕大留小，凡1斤以下的青、草、鲢、鳙和4寸以下的鲤、鳊鱼，不得当作成鱼起水，万一获捕立即放还。严禁使用定置网、拦河网、密眼布网、装春濠、迷魂阵和炸鱼、毒鱼、电触鱼等酷渔滥捕，违者必惩。对厂矿排放的污水进行监测，凡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限期治理。 维护渔业正常生产秩序：赛城湖、赤湖均属国营水域，原则上应由两场自行养殖和捕捞。为了照顾沿湖群众的习惯和利益，规定湖区每年可以大队（村）为单位组织捕捞队（组），将其捕捞船只、渔具和人员造册登记，报经公社（乡）审查、湖泊管理委员会批准；然后缴纳当年大湖放养费和管理费，领取捕捞证，凭证在指定的时间和场所作业，坚决取缔无证捕捞。同时规定赛城湖每年10月15日开湖，次年2月1日禁湖；赤湖每年10月1日开湖，次年4月1日禁湖。在禁湖期间，任何人不得下湖捕捞，更不准哄抢和偷窃，违者分别给予经济制裁，情节严重而又屡教不改者，得送公安或司法机关惩处。其他乡村渔场和家庭联户承包水面均有乡规民约，渔业生产秩序日趋稳定。
第一节畜禽种类 畜类县内历史上饲有马、驴、骡、牛、猪、羊、兔、犬、猫，随着交通工具和机电设备的发展，马、驴、骡渐被淘汰。牛：传统品种有水牛和黄牛。江洲水牛，属滨湖水牛品系，体魁，拉力大，持久力强，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黄牛，抗病，抗热，耕作灵活，繁殖率高，但体型矮小，拉力较弱，岷山、新塘、涌泉等山区有少量饲养。引进品种有荷兰花白奶牛，性温驯，泌乳期长，产量高，年产乳4～5吨，沙河街镇有饲养。 猪：传统品种有城门黑猪、土乌毛猪和花猪。城门黑猪，属滨湖黑猪品系，主产城门、新合滨湖地带，耐粗料，适应性强，遗传性稳定，皮薄肉嫩，日增重300~350克，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土乌毛猪和花猪，体型矮小，生长较慢，日增重180～200克，但成熟较早，母猪6个月即可配种，公猪5个月性能成熟，马回岭、黄老门、岷山一带有零星分布。引进品种有北京黑、上海白、长白及约克夏、克米洛夫、杜洛克、巴克夏等。北京黑和上海白，耐粗、耐青饲，抗寒、抗病力强，生长快，全县各地有饲养。长白猪，身躯特长，饲料利用率高，皮薄，瘦肉多，但饲养管理要求高，多为专业户饲养。约克夏有大、中、小型三种，大者脂肉型．中者肉用型，小者脂肪型，耐粗饲，繁殖力强，各乡镇均有少量饲养。克米洛夫，肉脂兼用型，耐粗饲，抗寒，易肥，沙河街镇有饲养。杜洛克和巴克夏，适应性强，成熟早，生长快，全县集镇和专业户均有饲养。杂交一代猪，体型大，耐粗饲，抗逆性强，日增重400~500克，全县农户普遍饲养。 羊：有山羊、奶羊和绵羊。山羊，皮肉兼用型，适应力强，喜食短草，分布新合、黄老门等地。奶山羊，乳汁纯白，脂肪和蛋白汁比牛奶多，脂肪球比牛奶少，易消化，年产乳700~800公斤，分布沙河街镇。绵羊，毛用型，耐渴，抗寒，年产毛4～5公斤，分布沙河、新塘等地。 兔：有中国家兔、全耳兔和引进安哥拉兔。中国家兔，皮肉兼用型，适应性好，抗病力强，母兔年孕6胎，每胎产仔8～9只，全县均有分布。全耳兔，毛用型，毛产量高，毛质好，年产毛200～400克，毛长10厘米以上，分布沙河街镇、城门等地。安哥拉兔，有法、英两个品种，毛用型，年产毛200克左右，毛长10~13厘米，分布长山、新塘、马回岭、洗心桥等地。
犬：农村普遍养，城镇养的少。按用途分有猎犬、警犬、玩赏犬，然以养犬护家为丰，近年发展为肉用型，称之“冬令补品”。为防止“狂犬病”，常令禁养，但有禁未止。
猫：历来畜猫捕鼠，乡村多于城镇。
禽类县内素以养鸡为主，鸭、鹅次之，鸽极少，鹌鹑乃新饲品。
鸡：有当地土鸡、引进鸡和杂交鸡。当地土鸡，耐粗饲，适应性强，但体型小，生长慢，产蛋率低，成年公鸡体重1.5~2公斤，母鸡年产蛋120个左右，是县内当家鸡种。引进品种主要有泰和鸡，乌皮、乌骨、乌肉，肉质佳，既富营养，又可入药，年产蛋80余个，沙河街镇有少量饲养；来杭鸡，原产意大利，卵用型，善觅食，成熟早，不就巢，年产蛋250。280个，但性驯、多病，多为专业户饲养；白洛克鸡，原产美国，卵肉兼用，生长快，肉质好，饲养8～10周体重可达1.5公斤，开产期180天，年产蛋130~180个，沙河、永安、马回岭等地有饲养。杂交鸡，抗逆性强，耐粗饲，生长快，年产蛋200个以上，遍布全县。 鸭：有九江小麻鸭、大麻鸭和引进北京鸭。九江小麻鸭，卵用型，体型小，成熟早，开产期约100天，年产蛋180～220个，有2~3个高产年，为当地良种，分布全县。大麻鸭，卵肉兼用型，适应性强，成熟早，育肥快，年产蛋180个左右，屠宰率69~70％，分布滨湖地区。北京鸭，卵肉兼用型，年产蛋100～150个，屠宰率70～90%，赛城湖、永安等地有少量饲养。 鹅：有灰鹅、狮头鹅，肉用型，生长快。灰鹅饲养3～4个月，体重3～4公斤，年产蛋80～100个，沙河街镇、赛城湖、永安等地有饲养。狮头鹅体重10一12公斤，年产蛋30～50个，洗心桥、城门一带有饲养。 鸽：品种多，按用途可分传书、玩赏和肉用等三类。传书鸽，利用其强烈归巢性供通讯，飞翔时速可达70公里，沙河街镇有离休干部试养。玩赏鸽，具有奇异外观和独特飞翔力，县城集镇有少量饲养。肉用鸽，繁殖率强，一年可达10窠，成熟期体重0.8～1.5公斤，全县各地有少量饲养。 鹌鹑：卵肉兼用型，肉味美，年产蛋200～250个，初为少数居民自养自食，近年来发展成专业商品生产。 昆虫类主要是养蜂，品种有中国蜂和意大利蜂。中国蜂，抗寒，耐粗饲，飞翔迅速，采集勤，蜜多蜡质好，但性躁，喜分蜂，御敌力弱，全县农村均有饲养。意大利蜂，性温和，善于御敌，繁殖快，采蜜率高，但抗寒力弱，不好分蜂，江洲、棉花原种场、新合、沙河、岷山等地有专业饲养。
