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以后，景德镇市的经济开始步人稳步发展的轨道。根据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中共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景德镇市1966年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号召全市人民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奋斗。正当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景德镇瓷业又是江西和全国陶瓷行业的重灾区，所遭到的破坏和损失，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立即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我当时还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省委召开工业会议，着重研究如何乘调整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问题。会议开得很好，与会者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谁料还没来得及贯彻，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就发出了。中共景德镇市委于1966年5月18日召开了全市中共党员大会，传达、动员和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于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就在景德镇全面开始了。1966年8月23日大字报贴向街头，9月6日“红卫兵”在中共市委和市人委大门口贴出“炮打司令部，烈火烧市委”的大幅标语，开始冲击机关。9月7日和8日在市委院内闹了两个通宵。随着全国性大串联的蔓延，“红卫兵”、“战斗队一等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一些人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破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横扫一切，进入干部、居民住宅，造反抄家，揪人批斗游街。1967年1月，江青一伙在上海制造的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景德镇的党政机关和所有陶瓷工业企业于1月29日至2月上旬先后被“造反派”夺权，从此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的各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一月风暴”之后，即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阶段，1968年春节前后景德镇发生严重武斗，死伤多人，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十年内乱，对景德镇陶瓷工业的破坏极大。
   第一，大批干部和工人遭到迫害
  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一大批对党忠心耿耿、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被打成“保皇派”，许多技术人员、工艺美术人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可是，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却认为还乱得不够，他声称景德镇土改不彻底、民主改革不彻底、镇压反革命不彻底。为了达到他所谓的“彻底”，把市革委会主任刘建华调走，从外县调来一位会抓“阶级斗争一的人来景德镇市当革委会主任。此人一上任，就发誓要把景德镇搞个“天翻地复、人仰马翻”。1970年2月2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即“动员全市打一场人民战争，把打击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运动中，颠倒是非、混淆敌我。1970年8月8日，由市革委政治部主任带队的5人工作组进驻东风瓷厂，名义上是在该厂搞精兵简政、纯洁干部队伍，实际上是搞干部复员试点，其时被停发工资、复员到农村的干部占全厂干部的20%。瓷用化工厂也曾在一天之内就有105入《职工总数的20%）被打成“牛鬼蛇神”，横遭批斗。红旗瓷厂的斗争更加扩大化，该厂当时被揪斗的职工达330余人，占职工总数的22%，其中工人占75%。1970年12月27日，将全市“五类分子”、“反动资本家”1445人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他们的家属也随同下放。1971年1月13日市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进驻艺术瓷厂，其时有102人被清理出厂，下放农村或回原籍。这些人中，陶瓷美术家、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占32.4%，8级以上的老工人占47.8%，所清出的大都是生产骨干。1971年9月1日，市革委决定将干部复员、退职安置处理‘：作为经常工作来抓”、“要求夫妇双方对口复员”。所谓“复员”，就是一次性发给一些钱，停薪解职后，靠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维持生活，其中大部分人到农村靠赚工分过活。当时有一名身体不好的干部，被复员到三龙公社，因生活无着落而自杀。据有关部门1971年12月统计，全市共下放干部4359名，占当时干部总数的55%，其中下放农村的2773人，下放工厂、商店当工人的1153人。在“文革”期间，全市还有700余户、11173名城市居民被下放到农村。
