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公元1949年以前，景德镇是浮梁县属的镇，没有单独的地方志，只在浮梁地方志中有记载。1949年4月29日解放后，景德镇从浮梁县中析出建市为地级市，隶属赣东北行署。9月改为县级市，先后属浮梁专区及上饶专区。1953年6月又升为省辖市。1958年10月，浮梁县从上饶专区划归市辖。1960年9月，浮梁县制撤销，并人景德镇市，农村划成区。1989年12月，恢复浮梁县制，仍归市辖。由此可见，景德镇与浮梁县，或为县辖镇，或为市辖县，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浮梁县前身为新平县、新昌县。《新唐书》载：浮梁。上，本新平，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鄱阳置，八年省，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复置，曰新昌，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对此，现存各种版本的《浮梁县志》均有记载。如道光版的《县志》上说：“唐武德四年析鄱阳置新平，县治新定、化鹏之乡，八年省。开元四年，刺史韦玢复置，改曰新昌，治新昌江口。天宝元年更名浮梁，为上县。”至于景德镇的前身则为新平镇，原本为驻军（镇）称名于东晋时。至于景德镇的置镇时间，是在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据此可知不管名称如何变化，而自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景德镇就在浮梁境内，两者不可分离了。一个地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必定有文字记载，而最有权威的当数地方志书。浮梁从宋代起，就有了地方志书。据现在对《浮梁县志》的统计，至清代为止，共有14种刻本的《县志》，其中宋代1种，元代1种，明代5种，清代7种。尚有与志书有关的如《县志考误》、《县志摘谬》、《昌南历记》等数种。这些记载地方历史的志书，是地方的珍贵文献，值得珍重地收藏与保存。这些志书都由哪些人所修撰，其存逸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宋代志书1种，据明邑人朱昭在县志序中所说“咸淳庚子，郑兴作县志”（据查咸淳间只有庚午年，原刊本有误）。庚午即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从此时起，浮梁已有志书，撰志者为郑兴，可惜的是修撰者经历没有记载，而志书也早已遗逸。
元代志书1种。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浮梁已由县升为
《浮梁县志》书影州。当时的知州是屠济亨，据他在《志序》中说：“余出守是州之三月，郡刺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州士臧履，袖其先人南徐文学掾廷凤所撰《浮梁县志》一编甚巨，告请于公”，“段公因履所请，遂命吾有司刊梓以传”。这里所说的臧廷凤，为浮梁人。5岁中南宋理宗景定壬戌年（公元1262年）童科，长益嗜学，博极群籍，曾教学镇江，学者称他为梧岗先生。所撰《浮梁县志》是他“承命（承段清泉之命）以来，周游历览，采残碑断简之所载，参遗黎故老之所误，述前所闻，记后所见，幸而成编。风俗沿革之异，贡赋土产之宜，与夫文人才子，闻望后先，无不备载而录焉”。因此屠济亨赞扬说：“今得臧君所为书，不出户而方百里地在吾目中，诚为政之一助也，后有览者，其毋忘臧君。”这部志书始修于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刊刻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明洪武初年，因“兵火之余，十存一二”，后已全逸。
明代，多次纂修《浮梁县志》，是志书兴盛时期。现已知的共有5部。明初，邑士徐逊字士谦，摭拾草就志稿。朱昭说：对“元之典故，悉无所考；我朝名宦事物，皆所未载。无乃循袭旧闻而已”。但是徐逊所撰志稿并未刊行，因而也未流传。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皇帝下诏修志，知县程励也认识到“兵燹二十余年，文籍无一存者，则吾县志之作不可后也”。于是延请邑庠计希孟重纂县志，并亲自作序。计希孟，下义合都人，曾任淳安教谕，他受聘后，虽“广询博访，摭拾不遗”，但终失之过略。所以朱昭在志序中发出嗟叹说：“嗟乎！徐志颇详而失之乏，计志从简而失之略，观者无不歉焉。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知县王澄请了邑士汪源、朱昭续修县志，“访采而续正之”。三年后，王澄以事去任，汪源去世。修志暂时搁笔。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清皇朝编纂《大一统志》，制定凡例，颁布中外。县内典教袁吉、司训唐敏和邑儒方子剡又请朱昭披采编集。朱昭，浮梁县城北隅人，“结识故宾，有文艺，不求仕进”，他与本邑金羽成、郑景昭、李贵清、计咏、王敏、冯诚等恪遵上命，日夜编修，“凡事之有关于世教者，与夫山川、风俗、文章、宦迹，具载毕举，大无不包，细无不录。殆见昔之亥豕者，灿然复明；曩之淹没者，暸然在目。视前之缺略者，大有经庭矣”。训导唐敏在志序中评说：“今浮梁之志，始于沿革，而终于诗文，事事物物，靡所不载，其间之益于治道者，如古今名宦，忠孝节义之类尤多。”这部志书虽好，但没有流传下来。
