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会道门组织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社会组织复杂。除行业帮会外，社会上还有各种帮会组织。据38年(1949年)资料，有正式名称的各种帮会、道门组织共71个。这些组织的舀．脑和骨干，多数是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中的地方代表人物。其有的属于封建迷信组织；有的属于反动政治团体。人民政权建立后，有些组织又为圈民党反动势力和潜伏特务所掌握，有的则成为武装匪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企图颠覆革命政权，成为敌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组织和势力。已查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组织共70多个。如：
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姚门教（大乘教）、先天道、兄弟会、狮子会、福义社松林社、九皇会、渡孤社、龙兰会、登高社、协义社、新茂社、合议社、姐妹社、义和社、包获会、扬泅会、复兴社、忠难会、合兴社、问义社、纠正社、云集社、天员社竹叶会、二十五会、真君会、云霄会、亲义社、集义社、忠义会、集贤社、清华社、新北社、忠心社、永义社、德丰社、吉庆社、号兵、新新社、梁山好汉、云义社、景义社、徒弟会、五秀官社、公平社、文曲会、岳飞会、亲爱社、：二之义社、青义社、义同社福德社、观音会、陶义社、庆义社、同新社、业林社、巾元会、忠孝社、红灯会、友谊社、十三太保、一百零八将、金兰义祭社、松柏长青社、红枪会、青兰长春社、龙官新福社。
上述组织，解放后均重新进行登记，有的已经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对反动组织中的酋-要分子实行镇压，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革命政权。其中活动范围较广，毒害群众、危害革命的“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则均已被人民政府组织力量予以彻底摧毁。
“一贯道” 于民国6年由路中一为首创办于山东泰安。21年由张广壁接办，至25年，扩展到鲁、皖、苏三省。国民党为利用“一贯道”，在南京与张达成协议，以“中国道德年尊会”名义，在行政院备案。从此，“一贯道”公开设坛，迅速发展蔓延至全国，很快由一般封建迷信组织演变为公然依附于国民党，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会道门组织。景德镇的“一贯道”{扫安庆“一贯道”头子汪曙璋（又名汪德盛）及所谓“三才”（天才李织辉、地才何济海、人才纪XX）在31年传人，曾改名为“孔盂圣道”、“诚善圣道”、“天道”、“真谛教”等，先后在小黄家弄、老弄口、猪婆山岭等地设“总佛坛”，即“中枢坛”，并设中兴坛，中义坛、中光坛、光润坛、明哲坛、天恕坛等分坛。“一贯道”披着迷信外衣，欺骗、胁迫群众人道，采取设坛扶乩的方法，假借“仙佛”说话恫吓群众，还以“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三从四德”等束缚人道道徒，以收道费名义勒索群众钱财。“一贯道”传人景德镇后，还先后派人到浮梁、乐平、饶州、万年、余干、婺源等地传道设坛，至38年4月，已在上述地区发展道徒数千人。
“同善社” 民国8年（1919年）创办于四川省大足县，后在北京设有总社，各省设立号子。17年由席春阳将该社传人景德镇，19年席病死后，由来真一为社长，公开在何家窟苏湖会馆挂牌，广泛招募社员，当时人社者约4000人，占全审人口总数5.4%。解放前夕，“同善社”一度改名为“中医送诊局”、“柴道门”等。1949年12月，“同善社”由宋中、罗会途组织“大中华保民救国军”，委任吴桐为师长，下设军事、交通、财政、总务四个科，预谋1950年8月在景德镇市举行反革命暴动。其活动范围涉及德兴、婺源、余干、乐平、鄱阳、祁门、安庆等县市。