  我是1968年12月29日到省陶瓷工业公司担任革委会主任的。8年前，即1960年11月我担任市陶瓷工业局长时，正是大跃进年代，那时虽然困难很大，但有个鼓舞人心的目标，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这次重返陶瓷主管部门，我确实想干点事，可是在那个大环境里什么也干不成。尽管我很想跟上“形势”，可那捉摸不定的“形势”我还是未能跟上。70年代初，包头钢铁公司出了一位名叫王××的“名人”，1970年6月全市召开工业会议，学习王××的“先进”事迹。为了学好用活，首先是大批判开路，除了在理论上批“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爬行主义”外，还找了3个活靶子来“上挂下联”，这3个活靶子就是我、化肥厂的一位领导和二轻局的一位领导。除大、小会批判外，还在景德镇饭店内外挂了不少漫画，讽刺、挖苦，把人搞臭。红旗瓷厂有一位厂长，他是12岁就从都昌县来景德镇学徒的，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硬要把他打成富农分子，还说我包庇他。会议期间，在群英堂召开的大会上批斗了他。同4f9月，省委在赣州市开会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会间我又当了一次靶子。1970年10月11日，市革委领导通知我去红卫公社（现经公桥乡）修水利，并说瓷业公司的事不要我过问了。与此同时瓷业公司进驻了工作组，公司关门整了48天的风，日常工作从瓷厂临时抽几个人应付。这48天集中揭盖子就是揭发我的问题，说我是大黑伞、绊脚石，市革委的二把手还说我是“现行走资派”，我刚听到时还莫名其妙。我只知道有现行反革命，从未听说过现行走资派这个词。后来仔细一想，明白了：原来是“走资派还在走”。为了给揭盖子制造气氛，中间从农村把我叫回来搞了一次批判会，会上批判我和红星瓷厂党委书记余宝恩。因红星瓷厂当时建了一个礼堂，说这是败家子（其实这礼堂建得很一般，现作仓库用），又因建这个礼堂是我默许的，所以就选在这个尚未完工的礼堂内召开陶瓷系统批判大会。批判会上发言的共有五、六位（有的是奉命发言的），其中发言最精彩的一位说我是孙冶方的门徒，批了许多孙冶方的经济观点。虽然我在工业战线搞了十几年，但钻研的主要是“突出政治”，对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著述我还未拜读过。听他这么一批，我倒学了点知识。
  省陶瓷公司揭盖期间又把我从农村叫回来一次，原因是景德镇市第五小学一名学生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被查出来后追问是什么人指使他写的，为此竟株连了90余名中小学生。我的两个小孩在距市区十几里的农村中学读书，亦被说成是“反革命”，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孩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当时把这90余名“小反革命一弄到乡下办学习班，交待“罪行”，让我和那位副部长当这个“反革命一学习班的班主任。我非常愤怒，当即拒绝，骑上自行车便回到了石鼓大队。这时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迎接更残酷的厄运降临。省陶瓷公司揭盖48天后，宣布免除我的职务，再也未搞什么批判会，揭盖就草草收场了。
  1971年农历正月初七，我和市里十几人同去临江学习班学习。经7个半月的“斗私批修”和劳动锻炼，因灵魂深处仍未“爆发革命一，故未让我回景德镇，而被分配到德兴县山沟里的一个工厂工作。1972年4月程世清被撤职后，中共景德镇市委先后由石少培、王树衡同志主持工作，当时仍处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条件十分困难，他们力所能及地作了许多利党利民的工作。1972年9月15日景德镇市革委政治部发出文件，要求纠正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这年10月，市委又发出通知，要求纠正干部复员的错误，同时着手抓经济工作。1975年5月我被调到省陶瓷工业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当年7月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仍兼任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三次到陶瓷主管部门工作。