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师主庙从前在景德镇御器厂的东侧，有座师主庙。庙内祀奉着陶瓷业师主的神像，一直受到瓷业工人的敬仰。
  师主姓赵名慨字叔朋，又名万硕，生卒年月不详。据说他生于西晋，东晋时官至五品，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任职。因生性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为奸佞所不容，遂退隐于景德镇。他熟知福建、浙江等地烧窑技术，便把这些技术与本地的制瓷技术结合起来，为古代镇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地的瓷业工人对他十分景仰，以师事之。后世瓷工更把他神化，建庙供奉，尊为师主。
  师主庙建在明代，据詹珊的《师主庙碑记》记载：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少监张善到景德镇冶陶。开始在御器厂内建师主庙。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太监邓康在镇时，因为镇上居民多数从事陶瓷生产，为便于镇民祈祀，便把庙迁到东门外街上东北约百步左右的地方。以后又多次修葺，以其“仰副国家重陶之德”。所以自明代以来庙中香火不断，陶瓷行业举行游神赛会酬、神庆功活动时，都要供奉师主神位。
  过去师主庙内，中间供奉着赵慨的坐像。两旁分列着陶瓷制作行业的六个师傅神位，有打杂师、做坯师、印坯师、剃坯师、挖坯师、刹合坯师。基本上把坊厂主要工种的师傅都包括了进去，到清代还增加了知四师的牌位。知四也是瓷工，因老板苛刻，只供给工人清茶淡饭，数月不知肉味。知四便领着瓷工罢工，要求改善伙食，后被官府捉入衙门，威逼利诱，勒令复工，知四坚持不屈，而惨遭杀害。知四之死更激起了瓷工愤怒，群起抗争，最后赢得了胜利。每个瓷工每月增加十二两（合今天平七两五钱）猪肉。知四为争取工人的福利而牺牲了生命，瓷工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争来的福利定名为“知四肉”。并把知四的牌位供进了师主庙，使这位为大众利益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几百年来，瓷业工人一直信仰这些先师，以他们对陶瓷业的热爱，对陶瓷技术的钻研和为大众利益敢于牺牲的精神为楷模。
  东坡游昌南苏轼字子瞻，眉山人，因儿子苏迈为银阳（今德兴）尉，看望其子时曾顺路来游昌南（今景德镇）。访问同年友程筠（浮梁县人），在程处满十日才离去。苏轼曾为程筠的先人琐墓赋“思成堂”、“归真亭”诗二首。筠也赋诗与他，中有“行旌既待金门召，邱壑恒留太史书”之句。苏轼还同黄庭坚一道到县城北面的宝积寺去游览，后人因苏轼与在宝积寺出家的僧人了元（即佛印）友善，黄庭坚也与了元有往来，便塑祀他们三人的像，名叫“三贤堂”。
  岳飞题联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驻兵在江州（今九江）。绍兴三年，皇朝诏令入朝。八月，岳飞从九江取水道入朝，“浮鄱江，诉昌水，驻于肇阳石壁之下”，肇阳石壁即今观音阁。’并登上砀府山巅，在那里延眺了很久，被当时的山僧朗日留在寺中住了三晚。在寺时，曾题有联语为：“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然后离去。以后僧人把岳飞题的联语做了楹联挂在寺门，本地解放初期还存在，可惜没有注意保管，后随着庙宇一同被毁掉。
   风火神 “风火神”本名童宾（公元1567～1599年），明浮梁里村人。字定新，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丧，遂从师学艺，执役窑业。死后人称他为风火神，祀在“佑陶灵祠”。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
  龙缸弄牌楼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督造大器青龙缸，久不能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对瓷工进行鞭笞以至捕杀。瓷工衣食不得温饱，还要受到迫害，十分痛苦。童宾目睹同役瓷工的苦况，愿以自己身体为炼瓷的窑柴，纵身火内，以示抗议。同窑瓷工悲愤万分，众志成城决心烧好瓷窑，以表哀悼，次日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能烧成这样大的龙缸，在当时确实是烧做瓷器的一大奇迹。
   “佑陶灵祠”横匾
