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晏族琉璃世业窑，新平逸事记唐朝。
行人疏免家人役，从此烟消市埠桥。这首《陶阳竹枝词》说的是新平镇不仅盛产陶瓷，而且曾经生产过琉璃，还有过琉璃窑。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端倪，还得从隋代何稠说起。
何稠是湖北江陵人，世是隋代著名的建筑家、工艺家。何稠的父亲叫何通，他的特长是琢磨玉器，能将玉制咸各种各样的用器和玩具。他的叔父叫何妥，是个有名的读书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职务，对音乐很有研究。何稠从小受到父亲和叔父的影响，学习、暖取了他们的特长与优点。他很聪明，“巧思过人”，又刻苦好学，因此能够“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有丰富的知识。何稠还巧于建筑，是个很能干的建筑师，曾为隋炀帝造过行殿、六合城和渡辽水的奇巧浮桥。六合城是一座活动的城垣，周围8里，高10仞（古代以7尺或8尺为1仞），只要用半夜工夫就可以搭成。有一次隋炀帝去攻打一个地方，一夜之间，就在空地上竖起一座城垣。次日早晨，敌方一看这座城垣平地而起，，上面遍插旌旗，站满了甲士，非常惊奇，以为有鬼神相助，吓得不战自退。何稠还改制过仪仗、车舆、辇辂等。他还是个纺织师，波斯人进贡“金绵锦袍”给朝廷，他照样仿造，比波斯的原件还好。他对陶瓷也很有研究，特别在配料和烧成技术方面，总结吸取历代劳动人民的先进经验，加以改进，提高了烧成温度，对陶瓷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何稠介入陶瓷工艺，是从研究琉璃开始的。制造琉璃，本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工艺。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战国墓中有大量琉璃器，且有各种不同的花纹；汉墓中，则小粒和喇叭式的更多，且有琉璃碗及各种装饰品出土，均为中国民族形式和风格。而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如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写道：“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以琉璃杂宝为龟鱼。”西晋崔豹《古今注》中说：’ “孙亮作流（琉）璃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这说明我国烧制琉璃是从战国时就有了的。但后来琉璃制‘法不知何故绝传，到隋代早已经没有了。所以《隋书。何稠传》中说：“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
琉璃瓶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可见何稠对此是有研究并且亲自实验过的。
为了烧制琉璃，何稠曾经来到新平镇采办制造琉璃的原料，还在当地吸取、总结了烧制陶瓷的匠人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据民国时期的《国际贸易导报》载冯和法所写的《中国陶瓷业之现状及其贸易状况》中说：何稠曾亲到江西景德镇采取绿瓷原料，以为制作琉璃之用。何稠既然到景德镇（新平镇），当然不会放弃其亲自选料、烧制的机会。以他的经验就地试作，肯定对当地烧制瓷器的制作技术和烧成温度都会提高，名虽为采办，实则把烧制绿瓷的技术留传在本镇，这就是镇之所以有琉璃窑而且烧制瓷器的技术也有所提高的原因。所以后来日本人中村在《东西文明交通》一书中，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缘此而别生一良果，盖采其术以加精制于陶器，遂为中国名产，数千年专大利于世界之市场，即食此役之赐。”隋代白瓷的成功，与此有联系，而景德镇的琉璃更与此有关。
琉璃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指用铝和钠的硅酸化合物烧制成的釉粃何稠所寻求制造的就是这种。他在景德镇烧制琉璃，从而留下了烧制的技术与设备。据地方志书所载，唐代新平镇（昌南镇）有人制造琉璃且有专烧琉璃的窑。镇上有个地方叫市埠桥（即今十八桥），在住户中有晏姓者，，族中人以烧制琉璃为业者大有人在。族内有个士子叫晏鸿，从小刻苦读书，在唐肃宗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中了进士，放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县治）任司马之职，后升任为行人。行人是掌管朝中传旨、册封等事的官。有一年，朝廷降旨到昌南镇造琉璃上贡，因晏家是专做琉璃的，自然难辞其责。后来烧制的琉璃不合皇朝的要求，责怪下来，要治晏姓匠人的罪。幸得晏鸿在朝中多方疏通，并上疏请求免罪和脱离这一匠籍，得到皇帝的同意，晏族人算逃过一难。晏鸿知道这个行业很担风险，不愿他的族人再继续烧制琉璃，便告诉族人脱离这个行业，停烧琉璃窑。从此以后，“遂废其业”，琉璃烧制技术便在不声不响中绝传了。
关于景德镇琉璃窑的记载，见于乾隆版《浮梁县志》和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中所引《昌南历记》的记述。
在县志中如前所引的诗，是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中的一首，其注云：“唐有晏鸿者，市埠桥人。其族向业琉璃窑，以供应获罪。鸿官行人，不欲族承匠籍，力疏罢免。”
在《陶录》中则写为：“镇在唐代瓷窑之外，又有琉璃窑，为市埠桥盛姓所业。有盛鸿者，登乾元第，为利州司马，擢行人。其族人以敕造不称获罪，鸿疏罢免，不欲其族裔承匠籍，遂废其业。”
两则记述内容相同，惟姓氏有异，一姓晏，一姓盛，而且都出于一人手笔。这究竟是笔误呢，还是刊刻有误呢？无从查证。好在说的只是景德镇琉璃窑的存与绝的问题，姓什么已无关重要了。
上述可知，景德镇的琉璃窑在隋代就有了。以隋大业末年计算，即公元618年，至晏鸿擢行人约在唐代宗初年即762年前后。这就是说琉璃窑在新平镇（昌南镇）存在近150年，这一技艺中途而废，竟使绝艺失传，实在是可惜。