其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还时时捣乱，但情况较前大不相同了，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这时已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着手对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有上级的支持，我们还能开展工作，逐步解放和起用了有经验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由于上下都敢于大胆抓经济工作，使瓷业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第二，陶瓷生产秩序被搞乱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及其所属厂矿都先后被“造反派”夺权，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那段时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生产指挥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中，虽然后来企业都成立了“革委会”，但新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有不少仍属于软、懒、散的班子，不少“造反派”的头头被结合到革委会中，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生产，而是热衷争权夺利，制造事端，致使革委会中的领导干部无法开展工作。
  建国后，景德镇陶瓷工业正在逐步形成一整套企业管理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一的“管、卡、压”，生产上必不可少的工艺控制指标也被说成是“洋框框”。结果，生产责任制、劳动考勤制、产品检验制等都被废除或松懈下来。如红星瓷厂将原有规章制度中的60个“不准”全部废除，只规定一个不准，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准（其实是不符合中央文革那一套的不准）。在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旗号下，陶瓷企业在调整时期恢复的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再度被取消，改为了计时工资制，使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各项规章制度被破坏，使景德镇整个陶瓷生产处于“生产无人抓、操作无章法、质量不检查、消耗无定额、经济无核算、出勤无考核”的混乱状态，使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搞乱，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阻碍了陶瓷生产的发展。
   第三，科研、教育单位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掀起揭批高潮后，陶瓷学院、陶瓷技校即全部停课。1968年12月，国内设备最全、技术力量最雄厚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被撤销，国内唯一的陶瓷高等学府一一景德镇陶瓷学院也被撤销。两个单位的职工、教师、科研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江西理工科大学从南昌迁入陶瓷研究所，不到一年又迁往了九江，陶瓷研究所则被改为向阳瓷厂。景德镇中等专科陶瓷技术学校也于1968年撤销，景德镇市电机厂迁入该校生产。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的技术室和陶瓷设计组也被撤销，科技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苦心经营了17年的陶瓷科教体系就这样在内乱中被毁掉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也被任意践踏和散失了，使景德镇的陶瓷科研、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第四，陶瓷工艺美术品受到严重摧残
  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声浪中，陶瓷人物雕塑和陶瓷绘画等传统工艺美术品被视为“封、资、修”，被砸烂或被迫停业生产。据统计，内销和外销仓库当时报废的所谓“四旧”瓷器就达18689件，景德镇雕塑瓷厂也砸掉了价值30余万元的传统瓷雕。那时，梁祝姻缘、天仙配、黛玉葬花等一百多种画面或雕塑被禁止生产。
   第五，陶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69年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妄想“固守江西"，背着党中央策划了所谓的“备战”工作。程世清也公开散布“瓷器不能打仗”、“不能当手榴弹甩一等谬论。当时市革委的一位二把手也在公开场合声称：“搞那么多瓷器出口干什么？那是为洋人服务一、“饭碗敲着当当响，不漏水就行，要那么高的质量干什么！”程世清当时在江西还异想天开地提出搞“两个突破”（即机械工业无切削加工工艺和开发新产品不经过设计阶段），在这“两个突破”的影响下，1970年春我也头脑发热，想在瓷业上有所突破，那时我提出陶瓷工业“十不用”，如制作模型不用石膏（用老糠灰加粘土）、瓷土粉碎不用球磨机（全用雷蒙机）、画瓷不用笔（搞粉彩贴花）、包装瓷器不用稻草（全用木箱和木丝），等等。所谓“十不用”，绝大多数都是毫无科学根据、脱离实际的。由于当时从省革委到市革委的指导思想都甚为混乱，从而使陶瓷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是远东第一大瓷厂被砍掉。景德镇瓷厂于1957年9月筹建，由捷克设计，并派曾朴、方综等同志去捷学习了一年，经几年建设，于“文革”乱哄哄的时候(1966年)投产，投产后一．