第二节良种繁殖 种牛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已培育出江洲滨湖水牛良种，由于忽视经常提纯复壮，兼之相当数量的近亲繁殖，致使品种逐渐退化。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种牛选优去劣工作。1953年，召开全县养种公牛户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大量繁殖，普遍提高，逐步改良，就地选育种公牛”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淘汰劣种牛663头，选育躯高体壮的滨湖品系种牛151头。以区为单位成立耕牛配种站，实行种牛登记，挂牌为号，有偿服务，年终评模等办法，收效甚好。
1954年，大水溃堤，沿江滨湖水牛染病死亡较多。县农业部门立即加强对江洲水牛的保护和繁殖工作，同时购进良种公牛18头，投放农场和饲养条件较好的初级社、互助组繁育，很快治愈水患创伤。
1963年，再次进行种牛选优汰劣，全县选留种公牛231头（内接班牛137头），按群牧地区每40头母牛配种公牛1头，散牧地区按联队母牛数配足种公牛。各公社兽医站在临站大队设立配种点，以点带面指导配种，避免空怀。并优待养种牛户，养种公牛除收配种费外，养牛工分比养其它成年牛工分高50%；养母牛实行“母牛包产，小牛分成，超产奖励，无故完不成任务者惩”，新生牛犊待“破教”时作价，养牛户与生产队按六四或对半分成，提高了养种牛积极性。当年有适龄母牛3834头。头年产仔800头，上年产仔552头，在怀1212头，三项合并占适龄母牛66.88％。
1966年，创办九江县官湖耕牛良种繁殖场，划出千亩荒湖作繁殖基地，长年保持40多头适龄母牛和2~3头种公牛，后因围湖造田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种牛繁殖工作。
1978年，恢复耕牛配种站，并在江洲、新洲、城子镇、永安、洗心桥、赛城湖、沙河、新城镇等8个公社（场、镇）选定58个村作滨湖水牛选育区，其中江洲、新洲为提纯复壮基地，为全县提供滨湖品系纯种公牛。同时从江西种牛站引进“海福特”、“夏洛来”和“么拉”水牛冷冻精液，在新城镇蛟滩湖牧牛队试点，对20头滨湖母牛进行人工授精，育出杂交一代小牛17头，对繁育优良牛种起了示范作用。
1982年后，县内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政府对养种公牛户仍进行扶持，并适当提高配种收费标准，规定每配准l胎收费10～15元。1985年，全县经过选育有繁殖能力的滨湖母牛4133头、种公牛107头，其中江洲纯种母牛283头、种公牛14头；大中型滨湖水牛占耕牛总数61.6％。种猪繁殖县内经过长期选育，培育了城门滨湖黑猪良种。建国后，在繁育城门黑猪的同时，引进了一批良种猪，逐步向杂交猪发展。1957年始，先后引进北京黑、上海白、长白、约克夏、巴克夏等种公猪，分配县内各农业社饲养，为农户繁殖良种。
1958年“大跃进”中，为完成全县全年饲养生猪21万头任务，推行“母猪一产制”，凡雌性猪必须产仔一胎再行阉割，造成猪种混杂，使城门猪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70年，再引进良种公猪70头供提纯复壮，并试行人工授精培育杂交良种，同时改大队畜牧场以养种公猪为主，生产队畜牧场以养母猪为主，实行“队繁户养”，从而逐步淘汰了混杂猪。1978年后，全面进行清劣选优，选育生产性能较好的城门猪作母本，以引进良种猪为父本，由点到面普遍推行杂交。1980年，县食品公司种畜场对20头猪进行杂交组合试验，以城门母猪与中型约克夏公猪杂交的优势显著，杂交一代育肥猪比本地猪日增重24.7%。据此，1982年县财政再次拨款，购进长白、约克夏、克米洛夫等种公猪58头，分配县食品公司种畜场、赛城湖畜牧良种场和备公社畜牧兽医站饲养，为农户提供杂交纯种。1985年，县农牧局在沙河创办种公猪场。同时，县人民政府从生猪屠宰税中抽出50%资金作为发展种猪经费，对江洲、新洲、城子镇、长山、涌泉、新塘、黄老门、马回岭等地52户养种公猪进行扶持，即种猪由县提供，养户保本换代。至此，县内生猪生产向着母猪本地化、公猪良种化、肥猪杂交一代化迈进一大步。全县年末存栏良种母猪5052头，种公猪69头；杂交一代育肥猪3.07万头，占生猪存栏总数30%。种禽繁殖县内禽苗历来就地选种，母鸡孵卵，自繁自养。经过长期选育，逐步形成以体形中等、尾短、羽毛光滑的当地土鸡和体型轻盈的九江小麻鸭、灰鹅为当家品种。建国后，在发展地方种禽优势的同时，渐次引进泰和鸡、来杭鸡、白洛克和北京鸭、狮头鹅等10余个品种，利用土法孵卵，为农户提供禽苗。1972年，县农业局、赛城湖垦殖场分别创办孵房，孵化鸭、鹅、鸡苗，次年推广全县，并有外销。1978年起，永安公社家禽场、县粮校畜禽场及各地育种点，对种禽进行全面提纯复壮，大量销行杂交鸡、小麻鸭、灰鹅等种苗。1985年，全县年末存笼杂交鸡、小麻鸭、灰鹅分别占存笼总数50％、70%、80%。
第三节疫病防治 常见疫病据载，清宣统二年(191C年)，县内盛行猪霍乱、猪肺疫、牛炭疽病、鸡黑死病，危害较大。 建国后，据1982年调查，县内常见的畜禽疫病，牛有炭疽病、牛出败、破伤风、狂犬病、膨胀病、风湿病、肠胃炎、锥虫病和血吸虫、肺丝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伊氏锥虫病、虱、蜱及农药中毒等，以炭疽病、牛出败危害最大；猪有猪瘟、猪霍乱、猪肺疫、猪丹毒、猪乙型脑炎、弓形体病、链球菌病、胃肠炎、流感、喘气病、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病和猪蛔虫、肺丝虫、细颈囊尾蚴、姜片虫病、螨、虱等，以猪瘟、猪霍乱、猪肺疫、弓形体病、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危害最多；禽有鸡瘟、禽出败及鸡蛔虫、球虫病、虱等，以鸡瘟流行最广。 防治措施建国前，无畜禽疫病防治机构，少数民间兽医仅会阉割，能治病者少。一旦畜禽发病，只能用土方治疗，牛病扯把草药扎根针；猪病一是将老姜、青葱与米酒拌合烤热涂擦猪耳根或臀部，二是用砒霜栽入耳根或尾根让其肿烂；鸡病则用老鼠屎调菜油灌喂，收效甚微。 