“大JI会” 民国35年（1946年）由安徽、祁门、休宁等县传至景德镇，主要分布在浮梁北乡的中州、严台、浩峰（均系江村乡所辖）和兴田、经公桥一带。于中州设有总坛，各地设分坛。坛内设有坛主、开示等职。各坛坛主、开示均为当地权贵、地痞、恶霸充任或把持。他们宣扬“Jf枪不入”、“铁石难攻”，以所谓“防匪”为名，来欺骗、胁迫群众人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欺压贫苦农民，抗击共产党的反动组织。
“青帮” 又名安清帮。民国19年（1930年）赵桂芝来景德镇发起，组织青帮中的嘉海卫、兴武四、兴武六等帮，属“潘门”一支。帮内头目如刘惠甫等，多系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流氓、兵痞等，帮众较多。以“嘉海卫”一帮为例，其门徒念三以上的有35人，一般徒众4400余人。青帮主要利用封建势力，采取流氓、盗窃、敲诈勒索等手段欺压百姓，只认强权，不讲公理。35年青帮组织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相勾结。38年前后，头目之一张洪泰、贾玉田在浮梁北乡招收散枪登山为匪，与人民为敌，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
洪帮（俗称红帮）红帮在景德镇的组织为一龙山、五龙山、九龙山及昆仓山。每龙又分内八堂（仿朝廷左右丞和六部大臣）、外八堂（如朝廷外臣），以五龙山、九龙山帮众最多，其中，外八堂以上有78人，收徒3.5万人。红帮头目冯少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平日活动与青帮同。1949年11月，其头目之一李和贵欺骗煽动部分人员闹事，打击共产党的干部。后又勾结国民党特务上山为匪，拉拢落后分子造谣破坏。
社会陋弊
吸鸦片烟清木民初，吸食鸦片烟在景德镇极为盛行。特别是民国20-28年（1931-1939年），吸毒成风。当时，镇上二共有烟馆270多家，吸毒成瘾者达1000多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29年（1940年）以后，烟禁严厉。可是国民党当局表面禁毒，暗地却怂恿、庇护。当时景德镇的豪绅如赖清、金佩艾等在家公然陈列烟灯烟枪，吸食鸦片取乐，警察局只能装聋作哑。驻在罗家桥的国民党21军军长陈万仞以及那些川军军官公开吸食鸦片，更是无人敢问。一周姓副军长、青帮头子刘惠甫、侦辑队长刘龙初等公然合伙开设专营鸦片的“同义土膏店”，每年销烟土折款上万元。警察局有时也抓抓鸦片烟犯，以掩人耳目。捉那些被密告检举、上司点名、榨取油水不遂的“瘾君子”开刀。鸦片烟案件警察局无权处理，由县政府审判。按条文规定，吸食鸦片烟犯要判刑1-3年，实际上地方判决从轻，仅为一年。不过，因为鸦片烟价昂贵，吸食鸦片烟的人名声不好，谋事做也不容易，甚至娶亲成家都困难，镇里吸烟人数逐渐减少。后来统计，仅占全镇居民总数的干分之一，有50余人。
赌博民国期间，景德镇的赌博之风甚盛。赌的种类很多，如推牌九、打沙海、压宝、打麻将、打货牌等。推牌九、压宝聚赌人数较多，输赢的数目较大；打沙海聚赌人数较少，输赢的数目较小。其中最为普遍的要数打麻将，几乎遍及各里弄、涉及各阶层。当时镇上平均每3户就有一副麻将牌，三教九流，无沦贵贱，包括妇女在内，分成一伙一伙的进行赌博。分伙不以贫富、职业，而以赌注大小为标准。每场赌注按食米计算，最多的一场输赢10担左右，最小的一场也有1斗左右，而以一场输赢食米l—2担的最多。镇上每个里弄每天至少有5桌麻将开赌。一些赌头赌棍以赌为业，在八卦图沿河一带公开设场聚赌。不少军政警宪特人员亦直接参与或从中抽头。因此，警察局侦缉队对赌博采取放任态度，目的是为了接受馈贿、分得外快。侦缉队每月仅抓1-2起赌博案，敷衍门面。当时的戒严司令部也抓赌，处罚比较重，但由于不熟悉地方情况，收效甚微。其实专署和县政府也负有禁赌责任，可是县府历任官长如屠孝鸿、王伯恭等人，都直接参与赌博，到冯琦主政时，下属大小官员一个个嗜赌如命，更不会认真去查禁赌博而自找麻烦。赌风盛行，原因很多，一是赌徒嗜赌；二是庄家获利；抽头多的每场可获净利折合食米一担以上；三是为了交际应酬；四是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如迎合上级，解决私家问题，拉帮结派等。这是民国时期官场腐败现象之一。
