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一、世界制瓷黏土的命名地
   （一）悠久的制瓷历史 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志书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六朝时，制瓷业有了发展，《江西通志》载：“陈至德元年(583年)，陈后主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 《景德镇陶录》载：新平“镇陶自陈以来名天下”。“隋朝大业中(605～616年)，始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表明隋代已经有雕塑瓷。 唐武德间“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朝廷还“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后人称为陶窑、霍窑。朝廷在昌南镇设瓷窑博易务，设官监榷。 五代时景德镇窑业发达，瓷器造型多样。至今仍保留着胜梅亭、石虎湾和黄泥头等10多处古瓷窑遗址。其产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釉面光亮微闪青，吸水率透光度达现代瓷标准，是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白瓷窑址。 宋代陶瓷生产发展迅速。据《陶记》所载，当时有窑300余座，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在湖田、胜梅亭、南市街和柳家湾等地，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宋代古窑遗址多处。所产青白瓷洁白细腻，体薄透光，青中有白，白中显光，有“琼玫”、“饶玉”之称。品种有日用瓷、化妆用具、弈具、博具和瓷雕等多种；造型精巧，刻印花纹生动清晰，是宋代规模巨大的“青白瓷体系”，为全国之冠。 自宋开始，改昌南为景德镇后，景德镇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二）水土宜陶之说 《景德镇陶录》载：景德镇“水土宜陶”。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被古人充分地认识和科学地使用，是景德古镇瓷业高位起点、快速崛起、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 景德镇市域在中元古代（距今约10亿～14亿年）浸没在一片汪洋大海中，至燕山运动（距今约1亿—5亿年）发生，曾两度从海洋中隆起，演绎了一出沧海桑田之变。地质运动造就了景德镇市域东北高、西南低，形如筲箕的中低山地丘陵地貌，形成了状如叶脉的山川河流，积聚了丰富多样的瓷土矿藏，在这一区域内构成了一个瓷业生产所需的全部天然资源供给系统。 景德镇市域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品种达40余种，其中瓷石矿和高岭土矿藏量最大，出露矿点分布近100平方公里。其矿脉还延伸至邻县，景德镇南河流域、东河流域是瓷土矿大面积出露的地方。地表瓷石矿体是充分风化的白色粉状体，钾、钠含量低，含铁量很小，质地极优。景德镇先人在矿产地依山筑瓷窑，傍水建碓厂，在南方所有窑场中最早用单一瓷土烧造出白色的精美瓷器（青白瓷）。五代时，白瓷的白度已达70%。至宋代，在南方青瓷普遍盛行的情况下，景德镇显示出原料优势，清秀淡雅的青白瓷在南北众多名窑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京城受到追捧。 昌江发源于安徽祁门，从北到南贯穿景德镇境域中部，汇集大小河流50多条，构成一个通达各乡村的极为便利的水上运输网络。上游的瓷土、窑柴、木炭可顺流而下，直抵景德镇；镇上的运瓷船只又可顺昌江而下，经鄱阳湖入长江，通达全国各地。境内水源充足，主河道昌江平均坡降0.458%。，其主要支流有东河、南河。东河流域是各种瓷土矿的主要产地，上游的瑶里山势陡峭，森林茂密，涧泉溪流密布，水流落差大，水力资源被充分用于瓷土生产。在明清瓷业旺盛期，沿东河至昌江入口凤凰咀，沿途近百里就装有水碓3000余支。 南河流域也是古今各种瓷土矿的集中产地，历史上瓷业最盛时有水碓2000余支。虽然20世纪50年代瓷石粉碎工作被雷蒙机取代，但由于水碓粉碎的瓷土性能好、成本低，时至今日仍有少量水碓在作业。水碓粉碎瓷石的历史已近二千年，它的广泛使用，将最沉重的工作交由水力机械承担，是古代先进技术的代表，给瓷土生产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充足洁净的水源还满足了瓷土的淘洗需要。
   古水碓 瓷器是泥与火的艺术。昌江上游的浮梁县地处黄山余脉，是木竹之乡，拥有广袤的森林资源，木本植物计95科350种，马尾松是其中的优势种群，松木含脂高，用其劈成的片状窑柴烧瓷，具有火焰长、温度高的特点，是烧瓷窑的理想燃料。丰富的松木资源为景德镇大量烧造瓷器提供了优质燃料，在明代以前，多半只需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费，提高了与其他窑场的竞争力，后来则依靠昌江发达的水系将松木从上游的山里运至景德镇。
