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第二十四篇宗教第一章教别第一节道教传入道教是传入境内最早的宗教。周景式《庐山记》载：西周威烈F时（公元前4世纪），有匡俗（续）结庐庐山求仙学道，后被汉武帝封为“南极大明公”。三国时，董奉精于道家内外丹功，医术高超，享誉南中，后隐居庐山，筑董奉馆（亦称真人坛）和太乙观，开展斋醮占卜之类道术以宣教演教，并常为人治病，逝后封为“升元真人”。“天下名山僧占多”，浔城比邻道佛名山庐山，有利于宗派活动的传人交流。地界吴楚，“土风重祷祀”，好巫之风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电有一定的影响。
两晋时，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境内道教渐趋发展，其时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另一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之际，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宋徽宗溺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京城设道篆院，命州县设道学，借以培训道士。境内亦然。
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无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卜、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立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铁瓦、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朱元璋并非崇仙信道，而是借此张扬“君扬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和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官）一所，永乐间纪查致中以1日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入清，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民国17年(1928)，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无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民国十九年(1930)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显示，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城区9人。至解放前夕，境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受到冲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一系列宗教政策得以落实，一些遭破坏的道教场所、设施得到恢复和修缮，道教活动得以进行，1997年9月，区道教协会成立。至2009年，境内道教场所8个，即市隐庵、万寿宫、三清殿、三圣宫、姬公庵、白龙潭道院、天后宫、三圣娘娘庙；有教职人员18人，信教信徒3 800人。
活动境内原无正式道教组织，道士一般为自由结合，按片区划定范围，谓之“坛盘”。其道业相传，多为师徒相授，部分为子袭父业，道士“念经”“做斋”“打醮”，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仪表斯文，故称“道士先生”。其活动方式，多为亡人“做斋”，为地方“做平安”，个别地方也有“除妖”、“捉鬼”活动。“做斋”则分为“门板斋”“夜公斋”和“谱堂斋”几种；“做平安”则有三、七、九日不同。法事仪式主要是念经拜忏，经忏主要有“皇经”“皇忏”“度阴经”“三官经”“北斗经”等。新中国建立后，逐渐摒弃请道士做斋念经的活动。职业道士无生计，都改行就业，故道教活动一度鲜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落实，1997年，区成立道教协会组织，新建和维修道场，自此始，法事活动都集中在官观内进行。
第二节佛教传入东晋升平年间，天竺（古印度）僧竺昙，云游江南，到寻阳庐山西北香炉峰下，结茅习禅。兴宁年间，昙寂，其早年弟子慧永到浔继承师业。太和元年(366)，光禄勋寻阳陶范（侃之子）慕永清声，助其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日“西林”。太元六年(381)，山西高僧慧远偕弟慧持和门徒10余人（一说数十人），从荆州至寻阳，拟邀早年同年师兄慧永去罗浮修行，“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遂于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而止。九年，徒属渐广，西林狭窄，精舍简陋，不敷所用，永乃进言新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建寺传徒，继组织取经、译经，开展佛学研究，著书立说，倡导念佛方便法门；又结白莲花社，开佛门创宗先声，是故驰名朝野，先后投其门下弟子达3 000之多，世称高贤者亦有18名之众，连文坛高傲首领谢灵运和跋扈擅权将军桓玄均为之倾倒。如桓氏在汰沙门“禁令”中却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之东林为中心的庐山地区寺院非特免遭涂炭，反获相对稳定的发展，竟成当时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慧远亦成为一代著名的佛教领袖。斯时，慧远在位于甘棠湖北岸建龙池寺。
进入南朝，历宋、齐、梁、陈帝王多崇佛，这一时期佛寺得到相应的护持和发展，佛学研究之风依然高涨。境内承天院，肇自梁武。隋唐五代至北宋，历代帝王（除唐武宗）大都崇佛，对佛教持扶植和利用政策。隋唐之际，不断完善僧尼管理体制和健全寺院经济制度。唐初规定僧人给田30亩，女尼给田20亩，且“调课不输，丁税俱免”，使境内僧尼日众，寺院迅增。有史可考，期间建兴果寺、佛母寺，等等。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事件发生，对浔阳地区佛教亦是一次沉重打击。五代至北宋，不少帝王直接关注浔阳、庐山地区佛门，有赐寺田土、钱帛、有诏高僧住持京寺。仁宗赵祯御书赐“承天禅寺”额。南宋至绍兴年间，长江南岸、庐山上下屡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乡官署、民居如此，寺院亦难幸免。元末天下大乱，区境又是战乱之地，先是南方红巾军与元军争夺九江，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九江——鄱湖拉锯战，长逾10余年的战火竟将此前经营的寺庵毁去十之七八。明洪武十二年(1379)，城内众僧募缘重建能仁禅寺，致香火延燃，梵乐久响；崇祯七年(1634)．浔阳巡道王恩任倡议捐奉修葺寺宇和大胜宝塔。清乾隆二年(1737)秋，显亲王赐“白堂云静”匾额至寺。乾隆六年，朝廷颁赐《大清三藏经》一部至寺，浔阳巡道李根云和知府施延翰倡议众官捐俸，重建藏经阁。九江钞关关督唐英捐俸修复山门、斋堂。清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浔相持多年，城区无论寺观、神宇毁之殆尽。至此，境内佛寺再也无法恢复旧观，佛事活动难以为继。 民国伊始，各地佛教高僧、大德、居士和学者起而开展佛教复兴活动，组织佛教会，提出各种改革方案。有的主张进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倡办好人间佛教，建立由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佛教管理组织，庙产应属全体僧尼共有，集中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也有的主张佛、道合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民国元年(1912)，经过多方协商，求同存异，成立中国佛教总会。接着，境内成立佛教分会，宣传和贯彻佛教改革措施，出现一些新的佛学思想，如临济宗庐山莲花禅院月西，力主以儒、道、佛三教经典度人，深得康有为的赏识。1924年夏，第一次国际性的佛教徒会议在庐山召开，推进了境内佛教和佛学活动的开展。然而民国时期，日军侵华，内战不断，几乎国无宁日，佛教革新竟成泡影。尤其是境内沦陷期间，众多佛寺被日军摧毁，许多珍贵法器和经典被劫，不少僧尼被迫转移到居士家，共同兴办居士林。如六角石有罗超主持的念佛林，岳师门有刘云樵三姊妹主持的三莲经社，使香火燃于家庭佛龛，梵呗之声响于民宅。战后虽修复和重建一些寺庵，确是微不足道。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现存的传统佛寺和寺内的历史文物均予保护，并先后在属地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党委统战部门设兼、专职秘书或干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信佛的人越来越少，连原有的年轻僧尼也自动返俗。1955年9月，九江市佛教协会筹备小组成立，能仁禅寺住持悟超任组长、果悟任副组长，办公地点在能仁禅寺。1957年，筹备小组移至天花宫。1959年，能仁禅寺大胜宝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政府拨专款对能仁禅寺进行修葺。
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境内佛教团体和场所被停止活动，僧尼驱出寺院，寺产被占用。“文化大革命”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活动恢复正常。1988年7月，区佛教协会成立。
1989年重修天花宫。2000年浔阳区划调整，万佛寺、清静寺、殊胜院地属九江经济开发区，暂由区宗教局管理，2005年移交给开发区。2009年，经中国佛教协会和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批准，省佛教协会于10月18日至II月17日在能仁寺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活动，有300名外地僧众在能仁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受戒活动。是年，境内有佛教教职人员30人，信众为5 700人。
活动境内流派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故僧尼常自称为禅门弟子。供奉的主要神像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地藏王、观音大士、五祖菩萨（即禅宗五世祖弘忍）。神像多为木胎塑金，亦有少数大型神像为泥胎全金。旧时，境内民间佛教徒众多，尤以中老年妇女为多。有些信徒吃花斋、吃长斋，且经常上庙敬香拜佛。佛教活动主要形式为“庙会”。有“释迦牟尼会”（二月初八、二月十五、四月初八、腊月初八）、“观音会”（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地藏会”（七月二十九）、“阿弥陀佛会”（十一月十七日）、“五祖会”（十月十五）等。
高僧选介慧远(334 -416)：俗姓贾，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幼而好学，13岁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儒典，尤精周易和庄、老著作。21岁欲渡江从学范宁，因中原内乱，南路阻塞，未能如愿。时名僧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传教，遂与胞弟慧持投其门下，一见肃然起敬，“以为真吾师也”。后听安师讲《般若经》，豁然有悟，于是兄弟二人一同落发，由欲隐而遁入空门。远本有儒、道二学基础，学佛极易进。24岁登坛讲经，有的徒众听不懂，便仿安师引证庄子之说比附阐发，使“惑者晓然”，安师亦允其借助“俗书”（佛经以外之书）以释佛理。自是，他将儒、道、佛冶于一炉，而以佛为主，走一条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且在几次讲经和辩论中卓著成效，从而获得上层统治者的扶持。安师常临众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东晋兴宁三年(365)，北方战乱，远随师移往襄阳。太元三年(378)，秦兵围襄，安师分遣徒属各随所往。远率弟子10余人（一说数十人）南下荆州，后辗转寻阳而卓锡庐阜西北麓。十一年，建成东林寺。居山初期，大兴建寺之风，广集徒众宣传佛法、阐释佛理、论赞佛经，为推进境内佛教的传播，遂于甘棠湖北岸建龙池寺。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远示寂东林，奉全躯葬于寺之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为造碑文，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唐大中二年(848)，追谥辨觉大师。南唐升元三年(939)，追谥正觉大师。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追谥圆悟大师、凝寂之塔。
慧皎(497 -554)：号宏普，梁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学通中外，博训经律，为佛学涅粲师派的著名学者。初住会稽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有《涅槃义疏》10卷及《梵纲经疏》。又以前人所作僧传“颇多浮沉”“多所遗削”，故拟开例重撰，然事未竟而侯景乱起。太清二年(548)，避乱来寻阳，住湓口（今城西郊）五、六年，悉心著作。所书僧传，上起后汉，下迄梁天监十八年(519)，正传257人，附见200余人，名日《高僧传》。从传中述及庐山事看，多属实地考察后命笔。因治史严谨，叙事翔实，被视为一部重要僧史，收人大藏，千余年来广为龟鉴。承圣三年(554)二月卒，江州僧正慧恭主持将其葬于庐山禅阁寺基。
神凑(774 - 817)：俗姓成，唐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少年出家，受具于南岳希操师，复参钟陵大寂禅师。然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大历八年(773)，制悬经、律、论三科，策试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给度牒。凑应是选，诏配江州（今九江）兴果寺，后从众僧所望而移居庐山东林寺，大兴佛事，终研律成务，登坛秉法垂30年。元和十二年(817)九月二十六坐逝，门人奉全身葬于寺西慧远塔左。凑与白乐天友善，圆寂时乐天悲悼，为之作《律大德凑公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沧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守端(1017 - 1072)：俗姓葛，字白云，北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幼事翰墨。20岁依茶陵郁禅师披剃，往参杨岐宗方会，久侍得方会禅师法嗣。辞游庐阜，初住庐山双剑峰下龙门寺，继结茅白云峰下，先后创建莲花洞报国寺、石镜峰下云溪寺。圆通寺居讷一见，自谓不及，遂举其出主江州（今九江）承天院。宋庆历初，守端开法于承天，学侣云赴，大振宗风。次迁圆通寺，人称“新圆通”。时南康军守郭功甫常诣端问法，过从甚密。后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等寺，所至学人不绝，声名籍甚。熙宁五年(1072)终于安徽舒城海会寺，有《语录》二卷和《广录》四卷行世。
