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景德镇的瓷工们对陶瓷事业极为热爱，历代以来为陶瓷生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企业家、管理家、能工巧匠们的动人事迹、敬业精神、精湛技艺无不被瓷工们代代传颂，有的甚至建寺立庙，设立牌位，作为神灵以香火供奉。
  镇民供奉的师主庙是为典型的敬业崇拜。师主姓赵，名慨，字叔朋，据说生于西晋。赵慨熟知闽浙烧窑术，他将此技术与景德镇制瓷技术相结合，为古镇的瓷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受镇民瓷工的尊敬与崇拜。后建庙供奉，尊他为师主。据詹珊的《师主庙记》载：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少监张善来镇冶陶，始于御器厂建师主庙。明代以来，庙中香火不断。陶瓷行业举行游神赛会、酬神庆功时，都要供奉师主神位。师主像两旁，还分列着打杂、做坯、印坯、利坯、挖坯、刹合坯六个师傅神位，至清代增加了知四师傅的牌位。镇民瓷工尊奉师主，缅怀歌颂其生前的丰功伟绩和纪念制瓷的艰难历史，以此酬谢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此外，还表达了瓷工对瓷业的热爱，对拥有制瓷技术的自豪和发展瓷业的自信以及对历代瓷工前辈们辛苦劳动和业绩的肯定。
  历代陶瓷事业上的能人巧匠层出不穷，人们学习、尊敬、歌颂、崇尚他们。如明代制造薄胎瓷精品的名家昊十九、清代雍正年间督陶官唐英、民国时期的陶瓷改革实业家杜重远等人，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瓷工无不热爱他们，以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并教育后人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练就高超的制瓷技艺，发扬光大景德镇的陶瓷事业。
  师主庙师主姓赵名慨字叔朋，又名万硕，生卒年月不详。据说他生于西晋，东晋时官至五品，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任职。因生性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为奸所不容，遂退隐于景德镇。他熟知福建、浙江等地烧窑技术，便把这些技术与本地制瓷技术结合起来，为古代镇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地的瓷业工人对他十分景仰，以师事之。后世瓷工奉他为神，建庙供奉，尊为师主。
  师主庙建在明代，据詹珊的《师主庙碑记》记载：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少监张善到景德镇冶陶。开始在御器厂内建师主庙。成化年间(1465—1487)，太监邓康在镇时，因为镇上居民多数从事陶瓷生产，为便于镇民祈祀，便把庙迁到东门外街上东北约百步左右的地方。以后又多次修葺，以其“仰副国家重陶之德”。所以自明代以来庙中香火不断，陶瓷行业举行游神赛会、酬神庆功活动时，都要供奉师主神位。
  过去师主庙内，中间供奉着赵慨的坐像。两旁分列着陶瓷制作行业的六师傅神位，有打杂师、做坯师、印坯师、利坯师、挖坯师、刹合坯师。基本上把成型方面主要工种的师傅都包括了进去，到清代还增加了知四师傅的牌位。
   几百年来，瓷业工人一直敬仰这些先师，以他们对陶瓷业的热爱，对陶瓷技术的钻研和为大众利益敢于牺牲的精神为楷模。
  华光景德镇陶瓷工人供奉华光，建有华光庙，又称五王庙。五王，是指“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明代余象斗《南游记》（又名《五显录官大帝华光天王传》）所述华光当为景德镇陶瓷业所奉的华光。其故事梗概是：华光原为如来佛前妙吉祥童子，因杀死独火鬼忤如来，遂贬为马耳娘娘之子。后复投生“萧氏”（实际上是妖魔吉芝陀圣母，真萧氏已为其所食），华光遂四方寻母。上穷碧落，下及黄泉，大闹三界，方救得生母。最终复为如来收伏，皈依佛道，玉帝封其为“玉封佛中上善五显灵官大帝”。华光极富神通变化，能降妖伏魔，因此而被陶瓷工人看中，奉之而仗其神力庇佑。
  祀奉华光的五王庙，建在珠山北侧横田社朝阳门。嘉靖二十年(1541)，曾一度将庙宇改为公署，但不久又改为民祠。乡民祈雨救旱，瓷工祝愿陶成，都要到五王庙华光神像前祈求祷告。每年元宵节，长长的龙灯都要到五王庙翻滚戏耍，“施放火爆，彻数日夜”。
  关于华光，乾隆《浮梁县志》卷十《名迹，寺观》载：“五王庙在里仁都，礼华光神，邑人曹天佑有记。”曹天佑庙记云：“余闻唐光启中有灵官华光者，神明赫然，民居横田社者，奉之数百年。”庙记还载有一桩陶瓷工人祷神“如愿”的事：“隆庆五年，陶务日急，职司以器不中度且逋限为忧，民又共祷于神，无何，巡抚中丞徐公请改式宽期，及牒下，如此请，民益喜曰：‘兹神贶大矣”’。
  华光之所以会成为陶瓷工人的行业神，一是华光降妖伏魔，神通广大；二是华光本为佛教神祗，佛教宣传的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救人于苦难等教义对处在艰辛中的陶瓷工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昊十九本姓吴，一名吴为，自号壶隐老人，江西浮梁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万历后期（1522—1620年之间），是明代以制造高度精巧薄胎瓷器而负盛名的制瓷名家。
  昊十九生于数代以制瓷为业的家庭，家境清寒，性不嗜利，聪颖博学，工诗善画。他致毕生精力于陶瓷事业，所制精瓷，妙绝人寰。他所烧造的瓷器色料精美，诸器皆佳。最著名的有流霞盏，其色明如朱砂，犹如晚霞飞渡，光彩照人。又有卵幕杯，薄如蝉翼，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四方不惜重价求之。他所制作的壶类，风格典雅，“色淡青，如官、哥器，无水纹。”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十九所作壶公窑娇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万历吴为制”。还造有带朱色的紫金壶，壶底款为“壶隐老人”，因为他制作的瓷器别具特色，所以人们把他烧制的瓷器称为壶公窑。
  明代万代年间、御史樊玉衡赠诗吴十九：“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诗中高度赞扬了吴十九的制瓷技艺与文才。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曾记述昊十九的瓷器，并赠诗云：“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清乾隆年间《陶说》的作者朱琰也题诗追赠：“龙泉兄弟知名久，甄土新裁总后尘，独有流霞在江上，壶中高隐得诗人”。
   吴十九是明代创制精巧薄胎艺术瓷的一代宗师，不仅当代受人敬仰爱慕，后人亦视他为瓷艺高超、事业成功的高人志士，代代传颂至今。