   （三）首用高岭土 高岭土始掘于南宋时期。高岭村《何氏宗谱》载：（召一公）初开高岭磁土。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按谱牒推算应该在宋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但属民间开采，明万历年间朝廷才列为“官土”。康熙版《浮梁县志·卷四·陶政·陶土》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云争之，还其檄，“高岭土”一词正式出现。这之后，高岭土开始大量开采，和瓷石一起组成二元配方用于制瓷，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白瓷》中载：一名高梁（岭，方言同音）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在祁门，今仍产瓷石），出糯米土，其性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高岭土含三氧化二铝约35%，其耐火温度在1700度，可起到骨料作用，能增大瓷器烧成温度范围，减少变形，提高瓷化度，同时还扩大了制瓷原料的选用范围。高岭土的发现和二元配方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瓷器的物理性能，使得烧制更大、更薄、更复杂的瓷器成为可能。这不但让景德镇度过了南宋后期表层风化成熟瓷土开采殆尽，制瓷业出现的原料短缺危机，而且为元、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的大发展提供了原料、技术保障。 高岭土用于瓷器制造，景德镇比西方早500年，给中国以及后来世界的制瓷技术带来伟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721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最早在西方披露了高岭土用于制瓷原料的秘密。1869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到中国考察，回国后在其著作《中国》中详细介绍了高岭土，并用高岭的字音造了英文单词“Ka。lin”。之后，以高岭地名命名的“高岭土”逐步成为世界制瓷黏土的通用名称。
   二、瓷业大都会兴起
   （一）景德年间获镇名 北宋时期，全国南北窑场众多，竞争激烈，名窑辈出，各种独具风格的名瓷竟相面市。景德镇凭借成熟的烧造工艺技术和优质的瓷土等条件，于北宋初成功地创制出一种清淡高雅的影青瓷（青白瓷），人称“饶玉”，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从瓷质、成本等方面比较，当时青白瓷已超过定窑、龙泉窑，集中地体现了宋代的制瓷工艺水平，在当时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国内外青睐的名瓷品种。随着国内外对青白瓷的需求越来越大，烧造规模也迅速扩大，昌南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瓷瓷窑体系。 宋景德元年(1004年)朝廷以皇帝年号改昌南为景德镇，属浮梁县辖，并专设官吏管理瓷器的征税和贸易。史书记有：“置监镇一员以奉督造。景德年间，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各地争相仿效。随着陶瓷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迅速繁荣，到南宋时期已成为江南重镇，景德镇之名遂蜚声海内外。 景德镇所产青白瓷器，胎薄质坚，釉色晶莹，声音清脆，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产品行销各地，影响及于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各地窑场，形成独有的青白瓷系。一时间，“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 明代初期，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日趋衰落，惟龙泉青釉瓷仍大量烧造，但已无法和景德镇瓷匹敌。宋应星在饫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州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至嘉靖年间，景德镇人口“主客无虑十万余”；“本镇统辖浮梁县里仁、长香等都居民，与（饶州府）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人数约万余人。”此时，景德镇已与广东的佛山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合称中国四大名镇。 明万历时期，景德镇窑炉众多，瓷器烧造兴旺，“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日四时雷电镇”。