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人口增减 据考古资料证实，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晚期，境内便有先民生息繁衍。然元代以前，县内人口无精确记载。 明洪武三年（1371年），在普遍的人口调查基础上，编制户籍，颁行户帖；十四年，又过渡到赋役黄册，自后县内户口方有数可稽。但有明一代人口发展缓慢，永乐至嘉靖年间一直处于伏势。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天启三年（1623年）的232年中，全县人口净增4715人，年均仅20.32人。
[=此处为表格（明洪武至天启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清初人口变化不大。顺治十三年(1656年)，按丁壮计算，全县人丁、妇女共8579丁口（其中妇女2995口）；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各届编审新收人丁329丁、妇女18口，男妇总额增至8926丁口。康熙五十二年，诏令“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各届编审新收滋生人丁1256丁、妇女506口，均未加赋；乾隆十一、三十七年，先后停止妇女、人丁编审，促进了人口增长。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的87年中，全县人口净增115011人，年均1321.97人。 民国初年，县内人口发展仍处涨势，1916年（民国5年）已逾40万大关。后因战争、灾荒和疫病，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如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和苏区群众2000余人；九江沦陷期间，日军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22537人；因血吸虫病先后死去8000余人。1916一1948年的32年中，全县人口净减104461人，剔除1936年因行政区划变更划出75059人，实际减少29402人，年均918.81人。
[=此处为表格（清乾隆至同治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此处为表格（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建国后，全县进行3次人口普查，普查时间和户口总数分别为：
第一次，1953年7月1日零时，48623户，200968人，户均4.13人。
第二次，1964年7月1日零时，45585户，208474人，户均4.57人；
第三次，1982年7月1日零时，50378户，261101人，户均5.18人。 建国以来，全县人口发展变化可分6个时期，并具“两高”、“两低”、“两稳定”的特点。 “两稳定”，即人口增长率高、低之间两个相对稳定期。前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49一1953年，大体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县人口发展由解放前“高出生，高死亡”向“高出生，低死亡”转型，年均自然增长率20.83%0。后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69～1978年，全县开始宣传和抓计划生育，年均自然增长率22.18‰ “两高”，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54～1957年，全县人口再生产尚未纳入国家计划，1954年出生率高达50.56‰，虽因大水灾造成当年人口“高死亡”，并影响1955一1956年出生率相对下降，但这个时期的首尾两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仍达28.95‰。第二个高峰期是1962～1968年，度过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全县人口发展出现带有补偿性的猛增，其中1967年出生率达46.62‰，年均自然增长率33.27‰ “两低”，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下降期。一个下降期是1958～l961年，县内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人口发展处于低增长状态，年均自然增长率7.38‰，其中1960年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负lO．53%。。另一个下降期是1979~1985年，县内计划生育工作初见成效，人口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年均自然增长率降到l2.57‰，其中1985年为9.25‰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时期全县人口增长比较）=]