嘉靖年间，汪宗伊任浮梁知县。汪字子衡，崇阳人，进士。他亲自主持编修《浮梁县志》。本邑进士卢琼在志序中说他“未尝释卷，乃披阅群书，咨诹众论，取旧志规之”，经汪手所成的志书，分记、表、志、传四纲，对旧志则“烦者删之，脱者补之，抵牾者辨之，讹谬者厘之，至于诸传之立，善善恶恶，发潜抑溢，而酷吏悖民，皆他志之所讳而未有，读是志者，一邑之事，如指诸掌，而畏恶从善之心，亦将惴惴焉”。可见这部志书有它的特点，可惜的是原书后来亦毁于兵火。
明朝最后一部《浮梁县志》是万历年间知县周起元纂修的。周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进士。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来浮梁后，“吏事稍闲，检遗志于断简”，并看到“浮地控吴楚，秀气旁魄，灵物轮兴，居圉中最邑也，安可逸数十年事于无纪”。经他亲自修成的志，“纲凡八，目六十有四，先天地之宜，次养教之权，次司牧之任，次人伦之宗，而以艺文贲起其终焉”。这部志书“考其汇所增者、所省者、所逸者，各居三之一”。邑进士黄龙光赞周“慨然以易风俗、修废坠为己任”，他亲自修纂的志书，“其取类也赜，其称名也核，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其所因革犁然。可知其善志也”。周后来调走，志书后亦失逸。
明代虽修有以上几种志书，可是无一存者。至清代所修纂的志书，据资料介绍，已知目录共有7种：
一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浮梁县志》，由知县王临元主修，曹鼎元等纂修。王临元字戒初，山东聊城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来浮梁任知县。十二年初，奉檄纂修县志。因为《浮梁县志》自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以后，就“缺而不存者六十余年”。于是，王临元“延耆硕，购遗编，集馆而雠校之”。同时要求做到“删繁就简，言必征实。凡徭赋之必详其旧，山川之必审其名，城廓、宫室、学校、仓廪、建置之必考其沿革源流。与夫高贤、名宦、嘉言、懿行、孝子、节妇、逸士、方使可以表正人伦、扶掖风俗，旧志未备，后来所日增者，寸长必录，片善兼收。毋虚美，毋遗行，编纂成帙，为一邑全书”。该志据前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史彪古在序中说：“所备辑条目燥然简而瞻，详而不烦，质而不俚。”但不久，即遇到了寅卯之变（即康熙甲寅、乙卯年间的反清运动），志书烬于兵燹，所以这部志书传世稀少，在浮梁境内已无此版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记载，该志现存卷一、三、四、六、七，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胶卷）。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的《浮梁县志》为通判摄浮梁县事的陈清主修，邓焜、周之文纂。陈清看到前志因兵火之灾“旋遭灰烬，版籍荡析”，“一邑之志，灭没不彰，罔所取衷，此亦戛兹土者之咎也”。于是与教谕邓烷、训导周之文等“相与慨然兴复，捐俸修之，邑士大夫咸乐为助。属诸生李缉奇、俞日旦、李玑、李志先、鲍宗昌、姚日昭等分类编纂”，陈清则与邓炖、周之文亲自裁定（见知府黄家遴序中所述）。这部志书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本的《浮梁县志》。全书共9卷，但据志书后所说：“兹所续者，沿旧增新，详略咸宜，另成一卷，附前志之末，以成全书，庶足供珥笔者之采择矣。”可见前八卷补辑重刻是十二年本的内容，而第九卷是续志，亦即新增内容。这部县志底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国内只有微缩胶卷。1980年景德镇市图书馆清理古本书时，发现有康熙二十一年刻本的《浮梁县志》，并经省确认为国内一部珍贵的善本孤本地方志。在这部志书内，首先发现有“陶政”一目，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史及制瓷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沈嘉徵任知县。沈字怀清，浙江山阴人，由乐平令调补浮梁，守清政勤，性尤恺悌。“独念县志久未续修，岁月既深，恐遂坠逸，乃集邑中绅士，敦请名宿，共为是书。”稿半脱，即升调粤西象州牧，由丁一凤继续其事，但无暇顾此。七年，李洊德来任知县，才把志书完成。沈嘉徵为修志事，曾商之于邑进士汪燻。据汪燻序中所说：“辞不获已，勉从侯后，遂破成范而为之。”这部志书经历沈嘉徵、丁一凤、李溶