在万历后期，已每日佣工不下数万人，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当时的镇区范围与街区的格局已和近代的相差无几，它标志着景德镇已由一个乡村陶瓷工业完全过渡到一个专一经营瓷器生产的手工业城市，由一个主要产瓷区上升为全国瓷业的中心。 饶州知府王泽洪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浮梁县志》作序说：“景德镇屹然东南一雄观。业陶者生于斯，贸陶者聚于斯，天下之大受陶之利，举以景德镇名。”督陶官唐英在乾隆五年(1740年)写道：“镇去县治三十里，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闹，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及。” 清道光年间，贺善龄写道：“陶器之利遍天下，聚而贾之者，常数十万人。其时，景德镇从北边的观音阁到南边的小港咀计十三里，东西向沿昌江有二三华里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风格最专一的瓷业都会。”（二）适应瓷业生产的建筑格局 景德镇境域古时立于群山之中，山中部独起一峰，秦朝名立马山，唐代称珠山。景德镇城市的源起和发展是以珠山为中心，以瓷业生产地为标志，从北向南、由高及低（由东向西）扩展，发展的阶段与速度与瓷业发展同理同步。据《景德镇市地名志》记载：唐代珠山脚下的彭家弄、程家上巷、迎祥弄、老罗汉肚等已形成弄巷，童关栅门至御窑厂为小街。宋代是景德镇街巷大量形成的时期，现莲社北路以西，御窑厂以东的大片弄巷几乎都形成于宋代。 元代至明代初期城市建设发展迟缓。明中期至清代，城市建设快速向南推进，形成和陶阳十三里长街（前街）并行的十二里长街（后街）。同时，街区向西面沿河地带延伸，又派生了许多下弄、下巷。至近代，已形成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条弄，城市面积十平方公里。这些弄巷起源大部分都和瓷业有关，直接命名的有瓷器街、龙缸弄、窑弄、黄家洲等，以明清时期十八省外乡人到此业瓷、经商的会馆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前街四十三条弄堂中以会馆命名的就占二十五条。因瓷业的发展，工匠增多，商贾往来频繁，有的贩运瓷器得利，而定居景德镇，故景德镇被称为“五方杂聚之籔”。
   ▲景德古镇的窑场群景德镇的建筑格局不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或轴线延伸，而是以瓷业生产运输为需要，沿昌江东岸建设的。镇区的街道、里弄布局均为便利瓷业生产活动而科学设置，镇内主街道前街（中山路）和后街（中华路）平行于昌江，南北贯通。后街地势高，无水害，建筑以窑厂、坯坊为主；前街地势低，时有水患，建筑以红店、瓷行、颜料店、商铺、民居为主。自窑厂、坯坊、瓷行、红店到江边码头，是经上弄过下弄直达码头的单线运输。明清瓷业盛期，镇上的20多万瓷业人口经营不息，大规模的运输活动被50余条上、下弄贯通的弄堂运输线分解消化，使繁忙拥挤的生产活动变得极为有序。
   清代东埠码头运输高岭土的繁忙景象 在一千多年的变迁中，瓷器生产中产生的大量碎瓷片、碎匣片和渣饼等废弃物，往往用之铺路、填塘或倾入河道，镇上的房屋多是窑砖砌墙铺地，镇区河段的河床也多是瓷片渣饼。景德镇是建立在窑业堆积上的一座城市。
   （三）政经分离的治理结构 历史上，景德镇是浮梁县所辖的一个镇市，属浮梁56都中里仁、镇市两个都的范围。北宋地方官府很重视景德镇这个既产名瓷，又能征收可观商税的陶瓷手工业小镇。饶州府和浮梁县具文上奏朝廷，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综，物货荟萃，俨然有都会之风，几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机构以资管理”。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获准“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清代《浮梁县志载，“宋设监务厅，在县治之南”，即不设县城而设景德镇，可见当时官府对景德镇的重视程度。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朝廷在景德镇专门设置“浮梁瓷局”，掌管瓷器生产有关事务，进行督烧，“管制甚严，更景德镇税课监为提领”。明洪武二年(1369年)在景德镇设陶厂，洪武三十五年设置御器厂，朝廷内务府每年提出式样，委派中官督造。清康熙年间先后派了多位督陶官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瓷器烧造，其中有广储司郎中徐廷弼、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雍正六年(1728年)又派内务府员外郎唐英驻御窑厂佐理陶政。但他们只督办御窑厂的生产，而非当地行政官员。 尽管景德镇瓷业经济繁荣，朝廷先后设监镇厅、瓷窑博易府、瓷局、御窑厂等瓷业管理机构和派驻督陶官员，曾经也设过九江分道、饶州分府、浮梁知县行馆等临时机构。因景德镇“五方杂聚，亡命之籔，一哄群沸，难以辑治”，故在明代设巡检司弹压地方，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饶州府军捕厅移驻分防景德镇。三十二年（1693年）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这些都证明了景德镇的重要性。但在民国之前都没有设行政机关，县治远在20里之外的浮梁县城（旧城），为了有效辖理这个人口、经济都大大超过浮梁县城的景德镇，很多五品官到浮梁任过知县，清朝廷规定浮梁知县“钦加同知衔”，为五品官。 景德镇这座因瓷而兴的小城，在宋元时期，因北方多战乱，全国的人口、经济在南移中迅速发展，虽有过清末太平军战事活动，但因地处山区一隅，在历次改朝换代中，受到战争的破坏较小，一直以单一的制瓷手工业发展着，为民众及外贸提供精美的瓷器，也给朝廷提供大量的税收，成为世界陶瓷的圣地，中国的千年瓷都。