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健全畜禽疫病防治网络。1950年，县农林水利科配兽医干部，指导全县畜禽疫病防治。1951年，各乡配备家畜保健员1名，专管畜禽疫病防治工作。1952年，县、区、乡分别成立家畜保育站、保育委员会、保育小组，并把民间兽医组织起来，公开老秘方，传授新技术，培训首批防疫员90名。1956年5月，县家畜保育站改为县畜牧兽医站，区家畜保育委员会先改为区畜牧兽医站，不久又改称区家畜联合诊所，全县共有兽医31人。1958年后，以公社为单位设立兽医工作站，兽医增加到53人。1968年秋，撤销县、社兽医站，国家兽医人员下放劳动，集体兽医人员改行务农，畜禽疫病无人过问。1972年复站，兽医人员陆续归队。1985年，有县办畜牧兽医站1个，乡（镇、场）办畜牧兽医站16个，共有兽医84人、村防疫员145人，基本形成全县畜禽疫病防治网。 在畜禽疫病防治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道路。1953年，县内先后发生牛炭疽病、牛出败和猪霍乱、猪肺疫及亚洲鸡瘟等疫病，面广来势凶，开始束手无策，通过典型引路，摸索经验，先后注射牛炭疽芽胞苗754头、出败疫苗837头、猪瘟结晶紫苗340头、猪肺疫苗269头、鸡新城疫苗5044羽，治愈牛病160例、猪病146例，初步掌握了一般疫病发生和防治规律。1956年，对全县耕牛进行全部灭虱、灭癞及预防注射，医治牛炭疽病6000例，治愈1068头，基本控制了牛疫流行。1958年，为防止猪瘟发生，全县从10月26日至11月16日，开展生猪预防注射“双旬”运动，从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单位和农中畜牧兽医班调集人员组成注射队，分片包干，做到乡不漏社、社不漏队、队不漏户、户不漏头，对生猪进行防疫注射。自后，每年均对畜禽进行预防注射l～2次，由县、社兽医负责组织实施。1964年，为杜绝生猪疫病传染，实行生猪注射发证，凭证收购、交易和宰杀；上调生猪须通过检疫盖章，方能卖肉。同时在沙河街仔猪交易市场设立防疫注射点，由沙河兽医站日派兽医1~2人负责检疫，对已注射的猪剪耳为记，以防遗漏。1965年，试行家畜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耕牛“三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和生猪“四包”（包防疫、包医、包药、包阉割）责任制，“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止施行，1975年恢复原制。1983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内容，规定耕牛为“四包”（包防疫、医、药和阉割），生猪为“四包一赔’（包防疫、医、药、阉割和事故赔偿）；收费标准牛每年每头4~5元、猪每年每头2～3元，鸡免费注射。对兽医人员则实行“五定”（分村定防治任务，定药品成本，定经济收入，定工作纪律，定奖惩制度），做到畜主报病24小时内出诊，逾时造成死亡加倍赔款，从而加强了工作责任感。1984年，牛出败和猪丹毒、猪肺疫、链球菌、仔猪副伤寒及禽出败等较为流行的畜禽疫病已被控制，牛死亡率由70年代年均6%下降到2％，猪死亡率由年均12％下降到5.2%。
第四节畜禽饲养 饲料有以牧牛为主的草场及养猪为主的精、粗、青饲料和配（混）合饲料。据1982年农业区划调查，全县有各类草场总面积31.1万亩，可利用放牧面积27.6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89%。在可利用面积中，草山草坡17.76万亩，林间迹地159万亩，农田迹地7.08万亩，湖洲草场1.25万亩，平均亩产鲜草531公斤。草场理论载畜量1.86万头，实际载畜量1.68万头，可适当发展耕牛，不宜大量发展羊群。 精、粗、青饲料种类繁多，但利用率不高。1982年，全县用作饲料粮（稻谷）4840.3吨，其中群众自留饲料粮2919.7吨，肉猪奖售粮612.05吨，公母种猪饲料粮1016.5吨，耕牛饲料粮292.05吨，而直接用粮食喂牲畜较少。用于养猪的精饲料还有红薯1240.5吨，棉饼75吨，麦麸400吨，糖、酒糟和豆渣282.4吨，其中红薯用量占年产量26.74qo，棉饼仅占“三饼”（棉饼、菜饼、麻饼）总量0.76%。粗饲料中只养猪用乙谷1万吨，统糠2.55万吨，养牛用稻草3.06万吨，余如豆类、花生、玉米等秸杆几乎全部作薪柴化为灰烬。用于养猪青饲料共3.36万吨，其中蔬菜、萝h、红薯藤等栽培青饲料2.93万吨，水浮莲、水葫芦、菱角藤等水生青饲料500吨，采集野生青饲料3750吨，可养水生青饲料水面只利用10%。 为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饲料结构，1980年，县粮食局创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1981年生产配（混）合饲料550吨，1982年生产3500吨。1985年，县、乡、户办配（混）合饲料加工厂发展到12个，年产饲料1.29万吨，成为全县生猪饲料的主要来源。 饲法饲牛，历来春、夏、秋三季习惯郊外牵牧，以食青草为主。冬季入栏圈养，以喂稻草为主；严寒与农忙时，适当喂以米糠、麦麸、棉饼等精料，并掺少许食盐。母牛产期，加喂黄豆炫汤。 饲猪，历来多散养，惯于“一飘潲水一把糠”单一的熟湿食法，没有发挥饲料应有的营养作用，致使生猪生长慢，出栏周期长。建国初，推行于湿兼喂，精粗搭配，逐步改散养为圈养，从而减少了生猪疫病，提高了出栏率，同时增加了肥料。1958年，创青饲料人窖（缸）密封贮存，长期保持青饲营养，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曾赴县内港口地区考察青贮工作。1969年，推行“中曲”醣化饲料喂猪，次年推广面占总农户96%。