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内容
开采时间
高岭土始掘于何时？历来为国内外陶瓷界所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根据他们各自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分别著文论述。就目前所见资料，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认为高岭土始掘于清代中后期，以夏湘蓉为代表。夏先生在《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中，认为高岭…词始见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如在《景德镇陶录》卷四第二页就有三条关于高岭土的记载。但近年来其他学者对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二种认为高岭土始掘于明万历中期，以刘新园为代表。刘先生在《高岭土史考》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中，引证了大量古代文献认为：“高岭土一词出现于明万历三十二年……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至清乾隆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刘新园对高岭土矿床开发时间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一是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浮梁县志》卷四《陶政·陶土》条；二是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陶埏·白瓷》关于高岭土的记述；三是清光绪问婺源九径（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及高岭《冯氏宗谱》的记述。（九径何谱有关高岭记述的失误已在前文述及）。他还引证了一些残器，残片测试化学组成并进行分析，阐述了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意义。所引证的资料翔实，立论客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论述高岭土发展史的重要论著之一，这对于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高岭土开发的意义有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对古文献的挖掘和对实物的新发现，此说也还是可以商榷的，三是认为高岭土始掘于南宋，此说以近年发掘出来的高岭《何氏宗谱》中的记载为依据，关于高岭《何氏宗谱》与九径《何氏宗谱》的正误，已在《人口姓氏》中记述。现在我们且从高岭《何氏宗谱》及志书中摘引几条资料：
1、“玉岭何氏世系”盈字支四四世召一公条中有一条记载：“初开高岭磁土”这条记载文字简短，但说明从召一公开始已经开采高岭土。
2、玉岭“何氏支谱卷之首”第九代召一公条下记述：“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这条记述说明召一公系首创开挖高岭土者，他的作为已带动了其他人从事高岭土的开采，并得到其他‘业磁者。的尊敬，对他进行庙祀。
3、高岭《何世宗谱》中附有。玉岭基址图。（即村址图），图中标有“取土山”。按图中方位对照现在地形，所说取土山，正是陶瓷考古专家们勘定的高岭土古矿址，所取之土应是高岭土。
4、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载：“万历三十二年，镇土牙戴良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据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这段文字说明，万历三十二年前高岭土已在开采，但在当时尚是民间开采，当朝廷要列为官土。檄采取。时，高岭村民中靠采土维持生计的，非常惊恐，所幸守道和知县为之力争，方“还其檄”，撤销了原来公文，使高岭村民能继续以采土为业。这说明高岭土的开采时间早于明万历三十二年。
以上谱牒及志书所揭示的是高岭土开采的大致时间，但具体时间究竟在何时呢？按说何召一的生卒时间最能说明问题，可惜的是谱牒对此记载有所遗漏，故只能加以推算。始迁高岭者是何叔信，叔信之祖何茂公仕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按“人生三十年为一世，谱牒三十年而一修”的习惯说法予以推算，叔信迁居高岭约在唐末即公元900年左右。至于“初开高岭磁土”的召一，是叔信之后的第九代，按习惯推算，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问（公元1131—1162年），约在公元1140前后。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高岭土始掘时间应在南宋绍兴问，至迟不会晚于公元1162年，而自南宋以至明万历间，均为民间开采，数量不会很大，万历以后，因麻仓老土枯竭，始列为官土，这仅是根据谱谍志书等地方文献资料的记载来推断的。开采高岭土，理所当然的是用于制造瓷器，因而在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时间问题上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些问题，有待于陶瓷专家进一步研究。
高岭土的开采以清乾隆问为盛，因为《冯氏宗谱。冯光发传》记有“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冯光发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那时外县仅婺邑就有人数千余，如加上本地人数，其盛况可想而知。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出版的《江西陶瓷沿革》中对高岭土的现状作了如下记述：
“现在采掘此项瓷土者，有汉洋，汉澄、四义，尔梅、同发，云贵、享林等厂，此土产额，前清同治年间最盛，至光绪时，因受星子影响，营业上便大衰落，近一二年来，较前略有起色，出户总额，每年二百五六十船”。
作者是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设厅长，对景德镇瓷土曾组织人作了专门调查。由此可知，高岭土的衰落在光绪年间。至民国时虽略有起色，但其生产总额仍不太多。按每船1040块，每块重2斤计算，年产额在270吨左右。而且在运输上比较困难，要用人力将不（音敦）子由高岭山上担至东埠，再由东埠装船运镇，每个劳动力一日只能挑四担，每担约五十块，要五天多才能担满一船的载量。当时工人劳动强度很大，收入低微，淘土工每月连伙食（伙食3元）约十元，而担不子工要担满七百块才得银币一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岭村民胡宗山，李发亮、汪裕前等，曾于1950年自发地重操旧业，取土淘砂。1954年，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浮东矿、下辖三个矿区，第一矿区即高岭，二三矿区为瑶里的内瑶和外瑶。为便于开采运输，从高岭矿区至东埠码头修筑了一条简易的登山公路，高岭土矿重新开采后，直至1968年才停止。
历史产量与质量
历史上高岭土的产量与质量，古文献无详实记载。许多陶瓷考古专家曾对此作了研究与探索，其中以刘新园，白琨于1981—1982年所撰《高岭土史考》一文所述为全面翔实，现主要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其他有关记载记述如下：