50年代后期始，县域区划多次调整，人口机械变动频繁，变动较大的有两次：1957年12月，沿庐山西麓3个乡、6个农业社和另30个生产队划归庐山管理局，共5757户、23316人；1977年4月，新港、大桥、周岭公社划归九江市，共10499户、49579人。1949~1985年，全县总人口由190151人增加到277149人，剔除历年划出的地区，按现行区划所辖范围1949年的人口基数134761人计算，实际净增142388人，增长1.06倍，年均净增3955.22人。
第二节人口迁徙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境内人口迁徙靡常。东汉末年，北方迭经天灾、兵祸，士庶南移甚众。东晋名臣陶侃、周访即先辈汉末避乱江东，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成为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望族的。 永嘉乱离，晋室东渡，先后在境内侨置九江县和松滋、弘农等郡县，安置一批批“举族率户”的北民，初与土著户籍截然分开，后渐融合。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室偏安江南，境内北民避居者日增。南宋绍兴初年，岳飞屯兵江州（今江西九江），尚在德化县境购置田产，安顿河南乡亲，仅庐山西麓岳家市便有房廊草瓦屋290间，成了岳飞的第二故乡。[=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户口及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唐宋之交，因爱浔阳山水由隐寓而定居及至支分派衍，亦不乏其例。如唐开元九年(721年)，闽州仙游县儒陈伯宣就隐于庐山西北麓圣治峰下，十九年，敕令割其地建九天使者真君庙，遂徙居株岭与高良山间九官道岩东北齐集里（今属九江县狮子乡），继而泉州族属来聚。元和十二年（817年），伯宣三孙旺、晓、眺同登进士，因官晓迁南安潭口，眺迁广昌秀岭，旺为江州牧占籍敷浅原之艾草坪（今属德安县车桥乡），由是齐集里便成为天下义门陈氏的发祥地。 元至正年间，境内战火连绵，先是徐寿辉兵占九江，接着朱元璋与陈友谅干戈相持，人口死亡、流离惨重。洪武初年，为了取得战后军队供养，明廷创立卫所屯田制，在县域封廊、桑落等乡设置九江卫和南昌左卫，每卫派驻屯军5600余人。建文至永乐年间，为了补充农业劳动力，增加税粮，县内亦招募退役军士落户，接收移民屯垦，籍属有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浙江等省和省内瑞昌、德安、武宁、彭泽、鄱阳、吉水、新建、南昌等县。明中叶以后，屯政日驰，赋税益重，军民弃屯抛荒时有发生，但就地安家亦不少。据1983年地名普查统计，由明初军屯保留下来的姓氏有王、冯、李、吴、何、沈、宋、张、陈、罗、周、胡，段、秦、徐、韩、彭、蓝、颜等；民屯保留的姓氏仅来自吉安瓦西坝一带便有干、马、王、毛、艾、叶、田、冯、吕、朱、刘、汤、安、许、孙、杨、花、李、严、吴、何、邱、余、邹、汪、沈、张、陈、易、罗、周、项、胡、赵、饶、施、娄、祝、姚、桂、袁、徐、殷、涂、萧、黄、曹、龚、盛、崔、梁、韩、喻、程、童、曾、谢、蔡、廖、潭、熊、戴、魏、欧阳等。 清初，卫屯改由县管后，优待屯民，奖励垦荒，于是来县投屯人口大增。迄同治八年（1869年），九江卫屯有4754户，111058人；南昌卫屯有981户，20837人。民间落屯的主要是鄂、皖等邻省和省内邻县破产农民，其中来自瑞昌的有丁、王、文、邓、石、田、叶、朱、刘、李、吴、何、余、邹、闵、汪、沈、宋、张、范、易、罗、周、胡、桂、莫、柴、徐、陶、萧、黄、梁、傅、温、曾、简、蔡、熊等姓氏；来自德安的有万、王、邓、孔、刘、汤、孙、杨、李、严、吴、邹、闵、宋、张、陈、周、项、胡、郝、赵、饶、洪、骆、桂、聂、徐、凌、陶、黄、程、傅、舒、温、曾、蔡、熊、缪、戴、魏等姓氏。 清末至民国初年，继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南浔铁路又建成通车，各地经济界人士为趋商品流转之利，陆续徙入九江城内开业．仅钱庄就有徽州帮、广东帮、南昌帮和九江本帮等三、四十家。不少外国人则凭藉不平等条约，流入境内传教、经商或开办医院、学校。据1918年（民国七年）统计，侨居九江外国籍人口共445人，其中英国223人、美国184人、俄国5人、瑞典20人，挪威11人、丹麦和意大利各1人。经过“五四”运动及此后的反帝爱国斗争，在九江的外国籍人口逐渐减少，1935年lO个国籍共140人，其中日本64人、英国20人、美国23人、法国14人、朝鲜9人、利瓦特4人、波兰2人，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各1人。到1948年，九江外侨仅30人。
1938年7月，日军侵入县境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城乡数以万计难民离乡背井，辗转于武宁、铜鼓、永新或吉安、泰和、遂川之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多数人重返故园，少数人外成家业，个别人浪迹天涯不知所终。 九江光复后，商业渐隆，旅浔人口与日俱增。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内有外省、县籍人口73984人（其中外省43922人、省内外县30062人），占全县总人口24.6%。
