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是一部较全面地记述我国固有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成就的科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专写陶瓷烧造的《陶埏》，列为该书的第七卷。在这一卷中，又有专述《白瓷》并附《青瓷》一节，插有5幅有关瓷器烧造的绘图。这些文图都与景德镇瓷器有关，是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的宝贵历史资料。
宋应星是何许人？他是何时与景德镇瓷器结下不解之缘的？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宋应星是江西省奉新县雅溪乡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约卒于康熙初年，享年80多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兄弟四人，名应升、应鼎、应星、应品。应星从小聪敏好学，记
宋应星像忆力过人。据说他与大哥同学，设馆的塾师规定他们每天早上读新课文7篇。宋应星总是贪睡晏起，有一天被老师发现了，刚好他哥哥已经背完了书，老师便责问应星为何不早起读书。宋应星也不辩解，便脱口琅琅背诵起来。先生很奇怪，问他，“你没读书，何以能背诵？”应星便恭恭敬敬回答说：“哥哥背书时，我刚醒过来，听到一遍便记住了。”先生很欣赏宋应星的聪敏和记忆力，从此以后，对他另眼看待。后来兄弟二人又受业于另几个先生。宋应星对“十三经传”、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都能博览采取，吸收其中精华。同时对史记和诸子百家都很熟悉，可称得起“才大而学博”。
宋应星在28岁时（公元1615年），到南昌参加乡试，名列第三，中了举人。以后几次到北京参加会试，由于他思想活跃而开放，许多观点不合当时官府和御用文人的口味，虽然才华出众，却屡试不第。但他没有因科举仕途的失败而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振作，致力于科技和自然哲学著作。他49岁时（公元1636年），写成《野议》、《画音归正》、《原耗》等文集；50岁时完成《天工开物》一书，同年写成《论气》、《谈天》；53岁（公元1640年）写完《思怜诗》。这些著作除逸失者外，都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天工开物》这一科学巨著，是宋应星在50岁时完成的。按照其年表展示，此时宋应星正在分宜县任教谕，他已无意于功名，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部书初刻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是他的同学和同榜举人涂伯聚帮助完成的。由于这本书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了我国300多年前劳动人民在农业和手工业实践经验和重大的技术成就，因而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如在国内有清代的《物理小识》、《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政》、光绪《云南通志》、《植物名实图考》、《格物中法》等书刊加以摘引或引证。在国外，则有日本于1971年出版的营生堂翻译刻本；法国于186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古今工业》节译本；德国于1882年出版的《中国植物》也有节译。
进到近现代，《天工开物》越来越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大量引证《天工开物》的资料，称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法国18世纪的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教授等在1953年著成《（天工开物）研究》一书，又在1969年出版了《天工开物》日文译注本，称《天工开物》是
《天工开物》书影“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以都和孙守全教授于1966年出版了《天工开物》英文译注本《天工开物：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在国内，也出版过许多版本。其中有涂伯聚的刻本，刻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有杨素卿的刻本，刻于清初（1644年以后）；有陶湘（号涉园）的刻本，刻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的铅印本；有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的铅字印本；有钟广言（集体笔名）注释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是国内第一个注释本。这一切，说明《天工开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天工开物》与景德镇陶瓷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陶埏》卷来找答案。宋应星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在分宜任教谕3年，大约在此期间，曾到景德镇作过仔细考察。
《白瓷》中总的记述了白瓷、青花、红釉、碎器、干钟粟、褐色杯等瓷器的烧制，还谈到了窑变产品。宋应星在多方面作出比较后，推崇景德镇瓷器，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这里的饶郡，指的是饶州府，明时景德镇属饶州府浮梁县。接着他指出：“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与此同时，他还科学地分析了制瓷技术。他说：“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是说商周时代，礼器用木制造以示庄重。后来才发现了陶瓷土，人工又施展各种技巧，制造出各种陶瓷器皿来。这些器皿有白绢似的肌肤，玉石般的质地。