历史产量高岭山矿体形态极为复杂，经地质工作者多次调查，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因成矿的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据高岭村掘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每百斤原矿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地质工作者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有可能是由天然水冲刷淘洗藏于裂隙之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这说明高岭山的高岭土，因矿点、时期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其产量也就很难精确地计算了。
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比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一一清乾隆间的开采点。其尾砂堆积共约653吨，如以出土率20%计算，明后期至清乾隆间，高岭山的高岭土总采掘量约为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为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这一推算虽很不精确，但明代至清初高岭山之高岭土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却是比较可信的。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洗工具，设备，方法都比较简单，大致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五十九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1.8万吨。据此，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用于烧造各类精粗瓷器的高岭土，最少不会少于652万吨。
历史质量明万历至清乾隆时期的高岭土质量，据刘新园等实地考察和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雍正宫窑的瓷片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宫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与高岭土的大量应用有直接关系。《景德镇陶录》中也说：“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由此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从地质上说，高岭山的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而风化型矿床的表层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明代人使用的是表层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高岭。
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民国四十一年（公元1908年）交日本农商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的第三节第四节详细记录了该地在当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
这里所说的星子是指产于星子县的高岭土，即庐山白土。这种土呈淡黄褐色，不需粉碎耐火度达1790℃，后成为明砂高岭的代用品。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为后者的1／14。其价格未标明，但据江西陶土管理局于民国25年调查整理的《景德镇瓷土概况》中记载的原料价目，东港高岭（明矿）每百斤1元，星子每百斤0.6元，可知明砂，优于星子。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看来星子高岭与明砂高岭两相比较，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原因主要是明砂高岭铝氧较为稳定，约占36%，含铁量仅占0.6%，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高岭土始掘于何时？历来为国内外陶瓷界所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根据他们各自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分别著文论述。就目前所见资料，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认为高岭土始掘于清代中后期，以夏湘蓉为代表。夏先生在《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中，认为高岭…词始见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如在《景德镇陶录》卷四第二页就有三条关于高岭土的记载。但近年来其他学者对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二种认为高岭土始掘于明万历中期，以刘新园为代表。刘先生在《高岭土史考》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中，引证了大量古代文献认为：“高岭土一词出现于明万历三十二年……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至清乾隆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刘新园对高岭土矿床开发时间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一是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浮梁县志》卷四《陶政·陶土》条；二是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陶埏·白瓷》关于高岭土的记述；三是清光绪问婺源九径（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及高岭《冯氏宗谱》的记述。（九径何谱有关高岭记述的失误已在前文述及）。他还引证了一些残器，残片测试化学组成并进行分析，阐述了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意义。所引证的资料翔实，立论客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论述高岭土发展史的重要论著之一，这对于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高岭土开发的意义有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对古文献的挖掘和对实物的新发现，此说也还是可以商榷的，三是认为高岭土始掘于南宋，此说以近年发掘出来的高岭《何氏宗谱》中的记载为依据，关于高岭《何氏宗谱》与九径《何氏宗谱》的正误，已在《人口姓氏》中记述。现在我们且从高岭《何氏宗谱》及志书中摘引几条资料：
1、“玉岭何氏世系”盈字支四四世召一公条中有一条记载：“初开高岭磁土”这条记载文字简短，但说明从召一公开始已经开采高岭土。
2、玉岭“何氏支谱卷之首”第九代召一公条下记述：“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这条记述说明召一公系首创开挖高岭土者，他的作为已带动了其他人从事高岭土的开采，并得到其他‘业磁者。的尊敬，对他进行庙祀。
3、高岭《何世宗谱》中附有。玉岭基址图。（即村址图），图中标有“取土山”。按图中方位对照现在地形，所说取土山，正是陶瓷考古专家们勘定的高岭土古矿址，所取之土应是高岭土。
4、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载：“万历三十二年，镇土牙戴良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据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这段文字说明，万历三十二年前高岭土已在开采，但在当时尚是民间开采，当朝廷要列为官土。檄采取。时，高岭村民中靠采土维持生计的，非常惊恐，所幸守道和知县为之力争，方“还其檄”，撤销了原来公文，使高岭村民能继续以采土为业。这说明高岭土的开采时间早于明万历三十二年。