1948年冬，国民政府军桂系某部驻防九江，拉夫抓丁，禁止人民自由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受这种时局影响，县内人口外流严重，甚至出走大陆。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去台湾省的共331人，其中县籍272人，与县内有亲属关系的外省、县籍59人。连同建国后的正常迁徙，侨居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县籍同胞（含新生的二、三代）共598人，其中美国l77人、法国l6人、德国3人、加拿大36人、印尼89人、马来西亚72人、泰国45人、新加坡33人、菲律宾3人、港澳124人。 建国后，凡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参军、参干、升学、招工、招垦等人口迁入、迁出，须经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县内人口自由流动极少。而大量的人口流动多系县外流入县内。1956年上半年，先接受上海志愿垦荒队83户、340人，分别安置在马回岭区余河、黄老门、六祖乡；后又接受九江市移民140户、464人，分别安置在新塘、沙河、马回岭等区乡。
1957~1961年，为了开发境内荒山、荒水、荒洲，先后接受省直机关、大专院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青年以及解放军转业军官千余人，省内外招收普通农工两千余人，分别安排在赛城湖、岷山、回峰矶，新洲等农垦单位。据l985年调查统计，仅赛城湖水产场所属全民企事业单位947户、3663人中，籍属就有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湖南、福建、浙江、上海等l3个省（市）；新洲垦殖场1164户、5474人中，有外省、县籍人口971人，占全场总人口17.74%，其中湖北279人、安徽384人、江苏65人、河南7人、山东2人、四川lO人、湖南4人、浙江7人、上海1人、南昌市l27人、九江市52人、省内其他县（市）33人。
1968～1969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内先后接受并安置南昌、九江市及其他县（市）下放干部682人、知识青年和干部家属3318人。1970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收编、招工、参军、参干、升学、顶职、因病回城等途径，陆续迁出县。
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县内外人口相互流动增多。据1981～1985年的统计，全县共迁入26403人，迁出23461人，其中1981年迁入5285人，迁出7911人；1982年迁入4779人，迁出3412人；1983年迁入5394人，迁出3642人；1984年迁入5905人（外省616人），迁出4781人（外省1236人）；1985年迁入5040人（外省656人），迁出3715人（外省615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先秦时代，境内聚落主要分布于今县中东部新合——城门——狮子——沙河街镇一线滨湖台地和东南部沙河——黄老门——马回岭一线临河坡地，人口极少。汉至六朝，渐向西和西北部沿江地带推进，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以下；唐宋期间，每平方公里增至20人以上。元末，兵燹不已，依旧地广人稀。清代末叶至民国初年，九江、庐山相继开放，沿江平原洲地渐次开发，全县人口密度增长较快，但日军入侵后明显降低。
建国后，县内人口密度稳步增长。1949～1985年，每平方公里净增148.48人，增长87.93%，年均净增4.12人。 建国前，县内城乡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城浔阳镇常住人口119944人，占全县总人口39.89％，平均每平方公里13341.94人；农村共180744人，占全县总人口60.11%，每平方公里160.52人。[=此处为表格（明、清、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建国后，农村人口密度增长较快。据平原、滨湖、低山和丘陵岗地四个类区，人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农业人口口密度最高为丘陵地区，最低是低山区，不241843人，占总人口92.62qo，平均每平方同地区之间人口疏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公里276.92人。按综合农业区划可分沿江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综合农业分区人口密度）=]