1980年，试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据8个点试验证明，全部用配（混）合饲料养猪比用老法养猪日增重提高20～30%，饲养期缩短2～4个月，已推广全县。 饲禽，农村饲养鸡、鸭、鹅，多以散养觅食天然饲料为主，辅以稻谷等精料。城镇居民与专业户养鸡，则实行圈养或笼养，以配合饲料为主。群鸭群鹅，多为游牧，日喂精料2～3次。 饲养量县内养牛向为役肉两用，也有少量乳牛。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7年（民国26年），全县养牛3.43万头。日军侵占九江期间，大肆屠杀耕牛，数量锐减。到1949年，全县养牛为1.06万头（剔除区划变更划出数，下同）。建国后，县人民政府扶持和奖励农户养牛，以役牛为主，专供耕田，不到老弱病残不宰不卖，虽恢复较快，但量变不大。1954年，耕牛发展到1.37万头，比1949年增长29.25%。然而是年沿江滨湖遭水灾，大批耕牛严冬染病死亡，次年年末存栏1.08万头，比上年减少21.17%。政府采取医疗与保护措施，并发放草料贷款1.95万元，帮助灾区从粮区收购稻草，以使每头牛备有过冬草料15～2吨，减轻了灾害损失。1956年，耕牛人社归集体，固定生产队使用，有专人饲养，管理较好，年末存栏恢复到1.17万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牛力无偿“平调”，生产队不愿多养和养好耕牛，尤其不愿养公母牛，以致壮牛与牛犊渐次减少。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重申耕牛所有权属大队和生产队，长期固定生产队饲养和使用，必要的协作要等价交换，对饲养员则实行“定膘、定料、定肥、定报酬、定奖惩”，从而调动了饲养积极性，1965年起，耕牛年末存栏一直保持1.3万头以上。1982年，县内发放耕牛“三证”，实行安全管理，即养牛户要持“耕牛落户证”，买卖耕牛须凭公社签发“卖牛证”办理过户手续，宰杀废牛须经兽医验发“宰牛证”方能放宰，有效控制了任意贩卖和滥宰耕牛现象。同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耕牛改由农家自养、自繁、自用。1985年，全县年末存栏143万头，比1949年增长34.9%，其中能役使的耕牛1.17万头，每头牛均负担耕地25亩。 乳牛，素为专业饲养。清光绪初年，方子彬于九江老马渡开设裕兴牛奶行，饲乳牛20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蒋炎松又增开一奶行，两家共饲乳牛34头。1937年，奶行增至39家，饲乳牛356头。九江沦陷，奶行衰落。建国后，乳牛一度有所发展，1961年年末存栏297头。6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1976年下降到6头。1985年末，仅沙河街镇l户回民饲养3头。 养猪是县内农家传统副业门路之一。1937年，全县养猪7.84万头，户均1.52头。日军占领九江期间，肆意掠夺，生猪骤减。到1949年，全县年末存栏1.48万头，户均0.45头。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养猪业。1950年起，连年发放无息贷款，扶持农民养猪。1951年，年末存栏上升到2.51万头，户均0.74头。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1956年，省人民政府下拨以繁育母猪为主的专项贷款6.99万元，母猪由上年676头增加到2937头，种公猪发展到54头。同年初，港口区幸福高级农业社创办县内第一个集体畜牧场，养猪40头；年底，集体畜牧场发展到27个，养猪2739头。1957年，实行生猪收购优惠政策，每头商品猪按毛重55~70公斤回供鲜肉4公斤，70.5～80公斤回供6公斤，80.5～90公斤回供7.5公斤，超过90公斤再按超过部分毛重回供30～50％，同时养母（公）猪户每月优供鲜肉l～1.5公斤，激发了私人养猪积极性，年末生猪存栏3.32万头，户均1.05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把私养生猪和菜园地大部分收归集体，提倡县办万头、社办千头、队办百头畜牧场，使私人养猪受到挫折。而集体养猪缺乏经验，不仅长膘慢，饲养周期长，而且发病多，死亡率高，1959年年末生猪存栏下降到2.22万头，比1957年减少33.13%。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退还私养生猪1.37万头，退赔不足由集体给以经济补偿，同时退还原菜园地，并按养猪户每户分配饲料地1～2分。接着，撤销县办万头畜牧场，整顿社、队畜牧场，到1961年底，全县集体畜牧场由[=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畜禽饲量统计）=]2380个减少到253个（其中社、场办12个，大队办45个，生产队办196个）。同年，对上调商品猪开始回供饲料粮，毛重40～50公斤回供稻谷10公斤，50.5～60公斤回供12.5公斤，60.5～65公斤回供15公斤，65.5～75公斤回供17.5公斤，75.5～90公斤回供20公斤，90.5～100公斤回供25公斤，100.5～120公斤回供30公斤，从而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到1965年，年末生猪存栏4.47万头，比1959年翻了一番，超额完成国家上调肥猪任务1.4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部分饲料地，限制私人养母猪，养猪业又一次受到挫伤。