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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执法机关在古代为“廷尉”，主管“辩伪诘奸”之事。明、清历代，县令兼行政、司法于一身。下设“巡检”、“典史”之职，辅佐县令掌管缉捕、刑狱事务。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举办警政，撤销保甲局，创立警察局。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巡警”改为“警察”，并设“司法处”共同掌握法制：改县令政、法于一身之惯例。 民国初期，县衙改称县公署，设有民刑。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废旧制，县公署改为县政府，设有专管公安、警卫、消防、社会治安之机构。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县政府设警佐室，区设警察所，乡设警卫干事。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西，各县废警佐室，改设公安局，有官，佐、员、警42人。民国24年（公元1935年），撤销县公安局，成立县政府警察科，辖警察队和各区巡官。民国34年（公元1945年）11月，江西省政府第1784次会议决定，成立武宁县警察局，下辖督察室、行政、司法、总务科、户籍室、看守所、警察队，以及5个警察所。除警察队外，局、科员工有164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1931年县苏维埃政府设保卫局，下设保警中队，有三个班，担负保卫和政府机关的安全，惩治叛徒，镇压敌人，维护治安。1933年春，鄂东南保卫局由龙港迁来小九官，4月与县苏维埃保卫局合并。1934年，鄂东南保卫局与武宁保卫局分开。1935年春，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后，苏区进入游击战争阶段，保卫局停止活动。 解放后，1949年7月1日，成立武宁县人民政府公安局，1956年改称武宁县公安局。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公安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2月，全县“造反派”夺权，以“局造反夺权领导小组”代行局领导职权。1968年3月，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同年冬，成立武宁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1973年6月，撤销武宁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同时撤销武宁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恢复武宁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原下设公安队，1953年划归县兵役局领导，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宁县中队。后又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武宁县中队，仍划归公安局领导。后几经变更，1975年改称人民警察武宁县中队，归公安局领导。
   第一节治安管理 解放初期，公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发动群众清匪反霸，配合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对坚持反动立场，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给予有力的打击，保卫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建立基层治安组织，加强地方治安管制，巩固革命秩序，掌握全县社会动态，加强对敌斗争，保卫国家和人民财富。
   一、镇压匪特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时遗留一批旧军队和潜伏一批特务，乘新政权建立伊始，进行破坏和捣乱。在我县有“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六纵队第三支队”和“武宁县自卫大队”等。特务组织有属于“中统？或“军统”的“情报所”、“隋报组”、“保密防谍小组”、“政治工作队”、“汇报秘书”、“中华复兴社”和“新社会事业建设协进会”等。解放初期，公安战士配合驻军，进行清剿，全歼匪特，匪首被擒，特务组织一一摧毁，巩固了革命秩序。1951年3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精神，全面开展社会镇反运动。