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内容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晋·释慧远石门在精舍南十馀里，一名障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辟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为名。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皆传之于旧俗，而未睹者众。将由悬濑险峻，人兽迹绝，径回曲阜，路阻行难，故罕经焉。
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振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馀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途竞进；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既至，则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仅乃造极。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以之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
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岭，流日四瞩。几江如带，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细，智亦宜然。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占今·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庐山草堂记詹·白居易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日遗爱寺，介峰寺问，其境绝胜，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口，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幕窗用纸，竹帘佇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日：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人道。堂北五步，据层岩积石，嵌空垤土鬼、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火单，好事者见，可以销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两倚北崖右趾，以剖竹驾空，引岩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覙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口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而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馀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录自《庐山历代游记选译》） 《濂溪诗》并序宋·黄庭坚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卑小官，职思其忧。论法常欲与民决讼，得情而不喜。其为少吏，在江湖郡县盖十五年，所至辄可传。任司理参军，转运使以权利变其狱。茂叔争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敛手听之。赵公悦道，号称好贤。人有恶茂叔者。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日：“周茂叔，天下土也！”荐之於朝，论之於士大夫。终其身为使者，进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岁，乞身老於湓城。有水发源於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缨而乐之，筑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乐，媲水而成，名曰“濂溪”。与之游者日：“溪名未足以对茂叔之馀”。虽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茕婺，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馀风，犹足以律贪，则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讳实，避厚陵，奉朝请名改敦颐。二子寿、焘，皆好学承家，求余作《濂溪》诗，思咏潜德。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故余诗辞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
溪毛秀兮水清，可饭羹兮濯缨，不渔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觞酒，写溪声兮延五老以为寿，蝉蜕尘埃兮玉雪自清。听潺湲兮鉴澄明，激贪兮敦薄非，青苹白鸥兮，谁与同乐？津有舟兮荡有莲，胜日兮与客就闲。人闻拿音兮，不知何处散发醉？高荷为盖兮，倚芙蓉以当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云月为家。怀连城兮佩明月，鱼鸟新人兮，野老同社而争席。白云蒙头兮，与南山为伍，非夫人攘臂兮，谁余敢侮！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爱莲说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录自《周敦颐集》） 濂溪书堂记宋·朱熹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是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淳漓判合之不齐；人之变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强探也。《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於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於天，圣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夫斯道之传者欤？不然，何以绝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广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而贯於一。而周公、孑L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时。有志之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呜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与於此？先生姓周氏。名敦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日濂溪，而筑书堂於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荒茆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乃以书来属熹记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独幸尝窃有闻於程氏之学者，因得伏读先生之书，而想见其为人。比年以来，屏居无事，尝欲一泛九江，人庐阜，濯缨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诚不自意乃今幸甚，获因文字以托姓名於其间也。於是，窃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传诸人者，以传其事如此。使后之君子有以观考而作兴焉，是则庶几两侯之忐也云尔。四年丁酉年二月丙子记。
（录自吴宗慈《庐山志》） 古鹿洞规宋·朱熹父子有亲，君臣有交，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占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于左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游东林记宋·陆游东林太平兴龙寺，寺正对香炉峰。峰分一支东行，自北而西，环合四绝，有如城郭，东林在其中，相地者渭之倒挂龙格。寺门外虎溪，本小涧，比年以砖，但若一沟，无复古趣。余劝其主僧法才去砖，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观音泉啜茶。登华严罗汉阁。阁与庐舍阁、钟楼鼎峙，皆极天下之壮丽，虽浙闽名兰，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阁，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后支径，穿松阴，蹑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阁前，1日有老杉五本，传以为晋时物，白傅所谓大十尺围者，今又数百年，其老可知矣。近岁，主僧了然辄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来示寂像，本宋佛驮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来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记考之，略似故处。三间两柱，亦如记所云；其他如瀑水、莲池，亦皆在；高风逸韵，尚可相见。白公堂以文集留草堂，后屡亡逸。真宗皇帝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坏于兵。今独有姑苏版本一帙，备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枢密庵基。盖东林为禅苑，始于王公，而照觉禅师常总实第一组。总公有塑像，严重英特人也。宿东林。
九日，至慧远法师祠堂及神运殿焚香。憩官厅堂中，有耶舍尊者、刘遗民等一十八人像，谓之十八贤。远公之侧，又有一人执军持侍立，谓之辟蛇童子。传云：东林故多蛇，此童子尽拾取，投之蕲州。神运殿本龙潭，深不可测，一夕鬼神塞之，且运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实否也。然神运殿三字，唐相裴休书，则此说亦久矣。官厅重堂邃庑，厨厩备设。壁间有张文潜题诗。寺极大，连日游历，犹不能遍。唐碑亦甚多，惟颜鲁公题名，最为时所传。又有聪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锡泉，在远公祠堂后，皆久废不汲，不可食，为之太息。
（录自《庐山历代游记选译》） 听瀑亭记清·陈三立壬申四月，八十老人义宁陈三立记，九江罗敬仁书。
匡庐王家坡之瀑，奇胜冠山北。顾自晋、唐、宋相嬗迄今代，人迹所不至，名辈所未纪。十载前，乃为海客发其秘，游泳者趋焉，始稍播于众。庚午秋，余为山居邻旧导往游，道取小天池，东下行十里许，途塞，排榛莽，折而北，乱石怒出森立，几不可置履。跳越造其趾，闻水声訇然，而穹崖帷张，延绣苔藓，双瀑吐崖隙，潴为潭，玲珑澄澈，环映倒影。泄濑界巨石如席，可蹲，可坐卧。斜缘绝壁猿猱升，出双瀑背，别辟为广场。灭光乍开乍阖，有白龙从天半垂胡，下饮碧海，则又一瀑也。耸崖叠石，错落怪伟，所潴潭亦益深且广。前瞰彭蠡，孤出鞋山浮镜面。草树含石气吹嘘，寒碧与眉须裾袂同色。其所擅景物如此，疑山南三叠泉、青玉峡诸胜，莫能轩轾也！造物既不终闷其藏，徒以径路绝而攀陟艰，寻胜者往往苦之。咸议亟治道，而管理局长刘一公躬任其役。疏凿营缮，逾月工峻。壬申三月，余复往游，于是易险而为夷。失畏途而获康庄矣。未几，一公踵置亭双瀑下，名日“听瀑”，益便苏筋骸，恣休憩，且使劫馀避乱之山中人娱自骋怀，写幽忧，忘世变，非兹亭也欤！抑一公毅力雅趣有足多者。遂为综述本末，刊诸石。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我的回忆许德珩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现为九江市）。清咸丰年间，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当了军帅，因而全家受到株连，不得不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为名，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隐居下来。到了我父亲时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驰，他才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1905年停科举以后，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1907年因徐锡麟、秋瑾一案，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遂离职回到故乡。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又名南伟烈书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
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带回一些革命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訄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
1904年，日俄战起。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声明“保持局外中立”，实为最大耻辱，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耻辱。
十九岁那年(1909)，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濂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九月初i（阳历10月26日）九江相继光复。最初的都督是标铳马毓宝，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团。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继任九江都督。后来。李烈钧成立秘书处，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九月初十（阳历10月31日）南昌亦告光复。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继之者为彭程万，就职十多天当中“洪江会”闹得很厉害，彭不安于是也辞职不干了。后来。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并由孙中山先牛任命，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我又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袁世凯刺杀r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当年7月，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与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署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字咽水，杨秉笙之兄）的手笔。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决计再次投笔从戎，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
发动讨袁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德安之间。开初，林虎部居于优势，袁军不敌。但是，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林虎部逐渐失利，两位团长相继阵亡，李部遂退吴城，终于寡不敌众，吴城也陷落了。
湖口战役失败后，李烈钧出走，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徐秀钧（号子鸿）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1900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欧洲，常住英国。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蒙难出狱后即唔见徐秀钧。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二次讨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湖口战役失败，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并将徐秀钧押回九江，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事件发生后，我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历来官怕洋人，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赢、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这次战役失败后，军阀横行，无法立足，我于是离开九江，到上海求学去了。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10月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9月，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是年10月25日，应李烈钧之约，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军舰来江西视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甚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10月29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时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1918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行前，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曾任北大学监，未到职）。8月间，经吴稚晖介绍，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首先，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厅的一隅，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又南下串连，扩大斗争，争取胜利。我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处联络，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例如我们于“五四”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首先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代表，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等等，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演讲。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他当即答应下来。
