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宣告解放。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来的建设，景德镇的陶瓷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解放初期恢复迅速
  解放初，全镇人口为11万余人，其中瓷业工人1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5万余人，占城镇人口的近一半。那时全镇共有2493个瓷业户，正常开业的仅占7%，绝大部分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失业、半失业的瓷业工人达近万人。其时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一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甚了解，有的资本家逃往外地，有的躲到乡下，造成停工停业，市场供应紧张，人心浮动。为稳定人心，稳定局势，中共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一方面，派出工作队下去分头向业主们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复业复工，并代表市委、市政府与业主们分别签订复工协议。一方面，由人民银行贷给16亿元（合现币16万元），用于恢复生产和组织生产自救。为处理好劳资关系，在陶瓷行业中成立了由工人和资方组成的劳资协商会，既体现工人当家做主，又让资本家明了政策，搞好经营。为鼓励多产细瓷，适当降低了细瓷税，略微提高了粗瓷税。为保证窑柴和瓷土的供应，对窑柴行和白土行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为满足陶瓷生产对窑柴的需求，于1951年3月成立窑柴联营公司。同时，还分别采取了以工代赈、组织生产自救、发放实物补助等多种办法来帮助失业工人渡过难关。经过多方努力，到1952年，瓷业生产基本得到恢复，从事瓷业的职工达到14755人，失业工人基本得到安置。陶瓷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增至289万元（折现值，下同），固定资产净值已增至275万元，年产量已增至9022万件，年税利已增至194万元。
  解放初期，景德镇制瓷企业的规模极小而且非常分散。1949年，全市共有私营瓷厂2493家，每厂平均不足5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厂家一余鼎顺瓷厂也只有工人137人，最小的厂家仅有工人1-2人）。为便于管理和改造，1951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引导这些私营企业分3批进行私私联营。
  第一批：从1951年1月2日起，到同年5月止。这期间先后组建了5个私私联营企业：一为国光瓷业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国光瓷厂），由460户坐商、行商集资组成。二为裕民陶瓷生产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裕民瓷厂），由204户行商集资组成j三为建中瓷厂，由15家中、小窑户及4家转点行商户组成，后于1952年7月解散。四为大器匣钵厂，由43家小型匣厂组成。五为小器匣钵厂，由36家小型匣厂组成。
  第二批：自1952年1月25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这期间先后组建了华光、群益、民安、建华、赣华、新生、永新、永和、兴中、大中、建新等12个私私联营瓷厂。这12家联营瓷厂由164家大、中、小圆器、琢器、烧窑户私营企业组成。这些联营瓷厂共集中资金近120万元，各厂拥有职工120-一300人，拥有柴窑1-3座。
  第三批：自1953年11月起，至1954年8月止。这期间先后组建了．光大、黎明、裕华、民生、民建、利生等7个规模较大的私私联营瓷厂。这7家联营瓷厂由112个制瓷小厂、19个瓷器加工小厂、47个转点行。商户、2个摊贩户、6个其它商业户组成。共有人员1969人，其中职工i1496人，资方从业人员473人。各厂拥有柴窑1-3座，均能独立生i产。1953年春，各私私联营瓷厂又先后吸收了42家私营中、小型瓷i厂。同年8月，市人民政府将70多家10人以上的瓷厂分别并人了公，私合营和私私联营瓷厂，并将江帮达南货店转入了建民、裕华、民．。生3个私私联营瓷厂。
  联营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资产集中了，政府好没收。”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资方产生了动摇，有的大户企图抽走资金，有的中、小户则想趁机丢包袱，他们采取少报应收帐款、多报负债帐目或隐瞒现金财物等手法来对待联营。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市人民政府一方面组织干部深入瓷厂宣传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以消除一些人的思想顾虑和纠正一些人的错误做法。另方面从1952年11月起，对已有私私联营瓷厂进行整顿，合理调整组织机构，适当调配劳动力，规定加工订货规格，纠正融收畸重畸轻现象，保障合法利润。经过整顿，使人心逐步稳定，生产不断上升。
  私私联营瓷厂的利润分配基本按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执行。以国光瓷厂为例，在总利润中，先按规定的税率向国家缴纳所得税，余下的部分中，60%为股息红利，15%为职工奖金，15%为生产设备基金，10%作他用。
   各私私联营瓷厂一般都设有董事会，下设总务、财务、业务、管理、技术等部门。
   各私私联营瓷厂均与国营瓷业公司建立了收购、订货及原燃料供应关系。自1954年起各联营瓷厂又与瓷业公司建立了统购包销关系。
   联营瓷厂的生产基本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产、供、销关系基本平衡。到1954年底，私私联营瓷厂普遍获得了盈利。
  为了搞好各私私联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经营，中共市委从1955年4月起，陆续派出了几批党员干部分驻各厂。这些驻厂代表下到各厂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加强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基层党的组织、繁荣陶瓷生产经营起了重要作用。直到1956年各厂实行公私合营后，驻厂代表才陆续撤出。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充满着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一些资本家或采取停工歇业等办法消极抵抗，或钻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空子牟取暴利。有的在经济管理部门安插“内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卖国家物资，哄抬物价，偷税漏税，扰乱营象市场。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在党中央和江西省委的领导下，景德镇市于1952年2月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一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同不法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五反”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从1954年初起，景德镇市有计划地扩展了瓷业的公私合营。在此之前，市内就已有4个公私合营瓷厂：一为1951年12月成立的公私合营南河瓷土厂，二为1952年成立的公私合营匣钵厂，三为由私私联营企业发展而成的公私合营国光瓷厂，四为由私私合营企业发展而成的公私合营裕民瓷厂。1954年6月5日，市人民政府又批准成立了益民、华光、建华、赣华、民光5个公私合营瓷厂。1955年5月，又有5个私私联营瓷厂扩展为公私合营瓷厂，它们是：永红瓷厂（以永红瓷厂为主，吸收北窑、谭义陶、孙恒茂、集义顺等瓷厂组成。该厂成立时共有工人及私方从业人员511人，资金13.9万元）；新生瓷厂（以新生瓷厂为主，吸收程秋顺、周龙顺等瓷厂组成。该厂成立时，共有工人及资方从业人员442人，资金10.49万元）；群益瓷厂（以群益瓷厂为主，吸收袁兴记、马栅宝、马永昌、谭天宝、冯泰来等瓷厂组成。该厂成立时，共有工人及私方从业人员336人，资金11.61万元）；永和瓷厂（以永和瓷厂为主，吸收江雅兴、姜振昌、程协盛、复新窑等瓷厂组成。该厂成立时共有工人及私方从业人员392人，资金12.94万元）。同年7月1日又成立了公私合营华电瓷厂（以华电瓷厂为主，吸收益华电瓷厂、华陶电瓷厂组成。成立时共有工人及资方从业人员1598人，资金16.7万元。同年7月下旬该厂又吸收了5家瓷厂和一家窑厂进入本企业）。在这之后，私私联营的建成瓷厂也实行了公私合营。到1955年底，全市已拥有公私合营瓷厂13个。其间，南河瓷土厂、匣钵厂亦转为了地方国营企业。
  蛰J1955年11月，全市所有的大、中、小型瓷厂以及雇工4人以上的瓷器加工户均已先后并人各公私合营瓷厂或私私联营瓷厂。至此，全市已拥有规模较大的瓷厂20家。到1955年12月6日，全市共组建了16个陶瓷生产合作社、13个画瓷合作社、7个画瓷合作组。这些合作社共有人员9082人，占当时全市个体手工业总人数的95.74%。1956年1月20日，又将16个陶瓷生产合作社并为9个瓷器工艺合作社，将13个画瓷合作社和7个画瓷合作组合并为10个画瓷工艺合作社。
  1956年1月18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最后6户私私联营瓷厂并入公私合营瓷厂，至此，完成了瓷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全行业的调整，将13个老合营瓷厂和6个新合营瓷厂合并，组建成裕民瓷厂、国光瓷厂、华光瓷厂、民光瓷厂、新和瓷厂、华电瓷厂等10个全能的公私合营瓷厂。同年2月，又将上述10家瓷厂更名为第一至第九瓷厂和美术瓷厂。
  陶瓷行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后，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在进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在某些方面工作做得还比较粗，执行政策上也有不足之处。例如：私方人员中，不少人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而我们却忽视了发挥他们这方面的作用；在清估资产的工作中，有些厂存在偏低现象；合营之初企业机构大都比较臃肿，职责不明，制度不健全，管理比较混乱；特别是把一些独立劳动者被当做工商业者进行改造(1980年根据中央关于把本来不属于工商业者的劳动者，从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的精神，中共景德镇市委在陶瓷行业从原定672名工商业者中，区别出358人为手工业劳动者）。
  1958年7月1日，将10个公私合营瓷厂和10个瓷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0个大型瓷厂，同时转为地方国营。陶瓷行业从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直到地方国营，是伟大的、划时代的变革。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才能对分散落后的小瓷厂进行有计划的改组、改造，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毫无疑问，改造是必要的、正确的，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在短短的几年中，生产关系变动过于频繁，以致给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其次，当时金市陶瓷行业的生产条件并无多大的改变，合为10家地方国营企业后，这些企业的基层生产组织照旧在遍布全市的2400多幢旧式厂房中进行生产，在这样极为分散的生产组织中实行集中管理，无论如何是管理不好的。再次，其时所采取的全包下来、背起来的做法现在也很值得反思。比如，当时有的私营企业濒临倒闭，负债很多，然而都在转制高潮中卸了包袱。尤其是一些沿河粉碎瓷土的碓户，他们原先全属半工半农，也都转为了国营瓷土矿职工，后来该矿下马，在人员安置上造成很大被动。
  经过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国民经济稳步向前发展，人际关系、社会风貌、社会风气良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到1957年，陶瓷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增至584万元，为1952年的2.02倍，固定资产净值已增至525万元，为1952年的1.9倍；瓷业工人已增至28849人，为1952年的1倍；年产量已增至27587万件，为1952年的3倍；年产值已增至5943万元，为1952年的4倍多；年利润已增至289万元，为1952年的2.4倍。
  1957年8月15日，中共景德镇市委召开临时常委会。省轻工业厅厅长刘抗在会上传达了邵式平省长的指示。邵省长说，在中央开会时，李先念副总理讲，景德镇陶瓷历史闻名，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要提出个方案。李先念同志并写信谈景瓷发展方向问题，打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邵省长还说，他同富春同志、轻工业部长也谈了景瓷发展问题，同时对景瓷生产作了评价，有鼓励，也有批评。几年来，中央对景德镇陶瓷是关心的，研究了各种以煤代柴的方法，要认真总结一下对中央指示精神贯彻得怎么样。今后应着重两点：一是要对瓷土原料配方加强研究，瓷石粉碎靠水碓不行，要研究解决；二是要加快实现以煤代柴。会间，大家对邵省长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景瓷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中多数人主张以生产出口瓷为重点。为加强对陶瓷发展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自即日起成立以市委书记赵渊为组长的5人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委副书记吉福润兼办公室主任。会后，在省轻业厅厅长刘抗的指导下，很快就搞出了《景德镇陶瓷技术改造方案》。遗憾的是，不久“大跃进”来了，这项工作被冲掉了，使景德镇瓷业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一些人滋生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为端正作风，中央决定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在整风中，广大干部群众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时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猖狂进攻。对于右派，反击一下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准确地估量阶级斗争形势，因而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有才华的人以及同我们党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和党内一些干部。同时，经过反“右”，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觉。我本人当时就有这样的错觉。
   “大跃进”时举步维艰
  在胜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病主要是出在急于求成、不顾客观可能而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上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急切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起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应当说这个愿望是良好的，目标也是鼓舞人心的。但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带着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忽视客观实际可能，急于求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狂热劲仓促上阵的。
  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到1958年12月1日止，全市共建蔽大、小炼铁炉215个，焖铁炉270个，抽调445名干部、13400名劳动力上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陶瓷工业遇到了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瓷业要大跃进，而瓷业在当时几乎全部靠松柴烧瓷；另一方面要扶“钢铁元帅升帐”，砍运窑柴的人都烧木炭炼钢铁去了，而且森林资源又有限。轻工业部提出“以瓷代钢一，应该说用意是良好的，因为以陶瓷代替了钢铁，也就等于增加了钢铁。当时试制小造纸厂用的瓷质烘缸，试了几个月也未成功。那时，在高指标的压力下，人们片面追求产值，大搞工业用瓷，如耐酸砖、填充圈、燃烧舟、热风管等，造成大量积压，报废的也不在少数。