朽木：未详其姓氏，明末清初浙江杭州人。随师禅林尊宿埋庵游庐山，爱远公莲社，遂居上方塔院。师别去，朽木移居浔阳施茶数年，恻念江上往来行人，禅门绝少接待。清顺治十三年(1656)，于城西门外新坝，手辟荒丛，建立普润庵，云水游踪，得依憩息。一日掘地，得一古钵，非石非瓷，因有二龙捧“法王子”三字，故改名拥钵庵。木居此“勤修胜果”，直至终老。
第三节基督教传入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美以美会牧师赫尔利、陶理经福州至浔，在城外江边土桥口（今湓浦路地段）买下瓦屋数间，以办日学为先导，夜开小堂传教。尔后数年，海格思、贺格绥、胡遵礼、昊格矩等布道使相继前来，分别于江边、小巷创办学校、教堂立足，后逐步拓展到南门湖畔环城路及庾亮、甘棠南路一带，局面渐开。美以美会捷足先登，美欧其他差会接踵而至，诸如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灵修会、路德会、行道会、贵格会、浸礼会、雅礼会、使徒信心会、青年会；英内地会、大英执事会、伦敦会、苏格兰会、长老会、兄弟会、湖北循道公会；瑞典信义会、行道会及挪威信义会等20多个差会均先后涉足浔城，且多在庐山占有房地产，建有教室。他们往来于川汉、苏皖、昌九和浔庐之间，或向华人、外侨传教，或巡视教务、游历、避暑，使基督“福音”流播于长江上下、赣江两岸。
人浔基督教派林立，然以美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1941年与监理公会、美普会在上海合并后更改的名称）占绝对优势。清同（治）光（绪）之际，美以美会即以浔为据点，向四周扩展，布道区域江北渐至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太湖，江南延及沙河、瑞昌、建昌、彭泽、景德镇、鄱阳等地，初为一个教区（不含牯岭教区）。清末，根据形势需要和地理关系，分立黄梅、赣北两个教区。民国21年(1932)改设太宿，黄梅、九江、景饶4个教区。1940年，太宿、黄梅教区划归九江教区，由在浔教区长掌管。1946年，正式成立包括黄梅、大宿在内的赣北教区。卫理公会赣北教区初期地跨赣、鄂、皖3省，共辖13个牧区，其中境内3个，即九江恩溢牧区（原名后街牧区，包括二马路分堂），九江甘南牧区（原名同文牧区，包括龙山分堂）、九江化善堂牧区。1952年，鉴于外籍布道使已陆续离境，教徒相对减少，继将城区3个牧区并为1个牧区，称九江牧区。
基督教系统常驻浔开堂传教的还有圣公会、安息日会、内地会等差会。圣公会创于光绪三十一年，先是胡厚斋牧师从汉口到浔，在西门口创办开化阅报社，借此开堂布道；三十四年，华人牧师李元模接任后，教务大进，并于甘棠南路建立复生堂，为中华圣公会皖赣中心教堂之一。安息日会系1916年柳种广牧师到浔布道时创立的，初于毛家巷租赁民房，继迁大中路，待会务有所拓展，遂于柴桑路76号购地建堂，称为福音堂。内地会始自1930年耿希忠牧师传教时所置，越三年交由华人蓝玉田负责，直至1946年成立执事会，亦于柴桑支路修建福音堂。以上三会与卫理公会的教务活动，均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经四会协商合并成立九江基督教协进会，并公推原圣公会牧师王尔斌负总责。合并前4个教派共有工作人员74人（其中男41人、女33人），内含牧师6人。合并后，共有基督会员415人（其中男174、女241人），工作人员9人（其中男8人、女1人）。
12月，原留浔的美国传教士相继回国。教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学校、医院由政府接收，但福德护士学校与九江卫校合并，成立九江医学院。其余教产全部出租，作为自养基金。之后，成立“九江市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江孝伟牧师任主任，教会开始沿着“爱国爱教”、“自养、自治、自传”的方向发展。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停止。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1982年，在市委统战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落实了安息日会福音堂为教堂，开始恢复礼拜。同时，恢复成立九江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成人员9人，由王尔斌牧师任会长，成员轮流讲道。后因形势发展，成员有所调整，推选胡其春为主任委员，组成第三届九江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1990年，境内基督教活动场所有滨江东路教堂、泉井聚会点。2006年，市基督教新教堂在庐山大道西落成。2008年，区内有信教群众1 000余人，基督教传道员72人。
传教途径自清同治年间发轫，凡在浔传教的基督教差会，几乎都是教、学、医三管齐下。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旨在将人们的思想引入教堂，皈依上帝，客观上却促进了境内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建教堂：教堂是专供基督教“三节”即纪念耶稣圣诞、受难、复活的节日和“两礼”即信徒洗（浸）礼、教徒圣餐礼（或称擘饼聚会）及平日礼拜的活动场所。抗日战争前后，城区建有固定的基督教堂15座，其中卫理公会8座、圣公会2座、安息日会2座、内地会2座、兄弟会1座，不少教堂是设在中、小学和医院内，规模大小得视所在区域教徒多寡而定。据1948年统计，境内有基督教徒1 021人。
办学校：基督教传人浔城后，4个两差会先后兴办小学12所、中学5所、大学1所。卫理公会起步早、办得多，计有同文附中、儒励附小、诺立附小、四翘（翘志、翘材、翘秀、翘德）小学、昂得升小学和岳师门小学，同文中学、儒励女中、诺立神道女中以及南伟烈大学共13所。次为圣公会，有辅仁小学、辅仁中学和圣约翰中学共3所。余为安息日会三育小学、内地会养正小学。各校开办期间，均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开圣经课，每天晨会、晚自修和星期日尚须校长或教师率领学生做礼拜；另办“主日学”共10余所，招引教徒、教会职工和社会妇女、儿童，进行短期启蒙教理培训，从而灌输宗教信仰，传播基督教义。诺立神道女校还专为妇女传道部培养输送人才。
办医院：基督教在浔传教期间，先后开办医院3所和护士学校2所，即卫理公会的但福德医院、生命活水医院及两院附设护校和圣公会的圣约翰医院。他们分别设“残疾人之家”和免费病房，对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等残疾儿童或遇天灾人祸的贫困病员，施行免费治疗或提供衣、食、住宿和生活护理。每所医院亦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定期向患者宣扬基督教。
节日 3月21日至4月25日，是纪念耶稣死后复活的节日，名复活节，为基督教的第二大节日。根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的第三日“复活”。复活节这天，城内各教派举行纪念活动，信徒们清晨见面的第一句话即彼此相告“主复活了”，以纪念耶稣复活；日出时聚集一起朝太阳高唱复活节的赞美诗，表达喜悦心情。福音堂（教堂）举行圣烛游行，当神职人员连续唱“基督之光”3遍完毕，点燃的巨大圣烛把福音堂（教堂）照映得如同白昼，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象征基督光明的来临，以及人们对光明的憧憬和希望。整个复活节期间各福音堂（教堂）灯火辉煌，乐声悠扬，钟声四起，到处皆有礼拜活动。 在复活节前3天，为纪念耶稣为人们承担罪孽而钉上十字架，城内各教会有时为此举行专场礼拜。
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名圣诞节，为基督教各派第一大圣节。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从24日即“圣诞夜”开始。圣诞夜还有圣诞老人送礼品，由此圣诞老人成为吉祥如意的象征。12月25日白天，基督教各福音堂（教堂）都要举行圣诞礼拜，有隆重的崇拜仪式。其中午夜零点的礼拜最为壮观，将整个圣诞庆典推向高潮。自基督教传人浔后，许多人在家里包括公共场所安置一棵圣诞树，以增添节日气氛。
第四节天主教传入明万历中初播南昌，再缓慢地传人浔城，时境内无固定传教场所，但住有在外地受洗之教徒过往，常在教徒家逗留，传经讲道，短期即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随着天主教在华传教区域日张，法王鲁易十四亦遣教士抵华。据四十一年统计，法耶稣会士已在各府州设传教处25所，江西计8所，浔列其中。不久，因罗马教皇不允许华籍教徒尊孔祭祖，两遣使团乞请清廷谕示中国教徒遵守，康熙拒绝这一无理“教条”，乃于五十六年春（公历4月16日）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历雍、乾、嘉、道四朝皆然。
迨至道光中叶，教禁稍弛，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乾隆四十年据罗马教皇令解散）尚未恢复，法巴黎遣使会（又名味增爵会）遂派教士赴浔传教。首任天主教会主教为法籍穆导源，道光十八年(1838)到任，任期6年，期间他撰《教理问答》等小册子，推动了天主教义的流传。迄九江开埠前，在浔继任主教在法籍教士4人。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仍持排斥、压制态度，一般士民亦怀“仇外”心理，且邻省教案时有发生，因而在浔外籍教士较谨慎，多昼伏夜出，潜行传教。然已惨淡经营20余年，为天主教在浔的发展奠定基础。
鸦片战争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赣北门户洞天开，不仅外国人可自由经商、游历，且外国教士可自由传教。咸丰十一年冬，法籍神甫罗安当以法国总理在江西天主教务代全权大臣身份到浔，企图以此为据点，开辟江西教务。同治元年(1862)初，他恃中法《天津条约》为护符，在南昌大肆进行侵略活动，激起民愤，群起将所有教堂付之一炬，并一再抵制其人昌。罗氏被迫退回浔，在环城路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建造教堂。翌年，江西天主教府亦迁浔。主教府北迁后，下设九江、南昌、高安3个总铎区，南昌改作九江教区所属的总铎区，浔则成为江西天主教的基地。
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教区迭经析立。九江教区历任主教有法籍罗安、安若望、戴济世、王吾柏、白振铎、郎守信、樊体爱、杜保禄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属战胜国之一。罗马教廷以迎合江西人民及其教徒心愿为名，于1946年7月将河北保定的国籍紫衣主教周济世调任江西总主教，而周氏亦法籍教士栽培的遣使会成员，曾在巴黎任神甫15年。同年10月，他途经浔赴昌就职，旋将主教府迁昌，并任命法籍神甫杜天任为副主教，教内大权仍操外籍人之手。从此，浔便改为南昌总主教区下属的总铎站，时辖湖口、彭泽、星子、都昌、牯岭、湖北小池口、孔垅等天主堂及城内天主堂、经租处、天主堂医院、天主堂仁慈堂、济世小学等机构，教徒700余人。
天主教自传入浔至解放初期，其教会主教均由法籍传教士把持。1951年1月22日，城内教友响应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王良佑神甫的倡议，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召开“九江市天主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动员大会”，宣称要服从国家法令，坚决铲除和肃清帝国主义在九江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割断与罗马教廷的政治、经济关系。1952年3月，所有在浔外籍神职人员离境。1958年，全省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同时九江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并由省直管。自此，一个独立自主办教会，实行自传、自养、自治的爱国新教会诞生，开始进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受到冲击，教堂被封闭、占用或拆毁，教职人员和爱国会工作人员被迫离散，正常的宗教活动无法开展，只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仍秘密在家过宗教生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执行，逐步退还被占用的教会团体的房产，恢复教会组织和开展活动，协助教会解决自养问题，培养年轻的爱国教职人员。1984年，市天主堂经修复后正式开堂。1990年，境内有教堂2座，教徒1 000余人。2009年，信奉教徒达3 700人。
会内机构九江开埠后，媚外苟全的官府由“禁教”变为“保教”；苦难乞灵的贫民由“恶教”转向“崇教”，甚至赖“吃教”为生，使天主教在浔的经济、教务机构和教徒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总堂账房：同治二年，主教府迁浔后，即建立九江总堂账房。账房初设，着重筹资兴建教堂、修道院、慈善堂、医院、学校等自用房舍；光绪二十六年后，则大量购置房地产，建造店房和住宅，转手变卖或出租，并设经租处专理此业。迄民国初年，天主教会在浔占有房屋180余栋，年租纯收入二四纹银5万两，在城南劳家垅还占有所谓“善终会”捐购的墓山（教内称“圣山”）数百亩，是浔城最大的房地产主，成为教务活动的强大经济支柱。1920年，江西其他教区另起炉灶，总账房便缩小为赣北教区账房。1931年，因筹建新修院，移业就业变卖城区后街至花牌楼店房30余栋。1946年，主教府南迁改名南昌总主教区后，总堂账房又缩小为九江总铎账房。继因通货膨胀，房租收入逐年下降，至解放前夕每月实收折合食米约50石左右。但九江天主教会仍有大小房屋195.5栋，共1 510间，占地面积42. 51亩，余基95. 11亩；其中自用房屋8栋，共408间，占地23. 53亩，余基65. 08亩；出租房屋151.5栋，共1 102间，占地18. 98亩，余基30. 03亩。1951年年初，办理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团体财产登记，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