清光绪粉彩长颈瓶德才修成。始修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冬初，结束于七年春杪，为期只有4个月。该志书“所次表二、志十、列传六、杂记，通旧序与图，为书凡二十卷”。因此这部志书为沈嘉徵、李洧德修，汪壎纂。七年（公元1742年）的《浮梁县志》，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原本。其版本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毁于火。
知县程廷济修、浮梁训导凌汝绵纂有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刻本的《浮梁县志》。程廷济字肖野，浙江嘉善人。四十四年至浮梁任知县，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聘万年进士王朝翰主纂，设志局于昌江书院，不久王以疾卒，改请凌汝绵董其事。凌是九江府彭泽县人，原任广西柳城县知县，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以浮梁教谕偕补训导。与本邑绅士方鸣、吴以尚、汪玉锦等共同斟酌商榷，参互考订，补所不逮。历三寒暑，至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底，志书始告竣。这部志书共分12卷，另有卷首1卷。志共72目，其中新增的“棚民”一目，是研究浮梁县客家的重要资料。“陶政”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官秩中列有“酷吏”一目，揭露了5个贪婪狠暴的官吏的丑恶面貌，是他志所没有的。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3年），有何浩纂修的《浮梁县志》1卷，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刊行的《浮梁县志》，为乔桂修、游际盛纂。该志始修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乔桂于道光二年调任浮梁知县，下车伊始，就接到省要求修志的通知。于是他礼请御史贺熙龄为总纂，户部主事胡嗣瑗及县儒学督导为分修，“发凡起例，征文考献，五阅月而书成”。此时，贺熙龄离去，胡嗣瑗成进士后，去京供职，纂志的责任落在游际盛肩上。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初，志稿就绪，准备刊刻，因金郑二姓互讼，延搁近IO年，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始刊行。该志为乔桂修、贺熙龄纂、游际盛增补，共分22卷，卷首1卷。该志书名页上虽标有“道光三年重刻”，但实际上是刻于道光十二年。该志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江西博物馆（胶卷）、景德镇图书馆。
清朝最后一次纂修《浮梁县志》，是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由知县胡介寿奉檄纂修的县志。他延请邑中士大夫，参互考订，历8个月编成志稿，但未刊行。原有手抄、底稿，“文革”中被抄家丢失。80年代末，有人从收废品者手中购得3本。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私人介绍，只购得同治年间志稿手抄残本3卷。有资料介绍说：民国时，蔚挺图书馆曾购得胡介寿主修的《浮梁县志》稿一部，但至今仍末找到。