  在那无大不成话的年代，什么都大办、大搞，职工人数也盲目增加，本省和外省农村来的人只要身体好都收，结果瓷业工人由1957年的28849人，增加到1960年的39599人，增加了1万多人。本来．就因缺窑柴而使工厂陷于困境，许多烟囱不冒烟，一下子增加那么多的人，使陶瓷企业更加困难。
  1959年8月20日，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开发山区，建设山区，自力更生，建立工业原料供应和副食品基地”。到1960年8月28日止，陶瓷系统16个单位共抽调5000余人，其中3000余人到鹅湖公社办农场，i匠2000人组成社会主义建设团到农村修筑公路、砍运窑柴。
  1959年10月27日，市委提出大战11月，提前跨进1960年。要求提前1个月完成当年1.2亿元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当年产瓷80万担（即2.4亿件）的计划以及完成当年产煤10万吨的计划（实际上只完成1.08亿件瓷器产量）。当年陶瓷行业面临的困难甚多，各瓷厂8月份抽调5000多名工人上山下乡搞原燃料生产，3个月期限到了，这些人回来，原燃料生产和运输怎么办。于是市委决定成立原燃料局，组织力量，抓原燃料的生产和供应。虽然有了专门机构抓，可是原燃料还是供应不上，被动局面没有多大的好转。
  为了更好地体现各瓷厂的产品特色和提高瓷器质量，1959年12月17日，市委研究了各大、中型瓷厂的产品分工问题，决定：东风瓷厂以生产茶具、碗类为主；红星瓷厂以生产盘类和玲珑器为主；建国瓷厂以生产茶具、碗类为主；新平瓷厂以生产中西餐具为主；宇宙瓷厂以生产盘类为主；华电瓷厂以生产高、低压电瓷为主，并生产部分工业用瓷；建筑瓷厂以生产建筑瓷、卫生瓷为主，并生产部分其它工业用瓷；艺术瓷厂以彩绘瓷器为主；雕塑瓷厂以生产各种雕塑瓷为主；高级美术瓷厂以生产高级美术、陈设瓷为主；高压电瓷厂以生产高压电瓷为主；景德镇瓷厂以生产西餐具、咖啡具为主。
  1960年8月，省委、省政府要求景市再增加250万美元的出口瓷生产任务，并要求在10月份完成占年交货计划70%的对苏联出口瓷任务。而当时的主要困难是燃料供不上，7月份的烧窑次数比6月份已减少30%。8月份的问题更严重，全市51座柴窑，每天需烧12000担窑柴，实际每日只能供应6000担左右；煤窑每日需烧煤1000吨，实际只能供应600吨左右。其时山上锯好待运的窑柴有40万担，但需要大量人力和汽车去搬运。为解决烧瓷燃料供应不上的困难，决定从全市各有关单位抽调l万人上山搬运窑柴，并责成煤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产量。同时决定从机关抽调50%的干部下基层，抓政治思想工作，抓产品质量，参加生产劳动。汽车运力不足，则请省里给予支持。虽然全市上下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燃料供不上，结果计划还是未完成。到1961年2月，库存的窑柴只能烧3-4天，年前被派上山砍运窑柴的人员，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都按要求如数如期到达了指定地点，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工作都是努力的。在砍运窑柴的过程中，有的单位由于管理得不好，工效不高，以致一担窑柴成本高达32元。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高指标势头仍丝毫未减。市委确定当年瓷器产量仍要达到100万担（即30000万件），产值仍要达到1.8亿元。同时，要求各厂精减人员，并规定今后只许减人，不许增人，实际上，这一年只完成日用瓷6304万件，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产值也只完成8135万元。
  那时，搞高指标、高速度，一味追求产值，而把质量观念置于脑后。将产品质量标准由3等9级改成了正、付、次3个等级。等级档次放宽后，客观上助长了粗制滥造。当时还大量生产了紫金釉（即经过选洗的黄土，配上适量釉灰配制而成的一种釉）碗和可分别蒸三、四、五两米饭的紫金釉钵，产品又粗又厚，适合城乡大食堂的需要，这种产品就无等级可言了。为利用仅有的燃料，还生产了大批的砂圈碗（重叠装烧的），这样一搞，使景德镇精工细作的传统技艺一度被荒废了。
  那时候尽管很困难，企业吃不饱，人也吃不饱，但工人、干部的热情却极高，可以说指哪打哪，都有一个信念，即为了早日迈进共产主义。病了一般都不下火线，不少干部得了浮肿病也不搞特殊，照样同工人摸爬滚打。其时苏联一再逼债，这更激发了干部、职工团结奋进。但由于领导上的瞎指挥，虽然干部、群众吃了大苦，流了大汗，可是收效甚微，使人们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大跃进年代，大搞群众运动曾风行一时，记得当年本人也曾在《景德镇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大搞群众运动万岁！ 》的文章。应当说，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理应受到尊重，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什么事也办不成。然而这种积极性不能满足于轰轰烈烈、形式主义的热闹，只有同科学管理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作用。但在当时不少人缺乏科学态度，有忽视管理的倾向，甚至错误地认为规章制度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我当时在思想上、工作上也忽视管理。记得当年在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发展瓷器出口问题时，起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我却说只能提学先进技术，不能提学管理。我当时认为管理有阶级性，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会引来资产阶级思想。由于轻视管理的作用，因而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如“一脚压一脚，毛病不过脚”、“包坯下匣、包瓷入库”等）都无形中废弃了。
  本来就已经够“左”的了，可在1959年又来了个反右倾。当年红旗瓷厂厂长冯期珍、副厂长陈焕新、工会主席余元柏在开玩笑中拿着丰产牌香烟说丰产不丰收，同时把质量不好的牙膏说成是“跃进牌一的，为这，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了批判，说他们污蔑大跃进。宇宙瓷厂其时规定窑青若超过95%，即免费让烧窑工人吃一顿“荣誉肉”，这种做法在反右倾斗争中也受到了批判，说是“肉刺激”，同“政治挂帅”唱反调。
  应该说，大跃进的浪潮，也为瓷业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和推动作用。一是加速了“以煤代柴”的进程。那几年全市建成了简易和正规倒焰煤窑133座，烧煤技术也过了关。二是为适应煤窑的烧成，研制出了新的釉料配方，使釉的白度提高了。三是技术改造和“双革一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市委书记赵渊亲自坐阵红星瓷厂，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抓技术改造，使红星瓷厂的技改和“双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全市各瓷厂树立了榜样。四是建成了耐火材料厂。大跃进以前景德镇不能生产耐火砖，砌柴窑的砖是用黄泥做成的，当地称为“响砖”，耐温度不高。耐火材料厂建成后，1958年就生产出耐火砖18913吨，这对当时处于大规模窑炉改造的景德镇来说至关重要，为煤窑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五是建成了陶瓷机械厂，为实现瓷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六是扩充了瓷用化工厂，为发展陶瓷装饰开辟了新的途径。
  那时，国家对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尚未作出统一规定。但鉴于景德镇市陶瓷美术界创作水平较高，为进一步调动陶瓷美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于1959年决定将“家”、“师”、“员”称号分别授予一些水平较高的陶瓷美术工作者。根据各单位的评选和陶瓷技艺评选小组的审议，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授予33人为陶瓷美术家，55人为陶瓷美术师，105人为陶瓷美术设计员。1961年又授予了一批。1960年，省人民委员会又批准景市17人为工程师，其中热工工程师7人，机械工程师1人，土木建筑工程师1人。到1964年全市共有陶瓷美术家36人，工程师、设计师、设计员、技术员230人。
  “大跃进”时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生机勃勃，搞出了许多花钱不多、实用价值很大的机具，既解决了生产之所急，又锻炼了人。当时制造成形机具，按照能洋则洋，不能洋则土，先土后洋，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缺乏钢材就采取“以木代钢一。景德镇是个山区，用木材很方便。尽管木质机具既不精密，也不坚固，可它为瓷业渡过暂时困难还是作过贡献的。
  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建设步伐。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结果是事与愿违。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苏联逼债更是雪上加霜；第二是“以煤代柴”处于过渡时期，技术上和设备上都存在许多问题；第三是指导思想上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作风上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由于上述原因，致使1960年景市瓷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很不好。日用瓷产量1960年仅完成9460万件，比1957年下降66%；劳动生产率1960年仅完成1835元，比1957年下降219~；1960年仅盈利36万元，比1957年下降88%。
   经过调整健康发展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全国各项工作作出了正确决策。广大干部群众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中共景德镇市委坚定不移地贯彻“八字方针”，认真分析本市形势，结合实际，采取果断措施，对那些前途不大或一时无力上去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陶瓷系统精简了1万名职工，使职工总数降至1957年的水平。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招收1万职工并不困难，若减1万职工便非常困难，它会牵动几万人。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由于市委的决心大，广大职工顾全大局，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不少干部带头减自己的亲属，从而使这项难度很大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为了落实集体所有制的政策，把陶瓷工业系统的陶瓷合作工厂一（今红光瓷厂）、陶瓷彩绘工厂、雕塑瓷厂拨给了市手工业联社，作为市政府偿还手工业联社的欠款。1961年8月1日，市委决定调整瓷厂规模，把一些大而分散的瓷厂一分为几：华电瓷厂分为华电、景兴两个厂；红旗瓷厂分为红旗、光明两个厂；新平瓷厂分为人民、新华两个厂；红星瓷厂分为红星瓷厂、陶瓷合作工厂、建新瓷厂；艺术瓷厂分为艺术瓷厂、陶瓷彩绘合作瓷厂。分开以后，每个瓷厂仍有1000多人。同时，对各大、中型瓷厂生产品种分工作了适当的调整，决定：建国瓷厂以颜色釉为重点，人民瓷厂以青花为重点，艺术瓷厂以高、中级粉彩为重点，陶瓷彩绘合作瓷厂以普通粉彩为重点，红旗瓷厂以釉下彩为重点，光明瓷厂、陶瓷合作工厂以青花玲珑为重点，红星瓷厂、宇宙瓷厂以出口盘类杯碟为重点，东风瓷厂以壶类产品为重点，为民瓷厂以出口杯碟、咖啡具为重点，新华瓷厂以碗类、少数民族用瓷为重点，景兴瓷厂以内销日用瓷为重点，雕塑瓷厂专门生产雕塑瓷，华电瓷厂专门生产电瓷及配件，建新瓷厂重点研究和生产高档瓷，建筑瓷厂（现景陶瓷厂）以生产建筑卫生瓷为主。此后，多数瓷厂都抽调了技术较高的工人组成了试验组，担负本厂新产品器型、花面设计试制和生产高档礼品瓷、展览瓷、国家用瓷、大城市宾馆饭店用瓷等任务。
  土地革命时，邵式平同志曾在赣东北担任领导，时常到景德镇检查工作。他夫人胡德兰也在景德镇市竞成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过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任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俩同景德镇有着很深的感情，非常关心景德镇的发展。1961年上半年，我随尹明市长到邵省长家，向他汇报景德镇瓷业生产情况，当汇报到技术改造缺乏资金、设备时，邵省长强调要我们依靠工人，自力更生，还风趣地说：“没有车床就用手挖嘛，世界上第一台车床是怎么造出来的？肯定不是用车床造的”。邵式平同志是个很有气魄的人，他的一些话很富有哲理，发人深省。他往往是提出问题让你去想，同时他十分体谅下级的难处，这一次，邵省长还是从实际出发，帮景德镇解决了些最紧迫的问题。接着我又随尹明市长到了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情况和面临的主要困难。杨尚奎同志听完我们汇报，也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为了切实贯彻“八字方针”，市委于1962年8月在金竹山小源召开陶瓷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陶瓷系统各厂矿的党委书记、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条件艰苦，记得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是乘拉石灰的货车前往的，跑了几十公里，一个个都成了白头翁。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研究制订措施，把瓷业生产搞上去。为了开好这次会，会前曾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会上大家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瓷业实际，提出了进一步搞好整顿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但也有人提出“煤窑不如柴窑”、“机械不如手工”的观点，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情绪。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以煤代柴”、“机械代替手工”的过渡阶段，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象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个成长过程一样。如果不经历当初的那个“阵痛”，就不会有以后景瓷的大发展。另外，当时瓷业生产的困难主要是受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不全是煤代柴、机械代手工造成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就柴窑同倒焰煤窑比，柴窑的造价低，热效率高，而且有一大批技术熟练的柴窑工人。然而，柴窑的优点再多，没有窑柴也是枉然。同时，也不要一说机械化，就把手工全否定了。制作某些工艺美术瓷，机械一时还代替不了。一些批量小、转产多以及少量配套品种，采用手工制作，不仅灵活，而且成本也低。总之，对利弊得失当作具体分析。就景德镇而言，“以煤代柴”、“机械代手工”的方向必须坚持。对于这次会议的估价，后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次会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的。
  1962年，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根据窑柴和煤炭的可供量，市委认为当年的瓷器生产任务只能定为53万担（即16000万件），即使再能多争取到一些煤炭，煤窑也不够。为了扩大烧炼能力，市委决定：（一）把高级美术瓷厂的煤窑利用起来；（二）利用4组简易煤气炉烧8座柴窑；（三）在农村建几座槎窑。当时瓷器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问题大，尤其是出口瓷问题更加突出。1962年5月14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由我传达了全国外贸会议精神，通报了香港市场情况。当时香港商界人士认为景瓷有名气，潜力大，特别是传统瓷目前仍没有哪里可比得上景瓷。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瓷器质量不高，包装差，破损率大，品种不能适应市场变化。