   三、瓷业中心的确立
   （一）瓷局与御器厂 北宋初景德镇设窑丞，督造瓷器。清唐英《陶政示谕稿》载：景德镇“御窑自宋景德中”。婺源《嵩峡齐氏宗谱》说：“护公字咸英，……仁宗景祐三年丙子，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 元时，景德镇又创烧了卵白釉瓷（又称枢府瓷），尤其是青花瓷制造的逐步趋于成熟和釉里红初步创烧成功，以及在铜红釉和钴蓝釉制作方面的成就，技术上领先于全国其他窑系，全国制瓷业逐渐向景德镇集中，景德镇城市因瓷业而迅速发展。 “浮梁瓷局”隶属将作院，是元代全国唯一设立的瓷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元史·百官志》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洪武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厂内施行轮班进役制度。永乐、宣德、成化时期，御器厂“拘获高匠”，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并垄断了优质的原料。至宣德时（1426～1432年）官窑增至58座，各有专用，制品有极高成就。 高岭土的发现和制瓷原料二元配方的应用，使景德镇制瓷业在技术上得到革命性突破，在全国各窑系中脱颖而出。加上北方战乱不止，经济中心南移，大量的工匠聚至远离战乱的山区景德镇，景德镇人口激增，瓷业生产在全国各窑场中脱颖而出。
   （二）民窑兴，瓷业中心形成 明隆庆时期民窑兴起，当时的“崔公窑”、万历时期的“壶公窑”，都是民窑中的著名者。嘉靖、万历期间朝廷逐步改匠役制为雇佣制，极大地提高了制瓷工人的积极性，瓷业大兴，形成了官民竞市、官搭民烧的局面，民窑生产发展很快，产品质量快速提高。永乐至万历诸朝，景德镇的白瓷、青花瓷、彩瓷、单色釉瓷等品种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发展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清初御窑厂在瓷业制造中处资金、技术支配地位，事实上对民窑具有指导、管理职能，但是，御窑厂和民窑之间逐步向单纯经济关系转化，自主经营的民窑又作为御厂补充和延伸的部分，同时作为御窑的竞争对手，民窑有较大的灵活性、独立性。 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饶州（饶州府在今鄱阳，辖景德镇）。当年颁布了废除匠籍的诏令。十一年，在明代御器厂的基础上扩建御窑厂，奉旨烧造龙缸，没有成功。十九年九月，奉旨烧造御器。二十二年二月，工部郎中臧应选驻御窑厂督造。“立厂之初，一应派累，当官旧弊全行革除”，开始实施雇役工匠制度。“其时，凡工价物料均以本地惯例办理，按工给值、按价支偿，久成定规”，工匠铺户数相对稳定。官搭民烧成为定制，民窑迅速发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郎廷极巡抚江西，专烧窑制，器皆精美，世称郎窑。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内务府员外郎唐英驻景德镇督陶，景德镇御窑厂到达最兴隆时期，全面稳定地实施了雇佣制度，建立了瓷务清册制度、窑工银的专项保证、次色御器的变价、官搭民烧等项稳定的政策，御窑厂和民窑蓬勃发展。景德镇已是“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籍瓷资生”。乾隆元年（1736年），唐英以淮安关使兼总理窑务，“赏勤儆怠，矜老恤孤”，注重窑户、商铺之间公平买卖，不以当官科派扰民，调动工匠和窑主的积极性，刺激了官民窑烧造的工艺技术发展。景德镇瓷业达到历史鼎盛时期。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1)匠户制度。元朝注重发展手工业，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官营手工业实行匠户制度，工匠户口编入另册，按生产部门分属各官匠府、局管理，匠人一旦被括入匠籍，就只能呆在手工作坊，待遇从优，但不能自由离开，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到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逐步放松匠役制，工匠开始有了人身自由。 (2)民窑兴起。官府禁止民窑烧造御窑品种，明正统三年（1438年），“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违者正法处死，全家谪戍关外”。十一年，又渐渐禁私造白地青花瓷等，其结果导致官窑极精而民窑多粗糙。成化年间，民窑突破了官府烧造青花的禁令。弘治后官窑渐衰，而民营窑场突破官府的种种禁限后，快速发展起来，数量激增，产品逐渐精细，形成了“官民竞市”、“官民青花并精”的局面。官窑瓷器不足，民窑逐渐做大，便有了官窑瓷搭民窑烧的现象，但官瓷占据民窑最好的火位。官搭民烧制度客观上促进了民窑烧造技艺的改进与创新。
