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唐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已经有相当发展。后人描述那时的景德镇瓷器是“体稍薄，色素润”、“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出写《瓷器状》这个史实来。《瓷器状》是唐代大文人柳宗元写的，他为什么写这个“状”？这个“状”与景德镇的瓷器有什么联系？这话还得从柳宗元说起。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人，故人又称他柳河东。在传世的《柳河东集》中，有一篇《代人进瓷器状》。据考证，“状”中所讲瓷器乃是景德镇瓷器，因此很有必要对柳宗元与景德镇瓷器结文字缘的事儿做一点研究。
  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十一月，天寒地冻，北风怒吼。在由长安通往邵州（今湖南省邵阳）的官道上，马蹄嗒嗒，一个青年文官冒着刮面的凄风，神情抑郁地向着邵州方向行进。这个青年文官就是文名喧噪朝野，与韩愈同时倡导明朗朴素的古文，反对形式僵化、浮华空虚的骈体文的柳宗元。他满怀愤慨，日行夜宿，奔赴被贬为邵州刺史的任所。谁知刚走过一半路程，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日，他正行走在路上，只听得两骑快马风驰电掣地跑来。马上人一见柳宗元等，便大喊：“柳大人快来接旨！”柳宗元只好下马跪听宣谕。原来是宪宗皇帝又听了宦官谗言，将柳宗元再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接旨后，只好往永州而去。这一去就在永州呆了十年。
  柳宗元因何遭贬呢？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柳宗元从小聪明好学，博览古今。二十一岁考取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十二年（公元796年）又改考取吏部的博学宏词科。十九年（公元803年）任监察御史里行。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太子李诵继位为顺宗，八月改元为永贞元年。顺宗任用力主革新的王叔文、王伾执政，起用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如减轻赋税，罢除“宫市”，释放宫女、女乐，查办贪官污吏。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老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史家称之为“永贞革新”。柳宗元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也于此时升任为礼部员外郎。可是当改革触及朝廷的财权和禁卫军的兵权时，宦官和守旧势力便联合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迫使得了中风病的顺宗让位给儿子李纯，是为宪宗，改元为元和，权力又为宦官和豪族大官僚所掌握。革新活动只坚持了140天就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王叔文被杀，王伍被贬后病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先后被贬为司马。这就是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且说柳宗元偕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和从学于他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到达永州。永州是现在的湖南零陵县。这个
  柳宗元地方位于湖南和广东、广西的交界处，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荒僻贫困的地区。至于司马这个官衔则是州郡佐吏，其地位还在别驾长史之下，既无具体职位又无官舍，有虚名而无实权，是个闲员。柳宗元初到永州，人地生疏，连个落脚之处都没有。幸而龙兴寺的和尚重巽，久慕柳宗元的文名，便特意邀请他到寺内的闲房中居住。柳宗元见重巽意诚，且龙兴寺“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乃欣然借住该寺的西厢，一行人得以安定下来。
