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观音阁又焕衰题，新起文昌更整齐。
不作江南雄镇辨，侬家世籍隶江西。原注：“石棣山观音、文昌二阁近时新修，其下通衢，旧有江南雄镇坊，人多疑镇向隶江南，有欲作文辨之者，吾族自宋初即世居镇南门。”
以上是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中的一首，原诗共30首，载乾隆四十八年的《浮梁县志》。这里指出景德镇为江南雄镇，而且过去有江南雄镇坊。其后又在《景德镇陶录》中说过，“其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据本地老人证实，1949年前，见过此坊仍在观音阁，后
石棣山观音阁来不知怎么湮没了。可见景德镇称“江南雄镇”是有根据的。
为什么说是江南雄镇呢？景德镇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城镇，1000多年来，陶瓷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客观需要，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宋代景德镇瓷业进入发展时期，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置镇后，民窑逐渐向昌江之南沿岸靠拢，形成了沿昌江东岸的带状市镇布局。明代以后，镇内人口已达数万，并建造了一批气势宏大、用材精良、雕刻精细的住宅、馆舍和瓷行，至今仍有多处遗存。平行于昌江的前街、后街和垂直于昌江的弄巷，则成为居民生活和瓷业生产、运输的通道。景德镇街区的形成，按过去“瓷业兴百业兴”的说法，应是在宋代。《宋会要辑稿·方域》云：“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如果没有一定规模，官府是不会置镇的，但由于自宋至明的《浮梁县志》均已逸失，其他文献亦没有记载，故其规模无法具体论定。现只能根据一些零星记载予以推断。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学者曾在景德镇市图书馆查阅一些谱谍，其中一些记载可以看出市镇的形成和趋向。如：
“现存敦伦堂《唐原李氏家谱》卷首中便记有其先人李德远于绍兴年间因‘有志于景德之陶业’，以‘景德为业陶都会’，遂迁于镇市之老关帝庙下而居焉。”
“《昌南三桥黄氏宗谱》卷三上《十八桥本支世系》记一世祖黄绍香于宋咸纯（淳）九年癸酉十一月初十日午时迁景德镇十八桥步云芳（坊）。”“吴兴《姚氏宗谱》卷二记姚氏祖姚政，字良佐，‘居祥安之南城，后至唐昭宗天佑甲子，复迁饶州浮南力降水碓湾。生六子。’‘三日仁新迁居浮梁市。四日仁祥……迁浮邑北里，后居程家巷。，此为宋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裔孙姚时彦所记。”
“姚氏宗谱卷二《云龙公渊源录》记姚厥字文厥，生纯（淳）熙七月十五日午时。嘉泰辛酉，迁浮梁里市渡。此由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裔孙撰写。”
“《昌南三桥黄氏宗谱》卷一中《弥驼桥世系》记一世祖黄信，曾任太平府知府，‘孝宗纯（淳）熙八年辛丑致仁’，‘卜迁浮梁南乡延塘山，因往镇受（应为爱）里市渡弥陀桥山明川秀，地土肥饶，因家焉。”’
……
从以上几则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时里市渡至程家巷、十八桥、老关帝庙，都有人居住。而且这些居民都因瓷业而获利，这更吸引了镇区以外的居民。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有：“波阳萸冈民黄七，作小商贾，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到景德镇贩陶器，过湖口，往岳庙烧香。”“饶州市民张霖，居中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
官府还在镇设立了临镇厅，并设一名监镇官，以督造瓷器，进贡京都。《嵩峡齐氏宗谱》中，曾记载仁宗景桔三年（公元1036年）说景德镇窑丞的事。内云：“护公字咸英，生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八月朔旦辰时，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一个窑丞，连续任职9年，足见当时景德镇街区已具一定规模。从浮梁人口增长也可以推想到景德镇区的发展。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人口为6.1万人，宋室南迁后，人口激增，咸淳己已年（公元1269年）增至137053人。元代庚寅年（公元1278年）人口增至192148人。人口增加，镇的区域亦必然会扩大。如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辖匠户400余户，为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设“浮梁瓷局”时的4f占。
据此分析，宋元时期，景德镇街区大体上是纵线为北起里市渡或至石棣山（观音阁），南至老关帝庙或再往南移少许。横线则东起十八桥或杉树巷，西至昌江河岸。这样，则长度南北约8华里，宽度东西约1.5华里。
明清两代是景德镇日趋繁荣兴旺的时期，由业陶都会发展到瓷业城市。因为此时景德镇瓷器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数量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各地商贾纷纷来求，有些外地居民也都纷纷移居于此。明万历年进士王士性所撰《广志绎·方舆崖略》中说：“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又在《江南诸省》中说：“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渤泥青也。”这里景德镇已有雄村十里，到处皆是窑火。同一时期，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形容景德镇是：“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从这些文字描写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的产瓷规模之大，竟成了“四时雷电”镇。
到了清代，镇的规模更加大了。饶州知府王泽洪为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浮梁县志》写序说：“景德镇，屹然东南一雄观。业陶者生于斯，贸陶者聚于斯，天下之大受陶之利，举以景德名。”督陶官唐英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写道：“镇去县治三十里，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及。”到了道光年间，贺善龄写道：陶器之利遍天下，聚而之贾者，常数十万人。其实早在嘉庆年间，景德镇由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13里，而由马鞍山至昌江亦有二三华里。这样一个市镇，又以产瓷名天下，与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并称为中国四大镇，其“江南雄镇”之称自然是当之无愧了。
