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山川灵异，毓秀在人。景德镇自古有“几与通都大邑等及”与“十八省码头”之称，是人才荟萃之所。原浮梁臼唐代建县以后，名士如林。但古代传记重本籍，略客籍：重人文，略经济，故多有失传。现按《浮梁县志》所载及采访所得，择其主要者记述如下：
   吴芮薛仲佐程节李椿年佛印汪澈朱貔孙朱宏
   吴迂娥琥戴珊童宾吴十九邓梦琴邓传安闵遴
   江资甫陈安万云鹏程步蟾张浩王琦余金德汪野亭
   王大凡邹如圭曾龙升郑水发吴菊芳刘雨岑王步余昭华
   曾水苟刘五立江长生张士华
  吴芮秦汉间（?～公元前201年）人。吴王夫差七世孙，父申始迁居番地。宋《太平寰宇记》及《昌江风土记》均载：芮生于浮梁东北乡（原属番地）．秦始皇时，芮为番县令。
  吴芮为人性情豪爽，喜交宾客。为番县令时，很得江湖间民心，人们都尊称他为番君。那时天下反秦，群雄并起。有一天，英布来谒见吴芮，劝他起兵。芮见他谈吐不凡，论断有识，便改容相待，后招为女婿，让他相助举兵响应诸侯。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向西进发，在攻南阳时，与吴芮的部将梅钼相遇，便一同去攻下了析、郦（今河南省内乡县）。后来项羽率军入成阳时，自立为西楚霸王，各路义军也都立王。因吴芮曾从入关，封为衡山王，都于朱（今湖北黄岗县）。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因吴芮曾派部将梅目从入关有功，便封吴芮为长沙王，建都于临湘（今湖南长沙县南）。有诏书写道：“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为衡山王。项羽侵夺之，降为番君，今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诸郡，立番君芮为长沙王，钦战惟命！”次年，又诏令吴芮帅兵去安定福建，行至江西的金精山（在江西宁都县西北十五里即石鼓山）病逝。谥为文王。
   吴芮仕汉后，因势小力薄又尽忠守职。所以他是七个异姓王中唯一能兜藩终的，后因没有子嗣，后继无人而国绝。
   薛仲佐字光辅，浮梁新平镇珠山人，唐宪宗元和间（公元806—820年）进士。他生平勤劳谨慎，为官政绩卓著。任县尉时就以作风正派、处理事务果断、严以律己而闻名。其后因公务入朝，路遇成德兵马。成德之兵，军纪松弛，凡朝臣经过境内的，资装往往被掠夺。当薛被成德军队拦阻时，他按剑斥责他们。这些将士把他胁迫至镇见他们的主将，仲佐从容长揖，申辩原由，于是放他入关，后升任山东南经略判官。当时41息武之议，他上奏皇上：“武备不可太弛，文职不可骤致”的建议，被提升兵部员外郎。因与朝臣意见不合，但有关军国事者，都力言之，后被调任武昌节度府判官。宝历年间（公元825~827年）因得罪镇将李祜，被贬陇右催税司，后告假归里。
  程节字信叔，浮梁镇市都人，天资英敏，博学多才。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到京都赴试，路经毫州柳林，见远处飞尘四起，有十几个人骑马张弓奔来，他勒马拉弓发箭，射落对方箭镞。前头一骑急问是什么人？他说：往东京考进士的。那人听后，指挥从属逃跑，并回头咄咄称奇才。第二年，捷登进士，任陇右招讨使推官。曾领精锐骑兵深入敌境数百里，察看地形，探听敌人虚实，以便作好对敌作战的准备．并把详情上报帅府，帅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朝廷也称赞他的才智，升任荆湖转运副使。宋神宗熙宁时，南方骚乱，他单骑领命安抚各地，并说：“示以威不若怀之以德。”不久，乱平定，人人信服。又升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帅桂府，恩义著称于世。后奉命还朝升任枢密院副使。其后南方各部再次骚乱，宋哲宗绍圣中（公元1094～1098年）以节为安抚使，第二次前往，南中复定，从此坐镇广粤。由于政绩卓著，不久任中书侍郎，升右仆射。晚年乞休还乡，加官宝文阁侍制，赐紫金鱼袋，封开国侯。著有《竹溪集》。
   李椿年字仲永，浮梁县丰田都（今界田村）人。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进士，是南宋时赋税制度的改革者。
  初任宁国县宣谕使，负责民事稽考税额，处理得井井有序。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初任支郎中，五年召对，不久任洪州通判，屡迁浙东提举。他有丰富的赋税工作经验，后入朝内为左司员外郎、左司郎中。宋室南渡后，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与金国签署条约，仅有府、州、军监一百八十五，县七百三。由于兵火之灾，人户流徙，地籍破坏，一些“豪民猾吏，因缘为奸，兼并土地”。大地主地多无税，农民交税无田，因而相率逃亡，影响赋税的征收。李椿年了解到这一情况，便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上疏陈列“经界不正”的十大害处：一、侵耕失税；二、推割（税随产走）不得；三、衙前及买扑坊场户，虚供抵挡；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挟佃；六、税籍混乱，争讼口起；七、官吏变卖逃户财产；八、州县隐赋既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诡籍不实：十、田少税多，无人耕买。他提出要实行经界法（清丈土地），核实每户的土地数目，重造税籍，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
  李椿年的奏疏，切中时弊，引起了南宋朝廷的重视，因而被破格升迁，次日即有“尚书左司员外郎李椿年直显谟阁，为两浙路转运副使之命”，并把推行经界法的权力交给了李椿年。李椿年制定了“经界法”二十四条，先到平江（今江苏苏州）试行．并在转运司下设置“措置经界所”，作为推行经界法的执行机关。绍兴十三年（1143年）六月，宋高宗命李椿年为权户部侍郎时，设“户部措置经界所”，把经界法推行到全国。十四年冬因母卒扶柩归里。十七年（1147年）仍召回朝中复原职，并兼直学士院，权吏兵两部，封晋宁郡（今广西容县）开国侯。经过三年，经界法遍达于东南，全国的税籍制度得到了一次统一的整顿，有些地方推行的效果显著。
  经界法是一项改革，触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嫉恨，群起攻击。宋高宗为平息官僚们的愤怨，便以“寝失本意”为由，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冬，下诏免李椿年户部侍郎职。不久，外调至江州、宣州等地。终于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将“左中大夫知婺州”的李椿年罢官。李回乡后，创办新田书院和鄱源教院，教授乡村子弟。著有《易说》和《仲永文集》。李椿年推行经界法虽受到了挫折，但连宋高宗在后来回顾经界法一事时，也不得不承认“经界事李椿年立之，若推行就绪，不为不善，但恐反以为扰”。三十多年后，朱熹在绍熙元年（1190年）上宋光宗的条奏中也说“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也肯定了经界法。
  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经界法不得顺利进行，李椿年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而且由于保守派的偏见，连元代编撰的《宋史》也没有给李椿年立传。但历史是公正的，李椿年和他所推行的经界法的事迹却仍然千古留传。