在运动中实行群众路线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集中打击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切齿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而又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1955年5月，又一次开展肃反运动，县成立社会肃反领导小组，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对隐藏在社会上各个角落的残余匪特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和帮派组织 解放前，我县反动会道门以“一贯道”的“同善社”道徒众多，势力较大，活动面广。“大刀会”次之。帮派组织有“红帮”、“青帮”、“日新社”和“民力社”、帮徒和会员散布各地。这些反动组织宣扬封建迷信，造谣惑众，道匪勾结，诈骗钱财，危害人民。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及帮派组织，凡属该反动组织成员，限期登记自首。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在1953年以前全部取缔。
   三、破获现行反革命集团
  1954年以后，破获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多起，其中有：“伐共救国军”，鼓吹“伐共救民”、“反共复国”。1951年，赵诗泉启封为“皇帝”，利用已被取缔的“同善社”道友关系，“封侯拜将”，阴谋活动于九宫山区。1979年，一“中国马列主义劳动党”，计划组织“人民起义军”，劫取枪枝弹药，阴谋武装夺取政权。经侦破后，严惩首犯，组织成员，无一漏网。
   四、打击刑事罪犯
  1956年10月，成立武宁县同刑事犯罪作斗争委员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强奸、重大盗窃、流氓团伙等犯罪案件，侦破多起，严重犯罪分子，均予严惩。1959年6月，先后两次开展法制宣传。1960年3月，全县统一行动，收审一批流窜可疑人员。1961年1月，开展预防犯罪活动，使刑事案件下降50%。1964年8月、1971年2月、1978年1月，先后三次破获流窜犯罪案件多起，保障了社会安定局面。建立治安保卫组织。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精神，治安保卫组织是党领导下，不脱产的群众性保卫机构。1952年，全县129个乡普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有主任、委员共1138人；治安小组738个，治安员2863人。
  1973年恢复公安局建制后，重新整顿和健全厂、矿、机关、学校、企事业等单位治保组织。全县公社、大队已建治安保卫委员会262个，主任、委员1834人；治安小组2772个，治安员17860人，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治保组织有105个，治保员575人。 改造“四类”分子。1953年6月，开展基层普选工作，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下同）进行全面核实，对该管未管、漏管的依法管制，对不该管错管的，及时纠正，撤销管制。1956年4月，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调查摸底，组织评审，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确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候补社员，贯彻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
  1975年12月至1976年4月，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全县有“四类”分子7073人，其中：地主分子3445人，富农分子2442人，反革命分子907人，坏分子379人。这类人中，历年死亡2596人，历年外迁209人，历年摘帽878人，尚有“四类”分子3390人。
  1979年2月，依照中共中央(79)5号文件精神，县成立“四类”分子摘帽领导小组，部署摘帽工作。采取群众评论，大队填表，公社审查，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发摘帽通知，大队开群众会，张榜公布，成为公民。全县戴帽的“四类”分子，已全部摘完。 特种行业管理。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配合工商部门，对旅栈业、刻字印铸业、废品收购、信托寄卖、无线电修理、照相等特种行业，制订管理制度。1962年5月和1980年，两次协同工商、服务部门进行全面登记和整顿。 公共秩序管理。根据国家治安行政管理法规，对人多面广的公共场所，分别制订各种行之有效的公共安全秩序规章制度。1979年5月，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城乡社会治安管理的布告”，分别对车站、码头、渡口、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以及森林、建筑、食品、爆炸品等作出具体管理办法和措施。
  1980年，组织力量，在城乡、公路沿线、车站、码头宣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律、法令、开展单位、街道、城乡之间的联防活动，经常进行安全大检查，不断改进和提高治安管理水平。