  1962年7月2日上午和5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了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问题。会议认为，近几年厂矿职工、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现在这么困难，必须下决心精简压缩。会议确定，陶瓷产量按年产50万担（即15000万件）定员。会议决定成立市精减压缩办公室，由市委副书记吉福润、副市长胡志德负责。同时要求各主管局也要尽快成立精减压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在开展精减工作过程中，必须认真搞好思想动员，对被减的职工，必须坚持先安排好出路再精减。会议还根据陶瓷生产缺柴、缺煤等实际情况，决定在春节前后，对干燥设备齐全的瓷厂职工放假30天，手工生产、无干燥设备的瓷厂职工放假40天。放假期间，预支每人半个月工资，以维持生活。会议要求，在放假期间，各厂务必抓紧设备维修。放假期满，泥料储量够用3个月的方准开工。假期中，将全体瓷业干部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并制订出管理细则。
  由于认真贯彻了“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战胜了种种困难，从1963年开始，陶瓷生产形势大有起色，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但由于销售环节不畅，造成产品积压，于是组织力量解决瓷器积压问题。
  1964年1月，我随轻工业部、外贸部考察团去香港考察瓷器市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一些客户，考察了陶瓷转口和在香港的销售情况，参观了不少茶楼酒店及大、中百货商店。使我大为震惊的是，景德镇瓷器并不完全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举世无双”、“一花独放”。在传统工艺美术瓷方面，景瓷仍占有优势，而销售量大的成套餐具、咖啡具的市场却多被日本、英国、法国瓷器所占领，大百货公司摆的都是他们的瓷器。仔细观看，日、英、法、西德等国的瓷器质量的确很好。同时还发现景德镇瓷器在包装、销售环节上均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通过这次赴香港考察，深感过去我们对外界情况了解太少，这些年来，在不少方面被“夜郎自大州、“固步自封疗妨碍了进步。那时，为了学习、借鉴外国先进制瓷技术，我们请外贸部驻香港德信行帮买了一些日、英、法、德诸国的瓷器及薄膜花纸，放在景市陶瓷馆展出，组织瓷业职工参观。1965年，市里组织了一个赶日本瓷小组，由我带队到红星瓷厂、建新瓷厂进行试验。后来在“文革”中把这也列为了我的一条罪状，横加批判。
  1964年5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陶瓷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扩大陶瓷出口问题。市委书记王树衡、市陶瓷工业局及出口瓷重点厂的负责干部等十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间，各产瓷区带去的陶瓷样品均放在友谊宾馆主楼大厅展出。与会者交流了经验，听取了国务院财办副主任魏今非的报告。回市后王树衡同志雄心勃勃，向市委作了汇报并组织力量研究、制定创汇1亿美元的规划。省委常委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就发展景德镇陶瓷问题进行了研究。省委除了在工作安排、规划等方面对景市作了重要指示外，在财力、物力方面亦给予了很大支持。此后，景德镇市的煤窑和瓷土矿山的建设步伐均有所加快。为了加强对陶瓷工业的领导，1964年9月经省委批准，成立江西省瓷业公司，同时撤销市陶瓷工业局，派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王尚德担任公司经理，并将省内主要瓷土矿划归公司统一管理，不久又成立了市技术改造指挥部，由王树衡任总指挥，市委常委王文选任副总指挥。1965年技术改造投资达593万元，为1978年以前投资最多的一年。1965年-1966年先后从国外引进设备共9台，其中有榨泥机、鱼盘注浆机、泥浆机、送浆机、振动筛、打样机和缩样机。势头很好，发展健康。1965年，全市技术革新蓬勃发展，革新项目达349项，创出的新品种、新花面达140多个。
  1964、1965那几年，红星瓷厂的产品质量、利润一直名列全市瓷业之首，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绩显著，厂党委书记艾贵保代表红星瓷厂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为带动全市各行各业进步，1965年12月28日市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学红星瓷厂，赶红星瓷厂，超红星瓷厂。
  总之，自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景德镇的陶瓷工业逐年有所发展。到1965年，全市陶瓷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增至2089万元，为1960年的1.5倍；固定资产净值已增至1547万元，为1960年的1.1倍；职工总数1965年为19334人，比1960年减少51%；日用瓷产量1965年为17402万件，比1960年增长46%；总产值1965年为6832万元，比1960年下降6%；劳动生产率1965年为3534元，比1960年增长92.6%；利润1965年盈455万元，比1960年增长93%；出口瓷1965年为8002万件，比1960年伴增长43．%；1965年日用瓷一级品率为58.7%；出口瓷合格率高达81.7%。除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外，其他指标均为历史最好水平。而1960年总产值高，恰好说明那个时候一味追求速度、片面追求高产值。
  历史上景德镇有千家万户做瓷器的传统。建国后，经过改组改造，虽然已形成规模经营，但上面所讲的那种传统方式仍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对这种传统方式，统称为厂外加工。厂外加工有两种，一种是在家里制做，如贴底款、做针匙和针匙撑架，这样的厂外加工遍布全市，他们是按件付酬。另一种名义上叫厂外加工，实际上在厂内加工，有的是在厂内顶岗。这样的厂外加工有3200余人。这种厂外加工，这际上是计划外用工，造成劳动管理混乱。其时经市委研究决定，为加强对厂外加工的管理，对后一种厂外加工要进行整顿，办法是将其中大部分交街道办事处去管，租给他们厂房并送给一些设备，街道搞多种经营，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由于这些人都是职工家属，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工厂的帮助，景德镇几家街道骨干瓷厂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厂外加工人员中有80多人是为出口瓷搞配套加工的，这些人被留厂转为了临时工。
  那时由于“左”的思想作怪，不少人岐视个体经营户。例如1965年1月2日市委在批转社教办公室《关于单干户搭坯烧窑情况及解决意见的报告》中就这样指出过：市委同意城市社教办公室的意见，认为单干户搭坯烧窑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当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对烈军属、被精简职工、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要组织他们走集体道路；对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的遣送回乡；对不法资本家，则监督他们劳动。此文下发后，对全市各行业单干户都有影响。
  为发展景德镇陶瓷工业，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轻工业部副部长曹鲁于1966年3月7日联名给李先念、薄一波、余秋里写了一个“关于改进景德镇陶瓷生产问题的报告”。没过多久，国务院财办、国家计委、经委批复同意了这个报告。这件事对景德镇来说，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但遗憾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使景德镇又一次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
   “文革”期间遭受摧残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以后，景德镇市的经济开始步人稳步发展的轨道。根据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中共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景德镇市1966年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号召全市人民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奋斗。正当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景德镇瓷业又是江西和全国陶瓷行业的重灾区，所遭到的破坏和损失，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立即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我当时还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省委召开工业会议，着重研究如何乘调整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问题。会议开得很好，与会者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谁料还没来得及贯彻，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就发出了。中共景德镇市委于1966年5月18日召开了全市中共党员大会，传达、动员和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于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就在景德镇全面开始了。1966年8月23日大字报贴向街头，9月6日“红卫兵”在中共市委和市人委大门口贴出“炮打司令部，烈火烧市委”的大幅标语，开始冲击机关。9月7日和8日在市委院内闹了两个通宵。随着全国性大串联的蔓延，“红卫兵”、“战斗队一等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一些人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以破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横扫一切，进入干部、居民住宅，造反抄家，揪人批斗游街。1967年1月，江青一伙在上海制造的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景德镇的党政机关和所有陶瓷工业企业于1月29日至2月上旬先后被“造反派”夺权，从此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的各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一月风暴”之后，即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阶段，1968年春节前后景德镇发生严重武斗，死伤多人，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十年内乱，对景德镇陶瓷工业的破坏极大。
   第一，大批干部和工人遭到迫害
  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一大批对党忠心耿耿、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被打成“保皇派”，许多技术人员、工艺美术人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可是，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却认为还乱得不够，他声称景德镇土改不彻底、民主改革不彻底、镇压反革命不彻底。为了达到他所谓的“彻底”，把市革委会主任刘建华调走，从外县调来一位会抓“阶级斗争一的人来景德镇市当革委会主任。此人一上任，就发誓要把景德镇搞个“天翻地复、人仰马翻”。1970年2月2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即“动员全市打一场人民战争，把打击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运动中，颠倒是非、混淆敌我。1970年8月8日，由市革委政治部主任带队的5人工作组进驻东风瓷厂，名义上是在该厂搞精兵简政、纯洁干部队伍，实际上是搞干部复员试点，其时被停发工资、复员到农村的干部占全厂干部的20%。瓷用化工厂也曾在一天之内就有105入《职工总数的20%）被打成“牛鬼蛇神”，横遭批斗。红旗瓷厂的斗争更加扩大化，该厂当时被揪斗的职工达330余人，占职工总数的22%，其中工人占75%。1970年12月27日，将全市“五类分子”、“反动资本家”1445人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他们的家属也随同下放。1971年1月13日市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进驻艺术瓷厂，其时有102人被清理出厂，下放农村或回原籍。这些人中，陶瓷美术家、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占32.4%，8级以上的老工人占47.8%，所清出的大都是生产骨干。1971年9月1日，市革委决定将干部复员、退职安置处理‘：作为经常工作来抓”、“要求夫妇双方对口复员”。所谓“复员”，就是一次性发给一些钱，停薪解职后，靠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维持生活，其中大部分人到农村靠赚工分过活。当时有一名身体不好的干部，被复员到三龙公社，因生活无着落而自杀。据有关部门1971年12月统计，全市共下放干部4359名，占当时干部总数的55%，其中下放农村的2773人，下放工厂、商店当工人的1153人。在“文革”期间，全市还有700余户、11173名城市居民被下放到农村。
  我是1968年12月29日到省陶瓷工业公司担任革委会主任的。8年前，即1960年11月我担任市陶瓷工业局长时，正是大跃进年代，那时虽然困难很大，但有个鼓舞人心的目标，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这次重返陶瓷主管部门，我确实想干点事，可是在那个大环境里什么也干不成。尽管我很想跟上“形势”，可那捉摸不定的“形势”我还是未能跟上。70年代初，包头钢铁公司出了一位名叫王××的“名人”，1970年6月全市召开工业会议，学习王××的“先进”事迹。为了学好用活，首先是大批判开路，除了在理论上批“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爬行主义”外，还找了3个活靶子来“上挂下联”，这3个活靶子就是我、化肥厂的一位领导和二轻局的一位领导。除大、小会批判外，还在景德镇饭店内外挂了不少漫画，讽刺、挖苦，把人搞臭。红旗瓷厂有一位厂长，他是12岁就从都昌县来景德镇学徒的，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硬要把他打成富农分子，还说我包庇他。会议期间，在群英堂召开的大会上批斗了他。同4f9月，省委在赣州市开会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会间我又当了一次靶子。1970年10月11日，市革委领导通知我去红卫公社（现经公桥乡）修水利，并说瓷业公司的事不要我过问了。与此同时瓷业公司进驻了工作组，公司关门整了48天的风，日常工作从瓷厂临时抽几个人应付。这48天集中揭盖子就是揭发我的问题，说我是大黑伞、绊脚石，市革委的二把手还说我是“现行走资派”，我刚听到时还莫名其妙。我只知道有现行反革命，从未听说过现行走资派这个词。后来仔细一想，明白了：原来是“走资派还在走”。为了给揭盖子制造气氛，中间从农村把我叫回来搞了一次批判会，会上批判我和红星瓷厂党委书记余宝恩。因红星瓷厂当时建了一个礼堂，说这是败家子（其实这礼堂建得很一般，现作仓库用），又因建这个礼堂是我默许的，所以就选在这个尚未完工的礼堂内召开陶瓷系统批判大会。批判会上发言的共有五、六位（有的是奉命发言的），其中发言最精彩的一位说我是孙冶方的门徒，批了许多孙冶方的经济观点。虽然我在工业战线搞了十几年，但钻研的主要是“突出政治”，对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著述我还未拜读过。听他这么一批，我倒学了点知识。
  省陶瓷公司揭盖期间又把我从农村叫回来一次，原因是景德镇市第五小学一名学生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被查出来后追问是什么人指使他写的，为此竟株连了90余名中小学生。我的两个小孩在距市区十几里的农村中学读书，亦被说成是“反革命”，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孩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当时把这90余名“小反革命一弄到乡下办学习班，交待“罪行”，让我和那位副部长当这个“反革命一学习班的班主任。我非常愤怒，当即拒绝，骑上自行车便回到了石鼓大队。这时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迎接更残酷的厄运降临。省陶瓷公司揭盖48天后，宣布免除我的职务，再也未搞什么批判会，揭盖就草草收场了。
