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一章人口变化
   第一节人口增减 据考古资料证实，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晚期，境内便有先民生息繁衍。然元代以前，县内人口无精确记载。 明洪武三年（1371年），在普遍的人口调查基础上，编制户籍，颁行户帖；十四年，又过渡到赋役黄册，自后县内户口方有数可稽。但有明一代人口发展缓慢，永乐至嘉靖年间一直处于伏势。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天启三年（1623年）的232年中，全县人口净增4715人，年均仅20.32人。
   [=此处为表格（明洪武至天启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清初人口变化不大。顺治十三年(1656年)，按丁壮计算，全县人丁、妇女共8579丁口（其中妇女2995口）；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各届编审新收人丁329丁、妇女18口，男妇总额增至8926丁口。康熙五十二年，诏令“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各届编审新收滋生人丁1256丁、妇女506口，均未加赋；乾隆十一、三十七年，先后停止妇女、人丁编审，促进了人口增长。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的87年中，全县人口净增115011人，年均1321.97人。 民国初年，县内人口发展仍处涨势，1916年（民国5年）已逾40万大关。后因战争、灾荒和疫病，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如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和苏区群众2000余人；九江沦陷期间，日军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22537人；因血吸虫病先后死去8000余人。1916一1948年的32年中，全县人口净减104461人，剔除1936年因行政区划变更划出75059人，实际减少29402人，年均918.81人。
   [=此处为表格（清乾隆至同治朝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此处为表格（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户口统计）=]
   建国后，全县进行3次人口普查，普查时间和户口总数分别为：
   第一次，1953年7月1日零时，48623户，200968人，户均4.13人。
   第二次，1964年7月1日零时，45585户，208474人，户均4.57人；
   第三次，1982年7月1日零时，50378户，261101人，户均5.18人。 建国以来，全县人口发展变化可分6个时期，并具“两高”、“两低”、“两稳定”的特点。 “两稳定”，即人口增长率高、低之间两个相对稳定期。前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49一1953年，大体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县人口发展由解放前“高出生，高死亡”向“高出生，低死亡”转型，年均自然增长率20.83%0。后一个稳定期出现在1969～1978年，全县开始宣传和抓计划生育，年均自然增长率22.18‰ “两高”，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54～1957年，全县人口再生产尚未纳入国家计划，1954年出生率高达50.56‰，虽因大水灾造成当年人口“高死亡”，并影响1955一1956年出生率相对下降，但这个时期的首尾两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仍达28.95‰。第二个高峰期是1962～1968年，度过国民经济三年困难，全县人口发展出现带有补偿性的猛增，其中1967年出生率达46.62‰，年均自然增长率33.27‰ “两低”，即人口增长出现两个下降期。一个下降期是1958～l961年，县内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人口发展处于低增长状态，年均自然增长率7.38‰，其中1960年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负lO．53%。。另一个下降期是1979~1985年，县内计划生育工作初见成效，人口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年均自然增长率降到l2.57‰，其中1985年为9.25‰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时期全县人口增长比较）=]
  50年代后期始，县域区划多次调整，人口机械变动频繁，变动较大的有两次：1957年12月，沿庐山西麓3个乡、6个农业社和另30个生产队划归庐山管理局，共5757户、23316人；1977年4月，新港、大桥、周岭公社划归九江市，共10499户、49579人。1949~1985年，全县总人口由190151人增加到277149人，剔除历年划出的地区，按现行区划所辖范围1949年的人口基数134761人计算，实际净增142388人，增长1.06倍，年均净增3955.22人。
