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二节 中国民主同盟浔阳地方组织
内容
组织建设 1935年秋，九江爱国青年许杰夫在南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许返回九江后，以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发展熊渭（商会会长）、李群化（兴中纱厂厂长）、郑丹（老同盟会会员）、潘荣秋4名盟员，于同年11月建立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点。1948年初秋，李柱受省“临工会”委派，到九江与许杰夫联系，11月正式建立民盟九江联络组，许杰夫任组长。
1949年9月，根据民盟江西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盟员重新登记，整顿组织工作”的指示，九江参加重新登记盟员共5人，即许杰夫、郑丹、李群化、潘荣秋、陈文彬，另有民盟南昌市支部委员会转入九江市的李鸿怡。完成组织整顿后，根据民盟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从“以整顿巩固为主”，改为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民盟九江联络组开始了发展盟员和健全机构工作。至1951年2月，发展杨光辉、朱克文、周忠等14人人盟。在整顿和发展基础上，经民盟江西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九江民盟于1951年2月23日召开民盟盟员大会，正式成立民盟九江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经过一年多工作，至1952年5月，新发展盟员49人，并组建一中、二中、九师、小教、机关企业5个区分部。同年6月30日召开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出席大会盟员54人，选出民盟九江市分部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郑丹，市分部下辖5个区分部。1956年8月，民盟九江市分部改称为民盟九江市委员会，基层组织分部改为支部委员会。
至1989年12月，民盟九江市委员会共召开了11次盟员大会（其中第十一届为盟员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各届委员会。市委会机关设置组织部、宣传部，第十一届委员会增设秘书长、文教科技工作委员会、老龄工作委员会。至1990年年初，市委会下辖15个基层支部，有盟员239人，成员遍及文艺、教育、科技等部门，其中文教界盟员占81%，75%以上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有副厅级干部2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人，科级以上干部27人，安排特邀检察员、监察员各1人。浔阳区建区时就已有民盟成员。20世纪90年代，民盟在浔阳区又发展了部分成员，至1998年年底，浔阳区有民盟成员6名。1999年12月，民盟浔阳区支部成立，主委瞿畅。
2005年，民盟浔阳区有一、二、三、四支部和机关支部、九江学院支部。总称浔阳总支。是年，浔阳总支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组织。
2011年，民盟九江市委共有2个总支、17个支部。其中，在浔阳区境内有九江学院总支1个，支部14个。
主要活动1948年11月，民盟九江联络组秘密成立后，便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争取中共的支持与帮助。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准备强渡长江，国民党九江当局趁机增加“戡乱捐”税，九江城人心浮动。盟员许杰夫以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率领盟员油印散发《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工商业政策》等书刊，宣传中共政策，消除市民的疑虑，发动工商界进行抵制，由商会邀请税务局长徐广今商谈，组织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围徐住处，提出反对增税要求，迫使徐当场签字取消“戡乱捐”。
1949年5月上旬，九江解放前夕。驻守九江的九江县自卫大队300余人的武装及国民党军警部队，企图在逃离九江之前炸毁码头、电厂、龙开河铁桥、赛城湖大桥。民盟九江联络组闻讯后，经商议，由盟员郑丹利用亲戚关系做九江县自卫队实权人物副大队长陈文彬（陈为郑的外甥）的工作，争取陈弃暗投明，获得成功。又以商会的名义，宴请国民党驻浔军警头目韩蒙轩，与其周旋，重金收买，取得积极效应，保全了电厂、大桥等设施。5月16日晚，一伙打着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前进指挥部牌子的武装分子，突然出现在九江城内，勒令许杰夫等把自卫队员、武器及映庐水电公司、兴中纱厂、商会都交出去。民盟九江联络组予以坚决拒绝，并顶住了他们对“映庐”、“兴中”的武装袭击。与此同时，民盟九江联络组筹集银元1700多块，囤积了充足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积极为解放军进城做物资准备。5月17日清晨，得知解放军已到市区外围，即将进城，联络组通过商会发出告示，通知全城商店开业营业，组织市民夹道欢迎解放军。许杰夫代表民盟九江联络组到东门口迎接，至此九江城区解放。
九江民盟在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对盟员的思想教育。解放初期，民盟九江支部边整理业务，边组织盟员学习盟史、章程，以及中共有关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明确民盟的性质、业务，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推动盟员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盟员受到教育，得到锻炼。1951年，为欢迎志愿军伤员来九江疗养，13名盟员参加了献血，20名盟员捐献价值160万元人民币（旧人民币，下同）的慰劳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市盟员共捐人民币1 439万元。盟员许杰夫动员映庐水电公司资方捐献人民币5 000万元，盟员李群化动员兴中纱厂捐献飞机1架。1952年，民盟九江地方组织积极组织盟员参加文教界思想改造运动，贯彻政治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方针，通过业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盟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1956年，有5名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3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人被评为九江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8人提升到领导岗位。1957年6月至1966年6月，民盟组织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历经“反右…‘三面红旗”运动的考验与洗礼。这一时期，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组织盟员政治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的自我改造工作中去。“文化大革命”期间，民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均受冲击，民盟九江地方牌子被摘，房子被占，印信收缴，干部下放，被迫停止了活动，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组织恢复活动，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在恢复整顿组织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盟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及其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盟员提高思想认识，配合中共九江市委、市政府为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8名盟员平反昭雪，恢复盟籍，撤销处分；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地主”“反革命”的2名盟员平反，恢复名誉；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房被挤占、财物被查抄的31名盟员按政策发还原房，退还原物，或作经济赔偿。
解放初期，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在中共九江市委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肃反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当时参加民主改革的有7人，参加土地改革的有19人。1951年，民盟九江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九江市委指示，协助宗教界开展“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在深入开展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协助有关部门破获了九江天主堂的反动组织——圣母军。1957年，协助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当时市盟员担任市人大代表的有9人次，市政协委员7人次，省人大代表3人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九江市委更加努力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发挥参政党作用。