  1971年农历正月初七，我和市里十几人同去临江学习班学习。经7个半月的“斗私批修”和劳动锻炼，因灵魂深处仍未“爆发革命一，故未让我回景德镇，而被分配到德兴县山沟里的一个工厂工作。1972年4月程世清被撤职后，中共景德镇市委先后由石少培、王树衡同志主持工作，当时仍处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条件十分困难，他们力所能及地作了许多利党利民的工作。1972年9月15日景德镇市革委政治部发出文件，要求纠正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运动中发生的偏差。这年10月，市委又发出通知，要求纠正干部复员的错误，同时着手抓经济工作。1975年5月我被调到省陶瓷工业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当年7月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仍兼任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三次到陶瓷主管部门工作。其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还时时捣乱，但情况较前大不相同了，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这时已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着手对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有上级的支持，我们还能开展工作，逐步解放和起用了有经验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由于上下都敢于大胆抓经济工作，使瓷业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第二，陶瓷生产秩序被搞乱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及其所属厂矿都先后被“造反派”夺权，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那段时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生产指挥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中，虽然后来企业都成立了“革委会”，但新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有不少仍属于软、懒、散的班子，不少“造反派”的头头被结合到革委会中，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生产，而是热衷争权夺利，制造事端，致使革委会中的领导干部无法开展工作。
  建国后，景德镇陶瓷工业正在逐步形成一整套企业管理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一的“管、卡、压”，生产上必不可少的工艺控制指标也被说成是“洋框框”。结果，生产责任制、劳动考勤制、产品检验制等都被废除或松懈下来。如红星瓷厂将原有规章制度中的60个“不准”全部废除，只规定一个不准，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准（其实是不符合中央文革那一套的不准）。在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旗号下，陶瓷企业在调整时期恢复的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再度被取消，改为了计时工资制，使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各项规章制度被破坏，使景德镇整个陶瓷生产处于“生产无人抓、操作无章法、质量不检查、消耗无定额、经济无核算、出勤无考核”的混乱状态，使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搞乱，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阻碍了陶瓷生产的发展。
   第三，科研、教育单位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掀起揭批高潮后，陶瓷学院、陶瓷技校即全部停课。1968年12月，国内设备最全、技术力量最雄厚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被撤销，国内唯一的陶瓷高等学府一一景德镇陶瓷学院也被撤销。两个单位的职工、教师、科研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江西理工科大学从南昌迁入陶瓷研究所，不到一年又迁往了九江，陶瓷研究所则被改为向阳瓷厂。景德镇中等专科陶瓷技术学校也于1968年撤销，景德镇市电机厂迁入该校生产。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的技术室和陶瓷设计组也被撤销，科技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苦心经营了17年的陶瓷科教体系就这样在内乱中被毁掉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也被任意践踏和散失了，使景德镇的陶瓷科研、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第四，陶瓷工艺美术品受到严重摧残
  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声浪中，陶瓷人物雕塑和陶瓷绘画等传统工艺美术品被视为“封、资、修”，被砸烂或被迫停业生产。据统计，内销和外销仓库当时报废的所谓“四旧”瓷器就达18689件，景德镇雕塑瓷厂也砸掉了价值30余万元的传统瓷雕。那时，梁祝姻缘、天仙配、黛玉葬花等一百多种画面或雕塑被禁止生产。
   第五，陶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69年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妄想“固守江西"，背着党中央策划了所谓的“备战”工作。程世清也公开散布“瓷器不能打仗”、“不能当手榴弹甩一等谬论。当时市革委的一位二把手也在公开场合声称：“搞那么多瓷器出口干什么？那是为洋人服务一、“饭碗敲着当当响，不漏水就行，要那么高的质量干什么！”程世清当时在江西还异想天开地提出搞“两个突破”（即机械工业无切削加工工艺和开发新产品不经过设计阶段），在这“两个突破”的影响下，1970年春我也头脑发热，想在瓷业上有所突破，那时我提出陶瓷工业“十不用”，如制作模型不用石膏（用老糠灰加粘土）、瓷土粉碎不用球磨机（全用雷蒙机）、画瓷不用笔（搞粉彩贴花）、包装瓷器不用稻草（全用木箱和木丝），等等。所谓“十不用”，绝大多数都是毫无科学根据、脱离实际的。由于当时从省革委到市革委的指导思想都甚为混乱，从而使陶瓷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是远东第一大瓷厂被砍掉。景德镇瓷厂于1957年9月筹建，由捷克设计，并派曾朴、方综等同志去捷学习了一年，经几年建设，于“文革”乱哄哄的时候(1966年)投产，投产后一．直亏损。程世清说这个厂亏损，要把它关掉。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个厂的主厂房（主厂房面积约3万平方米），想用它搞直升飞机制造厂。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刘建华很想把这个厂保住，为了帮助该厂搞上去，他和我带了十几名有经验的干部、工人于1969年4月进驻该厂，我们吃住在厂，帮助该厂消除派性，解放领导干部。在全，一职工的努力下，到当年8月已把生产搞了上去，扭亏为盈了。我们还天真地庆幸，以为这个厂可以保住了。不料9月底程世清突来电话，要刘建华立即去他那里谈工作。我们还猜测，可能是要调动刘建华的工作。那知，程世清是要把景德镇瓷厂的厂房和职工宿舍空出来，并说三机部马上有人来接管。刘建华同志无精打彩地回来，说了这一消息，我们都惊呆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原来费尽心血、帮助把该厂搞上去的人，转过头又来搞掉它。该厂的1573名职工，除87人调往南昌洪都机械厂外，其余的人和设备均分到了各瓷厂。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把一个投资2729万元的、当时为远东第一大的现代化瓷厂给毁掉了，工人干部都心疼得流泪。后来，因该厂的厂房高度不够，又把房盖揭掉，重新加高。在景德镇搞直升飞机制造厂我是赞成的，问题是所采取的这种搞法不对头，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浪费，又扼杀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这对全国陶瓷工业来说，亦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是一些老瓷厂被肢解。1969年12月，正当我们为安置景德镇瓷厂的职工而发愁的时候，程世清又决定景德镇瓷业减去1万人。这一次减员与1962年的精简有根本不同，1962年处于调整时期，窑柴供应不足，煤窑技术尚未完全过关，陶瓷生产十分困难，所减工人主要是“大跃进”时期从农村来的，再让他们回农村去，问题不太大；而此时所要减的都是从事瓷业多年的老工人，对减这1万人的任务，当时使我们坐立不安，束手无策。当时程世清的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其时市革委明文规定，市内不准动一砖一瓦，这1万人如何安置？他们的工作、生活怎么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一些老瓷厂肢解，使其一分为几。如将生产高级粉彩的美术瓷厂一分为三：一部分仍为美术瓷厂，一部分划出成立市广播器材厂，另划出一部分成立无线电元件一厂；将生产高温颜色釉的建国瓷厂一分为七，分别成立无线电元件四厂、标准件厂、螺丝厂、变压器厂，另一部分则分别并人市蔬菜公司和市房产公司北区房管所，结果使建国以后成立的第一个国营瓷厂的职工由1680人降为886人。1971年12月市委决定将建国瓷厂迁往距市20公里的柳家湾，花了100多万元，搞了几年，因为上不去，又把瓷厂迁回市，柳家湾厂房则改为生产水泥。尽管当时没有达到减1万人的要求，但把瓷厂搞得七零八落，弄得人心惶惶，牵动的人心远远超过1万人。
  三是一些工厂被迫改行。为了贯彻省革委指示，亲德镇市开展’汽车、拖拉机会战，大搞“军工”生产。1971年将红旗瓷厂划出部分厂房、设备和工人，又从其他厂调入部分设备和工人成立汽车制造厂，各瓷厂也分担了汽车零件、拖拉机引擎、电子元件、步枪子弹等53个品种的军工生产任务，使陶瓷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四是一批设备厂房被调出陶瓷系统。根据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的统计，“文革”期间对陶瓷生产企业大搞撤、并、转，共调出厂房14.2万平方米、设备234台（套），使陶瓷工业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被削弱。
   第六，瓷业生产波动很大
   在“文革”期间，陶瓷工业生产随着政治和社会动荡起伏波动，几上向下，比较明显地出现过3次低谷和两次回升。
  第一次低谷出现在1968年。自1967年夺权以后，组织散了，思想乱了，生产瘫痪了，老底挖空了，派性严重，武斗升级，虽于1968年4月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但派性和武斗仍未停止。那时候，企业被夺了权，新领导机构又未建立，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年的日用瓷产量仅完成1，1529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陶瓷工业也由盈变亏，1965年盈利438万元，1968年则亏损803万元。
  第一次回升出现在1970年至1973年。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经过努力，日用瓷产量达到了1，7942万件，比1968年增长55.62%。同时扭亏为盈，年盈利达378万元。1972年，中共中央发出17号文件，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纠正了极“左”思潮，落实了政策，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1973年出现了“文革”期间最好的年景，这一年日用瓷产量达到24760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42.3%，盈利高达1034万元。
  第二次低谷出现在1974年。这一年的年初，“四人帮”将批林整风篡改为“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孑L，含沙射影批“周公”。把周恩来同志对纠正极“左”路线的努力，诬蔑为“复辟一、“倒退”。这时，一批自称“反潮流战士”的人再度制造动乱，致使陶瓷生产急剧下降。这一年日用瓷产量比上年下降了12.4%，盈利比上年减少了93.5%。
  第二次回升出现在1975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开展了整顿工作，以铁路和钢铁为突破口，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年，全市的日用瓷产量达到24260万件，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39.41~6，实现利润达167万元。第三次低谷出现在1976年。1975年11月，“四人帮，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1976年3月景德镇又重演“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将领导干部挂牌游街。1976年，全市日用瓷产量比上年下降了19.2%；产品质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日用瓷一级品率仅28.8%，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了30个百分点；亏损达1298万元，使景德镇陶瓷工业跌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国家科委拨了300万元给景德镇搞一条青花瓷生产自动作业线。当年1月23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对筹建工作作了研究，决定这条线设于为民瓷厂。为加强筹建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1975年5月我到陶瓷工业公司一上任就兼任这条作业线会战的总指挥。当时江西工学院也派了一部分师生参加这一会战，有关电子自动控制系统由他们负责，作为贯彻“五·七”指示学生学工的一种实践。那时提出，这条作业线要搞成世界一流水平，结果搞了几年，花去400多万元，非但未搞出世界一流的水平，而且不能正常生产，最后只好取消了自动控制部分的设施，利用厂房等设备单独成立了一个玉风瓷厂。
  青花自动作业线试验之所以失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指标要求过高，脱离我国国情。如生产要求高度自动化，年产500万件瓷器，每班操作不超过18个人，生产周期从投料到烧出瓷器只能用5.75个小时，这在当时，我国无论设备、材料和技术水平都是不适应的。由于那时几个产瓷区都在争，谁能达到指标要求，青花自动作业线项目就给谁。景德镇为了拿到这个项目，未过多的考虑能否达到指标要求，便盲目地争来了项目。（二）脱离景德镇实际。一方面景市没有自动化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主要矛盾不是数量，而是质量问题。（三）技术力量和经验都不足。“文革”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有的还在继续受迫害。另外没有派人出去考察，对国外陶瓷工艺水平不了解，闭门造车，教训是深刻的。尽管青花自动作业线试验遭到了失败，但在试验中仍获得了微机在烤花炉中的应用、大型椭圆形匣钵焙烧瓷器等一些单项成果。参加会战的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江西工学院的师生们，工作是努力的，失败的根源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作为总指挥，我要负主工责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陶瓷技术改造是在极端困难中进行的，时而受运动的干扰，时而受计划、资金的影响。但在职工的努力下，仍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比较主要的有4项：其一，共建隧道窑18条，其中烧煤的16条，烧油的2条。其二，改建了3个瓷土矿。一是建设了抚州高岭瓷土矿，二是建设了柳家湾瓷石矿，三是改造了星庐矿。其三，引进国外先进设备18台，其中：原料精制设备7台、成形设备7台、花纸设备4台。这些设备对推动景德镇陶瓷技术进步起极的作用。其四，改造了陶瓷工业生产厂房10.6万平方米，为采用新工艺、新设备创造了条件。其五，为华风瓷厂和焦化煤气厂立行了一些前期工作。