   第二节人口迁徙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境内人口迁徙靡常。东汉末年，北方迭经天灾、兵祸，士庶南移甚众。东晋名臣陶侃、周访即先辈汉末避乱江东，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成为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望族的。 永嘉乱离，晋室东渡，先后在境内侨置九江县和松滋、弘农等郡县，安置一批批“举族率户”的北民，初与土著户籍截然分开，后渐融合。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室偏安江南，境内北民避居者日增。南宋绍兴初年，岳飞屯兵江州（今江西九江），尚在德化县境购置田产，安顿河南乡亲，仅庐山西麓岳家市便有房廊草瓦屋290间，成了岳飞的第二故乡。[=此处为表格（1949~1985年全县户口及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唐宋之交，因爱浔阳山水由隐寓而定居及至支分派衍，亦不乏其例。如唐开元九年(721年)，闽州仙游县儒陈伯宣就隐于庐山西北麓圣治峰下，十九年，敕令割其地建九天使者真君庙，遂徙居株岭与高良山间九官道岩东北齐集里（今属九江县狮子乡），继而泉州族属来聚。元和十二年（817年），伯宣三孙旺、晓、眺同登进士，因官晓迁南安潭口，眺迁广昌秀岭，旺为江州牧占籍敷浅原之艾草坪（今属德安县车桥乡），由是齐集里便成为天下义门陈氏的发祥地。 元至正年间，境内战火连绵，先是徐寿辉兵占九江，接着朱元璋与陈友谅干戈相持，人口死亡、流离惨重。洪武初年，为了取得战后军队供养，明廷创立卫所屯田制，在县域封廊、桑落等乡设置九江卫和南昌左卫，每卫派驻屯军5600余人。建文至永乐年间，为了补充农业劳动力，增加税粮，县内亦招募退役军士落户，接收移民屯垦，籍属有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浙江等省和省内瑞昌、德安、武宁、彭泽、鄱阳、吉水、新建、南昌等县。明中叶以后，屯政日驰，赋税益重，军民弃屯抛荒时有发生，但就地安家亦不少。据1983年地名普查统计，由明初军屯保留下来的姓氏有王、冯、李、吴、何、沈、宋、张、陈、罗、周、胡，段、秦、徐、韩、彭、蓝、颜等；民屯保留的姓氏仅来自吉安瓦西坝一带便有干、马、王、毛、艾、叶、田、冯、吕、朱、刘、汤、安、许、孙、杨、花、李、严、吴、何、邱、余、邹、汪、沈、张、陈、易、罗、周、项、胡、赵、饶、施、娄、祝、姚、桂、袁、徐、殷、涂、萧、黄、曹、龚、盛、崔、梁、韩、喻、程、童、曾、谢、蔡、廖、潭、熊、戴、魏、欧阳等。 清初，卫屯改由县管后，优待屯民，奖励垦荒，于是来县投屯人口大增。迄同治八年（1869年），九江卫屯有4754户，111058人；南昌卫屯有981户，20837人。民间落屯的主要是鄂、皖等邻省和省内邻县破产农民，其中来自瑞昌的有丁、王、文、邓、石、田、叶、朱、刘、李、吴、何、余、邹、闵、汪、沈、宋、张、范、易、罗、周、胡、桂、莫、柴、徐、陶、萧、黄、梁、傅、温、曾、简、蔡、熊等姓氏；来自德安的有万、王、邓、孔、刘、汤、孙、杨、李、严、吴、邹、闵、宋、张、陈、周、项、胡、郝、赵、饶、洪、骆、桂、聂、徐、凌、陶、黄、程、傅、舒、温、曾、蔡、熊、缪、戴、魏等姓氏。 清末至民国初年，继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南浔铁路又建成通车，各地经济界人士为趋商品流转之利，陆续徙入九江城内开业．仅钱庄就有徽州帮、广东帮、南昌帮和九江本帮等三、四十家。不少外国人则凭藉不平等条约，流入境内传教、经商或开办医院、学校。据1918年（民国七年）统计，侨居九江外国籍人口共445人，其中英国223人、美国184人、俄国5人、瑞典20人，挪威11人、丹麦和意大利各1人。经过“五四”运动及此后的反帝爱国斗争，在九江的外国籍人口逐渐减少，1935年lO个国籍共140人，其中日本64人、英国20人、美国23人、法国14人、朝鲜9人、利瓦特4人、波兰2人，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各1人。到1948年，九江外侨仅30人。
  1938年7月，日军侵入县境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城乡数以万计难民离乡背井，辗转于武宁、铜鼓、永新或吉安、泰和、遂川之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多数人重返故园，少数人外成家业，个别人浪迹天涯不知所终。 九江光复后，商业渐隆，旅浔人口与日俱增。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内有外省、县籍人口73984人（其中外省43922人、省内外县30062人），占全县总人口24.6%。
  1948年冬，国民政府军桂系某部驻防九江，拉夫抓丁，禁止人民自由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受这种时局影响，县内人口外流严重，甚至出走大陆。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去台湾省的共331人，其中县籍272人，与县内有亲属关系的外省、县籍59人。连同建国后的正常迁徙，侨居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县籍同胞（含新生的二、三代）共598人，其中美国l77人、法国l6人、德国3人、加拿大36人、印尼89人、马来西亚72人、泰国45人、新加坡33人、菲律宾3人、港澳124人。 建国后，凡婚姻嫁娶、工作调动、参军、参干、升学、招工、招垦等人口迁入、迁出，须经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县内人口自由流动极少。而大量的人口流动多系县外流入县内。1956年上半年，先接受上海志愿垦荒队83户、340人，分别安置在马回岭区余河、黄老门、六祖乡；后又接受九江市移民140户、464人，分别安置在新塘、沙河、马回岭等区乡。