修道院：又称神哲学院，是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府。同治七年，法籍传教士包得来创办，初设高安三桥村；光绪四年，改设建昌县吴城镇；十二年，徙至浔城内天主堂后厢、仁慈堂对面（今甘棠南路六机部宿舍区）；1937年，迁入庾亮南路57号新址。新修院建有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还有教职员工宿舍、厨房和风雨球场等附属建筑，是江西天主教会总修院，担负全省五大教区神职人员的培修任务。招修对象多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教徒子弟，对教义、教规有一定的造诣。学制一般七八年，课程除普通自然科学外，有拉丁文、英文、法文、神学、哲学、教会历史等，神、哲、史课全用拉丁文教学。灵修要求严格，必须终生独身、品学兼优、年龄不得小于24岁方能晋铎。光绪三十二年，在院修士有6班共60人，是年始扩大到10班，增招修士名额。毕业后大多分配全省各地传教，仅少数人晋铎担任教务要职，有培养前途的则保送出国深造。1949年4月，鉴于主教府已南迁，修道院亦撤往南昌。
教内会：为了协同教、铎区加强对教务和教徒的管理，推动会内念经、祈祷等活动的开展，天主教还在城内组织各种类型的“教内会”，较典型的有神职人员加入的味增爵会、仁爱会和由普通教徒加入的玫瑰会、圣衣会、圣体军、四规会等。其旨大同小异，教人“荣主救灵”，但具体要求不一。至解放前夕，这些组织大都存在。
味增爵会：16世纪法籍神甫味增爵创立，目的是将教士组织起来派到外方或深入农村传教，故又名遣使会。传人中国后，在浙江嘉兴创办神学院，国籍修士只有入修该院，才有资格入会。人会后有权在所在堂口办理教会事业，经济拮据可申请款项。总会设在巴黎，各地有分会。九江修道院长濮爱燄曾任九江味增爵会负责人，国籍神甫刘允文等曾入此会。
仁爱会：天主教修女的一种团体，也是味增爵创立，本意是为收容一群无人照顾的穷苦女孩，并授以技术和教理、教规知识。传人浔后，有的成员也从事医疗、教育工作或在妇女中传教。她们会服是头戴蝴蝶形白大布帽，冬季内穿白汗衣、外套兰细呢质上装，夏穿相同形制的白布上衣，全年下着百褶裙。教徒称她们为“姆姆”，其首领称“大姆姆”。所有姆姆每年要作为期一周的灵修小结，平日有差错要向大姆姆求宽免。至解放前夕，城内尚有会员21人，分处天主堂医院和孤儿院，分由法籍大姆姆高光明和董静修掌管。
玫瑰会：崇拜耶稣母亲玛利亚，祈求圣母转祷获神佑。每日早、中、晚，信徒须右手持经神甫祝圣过的念珠，跪念玫瑰经。抗日战争前，城内老教徒尤其是女教徒多入此会。
圣衣会：信徒须终生贴胸佩带青色或红色呢制小袋，内盛“圣母无原罪”和“耶稣圣心”两种镍质像牌。解放前，城内老教徒、仁慈堂婴孩及婴孩郎（女婴丈夫）多入此会。
圣体军：信徒向神甫领带小会章一枚，每个主日进教堂领耶稣“圣体”，借此祈求天主赦罪赐恩。抗日战争前，城内颇盛行，尤其是益智、培德两校的教徒和师生多加入此组织。
四规会：主要是遵守教会有关主日、瞻礼、望弥撒和守大小斋期的规定，每年至少办神功及告解一次，借以祈求天主保佑。据调查，解放前该会教徒曾在西园路口捐购房屋数栋，以房租作活动基金，并于每年十一月初追思已亡瞻礼日，在城内天主堂集会、聚餐和结账。
慈善事业天主教会在浔扩展教务的同时，还举办一系列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凡领受其“恩赐”的人，最易接受基督“福音”而领洗奉教。
天主堂医院：光绪三年创办，设病房3间，称圣味增爵医院。六年，增筑屋舍3间。八年秋，上海仁爱会派法籍修女数人掌管院务，并直拨经费，规模渐蔚，更名法国天主堂医院。初10年仅设施诊所、养老院、男孤儿院，后20年增设免费病房、残废所。平日常派医护人员到近郊免费施诊，若遇危重病人则收治人院。浔城沦陷，一度被迫迁入仁慈堂，除继续行医还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男老人，解放时在院尚有83人。
仁慈堂：同治二年创立，原为天主教会专作收养弃婴（多为女婴）机构，由天主堂或医院兼管。光绪十三年，巴黎仁爱总会派法籍修女接办。旋于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设立孤儿院，始收孤儿20人，后逐年增多；孤儿进入学龄期即施以教育，讲授教义、教理、教规、圣经等知识，学习刺绣、编织、烹调、缝纫等手艺；孤儿成人后由院方为其择配，凡娶仁慈堂长大女子者必须是天主教徒，如未奉教应先领洗方可成婚。光绪二十四年，增设残废院；三十年，又设贫民免费医院和旋诊所，免费施医药。其经费来源主要由巴黎仁爱总会、国际婴孩会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提供。直至解放前夕，堂内尚有孤儿60人、女孤老人20人。
济世中、小学：光绪八年天主堂医院和1918年仁慈堂先后各办义学（亦称保守学堂）l所，学生在校期间，免费提供衣食和住宿，逢主日及四大瞻礼日另发食品、衣物与奖品，对贫寒子女及其家长颇具吸引力，然学校仅授教会经义、规诫，为领洗奉教作准备，被称为“保守教友”（即预备教徒）。1912年，在天主堂义学基础上创办益智女校，以办小学为主；1934年春，又在环城路创办培德小学，专招男生；1939年，因受日军胁迫两校联合上课。翌年，培德男校迁入城内天主堂东侧，至1943年增设初中部；益智女校迁入仁慈堂与义学合并，校名未变，至1944年亦增设初中部；1946年9月，将培德与益智的初中部合并成立济世中学，原培德小学部改为济中附小（亦称济世小学）；益智女校改称济世女生部，仍在原址上课。1949年解放后，男女合校，统称济世中学，原益智小学部并入济世小学（1948年秋，国籍教徒曾开办崇道小学，次秋与济小合并，两月后又自动退出停办）。1951年冬，济世中、小学脱离教会领导，由市人民政府接管。
第五节伊斯兰教传入浔城固无回族。何时有回族人定居和伊斯兰教传人，众说不一。一说明景泰元年(1450)，陕西回族将军马哈直调任九江总兵，率部1500余人均为回族子弟，随军带有三阿訇（教长）主持教仪、讲授经典，时日一长，部分官兵解甲与眷属散居在今北司路、四码头、莲花池、金官营、老马渡、九华门等处，就地经商务农，遂将宗教带入浔阳。一说清道光元年(1821)，安徽寿县回人陶奎臣调到浔任守备、赵振卿任城防营（又称飞虎营）管带，驻扎今九华门（即北司路陶家菜园）附近，所部官兵和随眷500余皆系回族，日久部分落根于浔，宗教活动亦随之进行。另一说九江之有回族定居，约始于道光十年安徽回民马万和赴浔开花粉店，推而论之，伊教的传人应此发端。以上三说并无多大抵牾，只因受某种客观环境（如战乱、灾荒或民族迫害）影响，导致回民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没有形成一脉相承而已。据秦山僧《九江指南》“宗教篇”记述“元明至清，数百年来，回民渐渐迁居于长江各埠”和九江清真寺内部资料表述“寺内原有乾隆御赐碑刻两块”分析，明中叶以后，浔城便有回民定居和伊斯兰教活动是可能的，最晚不迟于乾隆在位之后。
规诫习俗伊斯兰教历来规定念清真经、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遵之“功课”，并提出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一即每年3个重大节日。一为开斋节，回民称之过大年，教历十月一日举行；二为古尔邦节，亦称宰牲节，在开斋节后百日举行，当日全天或半天不饮食，宰牛羊祭祀真主；三为圣纪节，即纪念穆罕默德生辰，教历三月间举行，当日族内凑钱宰牛祭祀，嗣将牛肉分给穷人，以示济穷。二即每年1个斋月，即教历九月一整月，每日破晓前早餐，日落后晚餐，日间不饮不食，斋戒期满，便举行开斋节。三即每7日1次聚礼，即主麻日，全族集中礼拜，每星期五举行；每日5次小礼拜，即日出前晨礼、正午响礼、半下午晡礼、日落后昏礼、睡眠前霄礼。礼拜前须用净水沐浴，分大净和小净，意即洗涤脏物，保持整洁，节制慾性。
境内回民全族信教，教族密不可分，有些本属民族风俗习惯却演变成教规，以致生死嫁娶均须按宗族教仪式办理。如婴儿出生3日内，须请阿訇主持命名仪式，用阿拉伯文封名，一般汉名为化名，男女结婚须请阿訇主持婚仪、念经，方可同房；回族男女不准随便与他族男女通婚，回女若嫁他族男子或回男若娶他族女子，他族男或女必先办理人教手续才许结婚；回民死后须先用水将亡人洗净，再将香料粉洒在3块白布上用以裹身，然后请阿訇念经，发送土葬。回民婚丧喜庆，一律不动响器和放鞭炮，严禁烧纸钱和烧香拜佛等。在饮食方面禁吃猪肉、狗肉和无鳞、无鳍的鱼蟹，禁吃自死的家禽、家畜，鸡、鸭、牛、羊须经阿訇念经，宰杀后方可食用。解放前，这些规禁任何回民不得违犯，否则即以判教论处。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贯彻，回民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有些戒律渐次放松，不仅婴儿取教名、结婚行教礼被革除，连回汉通婚今亦无所禁忌。
活动教寺即清真寺，亦称礼拜寺，是伊斯兰教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和教徒聚礼等活动场所。据史料载，自明季首批回族先民在浔定居不久，便于江边修建清真寺。然“这座清真寺，几经兴衰，有时焚于火，有时毁于内乱，连清乾隆皇帝御赐二块碑石也茫然无存”。足见从明代宗朝至清高宗朝之间，浔城确有清真寺，毁建且不只一次，惜无年份可考。民国初年，定居浔的回族人口约100余户、400人，为协调回民和教寺间的关系，通过回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中国回协江西九江支会。1947年8月换届，马干臣、马鸣疆分别担任董事长和理事长，至浔城解放。1949年5月，境内有回民200余户、900余人；其时参加主麻日礼拜和斋月封斋的每寺约20人，逢开斋节活动人数达200人。1955年，城外清真寺教长李殿君参加省宗教界人士参观团赴沪参观。1956年11月，继任教长李怀志参加中国伊斯兰教第二届代表大会。1957年，政府拨款1 000元，对清真寺进行维修。城内、城外两寺经费来源为房屋出租。1958年12月22日，市第三届回民代表会议决定撤销两寺董事会，合并清真寺，以加强民族团结。城里清真寺撤销，改为清真食堂和回民协会办公室，教长郑余斋移居城外清真寺任教长。穆斯林教徒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阿訇郑余斋当选为市政协委员，阿訇李平玉参加中国伊斯兰协会组织的朝觐团出国朝觐圣地，成为全省第一位“哈吉”。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阿訇被赶走，寺产被移作他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1980年，市政府拨款2-7万元对市清真寺进行维修，并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员会。1984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市清真寺被列为省重点开放寺院。1986年7月，为加强团结，通过反复协商，调整改组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立市区回民工作委员会，委员7人，下设清真寺管理小组和经济管理小组，负责处理清真寺事务和回民企业工作。1989年，召开市伊斯兰教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九江伊斯兰教协会及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筹备组。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境内回民人数为3 871人。2009年穆斯林群众发展到5 000人。
第二章场所第一节寺观寺观变迁境内道、佛史上，通常是道士居宫观，僧尼居寺庵。后戒律突破，有僧居宫，道居庵，亦有僧道同居神庙各持信仰，孰寺孰观不易分辨，故以寺观统括。
境内佛寺创自东晋，据史志查考，慧远建龙池寺。南朝寺庵又有增加，尤以梁代居多，其中重创承天院（能仁寺前身，本滥觞于东晋，经毁无考，俗谓“肇自梁武”成习，姑且从之）。晋至南朝时，道观即在萌生。隋至北宋间，区境僧侣曾遭大业“因僧毁寺”、会昌“勅毁佛寺”和开宝“翰兵屠城”等厄运，然风波过后，官府和社会对寺僧的资助尚优厚，使之不仅对承天院屡毁屡修，且新建一批中小寺庵和大胜塔，成为境内佛寺史上的鼎盛期。据可考的资料载，唐建兴果寺、佛母寺；但自建炎至绍兴年间，因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境内毁坏寺观不少。终南宋之世，仅建舍利寺。唐宋时的宫观稍有创建，如紫极宫（天庆观前身）、洞庭顺利之祠（后改寿圣观）等。元、明、清三季，境内寺观历经由衰转兴再败落的曲折。元建寺观寥寥无几，而元末兵乱竟将境内寺庵、宫观毁去十之七八。明洪武和万历年间曾两度复兴，有明一代新建佛寺海天寺、兴隆庵、观音阁、太保庙、大王庙等。道观方面，先是元末明初建南门观；明清之际境内城乡建三宫殿、三官庙、吕祖庙、许真君庙多处。清代前，中期亦修复部分寺观，但咸丰年间又在多毁于战火。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德化县志》辑录，境内寺观（不含单纯祭祀性祠庙和无年代、地址可考寺观）达22所，多为咸丰后期与同治年间重修，规模远逊于前。
清末至民国初年，民建香火神庙多，佛寺、道观亦有。据民国19年(1930)5月九江市政府调查统计，城区有僧道活动的寺观（含神庙）共43所，其中僧尼居住40所，即关帝庙、关帝坡庙、东岳庙、府城隍庙、五帝药王庙、火帝庙、水府庙、三王庙（有二，疑三圣庙和大王庙之误）、康王庙、灵官庙、吕祖庙（在烟水亭）、九顶娘娘庙、广娘娘庙、都天庙、白马庙、相公庙、紫云庙（有三，一在九华门、一在雷家塘、一在西园巷后），万寿宫、天后官、既济官、天花宫、龙池寺、能仁寺、舍利寺、普润寺，西佛庵、观音庵、慈孝庵、清平庵、一钵庵，地藏林、慈航阁、观音阁、观音堂（有二，一在关帝坡，一在梅花巷）、念佛堂、降福亭、杨泗庙等。
民国时期，区境先后遭国民政府军和侵华日伪军破坏，不少寺观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于进行正常佛道活动的寺观实行保护政策，不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拆毁，并将各宫古刹列为重点人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观念形态的更新，人们对于寺观大都采取凡濒临倒塌的不复修，被水火灾冲倒或焚毁的不再建，保存较好而又空无僧道的则利用其作仓库存放杂物；但在激烈的群众运动中人为地“拆庙毁菩萨”亦有之，故境内寺观日趋减少。据1978年统计，仅存能仁寺、天花宫、吕祖庙、菩提园、普润庵。 现有寺观能仁寺：位于庾亮南路市二中学对面，旧名“承天院”。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在位时（公元500年左右），元时遭兵火焚。元至正九年(1349)危素写《江州路能仁禅寺三门记》：江州城南隅有浮图，东魏天平二年(535)沙门祖道佛舍利其中，贮以水精瓶金银铁石函护唯谨。南唐李舁时(937 - 943)军师威烈公何洙乃作佛寺号日福圣。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独免于兵烬。
天圣( 1023 - 1031)间赐额承天，沙门智聪大加修葺。尚书礼部郎中祖士衡实记之。已而名师有若白云守端佛印元铁面感宏智觉皆相继主斯寺，号为丛林之盛。政和七年(1127)改日能仁。” 明洪武十二年(1379)重建。该寺院历代甚受官方重视，虽屡遭天灾、战火之毁，皆能重建，香火延燃，梵乐久响。先后有智聪、杨岐宗二世白云守端、云门宗五世佛印了元、曹洞宗十世宏智正觉、南康府沙门师严等高僧住持。民国后相继有修一、静修、禅静、惠禅、如相等执掌法席，率众维护香火，19年秋，法天主教九江总铎罗望达，侵占寺内名胜，翌年2月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寺西空基强划为建书院之用，僧人数陷冤狱，寺产被蚕食。抗战期间，又遭日军抢劫、占领。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寺院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并开展正常佛事活动；37年，寺院启坛传授三坛大戒，由住持光明主持，为数百名戒子圆具员戒，印光、太虚等曾先后来寺礼佛敬祖。