  1975年1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我和省陶瓷公司经理曾朴、科长钟起煌等人赴京。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三机部要钱再建一个景德镇瓷厂（1969年景德镇瓷厂改为直升飞机制造厂时，三机部只给了景德镇300万元作为补偿），或请国家立项投资兴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瓷厂。我们到前门饭店跑了几趟，均未见到三机部的领导同志，最后一次我们一直坐在前门饭店等候，直等到吃完了中饭才见到了三机部的副部长张孔修。张说补偿景德镇瓷厂的损失三机部有责任，可三机部拿不出那么多钱，但他表示愿向国家计委反映，请计委安排。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正参加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他对此事很支持，并亲自找到了国家计委顾明副主任，顾明答应考虑，要我们先拿出计划任务书。于是我们便在民族饭店动手起草计划任务书。厂名叫什么？当时我提议，为体现中华民族之风格，厂名可称“华风”。结果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厂名就这样定了下来。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建设华风瓷厂已被列项写到了本子上。但由于“四人帮一的干扰破坏，被搁置了起来，直至1980年10月30日主体工程才动工。烧瓷燃料逐步由以松柴为主改为以原煤为主以后，全市有工业烟囱400余根，年耗煤量约106万吨，因烧炼瓷器需用还原焰，原煤燃烧不完全，每年要向大气排放烟气150多亿立方米，排放二氧化硫14.721吨，每平方公里日最大降尘量达0.9吨，大气降尘量、飘尘浓度和二氧化硫含量均超过国家标准1至3倍，造成严重大气污染。70年代中、后期，部分瓷厂曾采用袋式除尘法以减少烟尘，但投资很大，效果也不理想，而且二氧化硫对大气的污染问题不能解决。景德镇一直想建个焦化煤气厂，采用焦化煤气烧瓷。这样，既可提高瓷器质量，又能减轻城市污染，同时能更合理地利用煤炭。当时的省建委主任吴甄铎对景德镇市建焦化厂很支持，积极性也高。但由于投资数额巨大，必须纳入国家计划。1976年7月我与吴甄铎同志约定去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我先于7月21日到京，等了一个星期甄铎同志也未来，我有些急了，于是决定到唐山去参观陶瓷工业，但因离开景德镇市时，为躲避造反派纠缠，我未从家里走，故连换洗的衣服也未带，加上那几天北京总是阴雨，所以未去成。结果就在第二天，即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损失惨重。此时已无法向国家计委汇报了，只好返回江西。
   “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使景德镇陶瓷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职工生活也有所下降，广大职工都盼望早日结束这场动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喜讯传开，举国欢腾，人们兴高采烈，锣鼓喧天，欢庆胜利。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全市各级领导__方面抓紧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消除隐患，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并力所能及的改善人民生活，开始启用了一些在“文革”中表现好、有经验的干部，落实了一些人的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我与吴甄铎同志再度上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一天晚饭后，当我们正在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办公室汇报时，又发生了地震。从北京回来后，在抓紧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同时，着手进行了兴建焦化煤气厂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带了些工程技术人员到处选择厂址，最后选定在历尧火车站以南。
  1978年7月11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陶瓷技术改造问题。当年技改投资已落实833万元，为建国后最多的一年。但要完成任务，困难很多，如材料、设计、施工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这一年要搬迁207户居民，动员工作十分艰巨。为加强对技改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陶瓷技术改造指挥部，由市委副书记张烈负责抓。会议要求，对技改工作要全面规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打歼灭战，尽快发挥技改效益；不要光考虑数量，重要的是要通过技改把产品质量搞上去。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技术改造投资总额达1389万元，主要办了以下6件大事：（一）从日本进口了8台发电机组，以解决供电不足的困难，重点是确保隧道窑用电。（二）从日本进口了10辆汽车，以解决运力不足的困难。（三）从日本引进了丝网印刷机1台，以提高花纸质量。（四）继续开拓了柳家湾瓷土矿，以解决浮南瓷土供应不足的困难。（五）建设了历尧油站和仓库群。（六）改建了7条隧道窑。通过两年以填平补齐为主的技术改造，陶瓷生产恢复得很快。1978年日用瓷产量达到27432万件，接近1957年历史最好水平(1957年粗瓷比例大)，年盈利达到1027万元。但是，由于当时执行的仍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致该落实的政策未能得到落实，人民群众积极性仍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经济工作也未能放开手脚。
   新时期出现新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同时，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的口号。随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战略性转移，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是大非清楚了，进一步落实了各项政策，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在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进，景德镇陶瓷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各地陶瓷生产迅速发展。我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国际间的交往日益活跃，对外贸易方兴未艾。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深深感到这是发展景德镇陶瓷工业千载难逢的良机，同时也意识到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景德镇瓷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块金字招牌若在我们手上丢掉，便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后代，我们就将成为千古罪人。此后，通过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又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改革开放的意识，转变了观念。
  那时，我带了一批人到常州、无锡等地参观学习，同时派出瓷业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兄弟产瓷区参观学习。在参观中，亲眼看到人家的巨大进步，亲耳听到人家的先进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震动也很大。
  1979年10月和1981年1月，我先后两次去日本。第一次是应日本濑沪市市长加滕繁太郎的邀请，到濑沪这个古老产瓷区参观考察，与我同去的有方综、陈锦章、余传雨等。我们一行共10人，其中有6人是技术干部。第二次是应日本高岛屋株式会社的邀请，到日本几个大城市参观考察，考察团以江西省副省长许勤为团长、杨尚奎为顾问、我为副团长。在日本时，我和舒圣佑、秦锡麟还应土岐市市长水野冲三的邀请，访问了土岐市。在以上两次赴日考察期间，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原料精制厂、现代化瓷厂、传统生产方式的瓷厂、著名产瓷区美浓烧、科研所、学校、博物馆和商店。参观中，我们发现，在日本不少地方仍保留着规模不大、手工成形、柴窑烧炼的瓷厂。这些瓷厂象征着日本的民族传统文化，产品既有日用瓷，也有美术瓷，日本传统文化之一一一茶道用瓷均为这些瓷厂生产的，一些名气很大、造诣很深的艺术家大都在这些瓷厂工作。在日本，还有不少规模较大、工艺先进、装备精良的现代化瓷厂，这些瓷厂以生产高档成套出口瓷为主，他们生产的“诺里蒂克”餐具是世界名牌产品，出口量很大。我们发现日本现代化瓷厂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非常认真。首先，他们对原料要求很严，关把得很紧，不是有什么原料就生产什么产品，而是根据产品的需要去购买原料，国内没有的就从国外进口，然后进行精加工，化学成分、颗粒度、含水量达不到标准的就不准用。我们参观过的日本瓷土矿，他们的机械化程度均很高，瓷土在开采时就精选、分类，经过精加工出厂，到瓷厂里还要测试加工配制。各瓷厂都注重科研，技术人员比我们多得多。在名古屋，我们参观了三好瓷厂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象个小工厂，做各种试验，研究新材料新产品。厂内整洁有序，除了台面上，其它地方均看不到泥巴。工人都全神贯注在岗位上操作。他们没有铁饭碗，若工作得不好就会丢掉饭碗。日本的一些名牌产品就出自上述这些现代化瓷厂。产品质量好固然头等重要，但经销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的产品由不同的客户或代理商经营，若摆到不同的商场，其价格、销售量就不一样。高岛屋在日本是大商社之一，它在不少国家都有经营业务，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他们则利用自己的商店举办展销，日本新闻界为其大力宣传，影响很大，效果很好。他们连续10年，每年都举办1次景德镇瓷器展销。
  1979年，经市委研究，决定继续抓好瓷业技术改造，进一步增强陶瓷工业的后劲。此时，省里刚刚实行财政利润分成，分灶吃饭，由于景德镇市这时的瓷业技术改造上得较快，陶瓷生产也上得较快，因此那几年市里的财力比较宽裕，仅以1979年为例，这一年市财政收入达7516.8万元，除上交省3993.8万元之外，景市自己能支配的为3522.6万元。为搞好高档日用瓷会战，市委于1979年8月28日成立高档瓷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由我担任，副总指挥由市委常委、市经委主任舒圣佑和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所长钟起煌担任，当时共抽调了5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到指挥部工作。这次会战，以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为中心，以宇宙瓷厂、玉风瓷厂为基地，主攻目标是高档成套日，用瓷，即能够在欧美市场上竞争的餐具、咖啡具。围绕上高档瓷的需要，指挥部设立了几个大组，分头攻关。从矿山开采到原料精制，从制作仪石膏到制作。c石膏模型，从制作莫来石匣钵到等静压成形、真空脱泡注浆等，均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并在轻工业部陶研所建了一座小型高温抽屉式窑焙烧瓷器。会战期间，全市各瓷厂紧密配合，有的瓷厂还分担了单项试验任务。那时，宇宙瓷厂承担了为美国米卡沙公司生产高档餐具的任务。这批订货质量要求特别高，突破了部颁标准的要求。开始的一段时间，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与要求相距甚远，企业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便散布“米卡沙，闭了痧”等论调。但是，厂里领导和职工并未动摇，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干，最后终于造出了合符要求的产品。由于在这次硬仗中锻炼了职工队伍，所以至今宇宙瓷厂的产品质量在全市仍名列前茅。通过这次会战，增强了广大职工的质量观念和竞争意识，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探索出了新的路子。
  1979年至1980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陶瓷工业呈现出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一是生产稳步发展。这两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产，开始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需定产上来，从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转到注重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陶瓷工业的产品结构得到初步调整，适销品种有所增加，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不仅在传统瓷方面获得两块金牌、一块银牌，而且在1980年试制和生产出一批新花面高档成套餐具，还有一批产品获得部颁和省颁优质产品证书。产值，1979年比1978年增长2.9%，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8.5%；质量，一级品率和出口合格率1980年分别达到63.3%和76%；利润，1979年比1978年增长1.9%，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27.8%。二是销路不断扩大。国内国外市场均有发展。1979年出口换汇总额达到2815万美元，比上年增长7.4%，平均每件瓷换汇额达30美分，比上年增长20%，创历史最好水平。对美瓷以前只有少量转口，1979年直接成交额达107万美元，1980年增至393万美元。粉碎“四人帮”之后的4年，景瓷出口换汇额达8300多万美元，为过去26年出口总和的68%。这两年，在日本、法国、挪威、香港等地都举办了展销活动，恢复和扩大了景瓷的声誉和销路。国内市场销量也呈上升趋势，1980年与1978年比，数量增长28%，金额增长40%。三是基础有了加强。由于中央和省委对景市陶瓷技术改造非常关心，非常支持，这两年的投资额是建国以来最多的，共完成投资工作量1656万元，使陶瓷工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得以加强。原料方面，增加了矿山改造投资，充实和更新了部分原料精制设备，多数企业已具备两次除铁过筛的条件。成形方面，改进了部分作业线和旧式坑道烘房，机压设备也有所更新。烧成方面，改造和新建了10条隧道窑。此外，还对部分厂房进行了改造。四是改革初见成效。为了发展陶瓷生产，这几年初步抓了几项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改革措施。第一，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陶瓷企业（已形成年产3000多万件瓷器的生产能力），恢复和发展了一部分手工产品，安置了一大批待业青年；第二，发展了生产联合组织，成立了电瓷电器公司和面砖联合公司，以大厂为骨干，带一批小厂，联合起来后，较好地发挥了群体优势；第三，在陶瓷公司及部分企业实行了利润包干和扩权试点，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活跃了经济。
  应当说，那几年陶瓷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前进道路上也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潜伏着危机。一是景瓷的传统特色有些保住了，并有创新；有些特色不仅没有发扬，而且有被淹没的危险。从品种、质量看，在发扬四大传统瓷的优势方面尚无重大突破，有些产品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从器型、装饰看，缺乏新的变化，不能适应市场多变的需要。尤其是薄胎瓷、仿古瓷的生产很混乱，器型走样，线条模糊，有的连底款都搞错了。少数单位只顾眼前赚钱，不考虑影响，不注重产品质量，长此以往，就很可能把牌子卖掉。精工细作是景瓷的传统，但近年粗制滥造却已成了一种通病，从原料到包装，对规格质量的要求都不那样严格，产品缺陷较多，斑点、变形、落渣、针孔这几大毛病单选都在40%左右，底埧部磨而不光，针匙底撑刺嘴，坝子低矮烫手，壶盖壶身不合。二是对国内外市场的要求还难以适应。这两年，国内外市场都有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为中国瓷器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美国对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要求很严，订货大都是高档成套餐具，而景市恰恰在高档配套方面难以适应他们的要求。当时的状况是，上门的生意不敢接受大批订货，签订少量合同又不能按时交货，要害是质量过不了关，尤其是琢器产品拖了后腿，配套率只有20%。日本每年进入美国的瓷器达2亿多美元，英国、西德也有五、六千万美元，而景市只有二、三百万美元，实在相差太远。在港澳和东南亚市场，景瓷也有不适应的问题。香港有茶楼酒馆3800多家，而使用景瓷的则不到120家。三是景瓷同各产瓷区的竞争能力减弱了。景德镇虽一向被称为“老大哥”产区，可近年湖南、河北、广东、山东等兄弟产区的进步都很快，在产品质量和出口换汇等方面，都迅速赶了上来，有的已追到景市前面了。湖南在发展高档成套瓷方面就出现新突破，比景市早抓了两年，他们12个出口专厂有8个厂的产品进入了美国市场，1980年生产对美45头高档餐具10万套，出口各种成套瓷4377万件，占全部出口总量的30%。而景市的成套瓷生产虽然比往年有较大增加，但比重很小，1980年成套瓷出口只占全部的4.13%，其时尽管景市在传统瓷的生产和出口方面仍保持一定优势，但高档成套瓷的竞争能力却明显不如人家，尤其在欧美市场景市落后了。1980年秋季广交会欧美澳组共订货1560万美元，其中湖南375万美元，占24%，居于首位，河北、广东分列第二、第三，而景德镇只订货108万美元，明显地落后了。同时还要看到，在传统瓷方面兄弟单位也在急起直追，景瓷并非“一花独放”的局面了。
