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第一节县学
  唐代武德年间置县，即设有县学，址在县治西北。宋代元丰年间，迁到县治东南，即今旧城中学内。县学与孔庙在一起，合称“学宫”或“黉宫”。学官设“教谕”、“训导”各1人，管理和教育生员。
  县学生员，首先要，取得童生资格（即身家清白的本籍人等），然后经县试、府试合格，入府学的为府学生员，入县学的为县学生员。明清时期入学俗称“秀才”。县学学额，按岁科试额定员。清代浮梁岁学额试取文生12名，武生11名，科试取文生12名，广额文、武各10，名。入学生员，政府“免其丁粮”，“以礼相待”，要求生员“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生员分普通生员与“廪膳生员”。廪膳，即享受一定银两待遇，清代浮梁廪生名额20名。
  县学对生员主要是进行定期考课，一船为月课。清以前也进行讲学活动。清代，考课渐少，生员仅名列学籍。生员课程教材，主要是经、史、性理及时文等。浮梁学宫：藏有《十三经》、《二十一史》、《四书》、《性理大全》等书籍。省学政巡回各县对生员进行“岁考”，科考合格者方能参加本省乡试。
  县学学官及杂役俸薪、文庙香烛、春秋祭祀均按统一规定列支。清代浮梁县学有学田20亩，并接受一些捐输。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后，县学即不复存在。县以下，元代设有社学。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3年）浮梁在县治和景德镇、湘湖，南村，潭口等地设有社学9所。清代，设有少男义学。
   第二节书院
  浮梁最早的书院创于南宋绍兴年间，约公元1147年前后，由本籍人、户部侍郎李椿年倡建。地址新田都（今鹅湖界田一带），名新田书院。书院由李姓集资，建有大成殿及堂庑斋舍，置学田数百亩，以田租为其经费，生徒皆为李姓子弟。嘉定年间(1208一1224)曾重修。书院废于何时，待考。
  南宋庆元三年(1197)，景德镇监镇李齐愈于景德镇，仿白鹿书院制，创建长芗书院。长芗址，有入说在禅师山，待考。长芗聚徒讲学，生徒不限于浮梁本籍人。宋末元初，书院讲学风气盛，据元初重修书院《记》说：“乡塾之髦士皆得进而问业焉’’。一度学者、生徒，“四，方云集”。明洪武四年(1372)由于山长朱伯高去府学任教授，人去学废，书院停办。
  浮梁县治，于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首创书院。书院地处浮梁八景之一的“北沼荷香”（今旧城北门外），由南宋赵源进土庄改建，名双溪书院。双溪占地面积，为浮梁历代书院之最。本籍人南宋进士，原饶州通判赵介如首任山长。书院“不事科举，而专义理之学”，除祀孔子外，别立祠祀朱熹、饶鲁等理学家。词，人刘辰翁为书院写记，吴迂、杨维翰、王学古、黄士俊等曾主讲双溪。吴迂，浮梁人，元代理学家，科举不第，专心从教，他进学有序，讲训有则，一度双溪、长芗二书院及州学（县学）生徒合并听其讲学，他的学生中有四名进士。双溪书院几次重修扩建。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县周起元重修，汤显祖写《浮梁新作讲堂赋》，称“居贤来章，迩所未有”。从南宋到明代万历年间，浮梁共建书院五所，其中景德镇二所。这些书院，崇理学、讲学风气盛。明代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迫害东林党，诏毁天下书院，浮梁书院皆废。
  清代乾隆元年(1736)，县令沈嘉徵在县治倡建昌江书院。书院经费，除个人捐输外，还有“官租”来源。沈县令对生徒提出“最是家修宜切处，士先品行后文章”（注）的要求。乾隆三十八年(1772)在双溪旧址建绍文书院。之后昌江书院并入。四十一年，景德镇建景仰书，院。道光年间，湘湖蓝田建南阳书院，鹅湖建东山书院，据《浮梁县志》载，此时，“浮梁，书院之建，盛于它邑”。