娼妓民国之初，为征收花捐，县政府取缔私娼而纵容一些老鸨利用妓女开设妓院，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北伐军到镇，民国政府成立后，取缔公娼，但私娼屡禁不绝。至抗日战争前后，一些官僚、兵痞、窑户老板及纨绔子弟以妓院为“娱乐场”、“销金窟”，妓院老鸨又开设妓院蓄妓卖淫，从中获取暴利。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全镇共有妓院10余处，妓女73人，这是公开的娼妓。她们身价悬殊，一些下等妓女，倘无人光顾，即被老鸨痛加鞭挞，惨不可言。至于私娼，则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没有固定聚居地区，散布于里弄或马路间的私娼，留宿、陪游、谈笑需价折合食米半石至一斗。二是“半开门”的私娼，身分较之前者为高，其接客对象主要是关系户和熟客，或者是熟客介绍来的客人，接客虽少，收入颇丰。三是俗称“扎姘头”的妇女，她们公开或秘密地和某男人同居，如若夫妻，但同居的时间不固定，短的数月，长的数年，也有终身与同一男人同居的，但不结婚。其日常生活开销，全由与其姘居的男子承担。因此，这类私娼外表堂皇，俨然上流社会妇女，一般没人敢侵犯她们，警察局侦缉队也不闻不问。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成为供人玩乐泄欲的工具，沉沦苦海，备受凌辱，直到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才重见天日，走上人生光明之途。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社会组织复杂。除行业帮会外，社会上还有各种帮会组织。据38年(1949年)资料，有正式名称的各种帮会、道门组织共71个。这些组织的舀．脑和骨干，多数是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中的地方代表人物。其有的属于封建迷信组织；有的属于反动政治团体。人民政权建立后，有些组织又为圈民党反动势力和潜伏特务所掌握，有的则成为武装匪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企图颠覆革命政权，成为敌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组织和势力。已查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组织共70多个。如：
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姚门教（大乘教）、先天道、兄弟会、狮子会、福义社松林社、九皇会、渡孤社、龙兰会、登高社、协义社、新茂社、合议社、姐妹社、义和社、包获会、扬泅会、复兴社、忠难会、合兴社、问义社、纠正社、云集社、天员社竹叶会、二十五会、真君会、云霄会、亲义社、集义社、忠义会、集贤社、清华社、新北社、忠心社、永义社、德丰社、吉庆社、号兵、新新社、梁山好汉、云义社、景义社、徒弟会、五秀官社、公平社、文曲会、岳飞会、亲爱社、：二之义社、青义社、义同社福德社、观音会、陶义社、庆义社、同新社、业林社、巾元会、忠孝社、红灯会、友谊社、十三太保、一百零八将、金兰义祭社、松柏长青社、红枪会、青兰长春社、龙官新福社。