1970年，贯彻“养猪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指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1971年，为了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奋斗目标，再次掀起办畜牧场热，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城镇机关、学校、商店、事企业单位共办畜牧场1506个，集体养猪2.48万头。公私养猪均按头配给饲料粮，架子猪每头50～80公斤，公母猪每头100～150公斤。1972年，年末生猪存栏达8.5万头，其中集体养猪3万余头，养猪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不高，因而集体畜牧场逐渐解体。到1982年，全县仅保留赛城湖、新洲垦殖场和岷山林场、县农科所等国营单位的畜牧场，取而代之是发展养猪专业户、重点户，这一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7.77万头，出栏肉猪4.34万头，其中上调国家肥猪2.31万头，结束了十余年完不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历史。1983年，县人民政府对超额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的农户实行按等计奖，超10一20头每头奖30元，超21～40头每头奖40元，超40头以上每头奖50元；同时对向社会年提供仔猪40头以上养母猪户，每头奖1.5元。是年，养猪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345户，共养猪4900余头。1985年，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全县年末生猪存栏达10.22万头，户均18头，出栏肉猪5.81万头，比1949年分别增长5.9倍、3倍、6.59倍。
县内养羊，明代就有记载，但无数据可考。据调查，建国后的1952年，第四、五、七区共养羊18只，1957年发展到74只。1958年春，多数高级农业社试养，年末存栏677只。后因羊毛销路不畅，养羊业时起时落，1968年年末存栏降到41只，1979年回升到272只。至1985年，全县仅养41只。 县内养禽，以鸡为主，鸭、鹅较少。1937年，全县养鸡24.66万羽，户均4.78羽。到194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10.8万羽（其中鸭5235羽，鹅1194羽），户均3.28羽。建国后，逐步推行良种、良法，不断提高了家禽成林率。1959年，全县年末家禽存笼24.56万羽，户均7.46羽。60年代中，先因群众吃食堂，饲料不足，后因“文化大革命”限制家庭副业，故每年末家禽存笼一直处于20万羽以下。1972年，为支援出口，全县大量发展棚鸭，当年出售肉鸭11.38万羽，年末家禽存笼59.37万羽，户均14.44羽。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批养禽专业户、重点户应运而生。据1983年调查，“两户”出售商品鸡4.63万羽。1985年，养禽量在300羽以上的专业户有534户。全县年末家禽存笼61.51万羽（其中鸭6.62万羽，鹅1.36万羽），户均10.83羽，比1949年分别增长4.7倍、2.3倍。 县内民间素有养蜂习惯。建国前养中蜂，只将蜂箱悬于屋檐，任其自然繁殖，产蜜率低。建国后引进意大利蜂，实行科学管理，人工培育蜂王和分笼，固定专人流动放养，产蜜量逐年提高。1949年，全县年末蜜蜂存笼42箱，产蜜275公斤；1956年，增加到112箱，产蜜1.55吨；1978年251箱，产蜜8.5吨；至1985年，发展到945箱，产蜜17.95吨。第二章水产
第一节捕捞 捕捞水域境内自古江河纵横，湖泊棋布，水产捕捞天地广阔，民国时期属长江沿岸渔场之一。1949年，尚有长江、鄱阳湖和赤湖、官湖、长港湖、沐湖、城门湖、雪湖、赛湖、七里湖、八里湖、白水湖、芳兰湖、土桥湖、拼头湖、尹家湖等天然捕捞水域30余处，共40余万亩。后因行政区划变更，围湖陆用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天然捕捞水域日渐减少。至1985年，仅长江过境客水两个区段，西段自城子镇土地庙至永安大堤下首横坝头，水面为28785亩；东段即江洲、新洲周围水域，水面为35459亩，合计64244亩，占全县水域面积26.58％。 捕捞队伍建国前，县内沿江滨湖人民多以捕鱼为业。据<江西省农业统计>载，1935年（民国24年），全县有渔民700余户，1300余人，他们大多全家老幼同居一条船，谓之“连家渔船”，终年飘泊水上，生活极端困苦。 建国后的1950年，县内开展民主改革，清除渔霸的剥削与压迫，渔民翻了身。当年有连家渔船200余户、约800余人，半农半渔1400余人，经营渔船701只，少量连家渔户开始陆地安家。1956年，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3个、渔农结合社1个，入社渔户461户，安置连家渔船陆居125户；在高级农业社中建立专业渔业队13个，入社渔户693户，共有渔民4416人，主要分布新港、大桥、永安、港口、城门、沙河一带。1958年后，贯彻“以粮为纲”，不少渔民改行务农，到1961年，全县渔民减少到573人。1963年，调整农渔关系，渔民增加到1655人，其中专业劳力807人。
60年代后，县内渔业生产开始由天然捕捞为主转向人工养殖为主，从事天然捕捞渔民相应减少，至1972年连家渔船仅25户，全部安居陆地，从而结束了渔民千百年的飘泊生活。自后，县内渔民则以内水人工养殖、捕捞为主，外江天然捕捞为辅。1975年，全县有专业渔民253户、583人，兼业687人。
