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图书馆

赣剧·饶河戏乐平串堂班串堂班 （亦称坐堂班、堂会班）是赣剧在民间的另一种演唱形式的小型戏班，是艺人到户家入室登堂举行的赣剧清唱。
  福星堂：清末民初，乐平县西门太平桥有一王姓艺人，号南先，首创串堂班，称“福星堂”。全班十六人，分文、武场和演员两部分，文、武场只管演奏，不会唱；演员只会唱不会演奏。乐器有：堂鼓、鼓板、钹、大小锣、云锣、梆子、唢呐、笛子、胡琴。一人操多器，如上手兼锁呐、二手兼笛子；演员皆男子。以其人少简便，经济热闹而迅即受到县民的欢迎。东家若逢喜庆或三时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便下帖延聘。艺人于下午到场。晚饭后东家设桌凳，备茶点，艺人围桌而坐。听众（东家的亲友、邻居）或立或坐，围于四周。吃罢点心，打起闹台，操琴润嗓，清唱一场，此谓“正节”。翌日上午又唱一场，中饭后离去。临行东家以红纸包钱作为酬金，三五元到二十元（银元）不等。演唱内容皆赣剧，或折子戏或整本，剧目视东家所办红、白喜事而定，或自报节目或由东家点戏：生儿育女唱《满堂福》，婴儿满月唱《花园得子》，结婚唱《龙凤配》，男寿唱《九锡宫》，女寿唱《王母拜寿》，丧男唱《叹皇陵》、《烈火旗》，丧女唱《寿阳关》，造屋上梁唱《摇钱树》等。内行的东家往往要求“正节”之前加唱《三跳》（跳魁星、跳财神、跳加官）。1940年，福星堂因班底为陶家、叶水桥二处艺人所分，是年散班。
  1924年，曹家边（后港乡）人和打油袁家（港口乡）的袁成宝等人邀聚创立“仁义堂”串堂班；1924年，乐平县城又立“新义堂”串堂班，此二班同于1949年散班。
  福星堂以后，农村的串堂班与日俱增，且异彩纷呈，争奇斗艳，但俱未取班名。多者如神溪华家，一村便有三副串堂锣鼓（即三个串堂班），都是农忙务农，农闲演唱的业余班子。各班人数不等，多则十余人，少亦七、八人。大班配专门乐队，小班子除司鼓和上手外，乐手皆兼角演唱。
  串堂班有一副造型奇特、雕工精美的锣鼓架，中间可置堂鼓，四周框架上饰满精雕细琢的戏文人物和花鸟翎毛数百个，油漆飞金，光彩耀目。外出时，打小锣者以扁担一端挑起锣鼓架，担在肩上，司鼓在后，且走且击，指挥乐队，一路吹吹打打，迤逦而行，非常热闹。
  串堂班已故名艺人有：汪国桢（小生），汪长生（小旦），汪繁荣（锣鼓师），汪桂根（须生），海仂（小旦），徐巴子（司鼓）等。
  建国后，多数串堂班编入业余剧团，一部分解散，所剩者仍活跃于乐平县境城乡。演员不断更新，且加入女演员，邹灵海（小生）、木伽仂（正生、小生）、程永和（大花）、三都仂（上手）、张果仂（小生）、蔡火荣（小旦）、叶显胡（司鼓）等较有名气。
  五、六十年代，串堂班每唱一家（当天晚到翌日上午），东家付给戏金40元左右；八十年代，每唱一家，演员每人可获8-10元，另外，还有一条毛巾、两包香烟，东家供饭、供点心。路途遥远者，车船费亦由东家支付。
  乐平涌山镇坐堂班：乐平涌山镇有14个坐堂班，涌山桥西有4个坐堂班，如：以退休干部王祥金（司琴、吹锁呐、唱老生）为首的坐堂班，成员有王长水（司鼓、司琴、吹锁呐、唱小生、正生、小旦）、石继义（司锣、唱花脸、老生）、杨万昌（司鼓、唱小生、正生）、彭小迎（女，打二响、唱小旦、正旦、老旦）、程海水（司鼓、吹锁呐）。均多才多艺，年龄在30多岁至60多岁左右，常在涌山镇附近及浮梁县寿安乡等地为群众婚丧嫁娶、祝寿满月坐堂演唱饶河戏，也兼唱京剧，很受群众欢迎。如今（九十年代后）每次（一般一晚加半天）收费180元左右，东家热情还另包红包，宴请招待。