  为什么会产生上面所谈到的那些问题？我的看法是，这当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单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影响景市陶瓷工业发展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一）生产关系变动过于频繁，盲目追求“大而公一，带来了“大锅饭一。由于要求过急、过快，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力水平都跟不上。大规模集中带来的后果是：管理粗了，非生产人员增加了，品种减少了‘，费用增加了，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致使一部分人的责任感淡薄了，助长了粗制滥造，影响了质量的提高。（二）不注意研究市场需要，不能根据用户的喜好灵活地调度生产。不少陶瓷企业已形成一种弊端，即“养活”的品种、工艺简单的品种，乐意干，盲目超；“苦差”的品种、技术难度大的品种，老掉队，结果是品种越来越少，配套越来越难，市场需要的高档产品生产不出来，不对路的产品却大量积压。（三）片面追求数量和产值，忽视质量和经济效益。无论是安排或考核生产计划，进行技术革新或技术改造，过去大都把着眼点放在增加产品的数量方面。抢工图快、粗制滥造的现象非常普遍。（四）在产品政策上，没有区别对待，习惯于“一锅煮一、“一拉平”的做法，标准“一律化”，原料不分档，价格上也没有真正体现优质优价，造成中间产品多，大路货多，高档产品少，这既不能促进制作技术的进步，也不利于发挥景瓷的特点。（五）在生产指挥上，重经验、轻科学，重生产、轻管理，重眼前、轻长远，容易满足现有水平，缺乏战略眼光。不肯为探求新路子付出艰苦的努力，只注意抓眼前的生产，对陶瓷基础工业和技术后方建设重视不够，对科技人员的作用发挥不够，科研工作、技术教育工作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对原料的分析和配方研究尚未认真开展起来，企业普遍缺乏试验、控制和检验条件，有些设备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多半习惯于凭经验办事，盲目性很大。（六）企业管理方面，习惯于搞运动式的管理，未去做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一套办法用不上了，新的科学管理办法又很不熟悉，工作往往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质量管理没有完全推开，提高产品质量的保证体系尚不健全。
  在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新形势下，为把景市的陶瓷工业搞上去，使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在国内外竞放异彩，为国争光。从1980年秋季开始，市委就着手抓全市陶瓷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1981年5月18日至21日召开了陶瓷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分析现状，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振奋精神，进一步清理“左一的和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把发展陶瓷的指导思想搞端正；二是明确景瓷的战略重点，研究和确定把景瓷搞上去的主要措施。
   我当时身为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我脑子里总是想着瓷器。在这次陶瓷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认真分析了陶瓷工业的形势，既充分肯定了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摆出了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奋斗目标。会议要求今后必须把握有利时机，搞好陶瓷工业内部的调整，集中力量创名牌、上高档、抓配套，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打开欧美市场，以适应世界范围的产品竞争。品种上的要求是：大力发展和提高传统瓷，积极稳步发展高档成套瓷，努力改造和扩大工艺美术瓷，充分发展适销对路的建筑卫生瓷和其他工业瓷、高档瓷，应根据用户需要和实际水平，尽快制订出高于或异于部颁标准要求的企业标准，从严掌握；中、低档瓷，一律按部颁标准要求，搞好升级提档。要通过创名牌、上高档，带动所有产品的质量都有一个较大提高，以同样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传统瓷是景市的优势，今后一方面要加强传统瓷的宣传推销工作，另方面要根据欧美市场的特点，研究改进传统瓷的制作技艺，整顿器型规格和花面，坚持按标准生产；实行分档，增加高、中档瓷的比重，提高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配套水平，继续解决铅（镉）溶出量偏高和色调不一的问题。贴花瓷是景市陶瓷的大头，今后要改变产品结构，积极稳步发展高档成套瓷、提高换汇额。1981年要继续以宇宙，玉风两个瓷厂为发展高档瓷的重点，组织协作攻关，同时帮助红星、为民瓷厂创造条件搞中、高档对美出口瓷，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其他具有一定条件的瓷厂也应抓紧进行试制，逐步组建一批高档瓷车间。景市工艺美术瓷发展余地很大，要推陈出新，繁荣创作，提高传统产品的质量，扩大出口。
  为保证这一目标实现，会议要求：一是要振奋精神，要围绕振兴瓷业、建设瓷都这个目标，大力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献身四化的精神，当家作主的精神，认真负责、创造全优工作的精神。二是要从整顿企业人手，切实搞好各项责任制。经过整顿，要达到：有…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的职工队伍；有一套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秩序和文明生产的环境；主要技术济指标有一个大的提高。三是要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加强培养和合理使用人才。四是要研究新情况，妥善解决好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一）推进联合问题。陶瓷工业系统和其他系统兴办的大小集体陶瓷企业现有一百零几家，有的搞日用瓷，有的搞美术瓷，对于发展陶瓷，搞活经济，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管理工作跟不上，影响了产品质量，甚至还存在以落后挤先进的消极因素，急需加强管理和计划指导。要认真研究产品分工，以大厂为骨干组建公司或协作中心，统一计划，平衡供、产、销，’加强质量监督和商标管理，发展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专业化协作，避免相互挤压，粗制滥造，影响瓷都声誉。（二）鼓励发展高档瓷问题。不仅要采取措施提高瓷土、匣钵、模具、托垫饼、花纸、颜料等制瓷材料的质量，而且要改变过去吃“大锅饭”的做法，实行“分灶”吃饭，分档生产，分档供应，优先满足高档瓷生产需要。（三）加强退休人员管理问题。近两年来，陶瓷行业有大批工人和技艺人员退休或病退，在市内市外都出现高薪招聘退休人员的严重问题，不仅在劳动管理上造成混乱，而且严重影响在职人员的积极性。市劳动管理部门要根据有关政策，尽快订出几条规定。（四）计件工资试点问题。经验证明，计件工资是贯彻按劳分配的一种有效形式。陶瓷工业属劳动密集工业，手工操作占的比重较大，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应当大胆进行计件工资试点，把步子放大一些。（五）减轻企业负1担问题。目前，确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风气不正，办事不力，只顾本单位的方便和利益，滥用职权，向企业要这要那，使企业办事难上加难。今后要坚决改掉这种作风，尤其是各极领导部门要想基层所想，急基层所急，对基层的呼声，不仅要认真听取，而且要提出解决办法，设法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六）要动员各行各业，支援瓷业。振兴瓷业，建设瓷都行行有关，人人有责。瓷都的繁荣，经济的活跃，社会的安定，生活的改善，都与瓷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考虑：是不是符合以陶瓷为重点的战略？是不是有利于陶瓷的发展？是不是维护了景德镇的金字招牌？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要结合本部门的职能，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提出改进意见，作出新的规划，脚踏实地，为发展陶瓷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会后，各厂矿都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组织工人进行讨论，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订出了规划和具体措施。在全国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大职工积极努力下，瓷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面貌。1982年日用瓷一级品率达63.5%，出口瓷合格率达72.3%，实现利润达1724万元，出口创汇达3104万美元，均为历史最好水平。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景德镇陶瓷工业战线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一是在陶瓷企业中逐步推行了厂长负责制。从1983年起，陶瓷工业系统开始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内的行政中层干部逐步实行了由厂长提名，党委会讨论，厂长任命的做法。企业的副厂长也逐步实行由厂长提名‘，企业党委讨论决定，报请上级组织部门考察，再经公司党委讨论决定，报市委组织部备案。二是在陶瓷企业中逐步推行了承包责任制。1984年5月，人民瓷厂率先提出经营承包，内部划小核算单位，以窑为“龙头”组成几个分厂，这一做法很快在全系统的多数企业中推广。到1985年，陶瓷工业系统各企业全面推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26家骨干企业分别与省陶瓷工业公司、市政府签订了以产值、产量、质量、实现利润、安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承包合同，每轮承包期为3年，到1990年底已结束第二轮承包。从1991年开始，改由省陶瓷工业公司一家对市政府承包，企业再向省陶瓷公司承包。三是在职工中逐步推行了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1985年，宇宙瓷厂率先实行了质量否决权，按瓷器一、二级品率计算工资，三、四级和次品不予计算工资。到1986年，陶瓷工业系统的大多数企业都推行了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实行这一改革后，有效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观念，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例如红光瓷厂，1988年前生产的青花玲珑罗汉汤碗的一级品率一直为零，1990年在省陶瓷工业公司的帮助下，分别在205组、206组试行了按瓷器一级品率计算工资的做法后，促使一级品率平均达到40%以上。四是在有的企业中试行、推广了全员招聘制。1991年初，新建成的景德镇瓷厂学习天津印铁制罐厂的经验，职工全部实行招聘，方法是志愿报名、组织考试、择优录取，试用3个月后，合格者与企业签订合同，实行全员合同制。企业内部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严格的管理，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紧密挂钩，将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机制引进了国营企业，初步形成了工人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上岗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局面。五是于1991年在华风瓷厂进行了中层干部聘任制试点。其做法为，先将全厂46名行政中层干部的原任职务记人档案，然后重新聘任，聘用期为半年，到期组织职工代表对他们的德、能、勤、绩进行了考核，考核结果，40名中层干部合格，继续聘任；6名干部不合格，分别解聘与调离工作。实行这种聘任制以后，使中层干部普遍感到肩上有压力，都能自觉地将压力变成动力把工作做好。六是在分配上向生产第一线工人、产品设计人员和科技人员倾斜。1991年，省陶瓷工业公司配合市劳动局在东风瓷厂进行了苦、脏、累岗位津贴试点，对生产第一线的60多个苦、脏、累岗位实行了不同金额的补贴。东风瓷厂的这一做法后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了推广。各厂在分配上实行这一改革后，有效地稳定了一线工人的思想，较好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许多企业还在设计、科技人员中推行了按新产品开发所创的产值、销售金额的多少实行重奖或重罚的做法，较好地改变了过去干多少算多少“旱涝保收”的状况，进一步激发了设计、科技人员的创作积极性，近几年中创出了一大批颇受市场欢迎的新画面、新造型和新产品。七是于1991年在光明瓷厂进行了岗位技能工资的试点。方法是先将工人的原工资记人档案，然后按岗位、技能、劳动强度、环境的不同确定不同的工资基数。实行这一改革后，更加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干什么活，拿什么工资。现在，在这个厂干活，干多干少工资就不一样，干好干坏工资就有差别。这一做法1992年将在陶瓷工业系统全面推广。八是景德镇陶瓷行业在全国陶瓷行业中率先组建了贸工科一体的陶瓷企业集团，也是本省继江铃汽车企业集团成立之后的第二个企业集团。集团成立后，将改变过去工贸脱节、科工脱节的状况，有利于发挥群体优势，形成规模效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集团成立时，吴官正省长曾亲临祝贺，轻工业部于珍副部长也在贺信中称赞“景德镇在全国陶瓷行业改组改造中带了个好头，希望成为全国陶瓷行业的样板。”随着集团的成立，省政府已批准省陶瓷工业公司为经济实体，目前正在加速向经济实体转换的进程，积极争取自营出口权，逐步对司属企业实行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建立统贷统还机制。努力创造条件改变多年来想改而未能改变的半政半企、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为支持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技术改造，1986年7月17日省政府第76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给景德镇陶瓷工业10项特殊优惠政策。例如，所得税先按55%征收，然后退还20个百分点给企业。仅这一项，从1986年到1990年就返还给企业3495万元。又如，允许陶瓷企业提高基本折旧1.5个百分点。1988年春节刚过，省政府便在景德镇市召开省长现场办公会，研究了景德镇利润递增分成问题，同时决定，为扶持景德镇陶瓷工业，省政府1986年给的优惠政策继续实行3年，省财政每年固定补贴300万元，市财政分担的部分继续返还企业。吴官正省长后又在景德镇陶瓷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景德镇陶瓷工业要发展，就需要休养生息，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五年八年，省政府将给以必要的支持。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明确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景德镇的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到1990年止，全市共有个体陶瓷工业户414户，从业人员2356人；个体陶瓷商业户312户，从业人员676人；私营陶瓷企业户29户（其中工业24户、商业5户），从业人员676人；现有百人和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陶瓷企业两家，其中合资企业一家。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景德镇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其一，发展了陶瓷生产。个体陶瓷工业年产日用瓷、陈设瓷约442万件，私营陶瓷企业年产日用瓷、陈设瓷约250万件。不仅增加了陶瓷产量，而且增加了许多花色品种。如曙光工艺文具厂生产的“食品印模”、“陶木精雕瓷”，纺织配件厂生产的“鸟食罐”，兴国瓷厂生产的“陶瓷茶叶筒”，都是批量小、大厂不愿生产的“小玩艺”，可是这些“小玩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市场欢迎。其二，为社会无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景德镇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共安排从业人员3502人。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就使几千人得到安置。应当说，这对社会是一个贡献。其三，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现在，在市内的瓷器一条街、火车站、汽车站及其它许多地方，到处都有个体商业户开设的陶瓷营业点。他们从早到晚敞开供应，品种五花八门。个体陶瓷商业户的年销售额已达2500万元左右，相当于一个中型瓷厂一年的销售额。其四，增加了出口创汇。近几年来，私营陶瓷企业的出口瓷创汇已达150万美元。例如：民间工艺瓷厂生产的品种已达900多个，年产工艺美术瓷12万余件。这个厂1989年研制成的直径84厘米锅盘和正德盘，属高难度的陶瓷珍品，受到日本客商的称赞，每块卖价达2.5万元。由于民间工艺美术瓷厂的技术精湛产品新颖，因而受到台商的青睐，经协商，台商与该厂合资经营，厂名改为景德镇民间瓷艺有限公司，属景市第一个与台商合办的私营企业。其五，广集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全市个体陶瓷工业拥有资金448万元；个体陶瓷商业拥有资金61万元；私营陶瓷企业拥有资金465万元，其中民间工艺瓷厂从1988年10月起增加投资11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为企业增添了后劲。其六，为国家财政增加了收入。全市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近几年来上缴国家的税收共达377万元，其中私营陶瓷企业上缴税收112万元。