   ▲窑工抱着装有瓷坯的匣钵入窑 (3)雇佣制度形成。坯坊中大多数是家庭户或雇佣少量帮工的小业主，也有少数较大规模、佣工（带徒）较多的大坯坊，这种大坯坊分工较细，分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2—3人，虽然作坊主还是技术骨干，或没有完全脱离生产，但通过慢慢积累着资本，实际已经成为小资本家。 这个时期，景德镇瓷业佣工基本属于自由劳动力，虽然有的还有师徒名义下的人身依附，但出师以后就能自由择主。“工兴则挟佣以争，工毕则鸟兽散。”业瓷者可以辞工另找工资更高的老板，有的工种（装坯工、做头工）还可以转让岗位，窑主不得干涉。即行话说：“窑户不可卖工人，工人可以卖窑户。” (4)商业资本对瓷业生产的控制。明末清初，景德镇的制瓷作坊大部分还是家庭户的规模，坯件交窑户搭烧方可成器，然后卖给瓷商，没有能力直接对外销售。还有的小作坊接受了瓷商的订金和样品，只能卖给订货商，挣取差价。瓷商和作坊之间通过买卖关系，使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这就是所谓“货制于家，不能自运，贩卖之权，全操诸外商之手”。有的瓷商还能够控制着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窑场的生产过程，并对产品规格提出较高要求。明代汪道昆著钛函集·五十一卷》载：“昌江巧贩者率以下齐杂良金。次君（潘仕，大瓷商）至，则治牛酒会诸贤豪，与之约，自今以往，毋杂下齐，以厉陶。众服盟言，乃黜下齐。” (5)早期的工人运动。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业佣工获得人身自由后，就不断为争取生活待遇而抗争。清道光版《浮梁县志·景德镇风俗》载：“五方杂聚之籔，一哄群沸，难以辑治。”嘉靖十六年(1537年)，发生乐平籍佣工反对浮梁民（雇主）“负其佣直” （即拖欠工资）的斗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御器厂的积弊始终得不到解决，巡按方河监委厂事，督陶期间，引起民愤，陶工和镇民火焚了御厂门场；二十七年，太监潘相兼理窑务，迫使窑工童宾投火而死，引起全镇民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饶州七县制陶工发动对“窑户都昌叟”的斗争。 在历史记载中，对工人就有“一有所拂，则哄然停工”，“稍有不周，则群起罢工”这样的描述。对东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工人，经常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罢工抗争，没有政治纲领，但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性和有限的目的性。这种矛盾的特点，已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特征完全一致了。 景德镇是浮梁县辖的一个市镇，居于偏僻的大山一隅，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但却依靠本地瓷土资源，通过不断创新，以单一的陶瓷手工业繁荣一千多年，终在明清时期跻身全国四大名镇之列。景德镇瓷器成为对外贸易、出口创汇的大宗商品，“其民繁富，甲于一省”，经济处于全国发达水平。景德镇以国内、国际贸易为目的的瓷器生产，打破了长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江浙的织造业一样，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四、西方因瓷而识中国 景德镇的发展史就是瓷器生产和贸易的历史，景德镇瓷器从走进皇宫、遍销全国到走向海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兴旺的瓷器生产，数以万计的瓷业工人的生活需求，推动了商品贸易，带动了流通业的形成和发展，景德镇瓷器窑厂从绕南、湖田、湘湖向水运便利的昌江边聚集，景德镇因瓷而迅速发展。与瓷器贸易一起发展的还有茶叶贸易，都是先国内再海外，先从陆路后从水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繁荣的贸易促进了景德古镇的兴旺发展。
   （一）陶瓷之路