   佛印 （公元1031—1098年）：俗姓林，小名丁原，浮梁浯溪都人。出家后，名了元，号觉老，又称宝觉禅师。佛印是宋神宗赐的法号。他自幼天资颖悟，五岁能记诸家诗三千篇，邻里称为神童。十二岁到县治城北的宝积寺出家。
  佛印出家后，仍对诗文耕猎不辍，故其文学与佛学造诣都很深，曾云游各地。十七岁（1047年）谒园通讷禅师，被补为书记。十九岁（1049年）在庐山谒开先暹道者，受到暹的称赏。二十八岁（1058年）住江州承天为开先嗣。后又到淮之斗方、润州的金山、焦山，袁州的大仰等寺。元丰中（1078～1085年）主持镇江金山寺；苏东坡每经过镇江，都要与之交谈，至今金山寺尚存有佛印主持兴建的妙高台和苏东坡受佛印所托书写楞伽经的楞伽台，特别是金山寺内还存有苏东坡赠给佛印的玉带，被列为该寺的四宝之一。他曾奉诏进京入官，因讲经称旨，神宗赐紫袈裟及高丽磨衲金钵。
  佛印在浮梁的时间远不如在外地多，但本地亦有不少遗址。如宝积寺、佛印湖、佛印柏等，原来还有“三贤堂”，祀东坡、山谷、佛印像。现除佛印湖外？寺只剩残址。佛印与东坡等常有诗文往来，东坡文集中就有东坡与佛印的诗文书信共十几件，诗文中多互相倾慕之言，说明两人友谊之深。
  明代散文家魏学？伊的《核舟记》中，详细地刻划了东坡、山谷、佛印三人的形象。其中讲：“佛印居右”、“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屈左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右臂挂念珠倚之——珠历历可数也”。
  佛印在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正月四日，一笑而逝，终年六十七岁。由于他生性诙谐滑稽多智，故为那些自命为正统的达官要人所不容，未入正史与高僧传，但他的事迹却散见于野史，传说广为流传。
   汪澈宋徽宗崇宁初年至孝宗乾道初年（公元1102—1165年），字明远，浮梁桃墅人。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为秘书时，奏对称旨，任监察御史，进为殿中侍御史，特赠鞍马。当时，边境侵扰，正值议和，他向朝廷提出“养民、养兵、自治、预备”的建议，认为“靖康之变可鉴”。今将骄卒惰，必须“务选实才，不限资格”，又揭露镇江大将刘宝十罪。时值金国使者高景山寻衅，他上疏认为，天下形势强弱成败是变化发展的，关键是怎样对待。皇上屈己求和，厚赠金银和丝绸等物，而他们反出恶言，侵略我国。希望皇上英明果断，加强防备，布告天下，上下一心，才能同仇敌忾。不久，由御史中丞出为湖北、京西宣抚谕使。他点精兵，战守襄阳重地，敌将刘萼拥兵十万，扬言先取荆南，后夺武昌。他令部将严护武昌，自领兵协江南令吴拱与敌军大战于汉水，敌军溃逃。不久，金主亮死。汪澈要求出兵与荆襄军夹攻，兵还未出发，而金新主罢兵求和。皇帝诏澈入朝为次相，任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共同辅助皇室。孝宗即位，决意恢复被金兵侵占的失地，以澈督军荆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任资政殿学士，不久任枢密使，在任二年。以后曾知鄂州兼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终年63岁，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庄敏”。著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
  朱貔孙字兴甫，浮梁县东高砂人。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进士，授临江军学教授，福州学教授。他曾上书朝廷要求减轻人民负担，惩办邪恶。极论宦寺专权的祸害，后升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在这期间，上疏揭露丁大全弄权误国之罪，申辩学校六名士人的冤枉，建议广泛招聚人才，凝固人心，选择贤良官吏，治理内郡和坚守江南，并严整舟师，加强海边的防守，以防“突至之敌”。当时有人建议迁都，他对皇帝说：“銮舆若动”，就会使一边的“将士瓦解”，而四方的“盗贼蜂起”。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停止了迁都。后在讲筵说到朝臣干扰政务事，触犯了皇帝的旨意，调任大理少卿，又调司农少卿兼太子右谕德，并诏见他乘马赴讲。因谕导得体，太子很感动，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职，因他为诗为文“运笔如飞”，温润典雅。迁宗正少卿、秘书监兼太子左谕德。他遇事敢言，不畏权势。度宗即位后，升右谏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章服犀带。因病向皇上辞职改封吏部尚书，极力辞归乡里。皇帝因为曾受教于貔孙，意欲挽留，临行时，派使者在路旁交错劝说，而他辞归意切。后以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没多久，病逝于袁州。有文集奏议。
  朱宏字元礼，（公元1130～1210年）南宋时浮梁长安都沧溪人。年少时聪明颖悟，读书求理解大义，作诗文以理为主旨。长大后，放弃科举考试，刻苦学习圣贤之书，独尊儒学。因听说国子司业计衡学术渊博，便同弟负笈前往求教。他善于思考，重于实践，对于生死、道德观，无不穷根索源。而“以道为己任”，地方名士重臣，交章荐举，他辞不接受。他与朱熹交游甚密，常切磋琢磨，统一认识。朱熹认为他“高识笃行，鲜与伦比”，并给他题其所居住的地方为“克己堂”，学者也称他为“克己先生”。他平生严肃坚毅，对己要求很严，平时在家也要冠带，对于儒学之外的则目为异端，严格防范。他讲解《孝经》庶人章时说“佛经无益于身心”，对佛学的一些观点反复进行驳斥。准恐学者陷溺其中”。至于阴阳巫占之说，则一概排斥，在他影响下，乡里风俗淳雅，人们勤俭守礼。他还阐述古代冠婚丧葬的礼节，名为《礼编》。
  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他病危的时候，告诫其子说：“我死安葬，祭礼按规定礼节去办，不要听从世俗迷信”。说完，正襟端坐而逝。后世学者赞他说：象朱克己这样信道笃、崇礼严，真是浮梁的“灭明”。他的著作有《四书图考》、《六经义》、《惠绥集》、《有信论异》、《迥涧集》。
  吴迂字仲迂，浮梁县城西隅人，为元代的地方教育家。他天资过人，刻苦钻研理学。由乡试合格后，因对词章训诂不感兴趣，听说饶鲁讲学于双峰石洞书院，便前去就学。饶鲁喜欢他“立志坚确，用功精密”，便尽平生所得知识传授给他。从此，体会更深，实践更充实，渊源广博，精心于教育事业。
  元兵进犯饶州，他退隐于横圹山中。同他一起迁往居住的有十余家，生活都十分困难。但在战乱流离的艰苦环境，他仍然坚持讲学不辍。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知州郭郁请他为州庠师，兼长芗、双溪二书院。他教学程序清楚，训导讲学求法则，课程安排合理，名师出高徒，人才一新。名士乡绅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学者称他为可堂先生。不久，回浮梁县治北的“瑞莲精舍”讲学，从师求教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有名声的如进士郑合生、章谷卿、徐进、汪克宽均来从师求教。
  他年八十而视听不衰，诲人不倦。九十三岁逝世。著作有《易学启蒙》、《诗传》、《众纪书编大旨》、《左传义例》、《左传分纪》、《春秋纪闻》、《孔子世家考异》、《论语谱论》、《孟集注附录》、《论孟众纪》等多种。明代永乐间，朝廷诏令编辑《经书性理大全》，多引用他的学说。