  1957~1961年，为了开发境内荒山、荒水、荒洲，先后接受省直机关、大专院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青年以及解放军转业军官千余人，省内外招收普通农工两千余人，分别安排在赛城湖、岷山、回峰矶，新洲等农垦单位。据l985年调查统计，仅赛城湖水产场所属全民企事业单位947户、3663人中，籍属就有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湖南、福建、浙江、上海等l3个省（市）；新洲垦殖场1164户、5474人中，有外省、县籍人口971人，占全场总人口17.74%，其中湖北279人、安徽384人、江苏65人、河南7人、山东2人、四川lO人、湖南4人、浙江7人、上海1人、南昌市l27人、九江市52人、省内其他县（市）33人。
  1968～1969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内先后接受并安置南昌、九江市及其他县（市）下放干部682人、知识青年和干部家属3318人。1970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收编、招工、参军、参干、升学、顶职、因病回城等途径，陆续迁出县。
  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县内外人口相互流动增多。据1981～1985年的统计，全县共迁入26403人，迁出23461人，其中1981年迁入5285人，迁出7911人；1982年迁入4779人，迁出3412人；1983年迁入5394人，迁出3642人；1984年迁入5905人（外省616人），迁出4781人（外省1236人）；1985年迁入5040人（外省656人），迁出3715人（外省615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先秦时代，境内聚落主要分布于今县中东部新合——城门——狮子——沙河街镇一线滨湖台地和东南部沙河——黄老门——马回岭一线临河坡地，人口极少。汉至六朝，渐向西和西北部沿江地带推进，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以下；唐宋期间，每平方公里增至20人以上。元末，兵燹不已，依旧地广人稀。清代末叶至民国初年，九江、庐山相继开放，沿江平原洲地渐次开发，全县人口密度增长较快，但日军入侵后明显降低。
  建国后，县内人口密度稳步增长。1949～1985年，每平方公里净增148.48人，增长87.93%，年均净增4.12人。 建国前，县内城乡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县城浔阳镇常住人口119944人，占全县总人口39.89％，平均每平方公里13341.94人；农村共180744人，占全县总人口60.11%，每平方公里160.52人。[=此处为表格（明、清、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年份全县人口密度）=] 建国后，农村人口密度增长较快。据平原、滨湖、低山和丘陵岗地四个类区，人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农业人口口密度最高为丘陵地区，最低是低山区，不241843人，占总人口92.62qo，平均每平方同地区之间人口疏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公里276.92人。按综合农业区划可分沿江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综合农业分区人口密度）=]
  1985年，全县城乡人口密度最高为县1230.17人。乡、场、所中人口密度最高为城所在地沙河街镇，平均每平方公里棉花原种场，平均每平方公里535.48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在500以下、300以上的乡个；人口密度最低是岷山林场，每平方公里9个，300以下、100以上的乡（场、所）849.35人。
   [=此处为表格（1985年各乡（镇、场、所）人口分布）=]第二章人口构成
   第一节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县内人口中，多数年份男性多于女性。尤其抗日战争前10年中，男性多于女性年均15个百分点以上。自后男性人口渐减，解放前两年，女性则分别多于男性6.56和0.8个百分点。
   [=此处为表格（民国时期几个年份全县人口性别比较）=] 建国后，全县人口中男性一直多于女性。37年中的性比例(以女性为100)，最高为1953年107.46：100，最低为1967年101.98：100，有28个年份男性都在104.1以上。[=此处为表格（建国后几个年份全县人口性别比较）=]建国前后男女婚姻状况，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全县已婚人口168967人，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82.6%，其中丧偶40882人（男20206人，女20676人），占已婚24.20%；离婚537人，离婚率为0.32%。1982年7月人口普查时，全县已婚人口114808人，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71.23%，其中丧偶12249人（男3516人，女8733人），占已婚10.670-/0；离婚863人，离婚率0.75%。