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21条款及其他密约，在此情况下，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3个月的时间里，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记得他在讲演时，特别对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亦即1919年8月的一天，我和参加全国学联的几位同学，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阵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今天总统不会客”。我说：“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不是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早通知你。”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凯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500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对于我们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在北大的《新潮》、《每周评论》甚为赞赏，所以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先生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10月的几次讲演中，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统治。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于1920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底始行嘲国。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至今犹感荣幸。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前，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统一道路，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
（录自《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蔡若虹今天，同志们讲了我许多话，把我讲得非常好。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我没有这么好。如果有一点长处，那就是做事比较认真，在党领导下认认真真地工作，不肯马马虎虎。
同志们谈到许多事情，比如建国初期关于年画的指示，连环画的创新等事情，都不是我带头做起来的，也不是周扬同志，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毛主席可说是博学多才，心中包罗万象。
1949年10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毛主席找周扬同志谈话说：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引起注意，文化部成立要发一个开展新年画创作的指示。周扬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凡是劳动人民喜欢的东西，一定要看重它，你来写一下这个指示吧。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指示，你来教教我。他说我也没写过，你试试看。我想什么叫指示？就是人民政府对老百姓的一个通告，政府对人民的通知就叫指示吧。我就按通知形式写了。周扬同志把它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可以，不用修改。因我掉了个“的”字，毛主席提起笔添上了一个“的”。周扬同志拿回来对我说，你看，毛主席说你写得不错，只给你添了个“的”字，你以后就别画画了吧，以后你就写文章吧。周扬同志大概是说笑的口气，我可认真了，从此，我就不画画，专门写东西了。
1950年初，毛主席又找周扬同志谈话，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搞一批新连环画，把神怪呀，武侠啦，迷信啦，那些旧的东西去掉。周扬同志跟我商量，就搞了大众图画出版社，这个名字是周扬同志起的。我们白天办公，晚上就给大众图画出版社编写脚本。今天看来，我只是一个认真的执行者，发起人是毛主席，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心中不知要操劳多少事情。
前些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老诗人臧克家的文章，谈到毛主席在最忙的时候还谈到白话诗，我很感动，想起第一次在延安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张谔、华君武，由舒群带着到枣园去见毛主席，因舒群同志和毛主席比较熟。见面时，有人介绍我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毛主席一听，就说：你是蔡公时的侄儿？我今天应该优待抗日烈士家属了。于是就请客，一盘辣椒，一盘西红柿。吃饭时我们不喝酒，他拿着牛眼盅喝酒，他不坐，站着讲故事给我们听，毛主席一肚子故事。他说你不是九江人吗，你说说九江为什么叫九江？我因数不出九条江，只好说不知道。他说我讲给你听，他就讲第一条什么江，第二条什么江，一直数了九条江，九条江汇集的地方，所以叫九江。当时正是打日本步步前进的时候，他忙得很，可是却记得九条江怎么汇合，真叫我佩服，我感到有这样一位领袖真是我们人民的幸福。
有一位同志提了个问题，他说：“假如有一天我回到国统区，敌人把我抓去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竹签子插到指甲里，死不死，活不活的，真难过，毛主席，你说，怎么办？”毛主席很严肃，慢吞吞回答：“你应该想到群众。”我们当时没懂，回来后想了很久，明白了，你心里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再受什么痛苦也不会怕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呢?5月23日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列主义的经典，内容丰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性，结合前几年发生的情况，更觉得《讲话》的正确，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断学习的。
我不是完人，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因在上海画惯了讽刺画，只管讽刺，不管讽刺谁，讽刺什么，是否符合事实。1942年初，我跟华君武、张谔开了个讽刺画展览会，讽刺我们耳闻目染的一些事情。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好几天，开始是同志们讲了许多意见，我坐在前边，仔细听每个同志的发言，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毛主席讲话，好几条是驳斥会上发言内容的，把这两方面一对照，才使我明白谁是谁非，这说明我当时的水平很低。
第一条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怎么为法，这个根本性问题，我脑子里原来没有。等毛主席一讲，我才知道是最重要的问题。讲话中驳斥“现在是杂文时代”那一段，谈到讽刺，毛主席说，我们一般不反对讽刺，我们反对讽刺的乱用，讽刺有三种：一种对敌人的；一种对朋友的或同盟军的；一种对自己人的，如果用对待敌人的来对待自己人，无疑是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尖锐，我当时心里一动，对照自己讽刺画展中的作品有否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呢？我找出了两张，一张讽刺老红军待人接物不礼貌行为；一张讽刺统一战线。我很痛恨自己，觉得这是我生活中的污点，发誓一定要改正错误，不仅仅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动上，这一点我做到了。
现在，自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国家各方面好转了。前几年，特别是赵紫阳同志领导下，文艺界，包括美术界，实在搞得不成样子，我把前几年的刊物翻开，有些文章，简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最严重的事情是把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搞乱了，是非颠倒、美丑不分。我希望在党领导下把文艺界空气扭转过来，已经陷害了一代人，不能再陷害下一代人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对误入歧途的青年人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常常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为心有余，力不足而苦恼。
希望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文化界的工作做好。
（录自《蔡若虹文集》） 东林寺的怀念杜宣东林寺是晋朝慧远法师开创的我国佛教莲宗的祖庙，位于庐山香炉峰下，靠近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家，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南山指的就是庐山的香炉峰。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也指的是香炉峰。我见到有些注文，释为“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生出的紫烟”，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其实香炉峰旁另一峰即名日照峰，日照峰和香炉峰是并列的。李白诗是说日照香炉二峰上生出紫烟，日照并非太阳照的意思，而是确有此峰也。
诗人陶渊明退隐之后，和慧远经常来往，诗酒留连；有时二人谈到更深夜半，踏月而行。人们常常爱谈这样一件事：——出东林寺山门，步行约百步左右，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跨一石桥，名日虎溪桥。当年来访慧远谈经论道的人很多，于是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送客不过虎溪桥。有一个月夜，陶渊明和慧远畅谈到更深，意犹未尽，他二人步着月色，谈得兴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桥，当他们还在继续前行时，忽然陶渊明想起慧远送客不过虎溪桥的规定，于是拦着慧远说：“到此止步吧，早已走过了虎溪桥”。两人不禁相抚大笑，这时一只正在溪边饮水的老虎也笑了起来。如此两个人和一只老虎大笑不止。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人间罕事，就在虎溪桥边建筑了三笑堂。
1928年冬，我正14岁，《九江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著名国学大师、考据学家占直，公愚又号层冰，在庐山东林寺设帐课徒。父亲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让我去东林寺从占层冰先生，过r春节后，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当时到东林寺交通困难，一条路是乘火车到沙河站下车，步行到东林寺；另一条由妙智铺过石门涧到东林寺。因祖母过去生活在庐山下桂家垅，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于是根据祖母意见，叫了一乘黄包车，坐到妙智铺，这是一条上庐山的沙石公路，愈走愈高，拉车的十分吃力，到妙智铺下车后，第一感觉这是高寒地区，比市区温度低，到处积雪，没有行人，一派荒寒气象。敲开一家大门，找到一个农家，有几个人正在烤火。我要求他们中能有人帮我挑行李上东林寺，找好脚力后，就跟着他走。这是一条到处积雪高低不平的山路。
走进东林寺我的最初印象，这是一座宁静古雅又脱俗的禅寺。进门并没有四大金刚，大殿比一般寺庙低，没有大红油漆的柱子，幔帐已经陈旧，殿中悬了一盏长明灯，灯光微弱昏黄。穿过大殿，右侧是排瓦房，第一间为一小客厅，现为古先生设帐之处；里面是一长方形的房间，有扇北窗，正好对着著名的聪明泉——这就是我们的集体宿舍。同学一共六名，其中闵孝吉兄弟二人没和我们同住，住在这里的是张嗣埙、张嗣墀、昆仲，蔡照麟和我。同学中闵孝吉年长，我最幼。后来闵孝吉二人去了台湾，据云均为著名学者：其余四人除我一人外，均已辞世。
寺中当时五名僧人，一名斋公。住持为妙理法师，他身体瘦弱，言语不多，据传解放后还健在。有一名知客僧粗眉大眼，好讲大话，有时晚饭后就在我们宿舍前散步，他喜欢找我们聊天，吹嘘他原来在武当山出家，练就一身武艺，能飞檐走壁。当时我们都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这类武林高手好勇任侠的行为十分尊敬。我们以为他是当今侠客，在这荒山野寺中聊寄一栖之枝。于是一度很兴奋，认为认识了当世英雄，将来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一位同学提出想拜他为师，他要先交一百块大洋作为拜师费。这样一来，我们大失所望。我们想侠客能随便要钱吗？如果一个坏人给钱，他也收为徒弟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发现他很多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以后就不再听他吹牛了。
这寺内僧人，在妙理法师主持下，基本上是守戒律的。每天晨钟暮鼓倒是有的，青灯黄卷却未看见；但他们严守清规，不食荤腥。
为了，照顾我们，饭由斋公和他们一道做，这里没有店铺，我们每人都带有腊鱼腊肉、香肠火腿一类食品，青菜可以在他们菜园中采摘，不收费用。这样我们几人就要分配洗菜、洗碗、炒菜等任务。我被分配洗菜，当时很高兴，第一天一早就提着篮子走到虎溪边蹲下来，一看溪水上面已结了一层厚冰，还可以看到下面潺潺的流水。我顺手拾起一块鹅卵石砸在冰上，但冰已结得十分厚实，我只得回去找了一柄铁锄头，使劲地敲下去，这才看到冰上的裂痕。那时我感到好像是一面镜子给我砸破了，很有点惋惜，因为要水洗菜，非把这面厚镜子砸烂不可。好容易开了一个大窟窿，但当我把菜放进水中用手洗时，两只手冻得像割裂开了一样地疼痛。将菜勉强洗完后，我的双手已经麻木了，只得挽着菜篮子回来。
我们的房间大而无当，没有天花板，寒风总从瓦缝中飘进来，一到晚上，点一盏油灯，有时点一支蜡烛，山风呼啸时，我们房间就烛影摇曳，这时只得纷纷上床，把被子塞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窗外山上都是大毛竹林，常常一场大雪，将毛竹压弯到我们瓦上，半夜，大风将毛竹上的积雪摇了下来。冰穗从瓦缝中洒到我的床上，接着瓦上的积雪一大块、一大块地崩下，有时还夹杂着不知名野兽的长啸，在这深山寂静的寒夜里．使人平起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天上午古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子来到我们的小客厅。先生穿一套黑色西服，布鞋，又戴了顶瓜皮帽，手里拿了支手杖，样子有点古怪。那位年轻女子，古先生说是他的秘书，她穿了蓝布棉旗袍，一条大围巾将头包起。先生进来后，就一屁股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女秘书站在他身边。我们学生一律站着，一见先生落座，我们就主动地向他鞠了躬。先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我们的姓名，他一个个点名字，被点了名的除了应声，还要站出来，先生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后，就点下一个。我大概是年纪最幼的，所以最末点了我的名。先生问我这些天在读什么书？我说：“先生没说，我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先生一听有些不高兴，就问，“你带J7什么书来？”我说：“我不知道先生要教什么书，所以我没带书来。”先生更不高兴地说：“一个读书人难道可以一本书也不带吗？”我说：“我只带了一部《辞源》。”先生一听我的话，不禁勃然大怒地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我一听他这话，感到不能理解，并不是故意顶撞他，我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先生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这时不仅我不懂，所有同学都十分惊讶于先生说的话，大家交头接耳。先生大概也感到有些过分，于是就比较缓和地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说了一大串书目。又接着说：“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炒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他说完后就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过两天我会送来的。”说完先生就和秘书走了。
他一走，我们就像开锅的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因为他刚才讲的话，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真可以说茅塞顿开，大家对古先生顿时都尊敬了起来。
