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20世纪70年代，景德镇市图书馆在整理收藏的古籍时，首次发现了本市的一部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嗣后于1980年11月20日经江西省古籍善本书目验收小组鉴定，认定是国内的一部珍本的地方志。这部孤本、善本地方志书，内分舆地、天文、建置、赋役、官师、选举、人物、艺文及续志九卷。全志对浮梁（景德镇）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土人情、陶瓷生产都有具体记载。这本志书的特别之处，是其中附有一篇蒋祈《陶记》，是景德镇市也可说是全国最早系统地、全面地记述陶瓷的专著，为研究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乃至我国17世纪手工业发展史和世界陶瓷发展史，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蒋祈《陶记》全文只有1000多字，但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因而引起国内外陶瓷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据有关资料介绍，此记早传至国外。1910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巴沙尔(S．M．Bwshell)的《中国的陶瓷》曾作过英文的节译。1937年，日本《陶瓷》杂志第九号发表了尾崎洵盛的日文译注本。在国内也有些专家、学者对此作了研究。《湖南陶瓷》于1979年第一期刊登了傅振伦先生编撰的《蒋祈（陶记）译注》。在景德镇市内，也有人对此作了研究。1981年，《景德镇陶瓷》曾登载白琨的《宋·蒋祈（陶记）校注》。1984年，《景德镇陶瓷》登载了熊寥的《蒋祈，陶记》附校注，嗣后又在其所著《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予以阐述。他们在作了大量考证之后，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由于看法不同，便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原著作的写作年代，白琨等认定为南宋；熊寥则认为是按原志书所载，应是元代作品。双方各抒己见，并都作了校注和译文。现将《陶记》原文照录。
   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窑之长短，率有“甏”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而火堂、火栈、火尾、火眼之属，则不入于籍。陶甿食土，不受艺佣，埽赁窑主以相附合谓之“甏”。土坯既匣，垛而别之，审厥窑位，以谨布置，谓之“障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牌、火愿迭相出入，谓之“报火”。一日二夜，窑火既
  蒋祈塑像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异差互，官则有考，谓之“店簿”。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谓之“非子”o其窑之纲纪大略有如此者。
  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槟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锈、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炉之别：日猊、日鼎、日彝、日鬲、日朝天、日象腿、日香奁、日桶子；瓶之别：日觚、日胆、日壶、曰净、日栀子、日荷叶、日葫芦、日律管、日兽环、日琉璃。与夫空头细名，考之不尸而足，惟贩之所需耳。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掉”。黄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所谓器之品数，大略有如此者。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复不易操，则有“火房”。火事将毕，器不可度，探坯窑眼，以验生熟则有“火照”。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比壬坑、高砂、马鞍山、磁石堂厥土、赤石，仅可为匣，模工而杂之以成器，则皆败恶不良，无取焉。攸山，山槎灰之制釉者取之，而制之之法，则石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或覆、仰烧焉。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名不相紊。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其周防可谓密矣。夫何昔之课赋优裕，而今之事于此者常怀不足之虑也？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葺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则权官可以逭责，反是则谴至矣。
  予观数十年来官斯土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盖尝推求其故，则有由矣。窑家作辍，与时年丰、凶相为表里一也；临川、建阳、南丰他产有所夺二也；上司限期稍不如约，则牙校造门以相蠢蚀三也；狱失其校，权官散分，迩来猾商狡侩，无所惮怖四也；土居之吏，牢植不拔，殆有汉人仓、库氏之风五也。官之懵者，吏掣其肘；一有强明自任，则吏结豪驵之民，诡辞上官，必使惩之更而后已。官不少察，事势轻矣，此重可为太息者也！
  《陶记》书影尝记《容斋随笔》载，昔之守令不市陶器，父老所传仅二人焉。呜呼！何辽绝耶？容斋所记可以尽信否耶？何今未有继也！又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时耶？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而土风日以荡耶，“一里窑，五里焦”之谚语其龟鉴矣！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然河滨之陶，昔人为盛德所感，故器不苦窳。庸讵知今日董陶之器不可以复古耶？是又非予所得而知也。
   以上是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所载《陶记》。
  志书中所载蒋祈《陶记》，已如前所述。其中康熙二十一年本未注明时代，而乾隆七年本则注明为元代，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沿袭这一说法。自1981年刘新园发表《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论证《陶记》是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公元1214-1234年）伺的著作之后，白琨又对《陶记》作了校译，曾在陶瓷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1984年，熊寥针对刘文的论点进行论辩，发表《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的论文，推断其写作年代是元至治壬戌到泰定乙丑年（公元1322-1325年）之间，他们的论辩，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傅振伦、冯先铭、陈万里、夏鼐、邓白等先生也都对此表态，他们有的同意刘文的观点，有的则赞成熊文的说法。这场关于《陶记》的著作年代并由此而及其他的争鸣，至今仍在争辩中。目前仍只能是两说并存。
   这次学术上的争鸣，效果是良好的。
  其一，对蒋祈《陶记》的重要性取得了共识。全国学术界都认为《陶记》是中国历史上一篇记述瓷都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原料产地、生产关系、制造过程、窑场建筑、窑器品种、瓷器贸易等情况的重要文献，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专论，它全面系统、言短意赅，启人蒙喷，发人深省，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宣扬了《陶记》的作用和意义。过去很少有人知道《陶记》，而且由于专业技术术语较多，一般人不容易看懂。通过这次争鸣，对原文作了校注、翻译，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从而使大家能看得懂，了解有关知识，起到了宣传、普及的作用。特别是这是一次将景德镇古代陶瓷专著公布于国人、公布于世界陶瓷学术界的做法，对弘扬陶瓷文化，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同时《陶记》对于今后进一步研究景德镇古代瓷器史，对于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科技史、经济史，进而为研究世界陶瓷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第三，开启景德镇市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史料中历史研究的依据”，“真理愈辩愈明”，刘、熊二位都道出了自己的心得。他们深入钻研，引经据典，写成文章，用史料来说明白己的观点，平心静气，以理服人。这种对待学术讨论的态度，不仅开启了本市学术争鸣的新风，也为后来者起到了示范作用。相信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全市乃至全国陶瓷学术界的努力下，必将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