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北宋时，商品经济有进一步发展。据《宋史·地理志》，江南东、西两路有“茗芬、冶铸、金帛、杭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这说明南方大片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已成为商品资源的主要供应地，是全国经济和财赋的重心。
经济的发展，商业城市也随之增多。据《文献通考》所载，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全国各州商税额，40万贯以上有3处，即东京（开封）、兴元（汉中）、成都；20万贯以上有5处，包括蜀（重庆）、彭（彭县）、永康、梓（三台）、遂（遂县）。其他10万贯以上有19处，5万贯以上有30处；5万贯以下、3万贯以上5l处，3万贯以下、l万贯以上有15处；1万贯以下、5千贯以上有35处；5千贯以下有73处，共计310处。虽然商税是以州为计算单位，但毕竟是在州治范围内以城市和镇市为主征收的。由此可见宋时商业城市的发达。商税的分配：40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虽只占1/3，但是20万贯的城市，南方占100%；10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占95%；5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占60%。很明显，商业城市的增多，南方占了主要地位，这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反映。
当时浮梁县、景德镇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浮梁县商税为5475贯957文，景德镇3337贯957文。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浮梁县的商税是包括景德镇还是分别计算的，但总的看，都是在全国35处之内。如果县含镇，则景德镇的商税为县的60.9%；如果分别计算，则景德镇的商税占两者总和的37.87%。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市场的繁荣程度和它在全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宋时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种。《宋史·食货志》所说：行者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应算货物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收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这就是说，按当时规定，凡行商贩运货物通过税关要抽2%，而坐商住地卖货的要值百抽三，偷税、漏税一经查获，没收其1/3。其时，景德镇的商税达到3300多贯，说明景德镇的坐商占有相当比例，已有固定的商业街道，成为浮梁县的商税重要税源地。虽然镇与县治分离，相距10公里，在经济上却远远超过县。在行政上镇仍隶属于县，这只是地理环境所造成。
按宋室规定：凡州县皆置务，关镇
《宋会要辑稿》书影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宋史，食货志》）所以当时官府很看重景德镇这个既产名瓷，又能征收可观商税的陶瓷手工业小镇。于是饶州府和浮梁县具文上奏皇朝，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综，物货荟萃，隐然有都会风，几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立机构以资管理。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获准“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博易即交易、贸易，务是宋代管理贸易及税收的机关。务不设在县城而设在景德镇，并且标明是瓷窑博易务，足见当时景德镇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陶瓷则是主要产品和商品。所以后来清代修撰的《浮梁县志》上有“宋设监务厅，在县治之南”、“宋设景德镇监务”的记载。监是宋代特别行政区划名，于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设置。其中有一种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景德镇监务从字面上说是监督陶务（瓷窑博易）之意，因
北宋青白瓷胡人牵马俑陶瓷而设与县同级的监务，可见当时官府对景德镇的重视程度了。
瓷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吸引了至镇谋生的人们，商贩也随之增加。一些农民弃农经工、经商，有的则干脆迁居于镇。后来在一些文人的笔下曾对此有所描述。如宋洪迈在《夷坚志》中有两则记述：
鄱阳萸罔民黄廿七，作小商贾，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到景德镇贩陶器，过湖口，往岳庙烧香。
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一段描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的一个帮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
这些，反映了景德镇的发展。它因瓷业的兴盛而致官府在此置博易务，置务以后也更加促进了景德镇的发展，终于导致以后成为全国瓷业烧造中心。
经济的发展，商业城市也随之增多。据《文献通考》所载，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全国各州商税额，40万贯以上有3处，即东京（开封）、兴元（汉中）、成都；20万贯以上有5处，包括蜀（重庆）、彭（彭县）、永康、梓（三台）、遂（遂县）。其他10万贯以上有19处，5万贯以上有30处；5万贯以下、3万贯以上5l处，3万贯以下、l万贯以上有15处；1万贯以下、5千贯以上有35处；5千贯以下有73处，共计310处。虽然商税是以州为计算单位，但毕竟是在州治范围内以城市和镇市为主征收的。由此可见宋时商业城市的发达。商税的分配：40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虽只占1/3，但是20万贯的城市，南方占100%；10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占95%；5万贯以上的城市，南方占60%。很明显，商业城市的增多，南方占了主要地位，这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反映。
当时浮梁县、景德镇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浮梁县商税为5475贯957文，景德镇3337贯957文。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浮梁县的商税是包括景德镇还是分别计算的，但总的看，都是在全国35处之内。如果县含镇，则景德镇的商税为县的60.9%；如果分别计算，则景德镇的商税占两者总和的37.87%。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市场的繁荣程度和它在全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宋时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种。《宋史·食货志》所说：行者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应算货物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收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这就是说，按当时规定，凡行商贩运货物通过税关要抽2%，而坐商住地卖货的要值百抽三，偷税、漏税一经查获，没收其1/3。其时，景德镇的商税达到3300多贯，说明景德镇的坐商占有相当比例，已有固定的商业街道，成为浮梁县的商税重要税源地。虽然镇与县治分离，相距10公里，在经济上却远远超过县。在行政上镇仍隶属于县，这只是地理环境所造成。
按宋室规定：凡州县皆置务，关镇
《宋会要辑稿》书影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宋史，食货志》）所以当时官府很看重景德镇这个既产名瓷，又能征收可观商税的陶瓷手工业小镇。于是饶州府和浮梁县具文上奏皇朝，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综，物货荟萃，隐然有都会风，几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立机构以资管理。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获准“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博易即交易、贸易，务是宋代管理贸易及税收的机关。务不设在县城而设在景德镇，并且标明是瓷窑博易务，足见当时景德镇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陶瓷则是主要产品和商品。所以后来清代修撰的《浮梁县志》上有“宋设监务厅，在县治之南”、“宋设景德镇监务”的记载。监是宋代特别行政区划名，于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设置。其中有一种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景德镇监务从字面上说是监督陶务（瓷窑博易）之意，因
北宋青白瓷胡人牵马俑陶瓷而设与县同级的监务，可见当时官府对景德镇的重视程度了。
瓷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吸引了至镇谋生的人们，商贩也随之增加。一些农民弃农经工、经商，有的则干脆迁居于镇。后来在一些文人的笔下曾对此有所描述。如宋洪迈在《夷坚志》中有两则记述：
鄱阳萸罔民黄廿七，作小商贾，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到景德镇贩陶器，过湖口，往岳庙烧香。
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一段描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的一个帮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
这些，反映了景德镇的发展。它因瓷业的兴盛而致官府在此置博易务，置务以后也更加促进了景德镇的发展，终于导致以后成为全国瓷业烧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