直亏损。程世清说这个厂亏损，要把它关掉。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个厂的主厂房（主厂房面积约3万平方米），想用它搞直升飞机制造厂。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刘建华很想把这个厂保住，为了帮助该厂搞上去，他和我带了十几名有经验的干部、工人于1969年4月进驻该厂，我们吃住在厂，帮助该厂消除派性，解放领导干部。在全，一职工的努力下，到当年8月已把生产搞了上去，扭亏为盈了。我们还天真地庆幸，以为这个厂可以保住了。不料9月底程世清突来电话，要刘建华立即去他那里谈工作。我们还猜测，可能是要调动刘建华的工作。那知，程世清是要把景德镇瓷厂的厂房和职工宿舍空出来，并说三机部马上有人来接管。刘建华同志无精打彩地回来，说了这一消息，我们都惊呆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原来费尽心血、帮助把该厂搞上去的人，转过头又来搞掉它。该厂的1573名职工，除87人调往南昌洪都机械厂外，其余的人和设备均分到了各瓷厂。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把一个投资2729万元的、当时为远东第一大的现代化瓷厂给毁掉了，工人干部都心疼得流泪。后来，因该厂的厂房高度不够，又把房盖揭掉，重新加高。在景德镇搞直升飞机制造厂我是赞成的，问题是所采取的这种搞法不对头，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浪费，又扼杀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这对全国陶瓷工业来说，亦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是一些老瓷厂被肢解。1969年12月，正当我们为安置景德镇瓷厂的职工而发愁的时候，程世清又决定景德镇瓷业减去1万人。这一次减员与1962年的精简有根本不同，1962年处于调整时期，窑柴供应不足，煤窑技术尚未完全过关，陶瓷生产十分困难，所减工人主要是“大跃进”时期从农村来的，再让他们回农村去，问题不太大；而此时所要减的都是从事瓷业多年的老工人，对减这1万人的任务，当时使我们坐立不安，束手无策。当时程世清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其时市革委明文规定，市内不准动一砖一瓦，这1万人如何安置？他们的工作、生活怎么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一些老瓷厂肢解，使其一分为几。如将生产高级粉彩的美术瓷厂一分为三：一部分仍为美术瓷厂，一部分划出成立市广播器材厂，另划出一部分成立无线电元件一厂；将生产高温颜色釉的建国瓷厂一分为七，分别成立无线电元件四厂、标准件厂、螺丝厂、变压器厂，另一部分则分别并人市蔬菜公司和市房产公司北区房管所，结果使建国以后成立的第一个国营瓷厂的职工由1680人降为886人。1971年12月市委决定将建国瓷厂迁往距市20公里的柳家湾，花了100多万元，搞了几年，因为上不去，又把瓷厂迁回市，柳家湾厂房则改为生产水泥。尽管当时没有达到减1万人的要求，但把瓷厂搞得七零八落，弄得人心惶惶，牵动的人心远远超过1万人。
  三是一些工厂被迫改行。为了贯彻省革委指示，亲德镇市开展’汽车、拖拉机会战，大搞“军工”生产。1971年将红旗瓷厂划出部分厂房、设备和工人，又从其他厂调入部分设备和工人成立汽车制造厂，各瓷厂也分担了汽车零件、拖拉机引擎、电子元件、步枪子弹等53个品种的军工生产任务，使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四是一批设备厂房被调出陶瓷系统。根据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的统计，“文革”期间对陶瓷生产企业大搞撤、并、转，共调出厂房14.2万平方米、设备234台（套），使陶瓷工业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被削弱。
   第六，瓷业生产波动很大
   在“文革”期间，陶瓷工业生产随着政治和社会动荡起伏波动，几上向下，比较明显地出现过3次低谷和两次回升。
  第一次低谷出现在1968年。自1967年夺权以后，组织散了，思想乱了，生产瘫痪了，老底挖空了，派性严重，武斗升级，虽于1968年4月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但派性和武斗仍未停止。那时候，企业被夺了权，新领导机构又未建立，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年的日用瓷产量仅完成1，1529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陶瓷工业也由盈变亏，1965年盈利438万元，1968年则亏损803万元。
  第一次回升出现在1970年至1973年。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经过努力，日用瓷产量达到了1，7942万件，比1968年增长55.62%。同时扭亏为盈，年盈利达378万元。1972年，中共中央发出17号文件，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纠正了极“左”思潮，落实了政策，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1973年出现了“文革”期间最好的年景，这一年日用瓷产量达到24760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42.3%，盈利高达1034万元。