  赣剧·饶河戏景德镇坐堂班 因赣剧·饶河戏唱堂会，不同于唱文词，要用锣鼓等武场，故民间又称唱“武词”。唱者多为半工半艺，半农半艺的艺人，其主要的坐堂班如下：
  小港咀坐堂班：多为菜农与邻近瓷厂的工人，主要人员有：肖泉水（上手）、彭春发（上手、正生，在邻近的落马桥模子店，瓷业修模工作）、程书根（小名根仂，正旦），盛火保（司鼓，正生，原同春班子弟）、余海生（小丑、正生，原同春班子弟，盛火保徒弟，后为光明瓷厂工人）、占明良（老生、正生）、江发仂（正生、小生，杨家坞菜农）、重阳佬（二花）、程霞妹（上手，烧窑工人），还有肖集胜、冯承发、程宣诰等人，大都是能拉会唱或能打会唱，并能唱数角的多面手。多数人员活跃于民国初年到四十、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渐年迈亡故，健在者很少。
  方园得坐堂班：为首者赵大恩（绰号方园得，住饶州会馆旁的周路口弄内），主唱旦角，能拉会唱，很有名，唱曲往往是《牧羊走雪》、《桑园会》、《烈火旗》三曲当先，另外，《花亭会》、《三司大审》、《打金枝》等都唱得很好，他家中有全套锣鼓等家什，常应邀组织艺友到处演唱，很受欢迎。主要人员有：赵子枫（绰号卖苟，方园得之侄，正生），廖罗汉（上手），余道济（绰号莲湖佬，司鼓，各行各角都行，称“补破片的”，也称“满台窜”），告化佬（余道济之兄，窑里工人，司鼓），恩禾尚（装坯工人，大花），查德祥（小生、上手、司鼓，匣钵厂工人），冯木林（瓷业工人，司鼓、正生），余桂生（正生、老生），余黑头（司鼓、正生）等，还有陈春福、江荣喜等都不仅唱得好，还各角各行都行，称“八把椅子可以乱坐”，其中有的人兼演瓷偶戏（唱饶河调）或兼唱文词。由于人员不是固定的，小港咀坐堂班中的高手，如江发仂、彭春发等也常参加进来一同演唱。多数人员为瓷业工人，也大都是多面手，能唱数种角色，能操多种乐器，据说有的人唱曲水平可与饶河戏四大名班的名角媲美，有些子弟还唱不赢他们。这些人大多数亦是活跃于民国初年到四十、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渐年迈，健在者已很少。
  赵敬煊坐堂班：多为瓷业工人，主要人员有：赵敬煊（绰号“三不象”，唱正生、小生、大花，亦能操多种乐器，家有两套锣鼓等家什，堂会常领头。建国瓷厂退休工人），江润生（唱小生、正生、老生、文武场也行，常领头），余耕自（红光瓷厂烧窑工人，武场，常领头），石禾得（家中有鼓板琴笛等家什，但他本人不会唱，常做外班头，联系坐堂班唱曲），江炳孔（小旦、正生，建国瓷厂工人），江云荣（上手，建国瓷厂工人），张学诰（上手、二花，艺术瓷厂工人），张学模（小生、老生，红星瓷厂工人工程师，张学诰之兄），汪小禾（上手，艺术瓷厂工人），刘千里（正生，东风瓷厂工人），吴冬生（正生，东风瓷厂工人），冯银娣（旦角，东风瓷厂女工），蒋三喜（三花、大花，匣钵厂工人），朱正昌（小生，园林管理处工人），王福台（花脸、老生，艺术瓷厂工人），金世仁（司鼓、小生，东风瓷厂工人），余昭详（上手，东风瓷厂工人），余昭年（正旦、小旦，景兴瓷厂工人），李成炳（绰号假妹仂，文武场、杂唱，匣钵厂工人），余海生（三花、正生，光明瓷厂工人，原同春班演员），王月英（旦角，亦唱文词，原姓张），余息胜（老生、下手，红光瓷厂工人），余黑牡（小旦）等人。