行人疏免家人役，从此烟消市埠桥。这首《陶阳竹枝词》说的是新平镇不仅盛产陶瓷，而且曾经生产过琉璃，还有过琉璃窑。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端倪，还得从隋代何稠说起。
何稠是湖北江陵人，世是隋代著名的建筑家、工艺家。何稠的父亲叫何通，他的特长是琢磨玉器，能将玉制咸各种各样的用器和玩具。他的叔父叫何妥，是个有名的读书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职务，对音乐很有研究。何稠从小受到父亲和叔父的影响，学习、暖取了他们的特长与优点。他很聪明，“巧思过人”，又刻苦好学，因此能够“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有丰富的知识。何稠还巧于建筑，是个很能干的建筑师，曾为隋炀帝造过行殿、六合城和渡辽水的奇巧浮桥。六合城是一座活动的城垣，周围8里，高10仞（古代以7尺或8尺为1仞），只要用半夜工夫就可以搭成。有一次隋炀帝去攻打一个地方，一夜之间，就在空地上竖起一座城垣。次日早晨，敌方一看这座城垣平地而起，，上面遍插旌旗，站满了甲士，非常惊奇，以为有鬼神相助，吓得不战自退。何稠还改制过仪仗、车舆、辇辂等。他还是个纺织师，波斯人进贡“金绵锦袍”给朝廷，他照样仿造，比波斯的原件还好。他对陶瓷也很有研究，特别在配料和烧成技术方面，总结吸取历代劳动人民的先进经验，加以改进，提高了烧成温度，对陶瓷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何稠介入陶瓷工艺，是从研究琉璃开始的。制造琉璃，本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工艺。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战国墓中有大量琉璃器，且有各种不同的花纹；汉墓中，则小粒和喇叭式的更多，且有琉璃碗及各种装饰品出土，均为中国民族形式和风格。而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如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写道：“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以琉璃杂宝为龟鱼。”西晋崔豹《古今注》中说：’ “孙亮作流（琉）璃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这说明我国烧制琉璃是从战国时就有了的。但后来琉璃制‘法不知何故绝传，到隋代早已经没有了。所以《隋书。何稠传》中说：“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
琉璃瓶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可见何稠对此是有研究并且亲自实验过的。
为了烧制琉璃，何稠曾经来到新平镇采办制造琉璃的原料，还在当地吸取、总结了烧制陶瓷的匠人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据民国时期的《国际贸易导报》载冯和法所写的《中国陶瓷业之现状及其贸易状况》中说：何稠曾亲到江西景德镇采取绿瓷原料，以为制作琉璃之用。何稠既然到景德镇（新平镇），当然不会放弃其亲自选料、烧制的机会。以他的经验就地试作，肯定对当地烧制瓷器的制作技术和烧成温度都会提高，名虽为采办，实则把烧制绿瓷的技术留传在本镇，这就是镇之所以有琉璃窑而且烧制瓷器的技术也有所提高的原因。所以后来日本人中村在《东西文明交通》一书中，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缘此而别生一良果，盖采其术以加精制于陶器，遂为中国名产，数千年专大利于世界之市场，即食此役之赐。”隋代白瓷的成功，与此有联系，而景德镇的琉璃更与此有关。
琉璃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指用铝和钠的硅酸化合物烧制成的釉粃何稠所寻求制造的就是这种。他在景德镇烧制琉璃，从而留下了烧制的技术与设备。据地方志书所载，唐代新平镇（昌南镇）有人制造琉璃且有专烧琉璃的窑。镇上有个地方叫市埠桥（即今十八桥），在住户中有晏姓者，，族中人以烧制琉璃为业者大有人在。族内有个士子叫晏鸿，从小刻苦读书，在唐肃宗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中了进士，放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县治）任司马之职，后升任为行人。行人是掌管朝中传旨、册封等事的官。有一年，朝廷降旨到昌南镇造琉璃上贡，因晏家是专做琉璃的，自然难辞其责。后来烧制的琉璃不合皇朝的要求，责怪下来，要治晏姓匠人的罪。幸得晏鸿在朝中多方疏通，并上疏请求免罪和脱离这一匠籍，得到皇帝的同意，晏族人算逃过一难。晏鸿知道这个行业很担风险，不愿他的族人再继续烧制琉璃，便告诉族人脱离这个行业，停烧琉璃窑。从此以后，“遂废其业”，琉璃烧制技术便在不声不响中绝传了。
关于景德镇琉璃窑的记载，见于乾隆版《浮梁县志》和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中所引《昌南历记》的记述。
在县志中如前所引的诗，是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中的一首，其注云：“唐有晏鸿者，市埠桥人。其族向业琉璃窑，以供应获罪。鸿官行人，不欲族承匠籍，力疏罢免。”
在《陶录》中则写为：“镇在唐代瓷窑之外，又有琉璃窑，为市埠桥盛姓所业。有盛鸿者，登乾元第，为利州司马，擢行人。其族人以敕造不称获罪，鸿疏罢免，不欲其族裔承匠籍，遂废其业。”
两则记述内容相同，惟姓氏有异，一姓晏，一姓盛，而且都出于一人手笔。这究竟是笔误呢，还是刊刻有误呢？无从查证。好在说的只是景德镇琉璃窑的存与绝的问题，姓什么已无关重要了。
上述可知，景德镇的琉璃窑在隋代就有了。以隋大业末年计算，即公元618年，至晏鸿擢行人约在唐代宗初年即762年前后。这就是说琉璃窑在新平镇（昌南镇）存在近150年，这一技艺中途而废，竟使绝艺失传，实在是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