  唐英字俊公，关东沈阳人。在景德镇督陶十五年，系御厂史上董陶时间最长，成就最卓著者。在他督造下的“唐窑”，生产出一批批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不仅被世人称之为“国之瑰宝”，而且对世界陶瓷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雍正六年(1728)十月，47岁的唐英走出宫廷，以内务府员外郎的职务，奉使景德镇御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一到景德镇，唐英就深入到工匠中，以他们为师，潜心学习、钻研陶瓷烧造技艺。为了有充裕的学习时间，他杜门谢交游、苦心竭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便对“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用”，基本掌握了物料、火候和它的变化规律。由于唐英虚心好学，勇于实践，勤于陶政，逐渐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并把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陶瓷烧造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先后编制了《陶成图》、《陶成纪事》、《陶冶图说》等著作。其中《陶冶图说》制图二十幅，图文并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制瓷工艺和水平，是一部重要的陶瓷工艺著作。曾流传到欧洲等国家，对推动世界陶瓷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制瓷业已达到了中国制瓷工艺的历史最高峰，而唐英督陶期间又是最兴盛时期。唐英善于总结经验，注重发挥工匠的聪明才智，创制出许多新的陶瓷品种。如法青釉、西洋紫色器皿、彩水墨器皿、浇黄五彩器皿、洋彩器皿、新制仿乌金釉、西洋乌金器皿、抹金器皿等等。在釉上彩方面，粉彩的制作已经成熟，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而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器的主流，而釉下彩青花釉里红的制作已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青釉的烧制技术也达到最高水平。不仅如此，仿名窑制作也非常成功。仿哥窑则十分精致，仿官窑、汝窑、钧窑成就很大。《清档》记载说，它仿钧超钧、仿汝超汝，而能把视为神明造化，天地恩赐的“窑变”瓷器变成有规律可寻的技术，即能按期、按样仿造“内发窑旧器”。同时，“唐窑”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方面都有新的提高，瓷器的白度超过75%，烧成温度已达摄氏1310℃，瓷质已达到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这高超的烧造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很不容易。因而，《景德镇陶录》评价说：“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唐英是一个杰出的陶瓷制作管理专家、理论家和工艺实践家，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陶瓷历史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那种致力于陶瓷事业的坚毅精神，虚心、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墨守陈规，大胆革新的创新精神，对今人也不无教益。
   杜重远在民族危亡、民生艰困的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爱国人士，卓越的民主战士杜重远(1898—1943)曾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
  杜氏是吉林省怀德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陶瓷。毕业回国后，在沈阳创办了有名的肇新窑业公司，决心以实业救国。1934年7月，他应江西省政府的邀请来赣改革和振兴瓷业。当时，洋瓷倾销，景瓷衰落。景德镇百余座烟囱，出火不过十之一二。因此，省城有人主张，将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杜氏却认为：景德镇是世界瓷业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产瓷名区，其事业和地区是不可替换的，何况还关系到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兴衰。于是，杜氏于8月间亲临景德镇，深入调查，写出《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他以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力辟众议，大声疾呼：“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淹没沉沦，则幸甚矣。”经过他多方努力，国民党政府才决定重振景德镇瓷业。当年12月，在景德镇成立陶业管理局，杜重远任局长。
  杜氏认为：要改良瓷业，须先改良瓷人。上任后，首先创办了“陶业人员养成所”，从上海和南昌两地招收了七十二名毕业生。这所学校不仅让学生学习陶业知识，而且还给他们灌输进步思想，使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骨干。同时杜氏还开办了四个工人训练班和一个露天讲演场，对瓷业工人和民众进行文化、技术和进步思想的教育，使曾经一度沉寂的景德镇出现勃勃的生机。
  长期以来，瓷业上许多的行规陋习严重阻碍着陶瓷业的发展，杜氏决心铲除这些封建的弊害。1935年4月，杜重远正式向景德镇瓷业上的封建把持宣战，并采取了振兴瓷业的一系列措施。其主要内容有：一、取缔“禁春窑”（春节以后窑停烧二月）；二、禁止“买位置”（烧窑工向窑主交钱买岗位）；三、取缔宾主固定制，规定各行业可以自由交易；四、确定窑身规格；五、筹设原料精制厂，统一下料配方；六、创办模范窑厂、瓷厂；七、成立陶研所；八、建议柴窑改煤窑；九、创办陶瓷试验所；十、办瓷业陈列馆；十一、设立陶瓷推销处，广开销售渠道；十二、筹设供销合作组织等等。封建陋规的铲除，把持垄断的打破，瓷业同人齐声称善，人们把杜氏赞为瓷业上的“大救星”。
  杜重远于1935年因《新生周刊》事件，被迫离开了景德镇，于1943年在新疆惨遭盛世才毒手而为国捐躯。他在景德镇仅两年时间，但对景德镇瓷业的振兴却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