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私塾主要承担蒙养教育。私塾或由教师择址设帐，或受聘东家，一个人教几个至十几个学生。以教学程度分，私塾分初等和高等，初等的称蒙馆，高等的称经馆。
蒙馆以识字为主，也有讲解的。教师给学生逐个授课，逐句点书教读。学生熟读后背诵，继而再点教背诵。每天早晨和下午为教背时间，上午写毛笔字，从描红到摹本、临帖。开讲者，由先生定期讲授，学生练习作文、写诗、对对联。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各种《杂字》等识字读本，进一步读《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四书》、《左传》、《古文观止》等。蒙馆肄业时间，由学生家长自定。一、二年三、四年或更长时间不等。蒙馆对学生管教严苛，实行体罚。设置地点灵活，入学时间不强求统一。一般以元宵后至腊月二十四日为年度，端午、中秋放假。近代，景德镇的蒙馆多兼开讲，著名先生有黄藻才、黄宗颖、余昆国、黎锦纯等。
经馆一般为读了十来年蒙馆或准备科考的学生而开设，多富家子弟，师生食宿于校，以自学为主。在科举时代，课程与科考对口，教师讲《四书》、《五经》等，学生作“八股文”，写“试帖诗”。废科举后，经馆教学内容，视教师过去的学习情况而定，策论科试出身的，则少教八股文。经馆多选址于风景秀丽清静地，景德镇的多设于禅师山、沙陀山等处。据《浮梁县志》载，北宋时期禅师山即盛私学，状元刘辉（铅山人）和进士程节兄弟（浮梁人）同读于此。清代浮梁，有“十户人家九读书”，乡无不教之地，地无不学之人”等说法。显然这是言过其实，不过也反映学校广设城乡。近代，景德镇著名经馆先生有余邦伟、余瑞生、余国琛、余兆麟、吴舫、彭湖心、刘世义、吴东阁等，他们皆清代举人、秀才。吴东阁(1884一1960)原籍都昌，清末秀才。始设馆于故里，1928年来景，先后在茶叶塘（今十九小后侧）和葡萄架的二所袁家祠堂（又名卧雪家风）开馆，终生从教，诲人不倦。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他春节书联“东郊草木沾新露，阁下巾纶改旧风”。1953年，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1960年病逝。
清末“兴学堂”后，对私塾实行改良，民初提、出“整理私塾”。改良的总要求是，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毕业等皆向小学靠拢。民国初年，浮梁出现一批改良私塾，有的改称为“国民学校” （初小），如景德镇有“时敏” “迪智”、“培基”、“成美”等；农村有“养正”，“求仁”、“启明”、“育正”、“昌源”等。其中有改良成功坚持下来的；也有因人设学而入去学散的。原封不动的旧塾，仍占多数。民国21年(1932)，《江西取缔私塾规程》规定，凡未经改良，“以教读为目的”，教师未经“检定合格”，塾址在“小学附近二里（城市一里）以内”的，皆属取缔范围。实际上，取缔私塾没有真正实行。设经馆的皆前清遗老，不便触及；蒙馆偶尔被查一查，或朝禁夕设，或此禁彼设。民国22年(1933)，景德镇区有私塾56所，学生1128人（当年同地区小学生1404人）。民国26年(1937)景德镇中心地区，何家洼小学周围，有私塾7所，学生150余名，接近何家洼小学生数。农村私塾学生数则成倍于小学生数。抗日战争爆发后，经馆随着主教先生自然减员，最后在历史上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对私塾蒙馆实行“准其开学i加强领导，指导其逐步改进”的方针。将塾师组织起来，定期学习，提高他们的水平。要求使用新教材，改革旧教法。在城市，对塾师进行审定，够条件的转入公办小学任教；农村则多向民办小学过渡。1950年市区有私塾52所，学生466人。1955年，私塾降为26所。之后，由于普通教育发展，1965年前后，私塾亦自然消失。
蒙馆以识字为主，也有讲解的。教师给学生逐个授课，逐句点书教读。学生熟读后背诵，继而再点教背诵。每天早晨和下午为教背时间，上午写毛笔字，从描红到摹本、临帖。开讲者，由先生定期讲授，学生练习作文、写诗、对对联。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各种《杂字》等识字读本，进一步读《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四书》、《左传》、《古文观止》等。蒙馆肄业时间，由学生家长自定。一、二年三、四年或更长时间不等。蒙馆对学生管教严苛，实行体罚。设置地点灵活，入学时间不强求统一。一般以元宵后至腊月二十四日为年度，端午、中秋放假。近代，景德镇的蒙馆多兼开讲，著名先生有黄藻才、黄宗颖、余昆国、黎锦纯等。
经馆一般为读了十来年蒙馆或准备科考的学生而开设，多富家子弟，师生食宿于校，以自学为主。在科举时代，课程与科考对口，教师讲《四书》、《五经》等，学生作“八股文”，写“试帖诗”。废科举后，经馆教学内容，视教师过去的学习情况而定，策论科试出身的，则少教八股文。经馆多选址于风景秀丽清静地，景德镇的多设于禅师山、沙陀山等处。据《浮梁县志》载，北宋时期禅师山即盛私学，状元刘辉（铅山人）和进士程节兄弟（浮梁人）同读于此。清代浮梁，有“十户人家九读书”，乡无不教之地，地无不学之人”等说法。显然这是言过其实，不过也反映学校广设城乡。近代，景德镇著名经馆先生有余邦伟、余瑞生、余国琛、余兆麟、吴舫、彭湖心、刘世义、吴东阁等，他们皆清代举人、秀才。吴东阁(1884一1960)原籍都昌，清末秀才。始设馆于故里，1928年来景，先后在茶叶塘（今十九小后侧）和葡萄架的二所袁家祠堂（又名卧雪家风）开馆，终生从教，诲人不倦。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他春节书联“东郊草木沾新露，阁下巾纶改旧风”。1953年，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1960年病逝。
清末“兴学堂”后，对私塾实行改良，民初提、出“整理私塾”。改良的总要求是，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毕业等皆向小学靠拢。民国初年，浮梁出现一批改良私塾，有的改称为“国民学校” （初小），如景德镇有“时敏” “迪智”、“培基”、“成美”等；农村有“养正”，“求仁”、“启明”、“育正”、“昌源”等。其中有改良成功坚持下来的；也有因人设学而入去学散的。原封不动的旧塾，仍占多数。民国21年(1932)，《江西取缔私塾规程》规定，凡未经改良，“以教读为目的”，教师未经“检定合格”，塾址在“小学附近二里（城市一里）以内”的，皆属取缔范围。实际上，取缔私塾没有真正实行。设经馆的皆前清遗老，不便触及；蒙馆偶尔被查一查，或朝禁夕设，或此禁彼设。民国22年(1933)，景德镇区有私塾56所，学生1128人（当年同地区小学生1404人）。民国26年(1937)景德镇中心地区，何家洼小学周围，有私塾7所，学生150余名，接近何家洼小学生数。农村私塾学生数则成倍于小学生数。抗日战争爆发后，经馆随着主教先生自然减员，最后在历史上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对私塾蒙馆实行“准其开学i加强领导，指导其逐步改进”的方针。将塾师组织起来，定期学习，提高他们的水平。要求使用新教材，改革旧教法。在城市，对塾师进行审定，够条件的转入公办小学任教；农村则多向民办小学过渡。1950年市区有私塾52所，学生466人。1955年，私塾降为26所。之后，由于普通教育发展，1965年前后，私塾亦自然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