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全国各项工作作出了正确决策。广大干部群众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中共景德镇市委坚定不移地贯彻“八字方针”，认真分析本市形势，结合实际，采取果断措施，对那些前途不大或一时无力上去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陶瓷系统精简了1万名职工，使职工总数降至1957年的水平。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招收1万职工并不困难，若减1万职工便非常困难，它会牵动几万人。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由于市委的决心大，广大职工顾全大局，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不少干部带头减自己的亲属，从而使这项难度很大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为了落实集体所有制的政策，把陶瓷工业系统的陶瓷合作工厂一（今红光瓷厂）、陶瓷彩绘工厂、雕塑瓷厂拨给了市手工业联社，作为市政府偿还手工业联社的欠款。1961年8月1日，市委决定调整瓷厂规模，把一些大而分散的瓷厂一分为几：华电瓷厂分为华电、景兴两个厂；红旗瓷厂分为红旗、光明两个厂；新平瓷厂分为人民、新华两个厂；红星瓷厂分为红星瓷厂、陶瓷合作工厂、建新瓷厂；艺术瓷厂分为艺术瓷厂、陶瓷彩绘合作瓷厂。分开以后，每个瓷厂仍有1000多人。同时，对各大、中型瓷厂生产品种分工作了适当的调整，决定：建国瓷厂以颜色釉为重点，人民瓷厂以青花为重点，艺术瓷厂以高、中级粉彩为重点，陶瓷彩绘合作瓷厂以普通粉彩为重点，红旗瓷厂以釉下彩为重点，光明瓷厂、陶瓷合作工厂以青花玲珑为重点，红星瓷厂、宇宙瓷厂以出口盘类杯碟为重点，东风瓷厂以壶类产品为重点，为民瓷厂以出口杯碟、咖啡具为重点，新华瓷厂以碗类、少数民族用瓷为重点，景兴瓷厂以内销日用瓷为重点，雕塑瓷厂专门生产雕塑瓷，华电瓷厂专门生产电瓷及配件，建新瓷厂重点研究和生产高档瓷，建筑瓷厂（现景陶瓷厂）以生产建筑卫生瓷为主。此后，多数瓷厂都抽调了技术较高的工人组成了试验组，担负本厂新产品器型、花面设计试制和生产高档礼品瓷、展览瓷、国家用瓷、大城市宾馆饭店用瓷等任务。
  土地革命时，邵式平同志曾在赣东北担任领导，时常到景德镇检查工作。他夫人胡德兰也在景德镇市竞成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过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任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俩同景德镇有着很深的感情，非常关心景德镇的发展。1961年上半年，我随尹明市长到邵省长家，向他汇报景德镇瓷业生产情况，当汇报到技术改造缺乏资金、设备时，邵省长强调要我们依靠工人，自力更生，还风趣地说：“没有车床就用手挖嘛，世界上第一台车床是怎么造出来的？肯定不是用车床造的”。邵式平同志是个很有气魄的人，他的一些话很富有哲理，发人深省。他往往是提出问题让你去想，同时他十分体谅下级的难处，这一次，邵省长还是从实际出发，帮景德镇解决了些最紧迫的问题。接着我又随尹明市长到了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情况和面临的主要困难。杨尚奎同志听完我们汇报，也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为了切实贯彻“八字方针”，市委于1962年8月在金竹山小源召开陶瓷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陶瓷系统各厂矿的党委书记、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条件艰苦，记得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是乘拉石灰的货车前往的，跑了几十公里，一个个都成了白头翁。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研究制订措施，把瓷业生产搞上去。为了开好这次会，会前曾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会上大家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瓷业实际，提出了进一步搞好整顿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但也有人提出“煤窑不如柴窑”、“机械不如手工”的观点，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情绪。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以煤代柴”、“机械代替手工”的过渡阶段，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象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个成长过程一样。如果不经历当初的那个“阵痛”，就不会有以后景瓷的大发展。