  第二次低谷出现在1974年。这一年的年初，“四人帮”将批林整风篡改为“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孑L，含沙射影批“周公”。把周恩来同志对纠正极“左”路线的努力，诬蔑为“复辟一、“倒退”。这时，一批自称“反潮流战士”的人再度制造动乱，致使陶瓷生产急剧下降。这一年日用瓷产量比上年下降了12.4%，盈利比上年减少了93.5%。
  第二次回升出现在1975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开展了整顿工作，以铁路和钢铁为突破口，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年，全市的日用瓷产量达到24260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39.41~6，实现利润达167万元。第三次低谷出现在1976年。1975年11月，“四人帮，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1976年3月景德镇又重演“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将领导干部挂牌游街。1976年，全市日用瓷产量比上年下降了19.2%；产品质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日用瓷一级品率仅28.8%，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了30个百分点；亏损达1298万元，使景德镇陶瓷工业跌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国家科委拨了300万元给景德镇搞一条青花瓷生产自动作业线。当年1月23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对筹建工作作了研究，决定这条线设于为民瓷厂。为加强筹建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1975年5月我到陶瓷工业公司一上任就兼任这条作业线会战的总指挥。当时江西工学院也派了一部分师生参加这一会战，有关电子自动控制系统由他们负责，作为贯彻“五·七”指示学生学工的一种实践。那时提出，这条作业线要搞成世界一流水平，结果搞了几年，花去400多万元，非但未搞出世界一流的水平，而且不能正常生产，最后只好取消了自动控制部分的设施，利用厂房等设备单独成立了一个玉风瓷厂。
  青花自动作业线试验之所以失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指标要求过高，脱离我国国情。如生产要求高度自动化，年产500万件瓷器，每班操作不超过18个人，生产周期从投料到烧出瓷器只能用5.75个小时，这在当时，我国无论设备、材料和技术水平都是不适应的。由于那时几个产瓷区都在争，谁能达到指标要求，青花自动作业线项目就给谁。景德镇为了拿到这个项目，未过多的考虑能否达到指标要求，便盲目地争来了项目。（二）脱离景德镇实际。一方面景市没有自动化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主要矛盾不是数量，而是质量问题。（三）技术力量和经验都不足。“文革”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有的还在继续受迫害。另外没有派人出去考察，对国外陶瓷工艺水平不了解，闭门造车，教训是深刻的。尽管青花自动作业线试验遭到了失败，但在试验中仍获得了微机在烤花炉中的应用、大型椭圆形匣钵焙烧瓷器等一些单项成果。参加会战的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江西工学院的师生们，工作是努力的，失败的根源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作为总指挥，我要负主工责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陶瓷技术改造是在极端困难中进行的，时而受运动的干扰，时而受计划、资金的影响。但在职工的努力下，仍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比较主要的有4项：其一，共建隧道窑18条，其中烧煤的16条，烧油的2条。其二，改建了3个瓷土矿。一是建设了抚州高岭瓷土矿，二是建设了柳家湾瓷石矿，三是改造了星庐矿。其三，引进国外先进设备18台，其中：原料精制设备7台、成形设备7台、花纸设备4台。这些设备对推动景德镇陶瓷技术进步起极的作用。其四，改造了陶瓷工业生产厂房10.6万平方米，为采用新工艺、新设备创造了条件。其五，为华风瓷厂和焦化煤气厂立行了一些前期工作。
  1975年1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我和省陶瓷公司经理曾朴、科长钟起煌等人赴京。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三机部要钱再建一个景德镇瓷厂（1969年景德镇瓷厂改为直升飞机制造厂时，三机部只给了景德镇300万元作为补偿），或请国家立项投资兴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瓷厂。我们到前门饭店跑了几趟，均未见到三机部的领导同志，最后一次我们一直坐在前门饭店等候，直等到吃完了中饭才见到了三机部的副部长张孔修。张说补偿景德镇瓷厂的损失三机部有责任，可三机部拿不出那么多钱，但他表示愿向国家计委反映，请计委安排。