   中国的瓷器，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文化的窗口”。而中国陶瓷贸易的路线也被称做“瓷器之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从唐末以来的海上陶瓷贸易路线，并写出专著《陶瓷之路》，于1969年8月出版，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1989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陶瓷之路展览，以陶瓷为中心展开文化交流。 唐代，景德镇瓷器经由玉门、敦煌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流传到阿拉伯、非洲、埃及和古罗马帝国。 两宋期间，瓷器是当时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据《宋会要辑稿》载：“大食、左罗、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龙、沙里、丹流眉，并通贸易，市易香药等物。”两宋对外贸易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尤为鼎盛。 景德镇瓷器在南宋已有欧洲市场，南宋之后，荷兰人到泉州贩运瓷器到欧洲，价值与黄金等同，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广东商人见有利可图，也到景德镇贩运瓷器到欧洲和西方诸国，除大食外，瓷器到了南毗国（印度西岸）和最远的层拨国（非洲之桑西巴），《诸番志》载：“南毗国在西南之极，用荷池缬绢、瓷器、大黄为货。”在东方，日本也需要中国香药和茶碗，日本人成寻入宋时，宋神宗问他“日本须用汉地何物？”成寻说“以香药、茶碗为其主要者”。可见，景德镇瓷器当时已大量运往日本。 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从福建泉州、广州、宁波等地大量销往世界各国，但出口欧洲瓷器大多为阿拉伯人垄断，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地辗转出口到罗马，意大利的威尼斯城是当时中国瓷的销售中心。
   元代瓷器出口路径，都由印度转运，然后到达欧洲和非洲。《岛夷志》载：“甘埋国（公元4世纪到16世纪印度大商埠）居西南洋之地，与佛朗近。所有木提、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返，易去货丁香、豆蔻、苏杭丝绸、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运而返。”青白花器，则是景德镇所产的“色白花青”的瓷器。 明代，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每次均携带大量的中国瓷器。郑和航行的最远处，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景德镇瓷器也随之到了埃及。万历四十二年(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艘从爪哇的巴达姆港返国的商船“克尔德兰”号，载去碗、碟、杯、盘等瓷器计69059件。据《出岛兰馆》日记载：“日本宽永十八年（明崇祯十四年）6月21日，一艘由郑兰龙派去的中国海船，装瓷器1447件；同年7月从福州出发的一艘小船，装瓷器2700件；10月17日，大小船只97艘驶入长崎码头，共载瓷器2万余件。” 清代，欧亚海运大通，《竹园陶说》载：“海运之福，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逐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器，然后售之西商”。近几年的几次海上重大考古发现，印证了“陶瓷之路”的存在。
  2007年12月28日，“南海一号”沉船安全运达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的“水晶宫”，历时7个多月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画上圆满的句号。这艘海上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估计为6万~8万件。 这艘南宋时期的木质船，长30米、宽10米，满载瓷器等货物，航行至距广东阳江海岸线20海里时突然沉没，在海底水下20多米的淤泥中，静静地躺了800年。2002年3月，“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这艘宋代商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而船上数量最多的是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器类以各种型式的碗、盘、罐、盒、瓶、壶为主。这批瓷器分别来自中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的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龙泉青瓷窑系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诸多窑口，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有的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是专为外贸加工的商品瓷。