  童宾投窑焚身后，余骸葬在凤凰山。但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起来暴动，焚烧税署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事后，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为那因大众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童宾，立祠在御器厂的东侧，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今尚保留有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为童宾坐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窑厂烧炼工，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佚手、三佚手等各脚师祖的神像。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严郑重，又豪华热闹，成为当时全镇陶人的盛典。
   清代唐英督陶时，曾写有《火神传》、《龙缸记》。年希尧也写有《重修风火神庙碑记》，记载童宾的事迹。
  蓝文豹写真蓝文豹字方井，明代太学生。他善画山水，又工于写真。嘉靖间（公元1522~1566年）游京师，恰逢皇帝召画工给皇太后画像，不称旨，特宣文豹入官。刚启垂帘，文豹就俯伏而出。但他所画肖像逼真，大被赞赏，并得厚赐。文豹善诗和草书，超脱凡俗，不愿意以写真传世，遂南归故里。
   白围裙“白围裙”是流传于景德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嘉靖年间（公元1796—1820年）。
  在景德镇的陶瓷行业中，有个茭草行，即现在的包装行业。那时，包瓷器用稻草，靠人工把它扎紧，要茭（用稻草卷扎）一层到二层，劳动强度很大。工人有定额，完不成要加班加点，干活非常劳累。所以原来有个规矩：茭草工人吃的是白米饭，每逢阴历初一、十五，“一条凳”（五个人）每人一斤猪肉。可是到了嘉庆年间，老板为了更多地压榨工人血汗，在封建衙门的支持下，把白米饭改成砻米（糙米），有时还掺入沙子。猪肉也取消了。工人们一天累到晚，连饭都吃不饱，怎能干得动力气活？为了求得基本生存的条件，以郑子木为首的全镇茭草工人举行大罢工。
  郑子木，原籍祁门，年约三十余岁，自幼学艺包瓷，是个技术娴熟的老师傅。他平时虽沉默寡言，但生性急公好义，见老板对工人如此狠心，便邀集了十几个中老年师傅，议定条件，发动全镇茭草工人罢工，得到了各行业工人的支持。可是老板们早已报告官府，地方统治者蛮横地把郑子木等十几个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浮梁知县一再出告示，通令复工。资方老板也与官府勾结起来，对工人进行威胁利诱，但并没有动摇工人们的斗争意志。最后由于瓷器无人包装，不能运出，运输船停岸待货，昌江河上死气沉沉，外地瓷商和本地瓷行老板焦急万分，只好要求茭草行与工人代表谈判。经过协商，订出复工条件：第一、茭草行由老板向官府呈报，立即释放郑子木等十几个领头人，恢复吃白米饭和每条凳每人一斤肉的惯例。第二、由饶州、南昌、抚州、徽州四府的茭草工人派出代表监督老板执行规约，倘有人违犯，在苏湖会馆“罚戏”三晚。第三、实行一、二条后，茭草工人全体复工。工人的斗争表面看起来是胜利了，也全体复了工。
  可是，反动统治者不久就撕毁了规约。这更加激起工人义愤，重新举行罢工，气势更为汹涌。旧衙门则以维持秩序为由，连夜逮捕了郑子木等人。知县在县衙堂上摆了两大火盆，上面分别煨烧着一顶铁帽和一双铁靴。县官圆瞪双目恫吓说：“两条路由你选，一条是如要答应尔等条件，你可穿上靴帽；一条是无条件复工，何去何从，你自选择！”郑子木心知已到了最后时刻，便大声回答：“为了大众，我愿选择头一条！”郑子木终于被烧红的铁靴、铁帽酷刑杀害了。罢工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郑子木的浩然正气激励着瓷业工人继续斗争。
   惨案发生后，为了纪念这位为大众利益而宁死不屈的勇士，茭草工人就每人都系上一条白围裙，世代相传。
  瓷盆环游地球《陶业记事》中说：“据某新闻家言：前清光绪间，驻沪某国商人。购一中国瓷盆携至欧洲，历有年所矣，无何鬻去，展转若干人之手，后为一美人所得，携至纽约，特珍视之。美人与吾国商人某相友善，出以相示。某好奇特甚，愿以原价购取之，携归故国，美人欣然许之。此盆遂循行太平洋，仍归上海得庆生还矣。”一个瓷盆环游地球一周，又回转到了本土，这的确是一奇巧的机缘。
  督陶官唐英（公元1682～1756年）字俊公，别号叔子，晚年自号蜗寄老人。．清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他自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内务府员外郎身份到景德镇驻厂署协理陶务，到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结束瓷务离镇，先后在景德镇整整15年，从管理和技术上对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1728年10月，唐英一到景德镇，便“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伺其食息者三年”，很快地掌握瓷业生产诸方面的知识。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便基本上掌握了瓷业生产的物料、火候变化规律。一个封建社会的督陶官，有这种接近工匠，虚心好学的钻研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并注重对实物的保存与研究，他把存放“僧明寺”的明万历年间制青花龙缸移到“佑陶灵祠”，还写了《龙缸记》。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作《陶成记事》，并汇集《瓷务事宜示谕稿》，作序刻于石。次年，以淮安关使兼总理陶务。