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涌现一批渔业专业户、重点户，渔业劳力有所增加。1985年，全县从事渔业劳动者共1794人，其中专业劳力478人；经营渔船337只，其中机动船9只，97匹马力。 捕捞工具县内传统的捕捞工具有40余种，常用的有铁制的钩、叉具，篾制的罩、笼、篮具，线织的网具等，然以网捕为主。 鱼钩：有钓鱼钩、卡钩、搭钩、挂钩、扒钩、黄牙钩等。钓鱼钩有多用，人坐水边，撒以诱饵，出竿垂纶，标沉鱼上钩；用一长纶，一端系钩，一端系签，钩投水，签插岸边，钓取鳖鱼；将诱钩投入塘埂、田坳洞口，饵动，再换引钩捕鳝鱼。卡钩又名麦弓钩，将弹性竹签两端并拢插入芦苇圈，再将熟麦置圈内，鱼吞食竹签弹开卡住鱼嘴获捕。 鱼叉：分二齿和四齿，有反刺，用以剌捕浮游鱼类或秋冬季节刺捕窝藏泥沙的鳖鱼。 鱼罩：钟形，上小下大，用于池塘或湖滩罩鱼，顶端有圆孔，便于伸手取鱼。 鱼笼：有大小两种，大称濠，小称笼。圆柱形，一头大，一头小，大头以尖篾编成漏斗作盖，春夏多雨季节，将濠安放河床或深渠激流中，将笼置于塘、田缺口内，用以笼取溯流而上的鱼类。花篮：箩筐亦可。投饵篮内，沉入水底，诱鱼入篮，片刻起捕。
鱼网：捕取鱼苗网具，为丈余长、漏斗形的密线网，口大而尾小，尾端有可启小盆网。捕捞时每网需五六人合作，架船张网浮于水面，鱼苗随水流入网底盆内。捞取数量不等，多则日可数担，少则数日一担，每担两篓。鱼篓篾制，篓壁、底糊以松油纸，盛水不渗。捕取成鱼网具多，用途广，据50年代调查统计，县内沿用规格不一的网具有18种。
[=此处为表格（建国初期县内常用鱼网及操作方法）=]
60年代开始，逐渐革新网具，主要是将麻线网改为锦纶丝网，密眼网改为稀眼网，单层网改为多层网，并创制大回网。大回网由多片网连接而成，可长可短，最长达数百米，操作人数视网的长度而定，10～30人不等，日产量500公斤左右，高产年可达5吨以上。1980年10月，赛湖大队使用海回网，一网捕鱼6.45吨，创县内网捕最蔼纪录。 捕捞量分成鱼捕捞和鱼苗捕捞两种，成鱼捕捞：天然浮游鱼类，四季可捕，惟秋冬季节水枯天寒，鱼类窝集，易于捕获．1930年，全县捕鱼18万担。1935年1.25万担，外销上海、汉口等地4000担。1937年2.7万担，其中鲢镛鱼6000担，青草鱼6000担，鲤鱼5000担，鳊鱼2000担，鳜鱼3000担，其他鱼5000担。建国初，天然捕捞量逐年上升。1954年捕609.5吨，比1941年增长82.73%。60年代后，内湖渐次转为人工养殖，捕捞量逐年减少，除1973年产量较高外，多年均在三四百吨之间徘徊，最低是1978年，仅捕鱼10.55吨，不及全县水产品总量2%。1985年，捕85.35吨，只占水产总量5.5%，且餐鱼、毛花鱼为多。 石鱼是县境成鱼中的特产。每年夏至前后，水温在22。26度即捕取头汛，水温超过或低于汛期温度鱼汛便消失。建国前，年产鲜品百担左右。1960年后，因修堤建闸隔绝亲鱼回游通道，兼之水质污染，致使捕量渐减。80年代以来，年产鲜品2-3吨。 鱼苗捕捞：每年惊蛰后，长江下游大批青、草、鲢、鳙等母鱼，溯江而至洞庭、潘阳湖水草间产卵，旬日即孵化成苗随水漂流，分别于县境城子镇、官牌夹和回峰矶形成鱼汛，历来捕量大、鱼种纯、销路广，素称“鱼苗之乡”，如南宋作家周密<癸辛杂识>称：“江洲等处水滨产鱼苗”，“贩子辏集”，“终日奔驰，夜亦不息”。至明代，九江鱼苗仍走俏，如陆琛《豫章漫抄摘录》云：“今人家池塘所畜鱼，其种皆由九江，谓之鱼苗，或日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泗淮，东至于海，别无种也。”及至民国亦盛况未衰，据载抗日战争前，县内有鱼苗户三四十家，鱼汛期间每日每户捕捞鱼苗多者可达180万尾，全年共出售40多亿尾。、因之鱼商云集，尤以江苏常州、无锡、昆山、海门、上海崇明和浙江黄湖、绍兴、金华及本省吉安、抚州、临川、上饶等地来购者为多。建国初，被列为全省重点鱼苗基地之一。1950年，全县捕捞鱼苗3000万尾。1956年，设捞棚25处，捕苗2亿尾。1958年，捞棚增到45个，捕苗17.5亿尾，创建国后最高纪录。60年代起，因亲鱼育肥和孵化环境改变，天然捕捞鱼苗量日趋减少1983年，仅捕取690万尾，但鱼苗生产已为人工孵化所代替。
第二节养殖 养殖水面县内历来只有少数池塘养鱼。建国初，养殖水面不及水域总面积1%。农业合作化伊始，发展人工养鱼，1957年全县养殖水面1.1万亩，比1953年增长近两倍。后随着大湖的开发和水库的兴建，养殖水面迅速增加，1964年达12.75万亩，超过全县水域一半。“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以粮为纲”，不少地方围湖造田，鱼池回填种粮，养殖水面逐年下降，1970年仅4883亩，1974年虽回升到15万余亩．然大半处于荒芜状态。
1979年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渔业得到稳步发展。据1982年调查，全县有可利用养殖水面5367处，共158058亩，占水域总面积65.4％，其中湖泊14处，133219亩（含赤湖，不含七里湖）；水库73座，5097亩；池塘5041口，14034亩；河套20条，3104亩；渠道3条，1059亩；堰203条，1130亩；鱼种池13处，415亩。已养殖水面151487亩，占可养殖水面95.84%，其中湖泊132419亩、水库4928亩、池塘10010亩、河套2202亩、渠道540亩、堰978亩、鱼种池410亩。此外，还有地热泉5处，可建立尼罗罗非鱼越冬基地，其中流量较大的新合涌塘已开发利用。到1985年，水产养殖又有新的发展。全县已养水面增至162466亩，占可养水面95.37%，其中湖泊138353亩、水库4017亩、池塘17001亩、河渠（含堰）3095亩，另有稻田养鱼64亩，同1982年相比，已养水面增加10979亩，增长7.25%，其中湖泊增5934亩，池塘增6581亩；而水库减911亩，河渠减625亩。 养殖基地50年代后期起，以湖泊、水库或港渠为依托，先后建立国营水产场、社队渔场和马头水库养殖队，逐渐形成县内水产养殖基地。 国营水产场：主要是赛城湖、赤湖和九江县水产养殖场。