新中国成立后，佛光主持寺务。1953年夏，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在果一、觉民等陪同到寺礼佛，并应四众弟子请求，在寺升大座开讲《楞严经》，武汉、安庆、扬州等地有人慕名前来听讲。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寺院又遭劫难，僧众被逐，佛经被焚，宋代3尊铁铸佛像被砸，道场被一些单位及个人占据。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收回作宗教活动场所。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能仁寺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84年，云安等僧回住，次年占用寺院的单位全部迁出，交寺僧管理，并由省宗教处安排，原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印慈主持寺务，云安为首座兼监院，寺中住僧增多。1986年1月，江西省佛教徒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寺院召开，成立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寺内，印慈当选为副会长。1987年上半年，寺内住户26家全部搬出，原市博物馆在寺内兴建的二层办公楼亦移交省佛协使用。1983 -1987年，国务院宗教局和省宗教处先后拨专款用于寺院的修复重建工程。1988年，云安任住持。1996年，释辉悟任住持。
此寺殿宇建筑，依坡就势，布局整规，主次分明，宽敞幽静，寺内分前、中、后3个院落。前院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胜宝塔；中院有铁佛殿、左右禅房、方丈室；后院有藏经楼、法堂等建筑。3个院落面积共15 595平方米，殿宇占地面积为2 986.6平方米。
普润寺：原名普润庵，又称茶庵，位于甘棠湖西今普润路。清康熙文人查慎行《庐山纪游》“辰刻出九江西门，过龙开闸，从荷叶、稻花中步入普润庵”。据《江西通志》载：“朽木，杭州人，随师埋庵游庐山居之，后建普润庵。勤修胜果，恻念长江往来行人，于九江施茶数年。”朽木施茶之举，为远近所称道。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重建。民国27年(1938)，妮宏修购得此庙，之后，此寺为尼姑修行之所。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时，市36座庙宇之僧人均聚居此处。现有一面积约40平方米之接引殿，内供西方三圣，居比丘尼7人，住持弘慈。
清静寺：位于九江国棉一厂旁牛奶公司后，内居比丘尼1人，仅初一、十五开门接待香客，现住持惠明。
广佛寺：位于七里湖火车站与开发区西二路之间，内供西方三圣。现住持普刚。
降福宫：位于春安里。原为一小土地庙，2002年改为居士林，2005年改名降福宫。现有一排三殿，中敬西方三圣，右为观音殿，左为土地庙，前有一大棚总计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住持常安。
菩提园：位于新公园路44号。1976年由塔北路（今气象局处）迁此，1987年重修，前后两重，前殿正面供阿弥陀佛，背面敬降魔韦驮，后殿供奉西方三圣，后殿右侧建有斋堂、静室、寮房等，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庙内现藏“衣钵庵”石制横额一方。
观音寺：原址在南司路，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新建在九星公路八里坡立交桥坎下。住持为比丘尼德金。
殊胜院：原为娘娘庙，位于九江建材厂门前江边，现因防汛筑堤迁至建材厂后八里湖堤上。前殿兼念佛堂，供释迦牟尼佛、西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后重供三花娘娘。现主持印青。
大王庙：位于金鸡坡九江炼油厂与九江二电厂之间的琵琶湖的尾部，1993年重建，内供大王公及济公等。
海天寺：位于花果园3组，2003年重建。 水王庙：位于九江炼油厂生活区5区后，1993年重建。
姬公庵：原名姬公古刹，原址位于九江炼油厂门前，2009年迁船管处东重建，2010年重建开光。 三圣宫：位于滨江东路金鸡坡村，2009年迁建，2010年开光。
市隐庵：位于南湖公园东门，2010年恢复重建。
天善宫：原名娘娘庙，位于五里村三堡垅。20世纪90年代重建，改名天善宫。2008年又重建大殿一幢。
天花宫：位于甘棠湖李公堤南端，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占地面积1 100平方米，有娘娘殿、娘娘阁、禅房等建筑。1986年被列为九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今市佛教协会在此问事。
关帝庙：位于金鸡坡街道大王庙村2组，旧地名孙家垅。1998年新建，内供关圣菩萨。
废毁寺观后杨泗庙：位于滨江路82号，西园北缘，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 1850)，供奉杨泗菩萨。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67年神像被毁。后稍修又毁。
都天堂：在能仁寺东，宋绍兴年间( 1131 -1162)建，旁有大胜宝塔。观久毁。
怀端阁：在能仁寺东，清乾隆十一年(1746)改为施公书院，久毁。
青莲阁：在能仁寺后，久毁。
关帝坡：在城东，明隆庆五年(1571)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复建关圣殿，乾隆十年(1745)再建后殿，十二年又建五祖殿，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
东岳庙：在城东，明天启三年(1623)在唐景星书院旧址建，清乾隆十七年(1752)僧海龙募修，咸丰四年(1854)兵毁。
春秋阁：在八角石，久毁。
太保庙：在城南门，明万历间建，清康熙壬申年(1692)重修，久毁。
万寿宫：有数处。一在城南，明洪武年间创，永乐年间以旧基狭隘，迁入宫之北，前有祖师殿，后有福主玉皇楼，明崇祯辛末年(1631)重修，清雍正十一年(1733)知府蔡学颢再修，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董榕、知县高植创捐、道纪司胡侣文募捐复修，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一在塔忠武公祠隔壁，清同治年间，双钟建，久毁。
洞宾亭：在大校敞面山之巅，久废。
关帝庙：有数处。一在演武厅，清顺治乙酉年(1645)建，乾隆十九年(1754)副将凯音布捐修，后增一重，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一大小学巷，久废。一在司口街大王庙右，明崇祯元年(1628)建，久废。一在城西门外大马头，兵毁复建又毁。一在城内正街，咸丰年间建。
三圣庙：在城东北马王坡即马王庙故址，清咸丰年间毁，同治壬戌年(1862)重建，祀关帝火帝马王故改额三圣，乙丑年(1865)重建戏楼。庙、楼久废。
紫云庙：有数处。一在岳师门外，一在望京门外，一在城西门揽秀坊。
大王庙：在司口街，明万历四年(1576)建，清康熙癸丑年(1673)重修殿宇一重、房屋三间、戏楼一座，久毁。
火神庙：在钞关后，清康熙七年(1668)建，乾隆十六年(1751)关督惠色捐修殿宇二重、房屋七间，久毁。
水府庙：在城西门外新坝，久毁。
祝融庙：在城南门外罗家墩，久毁。
龙池寺：在甘棠湖北岸，晋慧远建，宋绍兴年间重建，元末毁。明洪武十一年(1378)复兴；永乐元年(1403)重建后毁，景泰元年(1450)住持深公新建毗庐宝阁、药师佛殿、药师灯塔并大雄宝殿；成化二十三年(1487)又毁，复修；正德三年(1508)又毁。乾隆五十五年(1790)僧广禅募修，咸丰间毁，复建又毁。
唐公祠：在能仁寺右，公名英，为政深得民心，有传。清乾隆二十二年建，久废。
寿圣观：在城西，宋庆元年间(1195 - 1200)建，明万历辛亥年(1611)建通天楼，清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又毁。
南门观：在城南，明初建，后迁于宫之北，明末重修。清雍正十一年(1733)再修，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咸丰年间毁。
舍利寺：在城西北，宋太一禅师建，元毁明初兴复，成化四年复修，后迁于南薰门，明末毁。清顺治四年重建，咸丰间又毁。
九顶娘娘庙：在城北，久毁。
广娘娘庵：在岳师门内，曾更名天花宫，久毁。
都天庙：在延支山左，久毁。
梅花庵：在城内道署前，久毁。
县城隍庙：在西门内，久毁。
龙王庙：有二处。一在矶湾。一在南门内，咸丰年间毁，后重建又毁。
塔忠武公祠：在城内大街，咸丰八年(1858)李忠武克复郡城遵勅建立专祠。久毁。
李忠武公祠：在城东，奉勅建立，久毁。
昭忠祠：有二处。一在塔公祠右，清嘉庆初年建，经乱尚存，同治己巳年(1869)修葺，后毁。一在镇署左，同治七年(1868)建，后毁。
会子祠：在八角石，咸丰间毁，同治元年(1862)重建，又毁。
岳王祠：在书院左，咸丰间毁。
李忠文公祠：在考棚右，咸丰间毁，九年(1870)重建又毁。
义门祠：在城内大街，咸丰间毁。
府城隍庙：在考棚东首，咸丰十年(1871)复建，后毁。
白衣庵：在西门月城内，后毁。
九华庵：在九华门内，后毁。
药王庙：在小学巷内，后毁。
第二节教堂教寺基督教堂基督教传人九江后，在浔城共建立教堂15个。由于教会、学校、医院多为三位一体，故所办的学校、医院皆有教堂。其分布是同文中学教堂、同文小学教堂、儒励女中教堂、儒励小学教堂、诺立神道女校教堂、翘智小学教堂（化善堂）、翘才小学教堂（溢思堂）、翘秀小学教堂、翘德小学教堂、圣约翰中学（含辅仁小学）教堂(1926年后为圣约翰医院教堂)、但复德医院教堂、生命活水医院教堂、仓巷圣公会教堂（含安德烈小学）、柴桑支路勃兰地福音堂、督府巷安息日会教堂。主要教堂例介： 勃兰地福音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籍人士李思达、耿希光及华人教徒周氏三姐妹集资兴建。位于柴桑支路。因年久失修，于1956年拆除。
美国基督教勃兰地福音堂圣公会教堂：位于大中路388 - 392号，为九江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建。占地900平方米。解放初期，尚有宗教活动。后基督教各派活动合并至安息日会福音堂举行后，教堂被作为他用。
安息日会教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中联合会派湖南人柳种广牧师及数名传教人到浔开拓传教事业，待宣教事业有所发展后，便在柴桑路76号（即今督府巷18号）购地建造。该福音堂原建地方狭小，仅容30 - 40人。1985年进行部分改建，可容200余人。现为城区基督教进行活动之主要场所。
福音堂：位于九威大道西侧，2005年兴建，2006年竣工，建筑面积4 500平方米，可容纳2 000人同时活动。
天主教堂天主教传人九江后，在浔城先后建南门口天主堂、环城路天主堂、湓浦路天主大教堂、滨江路主教府、及增爵医院教堂、庾亮南路天主教修道院及教堂、湓浦路神父堂。主要教堂例介： 城外天主堂天主堂内厅(摄于1898年） 城外天主堂：清同治十年(1871)，九江天主教会转租九江英租界位于滨江路及湓浦路的地基，同时买下盖得洋行的堆栈房屋建天主堂。光绪六年(1880)六月落成，举行首祭开堂。占地1 000平方米（俗称城外天主堂）。建成后即将初设在庾亮南路天主堂的九江教区主教府迁入，成为主教堂。教堂结构为哥特式建筑，门面为红砂石砌面，内为麻石。大厅内有10根圆形麻石柱，每根立柱设有雕花的红砂石底落，底落上方安置12位近2米高的门徒座像。顶部有两个高高的尖顶，分外显目。主教堂的迁入，成为全城天主教中枢机构，也是赣北教区中心教堂。抗日战争期间，遭盟国飞机误炸，主体栏杆以上被炸成两个深坑，从此未举行过弥撒。1949年5月浔城解放后，租赁给市人民医院作托儿所。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民政部门作为遣送站。1981年归还天主教会。1985年，市政协机关为建宿舍楼，报作危房拆除。
城内天主堂：清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 -1863)，九江天主教会先后买下南门口和环城路的房产建造圣堂（今庾亮南路天主堂，俗称城内天主堂）。主体为砖木结构，是附近教徒进行圣事活动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1984年经修复后正式开堂。
味增爵医院教堂：位于湓浦路85号（今市二医院处），清光绪十三年(1887)建，今已拆。 天主教修道院及教堂：位于庚南路167号（今船舶工业公司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今已拆。
祖父堂：位于湓浦路（今港务局内），清宣统三年(1911)建，今已拆。
伊斯兰教寺城外清真寺：又称矶湾清真寺，因位于江边矶湾（今滨江路）故名。原寺由明景泰年间(1450 - 1456)由九江总兵马哈直修建，有阿訇3入主持教事活动。自是以后“几经兴衰，有时焚于火，有时毁于内乱”。清道光三十年(1850)，德化知县钱宝昌和安徽籍著名人士马宁森等倡导回民集资，在江边矶湾购地一块，比原寺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建。光绪二十四年(1898)，再次对寺内大殿、水房、客厅和住房进行改建和扩大。1935年因修滨江路，再行在滨江路6号重建。新中国建立后，1957年政府拨款维修。1980年又拨款维修和改建。占地面积515.3平方米，建筑面积922.26平方米。将原砖木结构改为砖混结构，建有礼拜大殿、女大殿、男女淋浴室、议事大厅、殡仪室、会议室、办公室、宿舍等，并有锅炉房等设施。1984年，被批准对外开放。2000年寺所在地——西园拆迁改造，新寺于2008年在原址旁落成。
城里清真寺：又名回教礼拜堂。因位于城内四码头，故名城里清真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著名人士马宁森、古董商杨遐年、马寿田等在浔穆斯林知名人士带头发起建寺义捐活动，并从安徽聘请胡郎初阿訇到浔负责筹建。该寺上下两层，前后厅堂四进，一楼为庭院、大厅、水房、厨房；二楼为主体礼拜大殿、宿舍、会议室等。1958年，市第三届回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城里、城外清真寺合并，撤销城里清真寺，改作市回民食堂和作回民协会办公场所。
筠青里女寺：位于柴桑路筠青里（今滨江一支路）。清咸丰年间，居住在柴桑路筠青里一带的江苏南京镇江籍穆斯林较为集中，为适应其宗教活动的需要，由浔“同泰当铺”经理南京籍回民蒋春晖牵头筹资修建，为城内女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抗战时因教徒离散停用。