他们曾经大都是瓷厂业余剧团骨干，有的已退休，有的尚在职，业余爱好赣剧（饶河戏），多从四、五十年代起，就活跃于家乡（都昌、波阳、乐平等县）的太子班和景德镇市的工厂俱乐部舞台或堂会中。至今，仍常自动组合，邀集艺友唱堂会，原市赣剧团等专业剧团演员，演奏员，如：张银姣、吴火女、余恂义、程林春等也有时应邀参加。赵敬煊等近年不仅在市内活动，还到市郊青圹、天宝桥、栗源、官庄、李家坳、黄泥头、荞麦岭、古田、里村等地，甚至远到浮梁桂花桥、波阳枧田街、田坂街、界牌坞等地应邀唱堂会。夏天与春秋晴暑日的夜晚，他们常自动组合，在珠山大桥头拉琴唱曲，自我娱乐，淳朴悠扬的饶河戏音乐，常吸收不少路人佇足聆听。
  另外，早年景德镇市郊里村也曾有饶河戏坐堂班，因里村菜农原籍多为乐平人，尤喜爱饶河戏，据说坐堂班里，有精工细雕，油漆得金壁辉煌的锣鼓架，有锦锻绣的桌围、椅披及全套锣鼓家什，有闻名的马文正（绰号雄鸡仂师傅，小旦、大花等九角头都能唱）等一班人，临近里村的老鸦滩村，也有个坐堂班，也有一套锣鼓，主要人员有：江窑浪、胡帮胜、胡天社、江亨元等人，都能拉会唱。至今，里村前街业余赣剧团，不仅经常活动（排练演出），也有时应邀唱堂会，该团团长汪克庸（外号红火仂，非常热心办剧团，小生、正生），副团长江东文（小花），邵泉水（剧务，管衣箱乐器），黄冬兰（小生），黄少华（小生），杨里芳（小旦），马有香（小旦），程金花（正旦），王春秀（花旦），汪莲花（老旦）等人。该团早期（五、六十年代）主要人员有：余同春（副团长，老生，原团长为大队党支书兼），江东文（副团长，小花），江德文（正生、上手）、马长金（正生），程菊香（小旦），黄秋莲（老旦，正旦），邵泉水（小生、正生、花脸，打夹手）等人，当时还有老艺人江发仂，彭春发，肖海泉等人参加。
  景德镇市农村（今浮梁县四乡）除太子班，业余剧团有时也唱堂会外，也有不少坐堂班。如：浮梁旧城1927年曾办有洋春班（班头何殿尧），1931年办有永乐天（班头叶来喜），虽是太子班，但也唱堂会。浮北西湖乡西湖村，曾于1929年办有乐群堂，有夏如火（司鼓）等近十人，常为本村及邻近村庄唱堂会。浮东南的寿安乡邱家村，1945年也曾办有十二人的坐堂班，有一年春节期间，曾坐唱二十多场，相隔二、三十里的波阳王港、乐平涌山都曾来人邀请，受到欢迎。
  饶河戏坐堂班为结婚人家唱的剧目多为：《龙凤配》（又名：《龙凤呈祥》、《甘露寺》）、《龙凤阁》、《捡芦花》、《牧羊走雪》、《辕门斩子》、《芦花荡》、《辕门射戟》、《天水关》等，结尾一般要唱《张仙送子》、《花园得子》。嫁女开始多唱《刘备招亲》，后常唱《穆桂英挂帅》、《平贵别窑》、《桑园会》等。结婚人家有的闹新房唱一夜，也有的唱两夜，头天夜晚唱一夜，叫“暖房”，第二天，随新郎官同去接新娘，在女方家唱半天，接新娘到男方家中，晚上再闹新房，唱一夜，吃一餐至数餐酒。
  祝寿唱的剧目：双老健在，多唱《满堂福》（又名《郭子仪拜寿》、《打金枝》）；男老祝寿多唱《程咬金拜寿》（《九锡官》之单折），《彭祖求寿》，《赵颜求寿》，《杨波拜寿》等：女老祝寿，多唱《皇府寿》（《万里侯》之单折）。祝寿多唱半天一夜，即头天下午、晚上到第二天中午止，也有唱两夜的。
  满月，做周岁唱的剧目：《满堂福》、《抱太子登基》（《龙凤阁》中单折），《杨宗保挂帅》（《辕门斩子》中单折）等。