  1998年，中国海上考古队员在渔民的带领下，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一条长20米、宽约6米、舷深3～4米的古沉船，并给它命名为“华光礁一号”。2007年3～5月，首次对该船开展大规模远海考古，出水文物近万件，绝大部分为福建和江西景德镇产的陶器、瓷器。考古人员确定，这是一艘运载民间生活用瓷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华光礁一号’沉船的发现，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由近海推向远海。证明了南宋时期中国海上丝路贸易的繁盛。当时的中国商船主要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2010年4月9日，广东“南澳一号”明代古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南澳一号”沉船位于南澳县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距南澳岛最近距离约2海里。古船长度不小于35米，宽8米。 南澳为“海上瓷路”要冲，汕头南澳岛地处闽、粤、台三省海面交叉点，辽阔的海域是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不单为国人南船北上或北船南下必经之中转站，更为外国船舶来华于粤海入闽海，或闽海入粤海之门户，“为诸夷贡道所必经”。史载：“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南澳在明朝有“海上互市之地”之美誉。
   ▲南宋时期的青白瓷十二支纹魂瓶 “南澳号”打捞出水的完整或者可复原文物就达1万多件，其中瓷器9711件，主要是外销的青花瓷和釉陶罐、铁锅及铜板，瓷器包括套装的景德镇窑系各种花卉鸟兽图案青花瓷盖盒、青花底款刻暗花小碗、青花“福”字底款麒麟纹小碟，福建漳州窑系的描金开光五彩盖盒、飞鸟纹青花大盘、锡壶等。对从该船打捞出水的大量青花瓷器的研究发现，当时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光靠景德镇的生产已不能满足，于是广东、福建等地的贸易港口仿照景德镇青花瓷工艺，大规模生产出口。（二）瓷器(China)代称中国 宋代，景德镇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当少量精美的瓷器刚到达西方国家时，引起了轰动，不知道称之为何物，错把瓷器的产地“昌南”称作瓷器(china，昌南的谐音)。加之西方民众对朝代、年号多变，遥远而神秘的中国知之甚少，渐渐把珍贵的瓷器(china)代称作中国。魏明伦在燧宁赋》中写道“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瓷器成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媒介，文化传播的使者，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也受到欧洲的关注。受法国奥日神甫的派遣，传教士恩脱雷科利斯(D.Entrec。lles)来到中国。他是法国里昂贵族的儿子，汉名殷弘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他搭乘法国商船出发，次年七月到达广州，后来定居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和景德镇。从康熙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1699～1719年)在江西传教，其间在景德镇居住了7年。他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景德镇瓷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阅读有关史料，研究瓷器生产工艺。当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时候，他先后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及整个制瓷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通报给奥日神甫，还寄去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 第一封信，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一日，在饶州写给在中国、印度传教会会计奥日神甫。信中概述了当时景德镇的位置、地理、人口、城镇、物价、治安等情况，记述了制造瓷器从取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烧成等瓷器生产过程和制作工艺。特别是他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详细作了记述。如他写景德镇的情况：“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从隘口进港时，首先看到这样的景色：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也许这种山岳环抱的地形，最适合于烧造瓷器。”他对景德镇瓷器非常赞赏，说：“景德镇却独占着向世界各地供给瓷器的荣誉。”