   第二节年龄构成 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全县O～14岁人口占总人口31.97%，65岁及65岁以上占总人口6.71%，65岁以上占0～14岁人口20.98%；15～49岁占总人口46.40%，50岁以上占总人口21.64%；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6.35岁，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或称“静止型”。 [=此处为表格（1948年全县各年龄组人口按性别构成）=]据1982年7月人口普查，全县0一14岁人口占总人口38.27%，65岁及65岁以上占总人口4.15%，65岁以上占O～14岁人口10.84qo；15～49岁占总人口48.12%，50岁以上占总人口13.6lqo；人口年龄中位数为18.57岁，平均年龄24.7岁，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或称“增加型”。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各年龄组人口按性别构成）=] 建国后，人寿逐渐延长。截至1982年7月1日，全县有90岁以上寿老32人，其中女性26人，占81.25qo。女寿星汤金莲，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马回岭乡马头村人，青年便孀居，接生为业，温厚勤劳，92岁尚能生活自理。男寿最高者张应昌，沙河街镇东方红村下张家湾人，光绪十五年生，1985年3月无疾而终，其长寿之道是不抽烟，不喝酒；偏重素食，特别爱吃青菜；好劳动，做木匠70岁歇手后，还耘园植蔬；心胸开朗，年轻时喜欢看戏赶热闹，晚年爱讲故事。
   第三节文化构成 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全县具有各种不同文化程度（含私塾）人口101340人，占6岁及6岁以上应受教育人口39.4go-/o。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程度116.79人，高中639.87人，初中634.05人，小学1397.64人，具有高、中等文化的人多数在城区（今九江）。不识字155276人，其中女性89075人，占57.37%，绝大多数人在农村。
   [=此处为表格（1948年全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按性别构成）=] 建国后，县内人口文化程度不断提高，男、女性之间文化程度的差距逐渐缩小，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据1964年7月人口普查，全县人口（无城镇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63484人，占应受教育人口42.4%。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程度13.81人，高中74.1人，初中330.89人，小学2626人，不识字或初识字86245人，其中13～40岁46081人，占53.43％。 据1982年7月人口普查，全县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142363人，占应受教育人口63.7g%。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程度20.68人，高中504.06人，初中1304.44人，小学3623.25人。文盲、半文盲80803人，其中12岁及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66757人，文盲率36.56%（女性48828人，文盲率54.97%）。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按性别构成）=]第四节职业构成 据1948年6月人口统计，全县12岁及12岁以上人口中，在业人口177235人，占79.75%；在业人口中女性占46.7g%（其中人事服务一项占男女合计95.1％）。无业或无正式职业44992人，其中女性29218人，占64.94％。
   [=此处为表格（1948年全县各种在业人口按性别构成）=] 据1982年7月人口普查，全县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在业人口125120人，占77.62％；在业人口中女性占43.9%。不在业36066人，其中女性23475人，占65.09％。不在业人口中有在校学生6229人，家务劳动23678人，待升学417人，待国家统一分配11人，市镇待业492人，退休退职1371人，其他3868人。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各种在业人口按性别构成）=]第五节民族构成 境内素为汉民族聚居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散居的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为多。明景泰元年（1450年），马哈直调任九江总兵；清道光元年（1821年），陶奎臣、赵振卿分别调任九江守备、城防营管，他们及其随从均系回族，由此渐有回民就地落根。咸丰年间，河南回民马春生、安庆回民马万和又先后来九江定居。至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各地迁入九江的回民约80户、200余人；民国初年，增加到100余户、400余人。1949年九江解放时，城区有回民约200户、900余人。 据1964年7月人口普查，全县有汉族人口208405人，占总人口99.97%。少数民族69人，占总人口0.03%，其中满族6人、蒙古族2人、回族47人、僮族7人、白族6人、蛋族1人。