  做屋、上梁唱的剧目，多为《鲁班贺屋》、《张右义造府堂》、《大解宝》等，有唱两、三夜的，开始唱，叫“暖梁”。
  白喜事（即为老人办丧事）：双老均先后故，唱《双哭灵》（《烈火旗》之一折）；男老故（妻健在），多唱《叹皇陵》、《寿阳关》、《哭坟》（《伯牙抚琴》中之一折）等：女老故（夫健在），多唱《又哭灵》等。有不少地方，丧事唱完曲后，还要“散花”，由坐堂班的师傅领唱，（也有的由道士领唱），亲属子女和唱或对唱，多唱已故父或母等老人的身世、苦情等，唱词多为即兴编唱，女老人往往要从十月怀胎唱起，唱时，子女要端灵位绕灵柩不停地走动，中途适当时候，休息几次，每次休息约十多分钟后又唱，通宵达旦。唱的曲调有的近似饶河调，有的近似采茶戏曲调或道士腔，哀婉动人，催人泪下。
  景德镇过去窑火终岁相望，烧瓷器的柴窑建国前就有上百座，新窑建成要唱曲，而老窑烧了较长时间后，要挛窑（即重新砌建窑的圆拱形穹顶），挛好窑后，常要暖窑神（也叫酬窑神）唱曲，多在窑里唱一夜，常唱《鲁班贺屋》、《大解宝》等。挛窑多在下半年，而为了祭窑神，下半年还常要在“佑陶灵祠”（即风火仙庙，供奉童宾），唱三、四夜曲，少则唱一、二个下午或晚上。而结婚办喜事等，也多在下半年，因而，坐堂班常应接不暇。坐堂班唱曲，多以好烟好茶厚待，有的是熟人相请，吃两餐酒，收少量的琴弦钱、锣鼓钱（包红纸包），有的吃一餐酒（唱完曲后），随东家付多少钱，近年有的唱一场堂会可得80-100元，每人分得10元左右。
  京剧景德镇票社与堂会班 景德镇京剧流行较早，民国，即有京剧戏班来镇演出过。到三十年代，则民间京剧票社与堂会班亦不少。
  （一）高老三教戏，1930年，京剧艺人高老三父女流落到景德镇，刘国和等二十多个青年，自愿组合，聘请高为师，他们租下了瓷器街的一幢房屋的楼上，安排高氏父女居住，又租下了小黄家上弄的一条横弄－－名为安弄的一个瓷器行中学戏、排演。当时，还敬了老郎菩萨，写了老郎菩萨神位，并装香顶礼膜拜，还放了鞭炮。主要参加的人员有：刘国和（毛笔店少老板，花旦、青衣），陈会金（陈家岭红店即彩瓷器店少老板，小生），胡国辉（金家坟头红店老板，小花），陶伯舜（教师，老生），邵继文（陈家岭红店老板），黄子明（小黄家弄红店老板，老生），薛秉清（医师，老生），阮华庭（老生）、黄宝良（老生），水保（瓷工，司鼓）等人。他们学四十天，学会了《黄金台》、《查头关》、《南天门走雪》、《三娘教子》、《捉放曹》、《空城计》、《女起解》、《武家坡》等剧目，后来，首先在佑陶灵寺（火神庙）对面的模范小学礼堂演出，后又曾到湖北书院（会馆）等处演出多次，受到群众欢迎。
  （二）新乐堂。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张定山（绰号油咀）开办。张系半医半艺人员，在小南门头行医（中医儿科），业余从艺，他置办了锣鼓琴笛，桌围椅披（均为锦缎绣花），还有放在桌案上的玻璃珠子连缀成的小牌楼，小型瓷屏风，腊烛台等家什，有东家喜庆需要时，即来延请，他则邀集其他艺友去唱堂会，不仅唱京剧，另外，也唱文词（邀集文词戏艺人）。他本人唱大花（文词唱正生、小生）。女儿张正秀（小名正正）唱旦角。女婿陈文斌唱老生兼司鼓。陈文斌曾跟随在中央大戏院演出过的京剧老生陈文俊学戏，后又曾在景德大舞台跟随姓汪的师傅学司鼓。