宋应星在观察景德镇工匠造瓷之后，作了具体记述：“凡造瓷坯有两种。一日印器……一日圆器……”他还详述了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他观察入微，计算准确，如说一器之成：“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讲碎器的制造是：“利刀过后，日晒极热，入清水一蘸而起，烧出自成裂文。
他不仅观察细致，还特别注意本地特色。如说：“凡饶镇白瓷锈（注：釉），用小港嘴泥水和桃竹叶灰调成，似清泔汁，盛于缸内。凡诸器过锈，先荡其内，外边用指一蘸涂弦，自然流遍。”其方法与别处不同。他还记述了许多有关技术性问题，如说装匣，“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钵佳者装烧十余度，劣者一、二次即坏”。烧窑时，“火以十二时辰为足。先发门火十个时，火力从下攻上，然后天窗掷柴烧两时，火力从上透下。器在火中，其软如绵絮，以铁叉取一以验火候之足。辨认真足，然后绝薪止火”。
以上可见，宋应星对陶瓷烧造，从原料掘采淘洗到制造瓷坯、陶瓷绘画、烧窑等许多细节，都有细致描述。这一切，如非亲身深入访问调查，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另外从他的一处音误和笔误，也可看出他曾到过该地：他写道：“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两土和含，瓷器方成。”这里听音有误。同时浮梁高岭村与婺源境只一山之隔，当时也有不少婺源人在此采土，宋氏又把浮梁境误说是婺源。从这一失误，也可知宋氏是亲耳听到土人介绍的。
宋氏注重调查，务求实际，还可从他自己所写的序言中看出。他说：“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籥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这说明他对不务实际，夸夸其谈，醉心于沽名钓誉的人是很厌恶的。他对于要了解天下事物颇具信心，如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但是可惜他也很穷，无力办得更好，所以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只好“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当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词，也说明因受到条件的限制，不然他所写的内容将会更丰富深奥一些。可见宋氏写出《天工开物》这部科学巨著并非偶然，他对陶瓷器的了解也非常深细。他的成就，正说明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深入实际，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因而在360多年前就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科技巨著，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留下了经典文献。
明嘉靖青花八仙葫芦瓶
宋应星是何许人？他是何时与景德镇瓷器结下不解之缘的？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宋应星是江西省奉新县雅溪乡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约卒于康熙初年，享年80多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兄弟四人，名应升、应鼎、应星、应品。应星从小聪敏好学，记
宋应星像忆力过人。据说他与大哥同学，设馆的塾师规定他们每天早上读新课文7篇。宋应星总是贪睡晏起，有一天被老师发现了，刚好他哥哥已经背完了书，老师便责问应星为何不早起读书。宋应星也不辩解，便脱口琅琅背诵起来。先生很奇怪，问他，“你没读书，何以能背诵？”应星便恭恭敬敬回答说：“哥哥背书时，我刚醒过来，听到一遍便记住了。”先生很欣赏宋应星的聪敏和记忆力，从此以后，对他另眼看待。后来兄弟二人又受业于另几个先生。宋应星对“十三经传”、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都能博览采取，吸收其中精华。同时对史记和诸子百家都很熟悉，可称得起“才大而学博”。
宋应星在28岁时（公元1615年），到南昌参加乡试，名列第三，中了举人。以后几次到北京参加会试，由于他思想活跃而开放，许多观点不合当时官府和御用文人的口味，虽然才华出众，却屡试不第。但他没有因科举仕途的失败而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振作，致力于科技和自然哲学著作。他49岁时（公元1636年），写成《野议》、《画音归正》、《原耗》等文集；50岁时完成《天工开物》一书，同年写成《论气》、《谈天》；53岁（公元1640年）写完《思怜诗》。这些著作除逸失者外，都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天工开物》这一科学巨著，是宋应星在50岁时完成的。按照其年表展示，此时宋应星正在分宜县任教谕，他已无意于功名，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部书初刻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是他的同学和同榜举人涂伯聚帮助完成的。由于这本书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了我国300多年前劳动人民在农业和手工业实践经验和重大的技术成就，因而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如在国内有清代的《物理小识》、《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政》、光绪《云南通志》、《植物名实图考》、《格物中法》等书刊加以摘引或引证。在国外，则有日本于1971年出版的营生堂翻译刻本；法国于186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古今工业》节译本；德国于1882年出版的《中国植物》也有节译。