   第二节户籍管理 “户籍”是登记居民户口册籍的名称，封建朝代称“丁籍”或“丁册”、“黄籍”或“黄册”，定期分类审编，用以稽查人口，征课赋税，调派劳役。唐代规定民户每年按期向官府呈送申报户口、年龄、土地的牒状（称“手实”），州县官府根据民户“手实”作应征课役的计帐，每三年根据“手实”与计帐编造户籍。帐中登记的项目相当完备，包括：户的种类（民户、匠户等）、户主的原来籍贯及现住籍贯，居住地址（乡、都、保圩），家中男女老幼的姓名、年岭和人数，与户主的关系以及不动产和动产数目。清雍正时将丁税摊人田赋，户籍失去征调赋税的意义。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停止编修。。旧志上载：“凡户口向有丁役，旧志别立丁册，照丁零星分征。其间死丧逃亡不一，颇滋烦扰，自雍正间丁随粮派，各地均摊，凡有粮者当丁，遂无征丁之条”。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统计为“实在人丁贰拾万零壹千伍百叁拾肆人口，计叁万柒千零贰拾贰户。”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户籍属于保甲制度的一部分，作为抽征壮丁管制人口和镇压人民的一种手段。户籍管理由县警察局担任，户籍警经常会同乡（镇）公所随时抽查。抗战胜利后，县政府设户籍室统计全县户数人口，具体业务仍由警察局办理。 解放后，户籍由公安局派出所管理，记录各户成员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项。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县政府通知各区、乡人民政府进行户口登记，采取逐户逐人，登记造册。城镇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正七项登记，农村实行常住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变动登记。城镇户口由城镇公安派出所管理；农村户口建立公社、大队两级户口管理制度；水上户口由水上公安派出所管理。制订在城镇落户的七项规定。 为加强户口管理，1953年至1954年，在第二次普选中，全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在“不重复，不遗漏，全面正确”的要求下，我县进行缜密的人口普查工作。1964年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决定，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1981年5月，全国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县抽调干部1363人，深入公社、大队、生产队、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进行普查登记、复查核实和抽样检查验收。1982年7月1日汇总统计，总户数为62274户，人口304514人。
  1969年冬，我县接收浙江省建德县迁来移民3148户，16128人。这次移民迁入定居，是我县历史上户口增加最多的一次。
   第三节监所管理 我县监所，始设何代，旧志未载。清顺治年间，张仲友撰写《修理监狱记》，记载了顺治辛丑（公元1661年）知县冯其世修理监狱的大概情况： “……吾邑地瘠民贫，物力相绌，捕赋相仍，羁禁日烦，充斥淹滞，往往有之。云梦冯侯甫下车，阅及监狱，恻然日，皆吾赤子也，何忍坐系此地。取爰书出入轻重，条其可宥者闻于上，尽释之，时辛丑腊改岁时也。又念一二留狱者，既失保聚之欢，复无饮食度岁之资，赐以酒米，使得安息，人人欢忭。狱故瓦桷摧折，墙垣圯颓，其地壅滞泥污，积淤不疏，恶秽丛鬱，致生灾病。乃鸠工度材，一完葺之，废者以理，滞者以通，而狱大治焉……”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冬，省政府委派吴镜明来县创建武宁司法处时设立看守所，有所长一人，主任看守、看守所丁等多人。民国27年（公元1938年）9月5日，看守所被日机炸塌，在押犯64名全部外逃，后仅回来5名。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日寇占领县城，监所迁往农村。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战后重新建立监所，设在城内聂家祠。 解放后，初期沿用旧所，1957年在司前街兴建监所一幢，改变监狱阴暗潮湿现象。1959年3月，东门火灾蔓延，监所被烧（犯人无伤亡），同年冬修复。1972年，新县城监所建成，监内条件进一步改善。 监所管理，执行党的“教育、挽救、改造”。“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逐步建立劳动、学习、生活、接见等制度，搞好监所医疗、卫生。对案犯进行形势、前途、法制教育，改革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管理方法，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废止法西斯审讯方式，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侮辱、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安排读书、看报和动员家属、好友规劝，促其转变思想，改过自新。