  景德镇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对国民经济所起到的补充作用是明显的，应当给予肯定。但也应看到，由于对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管理不严、教育不够，因而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例如：有的以劣充优，坑害顾客；有的偷税漏税；有的非法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贿赂某些国营企业的职工，内外勾结，盗窃国营瓷厂的煤炭、原料、模具，有的个体户到国营瓷厂购买白胎瓷时，被贿赂的职工便多发给瓷器，或发给高出其购买等级的瓷器，使国营企业蒙受损失。
  个体户和私营户非法经营的消极作用，必须引起重视，但也应看到，搞歪门斜道的毕竟是少数，从总体上说，陶瓷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主流还是好的。
  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逐步完善各项政策，l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引导其他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一这就清楚地指明了今后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工作方向。按照这个方向，景德镇今后对陶瓷个体户和陶瓷私营企业主要应该：(_)正确引导，兴利除弊。发挥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的作用，通过这三个群众组织做好“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工作，对他们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二）加强工商管理，用法律手段同少数人的不法行为作斗争。（三）加强合作医疗、福利设施、集体娱乐场所、劳动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组织服务工作，使私营户、个体户感到他们也有一个“家”，有人管，在社会上不致受人岐视。通过这些工作，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一定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冲决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荡涤陈腐观念，人们视野宽了，思想活跃了，胆子也壮了。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严肃认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开创未来大仃柑益。我们共产党人所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千秋大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避免。我们党历来有大无畏的气概，能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误，勇敢地纠正错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出乎人们的意料，新事物层出不穷，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曾一度出现一手硬、一手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教育的失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观念混乱，国家观念、集体主义精神淡漠了，滋长了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一切向钱看；有的技术工人和懂技术或门路广的干部，离厂到外面赚大钱；有的工人请农民到厂里为其顶班，自己做瓷器卖或去经商，既可发财，又能保住铁饭碗；有的人晚上在家开夜车干私活一身是劲，而白天在工厂干活却无精打彩；有的人为了干第二职业，竟荒芜了本职工作；甚至有人拿公家原材料在家做产品卖。这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可低估。
  由于未能真正地记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人们又曾一度犯了片面追求产值、不注重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毛病。特别是那几年瓷器畅销的时候，更是忽视质量。有的瓷厂产品漏检率高达20-30%，有的瓷厂在成套餐具中搞混合级（即一套餐具中一、二、三、四级品都有），从而助长了粗制滥造。其时流通领域的秩序也很混乱，出现一股经商热，纷纷挂起“公司”招牌，不仅经营内销瓷，而且经营出口瓷，一些单位或个人（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通过关系把三、四级品（即“水货”）也出口了（按规定一、二级品才能出口），不仅损害了同我们合作多年的客户和代理商的利益，同时也败坏了景瓷的声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允许私营和个体经济适度发展，对国营经济既是个补充，又可解决部分青年就业以及可为人民提供更为丰富的商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然而，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宏观调控不够，管理工作未跟上，加上当时政策不配套，因而被人钻了空子，以致出现某些不健康的情形。有的人并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而是靠投机取巧、偷税漏税发的财。人们对分配不公有意见，主要是对这种人有意见。此外，一些腐败的现象和不正之风影响极坏，有碍团结奋进。
  薄胎瓷是景德镇产的珍品，也可说是王牌产品之一，倍受国内外人们的赞誉，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售价高而且较为畅销的品种。生产这种产品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可是，有的企业和个人本来不具备生产薄胎瓷的条件，为了赚钱，竟不顾瓷都声誉，争相生产薄胎瓷。加之市里有关部门对其又未进行有效的管理，结果把质量搞下来了，卖价也拉下来了，珍品的名气几乎被搞垮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因而导致陶瓷质量和经济效益以及出口创汇在1983年以后一度滑坡。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更好地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扭转被动局面，市委决定召开陶瓷工作会议。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市长舒圣佑带领各瓷厂厂长到山东淄博参观学习，对照人家的好经验，认真找差距。会议于1989年5月17日召开，原定开4天，但由于受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影响，使会议被迫中断。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民心，极大地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效显著。景德镇陶瓷工业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使上半年被迫中断的陶瓷工作会议得以于8月下旬复会。由于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复会的，因而给这个会赋予了新意，使大家对许多事情看得更清楚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及抵御“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复会后的陶瓷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站在瓷都的高度，认清形势，找准差距，振奋精神，坚持以提高企业素质为中心，围绕“打基础、上质量、多出口、振声誉”的要求，依靠科技，加强管理，努力把景市建成国内第一流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
  会议指出，在看到自身进步的同时，还要放眼国内和国外，看到景市瓷业确实面临着危机。1981年市委召开的陶瓷工作会议曾提出景市陶瓷工业潜伏着危险，当时认识不尽一致，时隔八年，可以看出这个令人警醒的提法是有远见的，今日重温起来，仍振聋发聩。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新秀辈出，强手如林，古老的瓷都正遇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瓷都的领先地位越来越受到严重威胁。1978年，瓷器一级品率达57.7%，到1988年已下降至55.9%了；画面装饰上几乎是十年一贯制，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缺乏青春活力；七十年代以前，景瓷在国内有影响的宾馆都占有垄断地位，近十年来不少老市场被别的产区占去。1982年，陶瓷出口创汇达3104万美元，居全国同行业前茅，1988年创汇总额落后于广东、湖南，退居第三。目前单件瓷换汇虽然高于其它产区，但与国外比相距甚远，英国平均每件2.28美元，联邦德国平均每件1.45美元，日本平均每件0.88美元，而景市只有0.35美元；景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经验，这既是财富，也是包袱。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至今仍严重阻碍着管理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进程。所有这些，都与瓷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为了尽快地把景德镇陶瓷工业搞上去，会议强调近期必须着重研究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一）对陶瓷质量、产品商标、第二职业、特艺瓷生产实行全面整顿，迅速改变陶瓷生产和流通中的混乱状况。（二）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质量和出口上来，必须有政策吸引。让质量高、创汇多的企业得到更多好处，使质量差、出口少的企业感到有压力。（三）采取市财政给一点，出口部门拿一点，陶瓷企业出一点的集资办法，用于解决全市出口瓷生产的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新产品开发以及出口奖励等，使其真正形成拳头，发挥更大效益。（四）搞好工贸和工商协作，实行“五代五公开”，促进外贸部门与生产企业的亲密协作。（五）建设名符其实的瓷都是一项战略任务，迫切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科学的陶瓷发展战略规划。（六）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要把服务瓷业、支援瓷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指出，振瓷都声誉，创一流水平，必须以思想教育为先导，进一步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和领会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提高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明确我们国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企业中，要继续坚持实行厂长负责制，稳定和充实政工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对职工继续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使广大职工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明确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自觉地为实现本阶级的使命而斗争。
   这次陶瓷工作会议，是景德镇陶瓷工业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我虽然早已调离景德镇，但我的心仍与瓷都息息相通。我关注着景德镇陶瓷事业的发展，对这次陶瓷会议，我也很感兴趣。通过阅读这次会议的材料，我对景瓷的认识更清楚了，也为景德镇各级领导班子搞好陶瓷的决心和魄力所振奋，对景德镇陶瓷充满希望和信心。
  1990年5月29日至3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陶瓷工作汇报会，着重回顾总结了贯彻落实1989年全市陶瓷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研究提出了第二战役的六项目标和四项工作。
  1990年8月23日至27日，市委召开了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摆脱目前困境，实现陶瓷工业进一步稳定发展问题。会议认为，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要强化陶瓷主体意识，增强振兴陶瓷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要坚持“严”字当头，尽快把产品质量和出口信誉抓上去。三是要整顿流通秩序，加强陶瓷市场管理。四是要本着从严控制的精神，切实加强对第二职业的管理。五是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积极组建科工贸企业集团，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总结经验，兴利除弊，切实搞好第二轮承包工作，增强约束机制，克服短期行为。六是要牢固树立科技兴瓷的思想，充分发挥陶瓷生产、科研、教育相结合的群体优势。七是要成立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智囊团，抓紧对当前陶瓷重大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八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提高陶瓷职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这次会议以后，全市上下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陶瓷工业一步一步迈上了新的台阶。
   总的来说，解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景德镇的陶瓷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几个“不断”：
   职工队伍不断壮大。1949年全市陶瓷行业的职工为1.22万人，到1990年职工人数已增至7.23万人，为1949年的5.9倍。