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正参加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他对此事很支持，并亲自找到了国家计委顾明副主任，顾明答应考虑，要我们先拿出计划任务书。于是我们便在民族饭店动手起草计划任务书。厂名叫什么？当时我提议，为体现中华民族之风格，厂名可称“华风”。结果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厂名就这样定了下来。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建设华风瓷厂已被列项写到了本子上。但由于“四人帮一的干扰破坏，被搁置了起来，直至1980年10月30日主体工程才动工。烧瓷燃料逐步由以松柴为主改为以原煤为主以后，全市有工业烟囱400余根，年耗煤量约106万吨，因烧炼瓷器需用还原焰，原煤燃烧不完全，每年要向大气排放烟气150多亿立方米，排放二氧化硫14.721吨，每平方公里日最大降尘量达0.9吨，大气降尘量、飘尘浓度和二氧化硫含量均超过国家标准1至3倍，造成严重大气污染。70年代中、后期，部分瓷厂曾采用袋式除尘法以减少烟尘，但投资很大，效果也不理想，而且二氧化硫对大气的污染问题不能解决。景德镇一直想建个焦化煤气厂，采用焦化煤气烧瓷。这样，既可提高瓷器质量，又能减轻城市污染，同时能更合理地利用煤炭。当时的省建委主任吴甄铎对景德镇市建焦化厂很支持，积极性也高。但由于投资数额巨大，必须纳入国家计划。1976年7月我与吴甄铎同志约定去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我先于7月21日到京，等了一个星期甄铎同志也未来，我有些急了，于是决定到唐山去参观陶瓷工业，但因离开景德镇市时，为躲避造反派纠缠，我未从家里走，故连换洗的衣服也未带，加上那几天北京总是阴雨，所以未去成。结果就在第二天，即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损失惨重。此时已无法向国家计委汇报了，只好返回江西。
   “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使景德镇陶瓷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职工生活也有所下降，广大职工都盼望早日结束这场动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喜讯传开，举国欢腾，人们兴高采烈，锣鼓喧天，欢庆胜利。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全市各级领导__方面抓紧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消除隐患，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并力所能及的改善人民生活，开始启用了一些在“文革”中表现好、有经验的干部，落实了一些人的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我与吴甄铎同志再度上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一天晚饭后，当我们正在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办公室汇报时，又发生了地震。从北京回来后，在抓紧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同时，着手进行了兴建焦化煤气厂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带了些工程技术人员到处选择厂址，最后选定在历尧火车站以南。
  1978年7月11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陶瓷技术改造问题。当年技改投资已落实833万元，为建国后最多的一年。但要完成任务，困难很多，如材料、设计、施工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这一年要搬迁207户居民，动员工作十分艰巨。为加强对技改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陶瓷技术改造指挥部，由市委副书记张烈负责抓。会议要求，对技改工作要全面规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打歼灭战，尽快发挥技改效益；不要光考虑数量，重要的是要通过技改把产品质量搞上去。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技术改造投资总额达1389万元，主要办了以下6件大事：（一）从日本进口了8台发电机组，以解决供电不足的困难，重点是确保隧道窑用电。（二）从日本进口了10辆汽车，以解决运力不足的困难。（三）从日本引进了丝网印刷机1台，以提高花纸质量。（四）继续开拓了柳家湾瓷土矿，以解决浮南瓷土供应不足的困难。（五）建设了历尧油站和仓库群。（六）改建了7条隧道窑。通过两年以填平补齐为主的技术改造，陶瓷生产恢复得很快。1978年日用瓷产量达到27432万件，接近1957年历史最好水平(1957年粗瓷比例大)，年盈利达到1027万元。但是，由于当时执行的仍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致该落实的政策未能得到落实，人民群众积极性仍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经济工作也未能放开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