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1934年8月6日，天下着小雨，一辆小汽车从南昌市开出。车上载着几位客人，其中两个方面大耳、体壮腰肥，一是南昌中行经理蔡慎斋，一是九江中行经理周达人。他们俩是受中国银行总理张公权的委托，陪同杜重远到景德镇作瓷业调查的。
  杜重远是何许人呢？他原名杜乾学，吉林省怀德县（现为公主岭）杨大城子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小学毕业后人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读书，成绩优异，享受官费待遇直至毕业。1918年，他又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1923年毕业回家，决心经营瓷业。先是在沈阳创办年产陶瓷600万件的窑业工厂，这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经营最
  杜重远像大的窑业工厂。1927年，杜重远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会长。此后他积极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并因此遭到日本关东军的通缉。1923年冬至1932年春，他以记者身份在长江沿岸和华南、华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4年7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杜重远到江西协助改革瓷业、振兴瓷业。杜重远应邀到江西，他认为“欲改革瓷业，必先明了瓷业衰落的原因，欲知瓷业衰落原因，不能不调查中国第一瓷区的景德镇”。于是他在南昌找有关人员作了一些了解之后，便偕同蔡慎斋、周达人等人来到景德镇。到镇的第一印象是“地虽偏僻，风景佳幽，山水环抱，竹木繁生”。下榻之后，次日即进行调查，他了解到“在极盛时代，每年营业至一千四五百万元，窑户有四千余户，工人二十万人”。而现在“窑户只有千余户，工人不到三万人”。他慨叹说：“已见其衰落景象，盖烟囱百余座，出烟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接着他从原料到成型、到烧窑、到包装等一系列过程，都作了详细调查，
   《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书影并写出《景德镇瓷业调查记》。
  在调查报告中，他针对一些人将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到九江和鄱阳，而抛弃景德镇的主张，力排众议，提出反对的意见说：“景德镇为我国第一产瓷名区，亦全世界瓷业之发源地，其景况之隆替，非特系乎民生之荣枯，抑且关乎文化之兴衰，国人对此当甚关心。”并指出景德镇的瓷业衰落有“内部之病伤”，“外部如交通不便，兵匪迭兴，全世界之不景气的狂潮，又卷入中国景德镇，前途益觉暗淡”。他经过分析后说：“病因惟何，政府之放任所致也。”“地方官不悉陶业情形，迂事敷衍，不肖之徒，反目为发财渊薮。”他呼吁“深望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漂浮沉沦，则幸甚矣”。由于杜重远的奔走呼吁，引起了省府当局的重视。省府主席熊式辉同意杜氏提出的“救济景德镇”主张和改良景德镇瓷业的措施。11月下旬，全国经委会江西办事处决定在景德镇成立陶业管理局。12月上旬，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陶业管理局的组织大要及杜重远所拟的《整理景德镇陶瓷业计划》，并委任杜重远为陶业管理局局长。于是杜氏欣然上任，在景德镇就瓷业改革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杜重远在景德镇就任陶业管理局局长之后，按既定计划，采取了许多改革陶业的具体措施。诸如：一、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培养训练陶瓷专业管理、技艺人材，使之达到“成熟有用”程度，以期“将近代的思想和陶业初步技术灌输于诸同学，毕业后共负改良景德镇瓷业的使命”。二、取缔“禁春窑”（春节后停烧2个月左右），并以局名义颁布《取消窑禁布告》。三、禁止“买位置”，烧窑工不向窑主交钱买岗位，也不向坯户索取费用。四、取缔宾主固定制，规定各行各业买卖自由，可以货随客便。五、确定窑身规格，窑户不能任意扩大窑身，以保证烧窑质量。六、筹备建设原料精制厂，统一下料配方。七、创办模范窑厂、瓷厂。八、成立陶瓷研究机构和陶瓷试验所。九、试验柴窑改煤窑。十、设立陶瓷推销处，广开销售渠道。十一、举办陶瓷陈列馆。十二、筹备设立供销合作社，组织瓷器参加土特产展览。如此等等，涉及的方面颇多。这在当时来说，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沉缅于陈规陋习、沿袭保守的景德镇陶瓷界波动起来，使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保守势力和习惯，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事实上，景德镇陶业管理局的设立，就是对一些旧有观念的挑战。因为这个局是直隶于江西省政府并受省建设厅指导的，它为改革景德镇瓷业提供了组织保证。在历史上，官设陶政机构，曾经有数次例子。第一次是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皇朝曾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但那主要是为皇宫制御用瓷。第二、三次是明清的御窑厂，虽设官督造，但它仍是造御用瓷，而且偏于督造生产。第四次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具文奏请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直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才正式成立，性质为官商合办机构，不久又因经费中断而停办。还有一次是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也曾设立陶务局，亦因“经费有限，设备未周，事业所及，速效难期”，算是中途夭折。这一次成立陶业管理局，与以前大不一样，因为它要职掌江西瓷业的调查研究事项；指导监督事项；设计改进事项；工人的训练管理事项；省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江西瓷业事项。由于任务繁重，故局下分设工务科、总务科。工务科掌管工务事项；总务科掌管文书、会计、庶务以及不属于工务科之事。各科均设有专职人员1-7人。还另设技术员若干人，办理各项技术事宜。
  局办的“陶业人员养成所”，则从上海、南昌等地招收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共70余人。这批青年，通过灌输进步思想，赋予艰苦责任，不少人后来成了抗日救亡骨干。局内还开办了4个工人训练班，着重训练工人骨干，对工人进行时事、文体与技术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先后共训练瓷业工人1600多人，均有很大提高。同时在陶业管理局门前（开始在莲花塘后在公馆岭）办起露天讲演场，宣传国内外形势与瓷业改革。通过诸如此类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既为景德镇瓷业的恢复与发展组织了力量，也为抗日救亡运动训练了骨干和积极分子。曾经一度政治空气沉寂的景德镇，因此而变得活跃生动起来。杜重远曾于1934年2月创办《新生周刊》。这个刊物继承曾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生活周刊》的宗旨，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求民族生存而
  民国窑厂图清花瓷盘奋斗！”刊物深受群众欢迎，每期发行达10万份。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则屈从日本的无理要求，勒令《新生周刊》停刊，并判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杜氏也因此而被迫离开了景德镇。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方商协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三人作为联合政府的负责人。杜重远不管在狱中还是在外，都念念不忘景德镇瓷业。1937年6月，他最后一次来到景德镇，在陶瓷职业学校作了演讲，号召青年学生振奋起来，肩负起改良景德镇瓷业的使命；又在厂商茶话会上作了“发起举办联合运销公司之意义”的演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到处奔走宣传抗日，并在武汉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1939年，杜重远经周恩来同意，欣然应盛世才的邀请，去新疆开辟工作，任新疆学院院长。1941年5月，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1944年6月，惨遭盛世才毒害而为国捐躯。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两年后才传人内地。1945年7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1983年，邓小平为杜重远题词为“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邓颖超则题词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样一位卓越的民主战士、实业家、瓷业改革的倡导者，曾经为古老瓷都倾注心血。虽然他离开了中国人民，离开了景德镇人民，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的事迹为国人所共识，也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与景德镇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