过_『两天女秘书送来了先生写的读书方法四条：①目治之书，②心治之书，③口治之书，④手治之书。秘书对这四条作了些解释。她说：“目治之书，只要看看就可以了；心治之书，就是说心里要记住的；口治之书，就是朗朗地高声读出；手治之书，就是要抄下来的。”秘书解释后，又说，“我已经把你们要用的书清理了出来，你们跟我去搬回来。”还说：“先生关照读书人要爱书，不准睡下或躺下看书，要正襟危坐地读书，不许油污墨染，不许折角……” 我们跟着女秘书走出庙门，向左拐到一个小村后面一幢土房中，几间土房都是高齐屋顶的书架，堆满了线装书。先生在里面看书，我们不敢进去。女秘书将先生要我们读的一些书交给我们，并一再叮嘱，不许弄坏。
这以后，我们就根据先生的教导，开始来做学问了。起初因年稚学浅，有些困难；后来渐渐地沉下去，感到很有兴趣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天热了的时候，一天先生来说，他接到中山大学多次信电，要他去任中文系主任，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了，他要我们根据他的方法去做学问，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先生走后，我们也纷纷向妙理法师告别，离开了东林寺。当时写了一首五律，是这段生活的纪实。
负笈东林寺，虚心从古师。
破冰洗苦菜，秉烛读唐诗。
地远无香客，林深有野麋。
僧家闲散惯，高卧日迟迟。
二年后我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从此浪迹江湖，为救亡抗日奔走呼喊。古先生教的读书方法和书目，已经置之脑后，沉浸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及“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誓不为人”的决心中。但清夜月明，梦牵魂绕，徘徊于回忆中时，东林寺的这段生活常常会浮现出来。1976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我才被“解放”出来，为了逃避再度遭迫害，开春我就申请到九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没想到回九江后，受到市委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市委并派叶祥发同志专门陪同我，我带着漏网之鱼的心情，来到大桥工程处报到。当时大桥党委书记刘万春同志把我安排在外宾招待所，看到我有些不安时，对我说：“您放心在这住吧，想做什么尽管做，想吃什么尽管吃，不要怕上海什么人外调，我会对付他们，我们这里有两万多工人，还是我们说了算。没有你们老同志，我们工人怎么会翻身”。这样和叶祥发同志就在大桥工地住了下来。晚上安排一些先进工人来谈话，白天我们就在长江边漫步，对着滚滚东去，后浪推着前浪、顷刻不留的江水，踏着千里长堤，看着无边柳色，不禁浮想翩飞：庐山还是那么巍然峙立，大江还是那么日夜奔腾，我17岁时，就是从这大江上的船，漂流到上海；经过了40多年的沧海栖迟，又乘着江船回到这里，当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出去时，是无限的理想，今天回来却满身创伤，而故乡的山川还是同当年一样美好。
浓烈火热的乡情，美丽的故乡景色，对一个饱经风霜归来的游子，是多么慰籍啊。
一个春晴的早晨，我对叶祥发同志说：“小叶，我想去看看东林寺”。他一听马上说：“这很容易，我去要一部车”。
于是我们两人和宣传组的另两位同志就乘车在一条不平沙石公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一到山门，红墙仍旧，但挂上了一块化肥厂的招牌。走进去一看，面目全非，大殿中挖成一个化肥池子，用过去历代的石碑来铺垫池底，四周也是用石碑砌成的，还看到一块康有为的断碑。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时一阵脑胀耳热，什么也没说，什么地方也没去看，就拉着叶祥发等同志上车。在车上我只说了一句：“东林寺已经没有了。” 1984年初春，我和《文学报》几个同志来到九江，在王一民同志陪同下，又访东林寺，这时化肥厂没有了，有位僧人出来张罗说：“应各方施主要求，要重修东林寺。”我听了这话高兴地说：“希望恢复原样，不要弄成香火庙。”见我高兴，和尚拿出纸笔，要我留下点什么。当场我写了首五律：“负笈东林寺，悠悠五七年。无心求慧远，有意学陶潜。三笑堂边月，虎溪桥畔泉。今朝寻往事，历历在灯前。”当时诗兴很好，写完五律后，又写了首七律：“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寺废寺兴浮百感，我来我往惹情牵。松怀残雪添刚气，寺对南山看紫烟。盛世山林新气象，诗情如涌上华笺。” 这次我对东林寺的修建，抱着很大的希望，东林寺是一所有国际影响的莲社净土宗的祖寺，是应该保存下来的。
1989年夏天，我和露茜到庐山休假，听说东林寺已建成了，十分高兴，于是专程前往，进门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座清静高雅，带着东晋遗风的古寺，还是给这些俗不可耐、斤斤为利的和尚搞成了一座香火庙。其实我记忆中的东林寺已随着历史的尘埃，灰飞烟灭；而我的东林寺，也早巳不复存在了。
（1989年10月23日） 一唱雄鸡天下白 ——九江和庐山解放的回忆许杰夫 1949年5月17日，是九江人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属一部，在广大市民夹道欢迎的鞭炮声中，没动一枪一弹顺利解放了九江城。同一天，庐山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数十年的黑暗统治，揭开了九江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为迎接解放而斗争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同盟九江地下联络组不畏敌人的白色恐怖，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九江的解放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成立于1947年10月，最初只有我个人，以后又发展了李群化、郑丹、潘荣秋、熊渭为成员，1949年元月又秘密吸收陈文彬参加地下联络组。陈是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九江县县长曾庆麟兼大队长），陈掌握着自卫大队的实权，手下有三百多人。我担任联络组的组长。民盟上级组织经常派李柱同志秘密从香港和解放区来九江和我单线联系，我们的工作听候他的指示。
联络组成员的公开身份在九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我是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熊渭是九江商会会长，郑丹是老同盟会会员、地方人士，李群化是兴中纱厂厂长，潘荣秋是地方人士。工商界时常观测这些人的动向，来分析时局的变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安定民心。由于敌人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散布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使一些工商界大户和市民一方面盼望解放，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产生一种恐惧感。为了稳定民心，迎接解放，从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通过个人的影响，分头深入工商界、教育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自己表现得安定镇静，不慌不乱，使群众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当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也打好被包，做出随时要走的样子，以此迷惑敌人。
二是利用合法身份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由于伤兵对工商界和市民群众骚扰太利害，联络组研究决定，对伤兵来一次打击。由商会常务理事占乐章出面，通知全市所有同业工会的领导人到商会来，要每家店铺准备一面锣，如果有伤兵上街闹事，鸣锣为号，大家一起行动，捉伤官、打伤兵。搞了两次全市统一行动，打得伤兵不敢再出来骚扰。
三是掩护和接待过往九江的地下工作同志，负责对他们的接送。李柱同志当时经常往返九江，都住在我家里或潘荣秋家里。还有许多从九江经过的地下工作人员，用暗号一接上头，就安排在我家里住宿。我的窗台上一年四季都摆着一盆花，用花作为暗号，表示有事无事。地下工作同志要离开时，再把他们安全送出。由于工作比较周密，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差错。
四是加强地下秘密宣传活动。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秘密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解放区的工运政策》，以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等多种宣传材料，投寄散发给各界人士。这些材料的原件大多是李柱同志带来的。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军警督查处、宪兵队和警察局的注意。1949年2月份，宪兵队三次深夜搜查我家，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李柱同志早就交待过我们，什么痕迹都不能留。后来保四科派黄国光、罗家枫这两个职业特务专门对付我。黄国光是沙河街人，南京警官学校毕业，因为他父亲是“映庐”公司的老职员，他便以无法谋到职业，在“映庐”暂住，等找到工作再走为名，安插在我的身边，监视我的行动。罗家枫是《江州日报》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到“映庐”来，找我盘三问四，实际上是捞风声，探虚实。敌人的这些伎俩都失败了。他们没有抓到一点真凭实据。
五是探听敌人活动情况。我和熊渭、李群化分别具有“经理”、“会长”、“厂长”这样的身份和头衔，因而时常有和国民党地方头面人物接触的机会，包括白崇禧在内。为了探听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采取轮番请客的方式，经常宴请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各方面的头目和机要人员，以过生日、待客等由头，今天商会请，明天“映庐”请，后天“兴中”请，再往后各同业工会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军警督查处处长、副官、参谋等等，利用这种机会，我们有意识地在交谈中搜取情报。有一次，我们从谈话中得知，敌人在撤出九江前，要用炸药炸毁龙开河铁桥、赛城湖铁桥、永修杨柳津铁桥和“映庐”水电公司，并把“兴中”纱厂也洗劫一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以后，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联络组开会决定用重金买通军警督查处处长韩蒙轩，劝阻其破坏九江的罪恶计划。于是我们想办法筹集了黄金六十两，由商会会长熊渭出面，送交韩蒙轩。连韩手下的参谋、副官等人也都分别送了二百银元，总共花了四千多银元。得到黄金后，韩蒙轩答应不炸，但为了向上级好交待，只在赛城湖桥下放一包炸药炸一下，但不得炸伤铁桥。我们还提出，他们走时不能在市内放火，韩蒙轩也答应了。后来，韩蒙轩逃跑的时候被解放军抓获，六十两金子又收回来了。由于做了这些工作，使得九江城在敌人撤退时未遭洗劫和破坏。
六是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三百多人，县长曾庆麟（又名曾馀九）兼大队长，他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手里，陈文彬是我们地下联络组成员郑丹先生的外甥，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我们让郑丹去做陈文彬的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站到我们这边来。于是，陈文彬在1949年元月由郑丹、熊渭介绍，经我签字批准，并上报民盟上级组织，正式吸收为地下联络组成员。这样，地方的敌对力量变成了我们的力量。
第七项工作是为大军进城作物资准备。我们以商会为据点，屯积了充足的油盐柴米等生活必需品，等待解放军进城后使用。这些准备的物资，四野进城后都作价归还了。
解放前夕的插曲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强渡长江。5月15日，驻守九江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和武装纷纷逃离，九江出现了暂时的“真空”。陈文彬和他的县自卫大队摘掉了国民党帽徽，承担起维持九江治安的责任。为了防止敌特破坏，我调动“映庐”公司唯一的一部旧卡车，载着陈文彬和他带领的几十个武装人员，在街上往返巡逻，汽车司机陈清记同志一天一夜没合眼，坚持开车。同时，我召集联络组开会，对武装力量的部署作了安排：由熊渭指挥一个中队住在商会，维持社会治安；由李群化指挥一个中队保护兴中纱厂；由我指挥一个中队保护“映庐”水电公司。每个中队约有近百人。总的指挥是我和陈文彬。我们“映庐”公司把职工和家属全部接到公司来住，周围安上铁丝网，并通上了电，以防万一。
5月16日夜晚9点钟，我们联络组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在熊渭家里（九江华盛昌五金号内）开会，有人来报告消息说，大街上贴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边区前进指挥部”的布告，司令叫王公霸，上面还盖了大印，说他代表南下大军，要接管九江市。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奇怪。大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捉摸不透。我们只知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听说有什么“中国人民革命军”。是不是自己人，一时难以决断。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带着枪支和大刀的陌生人来找我，其中一个人自称是副官，他亮出了身份证，上面也盖有大印。他说，许杰夫搞了个土匪武装，必须把人员、武器全部交出来，把电厂、纱厂也都交出来。记得他还带了王公霸写给我的一封信，要我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当时还用枪对着陈文彬，把陈捆了起来。我说F公霸有事叫他自己来，我们的武器不能交．他们来了一帮又一帮，反复逼迫。当时，我们消息闭塞，无法断定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对他们说，你们所提的要求，让我们商量以后再答复，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时，地方人士陶静悟（佛教徒）和九江市柴炭业工会梅理事长以及郑立生等几个人来找我，询问局势，我当即以中国民盟九江联络组组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马上搭民船过江，把信送给江北的解放军部队。信的大意是：九江真空，突然进来“革命军”，不知是真是假，希望大军即速赶到九江。
陈文彬又叫他父亲、兄弟和另外几个人往新港方向走，从新港过江，到安徽去找人民解放军。
我回到“映庐”以后，快到十点钟了，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到了十一点钟，就有轻机枪、步枪架到“映庐”门口，并有人在门外喊话，一是交出许杰夫，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不交出许杰夫，要把“映庐”夷为平地，杀得鸡犬不留；二是要马上停电。我们的武装人员在楼上居高临下，有重机枪两架，轻机枪四架，手榴弹二十箱，还有八、九十条步枪。而门口喊话的人总共不过二十多人，我们这边的同志想打掉他们，我没有同意，一怕错打了自己的人，二怕老百姓听到枪声引起惊慌，所以一直不让打，电还是照样发。我们这边也有人喊话，意思是：你们要是再开枪，就把你们全部收拾了。结果他们用轻机枪扫铁门，至今铁门上还留下弹痕累累。他们又开枪打高压线，把高压线打断了，电线掉下来，触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时他们慌了，纷纷撤离。电厂打不进就去包围兴中纱厂和商会。他们在我们这里围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线被他们搞断了，使我们无法与纱厂和商会联系。结果纱厂也未攻下，商会被他们冲进去了。正在那里的熊渭和陈文彬被抓了起来，随同的武装人员被他们下掉了枪支，这时，天快亮了。
欢迎解放军进城这已经是5月17日清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天亮前后解放军就要到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通过商会发出通知：全市打开店门，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这之前，市民们不少人家都已准备好了鞭炮，现在，大家都主动地站到马路两旁，等待解放军到来。
原来，前去寻找解放军的陈文彬的父亲等人，走到新港刚好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的部队，部队听了九江情况的报告，即派一人先来九江向我报信，然后由陈文彬的父亲等人带路，从小路向九江进发。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团政委翟寿亭同志。队伍走到三里街，遭到了王公霸武装人员的狙击，把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手指打掉了一个。解放军很快将他们缴_『械。早上七点钟，天气晴朗，解放军队伍在翟寿亭同志带领下，从东门口进了九江城；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呼口号，有的放鞭炮，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时候，我赶到东门口迎接，走到东岳庙（现九江医专）遇上翟政委，我们彼此互通姓名、身份，紧紧地握手。我向翟政委简要报告了九江的情况，然后我陪他来到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住处——地方法院内（即现在延支山旁原市政府旧址），还有一部分队伍住在县政府（现市政府招待所）。吃的、用的都已准备好，不需临时征集。
二野部队一进城，很快把王公霸的乌合之众控制了起来，王公霸本人已经躲藏不见了。我们的枪支弹药由陈文彬负责向二野办了移交。同时移交了我们控制起来的敌伪档案。
地方政权初期九江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队伍一船接一船从九江经过，我出面迎接，并向他们介绍九江的情况。
5月19号，二野翟寿亭同志奉命率部南下，陆续进驻九江的是四野的周建中、张同钰、杨国夫、杨石人、冯安国等同志。紧接着，邵式平、方志纯、范式人等同志也到达九江。邵省长在九江住了四天，随即去南昌。四野解放军在东北南下时，以为九江人口很多，任命范式人同志为九江军管会主席，到九江后才知九江只有四万多人口。这样，范式人同志实际上未到职，真正负责九江工作的是张同钰、白耀卿、冯安国、杨石人等同志。