  戴琥字廷节，幼年好学，长有大志。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由州县地方官推举，赴京师任南京监察御史。因平江盗贼蜂起，曾劾罢不称职的两个重臣，又疏论南京大臣在考察下属时任性取舍的过失，后升任绍兴知府。在任期间，他疏浚范仲淹的“清白泉”，以抒发自己的意趣，并以鼓励属下公务人员。他兴办教育，要求学生对至理要义认识明确，身体力行。并增祀乡贤祠，埋兰亭石刻，修葺会稽的宋代陵墓，设守陵人员负责洒扫。遇水、旱灾荒，上疏乞免掉老百姓的上供米。为消除水患，他动员百姓筑堤几十万丈，围海造田四万余亩，老百姓称为戴公堤，又建筑横圹坝，改造盐碱地为良田，建柘林七个闸门，立石刻木告示百姓，按时开闭，蓄水排水，以便排涝。在任期间，减少劳役，调解诉讼，剪灭盗贼，奖励尊老爱幼，救济孤苦危难，消除奸商邪说。当他离开绍兴府那天，百姓不愿他离去，攀号挽留，道路为之堵塞。升任广西左参政后，边陲有盗寇骚扰，他出奇兵镇守，患乱日渐平息。他进而规划边境的防守。适值安南犯界，终于以智取胜，使边界安定。后因病情加剧，便上书乞归故里。所著有《太极图说》、《青峰拾稿》。
  戴珊字廷珍，浮梁县城北隅人。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受湖广秋荐为嘉兴教授，以学识闻名于世。他幼时好学，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试中进士。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任御史，督学南畿十四年，后督学陕西，约束严明，坚持不懈。后历任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在任期间廉洁奉公，终任时，两袖清风，不携带一样土物。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升为右副都御史，在治理湖北郧阳诸府时，土豪劣绅聚集流窜，歹徒抢劫，他即日命令严格训练队伍，自己编制阵营法，严加防范。当时四川伙盗寇越境进入竹山、平利诸县，县守臣害怕不敢追捕，戴珊联合湖北、陕西的军队进行讨伐，捉到他们的魁首，而释放胁从者千余人，事情很快平定下来。
  弘治四年召入京师，历任刑部左右侍郎，办案明允。九年（1496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十三年（1500年）奉命为左都御史，风纪严明，办事认真细致。一次皇帝亲自到大狱，询问情况，怒气冲冲，一些官员都很震惊，戴珊则从容应对，详细分析案情，皇帝才高兴称赞。
  戴珊平时廉洁无私，待人和蔼，公正耿直，不与人苟合。但性情直爽，心无城府，奉职守法，拒绝贿赂，为官四十余年家无余资。凡他所到之处，政绩都有名声，学政更为著名。因为有病，屡次上书乞归乡里，皇帝都挽留不允，并说：目前还未太平，怎么能舍朕离去？戴珊很感动说：“我要死在官任上了”。十八年（1505年）夏，皇帝死，新君刚即位，珊不忍即言去，抱病办事。同年十二月，逝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谥号“恭简”。
   童宾 （公元1567—1599年）字定新，明代浮梁里村人。幼年读书，秉性刚直，父母早丧，遂投9币学艺，在窑厂做工。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监督制造大器青花龙缸，久未烧成。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了“例外苛索”，对窑工进行鞭笞以至杀害，瓷工处境十分凄苦。童宾看到同役瓷工的困苦，非常愤慨，便毅然地纵身跳入火内，以示抗议。同窑的瓷业工人悲愤万分，决心烧好窑内瓷器，表示对童宾的哀悼。第二天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一米，高60多厘米，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当时能烧这样大的器皿，是瓷器烧成上的重大成就。
  童宾投窑焚身以后，余骸葬于凤凰山。童宾之死，激起了瓷业工人的义愤，全镇工匠群起焚烧了税署和官窑厂房。此举吓坏了潘相，偷偷地只身逃走。在瓷业工人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不得不在御器厂的东侧修建“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号之为“风火仙”。现在还一直保留着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童宾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烧炼工人的师祖，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佚手、三侠手、二佚手等各脚窑工形象，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
  清代督陶官唐英，曾命人将明代落选的损器，一口脱底的青龙缸从僧明寺抬到火神祠，筑台高置。并写有《火神传》、《龙缸记》等，记载童宾事迹。瓷业工人中至今还流传着有关童宾的故事。
   昊十九本姓吴，一名吴为，江西浮梁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万历后期（公元1522—1620年之间），是明代以制造高度精巧薄胎瓷器而负盛名的制瓷名家。
  吴十九出生于数代以制瓷为业的家庭，家境清寒，性不嗜利，聪颖博学，工诗善画。他致毕生精力于陶瓷事业，所制精瓷，妙绝人间，自号壶隐道人。他所烧造的瓷器色料精美，诸器皆佳。最著名的有流霞盏，其色明如朱砂，犹如晚霞飞渡，光彩照人。又有卵幕杯，薄如蝉翼，莹白可爱，一枚才重半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四方不惜重价求之。他所制作的壶类，风格典雅，“色淡青，如官、哥器，无水纹”。还造有带朱色的紫金壶，壶底款为“壶隐老人”，因为他制作的瓷器别具特色，所以人们把他烧制瓷器的窑称之为壶公窑。
  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曾记述吴十九的瓷器，并赠诗云：“为觅丹砂斗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沉兰亭九曲泉”。清乾隆年间《陶说》的作者朱琰也题诗追赠：“龙泉兄弟知名久，甄士新裁总后尘，独有流霞在江上，壶中高隐得诗人”。这些都说明吴十九所造瓷器为人所珍视。
  故宫博物院藏有昊十九所作壶公窑娇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日：“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万历吴为制”。1973年，在景德镇市境内出土了一块吴十九兄弟“吴昊十”的墓志。这是一块世所少见的青花瓷圆形墓志，直径22厘米，志文以青料盘书，共362字。从中可推知昊十九的姓氏与身世。
  邓梦琴字虞挥，浮梁人，少有抱负，智慧超群，读书一目十行，为文提笔立就。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授四川綦江县知县。两次代行处理江津事务，因平反了三件冤案而名声大振。其后继母病逝，服丧、侍奉父亲，家居十余年。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任陕西洵阳县知县。洵阳是个五方杂居的地方，盗贼纷扰。为铲除奸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旅店设册登记来往客人，经商船舶要置有牌照，并加强循环连络，使方圆数百里，山行水宿，秩序井然，社会安定。遇饥荒的年岁，动员富商农户平价出卖粮食，惩办抬高价格和高利盘剥，救活了不少灾民。当时有些棚民开垦荒山，造成产权纠纷，他给调解，约定以五年为期由旧主偿还开垦费，期满后将土地退回，使双方都满意安心。山南各县历年开垦土地，府郡告示要增加赋税。梦琴则陈说垦民刀耕火种，居住不能固定，不可确定赋额，因而息罢了这种作法，使流民安定。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调任宝鸡县令，宝鸡是川陕交通要道，他到任后，即整饬驿站，使不增加民间负担，并领县民疏浚县东的利民渠，引淠水入渭河，灌溉田地五千多市亩。南北注渭渠道都逐步疏通，百姓日渐富饶。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他升任商州知州。五十六年署西安府处理事务，仅两月，就处理了十分之六的积案。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升任汉中府知府，后因病引退回乡。