另外，当时瓷业生产的困难主要是受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不全是煤代柴、机械代手工造成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就柴窑同倒焰煤窑比，柴窑的造价低，热效率高，而且有一大批技术熟练的柴窑工人。然而，柴窑的优点再多，没有窑柴也是枉然。同时，也不要一说机械化，就把手工全否定了。制作某些工艺美术瓷，机械一时还代替不了。一些批量小、转产多以及少量配套品种，采用手工制作，不仅灵活，而且成本也低。总之，对利弊得失当作具体分析。就景德镇而言，“以煤代柴”、“机械代手工”的方向必须坚持。对于这次会议的估价，后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次会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的。
  1962年，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根据窑柴和煤炭的可供量，市委认为当年的瓷器生产任务只能定为53万担（即16000万件），即使再能多争取到一些煤炭，煤窑也不够。为了扩大烧炼能力，市委决定：（一）把高级美术瓷厂的煤窑利用起来；（二）利用4组简易煤气炉烧8座柴窑；（三）在农村建几座槎窑。当时瓷器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问题大，尤其是出口瓷问题更加突出。1962年5月14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由我传达了全国外贸会议精神，通报了香港市场情况。当时香港商界人士认为景瓷有名气，潜力大，特别是传统瓷目前仍没有哪里可比得上景瓷。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瓷器质量不高，包装差，破损率大，品种不能适应市场变化。
  1962年7月2日上午和5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了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问题。会议认为，近几年厂矿职工、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现在这么困难，必须下决心精简压缩。会议确定，陶瓷产量按年产50万担（即15000万件）定员。会议决定成立市精减压缩办公室，由市委副书记吉福润、副市长胡志德负责。同时要求各主管局也要尽快成立精减压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在开展精减工作过程中，必须认真搞好思想动员，对被减的职工，必须坚持先安排好出路再精减。会议还根据陶瓷生产缺柴、缺煤等实际情况，决定在春节前后，对干燥设备齐全的瓷厂职工放假30天，手工生产、无干燥设备的瓷厂职工放假40天。放假期间，预支每人半个月工资，以维持生活。会议要求，在放假期间，各厂务必抓紧设备维修。放假期满，泥料储量够用3个月的方准开工。假期中，将全体瓷业干部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并制订出管理细则。
  由于认真贯彻了“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战胜了种种困难，从1963年开始，陶瓷生产形势大有起色，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但由于销售环节不畅，造成产品积压，于是组织力量解决瓷器积压问题。
  1964年1月，我随轻工业部、外贸部考察团去香港考察瓷器市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一些客户，考察了陶瓷转口和在香港的销售情况，参观了不少茶楼酒店及大、中百货商店。使我大为震惊的是，景德镇瓷器并不完全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举世无双”、“一花独放”。在传统工艺美术瓷方面，景瓷仍占有优势，而销售量大的成套餐具、咖啡具的市场却多被日本、英国、法国瓷器所占领，大百货公司摆的都是他们的瓷器。仔细观看，日、英、法、西德等国的瓷器质量的确很好。同时还发现景德镇瓷器在包装、销售环节上均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通过这次赴香港考察，深感过去我们对外界情况了解太少，这些年来，在不少方面被“夜郎自大州、“固步自封疗妨碍了进步。那时，为了学习、借鉴外国先进制瓷技术，我们请外贸部驻香港德信行帮买了一些日、英、法、德诸国的瓷器及薄膜花纸，放在景市陶瓷馆展出，组织瓷业职工参观。1965年，市里组织了一个赶日本瓷小组，由我带队到红星瓷厂、建新瓷厂进行试验。后来在“文革”中把这也列为了我的一条罪状，横加批判。