四野队伍一到，即成立了“九江市人民办事处”，过了几天，就挂起了“九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并在市内张贴了告示。军管会主任是范式人。
1949年底，成立了九江市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会，我担任副主席。1950年人民代表选举，张同钰同志正式出任我市第一任市长，我任副市长。大约两个月以后，改由冯安国同志任市长，白耀卿同志任市委书记。
（节录《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庐山三叠泉余秋雨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的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将冲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拚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挲，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寻访白居易草堂李国强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在历代赞美庐山的诗文中，没有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这八个字评价更高、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了。
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散文名篇《庐山草堂记》。公元815年10月，白居易贬谪江州，第二年春，他就在庐山北香炉峰下、与东林寺毗邻的山中，筑起五架三间新草堂。落成之日，22位文人雅士和高僧前来贺喜，酒酣饭饱茶足之后，诗人以神来之笔，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记”，称草堂一带“其境胜绝，又甲庐山”。
文人雅好山水。在庐山，白居易比早他400年的陶渊明潇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虽然在庐山南香炉峰下归隐几十年，却未曾上过庐山．只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也比晚他近400年的朱熹超脱。朱熹知南康军三年，钟情白鹿洞，把一度寂寞的书院办得红红火火，却也没有上过庐山，后到浙江为官，特地要人绘制一幅庐山三叠泉图，挂在书房。白居易乐天安命，体宁心恬，悠哉游哉，不仅在草堂仰观山，俯听泉，“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四时应接不暇，而且“二年踏遍匡庐间”，是第一个登上庐山山顶的大诗人。也许正因为如此，白居易文思泉涌，吟咏庐山的诗92首、文5篇，信手拈来，皆成佳品，是历代诗人中写得最多的，而这些诗文许多是在草堂写就的。
自古山以文传，文以山传。一千多年过去了，爱读《庐山草堂记》的代不乏人，可实地寻访过庐山草堂的人却屈指可数。作为回报，庐山为歌颂过自己的诗人修建过公园的，千百年来，惟白居易一人而已，那就是花径公园，建在诗人当年咏桃花的地方。公园内，立有白居易雕像，还有一栋草屋，不过非草堂原址原物，只是一栋象征性的建筑，或者说是个纪念堂。真正的草堂仍在经风历雨，在一个“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的地方，沦废千年，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造访，去开发。
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高云淡，我和文学、科技、出版界及庐山的几个朋友到草堂遗址寻访。车过赛阳，朝南上坡，驰过二、三里，在化城茶场停下。我们便安步当车，斜插一道山坡，穿过慧远路，再沿小溪蜿蜒而上，前后一小时便到了。
果然人间仙境也，一看便知是白居易当年笔下的景致。
虽是初冬，依然绿荫蒙蒙，朱实离离，白石凿凿，清泉潺潺。一座石砌的山门并不高大，但宛如镜框正好镶嵌着整个香炉峰。一栋新筑的草屋，颇有“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的意境。四周皆乔松、修竹、灌丛、萝蔓。北望长江，细如玉带，九江城廊，似在脚下。难怪当初白居易到此，“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并筑草堂，一住三年，还畅言：“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求焉！” 三年后，诗人调任忠州刺史，临别赋诗：“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还复来”。果然，三年后，诗人改任杭州刺史，在赴任履新途中，他真的重回草堂小住。30年后，诗人在洛阳，已逾古稀之年，仍然念念不忘江州“登山寻水”时。并应东林寺长老之邀，将白氏文集60卷（一式三套）送一套在庐山珍藏。岁月沧桑，草堂至宋祥符年间才渐渐废弃。如今，草堂墙基遗迹依稀可辨，残砖破瓦碎瓷片尚可寻觅，原白家池、白渠、飞泉、茶园等似已恢复。
庐山草堂坐落在庐山垦殖场辖区内，现在开发这块瑰宝的，是位叫崔宏伦的原垦殖场职工。老崔60岁开外，在垦殖场工作多年，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为了维护这片山林、开发草堂，他不惜停薪留职，披荆斩棘，一千就是八年。追昔抚今，展望未来，我们和他一样不胜感慨。
我在想，同样是唐代诗人草堂，而且筑草堂几乎同时，诗人亦是齐名，为什么成都杜甫草堂1200年长盛不衰，游人如云，而白居易庐山草堂却沉寂千年，至今还默默无闻呢？这极具开发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可不可以作为发展庐山旅游的一张“王牌”来打呢？诚如是，则以草堂为中心，10公里为半径，向北可走慧远路登牯岭、上庐山，向南紧靠东林寺、西林寺，向东可至太平宫、莲花洞，向西连接石门涧、岳家市、岳母墓、陶渊明墓、狮子洞……将构成一个景点密集、文化品味高、生态环境好的山北景区。开发草堂，不失为一着妙棋。
眼下，尽管崔宏伦等人很努力，但以一个普通职工承担这样重要的开发任务无疑是困难的，时间一长，还有可能出现与其开发初衷相悖的结果。依我管见，开发草堂遗址，当务之急，是要从理顺庐山管理体制、制定开发规划人手，调动政府、民间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这个规划，要以史为据，高标准、高起点、高品味，在保持草堂原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体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
我从庐山来，不知庐山事。我的童年就是在离草堂不远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山村度过的，后来也熟读《庐山草堂记》，对草堂早已心驰神往。然而，却一直不知草堂就藏在咫尺。这次有幸身临其境，所见所闻，既喜且忧，实话实说，不知辞能达意否。
（录自《九江日报》） 碑铭游东林寺诗碑明王守仁作七古一章，并书。其真迹初在三笑堂壁间，后移于影堂。清康熙壬辰，德化令张近光令邑人陈发舜将壁字钩摹镌石，原字复作橱掩之。查初白来游时，左右壁皆漫漶不可读云。今此碑存寺斋堂。考碑未署款日“阳山人”。夫文成筑室阳明洞中，因以为号。似“阳明”二字不可分，今署“阳山人”，不解其故，容后续考。其诗曰： “昨游开先殊草草，今日东林游始好。手持青竹拨层云，直上青天招五老。万壑竽笙松籁哀，千峰掩映芙蕖开。坐俯西崖窥落日，风吹孤月江东来。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弱水连沙汀。他年海上望庐岳，烟际浮萍一点青。游东林，次邵二泉韵。正德庚辰三月廿三日，阳山人识”。予景仰阳明先生已久，适莅兹土，偶睹墙间遗笔，恐久而漫灭，特摹之石，以志不朽云。康熙壬辰孟冬上浣，德化令三韩张近光谨立。
海会寺山场界碑海会寺，原名海会庵，其所有山场，西至狮子峰，北至帅姓公山，南至折桂山埂，东至涧子口余姓石堑为界。于道光三十年，已由僧点石，出租与余、伍、殷三姓看管，计银四两整。嗣因衲结茅于此，士大夫闻而皈依者日众，劝请发心，重兴海会。是时三姓自行合议。拟将点石所租看管山场，退归海会。至同治五年，照依原价赎回，以为海会所有，清业勒石表示，以告后来之住持者。华严古刹也，山场界至，多与海会相连，亦不能不附于此，以备查考。北至沙皮包，西至狮子峰，南至折桂埂分水，东至大路石为界。以上四至，共传不朽。时维大清光绪卜五年，已丑八月吉日。
海会寺退省至善立姑塘道光禁碑奉县宪示禁钦加知州衔德化县正堂加三级记录十四次济口。
出示严禁以安客商。事据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民人陈志锦、邓祥临、潘真祥、谭明杨、罗万顺、彭亮山、刘云辉、陈凌、（陈）端九等呈称：民等湘帮，撑驾大小钓钩船只，揽装客货，自贩枯烈煤炭谷米杂货等项运往江西下江等处交卸，由龙开河以及姑塘俱连。
关署，往来舟揖报税之所。近有不业不艺一班痞徒，串通四处不法老幼男妇，并在配军流、游僧野道，成群结党盘踞河下，兼有凶横恶丐，每窥船只抵境，蜂拥接踵上船，手舞足蹈，执棍打斗，甚至揪扭客商，肆强恶索。随手捞摸者有之，自弄弊端者有之。或拥挤落水，或推跌损伤，藉陈应讹受害匪浅。公恳示禁等情到县，据此阴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核口河保甲头人等知悉，嗣后如有前项老幼男妇，恶丐并在配军流，游方僧道，仍敢盘踞河下结党强乞，肆行扰害，许该保人等，协同客商指名赴县，具禀以凭，严拿究惩。倘敢纵容隐匿，定将该河保甲头等并究不贷，各宜凛毋违。特示。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示右谕通知徐秀钧墓碑 （一九一八年） 中华民国二年夏，湖口兵起，江宁、上海继之，以讨袁称名。事败，株连逮捕者甚众，九江徐君与焉。呜呼哀哉！ 君讳秀钧，字子鸿。少孤，事母孝，好学，不主家计。弱冠补县学生员。有志者竞游学异国，君闻而好焉，请于母与祖母而之日本。期年归，辄以闻见语乡之人，乡之人习闻外国事，慕而往者益众。已而君游学英伦，绌于财，益自刻励，傭于海舶以往。至则驻英公使汪大燮深器之，汁窘苦濒绝者屡，间瞻不足，卒辞焉。居五年，通理财学而归。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辟为参议厅参议。邮传部之遣人赴奥习邮政也，以君习之，彼方事檄率以行，部署已，复躬赴德国，就来比锡高等商业学校，劬学不倦，其性习然也。三年归，迁法制局参事。明年、中华民国元年，改总统府军事秘书。李烈钧都督江西，辟顺问兼总理民国银行。又明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政府违法借款事发，君在议院抗论，招谤速祸，自此始矣。初，君虽给事故总统袁公府，而心不善其所为，阴泄其谋，当局憾焉，而无以罪之。会军兴，目为间谍，执付江西将军勘问，遂罹于难。此二年九月一日也。年三十五。清光绪己卯十月十四日酉时生。
元配刘氏，继配罗氏、陈氏，生女二，无子，以弟子宝琛嗣君。
殁三岁，而袁果败。今总统继任，始得昭雪。邑人将以四月十六日改葬君九江大南门外之小川岭首中山寅兼坤艮为茔，其从子宝璜以状来征文。余谓君死国事，志虽不遂，视变节求利之徒远矣；矧为志同道合之交，中年摧折，学不竞用，兹足悲也已。铭日： 有韫于中，将乘时而行也。呜呼！徐君，坚志不忍，而忽焉以亡也，家之屯也，国之殃也，铭贞石以安其藏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撰严君世荣墓志铭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吉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全体军官佐敬题。 盖闻取义成仁足垂光于史乘，执戈卫国伟烈彪炳乎千秋。裹尸马革本大人丈夫之壮志，捐躯报国由来嘉者忠勇。君讳世荣号梦华，享年三十七岁。皖之桐城县人。少年大志、见国事日非，慨然投笔从戎。由山东军官讲习所毕业，在北洋陆军历任连排长。民国七年，我孙总理开府粤城，严君矢志救国，深知军阀专横，不可与有为，遂只身赴粤，奔走革命事业，历充革命军营连长职。东江讨贼，定桂驱唐、后随征南路各役、屡著战功。本年三月由桂随师北伐，转战数千里，每临阵身先士卒，奋勇异常。十一月二日，进攻德安九仙岭中弹阵亡。呜呼惜哉！图念严君对于革命事业素其热心，讵天不永年，赍志以终。今革命尚未成功，英灵不眠，应有余憾。天下英雄当亦同声一哭也！他日革命成功当著英名，则严君死且不朽，同人等为之营葬既竣，谨其事实镌之于碑，聊彰忠烈云尔是为之。
新港撤乡建镇纪念碑新港镇，东毗彭蠡，南屏匡庐，西连浔阳，北襟长江，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5公里，人口三万，汁辖16村。车乘西东卅楫南北，九景公路贯穿全境，又为往苏、浙、沪之交通要冲。曾隶属于德化、九江县，近年行政新定，今辖于九江市庐山区。
追思历史，沧海桑田，人世悠悠，上朔至明代，由于经济之发展，商旅之往来，地处长江中游，势必惟赖开渠转漕，建仓递运，当促成港埠之形成，凡四百年矣。然自上世纪以来，内忧外患，民穷财尽，加之天灾水旱，生谷之土，未尽其用；山泽之利，未尽其出，又屡遭战祸之苦，征敛之扰，无不叹梓里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润德泽于四方，天韵疏阔，善政安民。四十余年新港人奋发图强，栉风沐雨，或筑堤围，或修陂池，奋力治理昔日之穷山恶水，得以使大江安流，湖汊息患，并据时宜地利务农重耕，植陇亩以粮棉，广猪牛之畜牧，欣风调雨顺，岁稔年丰，品类有序，风教兴盛，故有绿洲翠渚，红楼碧树之属，水陆交通之利，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良以为慰为。
改革开放，春风骀荡，浔阳城东第一镇之新港人当应创大业，举宏猷，审山度水，珍视良田美池；天人合一，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锐意开拓，以工业为主体，实现农业工商化、农村城市化。物质改善，精神充实，为工为农、为贾、为渔、为读俱臻蓬勃，令人倾慕。
新港之灵山秀水，乃天设地造，逐日以新；北望长江，东观鄱湖，先后将双龙卧波，飙轮疾飞，水陆交通更加发达。又电力充足，通讯完备，资源殷富，物产丰饶，如此定可在时代大潮中大展身手，大有作为。然任重而道远，故须不辞艰辛，自强不息，义方启后，让新港似熠熠生辉之明珠，光耀久远，谨立石记之，是岁一九九二年（壬申）年仲秋，值撤乡建镇之时。
徐宝璜先生纪念碑徐宝璜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出生于1894年。少年时代曾在九江文化学堂学习。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旋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专攻经济学及新闻学。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晨报》担任编辑。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该校任经济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同年起，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主讲新闻学课程，开中国新闻教育之先河。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任副会长兼导师，并代会长蔡元培主持会务。先后在该会讲学达两年之久，深为会员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所爱重。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之滥觞。所写有关新闻学的讲义，后辑为《新闻学》一书，于1919年公开出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1920年后，代蔡元培兼任民国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北平、朝阳、中国、平民等大学教授，盐务、京华等专科学校校长，及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1930年5月29日在北大讲课时，因脑溢血猝发，病倒在讲台上，6月1日在协和医院逝世，年仅三十六岁。徐宝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学家。在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上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曾被推为“中国新闻学界之开山祖”。所著《新闻学》一书，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破天荒”之作。他的业绩，已载入史册，将永远的受到后人的崇敬、景仰和怀念。他的夫人蔡尚文与他同庚，曾任九江县女子中小学校长十年，大革命时期，一度担任中共领导的九江县妇女协会主席。1944年逝世。与徐宝璜合葬于此。夫妇两人均服务于教育，均蜚声于桑梓，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将超越几江之皋，永垂无疆之休。
中国新闻史学会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九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在人类社会发展变革中，特别是在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在九江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二次革命”（讨袁）、五四运动、收回英租界、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抗击日寇、解放军横渡长江等中国近代革命的光辉史迹。数万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着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昌盛，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先后牺牲的著名烈士有彭江、冯任、李屏仁、熊好牛、杨超、王怀心、蔡公时、徐秀钧、余祖胜等，另外仅知道姓名的烈十还有一万六千余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有朱勇、梅开春、刘洪峰等。革命先烈的历史功绩与日月同辉，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与天地共存。
九江人民将世世代代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建设九江，振兴中华，奋斗不止！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九江市委九江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
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振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馀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途竞进；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既至，则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仅乃造极。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以之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