  然而身处荒城、难展抱负的柳宗元，心情是很不安的，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表露：“自予为僇人，居是州，恒惴傈”。“僇人”是说犯罪之人，“惴傈”是惴惴不安，意思是说自遭到贬谪，住在永州，心中一直觉得忧惧不安。这是他当时的心态。不过他因此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的下层，身处人民群众之中，能直接了解民间疾苦，于是常常为诗为文，反映当时的苛政和社会的黑暗现象，抒发自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不屈精神。他曾写下语言犀利、寓意深长的寓言和散文。如在《憎王孙文》、《骂尸虫文》中，无情地鞭笞和愤怒谴责他的政敌们的卑劣凶狠、奸恶阴险；在《笼鹰词》、《行路难》、《牛赋》、《吊屈原文》中，强烈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遂的悲愤；在《捕蛇者说》、《宋清传》中，反映了人民受赋税的重压和悍吏迫害的情景，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他曾写下了一系列刻画入微而又寓意深长的山水游记。他寄情于青山秀水，到处搜奇揽胜，时而西山宴游，时而至钴姆潭及其西小丘，时而在小石潭，时而观石渠，时而游石涧，时而到小石城山。每到一处，都为文记之，被后人誉为神笔的《永州八记》，就是在此时完成的。他曾与一些旧交文友作文字上的联系。或论文答辩，或通讯往来，或诗歌唱和，或为人代笔。在《柳河东集》中，可以看到他代人、为人所写的表、启、状等就有四十余篇，其中多数是在永州写成的。他的作品峭拔俊秀、含蓄精深，为世人所争读，广为传抄。因而后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阳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对他表示了推崇。
  在《柳河东集》中有三篇是与江西饶州有关的。这三篇文章即《答元饶州论春秋书》、《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代人进瓷器状》。其中“状”是专讲瓷器一事的。原来柳宗元与饶州刺史元崔乃是知交，而且与他同时遭贬的韩宣英也在饶州为司马，这从他给元饶州的两次信中可以看到，一次是在《论春秋》中，说：“宗元始至是州（按：指永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一次是在《论政理》中说：“又闻兄之莅政三，举韩宣英以代己。”“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这样的朋友，可见并非一般。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元崔派了专人带着信件到永州见柳宗元。柳宗元见信后，知是饶州要上贡一批瓷器，特请他代写一篇奏章。柳宗元向来人详细地询问了制造瓷器的经过、产品的器形与质量后，答应次日将奏章交来人带回。当晚，经过缜密思考，写成了《进瓷器状》。“状”是一种文体，是下级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这篇“状”被带回饶州，后来连同瓷器上贡到京城皇朝。
   《代人进瓷器状》言简意赅，一共只有80余个字。原文是：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剑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磐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用现代的话说是：臣上奏瓷器若干事。这些瓷器都是工艺精巧的匠人所精工制作，符合规格标准。禀承大德之人的熏陶，自然没有粗劣的产品；融合大和之气而烧制，能够保证坚实纯净。而且没陶瓦器的声音，可称得是美好的典型。可作瑚琏之器，可作磐丹之供。既以质量好为先，也因其中空而有用。谨派某官某人，随表状一起呈进。谨奏。
  这篇状既向皇朝说明了进贡瓷器的精美，也讲述了饶州制造瓷器技艺的巧妙，含而不露，褒而不溢，是柳文中惟一专门描述瓷器的文章，也成为最早记述瓷器的一篇珍贵文献。
   《瓷器状》留传下来了，但成文时间、代何人进状、瓷器产地诸问题，却引起了后人的探讨与争论。
  清乾隆年间，曾做过江西巡抚幕僚的朱琰在他所撰《陶说》中写道：“状不言何器，并不言何人进”，对《瓷器状》提出疑问。其实他的疑问，已经有人作了答复。其一，何器的问题。成书于唐并有柳宗元好友刘禹锡为序的《柳河东全集》原注中说：“公集有元饶州书，在元和八年。饶州尝贡瓷器，此必为
  《代人进瓷器状》书影元崔所作也。”这说明“状”成文于元和八年，是指的饶州瓷器，把时间、何器的问题解答了。其二，何人进的问题。1984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傅振伦先生所著《（陶说）译注》中有了答复。傅先生是陶瓷考古专家、方志学家。他在译注时对一些疑难问题作过考证。他注说，“考此状是元和八年为饶州刺史元崔所作”、“朱琰说此状不言何器并不言何人进，失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朱琰的失误。其三，瓷器产地问题。傅先生在《译注》中列举历史事实，说明饶州窑所指即景德镇窑器，因当时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而且他肯定地说《进瓷器状》是“本镇在景德以前的造瓷文献”。据此，对何器、何人、何地都很清楚了。概言之，“状”中所说的瓷器乃是元和八年，由饶州刺史元崔进贡朝廷的景德镇瓷器。
  《代人进瓷器状》从成文到现在已有1800多年了。这篇最早评说景德镇瓷器的文字记录，是篇值得我们珍视的文献。尽管目前仍有不同说法，但《译注》是重要的一家之言，而且《柳河东集》中的一些内容也证实了这一论点，它应当成为我们研究景德镇唐瓷的一个重要论据。至于唐瓷尚未发现有足够实物可证的问题，相信将来会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