上述组织，解放后均重新进行登记，有的已经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对反动组织中的酋-要分子实行镇压，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革命政权。其中活动范围较广，毒害群众、危害革命的“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则均已被人民政府组织力量予以彻底摧毁。
“一贯道” 于民国6年由路中一为首创办于山东泰安。21年由张广壁接办，至25年，扩展到鲁、皖、苏三省。国民党为利用“一贯道”，在南京与张达成协议，以“中国道德年尊会”名义，在行政院备案。从此，“一贯道”公开设坛，迅速发展蔓延至全国，很快由一般封建迷信组织演变为公然依附于国民党，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会道门组织。景德镇的“一贯道”{扫安庆“一贯道”头子汪曙璋（又名汪德盛）及所谓“三才”（天才李织辉、地才何济海、人才纪XX）在31年传人，曾改名为“孔盂圣道”、“诚善圣道”、“天道”、“真谛教”等，先后在小黄家弄、老弄口、猪婆山岭等地设“总佛坛”，即“中枢坛”，并设中兴坛，中义坛、中光坛、光润坛、明哲坛、天恕坛等分坛。“一贯道”披着迷信外衣，欺骗、胁迫群众人道，采取设坛扶乩的方法，假借“仙佛”说话恫吓群众，还以“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三从四德”等束缚人道道徒，以收道费名义勒索群众钱财。“一贯道”传人景德镇后，还先后派人到浮梁、乐平、饶州、万年、余干、婺源等地传道设坛，至38年4月，已在上述地区发展道徒数千人。
“同善社” 民国8年（1919年）创办于四川省大足县，后在北京设有总社，各省设立号子。17年由席春阳将该社传人景德镇，19年席病死后，由来真一为社长，公开在何家窟苏湖会馆挂牌，广泛招募社员，当时人社者约4000人，占全审人口总数5.4%。解放前夕，“同善社”一度改名为“中医送诊局”、“柴道门”等。1949年12月，“同善社”由宋中、罗会途组织“大中华保民救国军”，委任吴桐为师长，下设军事、交通、财政、总务四个科，预谋1950年8月在景德镇市举行反革命暴动。其活动范围涉及德兴、婺源、余干、乐平、鄱阳、祁门、安庆等县市。
“大JI会” 民国35年（1946年）由安徽、祁门、休宁等县传至景德镇，主要分布在浮梁北乡的中州、严台、浩峰（均系江村乡所辖）和兴田、经公桥一带。于中州设有总坛，各地设分坛。坛内设有坛主、开示等职。各坛坛主、开示均为当地权贵、地痞、恶霸充任或把持。他们宣扬“Jf枪不入”、“铁石难攻”，以所谓“防匪”为名，来欺骗、胁迫群众人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欺压贫苦农民，抗击共产党的反动组织。
“青帮” 又名安清帮。民国19年（1930年）赵桂芝来景德镇发起，组织青帮中的嘉海卫、兴武四、兴武六等帮，属“潘门”一支。帮内头目如刘惠甫等，多系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流氓、兵痞等，帮众较多。以“嘉海卫”一帮为例，其门徒念三以上的有35人，一般徒众4400余人。青帮主要利用封建势力，采取流氓、盗窃、敲诈勒索等手段欺压百姓，只认强权，不讲公理。35年青帮组织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相勾结。38年前后，头目之一张洪泰、贾玉田在浮梁北乡招收散枪登山为匪，与人民为敌，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
洪帮（俗称红帮）红帮在景德镇的组织为一龙山、五龙山、九龙山及昆仓山。每龙又分内八堂（仿朝廷左右丞和六部大臣）、外八堂（如朝廷外臣），以五龙山、九龙山帮众最多，其中，外八堂以上有78人，收徒3.5万人。红帮头目冯少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平日活动与青帮同。1949年11月，其头目之一李和贵欺骗煽动部分人员闹事，打击共产党的干部。后又勾结国民党特务上山为匪，拉拢落后分子造谣破坏。
社会陋弊