两晋时，南北五斗米道、天师道（二名并用）汇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境内道教渐趋发展，其时江州官宦多有崇信，刺史王羲之、凝之父子“世事五斗米道”，另一世家大族、江州刺史郗愔也“事天师道”，足见道教的修炼颇适其趣。
唐、宋之际，道教几度被捧为国教地位，唐玄宗李隆基崇道可谓登峰造极。开元十九年(731)，他因梦下诏在庐山西北建九天使者庙，并以缪篆亲书赐额“九天使者之殿”。宋徽宗溺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京城设道篆院，命州县设道学，借以培训道士。境内亦然。
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即编造以周颠为首的庐山“四仙”（余为无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助其平定天卜、送药治病的神话，为感激“仙恩”，亲撰诗文、传记，在庐山锦绣峰上立碑、建亭；重新修饰天池寺，题额“敕建天池护国寺”，赐以铜钟、铁瓦、象皮鼓、乌金太子像，富丽甲于庐山南北寺观。其实朱元璋并非崇仙信道，而是借此张扬“君扬神授”，以图“帝道遐昌”，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则对道教和管束愈加严格，恰是由其发端。
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五年起由政府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中央置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均由精通经典、戒行端法的道士担任。同时规定各府、州、县道观只许保留房屋宽大的一所，道士名额府最多40、州30、县20人，且年龄男40、女50以上方能出家。二十八年，又下令天下道士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籍者不准当道士。由此，境内道观和道士数量急剧减少。据考，洪武间，九江都纪潘心古奉命于城南创建南门观（亦称万寿官）一所，永乐间纪查致中以1日基狭隘，迁于官之北重修，时有殿宇上重，前为灵官、吕祖殿，中为福主玉皇楼、后为老君殿，遂设道纪司（县道会司附）于斯，全城出家道人和道姑共30余人。
入清，对道众的管理基本袭明制。乾隆初年，曾宣布黄教（喇嘛教）为国教，不断削弱汉人的宗教。四年，下诏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光年间，割断皇室与正一道的关系，终把道教从社会上层排挤出去。光绪至民国初年．城内道人和道姑减至20余人。
“五四”运动兴起，一切旧宗教和偶像成了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对象。民国17年(1928)，国民政府曾公布祠庙存废标准，其中道教“应保留的只有伏羲、神农、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无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雷雨神等”，并声称“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据民国十九年(1930)5月14日江西省民政厅呈报《南昌等二十八县市宗教调查表》显示，九江市（时城区曾设市政府）有常住道士25人，其中城区9人。至解放前夕，境内作为有组织的道团不复存在。1949年6月，市、县分治，城区道徒活动归市人民政府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强制也不禁止。但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的进步与普及，道教信仰日益淡薄，不仅鲜有新增信徒，连原出家的道众多渐返俗。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受到冲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一系列宗教政策得以落实，一些遭破坏的道教场所、设施得到恢复和修缮，道教活动得以进行，1997年9月，区道教协会成立。至2009年，境内道教场所8个，即市隐庵、万寿宫、三清殿、三圣宫、姬公庵、白龙潭道院、天后宫、三圣娘娘庙；有教职人员18人，信教信徒3 800人。
活动境内原无正式道教组织，道士一般为自由结合，按片区划定范围，谓之“坛盘”。其道业相传，多为师徒相授，部分为子袭父业，道士“念经”“做斋”“打醮”，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仪表斯文，故称“道士先生”。其活动方式，多为亡人“做斋”，为地方“做平安”，个别地方也有“除妖”、“捉鬼”活动。“做斋”则分为“门板斋”“夜公斋”和“谱堂斋”几种；“做平安”则有三、七、九日不同。法事仪式主要是念经拜忏，经忏主要有“皇经”“皇忏”“度阴经”“三官经”“北斗经”等。新中国建立后，逐渐摒弃请道士做斋念经的活动。职业道士无生计，都改行就业，故道教活动一度鲜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落实，1997年，区成立道教协会组织，新建和维修道场，自此始，法事活动都集中在官观内进行。
第二节佛教传入东晋升平年间，天竺（古印度）僧竺昙，云游江南，到寻阳庐山西北香炉峰下，结茅习禅。兴宁年间，昙寂，其早年弟子慧永到浔继承师业。太和元年(366)，光禄勋寻阳陶范（侃之子）慕永清声，助其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日“西林”。太元六年(381)，山西高僧慧远偕弟慧持和门徒10余人（一说数十人），从荆州至寻阳，拟邀早年同年师兄慧永去罗浮修行，“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遂于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而止。九年，徒属渐广，西林狭窄，精舍简陋，不敷所用，永乃进言新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建寺传徒，继组织取经、译经，开展佛学研究，著书立说，倡导念佛方便法门；又结白莲花社，开佛门创宗先声，是故驰名朝野，先后投其门下弟子达3 000之多，世称高贤者亦有18名之众，连文坛高傲首领谢灵运和跋扈擅权将军桓玄均为之倾倒。如桓氏在汰沙门“禁令”中却提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之东林为中心的庐山地区寺院非特免遭涂炭，反获相对稳定的发展，竟成当时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慧远亦成为一代著名的佛教领袖。斯时，慧远在位于甘棠湖北岸建龙池寺。
进入南朝，历宋、齐、梁、陈帝王多崇佛，这一时期佛寺得到相应的护持和发展，佛学研究之风依然高涨。境内承天院，肇自梁武。隋唐五代至北宋，历代帝王（除唐武宗）大都崇佛，对佛教持扶植和利用政策。隋唐之际，不断完善僧尼管理体制和健全寺院经济制度。唐初规定僧人给田30亩，女尼给田20亩，且“调课不输，丁税俱免”，使境内僧尼日众，寺院迅增。有史可考，期间建兴果寺、佛母寺，等等。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事件发生，对浔阳地区佛教亦是一次沉重打击。五代至北宋，不少帝王直接关注浔阳、庐山地区佛门，有赐寺田土、钱帛、有诏高僧住持京寺。仁宗赵祯御书赐“承天禅寺”额。南宋至绍兴年间，长江南岸、庐山上下屡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乡官署、民居如此，寺院亦难幸免。元末天下大乱，区境又是战乱之地，先是南方红巾军与元军争夺九江，后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九江——鄱湖拉锯战，长逾10余年的战火竟将此前经营的寺庵毁去十之七八。明洪武十二年(1379)，城内众僧募缘重建能仁禅寺，致香火延燃，梵乐久响；崇祯七年(1634)．浔阳巡道王恩任倡议捐奉修葺寺宇和大胜宝塔。清乾隆二年(1737)秋，显亲王赐“白堂云静”匾额至寺。乾隆六年，朝廷颁赐《大清三藏经》一部至寺，浔阳巡道李根云和知府施延翰倡议众官捐俸，重建藏经阁。九江钞关关督唐英捐俸修复山门、斋堂。清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浔相持多年，城区无论寺观、神宇毁之殆尽。至此，境内佛寺再也无法恢复旧观，佛事活动难以为继。 民国伊始，各地佛教高僧、大德、居士和学者起而开展佛教复兴活动，组织佛教会，提出各种改革方案。有的主张进行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倡办好人间佛教，建立由佛教徒自己推选产生佛教管理组织，庙产应属全体僧尼共有，集中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也有的主张佛、道合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宗教组织。民国元年(1912)，经过多方协商，求同存异，成立中国佛教总会。接着，境内成立佛教分会，宣传和贯彻佛教改革措施，出现一些新的佛学思想，如临济宗庐山莲花禅院月西，力主以儒、道、佛三教经典度人，深得康有为的赏识。1924年夏，第一次国际性的佛教徒会议在庐山召开，推进了境内佛教和佛学活动的开展。然而民国时期，日军侵华，内战不断，几乎国无宁日，佛教革新竟成泡影。尤其是境内沦陷期间，众多佛寺被日军摧毁，许多珍贵法器和经典被劫，不少僧尼被迫转移到居士家，共同兴办居士林。如六角石有罗超主持的念佛林，岳师门有刘云樵三姊妹主持的三莲经社，使香火燃于家庭佛龛，梵呗之声响于民宅。战后虽修复和重建一些寺庵，确是微不足道。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现存的传统佛寺和寺内的历史文物均予保护，并先后在属地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党委统战部门设兼、专职秘书或干事，管理有关宗教事务。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不仅信佛的人越来越少，连原有的年轻僧尼也自动返俗。1955年9月，九江市佛教协会筹备小组成立，能仁禅寺住持悟超任组长、果悟任副组长，办公地点在能仁禅寺。1957年，筹备小组移至天花宫。1959年，能仁禅寺大胜宝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政府拨专款对能仁禅寺进行修葺。
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境内佛教团体和场所被停止活动，僧尼驱出寺院，寺产被占用。“文化大革命”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活动恢复正常。1988年7月，区佛教协会成立。
1989年重修天花宫。2000年浔阳区划调整，万佛寺、清静寺、殊胜院地属九江经济开发区，暂由区宗教局管理，2005年移交给开发区。2009年，经中国佛教协会和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批准，省佛教协会于10月18日至II月17日在能仁寺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活动，有300名外地僧众在能仁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受戒活动。是年，境内有佛教教职人员30人，信众为5 700人。
活动境内流派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故僧尼常自称为禅门弟子。供奉的主要神像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地藏王、观音大士、五祖菩萨（即禅宗五世祖弘忍）。神像多为木胎塑金，亦有少数大型神像为泥胎全金。旧时，境内民间佛教徒众多，尤以中老年妇女为多。有些信徒吃花斋、吃长斋，且经常上庙敬香拜佛。佛教活动主要形式为“庙会”。有“释迦牟尼会”（二月初八、二月十五、四月初八、腊月初八）、“观音会”（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地藏会”（七月二十九）、“阿弥陀佛会”（十一月十七日）、“五祖会”（十月十五）等。
高僧选介慧远(334 -416)：俗姓贾，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幼而好学，13岁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儒典，尤精周易和庄、老著作。21岁欲渡江从学范宁，因中原内乱，南路阻塞，未能如愿。时名僧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传教，遂与胞弟慧持投其门下，一见肃然起敬，“以为真吾师也”。后听安师讲《般若经》，豁然有悟，于是兄弟二人一同落发，由欲隐而遁入空门。远本有儒、道二学基础，学佛极易进。24岁登坛讲经，有的徒众听不懂，便仿安师引证庄子之说比附阐发，使“惑者晓然”，安师亦允其借助“俗书”（佛经以外之书）以释佛理。自是，他将儒、道、佛冶于一炉，而以佛为主，走一条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且在几次讲经和辩论中卓著成效，从而获得上层统治者的扶持。安师常临众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东晋兴宁三年(365)，北方战乱，远随师移往襄阳。太元三年(378)，秦兵围襄，安师分遣徒属各随所往。远率弟子10余人（一说数十人）南下荆州，后辗转寻阳而卓锡庐阜西北麓。十一年，建成东林寺。居山初期，大兴建寺之风，广集徒众宣传佛法、阐释佛理、论赞佛经，为推进境内佛教的传播，遂于甘棠湖北岸建龙池寺。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远示寂东林，奉全躯葬于寺之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为造碑文，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唐大中二年(848)，追谥辨觉大师。南唐升元三年(939)，追谥正觉大师。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追谥圆悟大师、凝寂之塔。
慧皎(497 -554)：号宏普，梁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学通中外，博训经律，为佛学涅粲师派的著名学者。初住会稽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有《涅槃义疏》10卷及《梵纲经疏》。又以前人所作僧传“颇多浮沉”“多所遗削”，故拟开例重撰，然事未竟而侯景乱起。太清二年(548)，避乱来寻阳，住湓口（今城西郊）五、六年，悉心著作。所书僧传，上起后汉，下迄梁天监十八年(519)，正传257人，附见200余人，名日《高僧传》。从传中述及庐山事看，多属实地考察后命笔。因治史严谨，叙事翔实，被视为一部重要僧史，收人大藏，千余年来广为龟鉴。承圣三年(554)二月卒，江州僧正慧恭主持将其葬于庐山禅阁寺基。