由上可知，浮梁修志者有客籍人，有本籍人，然古代主修者均为客籍人，因为古例知县概由客籍人担任，而纂撰者大多为本籍人。浮梁在外修志者亦不乏人，如宋代，县之法京都（今龙潭一带）张僵字成之，在知邓州时创修《邓州志》。明代县之北隅人程廷棋字献之，任广西右布政使时，修纂《广西省志》。明陈大绶字瑞卿（或曰长卿）曾任兵部郎中和太仆，告养归里，清苦自甘，授徒讲学。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饶州府志》，是他亲自所定的。清代詹槐芬，字允植，任源武知县，清慎自守，一尘不染，以恬淡早退，归休林下。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参与修《饶州府志》。邓梦琴，字篑山，下芦田都人，在陕西任洵阳、宝鸡知县时，曾先后修纂《洵阳县志》和《宝鸡县志》，升汉中知府后，曾主持修《汉中府志》。这些志书修纂者，付出了自己的智慧与辛勤，为各地方志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浮梁县前身为新平县、新昌县。《新唐书》载：浮梁。上，本新平，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鄱阳置，八年省，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复置，曰新昌，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对此，现存各种版本的《浮梁县志》均有记载。如道光版的《县志》上说：“唐武德四年析鄱阳置新平，县治新定、化鹏之乡，八年省。开元四年，刺史韦玢复置，改曰新昌，治新昌江口。天宝元年更名浮梁，为上县。”至于景德镇的前身则为新平镇，原本为驻军（镇）称名于东晋时。至于景德镇的置镇时间，是在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据此可知不管名称如何变化，而自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景德镇就在浮梁境内，两者不可分离了。一个地方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必定有文字记载，而最有权威的当数地方志书。浮梁从宋代起，就有了地方志书。据现在对《浮梁县志》的统计，至清代为止，共有14种刻本的《县志》，其中宋代1种，元代1种，明代5种，清代7种。尚有与志书有关的如《县志考误》、《县志摘谬》、《昌南历记》等数种。这些记载地方历史的志书，是地方的珍贵文献，值得珍重地收藏与保存。这些志书都由哪些人所修撰，其存逸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宋代志书1种，据明邑人朱昭在县志序中所说“咸淳庚子，郑兴作县志”（据查咸淳间只有庚午年，原刊本有误）。庚午即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从此时起，浮梁已有志书，撰志者为郑兴，可惜的是修撰者经历没有记载，而志书也早已遗逸。
元代志书1种。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浮梁已由县升为
《浮梁县志》书影州。当时的知州是屠济亨，据他在《志序》中说：“余出守是州之三月，郡刺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州士臧履，袖其先人南徐文学掾廷凤所撰《浮梁县志》一编甚巨，告请于公”，“段公因履所请，遂命吾有司刊梓以传”。这里所说的臧廷凤，为浮梁人。5岁中南宋理宗景定壬戌年（公元1262年）童科，长益嗜学，博极群籍，曾教学镇江，学者称他为梧岗先生。所撰《浮梁县志》是他“承命（承段清泉之命）以来，周游历览，采残碑断简之所载，参遗黎故老之所误，述前所闻，记后所见，幸而成编。风俗沿革之异，贡赋土产之宜，与夫文人才子，闻望后先，无不备载而录焉”。因此屠济亨赞扬说：“今得臧君所为书，不出户而方百里地在吾目中，诚为政之一助也，后有览者，其毋忘臧君。”这部志书始修于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刊刻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明洪武初年，因“兵火之余，十存一二”，后已全逸。
明代，多次纂修《浮梁县志》，是志书兴盛时期。现已知的共有5部。明初，邑士徐逊字士谦，摭拾草就志稿。朱昭说：对“元之典故，悉无所考；我朝名宦事物，皆所未载。无乃循袭旧闻而已”。但是徐逊所撰志稿并未刊行，因而也未流传。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皇帝下诏修志，知县程励也认识到“兵燹二十余年，文籍无一存者，则吾县志之作不可后也”。于是延请邑庠计希孟重纂县志，并亲自作序。计希孟，下义合都人，曾任淳安教谕，他受聘后，虽“广询博访，摭拾不遗”，但终失之过略。所以朱昭在志序中发出嗟叹说：“嗟乎！徐志颇详而失之乏，计志从简而失之略，观者无不歉焉。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知县王澄请了邑士汪源、朱昭续修县志，“访采而续正之”。三年后，王澄以事去任，汪源去世。修志暂时搁笔。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清皇朝编纂《大一统志》，制定凡例，颁布中外。县内典教袁吉、司训唐敏和邑儒方子剡又请朱昭披采编集。朱昭，浮梁县城北隅人，“结识故宾，有文艺，不求仕进”，他与本邑金羽成、郑景昭、李贵清、计咏、王敏、冯诚等恪遵上命，日夜编修，“凡事之有关于世教者，与夫山川、风俗、文章、宦迹，具载毕举，大无不包，细无不录。殆见昔之亥豕者，灿然复明；曩之淹没者，暸然在目。视前之缺略者，大有经庭矣”。训导唐敏在志序中评说：“今浮梁之志，始于沿革，而终于诗文，事事物物，靡所不载，其间之益于治道者，如古今名宦，忠孝节义之类尤多。”这部志书虽好，但没有流传下来。