  他自少时攻读洛闽理学，故他所到的地方都以振兴文教为先。为官二十余年，除书以外，别无他物。著有《洵阳县志》、《宝鸡县志》、《史记书后》和《柑亭文稿》十二卷，别稿四卷，诗稿十卷。因积劳成疾，回归故里。
  邓传安字旰原，邓梦琴的儿子。少有抱负，十四岁时，能诵十三经，并强记无遗。善于写古文，有名于时。清仁宗嘉庆时中进士，历任福建知县及罗源、武平、闽县知县，铲除强暴，救济灾民，颇有政声。任鹿仔港理番同知，番地风俗好斗，往往持刀寻衅。传安与他们制定九条规约，并反复宣传严格遵守，番人很服他的威德。任台湾知府后，当地有一伙人结派烧杀掠夺，府内同仁都害怕不敢说话和进行治理。传安定下计策，迅速除灭首犯，得到上官的倚重。由于他才能出众，政绩显著，曾两次摄任台湾知府。不久代理台澎道兼提督学政，收徒讲学。很多名流学者与他交游甚密，称他为古严先生。
  闵遴字登云，浮梁县城西隅人。天资敏慧，童年已入县学，二十岁得中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举人。因念父母年岁已高，侍奉双亲二十多年。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初，出任四川大宁盐课使，勤于工作，铲奸除弊，盐场秩序安然。其时朝廷出兵金川，他按要求办妥马匹等军需物资。后升任江苏溧阳知县。到任之初，适遇灾荒，他尽心竭力，深入灾区，赈济灾民，使灾民摆脱饥饿死亡的威胁。他为官清廉，办事果断精明，一时奸胥猾吏，望风敛迹。当地老百姓作十歌颂扬他，如《矜恤灾黎歌》说：“我公慈爱，矜恤不遗，惠补天灾，浃髓沦肌”。溧阳县在民间还流传着“廉洁捐资救百姓，救了溧阳百万人，这样的好官能有几，闵氏阴功后代深”的民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上书要求回归故里。离县时行李萧然，欢送人群汪然泪下。归乡后，清贫度日，然而“义举必先”。县令黄绳光，认为他品德高尚，聘他掌管昌江书院。
   江资甫 （公元1857～1916年）字智普，世居浮梁北乡严台村，世代经营茶叶生产。
  他的父亲有祖业茶山，分布在祁峰山脚下的汪坑坞，年产鲜叶可制百余担红茶。曾独资经营功夫红茶“天祥”号，除自种茶山产鲜叶外，还收购附近农民的“大红袍”，精制加工装箱运往上海。
  江资甫少年时不爱读经史，但喜攻农商之学，熟练珠算，13岁起就辍学跟随父亲从事红茶经营，常往返于上海，结识了较多的茶叶工商界人士。20岁时，其父逝世，他继承父业，独自执掌“天祥”号。他千方百计开展红茶产销门路，除自行扩种茶山外，并扩大生产、收购、加工、运销业务，年收购量约1，000余担，自产量400多担，运沪销售每年可达2，000余箱（1，400担）。他非常注意茶叶质量，竭力维护“天祥”茶号的信誉，故深受顾客欢迎，连年获利。1915年，“天祥”号所产功夫红茶（商标为祁红）被国家选荐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太平洋地区第一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因品质上乘，色、香、味均达特优，是茶叶中的佳品，而获博览会授给的金质奖章和奖状。
  江资甫致富不忘故乡建设，1884年，自捐巨款并带头在江村沽演建立北斗书院，以发展地方教育。江村中洲木桥，常因水冲倒塌，他捐款制造一副长达十余丈的铁链条，把桥板和桥墩串连起来，以利交通。他还建造和修理了许多小桥小亭和道路，得到方圆几十里群众的赞扬。
   他一生勤奋地经营红茶，使本地功夫红茶生产得到发展。后因积劳成疾，于1916年秋病逝于上海。
   陈安 （公元1868～1919年）别号仲亭，又号拙翁，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任浮梁县县知事。陈安12岁就能篆刻、绘画、书写，以才学优秀闻名。曾任江西提法使、江宁知县、上海警察总局发审员，后辞职到江西。他与当时江西省长戚扬是同乡，戚早知陈安才能，便调陈安主治浮梁。浮梁是望县，且有以出产瓷器而驰名天下的景德镇，人口众多，各地杂处，其中有狡猾不法之徒，结伙扰乱社会治安。陈安到任初期，采取一些施政措施，他根据地理民情，于1915年报请省长公署批准并于1916年将浮梁县政府迁移至景德镇，原县治称为旧城。从此，景德镇成了浮梁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还将原东山寺一带辟为风景区，即现在的莲花塘。以前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一处大水塘。陈安组织疏通下水道，排除多余积水，并修筑环塘道路，在塘中种荷，路旁植柳，修桥筑坝，并适当布置了一些建筑，后把塘取名佛印湖，还有一米多高刻有“佛印湖”的石碑，公园则命名为“新邑公园”。从此这个地方成为景德镇的风景名胜。还采取了严厉措施，平抑匪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禁止演戏聚赌和打架闹事，以保生产的正常进行。如此等等，都在景德镇的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万云鹏 （公元1890—1928年）江西南昌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画瓷工人出身。1926年夏，奉中共江西特支调派，来到景德镇负责工运工作。曾任中共景德镇市委委员和国民党景德镇市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部长、景德镇市总工会首任委员长兼市总工会党支部书记、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等职。
  他一来到景德镇，就深入到瓷业工人群众去，通过宣传发动，正式组织成立了“景德镇市总工会”，万云鹏担任委员长兼纠察队大队长。当时，有不少资本家抽走资金，停工停产，解雇工人，减少工人工资。他针对这种情况，于1927年2月在全市发动工人开展反对停工停产、反对解雇工人、反对减少工资的斗争，工人与工人纠察队捉拿了坚决与工人为敌的反动资本家刘和丰号的老板和大窑户老板向源狮，与他们进行说理，使资本家接受工会提出的条件，恢复了生产，发放了救济金。1927年4月在上级领导的指示和支持下，组织工人纠察队，智夺了警察局保安队和“商团”的500多支枪，几千发子弹，武装了刚组建的“人民自卫队”。
  后来又组织工人将利用宗教欺压群众、残害婴幼儿的外国神职人员的阴谋揭露出来，把他们赶走。1927年6月工人纠察队捉拿并处决了受朱培德派遣来景德镇镇压工人的朱紫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在江西加紧了“清党”、“礼送”共产党出境，并借口调处“都乐械斗”，派一营宪兵来景德镇抓共产党。迫于形势，万云鹏于1927年夏离开了景德镇；1928年秋，在九江被捕，同年冬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南昌监狱，年仅38岁。