吸鸦片烟清木民初，吸食鸦片烟在景德镇极为盛行。特别是民国20-28年（1931-1939年），吸毒成风。当时，镇上二共有烟馆270多家，吸毒成瘾者达1000多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29年（1940年）以后，烟禁严厉。可是国民党当局表面禁毒，暗地却怂恿、庇护。当时景德镇的豪绅如赖清、金佩艾等在家公然陈列烟灯烟枪，吸食鸦片取乐，警察局只能装聋作哑。驻在罗家桥的国民党21军军长陈万仞以及那些川军军官公开吸食鸦片，更是无人敢问。一周姓副军长、青帮头子刘惠甫、侦辑队长刘龙初等公然合伙开设专营鸦片的“同义土膏店”，每年销烟土折款上万元。警察局有时也抓抓鸦片烟犯，以掩人耳目。捉那些被密告检举、上司点名、榨取油水不遂的“瘾君子”开刀。鸦片烟案件警察局无权处理，由县政府审判。按条文规定，吸食鸦片烟犯要判刑1-3年，实际上地方判决从轻，仅为一年。不过，因为鸦片烟价昂贵，吸食鸦片烟的人名声不好，谋事做也不容易，甚至娶亲成家都困难，镇里吸烟人数逐渐减少。后来统计，仅占全镇居民总数的干分之一，有50余人。
赌博民国期间，景德镇的赌博之风甚盛。赌的种类很多，如推牌九、打沙海、压宝、打麻将、打货牌等。推牌九、压宝聚赌人数较多，输赢的数目较大；打沙海聚赌人数较少，输赢的数目较小。其中最为普遍的要数打麻将，几乎遍及各里弄、涉及各阶层。当时镇上平均每3户就有一副麻将牌，三教九流，无沦贵贱，包括妇女在内，分成一伙一伙的进行赌博。分伙不以贫富、职业，而以赌注大小为标准。每场赌注按食米计算，最多的一场输赢10担左右，最小的一场也有1斗左右，而以一场输赢食米l—2担的最多。镇上每个里弄每天至少有5桌麻将开赌。一些赌头赌棍以赌为业，在八卦图沿河一带公开设场聚赌。不少军政警宪特人员亦直接参与或从中抽头。因此，警察局侦缉队对赌博采取放任态度，目的是为了接受馈贿、分得外快。侦缉队每月仅抓1-2起赌博案，敷衍门面。当时的戒严司令部也抓赌，处罚比较重，但由于不熟悉地方情况，收效甚微。其实专署和县政府也负有禁赌责任，可是县府历任官长如屠孝鸿、王伯恭等人，都直接参与赌博，到冯琦主政时，下属大小官员一个个嗜赌如命，更不会认真去查禁赌博而自找麻烦。赌风盛行，原因很多，一是赌徒嗜赌；二是庄家获利；抽头多的每场可获净利折合食米一担以上；三是为了交际应酬；四是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如迎合上级，解决私家问题，拉帮结派等。这是民国时期官场腐败现象之一。
娼妓民国之初，为征收花捐，县政府取缔私娼而纵容一些老鸨利用妓女开设妓院，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北伐军到镇，民国政府成立后，取缔公娼，但私娼屡禁不绝。至抗日战争前后，一些官僚、兵痞、窑户老板及纨绔子弟以妓院为“娱乐场”、“销金窟”，妓院老鸨又开设妓院蓄妓卖淫，从中获取暴利。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全镇共有妓院10余处，妓女73人，这是公开的娼妓。她们身价悬殊，一些下等妓女，倘无人光顾，即被老鸨痛加鞭挞，惨不可言。至于私娼，则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没有固定聚居地区，散布于里弄或马路间的私娼，留宿、陪游、谈笑需价折合食米半石至一斗。二是“半开门”的私娼，身分较之前者为高，其接客对象主要是关系户和熟客，或者是熟客介绍来的客人，接客虽少，收入颇丰。三是俗称“扎姘头”的妇女，她们公开或秘密地和某男人同居，如若夫妻，但同居的时间不固定，短的数月，长的数年，也有终身与同一男人同居的，但不结婚。其日常生活开销，全由与其姘居的男子承担。因此，这类私娼外表堂皇，俨然上流社会妇女，一般没人敢侵犯她们，警察局侦缉队也不闻不问。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成为供人玩乐泄欲的工具，沉沦苦海，备受凌辱，直到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才重见天日，走上人生光明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