嘉靖年间，汪宗伊任浮梁知县。汪字子衡，崇阳人，进士。他亲自主持编修《浮梁县志》。本邑进士卢琼在志序中说他“未尝释卷，乃披阅群书，咨诹众论，取旧志规之”，经汪手所成的志书，分记、表、志、传四纲，对旧志则“烦者删之，脱者补之，抵牾者辨之，讹谬者厘之，至于诸传之立，善善恶恶，发潜抑溢，而酷吏悖民，皆他志之所讳而未有，读是志者，一邑之事，如指诸掌，而畏恶从善之心，亦将惴惴焉”。可见这部志书有它的特点，可惜的是原书后来亦毁于兵火。
明朝最后一部《浮梁县志》是万历年间知县周起元纂修的。周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进士。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来浮梁后，“吏事稍闲，检遗志于断简”，并看到“浮地控吴楚，秀气旁魄，灵物轮兴，居圉中最邑也，安可逸数十年事于无纪”。经他亲自修成的志，“纲凡八，目六十有四，先天地之宜，次养教之权，次司牧之任，次人伦之宗，而以艺文贲起其终焉”。这部志书“考其汇所增者、所省者、所逸者，各居三之一”。邑进士黄龙光赞周“慨然以易风俗、修废坠为己任”，他亲自修纂的志书，“其取类也赜，其称名也核，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其所因革犁然。可知其善志也”。周后来调走，志书后亦失逸。
明代虽修有以上几种志书，可是无一存者。至清代所修纂的志书，据资料介绍，已知目录共有7种：
一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浮梁县志》，由知县王临元主修，曹鼎元等纂修。王临元字戒初，山东聊城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来浮梁任知县。十二年初，奉檄纂修县志。因为《浮梁县志》自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以后，就“缺而不存者六十余年”。于是，王临元“延耆硕，购遗编，集馆而雠校之”。同时要求做到“删繁就简，言必征实。凡徭赋之必详其旧，山川之必审其名，城廓、宫室、学校、仓廪、建置之必考其沿革源流。与夫高贤、名宦、嘉言、懿行、孝子、节妇、逸士、方使可以表正人伦、扶掖风俗，旧志未备，后来所日增者，寸长必录，片善兼收。毋虚美，毋遗行，编纂成帙，为一邑全书”。该志据前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史彪古在序中说：“所备辑条目燥然简而瞻，详而不烦，质而不俚。”但不久，即遇到了寅卯之变（即康熙甲寅、乙卯年间的反清运动），志书烬于兵燹，所以这部志书传世稀少，在浮梁境内已无此版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记载，该志现存卷一、三、四、六、七，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胶卷）。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的《浮梁县志》为通判摄浮梁县事的陈清主修，邓焜、周之文纂。陈清看到前志因兵火之灾“旋遭灰烬，版籍荡析”，“一邑之志，灭没不彰，罔所取衷，此亦戛兹土者之咎也”。于是与教谕邓烷、训导周之文等“相与慨然兴复，捐俸修之，邑士大夫咸乐为助。属诸生李缉奇、俞日旦、李玑、李志先、鲍宗昌、姚日昭等分类编纂”，陈清则与邓炖、周之文亲自裁定（见知府黄家遴序中所述）。这部志书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本的《浮梁县志》。全书共9卷，但据志书后所说：“兹所续者，沿旧增新，详略咸宜，另成一卷，附前志之末，以成全书，庶足供珥笔者之采择矣。”可见前八卷补辑重刻是十二年本的内容，而第九卷是续志，亦即新增内容。这部县志底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国内只有微缩胶卷。1980年景德镇市图书馆清理古本书时，发现有康熙二十一年刻本的《浮梁县志》，并经省确认为国内一部珍贵的善本孤本地方志。在这部志书内，首先发现有“陶政”一目，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史及制瓷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沈嘉徵任知县。沈字怀清，浙江山阴人，由乐平令调补浮梁，守清政勤，性尤恺悌。“独念县志久未续修，岁月既深，恐遂坠逸，乃集邑中绅士，敦请名宿，共为是书。”稿半脱，即升调粤西象州牧，由丁一凤继续其事，但无暇顾此。七年，李洊德来任知县，才把志书完成。沈嘉徵为修志事，曾商之于邑进士汪燻。据汪燻序中所说：“辞不获已，勉从侯后，遂破成范而为之。”这部志书经历沈嘉徵、丁一凤、李溶