  1982年7月人口普查时，全县有汉族260989人，占总人口99.96％。各少数民族共112人，占总人口0.04%，散居在9个公社（镇、场、所）。
   [=此处为表格（1982年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第六节姓氏构成 据1985年调查，县内现存姓氏318个，半数以上是元末流传下来的。明、清屯户保存的姓氏将近100个，多数与土著姓氏重合。民国时期新增的姓氏30多个，不少属稀姓、附稀姓。1949年九江解放时保存至今的姓氏共247个，兹依笔划为序辑录如下： 丁、卜、刁、干、于、万、卫、习、马、王、车、丰、韦、尤、毛、牛、卞、文、方、邓、孔、尹、艾、甘、石、左、龙、帅、叶、卢、占、旦、田、史、丘、白、冯、宁、皮、邢、毕、过、匡、吕、乔、朱、伍、任、向、邬、刘、齐、庄、江、汤、安、米、许、祁、阮、阳、孙、纪、杜、杨、花、苏、劳、李、严、巫、扶、旷、吴、岑、何、但、邱、余、余、邹、辛、吝、应、闵、况、冷、汪、沙、沈、宋、张、陆、陈、邵、武、林、松、苗、范、昔、欧、明、易、罗、季、金、周、於、庞、郑、单、宗、宜、宛、房、屈、孟、项、柯、柳、胡、封、郝、苟、查、赵、威、钟、段、郤、俞、饶、施、哀、闻、洪、宫、姜、娄、祖、祝、费、胥、姚、贺、骆、敖、秦、桂、耿、袁、莫、聂、贾、顾、夏、柴、晏、钱、侯、倪、徐、殷、翁、郭、高、唐、凌、涂、谈、陶、桑、梅、萧、黄、曹、龚、盛、戚、常、崔、崇、商、章、康、阎、寇、梁、扈、隋、韩、彭、葛、董、蒋、辜、喻、程、傅、焦、舒、鲁、童、湛、温、游、曾、谢、赖、鄢、蓝、楚、雷、虞、路、简、解、鲍、詹、雍、满、褚、蔡、裴、管、廖、谭、翟、熊、缪、樊、黎、滕、颜、潘、薛、燕、霍、操、穆、戴、魏、瞿、酆、上官、欧阳。
  建国后，随着老解放区干部南下、解放军军官转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来县参加经济文化建设等人口机械变动，县内新的姓氏不断增加，并出现部分南北罕见的姓氏，累计存有71个，兹辑录如下： 门、子、亓、仇、从、乌、平、申、冉、印、邝、司、边、朴、厌、成、扬、师、光、曲、仲、伊、庆、牟、芮、连、时、利、佐、谷、邸、言、沪、杰、拥、卓、朋、鱼、炉、官、郎、居、柏、荆、哈、贵、钮、莘、奚、衷、资、姬、勒、敏、第、淇、巢、斯、覃、戢、滑、靳、蒲、窦、谬、臧、潜、冀、璩、藤、耀。
   第三章人口控制
   第一节计划生育 建国前，县内人口再生产既无政策规定，又无机构管理，只是任其自然。 建国后，人口生产的计划与管理，历经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50年代中期，县内各阶层始对节制生育引起关注，宣传、文化、卫生等部门着手宣传人口理论、介绍节育知识、提供避孕药具，终因人口发展未纳入国家计划，直至60年代末，计划生育只在少数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党政议事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人口控制，是70年代初启动并逐步推进的。
  1971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把人口、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两种生产一齐抓”的指示，成立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制定全县人口发展规划，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培训技术人员，优惠供应避孕药具。
  1972年3月17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8月9日，在大桥公社召开全县首届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在此期间，着重贯彻“晚、稀、少”的方针，鼓励男女青年结婚晚一点，生得稀一点，生得少一点，要求一对夫妇只生2~3胎；普遍推行综合避孕措施，育龄妇女以上避孕环为主，结合采用其它避孕药具。
  1975年以后，对计划生育“晚、稀、少”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定晚婚年龄为农村男25、女23周岁，城镇机关、工厂、学校男27、女25周岁；已婚夫妇一生“最好只生一个，最多两个”，二胎间隔45年；已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要有一方采取永久性的节育措施，即实行输卵管结扎或输精管结扎。对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1971～1978年，全县累计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达5898人，上环8396人，使用其他避孕药具1735人，节育率为55.6‰1978年，全县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29.89‰下降到26.52‰，自然增长率由22.55‰下降到20.8%。