1985年，全县城乡人口密度最高为县1230.17人。乡、场、所中人口密度最高为城所在地沙河街镇，平均每平方公里棉花原种场，平均每平方公里535.48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500以下、300以上的乡个；人口密度最低是岷山林场，每平方公里9个，300以下、100以上的乡（场、所）849.35人。
[=此处为表格（1985年各乡（镇、场、所）人口分布）=]
[=此处为表格（明洪武至天启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清初人口变化不大。顺治十三年(1656年)，按丁壮计算，全县人丁、妇女共8579丁口（其中妇女2995口）；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各届编审新收人丁329丁、妇女18口，男妇总额增至8926丁口。康熙五十二年，诏令“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各届编审新收滋生人丁1256丁、妇女506口，均未加赋；乾隆十一、三十七年，先后停止妇女、人丁编审，促进了人口增长。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的87年中，全县人口净增115011人，年均1321.97人。 民国初年，县内人口发展仍处涨势，1916年（民国5年）已逾40万大关。后因战争、灾荒和疫病，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如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和苏区群众2000余人；九江沦陷期间，日军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22537人；因血吸虫病先后死去8000余人。1916一1948年的32年中，全县人口净减104461人，剔除1936年因行政区划变更划出75059人，实际减少29402人，年均918.81人。
[=此处为表格（清乾隆至同治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此处为表格（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建国后，全县进行3次人口普查，普查时间和户口总数分别为：
第一次，1953年7月1日零时，48623户，200968人，户均4.13人。
第二次，1964年7月1日零时，45585户，208474人，户均4.57人；
第三次，1982年7月1日零时，50378户，261101人，户均5.18人。 建国以来，全县人口发展变化可分6个时期，并具“两高”、“两低”、“两稳定”的特点。 “两稳定”，即人口增长率高、低之间两个相对稳定期。前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49一1953年，大体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县人口发展由解放前“高出生，高死亡”向“高出生，低死亡”转型，年均自然增长率20.83%0。后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69～1978年，全县开始宣传和抓计划生育，年均自然增长率22.18‰ “两高”，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54～1957年，全县人口再生产尚未纳入国家计划，1954年出生率高达50.56‰，虽因大水灾造成当年人口“高死亡”，并影响1955一1956年出生率相对下降，但这个时期的首尾两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仍达28.95‰。第二个高峰期是1962～1968年，度过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全县人口发展出现带有补偿性的猛增，其中1967年出生率达46.62‰，年均自然增长率33.27‰ “两低”，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下降期。一个下降期是1958～l961年，县内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人口发展处于低增长状态，年均自然增长率7.38‰，其中1960年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负lO．53%。。另一个下降期是1979~1985年，县内计划生育工作初见成效，人口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年均自然增长率降到l2.57‰，其中1985年为9.25‰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时期全县人口增长比较）=]
50年代后期始，县域区划多次调整，人口机械变动频繁，变动较大的有两次：1957年12月，沿庐山西麓3个乡、6个农业社和另30个生产队划归庐山管理局，共5757户、23316人；1977年4月，新港、大桥、周岭公社划归九江市，共10499户、49579人。1949~1985年，全县总人口由190151人增加到277149人，剔除历年划出的地区，按现行区划所辖范围1949年的人口基数134761人计算，实际净增142388人，增长1.06倍，年均净增3955.22人。