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岭，流日四瞩。几江如带，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细，智亦宜然。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占今·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庐山草堂记詹·白居易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日遗爱寺，介峰寺问，其境绝胜，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口，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幕窗用纸，竹帘佇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日：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人道。堂北五步，据层岩积石，嵌空垤土鬼、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火单，好事者见，可以销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两倚北崖右趾，以剖竹驾空，引岩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覙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口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而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馀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录自《庐山历代游记选译》） 《濂溪诗》并序宋·黄庭坚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卑小官，职思其忧。论法常欲与民决讼，得情而不喜。其为少吏，在江湖郡县盖十五年，所至辄可传。任司理参军，转运使以权利变其狱。茂叔争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敛手听之。赵公悦道，号称好贤。人有恶茂叔者。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日：“周茂叔，天下土也！”荐之於朝，论之於士大夫。终其身为使者，进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岁，乞身老於湓城。有水发源於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缨而乐之，筑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乐，媲水而成，名曰“濂溪”。与之游者日：“溪名未足以对茂叔之馀”。虽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茕婺，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馀风，犹足以律贪，则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讳实，避厚陵，奉朝请名改敦颐。二子寿、焘，皆好学承家，求余作《濂溪》诗，思咏潜德。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故余诗辞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
溪毛秀兮水清，可饭羹兮濯缨，不渔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觞酒，写溪声兮延五老以为寿，蝉蜕尘埃兮玉雪自清。听潺湲兮鉴澄明，激贪兮敦薄非，青苹白鸥兮，谁与同乐？津有舟兮荡有莲，胜日兮与客就闲。人闻拿音兮，不知何处散发醉？高荷为盖兮，倚芙蓉以当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云月为家。怀连城兮佩明月，鱼鸟新人兮，野老同社而争席。白云蒙头兮，与南山为伍，非夫人攘臂兮，谁余敢侮！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爱莲说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录自《周敦颐集》） 濂溪书堂记宋·朱熹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是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淳漓判合之不齐；人之变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强探也。《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於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於天，圣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夫斯道之传者欤？不然，何以绝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广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而贯於一。而周公、孑L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时。有志之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呜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与於此？先生姓周氏。名敦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日濂溪，而筑书堂於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荒茆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乃以书来属熹记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独幸尝窃有闻於程氏之学者，因得伏读先生之书，而想见其为人。比年以来，屏居无事，尝欲一泛九江，人庐阜，濯缨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诚不自意乃今幸甚，获因文字以托姓名於其间也。於是，窃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传诸人者，以传其事如此。使后之君子有以观考而作兴焉，是则庶几两侯之忐也云尔。四年丁酉年二月丙子记。
（录自吴宗慈《庐山志》） 古鹿洞规宋·朱熹父子有亲，君臣有交，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占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于左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游东林记宋·陆游东林太平兴龙寺，寺正对香炉峰。峰分一支东行，自北而西，环合四绝，有如城郭，东林在其中，相地者渭之倒挂龙格。寺门外虎溪，本小涧，比年以砖，但若一沟，无复古趣。余劝其主僧法才去砖，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观音泉啜茶。登华严罗汉阁。阁与庐舍阁、钟楼鼎峙，皆极天下之壮丽，虽浙闽名兰，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阁，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后支径，穿松阴，蹑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阁前，1日有老杉五本，传以为晋时物，白傅所谓大十尺围者，今又数百年，其老可知矣。近岁，主僧了然辄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来示寂像，本宋佛驮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来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记考之，略似故处。三间两柱，亦如记所云；其他如瀑水、莲池，亦皆在；高风逸韵，尚可相见。白公堂以文集留草堂，后屡亡逸。真宗皇帝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坏于兵。今独有姑苏版本一帙，备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枢密庵基。盖东林为禅苑，始于王公，而照觉禅师常总实第一组。总公有塑像，严重英特人也。宿东林。
九日，至慧远法师祠堂及神运殿焚香。憩官厅堂中，有耶舍尊者、刘遗民等一十八人像，谓之十八贤。远公之侧，又有一人执军持侍立，谓之辟蛇童子。传云：东林故多蛇，此童子尽拾取，投之蕲州。神运殿本龙潭，深不可测，一夕鬼神塞之，且运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实否也。然神运殿三字，唐相裴休书，则此说亦久矣。官厅重堂邃庑，厨厩备设。壁间有张文潜题诗。寺极大，连日游历，犹不能遍。唐碑亦甚多，惟颜鲁公题名，最为时所传。又有聪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锡泉，在远公祠堂后，皆久废不汲，不可食，为之太息。
（录自《庐山历代游记选译》） 听瀑亭记清·陈三立壬申四月，八十老人义宁陈三立记，九江罗敬仁书。
匡庐王家坡之瀑，奇胜冠山北。顾自晋、唐、宋相嬗迄今代，人迹所不至，名辈所未纪。十载前，乃为海客发其秘，游泳者趋焉，始稍播于众。庚午秋，余为山居邻旧导往游，道取小天池，东下行十里许，途塞，排榛莽，折而北，乱石怒出森立，几不可置履。跳越造其趾，闻水声訇然，而穹崖帷张，延绣苔藓，双瀑吐崖隙，潴为潭，玲珑澄澈，环映倒影。泄濑界巨石如席，可蹲，可坐卧。斜缘绝壁猿猱升，出双瀑背，别辟为广场。灭光乍开乍阖，有白龙从天半垂胡，下饮碧海，则又一瀑也。耸崖叠石，错落怪伟，所潴潭亦益深且广。前瞰彭蠡，孤出鞋山浮镜面。草树含石气吹嘘，寒碧与眉须裾袂同色。其所擅景物如此，疑山南三叠泉、青玉峡诸胜，莫能轩轾也！造物既不终闷其藏，徒以径路绝而攀陟艰，寻胜者往往苦之。咸议亟治道，而管理局长刘一公躬任其役。疏凿营缮，逾月工峻。壬申三月，余复往游，于是易险而为夷。失畏途而获康庄矣。未几，一公踵置亭双瀑下，名日“听瀑”，益便苏筋骸，恣休憩，且使劫馀避乱之山中人娱自骋怀，写幽忧，忘世变，非兹亭也欤！抑一公毅力雅趣有足多者。遂为综述本末，刊诸石。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我的回忆许德珩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现为九江市）。清咸丰年间，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当了军帅，因而全家受到株连，不得不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为名，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隐居下来。到了我父亲时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驰，他才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1905年停科举以后，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1907年因徐锡麟、秋瑾一案，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遂离职回到故乡。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又名南伟烈书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
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带回一些革命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訄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
1904年，日俄战起。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声明“保持局外中立”，实为最大耻辱，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耻辱。
十九岁那年(1909)，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濂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九月初i（阳历10月26日）九江相继光复。最初的都督是标铳马毓宝，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团。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继任九江都督。后来。李烈钧成立秘书处，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九月初十（阳历10月31日）南昌亦告光复。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继之者为彭程万，就职十多天当中“洪江会”闹得很厉害，彭不安于是也辞职不干了。后来。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并由孙中山先牛任命，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我又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袁世凯刺杀r国民党理事、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当年7月，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讨袁世凯，“二次革命”战争爆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与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署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字咽水，杨秉笙之兄）的手笔。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决计再次投笔从戎，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
发动讨袁之后，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德安之间。开初，林虎部居于优势，袁军不敌。但是，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林虎部逐渐失利，两位团长相继阵亡，李部遂退吴城，终于寡不敌众，吴城也陷落了。
湖口战役失败后，李烈钧出走，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徐秀钧（号子鸿）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1900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欧洲，常住英国。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蒙难出狱后即唔见徐秀钧。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二次讨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湖口战役失败，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并将徐秀钧押回九江，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事件发生后，我为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历来官怕洋人，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赢、胡其炳（同文书院副院长）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数日家人不敢收尸。
这次战役失败后，军阀横行，无法立足，我于是离开九江，到上海求学去了。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10月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9月，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是年10月25日，应李烈钧之约，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军舰来江西视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欢迎仪式甚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10月29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当时他演说时，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时间过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1918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行前，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曾任北大学监，未到职）。8月间，经吴稚晖介绍，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被迫辞去军政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首先，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对出版《国民》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厅的一隅，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又南下串连，扩大斗争，争取胜利。我们到天津、济南、武汉、南京等处联络，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例如我们于“五四”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首先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代表，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等等，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演讲。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抚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他当即答应下来。