1943年，陈文斌在陈家弄的一个坯房中，常利用晚上，给一批爱好京剧的青年人教戏，如：陈阳清（老生，打杂工人），吴良清（老生，茭草包装工人），刘锦轩（旦角，画瓷工人），李红毛（老生，利坯工人），丁海水（老生，漆匠），熊海生（老生，漆匠），廖可道（花脸，开船行），谢立本（旦角，开船行）等，出于爱好，唱堂会时，陈文斌这帮小兄弟一呼百应。另外还有蔡汉良（旦角），蔡云龙（老生兼拉琴），黄少荣（老生）等，号称景德镇第一把京胡的张超凡（绰号细都佬），以及九根毛（司鼓），刘贤才、熊金贵、徐福田、王三毛（琴师）等人也常参加。一场堂会一般八至十人左右，生旦净末丑齐全，兼操乐器，专唱的人少。他们一般都是应约先到某个茶馆集中吃茶点，（多为两根油条一杯茶，或二两花生米一杯茶），吃了茶点后，东家派人来接，再去东家吃酒，然后唱堂会，唱完再吃一餐酒，这样吃两餐酒的，多系熟人相请帮忙，一般只少量收点箱租钱，琴弦钱，或不收钱。后来，大多数东家付钱，则在唱完后，吃一餐酒。并应好茶好烟款待。一般一场堂会，约六元至十元不等，每人分四角至八角左右。（扣除箱租等开支再分配）
  唱堂会前，先在东家厅堂正中搁几上，摆好福禄寿三星瓷器菩萨与瓷屏风，八仙桌上摆好玻璃珠子缀成的牌楼，放好蜡烛台，点上大蜡烛，烧上高香或檀香，系好桌围、椅披，再摆好锣鼓等家什，开始清唱。演唱者，有的戴上瓜皮帽，穿上长袍马褂，至少也要穿件长褂，以示高雅。后来服装虽渐渐较随便，但仍需整洁。
  清唱戏剧曲目，多与婚嫁喜庆、祝寿、满月等有关，即所谓彩头戏，应东家要求而定。如《龙凤呈祥》、《彩楼配》、《甘露寺》、《满堂福》、《郭子仪拜寿》、《赵颜求寿》（即《百寿图》）、《观音送子》、《花园得子》、《九锡官》、《珠廉寨》、《贺后骂殿》、《打龙袍》、《打渔杀家》、《捉放曹》、《武家坡》等，一般四折，三个小时左右。
  （三）雅歌集：三十至四十年代开办，为首者系开洗染行的老板，有一套锣鼓等家什，主要人员有：蒋菊生（司鼓）、长生（琴师）、还有邵继文、刘国和、陈会金、胡国辉、阮华庭、黄子明、章眯子、水保等人。
  （四）志乐堂：约二十至四十年代，后街（中华路）邓家岭丝线店老板郑华仂开办。主要人员还有董景辉（司鼓）、九根毛（司鼓）、刘锦轩（旦角）等，郑华仂（老生）常唱《南天门走雪》、《三娘教子》等有名。他们早年唱徽调石牌调，后改唱京剧，也有一套锣鼓等乐器及堂会摆设（但较陈旧），除本身演唱外亦出租。
  （五）同庆票社：瓷业行商同庆帮（多为湖北鄂城县葛店镇人）于四十年代初开办，社长张锡藻，其兄在上海开大瓷行，他在景德镇江家上弄开“原生祥瓷庄”，实为二老板，非常爱好京剧。活动地点在富商上弄（今富强上弄）花园里的同庆公所，参加者有陈德安（老生）、周木生（司鼓）、谢太皇等，多为湖北同乡的瓷商，职员等，约有五、六十人之多，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多在晚上活动，请了陶雪琴教戏，王振武（王三毛）拉琴，按月付给工资，每月约十至二十块光洋。经费来源，有的是自动出资，有的是募捐而来。他们学会了几出戏后，有的可以花钱上台表演，有的被当时剧院偶而请去帮忙，串演一、二场。他们自己花钱请人化妆、穿服装，还买几百张票，散给亲友，因而纯属票友，演出娱乐，但也有人后来“下海”转为专业演员的。另外，逢同乡做会日，也去演出。如：1948年，曾到湖北书院（会馆）戏台演出，这不仅为了娱乐，也为了让同乡能赞助票社，陈德安系当年票社的积极分子，他演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稷》、《捉放曹》、《乌盆计》、《洪羊洞》等受到欢迎。他曾在老明星大戏院帮忙演出，还曾自己花钱买过三百多张戏票，并花钱请人化妆着装，使演出顺利获好评。