以上谱牒及志书所揭示的是高岭土开采的大致时间，但具体时间究竟在何时呢？按说何召一的生卒时间最能说明问题，可惜的是谱牒对此记载有所遗漏，故只能加以推算。始迁高岭者是何叔信，叔信之祖何茂公仕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按“人生三十年为一世，谱牒三十年而一修”的习惯说法予以推算，叔信迁居高岭约在唐末即公元900年左右。至于“初开高岭磁土”的召一，是叔信之后的第九代，按习惯推算，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问（公元1131—1162年），约在公元1140前后。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高岭土始掘时间应在南宋绍兴问，至迟不会晚于公元1162年，而自南宋以至明万历间，均为民间开采，数量不会很大，万历以后，因麻仓老土枯竭，始列为官土，这仅是根据谱谍志书等地方文献资料的记载来推断的。开采高岭土，理所当然的是用于制造瓷器，因而在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时间问题上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些问题，有待于陶瓷专家进一步研究。
高岭土的开采以清乾隆问为盛，因为《冯氏宗谱。冯光发传》记有“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冯光发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那时外县仅婺邑就有人数千余，如加上本地人数，其盛况可想而知。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出版的《江西陶瓷沿革》中对高岭土的现状作了如下记述：
“现在采掘此项瓷土者，有汉洋，汉澄、四义，尔梅、同发，云贵、享林等厂，此土产额，前清同治年间最盛，至光绪时，因受星子影响，营业上便大衰落，近一二年来，较前略有起色，出户总额，每年二百五六十船”。
作者是当时江西省政府建设厅长，对景德镇瓷土曾组织人作了专门调查。由此可知，高岭土的衰落在光绪年间。至民国时虽略有起色，但其生产总额仍不太多。按每船1040块，每块重2斤计算，年产额在270吨左右。而且在运输上比较困难，要用人力将不（音敦）子由高岭山上担至东埠，再由东埠装船运镇，每个劳动力一日只能挑四担，每担约五十块，要五天多才能担满一船的载量。当时工人劳动强度很大，收入低微，淘土工每月连伙食（伙食3元）约十元，而担不子工要担满七百块才得银币一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岭村民胡宗山，李发亮、汪裕前等，曾于1950年自发地重操旧业，取土淘砂。1954年，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浮东矿、下辖三个矿区，第一矿区即高岭，二三矿区为瑶里的内瑶和外瑶。为便于开采运输，从高岭矿区至东埠码头修筑了一条简易的登山公路，高岭土矿重新开采后，直至1968年才停止。
历史产量与质量
历史上高岭土的产量与质量，古文献无详实记载。许多陶瓷考古专家曾对此作了研究与探索，其中以刘新园，白琨于1981—1982年所撰《高岭土史考》一文所述为全面翔实，现主要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其他有关记载记述如下：
历史产量高岭山矿体形态极为复杂，经地质工作者多次调查，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因成矿的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据高岭村掘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每百斤原矿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地质工作者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有可能是由天然水冲刷淘洗藏于裂隙之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这说明高岭山的高岭土，因矿点、时期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其产量也就很难精确地计算了。
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比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一一清乾隆间的开采点。其尾砂堆积共约653吨，如以出土率20%计算，明后期至清乾隆间，高岭山的高岭土总采掘量约为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为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这一推算虽很不精确，但明代至清初高岭山之高岭土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却是比较可信的。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洗工具，设备，方法都比较简单，大致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五十九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1.8万吨。据此，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用于烧造各类精粗瓷器的高岭土，最少不会少于652万吨。
历史质量明万历至清乾隆时期的高岭土质量，据刘新园等实地考察和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雍正宫窑的瓷片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宫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与高岭土的大量应用有直接关系。《景德镇陶录》中也说：“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由此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从地质上说，高岭山的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而风化型矿床的表层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明代人使用的是表层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高岭。
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民国四十一年（公元1908年）交日本农商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的第三节第四节详细记录了该地在当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
这里所说的星子是指产于星子县的高岭土，即庐山白土。这种土呈淡黄褐色，不需粉碎耐火度达1790℃，后成为明砂高岭的代用品。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为后者的1／14。其价格未标明，但据江西陶土管理局于民国25年调查整理的《景德镇瓷土概况》中记载的原料价目，东港高岭（明矿）每百斤1元，星子每百斤0.6元，可知明砂，优于星子。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看来星子高岭与明砂高岭两相比较，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原因主要是明砂高岭铝氧较为稳定，约占36%，含铁量仅占0.6%，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