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21条款及其他密约，在此情况下，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3个月的时间里，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记得他在讲演时，特别对党员温世霖、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期间，收此绝伦的效果，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中山先生的讲演，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
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亦即1919年8月的一天，我和参加全国学联的几位同学，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阵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说：“今天总统不会客”。我说：“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不是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早通知你。”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廖仲凯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连忙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中山先生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中山先生回答是：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当中有人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告辞了吧！”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个人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
当我们告辞时，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感到，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500支枪，是绝非偶然的。
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对于我们创办的《国民》杂志和在北大的《新潮》、《每周评论》甚为赞赏，所以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先生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两种刊物，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10月的几次讲演中，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统治。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于1920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底始行嘲国。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至今犹感荣幸。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前，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以民族大义为重，走爱国统一道路，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
（录自《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蔡若虹今天，同志们讲了我许多话，把我讲得非常好。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我没有这么好。如果有一点长处，那就是做事比较认真，在党领导下认认真真地工作，不肯马马虎虎。
同志们谈到许多事情，比如建国初期关于年画的指示，连环画的创新等事情，都不是我带头做起来的，也不是周扬同志，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毛主席可说是博学多才，心中包罗万象。
1949年10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毛主席找周扬同志谈话说：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引起注意，文化部成立要发一个开展新年画创作的指示。周扬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凡是劳动人民喜欢的东西，一定要看重它，你来写一下这个指示吧。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指示，你来教教我。他说我也没写过，你试试看。我想什么叫指示？就是人民政府对老百姓的一个通告，政府对人民的通知就叫指示吧。我就按通知形式写了。周扬同志把它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可以，不用修改。因我掉了个“的”字，毛主席提起笔添上了一个“的”。周扬同志拿回来对我说，你看，毛主席说你写得不错，只给你添了个“的”字，你以后就别画画了吧，以后你就写文章吧。周扬同志大概是说笑的口气，我可认真了，从此，我就不画画，专门写东西了。
1950年初，毛主席又找周扬同志谈话，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搞一批新连环画，把神怪呀，武侠啦，迷信啦，那些旧的东西去掉。周扬同志跟我商量，就搞了大众图画出版社，这个名字是周扬同志起的。我们白天办公，晚上就给大众图画出版社编写脚本。今天看来，我只是一个认真的执行者，发起人是毛主席，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心中不知要操劳多少事情。
前些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老诗人臧克家的文章，谈到毛主席在最忙的时候还谈到白话诗，我很感动，想起第一次在延安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张谔、华君武，由舒群带着到枣园去见毛主席，因舒群同志和毛主席比较熟。见面时，有人介绍我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毛主席一听，就说：你是蔡公时的侄儿？我今天应该优待抗日烈士家属了。于是就请客，一盘辣椒，一盘西红柿。吃饭时我们不喝酒，他拿着牛眼盅喝酒，他不坐，站着讲故事给我们听，毛主席一肚子故事。他说你不是九江人吗，你说说九江为什么叫九江？我因数不出九条江，只好说不知道。他说我讲给你听，他就讲第一条什么江，第二条什么江，一直数了九条江，九条江汇集的地方，所以叫九江。当时正是打日本步步前进的时候，他忙得很，可是却记得九条江怎么汇合，真叫我佩服，我感到有这样一位领袖真是我们人民的幸福。
有一位同志提了个问题，他说：“假如有一天我回到国统区，敌人把我抓去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竹签子插到指甲里，死不死，活不活的，真难过，毛主席，你说，怎么办？”毛主席很严肃，慢吞吞回答：“你应该想到群众。”我们当时没懂，回来后想了很久，明白了，你心里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再受什么痛苦也不会怕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呢?5月23日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列主义的经典，内容丰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性，结合前几年发生的情况，更觉得《讲话》的正确，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断学习的。
我不是完人，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因在上海画惯了讽刺画，只管讽刺，不管讽刺谁，讽刺什么，是否符合事实。1942年初，我跟华君武、张谔开了个讽刺画展览会，讽刺我们耳闻目染的一些事情。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好几天，开始是同志们讲了许多意见，我坐在前边，仔细听每个同志的发言，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毛主席讲话，好几条是驳斥会上发言内容的，把这两方面一对照，才使我明白谁是谁非，这说明我当时的水平很低。
第一条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怎么为法，这个根本性问题，我脑子里原来没有。等毛主席一讲，我才知道是最重要的问题。讲话中驳斥“现在是杂文时代”那一段，谈到讽刺，毛主席说，我们一般不反对讽刺，我们反对讽刺的乱用，讽刺有三种：一种对敌人的；一种对朋友的或同盟军的；一种对自己人的，如果用对待敌人的来对待自己人，无疑是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尖锐，我当时心里一动，对照自己讽刺画展中的作品有否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呢？我找出了两张，一张讽刺老红军待人接物不礼貌行为；一张讽刺统一战线。我很痛恨自己，觉得这是我生活中的污点，发誓一定要改正错误，不仅仅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动上，这一点我做到了。
现在，自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国家各方面好转了。前几年，特别是赵紫阳同志领导下，文艺界，包括美术界，实在搞得不成样子，我把前几年的刊物翻开，有些文章，简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最严重的事情是把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搞乱了，是非颠倒、美丑不分。我希望在党领导下把文艺界空气扭转过来，已经陷害了一代人，不能再陷害下一代人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对误入歧途的青年人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常常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为心有余，力不足而苦恼。
希望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文化界的工作做好。
（录自《蔡若虹文集》） 东林寺的怀念杜宣东林寺是晋朝慧远法师开创的我国佛教莲宗的祖庙，位于庐山香炉峰下，靠近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家，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南山指的就是庐山的香炉峰。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也指的是香炉峰。我见到有些注文，释为“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生出的紫烟”，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其实香炉峰旁另一峰即名日照峰，日照峰和香炉峰是并列的。李白诗是说日照香炉二峰上生出紫烟，日照并非太阳照的意思，而是确有此峰也。
诗人陶渊明退隐之后，和慧远经常来往，诗酒留连；有时二人谈到更深夜半，踏月而行。人们常常爱谈这样一件事：——出东林寺山门，步行约百步左右，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跨一石桥，名日虎溪桥。当年来访慧远谈经论道的人很多，于是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送客不过虎溪桥。有一个月夜，陶渊明和慧远畅谈到更深，意犹未尽，他二人步着月色，谈得兴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桥，当他们还在继续前行时，忽然陶渊明想起慧远送客不过虎溪桥的规定，于是拦着慧远说：“到此止步吧，早已走过了虎溪桥”。两人不禁相抚大笑，这时一只正在溪边饮水的老虎也笑了起来。如此两个人和一只老虎大笑不止。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人间罕事，就在虎溪桥边建筑了三笑堂。
1928年冬，我正14岁，《九江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著名国学大师、考据学家占直，公愚又号层冰，在庐山东林寺设帐课徒。父亲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让我去东林寺从占层冰先生，过r春节后，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当时到东林寺交通困难，一条路是乘火车到沙河站下车，步行到东林寺；另一条由妙智铺过石门涧到东林寺。因祖母过去生活在庐山下桂家垅，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于是根据祖母意见，叫了一乘黄包车，坐到妙智铺，这是一条上庐山的沙石公路，愈走愈高，拉车的十分吃力，到妙智铺下车后，第一感觉这是高寒地区，比市区温度低，到处积雪，没有行人，一派荒寒气象。敲开一家大门，找到一个农家，有几个人正在烤火。我要求他们中能有人帮我挑行李上东林寺，找好脚力后，就跟着他走。这是一条到处积雪高低不平的山路。
走进东林寺我的最初印象，这是一座宁静古雅又脱俗的禅寺。进门并没有四大金刚，大殿比一般寺庙低，没有大红油漆的柱子，幔帐已经陈旧，殿中悬了一盏长明灯，灯光微弱昏黄。穿过大殿，右侧是排瓦房，第一间为一小客厅，现为古先生设帐之处；里面是一长方形的房间，有扇北窗，正好对着著名的聪明泉——这就是我们的集体宿舍。同学一共六名，其中闵孝吉兄弟二人没和我们同住，住在这里的是张嗣埙、张嗣墀、昆仲，蔡照麟和我。同学中闵孝吉年长，我最幼。后来闵孝吉二人去了台湾，据云均为著名学者：其余四人除我一人外，均已辞世。
寺中当时五名僧人，一名斋公。住持为妙理法师，他身体瘦弱，言语不多，据传解放后还健在。有一名知客僧粗眉大眼，好讲大话，有时晚饭后就在我们宿舍前散步，他喜欢找我们聊天，吹嘘他原来在武当山出家，练就一身武艺，能飞檐走壁。当时我们都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这类武林高手好勇任侠的行为十分尊敬。我们以为他是当今侠客，在这荒山野寺中聊寄一栖之枝。于是一度很兴奋，认为认识了当世英雄，将来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一位同学提出想拜他为师，他要先交一百块大洋作为拜师费。这样一来，我们大失所望。我们想侠客能随便要钱吗？如果一个坏人给钱，他也收为徒弟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发现他很多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以后就不再听他吹牛了。
这寺内僧人，在妙理法师主持下，基本上是守戒律的。每天晨钟暮鼓倒是有的，青灯黄卷却未看见；但他们严守清规，不食荤腥。
为了，照顾我们，饭由斋公和他们一道做，这里没有店铺，我们每人都带有腊鱼腊肉、香肠火腿一类食品，青菜可以在他们菜园中采摘，不收费用。这样我们几人就要分配洗菜、洗碗、炒菜等任务。我被分配洗菜，当时很高兴，第一天一早就提着篮子走到虎溪边蹲下来，一看溪水上面已结了一层厚冰，还可以看到下面潺潺的流水。我顺手拾起一块鹅卵石砸在冰上，但冰已结得十分厚实，我只得回去找了一柄铁锄头，使劲地敲下去，这才看到冰上的裂痕。那时我感到好像是一面镜子给我砸破了，很有点惋惜，因为要水洗菜，非把这面厚镜子砸烂不可。好容易开了一个大窟窿，但当我把菜放进水中用手洗时，两只手冻得像割裂开了一样地疼痛。将菜勉强洗完后，我的双手已经麻木了，只得挽着菜篮子回来。
我们的房间大而无当，没有天花板，寒风总从瓦缝中飘进来，一到晚上，点一盏油灯，有时点一支蜡烛，山风呼啸时，我们房间就烛影摇曳，这时只得纷纷上床，把被子塞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窗外山上都是大毛竹林，常常一场大雪，将毛竹压弯到我们瓦上，半夜，大风将毛竹上的积雪摇了下来。冰穗从瓦缝中洒到我的床上，接着瓦上的积雪一大块、一大块地崩下，有时还夹杂着不知名野兽的长啸，在这深山寂静的寒夜里．使人平起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天上午古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子来到我们的小客厅。先生穿一套黑色西服，布鞋，又戴了顶瓜皮帽，手里拿了支手杖，样子有点古怪。那位年轻女子，古先生说是他的秘书，她穿了蓝布棉旗袍，一条大围巾将头包起。先生进来后，就一屁股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女秘书站在他身边。我们学生一律站着，一见先生落座，我们就主动地向他鞠了躬。先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我们的姓名，他一个个点名字，被点了名的除了应声，还要站出来，先生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后，就点下一个。我大概是年纪最幼的，所以最末点了我的名。先生问我这些天在读什么书？我说：“先生没说，我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先生一听有些不高兴，就问，“你带J7什么书来？”我说：“我不知道先生要教什么书，所以我没带书来。”先生更不高兴地说：“一个读书人难道可以一本书也不带吗？”我说：“我只带了一部《辞源》。”先生一听我的话，不禁勃然大怒地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我一听他这话，感到不能理解，并不是故意顶撞他，我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先生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这时不仅我不懂，所有同学都十分惊讶于先生说的话，大家交头接耳。先生大概也感到有些过分，于是就比较缓和地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说了一大串书目。又接着说：“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炒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他说完后就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过两天我会送来的。”说完先生就和秘书走了。