1949年9月，根据民盟江西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盟员重新登记，整顿组织工作”的指示，九江参加重新登记盟员共5人，即许杰夫、郑丹、李群化、潘荣秋、陈文彬，另有民盟南昌市支部委员会转入九江市的李鸿怡。完成组织整顿后，根据民盟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从“以整顿巩固为主”，改为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民盟九江联络组开始了发展盟员和健全机构工作。至1951年2月，发展杨光辉、朱克文、周忠等14人人盟。在整顿和发展基础上，经民盟江西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九江民盟于1951年2月23日召开民盟盟员大会，正式成立民盟九江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经过一年多工作，至1952年5月，新发展盟员49人，并组建一中、二中、九师、小教、机关企业5个区分部。同年6月30日召开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出席大会盟员54人，选出民盟九江市分部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郑丹，市分部下辖5个区分部。1956年8月，民盟九江市分部改称为民盟九江市委员会，基层组织分部改为支部委员会。
至1989年12月，民盟九江市委员会共召开了11次盟员大会（其中第十一届为盟员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各届委员会。市委会机关设置组织部、宣传部，第十一届委员会增设秘书长、文教科技工作委员会、老龄工作委员会。至1990年年初，市委会下辖15个基层支部，有盟员239人，成员遍及文艺、教育、科技等部门，其中文教界盟员占81%，75%以上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有副厅级干部2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人，科级以上干部27人，安排特邀检察员、监察员各1人。浔阳区建区时就已有民盟成员。20世纪90年代，民盟在浔阳区又发展了部分成员，至1998年年底，浔阳区有民盟成员6名。1999年12月，民盟浔阳区支部成立，主委瞿畅。
2005年，民盟浔阳区有一、二、三、四支部和机关支部、九江学院支部。总称浔阳总支。是年，浔阳总支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组织。
2011年，民盟九江市委共有2个总支、17个支部。其中，在浔阳区境内有九江学院总支1个，支部14个。
主要活动1948年11月，民盟九江联络组秘密成立后，便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争取中共的支持与帮助。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准备强渡长江，国民党九江当局趁机增加“戡乱捐”税，九江城人心浮动。盟员许杰夫以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率领盟员油印散发《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工商业政策》等书刊，宣传中共政策，消除市民的疑虑，发动工商界进行抵制，由商会邀请税务局长徐广今商谈，组织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围徐住处，提出反对增税要求，迫使徐当场签字取消“戡乱捐”。
1949年5月上旬，九江解放前夕。驻守九江的九江县自卫大队300余人的武装及国民党军警部队，企图在逃离九江之前炸毁码头、电厂、龙开河铁桥、赛城湖大桥。民盟九江联络组闻讯后，经商议，由盟员郑丹利用亲戚关系做九江县自卫队实权人物副大队长陈文彬（陈为郑的外甥）的工作，争取陈弃暗投明，获得成功。又以商会的名义，宴请国民党驻浔军警头目韩蒙轩，与其周旋，重金收买，取得积极效应，保全了电厂、大桥等设施。5月16日晚，一伙打着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前进指挥部牌子的武装分子，突然出现在九江城内，勒令许杰夫等把自卫队员、武器及映庐水电公司、兴中纱厂、商会都交出去。民盟九江联络组予以坚决拒绝，并顶住了他们对“映庐”、“兴中”的武装袭击。与此同时，民盟九江联络组筹集银元1700多块，囤积了充足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积极为解放军进城做物资准备。5月17日清晨，得知解放军已到市区外围，即将进城，联络组通过商会发出告示，通知全城商店开业营业，组织市民夹道欢迎解放军。许杰夫代表民盟九江联络组到东门口迎接，至此九江城区解放。
九江民盟在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对盟员的思想教育。解放初期，民盟九江支部边整理业务，边组织盟员学习盟史、章程，以及中共有关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明确民盟的性质、业务，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推动盟员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盟员受到教育，得到锻炼。1951年，为欢迎志愿军伤员来九江疗养，13名盟员参加了献血，20名盟员捐献价值160万元人民币（旧人民币，下同）的慰劳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市盟员共捐人民币1 439万元。盟员许杰夫动员映庐水电公司资方捐献人民币5 000万元，盟员李群化动员兴中纱厂捐献飞机1架。1952年，民盟九江地方组织积极组织盟员参加文教界思想改造运动，贯彻政治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方针，通过业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盟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1956年，有5名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3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人被评为九江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8人提升到领导岗位。1957年6月至1966年6月，民盟组织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历经“反右…‘三面红旗”运动的考验与洗礼。这一时期，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组织盟员政治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的自我改造工作中去。“文化大革命”期间，民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均受冲击，民盟九江地方牌子被摘，房子被占，印信收缴，干部下放，被迫停止了活动，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组织恢复活动，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在恢复整顿组织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盟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及其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盟员提高思想认识，配合中共九江市委、市政府为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8名盟员平反昭雪，恢复盟籍，撤销处分；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地主”“反革命”的2名盟员平反，恢复名誉；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房被挤占、财物被查抄的31名盟员按政策发还原房，退还原物，或作经济赔偿。
解放初期，民盟九江地方组织在中共九江市委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肃反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当时参加民主改革的有7人，参加土地改革的有19人。1951年，民盟九江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九江市委指示，协助宗教界开展“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在深入开展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协助有关部门破获了九江天主堂的反动组织——圣母军。1957年，协助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当时市盟员担任市人大代表的有9人次，市政协委员7人次，省人大代表3人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九江市委更加努力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发挥参政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