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景德镇的发展史就是瓷器生产和贸易的历史，景德镇瓷器从走进皇宫、遍销全国到走向海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兴旺的瓷器生产，数以万计的瓷业工人的生活需求，推动了商品贸易，带动了流通业的形成和发展，景德镇瓷器窑厂从绕南、湖田、湘湖向水运便利的昌江边聚集，景德镇因瓷而迅速发展。与瓷器贸易一起发展的还有茶叶贸易，都是先国内再海外，先从陆路后从水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繁荣的贸易促进了景德古镇的兴旺发展。
   （一）陶瓷之路
  中国的瓷器，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文化的窗口”。而中国陶瓷贸易的路线也被称做“瓷器之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从唐末以来的海上陶瓷贸易路线，并写出专著《陶瓷之路》，于1969年8月出版，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1989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陶瓷之路展览，以陶瓷为中心展开文化交流。 唐代，景德镇瓷器经由玉门、敦煌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流传到阿拉伯、非洲、埃及和古罗马帝国。 两宋期间，瓷器是当时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据《宋会要辑稿》载：“大食、左罗、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龙、沙里、丹流眉，并通贸易，市易香药等物。”两宋对外贸易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尤为鼎盛。 景德镇瓷器在南宋已有欧洲市场，南宋之后，荷兰人到泉州贩运瓷器到欧洲，价值与黄金等同，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广东商人见有利可图，也到景德镇贩运瓷器到欧洲和西方诸国，除大食外，瓷器到了南毗国（印度西岸）和最远的层拨国（非洲之桑西巴），《诸番志》载：“南毗国在西南之极，用荷池缬绢、瓷器、大黄为货。”在东方，日本也需要中国香药和茶碗，日本人成寻入宋时，宋神宗问他“日本须用汉地何物？”成寻说“以香药、茶碗为其主要者”。可见，景德镇瓷器当时已大量运往日本。 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从福建泉州、广州、宁波等地大量销往世界各国，但出口欧洲瓷器大多为阿拉伯人垄断，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地辗转出口到罗马，意大利的威尼斯城是当时中国瓷的销售中心。
   元代瓷器出口路径，都由印度转运，然后到达欧洲和非洲。《岛夷志》载：“甘埋国（公元4世纪到16世纪印度大商埠）居西南洋之地，与佛朗近。所有木提、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返，易去货丁香、豆蔻、苏杭丝绸、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运而返。”青白花器，则是景德镇所产的“色白花青”的瓷器。 明代，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每次均携带大量的中国瓷器。郑和航行的最远处，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景德镇瓷器也随之到了埃及。万历四十二年(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艘从爪哇的巴达姆港返国的商船“克尔德兰”号，载去碗、碟、杯、盘等瓷器计69059件。据《出岛兰馆》日记载：“日本宽永十八年（明崇祯十四年）6月21日，一艘由郑兰龙派去的中国海船，装瓷器1447件；同年7月从福州出发的一艘小船，装瓷器2700件；10月17日，大小船只97艘驶入长崎码头，共载瓷器2万余件。” 清代，欧亚海运大通，《竹园陶说》载：“海运之福，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逐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器，然后售之西商”。近几年的几次海上重大考古发现，印证了“陶瓷之路”的存在。
  2007年12月28日，“南海一号”沉船安全运达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的“水晶宫”，历时7个多月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画上圆满的句号。这艘海上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估计为6万~8万件。 这艘南宋时期的木质船，长30米、宽10米，满载瓷器等货物，航行至距广东阳江海岸线20海里时突然沉没，在海底水下20多米的淤泥中，静静地躺了800年。2002年3月，“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这艘宋代商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而船上数量最多的是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器类以各种型式的碗、盘、罐、盒、瓶、壶为主。这批瓷器分别来自中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的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龙泉青瓷窑系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诸多窑口，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有的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是专为外贸加工的商品瓷。
  1998年，中国海上考古队员在渔民的带领下，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一条长20米、宽约6米、舷深3～4米的古沉船，并给它命名为“华光礁一号”。2007年3～5月，首次对该船开展大规模远海考古，出水文物近万件，绝大部分为福建和江西景德镇产的陶器、瓷器。考古人员确定，这是一艘运载民间生活用瓷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华光礁一号’沉船的发现，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由近海推向远海。证明了南宋时期中国海上丝路贸易的繁盛。当时的中国商船主要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2010年4月9日，广东“南澳一号”明代古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南澳一号”沉船位于南澳县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距南澳岛最近距离约2海里。古船长度不小于35米，宽8米。 南澳为“海上瓷路”要冲，汕头南澳岛地处闽、粤、台三省海面交叉点，辽阔的海域是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不单为国人南船北上或北船南下必经之中转站，更为外国船舶来华于粤海入闽海，或闽海入粤海之门户，“为诸夷贡道所必经”。史载：“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南澳在明朝有“海上互市之地”之美誉。
