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文革”后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害的内乱。”而《景德镇日报》和全国各地报刊一样，在这场内乱中，也历尽了折磨和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所谓“愤怒声讨‘三家村’、‘四家店’”，《景德镇日报》的历任领导人员和部分中层干部，几乎都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揪斗和抄家，被关在“牛棚”里，失去了人身自由。到后来，迫害不断升级，有的被押送到集训队，所谓“军管”，后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当时兼任《景德镇日报》总编辑的中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仲愚同志，于1966年9月21日，受到《景德镇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署名“景学东”的文章，点名批判胡仲愚，定性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牵连的是兼任中共市新闻出版总支书记的《景德镇日报》副总编辑程正棠同志和兼任中共市新闻出版总支副书记的《景德镇日报》编委吴海云同志，被打成江青、姚文元等人炮制的“三家村”所谓“江西分店景德镇支店的黑帮分子”，并编印了所谓《毒草汇编》，发到市属各单位批判。以后又施以种种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在“文化大革命”中，《景德镇日报》同全国各地党报一样，基本上成了林彪、“四人帮”在当地利用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工具，办报人员只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狂热地宣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鼓吹“造反有理”，“夺走资派的权”，至于“三五”、“四五”计划的编制先后失控，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宣传报道，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挫折。
  “文革”期间，报纸上的广告也当作“封、资、修”的货色来批判，所有工商业广告都停止刊登，只保留了政府通告类及少量文娱、电影广告，广告收入大为减少，印刷收入也大为减少，给以报养报、以厂养报造成了严重威胁。
  《景德镇日报》于1968年2月被迫停刊地方新闻而单纯转发新华社电讯，实际等于被迫停刊。1968年10月，大部分编采人员被迫下放农村。同年11月报纸停止出版，所有的产权均受到侵犯，持续到《景德镇日报》复刊后，仍没有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