  1964年5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陶瓷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扩大陶瓷出口问题。市委书记王树衡、市陶瓷工业局及出口瓷重点厂的负责干部等十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间，各产瓷区带去的陶瓷样品均放在友谊宾馆主楼大厅展出。与会者交流了经验，听取了国务院财办副主任魏今非的报告。回市后王树衡同志雄心勃勃，向市委作了汇报并组织力量研究、制定创汇1亿美元的规划。省委常委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就发展景德镇陶瓷问题进行了研究。省委除了在工作安排、规划等方面对景市作了重要指示外，在财力、物力方面亦给予了很大支持。此后，景德镇市的煤窑和瓷土矿山的建设步伐均有所加快。为了加强对陶瓷工业的领导，1964年9月经省委批准，成立江西省瓷业公司，同时撤销市陶瓷工业局，派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王尚德担任公司经理，并将省内主要瓷土矿划归公司统一管理，不久又成立了市技术改造指挥部，由王树衡任总指挥，市委常委王文选任副总指挥。1965年技术改造投资达593万元，为1978年以前投资最多的一年。1965年-1966年先后从国外引进设备共9台，其中有榨泥机、鱼盘注浆机、泥浆机、送浆机、振动筛、打样机和缩样机。势头很好，发展健康。1965年，全市技术革新蓬勃发展，革新项目达349项，创出的新品种、新花面达140多个。
  1964、1965那几年，红星瓷厂的产品质量、利润一直名列全市瓷业之首，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绩显著，厂党委书记艾贵保代表红星瓷厂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为带动全市各行各业进步，1965年12月28日市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学红星瓷厂，赶红星瓷厂，超红星瓷厂。
  总之，自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景德镇的陶瓷工业逐年有所发展。到1965年，全市陶瓷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增至2089万元，为1960年的1.5倍；固定资产净值已增至1547万元，为1960年的1.1倍；职工总数1965年为19334人，比1960年减少51%；日用瓷产量1965年为17402万件，比1960年增长46%；总产值1965年为6832万元，比1960年下降6%；劳动生产率1965年为3534元，比1960年增长92.6%；利润1965年盈455万元，比1960年增长93%；出口瓷1965年为8002万件，比1960年伴增长43．%；1965年日用瓷一级品率为58.7%；出口瓷合格率高达81.7%。除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外，其他指标均为历史最好水平。而1960年总产值高，恰好说明那个时候一味追求速度、片面追求高产值。
  历史上景德镇有千家万户做瓷器的传统。建国后，经过改组改造，虽然已形成规模经营，但上面所讲的那种传统方式仍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对这种传统方式，统称为厂外加工。厂外加工有两种，一种是在家里制做，如贴底款、做针匙和针匙撑架，这样的厂外加工遍布全市，他们是按件付酬。另一种名义上叫厂外加工，实际上在厂内加工，有的是在厂内顶岗。这样的厂外加工有3200余人。这种厂外加工，这际上是计划外用工，造成劳动管理混乱。其时经市委研究决定，为加强对厂外加工的管理，对后一种厂外加工要进行整顿，办法是将其中大部分交街道办事处去管，租给他们厂房并送给一些设备，街道搞多种经营，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由于这些人都是职工家属，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工厂的帮助，景德镇几家街道骨干瓷厂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厂外加工人员中有80多人是为出口瓷搞配套加工的，这些人被留厂转为了临时工。
  那时由于“左”的思想作怪，不少人岐视个体经营户。例如1965年1月2日市委在批转社教办公室《关于单干户搭坯烧窑情况及解决意见的报告》中就这样指出过：市委同意城市社教办公室的意见，认为单干户搭坯烧窑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当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对烈军属、被精简职工、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要组织他们走集体道路；对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的遣送回乡；对不法资本家，则监督他们劳动。此文下发后，对全市各行业单干户都有影响。
  为发展景德镇陶瓷工业，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轻工业部副部长曹鲁于1966年3月7日联名给李先念、薄一波、余秋里写了一个“关于改进景德镇陶瓷生产问题的报告”。没过多久，国务院财办、国家计委、经委批复同意了这个报告。这件事对景德镇来说，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但遗憾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使景德镇又一次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