赛城湖水产养殖场，是个以渔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垦殖场。始建于1957年12月，1983年与国家水产公司联营。现有渔业劳力99人、渔船74只，经营水面5.77万亩，其中湖面5.63万亩。湖底平坦，河湖冲积物深厚，水深平均2.24米。水草生长面积约占总水面80%，属水生维管束植物20余种，以草、鳊鱼爱吃的苦草居多。湖内有淡水鱼类44种，草、鲢、鳙、鲤、鲫尤为丰富，还有为数不少的贝、虾、蟹、龟、鳖和水禽等小水产品。1970年开河建闸后，实行放养与关野相结合。1983年水产品总量达727.7吨，1985年产鱼苗、鱼种3800万尾，俱创历史最高纪录，是县内主要商品鱼基地和全省冬片鱼苗供应基地。 赤湖水产养殖场，原属九江专区赤湖农场的捕捞区，1957年彭家湾建闸后，改以人工养殖为主的水产场。今属九江市水产局。现有湖面7.2万亩，分属九江、瑞昌县。湖内水草茂密，据专家测算，仅凭天然饲料每亩年可产鲜鱼30多公斤。因受经营体制羁绊，年产量一直在300吨左右徘徊。1983年起，实行就地招股，与九、瑞两县联合经营，由联合公司统一渔政管理，生产有了起步。1985年，水产品总量达900余吨，分属九江县272吨，是县内主要商品鱼基地之一。
县水产养殖场，创办于1957年12月，初名九江县渔场，设总场和分场，总场驻永安官湖，辖乌江湖、水湖、里湖、五里长堤；分场驻新港拼头湖，辖白水湖、琵琶湖、桃湖汊、土桥湖，经营水面4万余亩。1958年2月，改称县水产养殖场；9月，因管理不便，分成第一、第二两个场，当年共产成鱼165吨。1959年11月，撤销县第一、第二水产养殖场，分别成立九江市官湖、白水湖水产繁殖试验场，1960年6月官湖水产养殖试验场改为省、市合办鱼种场，1961年9月由省、县合办，1964年5月并人县官湖垦殖场。市、县分治后白水湖养殖试验场亦交县办，1962年8月并入县白水湖垦殖场。
社队渔场：1959年冬，以原县水产场所遗水域，分别创办新港、大桥、港口公社渔场和幸福大队渔场。1963年，社办渔场增至7个、队办渔场增到3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撤销专业水产场、队，并入农业生产组织。1979年后，渔场得到恢复和发展。据1982年调查，全县有社办渔场9个、队办渔场10个，共经营水面8319亩，年产成鱼293吨。到1985年，共建乡（镇、场）、村渔场（队）37个，有专业劳力270人，经营水面1.39万亩，年产成鱼555.4吨；其中乡办渔场7个，有专业劳力120人、渔船26只，经营水面6519亩，年产成鱼260吨。 马头水库：1968年初步建成蓄水。1973年开始养鱼，由县水电局主管，设水产养殖队专业承包。1985年，有渔业劳力8人，养殖水面1017亩，年产成鱼3.5吨、鱼种3万尾，是县内水库养鱼的典型。[=此处为表格（1985年全县乡办渔场概况）
养殖量县内水产养殖以成鱼为主，兼有鱼苗孵化、河蟹放养和河蚌育珠，还有少量鳖、龟、虾、鳝等特种水产品。 成鱼养殖：历来多属池塘私养，水面小，人放天养，产量低下。1953年，全县产鱼4.75吨，仅占水产品总量11.11%。1956年，由农业社、队集体经营，专人管理，年产成鱼130.1吨，比1953年增长1.74倍。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国营水产场和社、队渔场的兴办，养鱼产量逐渐上升。1958年，全县产鱼438.35吨，占水产品总量60％，首次超过天然捕捞量。1966年，达到1197.2吨，等于捕捞的3.41倍。“文化大革命”期间，渔场撤并，养鱼每况愈下，1970年仅119.35吨，降到农业合作化后最低点。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国营、集体、家庭或联户承包等多种形式渔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养鱼积极性。1983年，全县涌现养鱼专业户、重点户70户，联户放养14746户，承包水面共14731亩。1985．年，家庭养鱼户发展到1445户，承包水面1267亩，年产成鱼59吨。同时推广科学养鱼，采取大湖拦网养鱼，小湖捕大留小，轮捕轮放；水库改放大规格鱼种，施以拦、赶、刺、张联合渔法；池塘进行人工投喂，不断提高成鱼育肥率和回捕率。1983年，全县养殖总产1585.05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并涌现亩产成鱼超150公斤的池塘55口、超50公斤的小湖和超40公斤的水库等高产典型。1985年，全县养殖量为1441.55吨，占全县水产品总量94.41％。 鱼苗孵化：1977年，在永安、港口公社渔场以长江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苗为亲鱼种，进行人工孵化鱼苗试验成功，年产103万尾。次年孵化鱼苗890万尾，其中冬片220万尾，开始外销。1980年，又试行网箱育鱼种，设网箱30只，投放鱼种341尾，放养82天，成活50.4%，体长由尾均1.3寸长长至2.7寸，体重由1克增至7.7克。翌年网箱养殖水面增至2亩，每亩育出4寸以上规格鱼种30万尾。1983年，县人民政府按每亩补助200元，拨款扶助东湖、团湖、白马湖、马桥湖和马头水库试办“三池一场”（孵化池、暂养池、精养池、畜牧场），实行渔牧、渔禽、渔副相结合。1984年，全县新建鱼种池692亩、精养池300亩、人工孵化设施l处，进一步改善了鱼苗生产条件，在上年遭受严重水灾情况下，仍孵化鱼苗3448万尾，培育夏花鱼种1300万尾、冬片700万尾。1985年，全县省城子镇、永安、棉花原种场、洗心桥、赛城湖、沙河等鱼苗孵化点7处，孵化鱼苗12044万尾；有江洲、城子镇、永安、棉花原种场、[=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水产品、鱼苗产量统计）=]洗心桥、赛城湖、长山、新合、沙河、岷山、黄老门、马回岭、马头水库等鱼种培育点13处，培育鱼种1744.5万尾，成为省内冬片鱼种供应基地。