不作江南雄镇辨，侬家世籍隶江西。原注：“石棣山观音、文昌二阁近时新修，其下通衢，旧有江南雄镇坊，人多疑镇向隶江南，有欲作文辨之者，吾族自宋初即世居镇南门。”
以上是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中的一首，原诗共30首，载乾隆四十八年的《浮梁县志》。这里指出景德镇为江南雄镇，而且过去有江南雄镇坊。其后又在《景德镇陶录》中说过，“其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据本地老人证实，1949年前，见过此坊仍在观音阁，后
石棣山观音阁来不知怎么湮没了。可见景德镇称“江南雄镇”是有根据的。
为什么说是江南雄镇呢？景德镇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城镇，1000多年来，陶瓷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客观需要，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宋代景德镇瓷业进入发展时期，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置镇后，民窑逐渐向昌江之南沿岸靠拢，形成了沿昌江东岸的带状市镇布局。明代以后，镇内人口已达数万，并建造了一批气势宏大、用材精良、雕刻精细的住宅、馆舍和瓷行，至今仍有多处遗存。平行于昌江的前街、后街和垂直于昌江的弄巷，则成为居民生活和瓷业生产、运输的通道。景德镇街区的形成，按过去“瓷业兴百业兴”的说法，应是在宋代。《宋会要辑稿·方域》云：“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如果没有一定规模，官府是不会置镇的，但由于自宋至明的《浮梁县志》均已逸失，其他文献亦没有记载，故其规模无法具体论定。现只能根据一些零星记载予以推断。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学者曾在景德镇市图书馆查阅一些谱谍，其中一些记载可以看出市镇的形成和趋向。如：
“现存敦伦堂《唐原李氏家谱》卷首中便记有其先人李德远于绍兴年间因‘有志于景德之陶业’，以‘景德为业陶都会’，遂迁于镇市之老关帝庙下而居焉。”
“《昌南三桥黄氏宗谱》卷三上《十八桥本支世系》记一世祖黄绍香于宋咸纯（淳）九年癸酉十一月初十日午时迁景德镇十八桥步云芳（坊）。”“吴兴《姚氏宗谱》卷二记姚氏祖姚政，字良佐，‘居祥安之南城，后至唐昭宗天佑甲子，复迁饶州浮南力降水碓湾。生六子。’‘三日仁新迁居浮梁市。四日仁祥……迁浮邑北里，后居程家巷。，此为宋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裔孙姚时彦所记。”
“姚氏宗谱卷二《云龙公渊源录》记姚厥字文厥，生纯（淳）熙七月十五日午时。嘉泰辛酉，迁浮梁里市渡。此由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裔孙撰写。”
“《昌南三桥黄氏宗谱》卷一中《弥驼桥世系》记一世祖黄信，曾任太平府知府，‘孝宗纯（淳）熙八年辛丑致仁’，‘卜迁浮梁南乡延塘山，因往镇受（应为爱）里市渡弥陀桥山明川秀，地土肥饶，因家焉。”’
……
从以上几则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时里市渡至程家巷、十八桥、老关帝庙，都有人居住。而且这些居民都因瓷业而获利，这更吸引了镇区以外的居民。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有：“波阳萸冈民黄七，作小商贾，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到景德镇贩陶器，过湖口，往岳庙烧香。”“饶州市民张霖，居中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
官府还在镇设立了临镇厅，并设一名监镇官，以督造瓷器，进贡京都。《嵩峡齐氏宗谱》中，曾记载仁宗景桔三年（公元1036年）说景德镇窑丞的事。内云：“护公字咸英，生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八月朔旦辰时，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一个窑丞，连续任职9年，足见当时景德镇街区已具一定规模。从浮梁人口增长也可以推想到景德镇区的发展。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人口为6.1万人，宋室南迁后，人口激增，咸淳己已年（公元1269年）增至137053人。元代庚寅年（公元1278年）人口增至192148人。人口增加，镇的区域亦必然会扩大。如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辖匠户400余户，为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设“浮梁瓷局”时的4f占。
据此分析，宋元时期，景德镇街区大体上是纵线为北起里市渡或至石棣山（观音阁），南至老关帝庙或再往南移少许。横线则东起十八桥或杉树巷，西至昌江河岸。这样，则长度南北约8华里，宽度东西约1.5华里。
明清两代是景德镇日趋繁荣兴旺的时期，由业陶都会发展到瓷业城市。因为此时景德镇瓷器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数量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各地商贾纷纷来求，有些外地居民也都纷纷移居于此。明万历年进士王士性所撰《广志绎·方舆崖略》中说：“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又在《江南诸省》中说：“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渤泥青也。”这里景德镇已有雄村十里，到处皆是窑火。同一时期，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形容景德镇是：“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从这些文字描写可以看出，当时景德镇的产瓷规模之大，竟成了“四时雷电”镇。
到了清代，镇的规模更加大了。饶州知府王泽洪为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浮梁县志》写序说：“景德镇，屹然东南一雄观。业陶者生于斯，贸陶者聚于斯，天下之大受陶之利，举以景德名。”督陶官唐英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写道：“镇去县治三十里，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等及。”到了道光年间，贺善龄写道：陶器之利遍天下，聚而之贾者，常数十万人。其实早在嘉庆年间，景德镇由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13里，而由马鞍山至昌江亦有二三华里。这样一个市镇，又以产瓷名天下，与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并称为中国四大镇，其“江南雄镇”之称自然是当之无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