   固定资产不断增值。陶瓷工业系统1951年的固定资产原值仅278万元，到1990年已增至2.27亿元，为1951年的81.6倍。
  瓷器产量不断上升。1949年全市日用瓷产量为6350万件，至1990年已增至3.65亿件，增长4.8倍，其中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年平均产量达3亿件，比前30年的年平均产量增长67%。更为可喜的是，这些年来，青花瓷和青花玲珑瓷在日用瓷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人民瓷厂为例，1978年该厂的青花瓷产量仅占日用瓷产量的45.6%，至1990年已增至99.6%。不仅如此，而且在青花瓷中，成套瓷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1978年青花瓷成套瓷产量仅占青花瓷总产量的13%，而且大都为小饭具之类，到1990年，青花成套瓷在整个青花瓷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增至55%，而且大都为54头餐具。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大件产品仅占陶瓷总产量的20%左右，到1990年所占比重已增至30%以上。
  陶瓷产值不断提高。1949年全市日用陶瓷产值仅852万元，到1990年已增至2.9亿万元，增长32.7倍，其中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年平均产值达2.4亿元，比前30年的年平均产值增长2.4倍。
  实现利润不断增长。1990年陶瓷工业系统的实现利润已达1498万元，比1950年增长114倍，其中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平均利润达2000万元，比前30年的年平均利润增长5倍。
   缴纳税金不断增加。1990年陶瓷工业系统缴纳的税金已达2394万元，比1949年增加477.8倍。
   品种画面不断增多。如今，景德镇生产的陶瓷品种已增至20个大类，250个系列，2000多个器型，5000多个画面。
  陶瓷产品不断获奖。解放后，陶瓷产品有1项获国际发明奖，13项获国际金奖，3项获国家发明奖，11项获国家金奖，10项获国家银奖，52项获轻工业优质产品称号，113项获江西省优质产品称号。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奖，大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的。
  制瓷工艺不断进步。解放40多年来，共投资4.9亿元对陶瓷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瓷业的技术装备逐步得以武装，原料的开采、加工、精制，有史以来一直是靠手工进行，如今从采掘到运输，从加工到精制，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其中有的工艺已达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陶瓷成形、干燥，以前全靠手工操作，自然干燥，现在除特种工艺瓷外，成形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连续化（部分采用了世界最先进技术、最新工艺），坯体干燥普遍采用了蒸气烘房和链式干燥，从根本上改变了历来“制瓷靠手工，干燥靠太阳”的落后面貌。焙烧瓷器，过去一直以松柴、槎柴为燃料，今天除少数厂家仍采用煤炭为燃料以外，大都已改用重油或煤气焙烧瓷器。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含焦化厂）为3.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73亿元，技术改造投资1.91亿元），．为前30年投资总额的3倍多（其中84%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或自筹，国家拨款仅占14%）。12年来，分批竣工投产的重点工程主要有：（一）投资311万元新建了一个拥有1.45公里铁路专用线和年供油3万吨的历尧供油站，并配有供热供电系统。该工程于1977年动工兴建，1979年10月竣工投产。（二）投资3742万元新建了一个以生产青花瓷为主的华风瓷厂。该厂于1978年开始筹建，1985年建成试产。全厂占地面积21.7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厂房4.7万平方米。拥有93米长的本烧隧道窑2条、素烧窑2条、煤气发生炉2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600万件。（三）投资1.03亿元，新建了一个焦化煤气厂。该厂于1983年12月破土动工，1985年底基本竣工，进入设备调试。1987年1月3日一座42孔的焦炉点火烘炉，16日开始出焦产气。设计能力，每小时供气40万标准立方米，焦化煤气热质每标准立方米4300大卡。同时每年还可产商品焦炭26万吨。（四）投资250万元改造了宁村瓷石矿。该矿于1982年动工改造，1988年竣工投产。改造后年生产能力增至3万吨瓷石。（五）投资56万元改造了柳家湾瓷石矿。该矿于1970年动工改造，1972年竣工试产。改造后年生产能力增至1.5万吨矿石。（六）1981年至1983年，共投资181万元对陈湾瓷土矿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年增产瓷土4000吨。(七)1979年至1988年共投资1152万元，对人民瓷厂进行了改造。重点是改造了以1条隧道窑8条生产线为主体的青花瓷生产车间，改造后使这个厂的青花瓷比例迅速增加，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产品配套能力得以加强，年实现利润已由改造前的3.5万元增至100多万元。(八)1979年至1988年共投资1183万元，对宇宙瓷厂的原料精制、成形、彩绘、包装等车间进行了配套改造，改造后使这个厂的瓷器质量大幅度提高，1985年一级品率就达到72.4%，比改造前提高15～20个百分点，曾连续3年被轻工业部授予“质量优胜一企业称号。(九)1984年至1989年共投资1349万元，对光明瓷厂进行了改造，重点是改造了1条从德国引进的82米长的煤气隧道窑、建成6条玲珑生产线、4条彩绘作业线、2条22.5米长的电烤花窑、1个原料精制车问和1个发配电车间，改造后使青花玲珑瓷的一级品率达到45.8%，比改造前提高3.79个百分点。现在该厂已成为景德镇的创税利大户之一，1989年创利税586万元。(十)1978年至1988年共投资665万元对景兴瓷厂进行了改造，先后改造了2条隧道窑、1个拥有9组蒸气烘房的成型车间、2条辊底烤花窑、1个原料精制车间、1个选瓷包装车间，使这个极为分散的老厂成了基本集中连片和隧道化烧成的瓷厂。过去该厂是一家连年亏损的企业，改造后，不仅摘掉了亏损的帽子，而且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盈利，1985年实现利税就达129万元（其中利润76万元）。（十一）近几年共投资4369.5万元，用汇715万美元，在为民瓷厂建造了一个高档瓷车间（亦称景德镇瓷厂），从德国引进了以等静压成型机为主体，煤气隧道本烧窑、素烧窑相配套的高档瓷生产线1条。这一工程于1987年9月15日经国家计委批准立项。1990年1月15日土建全部完成，引进设备到厂，德国专家到厂安装。1991年10月8日进入全面连机调试，10月25日开始试生产。该厂已与外商签订了销售合同，这个厂今后的创汇将非常可观。（十二）“六五”期间共投资近4000万元，改造了景德镇陶瓷厂。这个厂于1981年从意大利引进1台550吨的压砖机和1条釉面砖生产线。引进后，产品质量大为提高，年生产能力已增至200万平方米，年利润也已由1981年的79万元上升至1983年的340万元。（十三）1979年至1990年共投资1010万元，改造了瓷用原料化工厂。重点是改造了丝印、面膜、颜料等车间，改造后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如丝印花纸的生产效率就比改造前提高了4倍。（十四）投资582万元改造了石膏模具厂。从德国引进了。c石膏和p石膏生产线后，石膏的年生产能力已增至3千吨，β石膏的年生产能力已增至1万5千吨。该厂1990年2月竣工试
  陶瓷厂釉面砖生产车间产，新产的。c石膏干燥抗折强度超过部颁标准1倍以上。（十五）投资1111万元，对窑具厂进行了改造。该厂于1990年11月竣工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480吨，所生产莫来石匣钵强度高，光洁度好，使用次数为高铝质匣钵的5倍。（十六）12年来共引进国外先进设备78台（套），其中：通用设备35台，陶瓷专业设备38台，花纸印刷设备5台。这些设备工艺性能好，运转正常，有效利用率达97%以上。
  12年来的技术改造，对景德镇陶瓷工业起到了“打基础、上水平”的作用。第一、为企业的生存打下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景德镇陶瓷工业是在解放前手工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底子薄、设备陈陋，到1978年人均固定资产原值仅2426元，至1990年已上升到5065元，使一些破旧不堪的老厂（如人民、景兴、光明、红光、红旗等瓷厂）得到改造，改造后使它们不仅具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具有了参与竞争的活力。第二、推动了陶瓷行业的技术进步。其一，原料精制由水簸池工艺改成了泥料化浆、过筛除渣、真空练泥工艺，使泥料的性能大为改善。其二，成形普遍推广了滚压成形、真空脱泡压力注浆工艺，使成形工艺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其三，改造了链式烘房43条，使在制品的干燥工艺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四，改造隧道窑16条，使隧道窑增至36条，现在90%以上的日用瓷都是用隧道窑烧成的。同时，能源结构也有了重大改变，陶瓷行业从1988年开始使用焦化煤气烧瓷，到目前为止，用煤气烧瓷的隧道窑已增至9条。其五，陶瓷烤花已由用弹子烤花窑改为了用半自动式辊底烤花窑。1条32米长的半自动式辊底烤花窑，比1条老式辊底窑的产量提高了2倍，同时省油3分之1，省电2分之1，烤出的瓷器花面色泽一致，铅溶出量达到国际标准(5个PPM)。到1990年，全市已建成这种新型辊底烤花窑16条。其六，微机已开始应用于陶瓷工业。1988年国务院电子信息办公室把景德镇列为了全国运用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城市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在雕塑、艺术、曙光等瓷厂的200多台烤花电炉上应用，使烤花的时间缩短60%，节省电能30%至50%。同时，烤花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基本杜绝了常见的爆花和惊裂等缺陷。
  按照国家计委推荐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公式计算，“六五”期间景德镇陶瓷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已达27.4%，“七五”期间已提高到30.9%。由于这些年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技术进步比较快，因此，1990年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被轻工业部授予科技进步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三，缩短了与国际陶瓷同行业的技术差距。如从德国引进1条82米长的焦化煤气隧道窑后，使每公斤耗能由1万大卡下降到6500～6800大卡，节能3分之1，达到国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景德镇瓷厂从德国引进以等静压成形机为主体的高档瓷生产线后，将一次烧成改成了二次烧成，并取消了干燥工艺，使瓷器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10倍以上，单件瓷创汇将提高7倍；一些瓷厂从日本射进真空练泥机后，真空度比国产设备提高40毫米水银柱，使泥料性能得以改善，对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陶瓷市场不断拓展。到1990年，内销量已增至2.14亿件，比1978年增长22.3%，比1949年增长3.5倍。1990年，出口量已达1.36亿件，比1978年增长30%，比1949年增长56.8倍；陶瓷出口创汇已达2820万美元，比1978年增长60%，比1949年增长140倍。
  科研事业不断前进。景德镇的陶瓷科研事业，建国初几乎是一张白纸，建国后陆续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陶瓷科研机构，现已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陶瓷科研体系。在广大科技人员与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1978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行业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全国优秀新产品金龙奖41项，全国陶瓷美术设计奖17项，全国旅游产品奖3项，冶金部科技成果奖1项，轻工业部科技成果奖19项，江西省科技成果奖65项，江西省科技成果推广奖3项，江西省经委技术改进奖14项，景德镇市科技成果奖112项，景德镇市陶瓷“百花奖”500余项。此外，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还获得了国家授予的稀土应用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陶瓷教育不断进展。今天，景德镇除设有陶瓷学院（隶属轻业部）、陶瓷职工大学、陶瓷学校、陶瓷技工学校外，各制瓷工厂还设立了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职工教育培训网络。随着陶瓷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陶瓷工业系统的科研技术管理专业队伍不断壮大01979年全系统初级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有146人，至1988年已增加到1406人，增长9.6倍。建国初期，景德镇陶瓷工人80%以上属文盲、半文盲，现在70%以上的工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经过40多年的建设，现已形成配套完整的陶瓷工业体系：纵向有地质勘探、矿山开采、原料精制、产品成形、窑炉烧成、彩绘加工、成瓷检验、包装装潢、内外销售等完备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横向不仅有众多的陶瓷加工企业和陶瓷机械制造、瓷用化工原料、匣钵、耐火材料、石膏模具等辅助性工业企业，而且有陶瓷设计院、研究所、大中专院校、展览馆、博览区和陶瓷刊物出版发行等为之服务的系列单位。当今的景德镇，已成为我国出口瓷、内销瓷和国家用瓷的重要生产基地。
  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努力办好国营陶瓷企业的同时，还先后新办了一大批县以上和县以下集体所有制陶瓷企业，这类企业的大幅度增加，为增强陶瓷工业的生产能力，发展陶瓷经济，增加陶瓷花色品种，繁荣陶瓷市场，安排社会青年和陶瓷职工子女就业，均起了较好的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发展变化，它标志着景市陶瓷工业在由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在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中，迈出了可喜的新步伐，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新观念，如改革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等，也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为陶瓷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孕育着新的动力。
  职工生活不断改善。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大陶瓷工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1966年，陶瓷系统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2元，比解放初增加53.7%。“文化大革命”中工资降低了，1976年平均工资为600.9元，比1966年下降10.5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职工生活大大改善，1978年平均工资为628.8元，1990年上升到1842元，平均每年递增9.9%。解放前，80%以上的陶瓷工人家住农村，少数住在市里的也都是住破坯房。建国后，工人绝大部分家在城市，虽然陆续建了些宿舍，但住房条件仍然很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2年共建住宅21.3万平方米，使5500户职工迁入了新居。现在陶瓷系统的职工平均住房面积已达7.5平方米，比1978年将近增加1倍。另据抽样调查，现时每百户陶瓷职工中，拥有电视机101台，洗衣机78台，电冰箱25台。此外，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共安排了12200多名职工子女就业，使绝大多数陶瓷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