他一走，我们就像开锅的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因为他刚才讲的话，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真可以说茅塞顿开，大家对古先生顿时都尊敬了起来。
过_『两天女秘书送来了先生写的读书方法四条：①目治之书，②心治之书，③口治之书，④手治之书。秘书对这四条作了些解释。她说：“目治之书，只要看看就可以了；心治之书，就是说心里要记住的；口治之书，就是朗朗地高声读出；手治之书，就是要抄下来的。”秘书解释后，又说，“我已经把你们要用的书清理了出来，你们跟我去搬回来。”还说：“先生关照读书人要爱书，不准睡下或躺下看书，要正襟危坐地读书，不许油污墨染，不许折角……” 我们跟着女秘书走出庙门，向左拐到一个小村后面一幢土房中，几间土房都是高齐屋顶的书架，堆满了线装书。先生在里面看书，我们不敢进去。女秘书将先生要我们读的一些书交给我们，并一再叮嘱，不许弄坏。
这以后，我们就根据先生的教导，开始来做学问了。起初因年稚学浅，有些困难；后来渐渐地沉下去，感到很有兴趣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天热了的时候，一天先生来说，他接到中山大学多次信电，要他去任中文系主任，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了，他要我们根据他的方法去做学问，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先生走后，我们也纷纷向妙理法师告别，离开了东林寺。当时写了一首五律，是这段生活的纪实。
负笈东林寺，虚心从古师。
破冰洗苦菜，秉烛读唐诗。
地远无香客，林深有野麋。
僧家闲散惯，高卧日迟迟。
二年后我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从此浪迹江湖，为救亡抗日奔走呼喊。古先生教的读书方法和书目，已经置之脑后，沉浸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及“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誓不为人”的决心中。但清夜月明，梦牵魂绕，徘徊于回忆中时，东林寺的这段生活常常会浮现出来。1976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我才被“解放”出来，为了逃避再度遭迫害，开春我就申请到九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没想到回九江后，受到市委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市委并派叶祥发同志专门陪同我，我带着漏网之鱼的心情，来到大桥工程处报到。当时大桥党委书记刘万春同志把我安排在外宾招待所，看到我有些不安时，对我说：“您放心在这住吧，想做什么尽管做，想吃什么尽管吃，不要怕上海什么人外调，我会对付他们，我们这里有两万多工人，还是我们说了算。没有你们老同志，我们工人怎么会翻身”。这样和叶祥发同志就在大桥工地住了下来。晚上安排一些先进工人来谈话，白天我们就在长江边漫步，对着滚滚东去，后浪推着前浪、顷刻不留的江水，踏着千里长堤，看着无边柳色，不禁浮想翩飞：庐山还是那么巍然峙立，大江还是那么日夜奔腾，我17岁时，就是从这大江上的船，漂流到上海；经过了40多年的沧海栖迟，又乘着江船回到这里，当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出去时，是无限的理想，今天回来却满身创伤，而故乡的山川还是同当年一样美好。
浓烈火热的乡情，美丽的故乡景色，对一个饱经风霜归来的游子，是多么慰籍啊。
一个春晴的早晨，我对叶祥发同志说：“小叶，我想去看看东林寺”。他一听马上说：“这很容易，我去要一部车”。
于是我们两人和宣传组的另两位同志就乘车在一条不平沙石公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一到山门，红墙仍旧，但挂上了一块化肥厂的招牌。走进去一看，面目全非，大殿中挖成一个化肥池子，用过去历代的石碑来铺垫池底，四周也是用石碑砌成的，还看到一块康有为的断碑。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时一阵脑胀耳热，什么也没说，什么地方也没去看，就拉着叶祥发等同志上车。在车上我只说了一句：“东林寺已经没有了。” 1984年初春，我和《文学报》几个同志来到九江，在王一民同志陪同下，又访东林寺，这时化肥厂没有了，有位僧人出来张罗说：“应各方施主要求，要重修东林寺。”我听了这话高兴地说：“希望恢复原样，不要弄成香火庙。”见我高兴，和尚拿出纸笔，要我留下点什么。当场我写了首五律：“负笈东林寺，悠悠五七年。无心求慧远，有意学陶潜。三笑堂边月，虎溪桥畔泉。今朝寻往事，历历在灯前。”当时诗兴很好，写完五律后，又写了首七律：“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寺废寺兴浮百感，我来我往惹情牵。松怀残雪添刚气，寺对南山看紫烟。盛世山林新气象，诗情如涌上华笺。” 这次我对东林寺的修建，抱着很大的希望，东林寺是一所有国际影响的莲社净土宗的祖寺，是应该保存下来的。
1989年夏天，我和露茜到庐山休假，听说东林寺已建成了，十分高兴，于是专程前往，进门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座清静高雅，带着东晋遗风的古寺，还是给这些俗不可耐、斤斤为利的和尚搞成了一座香火庙。其实我记忆中的东林寺已随着历史的尘埃，灰飞烟灭；而我的东林寺，也早巳不复存在了。
（1989年10月23日） 一唱雄鸡天下白 ——九江和庐山解放的回忆许杰夫 1949年5月17日，是九江人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属一部，在广大市民夹道欢迎的鞭炮声中，没动一枪一弹顺利解放了九江城。同一天，庐山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数十年的黑暗统治，揭开了九江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为迎接解放而斗争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同盟九江地下联络组不畏敌人的白色恐怖，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九江的解放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成立于1947年10月，最初只有我个人，以后又发展了李群化、郑丹、潘荣秋、熊渭为成员，1949年元月又秘密吸收陈文彬参加地下联络组。陈是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九江县县长曾庆麟兼大队长），陈掌握着自卫大队的实权，手下有三百多人。我担任联络组的组长。民盟上级组织经常派李柱同志秘密从香港和解放区来九江和我单线联系，我们的工作听候他的指示。
联络组成员的公开身份在九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我是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熊渭是九江商会会长，郑丹是老同盟会会员、地方人士，李群化是兴中纱厂厂长，潘荣秋是地方人士。工商界时常观测这些人的动向，来分析时局的变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安定民心。由于敌人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散布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使一些工商界大户和市民一方面盼望解放，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产生一种恐惧感。为了稳定民心，迎接解放，从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通过个人的影响，分头深入工商界、教育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自己表现得安定镇静，不慌不乱，使群众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当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也打好被包，做出随时要走的样子，以此迷惑敌人。
二是利用合法身份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由于伤兵对工商界和市民群众骚扰太利害，联络组研究决定，对伤兵来一次打击。由商会常务理事占乐章出面，通知全市所有同业工会的领导人到商会来，要每家店铺准备一面锣，如果有伤兵上街闹事，鸣锣为号，大家一起行动，捉伤官、打伤兵。搞了两次全市统一行动，打得伤兵不敢再出来骚扰。
三是掩护和接待过往九江的地下工作同志，负责对他们的接送。李柱同志当时经常往返九江，都住在我家里或潘荣秋家里。还有许多从九江经过的地下工作人员，用暗号一接上头，就安排在我家里住宿。我的窗台上一年四季都摆着一盆花，用花作为暗号，表示有事无事。地下工作同志要离开时，再把他们安全送出。由于工作比较周密，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差错。
四是加强地下秘密宣传活动。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秘密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解放区的工运政策》，以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等多种宣传材料，投寄散发给各界人士。这些材料的原件大多是李柱同志带来的。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军警督查处、宪兵队和警察局的注意。1949年2月份，宪兵队三次深夜搜查我家，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李柱同志早就交待过我们，什么痕迹都不能留。后来保四科派黄国光、罗家枫这两个职业特务专门对付我。黄国光是沙河街人，南京警官学校毕业，因为他父亲是“映庐”公司的老职员，他便以无法谋到职业，在“映庐”暂住，等找到工作再走为名，安插在我的身边，监视我的行动。罗家枫是《江州日报》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到“映庐”来，找我盘三问四，实际上是捞风声，探虚实。敌人的这些伎俩都失败了。他们没有抓到一点真凭实据。
五是探听敌人活动情况。我和熊渭、李群化分别具有“经理”、“会长”、“厂长”这样的身份和头衔，因而时常有和国民党地方头面人物接触的机会，包括白崇禧在内。为了探听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采取轮番请客的方式，经常宴请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各方面的头目和机要人员，以过生日、待客等由头，今天商会请，明天“映庐”请，后天“兴中”请，再往后各同业工会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军警督查处处长、副官、参谋等等，利用这种机会，我们有意识地在交谈中搜取情报。有一次，我们从谈话中得知，敌人在撤出九江前，要用炸药炸毁龙开河铁桥、赛城湖铁桥、永修杨柳津铁桥和“映庐”水电公司，并把“兴中”纱厂也洗劫一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以后，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联络组开会决定用重金买通军警督查处处长韩蒙轩，劝阻其破坏九江的罪恶计划。于是我们想办法筹集了黄金六十两，由商会会长熊渭出面，送交韩蒙轩。连韩手下的参谋、副官等人也都分别送了二百银元，总共花了四千多银元。得到黄金后，韩蒙轩答应不炸，但为了向上级好交待，只在赛城湖桥下放一包炸药炸一下，但不得炸伤铁桥。我们还提出，他们走时不能在市内放火，韩蒙轩也答应了。后来，韩蒙轩逃跑的时候被解放军抓获，六十两金子又收回来了。由于做了这些工作，使得九江城在敌人撤退时未遭洗劫和破坏。
六是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三百多人，县长曾庆麟（又名曾馀九）兼大队长，他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手里，陈文彬是我们地下联络组成员郑丹先生的外甥，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我们让郑丹去做陈文彬的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站到我们这边来。于是，陈文彬在1949年元月由郑丹、熊渭介绍，经我签字批准，并上报民盟上级组织，正式吸收为地下联络组成员。这样，地方的敌对力量变成了我们的力量。
第七项工作是为大军进城作物资准备。我们以商会为据点，屯积了充足的油盐柴米等生活必需品，等待解放军进城后使用。这些准备的物资，四野进城后都作价归还了。
解放前夕的插曲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强渡长江。5月15日，驻守九江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和武装纷纷逃离，九江出现了暂时的“真空”。陈文彬和他的县自卫大队摘掉了国民党帽徽，承担起维持九江治安的责任。为了防止敌特破坏，我调动“映庐”公司唯一的一部旧卡车，载着陈文彬和他带领的几十个武装人员，在街上往返巡逻，汽车司机陈清记同志一天一夜没合眼，坚持开车。同时，我召集联络组开会，对武装力量的部署作了安排：由熊渭指挥一个中队住在商会，维持社会治安；由李群化指挥一个中队保护兴中纱厂；由我指挥一个中队保护“映庐”水电公司。每个中队约有近百人。总的指挥是我和陈文彬。我们“映庐”公司把职工和家属全部接到公司来住，周围安上铁丝网，并通上了电，以防万一。
5月16日夜晚9点钟，我们联络组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在熊渭家里（九江华盛昌五金号内）开会，有人来报告消息说，大街上贴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边区前进指挥部”的布告，司令叫王公霸，上面还盖了大印，说他代表南下大军，要接管九江市。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奇怪。大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捉摸不透。我们只知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听说有什么“中国人民革命军”。是不是自己人，一时难以决断。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带着枪支和大刀的陌生人来找我，其中一个人自称是副官，他亮出了身份证，上面也盖有大印。他说，许杰夫搞了个土匪武装，必须把人员、武器全部交出来，把电厂、纱厂也都交出来。记得他还带了王公霸写给我的一封信，要我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当时还用枪对着陈文彬，把陈捆了起来。我说F公霸有事叫他自己来，我们的武器不能交．他们来了一帮又一帮，反复逼迫。当时，我们消息闭塞，无法断定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对他们说，你们所提的要求，让我们商量以后再答复，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时，地方人士陶静悟（佛教徒）和九江市柴炭业工会梅理事长以及郑立生等几个人来找我，询问局势，我当即以中国民盟九江联络组组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马上搭民船过江，把信送给江北的解放军部队。信的大意是：九江真空，突然进来“革命军”，不知是真是假，希望大军即速赶到九江。
陈文彬又叫他父亲、兄弟和另外几个人往新港方向走，从新港过江，到安徽去找人民解放军。
我回到“映庐”以后，快到十点钟了，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到了十一点钟，就有轻机枪、步枪架到“映庐”门口，并有人在门外喊话，一是交出许杰夫，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不交出许杰夫，要把“映庐”夷为平地，杀得鸡犬不留；二是要马上停电。我们的武装人员在楼上居高临下，有重机枪两架，轻机枪四架，手榴弹二十箱，还有八、九十条步枪。而门口喊话的人总共不过二十多人，我们这边的同志想打掉他们，我没有同意，一怕错打了自己的人，二怕老百姓听到枪声引起惊慌，所以一直不让打，电还是照样发。我们这边也有人喊话，意思是：你们要是再开枪，就把你们全部收拾了。结果他们用轻机枪扫铁门，至今铁门上还留下弹痕累累。他们又开枪打高压线，把高压线打断了，电线掉下来，触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时他们慌了，纷纷撤离。电厂打不进就去包围兴中纱厂和商会。他们在我们这里围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线被他们搞断了，使我们无法与纱厂和商会联系。结果纱厂也未攻下，商会被他们冲进去了。正在那里的熊渭和陈文彬被抓了起来，随同的武装人员被他们下掉了枪支，这时，天快亮了。
欢迎解放军进城这已经是5月17日清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天亮前后解放军就要到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通过商会发出通知：全市打开店门，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这之前，市民们不少人家都已准备好了鞭炮，现在，大家都主动地站到马路两旁，等待解放军到来。
原来，前去寻找解放军的陈文彬的父亲等人，走到新港刚好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的部队，部队听了九江情况的报告，即派一人先来九江向我报信，然后由陈文彬的父亲等人带路，从小路向九江进发。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团政委翟寿亭同志。队伍走到三里街，遭到了王公霸武装人员的狙击，把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手指打掉了一个。解放军很快将他们缴_『械。早上七点钟，天气晴朗，解放军队伍在翟寿亭同志带领下，从东门口进了九江城；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呼口号，有的放鞭炮，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时候，我赶到东门口迎接，走到东岳庙（现九江医专）遇上翟政委，我们彼此互通姓名、身份，紧紧地握手。我向翟政委简要报告了九江的情况，然后我陪他来到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住处——地方法院内（即现在延支山旁原市政府旧址），还有一部分队伍住在县政府（现市政府招待所）。吃的、用的都已准备好，不需临时征集。
二野部队一进城，很快把王公霸的乌合之众控制了起来，王公霸本人已经躲藏不见了。我们的枪支弹药由陈文彬负责向二野办了移交。同时移交了我们控制起来的敌伪档案。