“精瓷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土，高岭土可比做瓷器的神经。”对于治安情况，他也非常折服地说：“这个人口如此稠密，富人如此之多，且每日都有无数小船停泊的地方，却无城墙的保护，而只由一个官吏来管理，但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混乱，这是令人大为惊叹的。”这封长信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刊登在椰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第12期上，并发行到世界多个国家，使一些对瓷器感兴趣的欧洲人士，第一次读到有关神秘的景德镇及瓷器制作技法的第一手材料，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轰动。恩脱雷科利斯因为充分表现出自己调查和搜集资料的才能，受到北京教会重视，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被调到了北京。 第二封信，写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月二十五日。可能是第一次书简发表后，欧洲的瓷器制造商和匠师们对他所提供的情报感到不足，于是纷纷来信询问详细的瓷器制作情况和技术细节。恩脱雷科利斯这时已年近六旬，但他为了收集更多的技术情报，仍冒着严寒再到景德镇。康熙六十年年底(1721年)，他专程到景德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写成了第二封信，即《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补充了前封信中的有关制瓷技术的疑难问题。这封信一共记述了他打听到的20个问题，如关于如何解决瓷器上金彩光泽的亮度问题、防止瓷器口边罅裂的方法、瓷器的色釉喷施方法、制成3尺多高的大花瓶需注意的问题、窑变瓷器的成因等。
   （三）茶叶贸易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了这两句诗，浮梁茶也随该诗而名扬海内外。唐代，浮梁是有名的产茶区，景德镇是茶叶集散地。 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玄宗贞元九年(793年)开始正式征收茶税。“每十税一”，自此每岁得钱40万贯《旧日唐·书》卷五九《食贸志下》）。而浮梁茶税，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饶州浮梁”条下，记有“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按唐代什一税计算，每年卖茶总价达到150万贯，数额很大。当时全国茶叶税钱40万贯，浮梁纳税15万贯，占全国总数的37.5%，比例很大，可见当时浮梁茶在全国的分量。 浮梁茶不仅产量高，而且销地广，据唐朝人杨华《膳夫经手录》中说：“饶州浮梁茶，今关（函谷关，潼关）西、山（太行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更有趣的是在《敦煌变文集》中有一卷唐代王敷的《茶酒论》，用茶与酒论功相毁、争谁大小的对话，摆出当时茶酒的现状，其中第四段有“茶为酒日：阿尔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岭，舒城太胡（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舍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据此踪由，阿谁合小？”
   浮梁产茶村磻溪的《皤村汪氏宗谱》载：“同治初年(1862年)，夷氛入扰，口岸大通，百货竞涌。”而浮梁以茶作为大宗商品出口。1882年产红茶3万担，1911年产红茶6万余箱，为茶叶历史产量最高峰，所产红茶风味独特，畅销国外市场。严台村江智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制工夫红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1985年，浮梁共有大小茶场102个，茶园面积9.63万亩，产茶3.2万担，为1949年的6.9倍。“浮红”系列产品曾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优质产品奖。 景德镇市作为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陶瓷圣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瓷业兴、百业兴、商贸旺”，是景德镇历代流通业发展的真实写照。景德镇开埠以来，流通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摊铺（摊贩、店铺）到超市、从传统到现代、从小散差乱到规模经营、从单一业主体制到多种经营成分并存。千年窑火铸成了瓷都，也铸造了瓷都商贸流通业，流通业伴随着瓷业的发展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