   程步蟾 （公元1905~1930年）男，浮梁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参与姚相谦、余金德等领导的罗家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大港村的组织发展工作。
  1927年3月，程步蟾率领农民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市党部请愿，高呼“打倒残杀蔡修贤的刽子手！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同年4月，他在大港村程家祠堂组织、发动成立第一个乡农会，任农会主席。5月，他再组织农民2,000余人，逮捕大港土豪押往景德镇游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残酷压榨农民，并协同镇上工人愤怒地砸掉囤积居奇高利盘剥的米店、油盐店及当铺。工农群众的正义行动，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农民队伍中牺牲了5人，被捕多人，受到了严重挫折。
  11月中共江西省委派黄光、金小鬼等来景德镇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新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5月在罗家桥召开万人大会，组织募捐委员会。与此同时，在大港村成立中共党支部（包括方家村和鄱阳蔡家），发展党员11人，程步蟾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发动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清算土豪劣绅，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又迅速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30年6月，正准备武装暴动的前夕，被叛徒出卖，程步蟾被捕，后押往南昌，英勇就义。
   张浩 （公元1876一？）字犀侯，江西新建人。曾留学日本学习窑业，1906年回国。他与康达合作在鄱阳创办“中国陶业学堂”。1912年，陶业学堂与江西瓷业公司分立，改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1915年更名“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张浩任校长。次年设分校于景德镇，定名“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学校”。
  他在景德镇，看到制瓷烧炼都以松柴作燃料，每年要烧掉大量的木材，且松柴供应紧张，价格猛涨，导致制瓷成本不断提高。1916年，他把在省立陶业学校主持设计建筑并经试验成功的10个火门的倒焰式煤窑，作为景德镇柴窑改煤窑的方向，建窑试验。但是，由于那时政府的腐败，对建造煤窑多方刁难，如新建煤窑的前面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警察局所在地，煤窑的烟道要通过该局后面的一些地方，几经交涉，警察局始终不肯让步，以致煤窑不得不改变烟道设计。结果成品釉色未达洁白标准，最后则限于经费，窑炉改造不得不停顿。1925年，景德镇设立江西陶务局，张浩任局长。他在莲花塘五龙庵侧，建起一座煤窑，提供学生和瓷业工人学习煤窑烧炼技术。1934年，省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江西陶业管理局，杜重远聘请张浩任该局工务科长，并兼陶业人员养成所教师。1935年杜重远因“新生”周刊事件离开陶业管理局，由张浩接任局长。1944年，陶业学校从萍乡迁回景德镇，与浮梁陶瓷职业学校合并，改名为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张浩在该校任教。
  张浩通过办学，办试验厂，改烧煤窑，采用脚踏辘轳、手动碎釉机、印花、刷花、石膏模型铸坯等新工艺，虽未得到推广，却为陶瓷生产由手工向机械、由柴窑向煤窑发展确定了方向，培养了一批生产技术人才，为陶瓷生产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琦 （公元1886～1933年）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江西新建县人，是景德镇瓷像艺术与写意人物的画家。
  民国初期，‘他与吴蔼生、汪野亭等人组织“瓷业美术研究社”，开展陶瓷技艺研究活动，社址设在莲花塘“景德阁”。社员先后有300多人，每人要交作品一件以供陈列和研究，曾开过三次大的画展，并选出优秀作品出版画稿20多期，影响很大。1926年北洋军阀军队路过景德镇，美术研究社被抢劫一空，被迫停顿。1928年秋，王琦与几位画友发起成立“月圆会”，每月十五集会一次，呈示各人的新作品，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因开始为八个人，故人称为“珠山八友”。八友密切协作，配涛配画，发扬创新精神，技艺提高较快。王琦是“月圆会”发起人之一，他热情豪放，勇于“推陈出新”，深得画友们的尊敬。
  王琦擅长画人物。初画写意人物，后来以画瓷板人物像著名。他把一般的绘瓷方法应用于绘瓷板人物像，这在当时是一项新的创造。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反映现实，有强烈的时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都曾产生较深的社会影响。他所作瓷板画像与粉彩人物，画风新颖，人们称赞为“神技”。
   余金德 （公元1902～1937年）江西景德镇人，祖籍余干。7岁进厂当童工，16岁成为正式学徒。1937年秋牺牲，年仅36岁。
  1925年，他已是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选为景德镇总工会常委，发动工人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捣毁“总商会”，没收“江西瓷业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的财产，并将反动资本家游街示众。1929年春，党组织派他到里村兼任景德镇近郊区委书记。1930年9月，他任景德镇苏维埃政府主席，发动工人，积极配合红军，开展景德镇外围夺权斗争，枪毙了镇上的流氓恶棍“三十万麻子”。同年冬天，他与一部分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星夜离开景德镇，突破敌人大围剿的包围圈，进入浮梁苏区。
  1932年4月，闽浙赣省成立雇农委员会，余金德任主任委员。他带领一支队伍活跃在磨盘山、怀玉山发展苏区，组织雇农工会，人称为“雇农伯伯”。从1933年春至1934年初，他先后到了十几个县的苏区调查，指导土地革命运动。在葛源黄山底下召开的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省执委、省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土地部长，成为方志敏主席的得力助手。
  1937年春，国民党军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司令，率军十几万对苏区发动前所未有的大围剿、大屠杀。他率师冲出重围，在乐平渡河时指挥反击，不幸两腿负伤。此时队伍有严重伤亡，至三县岭只剩十几个人。由于天气阴雨连绵，山林潮湿，许多战士烂脚，他的伤口也化了脓，情况恶化。敌人则进行全面搜山，人员先后失散，他因腿伤不能行走，躺在石洞三天，不幸落入敌人之手。