地方政权初期九江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队伍一船接一船从九江经过，我出面迎接，并向他们介绍九江的情况。
5月19号，二野翟寿亭同志奉命率部南下，陆续进驻九江的是四野的周建中、张同钰、杨国夫、杨石人、冯安国等同志。紧接着，邵式平、方志纯、范式人等同志也到达九江。邵省长在九江住了四天，随即去南昌。四野解放军在东北南下时，以为九江人口很多，任命范式人同志为九江军管会主席，到九江后才知九江只有四万多人口。这样，范式人同志实际上未到职，真正负责九江工作的是张同钰、白耀卿、冯安国、杨石人等同志。
四野队伍一到，即成立了“九江市人民办事处”，过了几天，就挂起了“九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并在市内张贴了告示。军管会主任是范式人。
1949年底，成立了九江市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会，我担任副主席。1950年人民代表选举，张同钰同志正式出任我市第一任市长，我任副市长。大约两个月以后，改由冯安国同志任市长，白耀卿同志任市委书记。
（节录《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庐山三叠泉余秋雨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的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将冲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拚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挲，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录自《庐山诗文金石广存》） 寻访白居易草堂李国强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在历代赞美庐山的诗文中，没有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这八个字评价更高、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了。
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散文名篇《庐山草堂记》。公元815年10月，白居易贬谪江州，第二年春，他就在庐山北香炉峰下、与东林寺毗邻的山中，筑起五架三间新草堂。落成之日，22位文人雅士和高僧前来贺喜，酒酣饭饱茶足之后，诗人以神来之笔，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记”，称草堂一带“其境胜绝，又甲庐山”。
文人雅好山水。在庐山，白居易比早他400年的陶渊明潇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虽然在庐山南香炉峰下归隐几十年，却未曾上过庐山．只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也比晚他近400年的朱熹超脱。朱熹知南康军三年，钟情白鹿洞，把一度寂寞的书院办得红红火火，却也没有上过庐山，后到浙江为官，特地要人绘制一幅庐山三叠泉图，挂在书房。白居易乐天安命，体宁心恬，悠哉游哉，不仅在草堂仰观山，俯听泉，“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四时应接不暇，而且“二年踏遍匡庐间”，是第一个登上庐山山顶的大诗人。也许正因为如此，白居易文思泉涌，吟咏庐山的诗92首、文5篇，信手拈来，皆成佳品，是历代诗人中写得最多的，而这些诗文许多是在草堂写就的。
自古山以文传，文以山传。一千多年过去了，爱读《庐山草堂记》的代不乏人，可实地寻访过庐山草堂的人却屈指可数。作为回报，庐山为歌颂过自己的诗人修建过公园的，千百年来，惟白居易一人而已，那就是花径公园，建在诗人当年咏桃花的地方。公园内，立有白居易雕像，还有一栋草屋，不过非草堂原址原物，只是一栋象征性的建筑，或者说是个纪念堂。真正的草堂仍在经风历雨，在一个“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的地方，沦废千年，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造访，去开发。
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高云淡，我和文学、科技、出版界及庐山的几个朋友到草堂遗址寻访。车过赛阳，朝南上坡，驰过二、三里，在化城茶场停下。我们便安步当车，斜插一道山坡，穿过慧远路，再沿小溪蜿蜒而上，前后一小时便到了。
果然人间仙境也，一看便知是白居易当年笔下的景致。
虽是初冬，依然绿荫蒙蒙，朱实离离，白石凿凿，清泉潺潺。一座石砌的山门并不高大，但宛如镜框正好镶嵌着整个香炉峰。一栋新筑的草屋，颇有“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的意境。四周皆乔松、修竹、灌丛、萝蔓。北望长江，细如玉带，九江城廊，似在脚下。难怪当初白居易到此，“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并筑草堂，一住三年，还畅言：“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求焉！” 三年后，诗人调任忠州刺史，临别赋诗：“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还复来”。果然，三年后，诗人改任杭州刺史，在赴任履新途中，他真的重回草堂小住。30年后，诗人在洛阳，已逾古稀之年，仍然念念不忘江州“登山寻水”时。并应东林寺长老之邀，将白氏文集60卷（一式三套）送一套在庐山珍藏。岁月沧桑，草堂至宋祥符年间才渐渐废弃。如今，草堂墙基遗迹依稀可辨，残砖破瓦碎瓷片尚可寻觅，原白家池、白渠、飞泉、茶园等似已恢复。
庐山草堂坐落在庐山垦殖场辖区内，现在开发这块瑰宝的，是位叫崔宏伦的原垦殖场职工。老崔60岁开外，在垦殖场工作多年，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为了维护这片山林、开发草堂，他不惜停薪留职，披荆斩棘，一千就是八年。追昔抚今，展望未来，我们和他一样不胜感慨。
我在想，同样是唐代诗人草堂，而且筑草堂几乎同时，诗人亦是齐名，为什么成都杜甫草堂1200年长盛不衰，游人如云，而白居易庐山草堂却沉寂千年，至今还默默无闻呢？这极具开发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可不可以作为发展庐山旅游的一张“王牌”来打呢？诚如是，则以草堂为中心，10公里为半径，向北可走慧远路登牯岭、上庐山，向南紧靠东林寺、西林寺，向东可至太平宫、莲花洞，向西连接石门涧、岳家市、岳母墓、陶渊明墓、狮子洞……将构成一个景点密集、文化品味高、生态环境好的山北景区。开发草堂，不失为一着妙棋。
眼下，尽管崔宏伦等人很努力，但以一个普通职工承担这样重要的开发任务无疑是困难的，时间一长，还有可能出现与其开发初衷相悖的结果。依我管见，开发草堂遗址，当务之急，是要从理顺庐山管理体制、制定开发规划人手，调动政府、民间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这个规划，要以史为据，高标准、高起点、高品味，在保持草堂原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体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
我从庐山来，不知庐山事。我的童年就是在离草堂不远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山村度过的，后来也熟读《庐山草堂记》，对草堂早已心驰神往。然而，却一直不知草堂就藏在咫尺。这次有幸身临其境，所见所闻，既喜且忧，实话实说，不知辞能达意否。
（录自《九江日报》） 碑铭游东林寺诗碑明王守仁作七古一章，并书。其真迹初在三笑堂壁间，后移于影堂。清康熙壬辰，德化令张近光令邑人陈发舜将壁字钩摹镌石，原字复作橱掩之。查初白来游时，左右壁皆漫漶不可读云。今此碑存寺斋堂。考碑未署款日“阳山人”。夫文成筑室阳明洞中，因以为号。似“阳明”二字不可分，今署“阳山人”，不解其故，容后续考。其诗曰： “昨游开先殊草草，今日东林游始好。手持青竹拨层云，直上青天招五老。万壑竽笙松籁哀，千峰掩映芙蕖开。坐俯西崖窥落日，风吹孤月江东来。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弱水连沙汀。他年海上望庐岳，烟际浮萍一点青。游东林，次邵二泉韵。正德庚辰三月廿三日，阳山人识”。予景仰阳明先生已久，适莅兹土，偶睹墙间遗笔，恐久而漫灭，特摹之石，以志不朽云。康熙壬辰孟冬上浣，德化令三韩张近光谨立。
海会寺山场界碑海会寺，原名海会庵，其所有山场，西至狮子峰，北至帅姓公山，南至折桂山埂，东至涧子口余姓石堑为界。于道光三十年，已由僧点石，出租与余、伍、殷三姓看管，计银四两整。嗣因衲结茅于此，士大夫闻而皈依者日众，劝请发心，重兴海会。是时三姓自行合议。拟将点石所租看管山场，退归海会。至同治五年，照依原价赎回，以为海会所有，清业勒石表示，以告后来之住持者。华严古刹也，山场界至，多与海会相连，亦不能不附于此，以备查考。北至沙皮包，西至狮子峰，南至折桂埂分水，东至大路石为界。以上四至，共传不朽。时维大清光绪卜五年，已丑八月吉日。
海会寺退省至善立姑塘道光禁碑奉县宪示禁钦加知州衔德化县正堂加三级记录十四次济口。
出示严禁以安客商。事据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民人陈志锦、邓祥临、潘真祥、谭明杨、罗万顺、彭亮山、刘云辉、陈凌、（陈）端九等呈称：民等湘帮，撑驾大小钓钩船只，揽装客货，自贩枯烈煤炭谷米杂货等项运往江西下江等处交卸，由龙开河以及姑塘俱连。
关署，往来舟揖报税之所。近有不业不艺一班痞徒，串通四处不法老幼男妇，并在配军流、游僧野道，成群结党盘踞河下，兼有凶横恶丐，每窥船只抵境，蜂拥接踵上船，手舞足蹈，执棍打斗，甚至揪扭客商，肆强恶索。随手捞摸者有之，自弄弊端者有之。或拥挤落水，或推跌损伤，藉陈应讹受害匪浅。公恳示禁等情到县，据此阴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核口河保甲头人等知悉，嗣后如有前项老幼男妇，恶丐并在配军流，游方僧道，仍敢盘踞河下结党强乞，肆行扰害，许该保人等，协同客商指名赴县，具禀以凭，严拿究惩。倘敢纵容隐匿，定将该河保甲头等并究不贷，各宜凛毋违。特示。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示右谕通知徐秀钧墓碑 （一九一八年） 中华民国二年夏，湖口兵起，江宁、上海继之，以讨袁称名。事败，株连逮捕者甚众，九江徐君与焉。呜呼哀哉！ 君讳秀钧，字子鸿。少孤，事母孝，好学，不主家计。弱冠补县学生员。有志者竞游学异国，君闻而好焉，请于母与祖母而之日本。期年归，辄以闻见语乡之人，乡之人习闻外国事，慕而往者益众。已而君游学英伦，绌于财，益自刻励，傭于海舶以往。至则驻英公使汪大燮深器之，汁窘苦濒绝者屡，间瞻不足，卒辞焉。居五年，通理财学而归。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辟为参议厅参议。邮传部之遣人赴奥习邮政也，以君习之，彼方事檄率以行，部署已，复躬赴德国，就来比锡高等商业学校，劬学不倦，其性习然也。三年归，迁法制局参事。明年、中华民国元年，改总统府军事秘书。李烈钧都督江西，辟顺问兼总理民国银行。又明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政府违法借款事发，君在议院抗论，招谤速祸，自此始矣。初，君虽给事故总统袁公府，而心不善其所为，阴泄其谋，当局憾焉，而无以罪之。会军兴，目为间谍，执付江西将军勘问，遂罹于难。此二年九月一日也。年三十五。清光绪己卯十月十四日酉时生。
元配刘氏，继配罗氏、陈氏，生女二，无子，以弟子宝琛嗣君。
殁三岁，而袁果败。今总统继任，始得昭雪。邑人将以四月十六日改葬君九江大南门外之小川岭首中山寅兼坤艮为茔，其从子宝璜以状来征文。余谓君死国事，志虽不遂，视变节求利之徒远矣；矧为志同道合之交，中年摧折，学不竞用，兹足悲也已。铭日： 有韫于中，将乘时而行也。呜呼！徐君，坚志不忍，而忽焉以亡也，家之屯也，国之殃也，铭贞石以安其藏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撰严君世荣墓志铭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吉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全体军官佐敬题。 盖闻取义成仁足垂光于史乘，执戈卫国伟烈彪炳乎千秋。裹尸马革本大人丈夫之壮志，捐躯报国由来嘉者忠勇。君讳世荣号梦华，享年三十七岁。皖之桐城县人。少年大志、见国事日非，慨然投笔从戎。由山东军官讲习所毕业，在北洋陆军历任连排长。民国七年，我孙总理开府粤城，严君矢志救国，深知军阀专横，不可与有为，遂只身赴粤，奔走革命事业，历充革命军营连长职。东江讨贼，定桂驱唐、后随征南路各役、屡著战功。本年三月由桂随师北伐，转战数千里，每临阵身先士卒，奋勇异常。十一月二日，进攻德安九仙岭中弹阵亡。呜呼惜哉！图念严君对于革命事业素其热心，讵天不永年，赍志以终。今革命尚未成功，英灵不眠，应有余憾。天下英雄当亦同声一哭也！他日革命成功当著英名，则严君死且不朽，同人等为之营葬既竣，谨其事实镌之于碑，聊彰忠烈云尔是为之。
新港撤乡建镇纪念碑新港镇，东毗彭蠡，南屏匡庐，西连浔阳，北襟长江，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5公里，人口三万，汁辖16村。车乘西东卅楫南北，九景公路贯穿全境，又为往苏、浙、沪之交通要冲。曾隶属于德化、九江县，近年行政新定，今辖于九江市庐山区。
追思历史，沧海桑田，人世悠悠，上朔至明代，由于经济之发展，商旅之往来，地处长江中游，势必惟赖开渠转漕，建仓递运，当促成港埠之形成，凡四百年矣。然自上世纪以来，内忧外患，民穷财尽，加之天灾水旱，生谷之土，未尽其用；山泽之利，未尽其出，又屡遭战祸之苦，征敛之扰，无不叹梓里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润德泽于四方，天韵疏阔，善政安民。四十余年新港人奋发图强，栉风沐雨，或筑堤围，或修陂池，奋力治理昔日之穷山恶水，得以使大江安流，湖汊息患，并据时宜地利务农重耕，植陇亩以粮棉，广猪牛之畜牧，欣风调雨顺，岁稔年丰，品类有序，风教兴盛，故有绿洲翠渚，红楼碧树之属，水陆交通之利，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良以为慰为。
改革开放，春风骀荡，浔阳城东第一镇之新港人当应创大业，举宏猷，审山度水，珍视良田美池；天人合一，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锐意开拓，以工业为主体，实现农业工商化、农村城市化。物质改善，精神充实，为工为农、为贾、为渔、为读俱臻蓬勃，令人倾慕。
新港之灵山秀水，乃天设地造，逐日以新；北望长江，东观鄱湖，先后将双龙卧波，飙轮疾飞，水陆交通更加发达。又电力充足，通讯完备，资源殷富，物产丰饶，如此定可在时代大潮中大展身手，大有作为。然任重而道远，故须不辞艰辛，自强不息，义方启后，让新港似熠熠生辉之明珠，光耀久远，谨立石记之，是岁一九九二年（壬申）年仲秋，值撤乡建镇之时。
徐宝璜先生纪念碑徐宝璜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出生于1894年。少年时代曾在九江文化学堂学习。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旋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专攻经济学及新闻学。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晨报》担任编辑。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该校任经济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同年起，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主讲新闻学课程，开中国新闻教育之先河。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任副会长兼导师，并代会长蔡元培主持会务。先后在该会讲学达两年之久，深为会员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所爱重。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之滥觞。所写有关新闻学的讲义，后辑为《新闻学》一书，于1919年公开出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1920年后，代蔡元培兼任民国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北平、朝阳、中国、平民等大学教授，盐务、京华等专科学校校长，及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1930年5月29日在北大讲课时，因脑溢血猝发，病倒在讲台上，6月1日在协和医院逝世，年仅三十六岁。徐宝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学家。在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上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曾被推为“中国新闻学界之开山祖”。所著《新闻学》一书，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破天荒”之作。他的业绩，已载入史册，将永远的受到后人的崇敬、景仰和怀念。他的夫人蔡尚文与他同庚，曾任九江县女子中小学校长十年，大革命时期，一度担任中共领导的九江县妇女协会主席。1944年逝世。与徐宝璜合葬于此。夫妇两人均服务于教育，均蜚声于桑梓，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将超越几江之皋，永垂无疆之休。
中国新闻史学会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九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在人类社会发展变革中，特别是在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在九江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二次革命”（讨袁）、五四运动、收回英租界、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抗击日寇、解放军横渡长江等中国近代革命的光辉史迹。数万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着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昌盛，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先后牺牲的著名烈士有彭江、冯任、李屏仁、熊好牛、杨超、王怀心、蔡公时、徐秀钧、余祖胜等，另外仅知道姓名的烈十还有一万六千余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有朱勇、梅开春、刘洪峰等。革命先烈的历史功绩与日月同辉，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与天地共存。
九江人民将世世代代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建设九江，振兴中华，奋斗不止！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九江市委九江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