  唐英管理瓷务多年，躬身实践，并注意发挥工匠们的聪明才智，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说：“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做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厂窑至此，集大成矣。”真做到了历代名窑无所不仿、无所不精，所以世人都称之为唐窑。到了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五月，唐英编《陶冶图说》，制图20幅，对景德镇瓷业在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制坯、采取和炼取青料、绘画、沾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记载。全文虽只4，500字，但图文并茂，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已流传到欧洲国家。
  唐英的著作与事迹见于文字的，除他本人编辑的以外，尚有顾栋高编选的唐英诗文《陶人心语》，有1937年郭葆昌编的《唐俊公先生陶务记年表》，近年又有傅振伦、甄励重订的《唐英瓷务年表长编》，他的许多事迹说明了他是一个杰出的督陶官。
   陶业的改革者杜重远（1898~1943年），吉林省怀德县人，曾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
  杜氏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陶瓷，回国后曾在沈阳开办隆兴瓷业公司。1934年初，他应当时江西省政府的邀请，来到江西，并到景德镇调查，写出《景德镇瓷业调查记》的报告。以后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多次磋商，在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三件事令人难忘：
  一、提出了振兴景德镇瓷业的主张。当时洋瓷倾销，景瓷衰落，工艺退化，许多瓷窑停火，百余座烟囱，出烟的不过十之二二。省城有人主张将瓷业中心从景德镇迁往别地，杜氏则力主就地振兴景瓷。他在调查、分析景德镇的情况后，呼吁景德镇是我国第一产瓷名区，它景况的隆替，不特系乎民生的荣枯，而且关系于文化的兴衰。要求“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淹没沉沦”。经过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才决定重振景德镇瓷业，并由杜氏主持其事，避免了景德镇瓷业中心的人为转移。
  一、制订了改革陶瓷工业的措施。杜氏认为，瓷业倘若“内外兼攻，百弊尽除，非特恢复原状，且将发扬而光大之”。并在措施上，提出：一、取缔“禁春窑”（春节以后窑停烧两月）。二、禁止“买位置”（烧窑工向窑主交钱买岗位）。三、取缔宾主固定制，规定各行各业可以货随客便。四、确定窑身规格。五、筹设原料精制厂，统一下料配方。六、创办模范窑厂、瓷厂。七、成立陶研所。八、建议柴窑改煤窑。九、创办陶瓷试验所。十、设瓷业陈列馆。十一、设立陶瓷推销处，广开销售渠道。十二、筹设供销合作组织，组织瓷器参加土特产展览，如此等等。虽然其中有些因故未能实现，但这些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死水中的波澜。
  三、在景德镇建立陶政管理专业机构，以督促改进瓷业。1934年12月成立陶业管理局，杜重远担任局长。杜氏首先创办了“陶业人员养成所”，从上海，南昌等地招收72名高中毕业生，灌输进步思想，赋予艰苦责任。以后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了抗日救亡骨干。其次，开办四个工人训练班，对工人进行时事、文化与技术教育，共训练瓷业工人1，600多人。同时在瓷业管理局门口办露天讲演场，进行国内外形势与瓷业改革的教育，以团结一大批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为景德镇的瓷业恢复做出贡献。还组织了一批人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使沉寂的景德镇有了新的生机。
  杜氏于1935年因《新生周刊》事件被迫离开了景德镇，于1943年在新疆惨遭盛世才毒手而为国捐躯。他在景德镇只两年时间，但对景德镇瓷业的积极贡献却受到瓷都人民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