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道教传入道教是传入境内最早的宗教。周景式《庐山记》载：西周威烈F时（公元前4世纪），有匡俗（续）结庐庐山求仙学道，后被汉武帝封为“南极大明公”。三国时，董奉精于道家内外丹功，医术高超，享誉南中，后隐居庐山，筑董奉馆（亦称真人坛）和太乙观，开展斋醮占卜之类道术以宣教演教，并常为人治病，逝后封为“升元真人”。“天下名山僧占多”，浔城比邻道佛名山庐山，有利于宗派活动的传人交流。地界吴楚，“土风重祷祀”，好巫之风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电有一定的影响。
两晋时，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境内道教渐趋发展，其时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另一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之际，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宋徽宗溺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京城设道篆院，命州县设道学，借以培训道士。境内亦然。
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无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卜、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立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铁瓦、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朱元璋并非崇仙信道，而是借此张扬“君扬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和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官）一所，永乐间纪查致中以1日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入清，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民国17年(1928)，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无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民国十九年(1930)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显示，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城区9人。至解放前夕，境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受到冲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一系列宗教政策得以落实，一些遭破坏的道教场所、设施得到恢复和修缮，道教活动得以进行，1997年9月，区道教协会成立。至2009年，境内道教场所8个，即市隐庵、万寿宫、三清殿、三圣宫、姬公庵、白龙潭道院、天后宫、三圣娘娘庙；有教职人员18人，信教信徒3 800人。
活动境内原无正式道教组织，道士一般为自由结合，按片区划定范围，谓之“坛盘”。其道业相传，多为师徒相授，部分为子袭父业，道士“念经”“做斋”“打醮”，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仪表斯文，故称“道士先生”。其活动方式，多为亡人“做斋”，为地方“做平安”，个别地方也有“除妖”、“捉鬼”活动。“做斋”则分为“门板斋”“夜公斋”和“谱堂斋”几种；“做平安”则有三、七、九日不同。法事仪式主要是念经拜忏，经忏主要有“皇经”“皇忏”“度阴经”“三官经”“北斗经”等。新中国建立后，逐渐摒弃请道士做斋念经的活动。职业道士无生计，都改行就业，故道教活动一度鲜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落实，1997年，区成立道教协会组织，新建和维修道场，自此始，法事活动都集中在官观内进行。
两晋时，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境内道教渐趋发展，其时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另一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之际，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宋徽宗溺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京城设道篆院，命州县设道学，借以培训道士。境内亦然。
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无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卜、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立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铁瓦、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朱元璋并非崇仙信道，而是借此张扬“君扬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和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官）一所，永乐间纪查致中以1日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入清，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民国17年(1928)，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无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民国十九年(1930)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显示，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城区9人。至解放前夕，境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受到冲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一系列宗教政策得以落实，一些遭破坏的道教场所、设施得到恢复和修缮，道教活动得以进行，1997年9月，区道教协会成立。至2009年，境内道教场所8个，即市隐庵、万寿宫、三清殿、三圣宫、姬公庵、白龙潭道院、天后宫、三圣娘娘庙；有教职人员18人，信教信徒3 800人。
活动境内原无正式道教组织，道士一般为自由结合，按片区划定范围，谓之“坛盘”。其道业相传，多为师徒相授，部分为子袭父业，道士“念经”“做斋”“打醮”，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仪表斯文，故称“道士先生”。其活动方式，多为亡人“做斋”，为地方“做平安”，个别地方也有“除妖”、“捉鬼”活动。“做斋”则分为“门板斋”“夜公斋”和“谱堂斋”几种；“做平安”则有三、七、九日不同。法事仪式主要是念经拜忏，经忏主要有“皇经”“皇忏”“度阴经”“三官经”“北斗经”等。新中国建立后，逐渐摒弃请道士做斋念经的活动。职业道士无生计，都改行就业，故道教活动一度鲜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落实，1997年，区成立道教协会组织，新建和维修道场，自此始，法事活动都集中在官观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