  余金德被捕后，转押到衢州监狱，敌人用尽酷刑拷问，他坚贞不屈。1937年秋天，他预感敌人要下毒手，晚上，从鞋底取出长期积蓄的两块银元，交给同牢房的一位同志，要他转给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并劝慰同牢难友说：“革命总会有牺牲，曙光就在前头，血不会白流的！”
   三天后的凌晨，敌人悄悄地将这位勇敢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秘密杀害于衢州郊野。
   汪野亭 （公元1888～1942年）原名平，野亭是其字，别号传芳居士，江西乐平县人。擅长山水画，是“珠山八友”之一。
  1906年，他21岁时，曾就学于江西陶业学校，勤奋聪颖，品学兼优。初期学画花鸟，后流连于青山秀水，着意描绘祖国大好河山，遂改学山水画。25岁时，到景德镇从事陶瓷技艺，刻意求精，成为著名的陶瓷画家。汪野亭青年时作画注意仿古，曾临摹沈石田、王石谷的作品，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境界。他的国画造诣颇深，又立意改革陶瓷画面，运用国画技法于陶瓷。以油彩绘画，粉彩施色，并以广翠色打底，使画面色调明朗清新，生动自然，一改过去比较生硬呆板的方法，使粉彩山水更具有表现力。他早期作青绿山水，色调较浓艳，笔法工细，构图丰富，层次分明，整个画面秀美华丽。中年以后，笔法奔放，活泼生动，构图有繁有简，色调淡雅柔美。他在1915．年画的一尺八寸粉彩墨彩瓷板画，曾参加国际巴拿马赛会，获得金质奖。
   他不仅擅绘山水画，且工于书法，尤长于钟鼎文。但他从不满足于已有成就，数十年如一日，孜孜好学，精益求精。
   王大凡 （公元1888～1961年）名坤，号黟山椎子。他从11岁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近半个世纪，是景德镇陶瓷人物画的著名艺术家。
  他最初画古彩人物，后转画粉彩人物。民国初年，参与和发起组织“陶瓷美术研究社”，曾举办书画展览，出过20余册会刊，创办过《景德镇工艺日报》，此后又参与组织“月圆会”研究革新陶瓷画艺。他擅画人物，兼画山水花鸟，造诣高，影响大。1915年他创作的人物画大瓷瓶《富贵寿考》，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质奖章。他的画风古朴，用笔纤秀，构图严谨，气势洒脱。特别是他能注重古为今用，师古人而不囿于人，能巧妙地把国画中的意境与陶瓷绘画结合起来，使作品画风纯正。1939年创造的陶瓷“落地粉彩”技法别具一格，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工艺的探索中，取得了好的效果。
  建国后，他到陶瓷研究所工作，创作热情更高，创作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1949年主绘制的二尺八寸大瓷条“大禹治水图”，借大禹“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的伟大精神歌颂党和人民政府。国庆十周年期间，绘制的150件大瓷瓶《大禹治水》送到北京后，受到中央领导及艺术界同行的赞赏0100件花瓶《骏马献给总司令》；各种规格瓷板画《梅妻鹤子》、《面壁十年》、《闯王进京》、《卓文君》、《松下听琴图》、《竹林七贤》及薄胎碗《新八仙》等作品，分别在《人民中国》、《景德镇陶瓷选集》、《陶瓷美术》等刊物上发表。1959年，《人民画报》对他作了专题介绍，并刊登了他的照片，《人民中国》还专门介绍了他的艺术生涯。
   由于他对陶瓷艺术的贡献，得人民的信任，被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并推选担任省、市美协常务理事。
   邹如圭 （1879—1962年）字洁珊，江西宜丰县人，民盟成员。1906年毕业于江西大学；次年赴日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深造；1913年毕业回国。历任江西省陶业学校校长、江西陶业试验所技正、景德镇陶业管理局陶瓷试验所主任、景德镇陶研所技师、工程师等。
  1913年，邹如圭从日本学成回国，便与张浩一起研究在饶州陶业学校建成了第一座八个火门的倒焰式煤窑，试烧的瓷器符合要求。1934年随江西陶业试验所迁来景德镇，并兼任陶业人员养成所的教师。1936年，在景德镇陶业管理局试验所任技正。建国后，中共景德镇市委领导聘请邹如圭负责以煤代柴窑炉改革的技术工作。邹与陶研所老师傅万鸿逵共同研究，组织了技术改造小组，利用陶瓷专科学校的小型试验室，用钟家山煤炭燃料进行试验。邹如圭和工人一起劳动，亲自测窑温，看火候，作记录，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经过多次改进，烧出了洁白如玉的瓷器。市委决定，投资兴建煤窑，确定在东郊童亍银家山筹建基地（今宇宙瓷厂）。在试烧中，邹如圭反复研究烧炼技术，进行多次改进，解决了一些烧窑中的技术问题，如烟道升高、吸入孔扩大、掺入淮南煤等，1955年在建国瓷厂新厂以煤代柴烧炼瓷器成功。1956年在全市推广。1958年窑形又由方窑改为圆窑、隧道窑，从而为景德镇的窑炉改革做出示范。
  邹如圭还编写了《陶瓷产品年代发展简史》、《周代陶瓷制度》、《春秋时代窑业》、《战国时代陶瓷技术》等著作。翻译了《中国工艺沿革》，对某些文物作了确切年代的鉴定，对恢复和发展传统颜色釉也作出了努力。
   曾龙升 （1900～1964年）字龙生，是景德镇著名的陶瓷雕塑家。他祖籍江西省丰城县，14岁来景德镇学徒，从事陶瓷雕塑50年。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美协副主席、景德镇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曾龙升的父亲和兄长都是雕刻木工，从小受到雕刻艺术的薰陶。来景德镇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雕刻技艺日渐长进。他对传统的人物雕塑有很浓的兴趣，基础扎实，其早年创作的“西藏佛”、“十八罗汉”、“济公和尚”等作品，很得人们的欢迎，享有盛名。据说他创作的“孙中山瓷像”，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把技艺献给新社会。曾被授予特等模范奖。1957年在全省第二届美术展览会上获甲等奖。1959年，他为布置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一批人物瓷雕，其中有“天女散花”、“屈原”、“汤显祖”、“文天祥”、“陶渊明”、“王羲之”等作品，创作手法精巧，形象传神，衣纹繁复，生动细腻，获得很大成功。尤其是高达1.34米的“天女散花”瓷雕，构思巧妙，让天女站入凌云飘逸的花篮上，成为花的化身，给人以美好幸福之感，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以他为主创作的瓷质“大龙船”，更是惊世之作，龙船高56厘米，长120厘米，宽30厘米，运用捏、镂、镶、塑综合技法制成，船上塑造了150多个现代各族人物形象，身高不过二、三厘米，却眉目清晰、表情各异。这一名作，不仅歌颂了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同时也反映了曾氏瓷雕的高超技艺造诣，现陈列在景德镇陶瓷馆，受到国内外人士赞赏。
  曾龙升是一位罕见的多面手，他的动物与静物雕塑，都做得很好，晚年还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他六十岁时创作的“钟馗”瓷雕，吸取了木雕特点，采用块面形式处理，施用豆青釉装饰，作品雄健浑厚，表现了钟馗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1960年田汉来景德镇时曾题诗赞颂：