河蟹放养：县内历来盛产河蟹。后因沿江建闸，江湖隔绝，长江幼蟹无法入湖育肥，蟹苗大减。1976年，县农业局水产组从上海崇明湖引进蟹苗15公斤，投放赛城湖，次年捕成蟹约5吨。1981年，复从原地引蟹苗105公斤，来年产蟹百余吨。1983年，因苗源不继，停止放养，成蟹量逐渐减少。 河蚌育珠：1970年，县内推广永安公社爱国大队河蚌育珍珠的经验，接着江洲、周岭、大桥、港口、新塘、新合、狮子、沙河、马回岭、新城镇等地组建试验小组，采蚌育珠，次年取珍珠9公斤。1973年，育珠小组由12个增至20个，专业人员由30人增至50人，做手术蚌7.4万个，育成珍珠22.5公斤。1978年，永安公社爱国大队年产珍珠25公斤，基本达到圆、光、大的标准，以高产优质饮誉全省。1981年，全县做手术蚌15.5万个，隔年取珍珠235公斤，创最高纪录。后因产品滞销，产量逐年下降，1985年为114公斤。
第三节渔政管理 管理机构明洪武年间，县下设本城（南门观）和沙池高头湖、桑落洲、小池小江，鹤问寨河泊所，经征湖课渔课。正统元年（1436年），增设官湖河泊所；五年，裁沙池高头湖、桑落洲河泊所，入小池小江河泊所。清雍正二年（1724年），撤移城子镇巡检司，改设河泊所。乾隆四年(1739年)，裁汰河泊所官。
洪武十四年（1381年），钦差总旗王道风在九江设厂课征鱼苗税，自后机构相沿谓之鱼苗厂。清同治年间，改设鱼苗税务局。1～27年（民国16年），改为九江县鱼苗弹压专员办公处，专管收税，也派员阻止各码头流氓敲索。 建国后，重视水产工作。1951年12月，成立县水产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县水产事宜；日常行政管理，先后由县建设科、农林科、．水产科、农林水利局、农业局负责；1958年1月，专设水产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产局被撤销，1979年恢复。1984年7月，配备乡、镇、场专职水产员；1985年，增设县渔政管理站，管理体制日臻健全。此外，还建立些辅助性机构，如县鱼苗生产指挥部、鱼种站，赛城湖、赤湖湖泊管理委员会，县水产供销公司等，对协调关系、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湖课渔课据明靖嘉<九江府志>载，德化县各湖池职贡原额为黄白麻等料25931斤15两3钱。清同治<德化县志>载，县内六湖课额分别为：鹤问湖正银255.58两，遇闰加银23.04两；官湖正银136.92两，遇闰加银12.48两；甘棠湖正银44.22两，遇闰加银4.19两；小池湖正银164.37两，遇闰加银9.92两；沙池湖正银73.05两，遇闰加银3.5两；桑落湖正银127.02两，遇闰加银5.35两。鱼苗税正银75.9两，水脚银1.63两，无闰，其中正课解司，水脚发县。各课税向系河泊所经征，乾隆四年后改由本府同知征管，发县人于地丁项下销算。 据1935年<中国经济年鉴续编>载，民国时期，九江县常年征鱼捐，每斤8文；又于立夏至芒种期间抽鱼苗捐，每篓0.8～1.5元。 建国后，1952年起，凡国有湖泊由区人民政府征收渔业管理费，计征标准为5～10%不等。1955年，改由县水产科征管。1958年后，水产收入纳入农业或农业特产项内统一征税。 湖管渔管建国前，湖区多为渔霸把持，渔民深受盘剥。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关于发展水产业的规定，坚持以法治水和治渔。主要内容有： 划定水域权属：1951年12月，根据（土地改革法>第十八条之精神，宣布全县湖泊为国有，交县水产管理委员会代管。1958年7月，重申凡与赛湖、城门湖相联属的粟湖、蛇湖、长港湖、船头湖、大奚湖、张家湖等自然湖泊收归国有，由国营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统一经营。1964年3月，进一步划分各类水域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凡自然湖泊（含湖汉）和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库为国家所有，可由国家经营，也可由国家和集体联营；国家暂不便经营的，可委托当地公社代管，交社队使用，但不得划归大队、生产队。公社投资兴建的水库，谁投资，谁所有，谁养殖；几个公社、大队共同投资的，由几个公社、大队共有共养。灌溉水塘随田走，由生产队所有，集体使用。 保护水产资源：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制订的<实施细则>，多次明令每年4～10月不得随意下湖捕鱼，更不得使用有害于鱼种生长的渔具渔法。捕鱼应使用稀眼网捕大留小，凡1斤以下的青、草、鲢、鳙和4寸以下的鲤、鳊鱼，不得当作成鱼起水，万一获捕立即放还。严禁使用定置网、拦河网、密眼布网、装春濠、迷魂阵和炸鱼、毒鱼、电触鱼等酷渔滥捕，违者必惩。对厂矿排放的污水进行监测，凡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限期治理。 维护渔业正常生产秩序：赛城湖、赤湖均属国营水域，原则上应由两场自行养殖和捕捞。为了照顾沿湖群众的习惯和利益，规定湖区每年可以大队（村）为单位组织捕捞队（组），将其捕捞船只、渔具和人员造册登记，报经公社（乡）审查、湖泊管理委员会批准；然后缴纳当年大湖放养费和管理费，领取捕捞证，凭证在指定的时间和场所作业，坚决取缔无证捕捞。同时规定赛城湖每年10月15日开湖，次年2月1日禁湖；赤湖每年10月1日开湖，次年4月1日禁湖。在禁湖期间，任何人不得下湖捕捞，更不准哄抢和偷窃，违者分别给予经济制裁，情节严重而又屡教不改者，得送公安或司法机关惩处。其他乡村渔场和家庭联户承包水面均有乡规民约，渔业生产秩序日趋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