  绍文、景仰、东山三所书院，在咸丰年间被烧毁。东山书院当即在原址重建，其它皆于光绪年．间选址另建。光绪初年，江村古演建北斗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黄坛南溪建西河书院，皆勾本乡公建。清代书院建筑，一个比一个宏大，南．阳有讲堂、书房30间，东山50间，北斗、西河多达百间。
  古代景德镇的会馆有书院的名字，如都昌会馆称古南书院，徽州会馆称新安书院，抚州会馆称昭武书院等，共十七所。据查访，会馆
  注：沈在任县令期间，注重办地方教育，写教育涛多首：“德教欣看四海敷，党庠术序遍生徒，曾闻十室有忠信，敢道山城学者无”。“昌水阳山毓地灵，草茅千古有穷经，当年板筑求良弼，伫看图来梦里形”。“立贤盛代本无方，抡秀书升分所当，最是家修宜切处，士先品行后文章”。“风尘俗吏愧无文，政暇犹能董率勤，惟愿户皆敦实学，弦歌原不在声闻”。并没有招收生徒办学，仅有传舍兼书斋性质。民国时期不少会馆以会产办学校，多数仍沿用书院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兴学诏书，规定书院改为学堂。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浮梁的书院则渐改为小学堂。
   景仰书院简介
  景仰书院，原址在景德镇江家坞（原名净土庵），乾隆十年(1745曾设义学于此。十二年筹款扩建，拟改为书院未遂。四十一年(1776)，饶州府驻景德镇同知兴圣纪批准创建。有讲堂、书斋等房21间。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定名景仰。初，书院有管理机构，其成员多浮梁本籍人。景德镇为四方人口杂居地，书院生徒，皆客籍从，即所谓“陶成子弟”，清嘉庆二十一年重修，据龚铽《陶歌》载：“窑户陶成，陶庆二会创有书院，日景仰书院”。重修费用皆陶瓷界人士筹集。此后，有关延清山长，考取生徒，给发膏火等均由同知经理。书院基金，除置有田产外，还有放贷取息和房租收入。因客籍人要回本籍入学（科举考试），所以景仰生员流动性较大。咸丰年间，景仰房屋被烧毁。光绪年间，新建书院于东门头（今胜利路，京剧团宿舍所在地），由客籍人组成专门机构管理。新建书院，坐西朝东，前有庭院，有照墙，正门外有长廊，共三进，中为讲堂，两旁为书房，对着东门头开庭院门，石坊今仍存。清末书院停办后，景仰房屋一直曲县，镇教育机关使用，其学产收入归于镇办教育专用。
   附：一、浮梁县历代书院一览表
   二、景德镇会馆（书院）一览表
   三、乔溎：东山书院记浮梁历代书院一览表景德镇会馆（书院）一览表东山书院记
   乔溎
  道光癸未岁，浮梁东乡好义之士，捐金为倡，于适中之地，建立书院，额日：“东山”。共费白银一万有奇。凡师徒修膳诸费，规画具备。而乞余一言以记。夫学非仅以文其身之谓，其谓涵养德性，通达古今，而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者也。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其时自王官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盖设教如此其广，而节序有如此其详者，所以人无异教、家无异学，道德一而风俗同，修之身而行无不宜，献之廷而用无不裕也。后世学术不明，而溺于记诵，溺于词幸，溺于佛老，又其甚者，并心一志于利禄之域，凡圣贤修德明道之具，而皆借径以济其私。先生以是教，子弟以是学，孜孜焉，日汨于空言而不识所学之为何事也，则人才安得不衰，风俗安得不薄也哉！夫良农不为凶年舍其耒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善为教者不必改经而更张之也，循其序以进之，束其筋骸而渐以和其惰性，正其趋以率之轨于道德，而不使惑于纷华，大其途以扩之，期于致用，而不使即于无用，由是振励之以作其气，渐渍之以灌其心，鼓之舞之，使自赴之，优之柔之，使自求之，学于此其有不底于成者乎。夫天下未尝无才，而或患于不学，以自弃其才；或不善教，不善学，而因以败坏其才！于是而乃咎天下无才，岂真无才也哉？有兴起教化之心者，循古圣王之良法，美意而督率之以诚心，犹胃人才风俗之美，有不蒸蒸然日进于三代之隆者，吾不信也。