清光绪粉彩长颈瓶德才修成。始修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冬初，结束于七年春杪，为期只有4个月。该志书“所次表二、志十、列传六、杂记，通旧序与图，为书凡二十卷”。因此这部志书为沈嘉徵、李洧德修，汪壎纂。七年（公元1742年）的《浮梁县志》，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原本。其版本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毁于火。
知县程廷济修、浮梁训导凌汝绵纂有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刻本的《浮梁县志》。程廷济字肖野，浙江嘉善人。四十四年至浮梁任知县，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聘万年进士王朝翰主纂，设志局于昌江书院，不久王以疾卒，改请凌汝绵董其事。凌是九江府彭泽县人，原任广西柳城县知县，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以浮梁教谕偕补训导。与本邑绅士方鸣、吴以尚、汪玉锦等共同斟酌商榷，参互考订，补所不逮。历三寒暑，至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底，志书始告竣。这部志书共分12卷，另有卷首1卷。志共72目，其中新增的“棚民”一目，是研究浮梁县客家的重要资料。“陶政”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官秩中列有“酷吏”一目，揭露了5个贪婪狠暴的官吏的丑恶面貌，是他志所没有的。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3年），有何浩纂修的《浮梁县志》1卷，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刊行的《浮梁县志》，为乔桂修、游际盛纂。该志始修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乔桂于道光二年调任浮梁知县，下车伊始，就接到省要求修志的通知。于是他礼请御史贺熙龄为总纂，户部主事胡嗣瑗及县儒学督导为分修，“发凡起例，征文考献，五阅月而书成”。此时，贺熙龄离去，胡嗣瑗成进士后，去京供职，纂志的责任落在游际盛肩上。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初，志稿就绪，准备刊刻，因金郑二姓互讼，延搁近IO年，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始刊行。该志为乔桂修、贺熙龄纂、游际盛增补，共分22卷，卷首1卷。该志书名页上虽标有“道光三年重刻”，但实际上是刻于道光十二年。该志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江西博物馆（胶卷）、景德镇图书馆。
清朝最后一次纂修《浮梁县志》，是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由知县胡介寿奉檄纂修的县志。他延请邑中士大夫，参互考订，历8个月编成志稿，但未刊行。原有手抄、底稿，“文革”中被抄家丢失。80年代末，有人从收废品者手中购得3本。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私人介绍，只购得同治年间志稿手抄残本3卷。有资料介绍说：民国时，蔚挺图书馆曾购得胡介寿主修的《浮梁县志》稿一部，但至今仍末找到。
由上可知，浮梁修志者有客籍人，有本籍人，然古代主修者均为客籍人，因为古例知县概由客籍人担任，而纂撰者大多为本籍人。浮梁在外修志者亦不乏人，如宋代，县之法京都（今龙潭一带）张僵字成之，在知邓州时创修《邓州志》。明代县之北隅人程廷棋字献之，任广西右布政使时，修纂《广西省志》。明陈大绶字瑞卿（或曰长卿）曾任兵部郎中和太仆，告养归里，清苦自甘，授徒讲学。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饶州府志》，是他亲自所定的。清代詹槐芬，字允植，任源武知县，清慎自守，一尘不染，以恬淡早退，归休林下。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参与修《饶州府志》。邓梦琴，字篑山，下芦田都人，在陕西任洵阳、宝鸡知县时，曾先后修纂《洵阳县志》和《宝鸡县志》，升汉中知府后，曾主持修《汉中府志》。这些志书修纂者，付出了自己的智慧与辛勤，为各地方志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