   ▲南宋时期的青白瓷十二支纹魂瓶 “南澳号”打捞出水的完整或者可复原文物就达1万多件，其中瓷器9711件，主要是外销的青花瓷和釉陶罐、铁锅及铜板，瓷器包括套装的景德镇窑系各种花卉鸟兽图案青花瓷盖盒、青花底款刻暗花小碗、青花“福”字底款麒麟纹小碟，福建漳州窑系的描金开光五彩盖盒、飞鸟纹青花大盘、锡壶等。对从该船打捞出水的大量青花瓷器的研究发现，当时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光靠景德镇的生产已不能满足，于是广东、福建等地的贸易港口仿照景德镇青花瓷工艺，大规模生产出口。（二）瓷器(China)代称中国 宋代，景德镇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当少量精美的瓷器刚到达西方国家时，引起了轰动，不知道称之为何物，错把瓷器的产地“昌南”称作瓷器(china，昌南的谐音)。加之西方民众对朝代、年号多变，遥远而神秘的中国知之甚少，渐渐把珍贵的瓷器(china)代称作中国。魏明伦在燧宁赋》中写道“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瓷器成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媒介，文化传播的使者，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也受到欧洲的关注。受法国奥日神甫的派遣，传教士恩脱雷科利斯(D.Entrec。lles)来到中国。他是法国里昂贵族的儿子，汉名殷弘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他搭乘法国商船出发，次年七月到达广州，后来定居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和景德镇。从康熙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1699～1719年)在江西传教，其间在景德镇居住了7年。他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景德镇瓷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阅读有关史料，研究瓷器生产工艺。当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时候，他先后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及整个制瓷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通报给奥日神甫，还寄去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 第一封信，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一日，在饶州写给在中国、印度传教会会计奥日神甫。信中概述了当时景德镇的位置、地理、人口、城镇、物价、治安等情况，记述了制造瓷器从取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烧成等瓷器生产过程和制作工艺。特别是他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详细作了记述。如他写景德镇的情况：“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从隘口进港时，首先看到这样的景色：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也许这种山岳环抱的地形，最适合于烧造瓷器。”他对景德镇瓷器非常赞赏，说：“景德镇却独占着向世界各地供给瓷器的荣誉。”“精瓷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土，高岭土可比做瓷器的神经。”对于治安情况，他也非常折服地说：“这个人口如此稠密，富人如此之多，且每日都有无数小船停泊的地方，却无城墙的保护，而只由一个官吏来管理，但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混乱，这是令人大为惊叹的。”这封长信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刊登在椰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第12期上，并发行到世界多个国家，使一些对瓷器感兴趣的欧洲人士，第一次读到有关神秘的景德镇及瓷器制作技法的第一手材料，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轰动。恩脱雷科利斯因为充分表现出自己调查和搜集资料的才能，受到北京教会重视，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被调到了北京。 第二封信，写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月二十五日。可能是第一次书简发表后，欧洲的瓷器制造商和匠师们对他所提供的情报感到不足，于是纷纷来信询问详细的瓷器制作情况和技术细节。恩脱雷科利斯这时已年近六旬，但他为了收集更多的技术情报，仍冒着严寒再到景德镇。康熙六十年年底(1721年)，他专程到景德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写成了第二封信，即《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补充了前封信中的有关制瓷技术的疑难问题。这封信一共记述了他打听到的20个问题，如关于如何解决瓷器上金彩光泽的亮度问题、防止瓷器口边罅裂的方法、瓷器的色釉喷施方法、制成3尺多高的大花瓶需注意的问题、窑变瓷器的成因等。
   （三）茶叶贸易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了这两句诗，浮梁茶也随该诗而名扬海内外。唐代，浮梁是有名的产茶区，景德镇是茶叶集散地。 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玄宗贞元九年(793年)开始正式征收茶税。“每十税一”，自此每岁得钱40万贯《旧日唐·书》卷五九《食贸志下》）。而浮梁茶税，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梁”条下，记有“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按唐代什一税计算，每年卖茶总价达到150万贯，数额很大。当时全国茶叶税钱40万贯，浮梁纳税15万贯，占全国总数的37.5%，比例很大，可见当时浮梁茶在全国的分量。 浮梁茶不仅产量高，而且销地广，据唐朝人杨华《膳夫经手录》中说：“饶州浮梁茶，今关（函谷关，潼关）西、山（太行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更有趣的是在《敦煌变文集》中有一卷唐代王敷的《茶酒论》，用茶与酒论功相毁、争谁大小的对话，摆出当时茶酒的现状，其中第四段有“茶为酒日：阿尔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岭，舒城太胡（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舍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据此踪由，阿谁合小？” 浮梁产茶村磻溪的《皤村汪氏宗谱》载：“同治初年(1862年)，夷氛入扰，口岸大通，百货竞涌。”而浮梁以茶作为大宗商品出口。1882年产红茶3万担，1911年产红茶6万余箱，为茶叶历史产量最高峰，所产红茶风味独特，畅销国外市场。严台村江智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制工夫红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1985年，浮梁共有大小茶场102个，茶园面积9.63万亩，产茶3.2万担，为1949年的6.9倍。“浮红”系列产品曾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优质产品奖。 景德镇市作为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陶瓷圣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瓷业兴、百业兴、商贸旺”，是景德镇历代流通业发展的真实写照。景德镇开埠以来，流通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摊铺（摊贩、店铺）到超市、从传统到现代、从小散差乱到规模经营、从单一业主体制到多种经营成分并存。千年窑火铸成了瓷都，也铸造了瓷都商贸流通业，流通业伴随着瓷业的发展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