  第三节私塾
  私塾主要承担蒙养教育。私塾或由教师择址设帐，或受聘东家，一个人教几个至十几个学生。以教学程度分，私塾分初等和高等，初等的称蒙馆，高等的称经馆。
  蒙馆以识字为主，也有讲解的。教师给学生逐个授课，逐句点书教读。学生熟读后背诵，继而再点教背诵。每天早晨和下午为教背时间，上午写毛笔字，从描红到摹本、临帖。开讲者，由先生定期讲授，学生练习作文、写诗、对对联。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各种《杂字》等识字读本，进一步读《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四书》、《左传》、《古文观止》等。蒙馆肄业时间，由学生家长自定。一、二年三、四年或更长时间不等。蒙馆对学生管教严苛，实行体罚。设置地点灵活，入学时间不强求统一。一般以元宵后至腊月二十四日为年度，端午、中秋放假。近代，景德镇的蒙馆多兼开讲，著名先生有黄藻才、黄宗颖、余昆国、黎锦纯等。
  经馆一般为读了十来年蒙馆或准备科考的学生而开设，多富家子弟，师生食宿于校，以自学为主。在科举时代，课程与科考对口，教师讲《四书》、《五经》等，学生作“八股文”，写“试帖诗”。废科举后，经馆教学内容，视教师过去的学习情况而定，策论科试出身的，则少教八股文。经馆多选址于风景秀丽清静地，景德镇的多设于禅师山、沙陀山等处。据《浮梁县志》载，北宋时期禅师山即盛私学，状元刘辉（铅山人）和进士程节兄弟（浮梁人）同读于此。清代浮梁，有“十户人家九读书”，乡无不教之地，地无不学之人”等说法。显然这是言过其实，不过也反映学校广设城乡。近代，景德镇著名经馆先生有余邦伟、余瑞生、余国琛、余兆麟、吴舫、彭湖心、刘世义、吴东阁等，他们皆清代举人、秀才。吴东阁(1884一1960)原籍都昌，清末秀才。始设馆于故里，1928年来景，先后在茶叶塘（今十九小后侧）和葡萄架的二所袁家祠堂（又名卧雪家风）开馆，终生从教，诲人不倦。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他春节书联“东郊草木沾新露，阁下巾纶改旧风”。1953年，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1960年病逝。
  清末“兴学堂”后，对私塾实行改良，民初提、出“整理私塾”。改良的总要求是，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毕业等皆向小学靠拢。民国初年，浮梁出现一批改良私塾，有的改称为“国民学校” （初小），如景德镇有“时敏” “迪智”、“培基”、“成美”等；农村有“养正”，“求仁”、“启明”、“育正”、“昌源”等。其中有改良成功坚持下来的；也有因人设学而入去学散的。原封不动的旧塾，仍占多数。民国21年(1932)，《江西取缔私塾规程》规定，凡未经改良，“以教读为目的”，教师未经“检定合格”，塾址在“小学附近二里（城市一里）以内”的，皆属取缔范围。实际上，取缔私塾没有真正实行。设经馆的皆前清遗老，不便触及；蒙馆偶尔被查一查，或朝禁夕设，或此禁彼设。民国22年(1933)，景德镇区有私塾56所，学生1128人（当年同地区小学生1404人）。民国26年(1937)景德镇中心地区，何家洼小学周围，有私塾7所，学生150余名，接近何家洼小学生数。农村私塾学生数则成倍于小学生数。抗日战争爆发后，经馆随着主教先生自然减员，最后在历史上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对私塾蒙馆实行“准其开学i加强领导，指导其逐步改进”的方针。将塾师组织起来，定期学习，提高他们的水平。要求使用新教材，改革旧教法。在城市，对塾师进行审定，够条件的转入公办小学任教；农村则多向民办小学过渡。1950年市区有私塾52所，学生466人。1955年，私塾降为26所。之后，由于普通教育发展，1965年前后，私塾亦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