第二节人口迁徙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境内人口迁徙靡常。东汉末年，北方迭经天灾、兵祸，士庶南移甚众。东晋名臣陶侃、周访即先辈汉末避乱江东，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成为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望族的。 永嘉乱离，晋室东渡，先后在境内侨置九江县和松滋、弘农等郡县，安置一批批“举族率户”的北民，初与土著户籍截然分开，后渐融合。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室偏安江南，境内北民避居者日增。南宋绍兴初年，岳飞屯兵江州（今江西九江），尚在德化县境购置田产，安顿河南乡亲，仅庐山西麓岳家市便有房廊草瓦屋290间，成了岳飞的第二故乡。[=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户口及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唐宋之交，因爱浔阳山水由隐寓而定居及至支分派衍，亦不乏其例。如唐开元九年(721年)，闽州仙游县儒陈伯宣就隐于庐山西北麓圣治峰下，十九年，敕令割其地建九天使者真君庙，遂徙居株岭与高良山间九官道岩东北齐集里（今属九江县狮子乡），继而泉州族属来聚。元和十二年（817年），伯宣三孙旺、晓、眺同登进士，因官晓迁南安潭口，眺迁广昌秀岭，旺为江州牧占籍敷浅原之艾草坪（今属德安县车桥乡），由是齐集里便成为天下义门陈氏的发祥地。 元至正年间，境内战火连绵，先是徐寿辉兵占九江，接着朱元璋与陈友谅干戈相持，人口死亡、流离惨重。洪武初年，为了取得战后军队供养，明廷创立卫所屯田制，在县域封廊、桑落等乡设置九江卫和南昌左卫，每卫派驻屯军5600余人。建文至永乐年间，为了补充农业劳动力，增加税粮，县内亦招募退役军士落户，接收移民屯垦，籍属有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浙江等省和省内瑞昌、德安、武宁、彭泽、鄱阳、吉水、新建、南昌等县。明中叶以后，屯政日驰，赋税益重，军民弃屯抛荒时有发生，但就地安家亦不少。据1983年地名普查统计，由明初军屯保留下来的姓氏有王、冯、李、吴、何、沈、宋、张、陈、罗、周、胡，段、秦、徐、韩、彭、蓝、颜等；民屯保留的姓氏仅来自吉安瓦西坝一带便有干、马、王、毛、艾、叶、田、冯、吕、朱、刘、汤、安、许、孙、杨、花、李、严、吴、何、邱、余、邹、汪、沈、张、陈、易、罗、周、项、胡、赵、饶、施、娄、祝、姚、桂、袁、徐、殷、涂、萧、黄、曹、龚、盛、崔、梁、韩、喻、程、童、曾、谢、蔡、廖、潭、熊、戴、魏、欧阳等。 清初，卫屯改由县管后，优待屯民，奖励垦荒，于是来县投屯人口大增。迄同治八年（1869年），九江卫屯有4754户，111058人；南昌卫屯有981户，20837人。民间落屯的主要是鄂、皖等邻省和省内邻县破产农民，其中来自瑞昌的有丁、王、文、邓、石、田、叶、朱、刘、李、吴、何、余、邹、闵、汪、沈、宋、张、范、易、罗、周、胡、桂、莫、柴、徐、陶、萧、黄、梁、傅、温、曾、简、蔡、熊等姓氏；来自德安的有万、王、邓、孔、刘、汤、孙、杨、李、严、吴、邹、闵、宋、张、陈、周、项、胡、郝、赵、饶、洪、骆、桂、聂、徐、凌、陶、黄、程、傅、舒、温、曾、蔡、熊、缪、戴、魏等姓氏。 清末至民国初年，继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南浔铁路又建成通车，各地经济界人士为趋商品流转之利，陆续徙入九江城内开业．仅钱庄就有徽州帮、广东帮、南昌帮和九江本帮等三、四十家。不少外国人则凭藉不平等条约，流入境内传教、经商或开办医院、学校。据1918年（民国七年）统计，侨居九江外国籍人口共445人，其中英国223人、美国184人、俄国5人、瑞典20人，挪威11人、丹麦和意大利各1人。经过“五四”运动及此后的反帝爱国斗争，在九江的外国籍人口逐渐减少，1935年lO个国籍共140人，其中日本64人、英国20人、美国23人、法国14人、朝鲜9人、利瓦特4人、波兰2人，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各1人。到1948年，九江外侨仅30人。
1938年7月，日军侵入县境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城乡数以万计难民离乡背井，辗转于武宁、铜鼓、永新或吉安、泰和、遂川之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多数人重返故园，少数人外成家业，个别人浪迹天涯不知所终。 九江光复后，商业渐隆，旅浔人口与日俱增。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内有外省、县籍人口73984人（其中外省43922人、省内外县30062人），占全县总人口24.6%。