进到近现代，《天工开物》越来越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大量引证《天工开物》的资料，称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法国18世纪的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教授等在1953年著成《（天工开物）研究》一书，又在1969年出版了《天工开物》日文译注本，称《天工开物》是
《天工开物》书影“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以都和孙守全教授于1966年出版了《天工开物》英文译注本《天工开物：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在国内，也出版过许多版本。其中有涂伯聚的刻本，刻于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有杨素卿的刻本，刻于清初（1644年以后）；有陶湘（号涉园）的刻本，刻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的铅印本；有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的铅字印本；有钟广言（集体笔名）注释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是国内第一个注释本。这一切，说明《天工开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天工开物》与景德镇陶瓷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陶埏》卷来找答案。宋应星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在分宜任教谕3年，大约在此期间，曾到景德镇作过仔细考察。
《白瓷》中总的记述了白瓷、青花、红釉、碎器、干钟粟、褐色杯等瓷器的烧制，还谈到了窑变产品。宋应星在多方面作出比较后，推崇景德镇瓷器，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这里的饶郡，指的是饶州府，明时景德镇属饶州府浮梁县。接着他指出：“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与此同时，他还科学地分析了制瓷技术。他说：“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是说商周时代，礼器用木制造以示庄重。后来才发现了陶瓷土，人工又施展各种技巧，制造出各种陶瓷器皿来。这些器皿有白绢似的肌肤，玉石般的质地。
宋应星在观察景德镇工匠造瓷之后，作了具体记述：“凡造瓷坯有两种。一日印器……一日圆器……”他还详述了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他观察入微，计算准确，如说一器之成：“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讲碎器的制造是：“利刀过后，日晒极热，入清水一蘸而起，烧出自成裂文。
他不仅观察细致，还特别注意本地特色。如说：“凡饶镇白瓷锈（注：釉），用小港嘴泥水和桃竹叶灰调成，似清泔汁，盛于缸内。凡诸器过锈，先荡其内，外边用指一蘸涂弦，自然流遍。”其方法与别处不同。他还记述了许多有关技术性问题，如说装匣，“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钵佳者装烧十余度，劣者一、二次即坏”。烧窑时，“火以十二时辰为足。先发门火十个时，火力从下攻上，然后天窗掷柴烧两时，火力从上透下。器在火中，其软如绵絮，以铁叉取一以验火候之足。辨认真足，然后绝薪止火”。
以上可见，宋应星对陶瓷烧造，从原料掘采淘洗到制造瓷坯、陶瓷绘画、烧窑等许多细节，都有细致描述。这一切，如非亲身深入访问调查，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另外从他的一处音误和笔误，也可看出他曾到过该地：他写道：“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两土和含，瓷器方成。”这里听音有误。同时浮梁高岭村与婺源境只一山之隔，当时也有不少婺源人在此采土，宋氏又把浮梁境误说是婺源。从这一失误，也可知宋氏是亲耳听到土人介绍的。
宋氏注重调查，务求实际，还可从他自己所写的序言中看出。他说：“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籥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这说明他对不务实际，夸夸其谈，醉心于沽名钓誉的人是很厌恶的。他对于要了解天下事物颇具信心，如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但是可惜他也很穷，无力办得更好，所以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只好“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当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词，也说明因受到条件的限制，不然他所写的内容将会更丰富深奥一些。可见宋氏写出《天工开物》这部科学巨著并非偶然，他对陶瓷器的了解也非常深细。他的成就，正说明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深入实际，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因而在360多年前就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科技巨著，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留下了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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