   禹鼎凌烟笔意殊，曾家绝艺蜚瓷都；
   于今有鬼犹多事，喜得钟馗试剑图。
   曾龙升不仅本人是一位雕塑家，更可贵的是，他还毫无保留地把绝技传给学生，热心地为景德镇的陶瓷业培养出色的雕塑人才。
   郑水发 （1930～1967年）男，江西省景德镇市人。195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从事公安工作，曾担任过公安分局副股长等职。1967年5月2日下午2时，市彭家弄公安局宿舍失火，郑水发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先与妻子各抱一个小孩下楼，接着他冒着烈火浓烟上楼救人。当他将吴财发的母亲搀扶到楼梯边时，楼梯被烧塌，大火封住了楼门，他就背着老大娘摸进自己房间的窗前，用手猛砸窗户上的铁栅栏，并找来斧头，油漆的板屋，处处冒火，风助火势，整个楼房刹时成了一片火海。他迅速取下身上携带的手枪，扔给楼下救火的同志。继续用斧头砸铁栅栏，要救出老大娘，然而无情的烈焰，迅速吞噬着整个楼房，他在烈焰中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
  吴菊芳（1898～1967年）字道达，原籍安徽黟县。他是景德镇市的著名中医。14岁来景德镇当钱庄学徒，后以代写瓷字为生。30岁以后，因爱子生病，为庸医所误，遂立志学医。他常常深夜攻读传统医学著作，遇有疑难问题，便虚心求教于当时知名中医余益吾、刘定恒两位先生。由于常年坚持医理学习，注重实践，治愈不少患者。40岁以后，医名大振，便于桂花弄口正式挂牌行医，当时浮梁四乡及邻县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
  他对《伤寒论》甚有研究，书中的条文、处方，可以背诵如流。还着重研究历代名家注释，并结合临床经验逐条理解。每有所得，便在《伤寒论》读本上圈圈点点，加以眉批。
  在临床实践中，他不主张把伤寒与湿病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均属外感热病，内涵虽然各异，但都揭示出外感热病的辩证层次和治疗规律，有相得益彰之妙。他临床治病以经方为法，时方为用。早年曾于《光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
  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中医院副院长。曾被选为市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主要论著有《吴菊芳医案》等。1967年病逝。
   刘雨岑 （1904～1969年）又名雨城，别名淡湖渔。60岁以后取名巧翁。他祖籍安徽省太平县，是景德镇陶瓷艺坛享有盛名的陶瓷艺术家，“珠山八友”成员之一。
  他幼时曾入私塾就读，从小爱好美术，后在鄱阳的江西陶业学校学习，专攻花卉翎毛。1922年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绘画40余年。他擅长兼工带写的中国花鸟画技法，并能在构图、设色和气韵诸方面巧妙地与陶瓷造型相结合，使瓷器装饰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继承古法，风格清丽秀健，创作了许多精湛的陶瓷粉彩花鸟画作品，为中外爱好者收藏。还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先后任教于“浮梁县立陶瓷职工学校”，“珠山国瓷艺专”、“东方艺专”等学校。
  建国后，他以全部精力投入陶瓷美术创作。1955年到陶瓷研究所工作后，创作了大量意境清新的作品，自成一格，先后被《景德镇瓷器选集》及《中国陶瓷·景德镇彩绘瓷器》（中日会刊）等大型画册和全国性报刊选登。特别是他创作的“水点桃花”技法，以清新雅丽的艺术效果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著名戏剧家田汉1960年来景德镇时，曾与刘雨岑会晤，互相赠诗赠画。田汉专门写了一首《赠刘雨岑先生》，赞扬他的画是“早传春色满人间”。
  他的艺术成就，得到社会的赞誉。1959年获陶瓷美术家的称号，曾任轻工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又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江西分会副主席，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景德镇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64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委员。
   王步 （1898～1968年）字仁元，别号竹溪，晚年作品常署“陶青老人”，祖籍江西丰城县．1907年来景德镇投师学艺，在镇从事陶瓷美术创作生涯60余年。平生所作釉下、釉上绘画、堆雕、刻花等作品数以万件。尤精于青花，有“青花大师”之称。
  他幼年丧父，在亲友帮助下，9岁来景德镇拜青花艺人许友生为师，学徒3年，工场倒闭，靠画鸟食罐为生。不久受陶瓷专家吴霭生所聘，到景德镇“瓷业美术社”承担仿古瓷制作任务，他朝暮临摹，奠定了扎实的瓷画技艺基本功。后来，他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把写意墨画的技法与青花技法结合起来，使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方法画青花，墨分五色。并专心研究清代画家“八大山人”的笔墨技艺为花鸟传神，创造了独特新颖的画风。抗日战争爆发后，瓷业萧条，青花瓷产量更少，他又从事釉上粉彩装饰艺术，绘画人物、山水、丛菊。建国后，他从1953年起继续钻研青花技艺。1954年到江西省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工作。此后十多年中，是他在艺术道路上最成熟的时期，他曾为中德、中保等国际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关釉下彩绘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他所绘制的青花瓷，既有高达2.96米的万件瓶、3尺瓷板，也有小巧精致的日用茶杯、碗、盘、鸟食罐等；既有高精产品，如“人民大会堂”的青花桌面及其他陈设瓷，也有低档为劳动人民喜爱的渣胎碗等。这些作品品种多样，风格各异，画意浑厚、茂朴、清新、刚劲，富有新时代气息，传统风味和民族特色。
  他的作品曾在国内外画册上发表，有的在日本、苏联印成了精美图片，并为国内外博物馆所珍藏。王步在1968年逝世，终年70岁。他的青花艺术对后人影响很大，他的画风，为陶瓷青花艺术开拓了新的途径。
   余昭华 （1910～1969年）江西都昌县人，1917年随父迁居景德镇，9岁在瓷厂学徒。1936年，他自己办厂生产二白釉瓷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受到影响，销售不畅。余昭华的工厂也停止生产，他改作瓷商，到全国各地销售瓷器，并在绍兴设点。由于他熟悉供销情况，营业不断发展，资金不断扩大，以后又恢复了原办工厂的生产，在经营上做到了产销一致。前后经营11年，有窑厂、有坯房，并雇工105人，资金总额达55，080元，成为当时景德镇一个富裕的瓷业资本家。