神凑(774 - 817)：俗姓成，唐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少年出家，受具于南岳希操师，复参钟陵大寂禅师。然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大历八年(773)，制悬经、律、论三科，策试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给度牒。凑应是选，诏配江州（今九江）兴果寺，后从众僧所望而移居庐山东林寺，大兴佛事，终研律成务，登坛秉法垂30年。元和十二年(817)九月二十六坐逝，门人奉全身葬于寺西慧远塔左。凑与白乐天友善，圆寂时乐天悲悼，为之作《律大德凑公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沧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守端(1017 - 1072)：俗姓葛，字白云，北宋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幼事翰墨。20岁依茶陵郁禅师披剃，往参杨岐宗方会，久侍得方会禅师法嗣。辞游庐阜，初住庐山双剑峰下龙门寺，继结茅白云峰下，先后创建莲花洞报国寺、石镜峰下云溪寺。圆通寺居讷一见，自谓不及，遂举其出主江州（今九江）承天院。宋庆历初，守端开法于承天，学侣云赴，大振宗风。次迁圆通寺，人称“新圆通”。时南康军守郭功甫常诣端问法，过从甚密。后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等寺，所至学人不绝，声名籍甚。熙宁五年(1072)终于安徽舒城海会寺，有《语录》二卷和《广录》四卷行世。
朽木：未详其姓氏，明末清初浙江杭州人。随师禅林尊宿埋庵游庐山，爱远公莲社，遂居上方塔院。师别去，朽木移居浔阳施茶数年，恻念江上往来行人，禅门绝少接待。清顺治十三年(1656)，于城西门外新坝，手辟荒丛，建立普润庵，云水游踪，得依憩息。一日掘地，得一古钵，非石非瓷，因有二龙捧“法王子”三字，故改名拥钵庵。木居此“勤修胜果”，直至终老。
第三节基督教传入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美以美会牧师赫尔利、陶理经福州至浔，在城外江边土桥口（今湓浦路地段）买下瓦屋数间，以办日学为先导，夜开小堂传教。尔后数年，海格思、贺格绥、胡遵礼、昊格矩等布道使相继前来，分别于江边、小巷创办学校、教堂立足，后逐步拓展到南门湖畔环城路及庾亮、甘棠南路一带，局面渐开。美以美会捷足先登，美欧其他差会接踵而至，诸如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灵修会、路德会、行道会、贵格会、浸礼会、雅礼会、使徒信心会、青年会；英内地会、大英执事会、伦敦会、苏格兰会、长老会、兄弟会、湖北循道公会；瑞典信义会、行道会及挪威信义会等20多个差会均先后涉足浔城，且多在庐山占有房地产，建有教室。他们往来于川汉、苏皖、昌九和浔庐之间，或向华人、外侨传教，或巡视教务、游历、避暑，使基督“福音”流播于长江上下、赣江两岸。
人浔基督教派林立，然以美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1941年与监理公会、美普会在上海合并后更改的名称）占绝对优势。清同（治）光（绪）之际，美以美会即以浔为据点，向四周扩展，布道区域江北渐至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太湖，江南延及沙河、瑞昌、建昌、彭泽、景德镇、鄱阳等地，初为一个教区（不含牯岭教区）。清末，根据形势需要和地理关系，分立黄梅、赣北两个教区。民国21年(1932)改设太宿，黄梅、九江、景饶4个教区。1940年，太宿、黄梅教区划归九江教区，由在浔教区长掌管。1946年，正式成立包括黄梅、大宿在内的赣北教区。卫理公会赣北教区初期地跨赣、鄂、皖3省，共辖13个牧区，其中境内3个，即九江恩溢牧区（原名后街牧区，包括二马路分堂），九江甘南牧区（原名同文牧区，包括龙山分堂）、九江化善堂牧区。1952年，鉴于外籍布道使已陆续离境，教徒相对减少，继将城区3个牧区并为1个牧区，称九江牧区。
基督教系统常驻浔开堂传教的还有圣公会、安息日会、内地会等差会。圣公会创于光绪三十一年，先是胡厚斋牧师从汉口到浔，在西门口创办开化阅报社，借此开堂布道；三十四年，华人牧师李元模接任后，教务大进，并于甘棠南路建立复生堂，为中华圣公会皖赣中心教堂之一。安息日会系1916年柳种广牧师到浔布道时创立的，初于毛家巷租赁民房，继迁大中路，待会务有所拓展，遂于柴桑路76号购地建堂，称为福音堂。内地会始自1930年耿希忠牧师传教时所置，越三年交由华人蓝玉田负责，直至1946年成立执事会，亦于柴桑支路修建福音堂。以上三会与卫理公会的教务活动，均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经四会协商合并成立九江基督教协进会，并公推原圣公会牧师王尔斌负总责。合并前4个教派共有工作人员74人（其中男41人、女33人），内含牧师6人。合并后，共有基督会员415人（其中男174、女241人），工作人员9人（其中男8人、女1人）。
12月，原留浔的美国传教士相继回国。教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学校、医院由政府接收，但福德护士学校与九江卫校合并，成立九江医学院。其余教产全部出租，作为自养基金。之后，成立“九江市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江孝伟牧师任主任，教会开始沿着“爱国爱教”、“自养、自治、自传”的方向发展。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停止。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1982年，在市委统战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落实了安息日会福音堂为教堂，开始恢复礼拜。同时，恢复成立九江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成人员9人，由王尔斌牧师任会长，成员轮流讲道。后因形势发展，成员有所调整，推选胡其春为主任委员，组成第三届九江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至1990年，境内基督教活动场所有滨江东路教堂、泉井聚会点。2006年，市基督教新教堂在庐山大道西落成。2008年，区内有信教群众1 000余人，基督教传道员72人。
传教途径自清同治年间发轫，凡在浔传教的基督教差会，几乎都是教、学、医三管齐下。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旨在将人们的思想引入教堂，皈依上帝，客观上却促进了境内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建教堂：教堂是专供基督教“三节”即纪念耶稣圣诞、受难、复活的节日和“两礼”即信徒洗（浸）礼、教徒圣餐礼（或称擘饼聚会）及平日礼拜的活动场所。抗日战争前后，城区建有固定的基督教堂15座，其中卫理公会8座、圣公会2座、安息日会2座、内地会2座、兄弟会1座，不少教堂是设在中、小学和医院内，规模大小得视所在区域教徒多寡而定。据1948年统计，境内有基督教徒1 021人。
办学校：基督教传人浔城后，4个两差会先后兴办小学12所、中学5所、大学1所。卫理公会起步早、办得多，计有同文附中、儒励附小、诺立附小、四翘（翘志、翘材、翘秀、翘德）小学、昂得升小学和岳师门小学，同文中学、儒励女中、诺立神道女中以及南伟烈大学共13所。次为圣公会，有辅仁小学、辅仁中学和圣约翰中学共3所。余为安息日会三育小学、内地会养正小学。各校开办期间，均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开圣经课，每天晨会、晚自修和星期日尚须校长或教师率领学生做礼拜；另办“主日学”共10余所，招引教徒、教会职工和社会妇女、儿童，进行短期启蒙教理培训，从而灌输宗教信仰，传播基督教义。诺立神道女校还专为妇女传道部培养输送人才。
办医院：基督教在浔传教期间，先后开办医院3所和护士学校2所，即卫理公会的但福德医院、生命活水医院及两院附设护校和圣公会的圣约翰医院。他们分别设“残疾人之家”和免费病房，对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等残疾儿童或遇天灾人祸的贫困病员，施行免费治疗或提供衣、食、住宿和生活护理。每所医院亦设礼拜堂，配牧师和女传道，定期向患者宣扬基督教。
节日 3月21日至4月25日，是纪念耶稣死后复活的节日，名复活节，为基督教的第二大节日。根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的第三日“复活”。复活节这天，城内各教派举行纪念活动，信徒们清晨见面的第一句话即彼此相告“主复活了”，以纪念耶稣复活；日出时聚集一起朝太阳高唱复活节的赞美诗，表达喜悦心情。福音堂（教堂）举行圣烛游行，当神职人员连续唱“基督之光”3遍完毕，点燃的巨大圣烛把福音堂（教堂）照映得如同白昼，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蜡烛，象征基督光明的来临，以及人们对光明的憧憬和希望。整个复活节期间各福音堂（教堂）灯火辉煌，乐声悠扬，钟声四起，到处皆有礼拜活动。 在复活节前3天，为纪念耶稣为人们承担罪孽而钉上十字架，城内各教会有时为此举行专场礼拜。
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名圣诞节，为基督教各派第一大圣节。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从24日即“圣诞夜”开始。圣诞夜还有圣诞老人送礼品，由此圣诞老人成为吉祥如意的象征。12月25日白天，基督教各福音堂（教堂）都要举行圣诞礼拜，有隆重的崇拜仪式。其中午夜零点的礼拜最为壮观，将整个圣诞庆典推向高潮。自基督教传人浔后，许多人在家里包括公共场所安置一棵圣诞树，以增添节日气氛。
第四节天主教传入明万历中初播南昌，再缓慢地传人浔城，时境内无固定传教场所，但住有在外地受洗之教徒过往，常在教徒家逗留，传经讲道，短期即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随着天主教在华传教区域日张，法王鲁易十四亦遣教士抵华。据四十一年统计，法耶稣会士已在各府州设传教处25所，江西计8所，浔列其中。不久，因罗马教皇不允许华籍教徒尊孔祭祖，两遣使团乞请清廷谕示中国教徒遵守，康熙拒绝这一无理“教条”，乃于五十六年春（公历4月16日）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历雍、乾、嘉、道四朝皆然。
迨至道光中叶，教禁稍弛，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乾隆四十年据罗马教皇令解散）尚未恢复，法巴黎遣使会（又名味增爵会）遂派教士赴浔传教。首任天主教会主教为法籍穆导源，道光十八年(1838)到任，任期6年，期间他撰《教理问答》等小册子，推动了天主教义的流传。迄九江开埠前，在浔继任主教在法籍教士4人。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仍持排斥、压制态度，一般士民亦怀“仇外”心理，且邻省教案时有发生，因而在浔外籍教士较谨慎，多昼伏夜出，潜行传教。然已惨淡经营20余年，为天主教在浔的发展奠定基础。
鸦片战争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赣北门户洞天开，不仅外国人可自由经商、游历，且外国教士可自由传教。咸丰十一年冬，法籍神甫罗安当以法国总理在江西天主教务代全权大臣身份到浔，企图以此为据点，开辟江西教务。同治元年(1862)初，他恃中法《天津条约》为护符，在南昌大肆进行侵略活动，激起民愤，群起将所有教堂付之一炬，并一再抵制其人昌。罗氏被迫退回浔，在环城路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建造教堂。翌年，江西天主教府亦迁浔。主教府北迁后，下设九江、南昌、高安3个总铎区，南昌改作九江教区所属的总铎区，浔则成为江西天主教的基地。
清末至民国时期，江西教区迭经析立。九江教区历任主教有法籍罗安、安若望、戴济世、王吾柏、白振铎、郎守信、樊体爱、杜保禄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属战胜国之一。罗马教廷以迎合江西人民及其教徒心愿为名，于1946年7月将河北保定的国籍紫衣主教周济世调任江西总主教，而周氏亦法籍教士栽培的遣使会成员，曾在巴黎任神甫15年。同年10月，他途经浔赴昌就职，旋将主教府迁昌，并任命法籍神甫杜天任为副主教，教内大权仍操外籍人之手。从此，浔便改为南昌总主教区下属的总铎站，时辖湖口、彭泽、星子、都昌、牯岭、湖北小池口、孔垅等天主堂及城内天主堂、经租处、天主堂医院、天主堂仁慈堂、济世小学等机构，教徒700余人。
天主教自传入浔至解放初期，其教会主教均由法籍传教士把持。1951年1月22日，城内教友响应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王良佑神甫的倡议，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召开“九江市天主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动员大会”，宣称要服从国家法令，坚决铲除和肃清帝国主义在九江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割断与罗马教廷的政治、经济关系。1952年3月，所有在浔外籍神职人员离境。1958年，全省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同时九江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并由省直管。自此，一个独立自主办教会，实行自传、自养、自治的爱国新教会诞生，开始进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受到冲击，教堂被封闭、占用或拆毁，教职人员和爱国会工作人员被迫离散，正常的宗教活动无法开展，只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仍秘密在家过宗教生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执行，逐步退还被占用的教会团体的房产，恢复教会组织和开展活动，协助教会解决自养问题，培养年轻的爱国教职人员。1984年，市天主堂经修复后正式开堂。1990年，境内有教堂2座，教徒1 000余人。2009年，信奉教徒达3 700人。
会内机构九江开埠后，媚外苟全的官府由“禁教”变为“保教”；苦难乞灵的贫民由“恶教”转向“崇教”，甚至赖“吃教”为生，使天主教在浔的经济、教务机构和教徒组织得以迅速壮大。
总堂账房：同治二年，主教府迁浔后，即建立九江总堂账房。账房初设，着重筹资兴建教堂、修道院、慈善堂、医院、学校等自用房舍；光绪二十六年后，则大量购置房地产，建造店房和住宅，转手变卖或出租，并设经租处专理此业。迄民国初年，天主教会在浔占有房屋180余栋，年租纯收入二四纹银5万两，在城南劳家垅还占有所谓“善终会”捐购的墓山（教内称“圣山”）数百亩，是浔城最大的房地产主，成为教务活动的强大经济支柱。1920年，江西其他教区另起炉灶，总账房便缩小为赣北教区账房。1931年，因筹建新修院，移业就业变卖城区后街至花牌楼店房30余栋。1946年，主教府南迁改名南昌总主教区后，总堂账房又缩小为九江总铎账房。继因通货膨胀，房租收入逐年下降，至解放前夕每月实收折合食米约50石左右。但九江天主教会仍有大小房屋195.5栋，共1 510间，占地面积42. 51亩，余基95. 11亩；其中自用房屋8栋，共408间，占地23. 53亩，余基65. 08亩；出租房屋151.5栋，共1 102间，占地18. 98亩，余基30. 03亩。1951年年初，办理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团体财产登记，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