1948年冬，国民政府军桂系某部驻防九江，拉夫抓丁，禁止人民自由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受这种时局影响，县内人口外流严重，甚至出走大陆。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去台湾省的共331人，其中县籍272人，与县内有亲属关系的外省、县籍59人。连同建国后的正常迁徙，侨居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县籍同胞（含新生的二、三代）共598人，其中美国l77人、法国l6人、德国3人、加拿大36人、印尼89人、马来西亚72人、泰国45人、新加坡33人、菲律宾3人、港澳124人。 建国后，凡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参军、参干、升学、招工、招垦等人口迁入、迁出，须经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县内人口自由流动极少。而大量的人口流动多系县外流入县内。1956年上半年，先接受上海志愿垦荒队83户、340人，分别安置在马回岭区余河、黄老门、六祖乡；后又接受九江市移民140户、464人，分别安置在新塘、沙河、马回岭等区乡。
1957~1961年，为了开发境内荒山、荒水、荒洲，先后接受省直机关、大专院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青年以及解放军转业军官千余人，省内外招收普通农工两千余人，分别安排在赛城湖、岷山、回峰矶，新洲等农垦单位。据l985年调查统计，仅赛城湖水产场所属全民企事业单位947户、3663人中，籍属就有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湖南、福建、浙江、上海等l3个省（市）；新洲垦殖场1164户、5474人中，有外省、县籍人口971人，占全场总人口17.74%，其中湖北279人、安徽384人、江苏65人、河南7人、山东2人、四川lO人、湖南4人、浙江7人、上海1人、南昌市l27人、九江市52人、省内其他县（市）33人。
1968～1969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内先后接受并安置南昌、九江市及其他县（市）下放干部682人、知识青年和干部家属3318人。1970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收编、招工、参军、参干、升学、顶职、因病回城等途径，陆续迁出县。
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县内外人口相互流动增多。据1981～1985年的统计，全县共迁入26403人，迁出23461人，其中1981年迁入5285人，迁出7911人；1982年迁入4779人，迁出3412人；1983年迁入5394人，迁出3642人；1984年迁入5905人（外省616人），迁出4781人（外省1236人）；1985年迁入5040人（外省656人），迁出3715人（外省615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先秦时代，境内聚落主要分布于今县中东部新合——城门——狮子——沙河街镇一线滨湖台地和东南部沙河——黄老门——马回岭一线临河坡地，人口极少。汉至六朝，渐向西和西北部沿江地带推进，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以下；唐宋期间，每平方公里增至20人以上。元末，兵燹不已，依旧地广人稀。清代末叶至民国初年，九江、庐山相继开放，沿江平原洲地渐次开发，全县人口密度增长较快，但日军入侵后明显降低。
建国后，县内人口密度稳步增长。1949～1985年，每平方公里净增148.48人，增长87.93%，年均净增4.12人。 建国前，县内城乡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城浔阳镇常住人口119944人，占全县总人口39.89％，平均每平方公里13341.94人；农村共180744人，占全县总人口60.11%，每平方公里160.52人。[=此处为表格（明、清、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建国后，农村人口密度增长较快。据平原、滨湖、低山和丘陵岗地四个类区，人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农业人口口密度最高为丘陵地区，最低是低山区，不241843人，占总人口92.62qo，平均每平方同地区之间人口疏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公里276.92人。按综合农业区划可分沿江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综合农业分区人口密度）=]
1985年，全县城乡人口密度最高为县1230.17人。乡、场、所中人口密度最高为城所在地沙河街镇，平均每平方公里棉花原种场，平均每平方公里535.48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500以下、300以上的乡个；人口密度最低是岷山林场，每平方公里9个，300以下、100以上的乡（场、所）849.35人。
[=此处为表格（1985年各乡（镇、场、所）人口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