  1950年4月，成立感化大队01951年成立劳改队，在扬洲、潘段港、东门设立劳改点，根据罪犯年龄、身体条件，分别送往各点劳动。1955年，改设沙田农场，专供罪犯劳动改造。 关心案犯生活。看守经费专款专用，不准克扣、贪污、挪用，保持罪犯生活水平。罪犯劳动时，还给予适当的钱粮补助。
  1957年10月5日，成立武宁县劳动教养工作委员会，对违法而不够判刑者，给予劳动教养，使其改邪归正。
  1980年7月，成立拘留、拘役所，，对违反社会治安，违犯公共秩序的轻微犯罪分子，进行拘留审查和短期的拘役管教，以示惩治。
   第四节消防 解放前，县无消防机构和消防专业人员，只由居民组织义务消防队，消防工具简陋，往往因星火酿成大灾。 解放后，消防工作列入公安工作范畴，由公安局统一领导，实行“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针。
  1951年，组织城镇青年成立义务消防队，并在县城中心衙前街兴建一座五层十五米的了望楼，1952年春竣工。雇请三名专职了望员，日夜值班，发现火情，敲钟报警。同年，购置灭火钩、灭火叉各十把，泡沫灭火机四只，为我县备有消防设施的开端。
  1960年，县公安局设消防股，组织有关单位人员，进行消防技术培训。．1965年成立消防中队，后改为公安消防警察中队，实行义务兵役制，形成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消防队伍。至1981年，全县组织义务消防队23个，队员849人；护林防火队组110个，队员1893人。 为适应消防工作需要，消防设备不断增加和更新，全县现有泡沫灭火机658只，各种机动水泵30台，消防水池（桶）220个，消防栓29只，解放牌消防车两辆，轻便干粉车一辆，以及水枪、灭火钩、灭火叉等。对控制和扑灭火灾，提供了物质保证。1977年后，平均每年发生火灾起数比1976年前减少73.1%，死亡人数减少54%，经济损失相应下降。
   附：我县反动会道门及反动帮派等主要有：
   一贯道
  我县最早是在民国时期有一贯道，首要分子张广会在六区地方活动，后以一区为活动中心，并向罗溪、石渡一带发展。民国17年（公元1928年），一贯道“盘主”丁心斋来县，利用长墅乡余厚德、廖厚立为其筹谋策划，出面串动，积极发展。民国33年（公元1944年），湖北杨世久来县后，与姚秉周、潘际兑互相勾结，大肆活动。因传播分子来自各地，其组织名称也各异，以张，“会为首组织的称“一大道”、“慈化会”；以丁心斋为首组织的称“儒道”，又称“龙华会”；以杨世久为首组织的称“龙门正派”，以王兰英、张挥风为首组织的称“红羊盘”、“白羊盘”。一贯道在我县活动的地方有第一、二、三、十一、十二等区。解放后于1953年经政府取缔。
   同善社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四川熊仁伦在县城吕家祠，开创“乩坛”发展成员。民国6年（公元1917年），邱松圃、杨荣生为首组织武宁同善分社，由宗春田、饶谓川担任正副社长。民国7年（公元1918年），饶谓川去南昌组织省同善社，武宁为分社。民国9年（公元1920年）以后，武宁同善社由周新柏、邱松圃负责，在辽田、岩下、罗溪等地建立三个事务所，该社大肆宣扬封建迷信，迷惑人民，发展道徒。解放后经政府取缔。
   青帮
  又称“清帮”。民国30年（公元1941年），由浙江大战区长官部大队长孙宝库（通字班）来县发起组织。首先发展林裕光为帮徒。林被暗杀后，该帮便被张横把持，并窜连陈容洲、洪建影等人大肆活动，组织“万进社”、“正气社”、“新新社”、“互时社”等为它的外围组织。解放后，经政府取缔。
  红帮
  又称“洪门”或“洪帮”，我县红帮组织是在抗日战争中期，由四川籍退役军官刘明初发起，称“中华山”。发展对象以四川籍官兵为主。后陆续吸收本地无业游民和部分农民为帮徒。封张业维为“山主”，余化坚为“龙头大哥”，张姻文、田绍坤、复发清、刘显中为“二哥”。王陵基任江西省主席后，刘自封为“龙头山主”，气焰更为嚣张。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吴孝先任武宁县长，将刘明初拉入自己势力范围，红帮更是有恃无恐，到处开堂收徒，胡作非为，危害人民。解放后，经政府取缔。
  大刀会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河南灾民流入我县谋生，在巾口、箬溪设有总堂一个，分堂五个，有道首十五人，道众六十六人。总堂、分堂均设堂长、堂主，开示师和文牍、庶务等职。该会信仰“玉皇大帝”、“七灵大佛”、“观音菩萨”、“黎山老母”，以学法划“神符”能“去凶成吉”，骗人人会。该会人数不多，活动不大，1953年经政府取缔。
   日新社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潘世伦任武宁县长期间，与盛逢尧、杨士贵互抱成见，关系日益恶化。潘唯恐对已不利，为维护其政治地位，便发起组织日新社，潘自任社长，县党部书记长钟瑞坎、三青团干事长石完璞为副社长。有干事九人、会员二百余人，为地方政治派系之一。民力社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杨士贵在盛逢尧支持下，发起组织民力社，盛逢尧任社长，杨士贵任副社长，与潘世伦的日新社对立。该社内设组织、总务、财务、于事等股，共有会员三百余人，后刘景武为竞选国大代表，亦参加了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