修道院：又称神哲学院，是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的高等学府。同治七年，法籍传教士包得来创办，初设高安三桥村；光绪四年，改设建昌县吴城镇；十二年，徙至浔城内天主堂后厢、仁慈堂对面（今甘棠南路六机部宿舍区）；1937年，迁入庾亮南路57号新址。新修院建有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还有教职员工宿舍、厨房和风雨球场等附属建筑，是江西天主教会总修院，担负全省五大教区神职人员的培修任务。招修对象多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教徒子弟，对教义、教规有一定的造诣。学制一般七八年，课程除普通自然科学外，有拉丁文、英文、法文、神学、哲学、教会历史等，神、哲、史课全用拉丁文教学。灵修要求严格，必须终生独身、品学兼优、年龄不得小于24岁方能晋铎。光绪三十二年，在院修士有6班共60人，是年始扩大到10班，增招修士名额。毕业后大多分配全省各地传教，仅少数人晋铎担任教务要职，有培养前途的则保送出国深造。1949年4月，鉴于主教府已南迁，修道院亦撤往南昌。
教内会：为了协同教、铎区加强对教务和教徒的管理，推动会内念经、祈祷等活动的开展，天主教还在城内组织各种类型的“教内会”，较典型的有神职人员加入的味增爵会、仁爱会和由普通教徒加入的玫瑰会、圣衣会、圣体军、四规会等。其旨大同小异，教人“荣主救灵”，但具体要求不一。至解放前夕，这些组织大都存在。
味增爵会：16世纪法籍神甫味增爵创立，目的是将教士组织起来派到外方或深入农村传教，故又名遣使会。传人中国后，在浙江嘉兴创办神学院，国籍修士只有入修该院，才有资格入会。人会后有权在所在堂口办理教会事业，经济拮据可申请款项。总会设在巴黎，各地有分会。九江修道院长濮爱燄曾任九江味增爵会负责人，国籍神甫刘允文等曾入此会。
仁爱会：天主教修女的一种团体，也是味增爵创立，本意是为收容一群无人照顾的穷苦女孩，并授以技术和教理、教规知识。传人浔后，有的成员也从事医疗、教育工作或在妇女中传教。她们会服是头戴蝴蝶形白大布帽，冬季内穿白汗衣、外套兰细呢质上装，夏穿相同形制的白布上衣，全年下着百褶裙。教徒称她们为“姆姆”，其首领称“大姆姆”。所有姆姆每年要作为期一周的灵修小结，平日有差错要向大姆姆求宽免。至解放前夕，城内尚有会员21人，分处天主堂医院和孤儿院，分由法籍大姆姆高光明和董静修掌管。
玫瑰会：崇拜耶稣母亲玛利亚，祈求圣母转祷获神佑。每日早、中、晚，信徒须右手持经神甫祝圣过的念珠，跪念玫瑰经。抗日战争前，城内老教徒尤其是女教徒多入此会。
圣衣会：信徒须终生贴胸佩带青色或红色呢制小袋，内盛“圣母无原罪”和“耶稣圣心”两种镍质像牌。解放前，城内老教徒、仁慈堂婴孩及婴孩郎（女婴丈夫）多入此会。
圣体军：信徒向神甫领带小会章一枚，每个主日进教堂领耶稣“圣体”，借此祈求天主赦罪赐恩。抗日战争前，城内颇盛行，尤其是益智、培德两校的教徒和师生多加入此组织。
四规会：主要是遵守教会有关主日、瞻礼、望弥撒和守大小斋期的规定，每年至少办神功及告解一次，借以祈求天主保佑。据调查，解放前该会教徒曾在西园路口捐购房屋数栋，以房租作活动基金，并于每年十一月初追思已亡瞻礼日，在城内天主堂集会、聚餐和结账。
慈善事业天主教会在浔扩展教务的同时，还举办一系列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凡领受其“恩赐”的人，最易接受基督“福音”而领洗奉教。
天主堂医院：光绪三年创办，设病房3间，称圣味增爵医院。六年，增筑屋舍3间。八年秋，上海仁爱会派法籍修女数人掌管院务，并直拨经费，规模渐蔚，更名法国天主堂医院。初10年仅设施诊所、养老院、男孤儿院，后20年增设免费病房、残废所。平日常派医护人员到近郊免费施诊，若遇危重病人则收治人院。浔城沦陷，一度被迫迁入仁慈堂，除继续行医还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男老人，解放时在院尚有83人。
仁慈堂：同治二年创立，原为天主教会专作收养弃婴（多为女婴）机构，由天主堂或医院兼管。光绪十三年，巴黎仁爱总会派法籍修女接办。旋于南门口一带购置房地产，设立孤儿院，始收孤儿20人，后逐年增多；孤儿进入学龄期即施以教育，讲授教义、教理、教规、圣经等知识，学习刺绣、编织、烹调、缝纫等手艺；孤儿成人后由院方为其择配，凡娶仁慈堂长大女子者必须是天主教徒，如未奉教应先领洗方可成婚。光绪二十四年，增设残废院；三十年，又设贫民免费医院和旋诊所，免费施医药。其经费来源主要由巴黎仁爱总会、国际婴孩会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提供。直至解放前夕，堂内尚有孤儿60人、女孤老人20人。
济世中、小学：光绪八年天主堂医院和1918年仁慈堂先后各办义学（亦称保守学堂）l所，学生在校期间，免费提供衣食和住宿，逢主日及四大瞻礼日另发食品、衣物与奖品，对贫寒子女及其家长颇具吸引力，然学校仅授教会经义、规诫，为领洗奉教作准备，被称为“保守教友”（即预备教徒）。1912年，在天主堂义学基础上创办益智女校，以办小学为主；1934年春，又在环城路创办培德小学，专招男生；1939年，因受日军胁迫两校联合上课。翌年，培德男校迁入城内天主堂东侧，至1943年增设初中部；益智女校迁入仁慈堂与义学合并，校名未变，至1944年亦增设初中部；1946年9月，将培德与益智的初中部合并成立济世中学，原培德小学部改为济中附小（亦称济世小学）；益智女校改称济世女生部，仍在原址上课。1949年解放后，男女合校，统称济世中学，原益智小学部并入济世小学（1948年秋，国籍教徒曾开办崇道小学，次秋与济小合并，两月后又自动退出停办）。1951年冬，济世中、小学脱离教会领导，由市人民政府接管。
第五节伊斯兰教传入浔城固无回族。何时有回族人定居和伊斯兰教传人，众说不一。一说明景泰元年(1450)，陕西回族将军马哈直调任九江总兵，率部1500余人均为回族子弟，随军带有三阿訇（教长）主持教仪、讲授经典，时日一长，部分官兵解甲与眷属散居在今北司路、四码头、莲花池、金官营、老马渡、九华门等处，就地经商务农，遂将宗教带入浔阳。一说清道光元年(1821)，安徽寿县回人陶奎臣调到浔任守备、赵振卿任城防营（又称飞虎营）管带，驻扎今九华门（即北司路陶家菜园）附近，所部官兵和随眷500余皆系回族，日久部分落根于浔，宗教活动亦随之进行。另一说九江之有回族定居，约始于道光十年安徽回民马万和赴浔开花粉店，推而论之，伊教的传人应此发端。以上三说并无多大抵牾，只因受某种客观环境（如战乱、灾荒或民族迫害）影响，导致回民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没有形成一脉相承而已。据秦山僧《九江指南》“宗教篇”记述“元明至清，数百年来，回民渐渐迁居于长江各埠”和九江清真寺内部资料表述“寺内原有乾隆御赐碑刻两块”分析，明中叶以后，浔城便有回民定居和伊斯兰教活动是可能的，最晚不迟于乾隆在位之后。
规诫习俗伊斯兰教历来规定念清真经、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遵之“功课”，并提出一系列规范性的要求：一即每年3个重大节日。一为开斋节，回民称之过大年，教历十月一日举行；二为古尔邦节，亦称宰牲节，在开斋节后百日举行，当日全天或半天不饮食，宰牛羊祭祀真主；三为圣纪节，即纪念穆罕默德生辰，教历三月间举行，当日族内凑钱宰牛祭祀，嗣将牛肉分给穷人，以示济穷。二即每年1个斋月，即教历九月一整月，每日破晓前早餐，日落后晚餐，日间不饮不食，斋戒期满，便举行开斋节。三即每7日1次聚礼，即主麻日，全族集中礼拜，每星期五举行；每日5次小礼拜，即日出前晨礼、正午响礼、半下午晡礼、日落后昏礼、睡眠前霄礼。礼拜前须用净水沐浴，分大净和小净，意即洗涤脏物，保持整洁，节制慾性。
境内回民全族信教，教族密不可分，有些本属民族风俗习惯却演变成教规，以致生死嫁娶均须按宗族教仪式办理。如婴儿出生3日内，须请阿訇主持命名仪式，用阿拉伯文封名，一般汉名为化名，男女结婚须请阿訇主持婚仪、念经，方可同房；回族男女不准随便与他族男女通婚，回女若嫁他族男子或回男若娶他族女子，他族男或女必先办理人教手续才许结婚；回民死后须先用水将亡人洗净，再将香料粉洒在3块白布上用以裹身，然后请阿訇念经，发送土葬。回民婚丧喜庆，一律不动响器和放鞭炮，严禁烧纸钱和烧香拜佛等。在饮食方面禁吃猪肉、狗肉和无鳞、无鳍的鱼蟹，禁吃自死的家禽、家畜，鸡、鸭、牛、羊须经阿訇念经，宰杀后方可食用。解放前，这些规禁任何回民不得违犯，否则即以判教论处。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贯彻，回民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有些戒律渐次放松，不仅婴儿取教名、结婚行教礼被革除，连回汉通婚今亦无所禁忌。
活动教寺即清真寺，亦称礼拜寺，是伊斯兰教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和教徒聚礼等活动场所。据史料载，自明季首批回族先民在浔定居不久，便于江边修建清真寺。然“这座清真寺，几经兴衰，有时焚于火，有时毁于内乱，连清乾隆皇帝御赐二块碑石也茫然无存”。足见从明代宗朝至清高宗朝之间，浔城确有清真寺，毁建且不只一次，惜无年份可考。民国初年，定居浔的回族人口约100余户、400人，为协调回民和教寺间的关系，通过回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中国回协江西九江支会。1947年8月换届，马干臣、马鸣疆分别担任董事长和理事长，至浔城解放。1949年5月，境内有回民200余户、900余人；其时参加主麻日礼拜和斋月封斋的每寺约20人，逢开斋节活动人数达200人。1955年，城外清真寺教长李殿君参加省宗教界人士参观团赴沪参观。1956年11月，继任教长李怀志参加中国伊斯兰教第二届代表大会。1957年，政府拨款1 000元，对清真寺进行维修。城内、城外两寺经费来源为房屋出租。1958年12月22日，市第三届回民代表会议决定撤销两寺董事会，合并清真寺，以加强民族团结。城里清真寺撤销，改为清真食堂和回民协会办公室，教长郑余斋移居城外清真寺任教长。穆斯林教徒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阿訇郑余斋当选为市政协委员，阿訇李平玉参加中国伊斯兰协会组织的朝觐团出国朝觐圣地，成为全省第一位“哈吉”。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阿訇被赶走，寺产被移作他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1980年，市政府拨款2-7万元对市清真寺进行维修，并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员会。1984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市清真寺被列为省重点开放寺院。1986年7月，为加强团结，通过反复协商，调整改组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立市区回民工作委员会，委员7人，下设清真寺管理小组和经济管理小组，负责处理清真寺事务和回民企业工作。1989年，召开市伊斯兰教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九江伊斯兰教协会及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筹备组。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境内回民人数为3 871人。2009年穆斯林群众发展到5 000人。
第二章场所第一节寺观寺观变迁境内道、佛史上，通常是道士居宫观，僧尼居寺庵。后戒律突破，有僧居宫，道居庵，亦有僧道同居神庙各持信仰，孰寺孰观不易分辨，故以寺观统括。
境内佛寺创自东晋，据史志查考，慧远建龙池寺。南朝寺庵又有增加，尤以梁代居多，其中重创承天院（能仁寺前身，本滥觞于东晋，经毁无考，俗谓“肇自梁武”成习，姑且从之）。晋至南朝时，道观即在萌生。隋至北宋间，区境僧侣曾遭大业“因僧毁寺”、会昌“勅毁佛寺”和开宝“翰兵屠城”等厄运，然风波过后，官府和社会对寺僧的资助尚优厚，使之不仅对承天院屡毁屡修，且新建一批中小寺庵和大胜塔，成为境内佛寺史上的鼎盛期。据可考的资料载，唐建兴果寺、佛母寺；但自建炎至绍兴年间，因遭金兵和流寇李成的焚掠，境内毁坏寺观不少。终南宋之世，仅建舍利寺。唐宋时的宫观稍有创建，如紫极宫（天庆观前身）、洞庭顺利之祠（后改寿圣观）等。元、明、清三季，境内寺观历经由衰转兴再败落的曲折。元建寺观寥寥无几，而元末兵乱竟将境内寺庵、宫观毁去十之七八。明洪武和万历年间曾两度复兴，有明一代新建佛寺海天寺、兴隆庵、观音阁、太保庙、大王庙等。道观方面，先是元末明初建南门观；明清之际境内城乡建三宫殿、三官庙、吕祖庙、许真君庙多处。清代前，中期亦修复部分寺观，但咸丰年间又在多毁于战火。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德化县志》辑录，境内寺观（不含单纯祭祀性祠庙和无年代、地址可考寺观）达22所，多为咸丰后期与同治年间重修，规模远逊于前。
清末至民国初年，民建香火神庙多，佛寺、道观亦有。据民国19年(1930)5月九江市政府调查统计，城区有僧道活动的寺观（含神庙）共43所，其中僧尼居住40所，即关帝庙、关帝坡庙、东岳庙、府城隍庙、五帝药王庙、火帝庙、水府庙、三王庙（有二，疑三圣庙和大王庙之误）、康王庙、灵官庙、吕祖庙（在烟水亭）、九顶娘娘庙、广娘娘庙、都天庙、白马庙、相公庙、紫云庙（有三，一在九华门、一在雷家塘、一在西园巷后），万寿宫、天后官、既济官、天花宫、龙池寺、能仁寺、舍利寺、普润寺，西佛庵、观音庵、慈孝庵、清平庵、一钵庵，地藏林、慈航阁、观音阁、观音堂（有二，一在关帝坡，一在梅花巷）、念佛堂、降福亭、杨泗庙等。
民国时期，区境先后遭国民政府军和侵华日伪军破坏，不少寺观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于进行正常佛道活动的寺观实行保护政策，不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拆毁，并将各宫古刹列为重点人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观念形态的更新，人们对于寺观大都采取凡濒临倒塌的不复修，被水火灾冲倒或焚毁的不再建，保存较好而又空无僧道的则利用其作仓库存放杂物；但在激烈的群众运动中人为地“拆庙毁菩萨”亦有之，故境内寺观日趋减少。据1978年统计，仅存能仁寺、天花宫、吕祖庙、菩提园、普润庵。 现有寺观能仁寺：位于庾亮南路市二中学对面，旧名“承天院”。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在位时（公元500年左右），元时遭兵火焚。元至正九年(1349)危素写《江州路能仁禅寺三门记》：江州城南隅有浮图，东魏天平二年(535)沙门祖道佛舍利其中，贮以水精瓶金银铁石函护唯谨。南唐李舁时(937 - 943)军师威烈公何洙乃作佛寺号日福圣。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独免于兵烬。