  景德镇解放后，余昭华第一个响应党关于恢复生产的号召，热情拥护政府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和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带头开工恢复瓷业生产。以后在支前借款、购买折实公债、抗美援朝捐献和“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他都积极带头，奉公守法，成为当时的开明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余昭华带头将资金、厂房等全部生产资料纳入公私合营企业，对工商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瓷业生产的发展。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工商业者的支持。先后当选为景德镇瓷联、工商联的主任委员、省民建副主任委员、市民建的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并担任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水苟 （1957—1979年）景德镇市蛟潭区红源乡罗家村徐家桥人。1978年3月参军。1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他小学毕业后，在农村从事劳动。1978年3月，自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勤学苦练，严于律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多次向组织递交请战书，要求上前沿阵地。批准后，他随部队直抵中越边境，在“友谊关”一带参战。他和全连战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向敌战区纵深穿插，先后参加460高地、423高地和玻堡高地的战斗，并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敌边境重镇——同登。他作战时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多次受到部队领导和战友的赞扬。1979年2月27日，曾水苟所在的团负责攻打扣马山。扣马山为谅山市的北大门，海拔800米，山势险要，任务艰巨。曾水苟所在连的任务是扫清扣马山东侧敌人据点内的守敌，保证团主力左翼的安全。在炮火掩护下，他们尖刀班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冲锋，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堑壕，但守敌顽固对抗，炮火猛烈。曾水苟和战友们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交替掩护，迂回前进，继续向敌人据点发起攻击。在接近敌据点时，敌人射来一发炮弹，在曾水苟身边爆炸，他负了重伤，经卫生员全力抢救无效，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53504部队为曾水苟追记二等功，根据他生前的要求，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刘五立 （1910~1979年）河北天津人。1910年4月6日出生于烟台。1955年来景德镇，为市京剧团著名演员。
  他11岁拜师学艺，刻苦练习基本功，常年坚持不懈。16岁在天津登台演出重头武戏《挑滑车》，他饰高宠，得到当时京津京剧武行名角厉慧良等的称赞叫好，因而崭露头角。
  1958年9月，参加江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大会，主演《林冲夜奔》，获节目演出奖，人称“活林冲”。1959年8月，随剧团赴庐山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演出《长坂坡》，《大破拐子马》等京剧，得到中央首长的好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1961年7月以刘立五为首创作并主演了大型新编历史剧《轩辕大战蚩尤》，为庆祝建国12周年，他改编、导演《郾城之战》，主演爱国名将岳飞。1963年1月17日，全国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田汉和戏剧史家周贻白、著名导演郑君里等观看他演出的《长坂坡》后，在报告会、座谈会上，给予高度评价。1965年演出《五岔口》，受到省委白栋材等领导接见；李富春、陆定一和郭沫若等中央领导看后，均给好评。
   他一生勤勤恳恳，热爱本职，为人民演戏，并无私地把技艺传给后生，培养新一代的人民演员。
   江长生 （1948—1980年）景德镇市人，出身贫农。196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退伍回乡后，担任竟成公社人民武装部干事兼武装基干民兵连连长。在民兵训练实弹投掷手榴弹发生险情时，舍己救人，光荣牺牲。
  江长生在部队时，主动要求分到最艰苦的施工分队风钻班，后来农场需要人，他又带领全班到农场搞农业生产。退伍后在公社武装部工作。他刻苦钻研军事教材，写了10多万字的军事笔记，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摸爬滚打，处处做示范。他生死关头挺身而出，他从河里救起过同村少年方银菊；为保卫国家财产曾勇斗歹徒受到赞扬。
  1980年10月17日上午，他带领武装基干民兵连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民兵余国真由于心情紧张，在投弹时不慎把手榴弹滑落在右身后2尺和教员左后1尺处。弹内丝丝冒烟，即将爆炸。当时，江长生站在余国真左侧距弹着点10来尺远的地方。他见情况危急，高声发出“卧倒”口令，自己却一个箭步冲上去，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正要往外扔去，但听轰的一声，手榴弹在他手中爆炸，民兵余国真和教员安全脱险，而江长生却倒在硝烟和血泊中。险情一过，、大家急忙看视江长生，只见他负伤60多处，浑身成了血人，忙送医院抢救。因伤重失血过多，于当天上午10时40分与世长辞。他光荣牺牲的消息一传开，许多认识江长生的人们都为他的英雄行动痛哭哀悼。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舍己救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江西省军区于1981年1月发出通令，给江长生追记一等功，号召全军区的部队和专职武装干部、民兵向他学习。
   张士华 （1902—1983年）字菊笙，男，祖籍江西省婺源县，世居景德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抵制日货斗争。后来受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读进步刊物，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初步认识。1926年至解放前夕，先后在景德镇的时敏、中山、镇中、陶职、浮中、临中、天翼、紫阳等中小学校任教，曾担任过教务主任。他教学有方，为学生所倾服。一次天翼中学发生学生鸣枪斗殴事件，校方先请警察平息无效，后经他耐心劝解，学生才停止争斗。1945年解放战争爆发，他任教于紫阳中学，当时国民党特务对进步青年进行迫害，他巧妙地掩护了张国钧、张云樵、程渊源等从容逃脱。
  建国后，任市第二中学校长，后历任市文教科长、局长、陶瓷学院副院长、市政府委员等职。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本市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