  1979年开始，全县各级党政组织把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根本性的战略措施”和“基本国策”的高度，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和完善各项政策性措施。是年3月，成立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专门办事机构，同时，制定计划生育有关规定，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作为基本要求，并在“少”字上下功夫；对计划生育四项手术（结扎、上环、人工流产、引产）的休假、营养补助、工分补贴等亦有明确的规定，使之有章可循。当年，全县结扎2937例，其中有23对青年夫妇只生一胎，便带头做结扎手术，领取独生子女证。
  1980年10月，县委发出通知，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充实县计划生育专业技术力量，配备公社专职计划生育助理员，把专业技术工作同思想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1982年7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通过试行取得良好效果。1983年，全县结扎6054例，占当年应节育妇女总数18.15％；节育率上升到82.43％，比1978年增加26.83个百分点，创历史最高纪录。
  1984年9月，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升格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10月，在总结试行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发<九江县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已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的育龄妇女必须采取长效节育措施。对违反上述规定者，则根据情节分别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由此，县内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走向由地方法规控制的轨道。 到1985年，全县累计晚婚人数（按女性计算）7075人，占同期初婚人数40.22%；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88人；领取独生女子证3084人。累计结扎20191例，上环7806例，采用其它药具1050例，节育率为79.05%；生育率为11.03%，其中一胎率由1979年27.2％上升到46.2%，多胎率由47.2%下降到26.2%。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4.75%0，比全省平均出生率低1.96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到9.25%0，比全省平均自然增长率低1.65个千分点，人口盲目发展状况得到了初步控制。
   [=此处为表格（1971~1985年全县节制生育措施统计）=]第二节优生优育 建国后，县委、县人民政府一贯重视优生优育工作。1979年以来，将优生优育列为计划生育的重要内容，不断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先天条件凡符合婚龄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坚持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严把先天素质关。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健康检查不合格者，不予结婚登记：1、直系亲属五代以内，旁系亲属三代以内；2、患有严重遗传病和先天畸形以致生活无法自理；3、患有生殖器官畸形无法矫治而不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4、患有传染病还在隔离期、慢性病处于活动期；5、患性病和麻疯病而未治愈等等。1985年，全县初婚人数1625对，参加婚前健康检查1550对，婚检率为95.38%。 加强孕产管理多次调整和更新接生员队伍，进一步加强新法接生管理。1985年，开展母儿系统一条龙管理试点，城镇建卡率为64%，农村示范村达到90%。对每个建卡的孕产妇坚持产前检查4—5次，产后访视2~3次，有效地控制了产前、产后子痫和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生。这一年，全县分娩3727人，新法接生率为99.30％。 保护婴幼健康1979年始，建立新生婴儿健康管理卡片，城镇建卡率达85%，农村75%，自后每年进行一次婴幼儿健康检查；对有证的独生子女单独建卡，每月由其父或其母所在单位发给保健费5元。同年，在新塘公社进行计划免疫试点，次年起逐步铺开，至1985年，全县“四苗”覆盖率分别为卡介苗85.7％、小儿灰质炎89%、百白破59%、麻苗95.7%，不断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1985年，还对全县7周岁以下儿童疾病进行普查普治，对沙河街镇和沙河、长山乡1355名5周岁以下儿童进行连续5年的营养监测；在县城开展评选健美儿童活动，表彰了203名健美儿童，促进了幼儿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