天圣( 1023 - 1031)间赐额承天，沙门智聪大加修葺。尚书礼部郎中祖士衡实记之。已而名师有若白云守端佛印元铁面感宏智觉皆相继主斯寺，号为丛林之盛。政和七年(1127)改日能仁。” 明洪武十二年(1379)重建。该寺院历代甚受官方重视，虽屡遭天灾、战火之毁，皆能重建，香火延燃，梵乐久响。先后有智聪、杨岐宗二世白云守端、云门宗五世佛印了元、曹洞宗十世宏智正觉、南康府沙门师严等高僧住持。民国后相继有修一、静修、禅静、惠禅、如相等执掌法席，率众维护香火，19年秋，法天主教九江总铎罗望达，侵占寺内名胜，翌年2月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寺西空基强划为建书院之用，僧人数陷冤狱，寺产被蚕食。抗战期间，又遭日军抢劫、占领。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寺院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并开展正常佛事活动；37年，寺院启坛传授三坛大戒，由住持光明主持，为数百名戒子圆具员戒，印光、太虚等曾先后来寺礼佛敬祖。
新中国成立后，佛光主持寺务。1953年夏，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在果一、觉民等陪同到寺礼佛，并应四众弟子请求，在寺升大座开讲《楞严经》，武汉、安庆、扬州等地有人慕名前来听讲。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寺院又遭劫难，僧众被逐，佛经被焚，宋代3尊铁铸佛像被砸，道场被一些单位及个人占据。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收回作宗教活动场所。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能仁寺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84年，云安等僧回住，次年占用寺院的单位全部迁出，交寺僧管理，并由省宗教处安排，原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印慈主持寺务，云安为首座兼监院，寺中住僧增多。1986年1月，江西省佛教徒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寺院召开，成立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寺内，印慈当选为副会长。1987年上半年，寺内住户26家全部搬出，原市博物馆在寺内兴建的二层办公楼亦移交省佛协使用。1983 -1987年，国务院宗教局和省宗教处先后拨专款用于寺院的修复重建工程。1988年，云安任住持。1996年，释辉悟任住持。
此寺殿宇建筑，依坡就势，布局整规，主次分明，宽敞幽静，寺内分前、中、后3个院落。前院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胜宝塔；中院有铁佛殿、左右禅房、方丈室；后院有藏经楼、法堂等建筑。3个院落面积共15 595平方米，殿宇占地面积为2 986.6平方米。
普润寺：原名普润庵，又称茶庵，位于甘棠湖西今普润路。清康熙文人查慎行《庐山纪游》“辰刻出九江西门，过龙开闸，从荷叶、稻花中步入普润庵”。据《江西通志》载：“朽木，杭州人，随师埋庵游庐山居之，后建普润庵。勤修胜果，恻念长江往来行人，于九江施茶数年。”朽木施茶之举，为远近所称道。清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重建。民国27年(1938)，妮宏修购得此庙，之后，此寺为尼姑修行之所。1966 - 1976“文化大革命”时，市36座庙宇之僧人均聚居此处。现有一面积约40平方米之接引殿，内供西方三圣，居比丘尼7人，住持弘慈。
清静寺：位于九江国棉一厂旁牛奶公司后，内居比丘尼1人，仅初一、十五开门接待香客，现住持惠明。
广佛寺：位于七里湖火车站与开发区西二路之间，内供西方三圣。现住持普刚。
降福宫：位于春安里。原为一小土地庙，2002年改为居士林，2005年改名降福宫。现有一排三殿，中敬西方三圣，右为观音殿，左为土地庙，前有一大棚总计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住持常安。
菩提园：位于新公园路44号。1976年由塔北路（今气象局处）迁此，1987年重修，前后两重，前殿正面供阿弥陀佛，背面敬降魔韦驮，后殿供奉西方三圣，后殿右侧建有斋堂、静室、寮房等，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庙内现藏“衣钵庵”石制横额一方。
观音寺：原址在南司路，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新建在九星公路八里坡立交桥坎下。住持为比丘尼德金。
殊胜院：原为娘娘庙，位于九江建材厂门前江边，现因防汛筑堤迁至建材厂后八里湖堤上。前殿兼念佛堂，供释迦牟尼佛、西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后重供三花娘娘。现主持印青。
大王庙：位于金鸡坡九江炼油厂与九江二电厂之间的琵琶湖的尾部，1993年重建，内供大王公及济公等。
海天寺：位于花果园3组，2003年重建。 水王庙：位于九江炼油厂生活区5区后，1993年重建。
姬公庵：原名姬公古刹，原址位于九江炼油厂门前，2009年迁船管处东重建，2010年重建开光。 三圣宫：位于滨江东路金鸡坡村，2009年迁建，2010年开光。
市隐庵：位于南湖公园东门，2010年恢复重建。
天善宫：原名娘娘庙，位于五里村三堡垅。20世纪90年代重建，改名天善宫。2008年又重建大殿一幢。
天花宫：位于甘棠湖李公堤南端，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占地面积1 100平方米，有娘娘殿、娘娘阁、禅房等建筑。1986年被列为九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今市佛教协会在此问事。
关帝庙：位于金鸡坡街道大王庙村2组，旧地名孙家垅。1998年新建，内供关圣菩萨。
废毁寺观后杨泗庙：位于滨江路82号，西园北缘，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 - 1850)，供奉杨泗菩萨。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67年神像被毁。后稍修又毁。
都天堂：在能仁寺东，宋绍兴年间( 1131 -1162)建，旁有大胜宝塔。观久毁。
怀端阁：在能仁寺东，清乾隆十一年(1746)改为施公书院，久毁。
青莲阁：在能仁寺后，久毁。
关帝坡：在城东，明隆庆五年(1571)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复建关圣殿，乾隆十年(1745)再建后殿，十二年又建五祖殿，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
东岳庙：在城东，明天启三年(1623)在唐景星书院旧址建，清乾隆十七年(1752)僧海龙募修，咸丰四年(1854)兵毁。
春秋阁：在八角石，久毁。
太保庙：在城南门，明万历间建，清康熙壬申年(1692)重修，久毁。
万寿宫：有数处。一在城南，明洪武年间创，永乐年间以旧基狭隘，迁入宫之北，前有祖师殿，后有福主玉皇楼，明崇祯辛末年(1631)重修，清雍正十一年(1733)知府蔡学颢再修，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董榕、知县高植创捐、道纪司胡侣文募捐复修，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一在塔忠武公祠隔壁，清同治年间，双钟建，久毁。
洞宾亭：在大校敞面山之巅，久废。
关帝庙：有数处。一在演武厅，清顺治乙酉年(1645)建，乾隆十九年(1754)副将凯音布捐修，后增一重，咸丰四年(1854)兵毁，复建又毁。一大小学巷，久废。一在司口街大王庙右，明崇祯元年(1628)建，久废。一在城西门外大马头，兵毁复建又毁。一在城内正街，咸丰年间建。
三圣庙：在城东北马王坡即马王庙故址，清咸丰年间毁，同治壬戌年(1862)重建，祀关帝火帝马王故改额三圣，乙丑年(1865)重建戏楼。庙、楼久废。
紫云庙：有数处。一在岳师门外，一在望京门外，一在城西门揽秀坊。
大王庙：在司口街，明万历四年(1576)建，清康熙癸丑年(1673)重修殿宇一重、房屋三间、戏楼一座，久毁。
火神庙：在钞关后，清康熙七年(1668)建，乾隆十六年(1751)关督惠色捐修殿宇二重、房屋七间，久毁。
水府庙：在城西门外新坝，久毁。
祝融庙：在城南门外罗家墩，久毁。
龙池寺：在甘棠湖北岸，晋慧远建，宋绍兴年间重建，元末毁。明洪武十一年(1378)复兴；永乐元年(1403)重建后毁，景泰元年(1450)住持深公新建毗庐宝阁、药师佛殿、药师灯塔并大雄宝殿；成化二十三年(1487)又毁，复修；正德三年(1508)又毁。乾隆五十五年(1790)僧广禅募修，咸丰间毁，复建又毁。
唐公祠：在能仁寺右，公名英，为政深得民心，有传。清乾隆二十二年建，久废。
寿圣观：在城西，宋庆元年间(1195 - 1200)建，明万历辛亥年(1611)建通天楼，清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又毁。
南门观：在城南，明初建，后迁于宫之北，明末重修。清雍正十一年(1733)再修，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咸丰年间毁。
舍利寺：在城西北，宋太一禅师建，元毁明初兴复，成化四年复修，后迁于南薰门，明末毁。清顺治四年重建，咸丰间又毁。
九顶娘娘庙：在城北，久毁。
广娘娘庵：在岳师门内，曾更名天花宫，久毁。
都天庙：在延支山左，久毁。
梅花庵：在城内道署前，久毁。
县城隍庙：在西门内，久毁。
龙王庙：有二处。一在矶湾。一在南门内，咸丰年间毁，后重建又毁。
塔忠武公祠：在城内大街，咸丰八年(1858)李忠武克复郡城遵勅建立专祠。久毁。
李忠武公祠：在城东，奉勅建立，久毁。
昭忠祠：有二处。一在塔公祠右，清嘉庆初年建，经乱尚存，同治己巳年(1869)修葺，后毁。一在镇署左，同治七年(1868)建，后毁。
会子祠：在八角石，咸丰间毁，同治元年(1862)重建，又毁。
岳王祠：在书院左，咸丰间毁。
李忠文公祠：在考棚右，咸丰间毁，九年(1870)重建又毁。
义门祠：在城内大街，咸丰间毁。
府城隍庙：在考棚东首，咸丰十年(1871)复建，后毁。
白衣庵：在西门月城内，后毁。
九华庵：在九华门内，后毁。
药王庙：在小学巷内，后毁。
第二节教堂教寺基督教堂基督教传人九江后，在浔城共建立教堂15个。由于教会、学校、医院多为三位一体，故所办的学校、医院皆有教堂。其分布是同文中学教堂、同文小学教堂、儒励女中教堂、儒励小学教堂、诺立神道女校教堂、翘智小学教堂（化善堂）、翘才小学教堂（溢思堂）、翘秀小学教堂、翘德小学教堂、圣约翰中学（含辅仁小学）教堂(1926年后为圣约翰医院教堂)、但复德医院教堂、生命活水医院教堂、仓巷圣公会教堂（含安德烈小学）、柴桑支路勃兰地福音堂、督府巷安息日会教堂。主要教堂例介： 勃兰地福音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籍人士李思达、耿希光及华人教徒周氏三姐妹集资兴建。位于柴桑支路。因年久失修，于1956年拆除。
美国基督教勃兰地福音堂圣公会教堂：位于大中路388 - 392号，为九江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建。占地900平方米。解放初期，尚有宗教活动。后基督教各派活动合并至安息日会福音堂举行后，教堂被作为他用。
安息日会教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中联合会派湖南人柳种广牧师及数名传教人到浔开拓传教事业，待宣教事业有所发展后，便在柴桑路76号（即今督府巷18号）购地建造。该福音堂原建地方狭小，仅容30 - 40人。1985年进行部分改建，可容200余人。现为城区基督教进行活动之主要场所。
福音堂：位于九威大道西侧，2005年兴建，2006年竣工，建筑面积4 500平方米，可容纳2 000人同时活动。
天主教堂天主教传人九江后，在浔城先后建南门口天主堂、环城路天主堂、湓浦路天主大教堂、滨江路主教府、及增爵医院教堂、庾亮南路天主教修道院及教堂、湓浦路神父堂。主要教堂例介： 城外天主堂天主堂内厅(摄于1898年） 城外天主堂：清同治十年(1871)，九江天主教会转租九江英租界位于滨江路及湓浦路的地基，同时买下盖得洋行的堆栈房屋建天主堂。光绪六年(1880)六月落成，举行首祭开堂。占地1 000平方米（俗称城外天主堂）。建成后即将初设在庾亮南路天主堂的九江教区主教府迁入，成为主教堂。教堂结构为哥特式建筑，门面为红砂石砌面，内为麻石。大厅内有10根圆形麻石柱，每根立柱设有雕花的红砂石底落，底落上方安置12位近2米高的门徒座像。顶部有两个高高的尖顶，分外显目。主教堂的迁入，成为全城天主教中枢机构，也是赣北教区中心教堂。抗日战争期间，遭盟国飞机误炸，主体栏杆以上被炸成两个深坑，从此未举行过弥撒。1949年5月浔城解放后，租赁给市人民医院作托儿所。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民政部门作为遣送站。1981年归还天主教会。1985年，市政协机关为建宿舍楼，报作危房拆除。
城内天主堂：清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 -1863)，九江天主教会先后买下南门口和环城路的房产建造圣堂（今庾亮南路天主堂，俗称城内天主堂）。主体为砖木结构，是附近教徒进行圣事活动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1984年经修复后正式开堂。
味增爵医院教堂：位于湓浦路85号（今市二医院处），清光绪十三年(1887)建，今已拆。 天主教修道院及教堂：位于庚南路167号（今船舶工业公司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今已拆。
祖父堂：位于湓浦路（今港务局内），清宣统三年(1911)建，今已拆。
伊斯兰教寺城外清真寺：又称矶湾清真寺，因位于江边矶湾（今滨江路）故名。原寺由明景泰年间(1450 - 1456)由九江总兵马哈直修建，有阿訇3入主持教事活动。自是以后“几经兴衰，有时焚于火，有时毁于内乱”。清道光三十年(1850)，德化知县钱宝昌和安徽籍著名人士马宁森等倡导回民集资，在江边矶湾购地一块，比原寺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建。光绪二十四年(1898)，再次对寺内大殿、水房、客厅和住房进行改建和扩大。1935年因修滨江路，再行在滨江路6号重建。新中国建立后，1957年政府拨款维修。1980年又拨款维修和改建。占地面积515.3平方米，建筑面积922.26平方米。将原砖木结构改为砖混结构，建有礼拜大殿、女大殿、男女淋浴室、议事大厅、殡仪室、会议室、办公室、宿舍等，并有锅炉房等设施。1984年，被批准对外开放。2000年寺所在地——西园拆迁改造，新寺于2008年在原址旁落成。
城里清真寺：又名回教礼拜堂。因位于城内四码头，故名城里清真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著名人士马宁森、古董商杨遐年、马寿田等在浔穆斯林知名人士带头发起建寺义捐活动，并从安徽聘请胡郎初阿訇到浔负责筹建。该寺上下两层，前后厅堂四进，一楼为庭院、大厅、水房、厨房；二楼为主体礼拜大殿、宿舍、会议室等。1958年，市第三届回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城里、城外清真寺合并，撤销城里清真寺，改作市回民食堂和作回民协会办公场所。
筠青里女寺：位于柴桑路筠青里（今滨江一支路）。清咸丰年间，居住在柴桑路筠青里一带的江苏南京镇江籍穆斯林较为集中，为适应其宗教活动的需要，由浔“同泰当铺”经理南京籍回民蒋春晖牵头筹资修建，为城内女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抗战时因教徒离散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