  （六）浮梁平剧社：1948年成立，社长周春波（唱黑头有名，曾任三青团浮梁县委书记长，后来据说担任专署保安队团长），干事长江问湘（名中医，建国后曾任景市中医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成员除名票友金桂芬、李福田及王鉴泉、薛秉清、陈文斌等人外，多为国民党专员公署、浮梁县政府等机关的小官吏、职员与太太，共计约有三十多人。参加者每人交两块银洋，1948年在原陶业管理局（原厂前，即现在景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后）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曾在老明星大戏院公演了一次，售票演出了《群英会》、《贺后骂殿》、《打棍出箱》、《独木关》、《洪羊洞》、《法门寺》等剧目，导演为陶雪琴，琴师王三毛，当时，瑞月舞台（赵瑞花的越剧班）正在演出，因而群众角色（龙套）则请赵瑞花越剧班的人串演，共演出四、五天，受到观众欢迎。
  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局不稳，故平剧社也不了了之，活动渐停。
  景德镇文词堂会班与文词戏 景德镇文词，又称：“文南词”、“八音文南词”，伴奏的丝弦乐器有：二胡、琵琶、三弦、杨琴、月琴、箫、边鼓、简板等八音，文词板式有：“正板”、“顶板”、“快板”、“慢板”、“倒板”等，曲调有“文南词”、“八音文南词”、“弹簧”、“叠断桥”、“鲜花调”、“倒扒桨”、“红绣鞋”、“夜落金钱”、“倒春来”、“下象棋”、“花鼓调”等，还吸收了“浙调”、“秦腔”以及民歌小调等，因而委婉悠扬，娓娓动听，后来逐步改进提高，旋律具有八音独特风格，又由于不用武场大锣大鼓，故称为“八音文词”。
  文词演唱的剧目有：《八音天官》、《文公上寿》、《文表借衣》、《秦雪梅教子》、《吕蒙正祭灶》、《磨房会》、《窦公送子》、《韩湘子化斋》、《僧尼会》、《卖草墩》、《王婆骂鸡》、《永乐观灯》、《陈姑赶船》、《大打花鼓》、《花亭会》、《补缸》、《小放牛》、《青风亭》、《乌龙院》、《陈琳救主》、《正德戏凤》、《貂禅拜月》、《背子赶会》、《三司大审》、《尼姑下山》、《瞎子看灯》等四、五十折。演出形式，多为自拉自唱，或一人兼儿角，也有专唱一角的，堂会一般为八至十余人，生旦净末丑齐全，有的堂会班有专门的桌围、椅披、烛台、瓷板小屏风等，很受观众欢迎。
  1880年（清光绪六年），江西宜黄县的文词艺人高来庆流落到景德镇，以卖唱为生，住在景德镇阔弄里坯房工人刘团头家，并收了第一个徒弟刘团头，刘又介绍了瓷业工人顾眯子、洪水山等人为徒。1887年，高来庆患瘟疫病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由顾眯子、刘团头为首组织了第一个文词堂会班－－“高乐堂”，有文词艺人十余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左右，汪寿山、汪启明等人组成“喜乐堂”（兼唱石牌调）。1917年（民国六年），吴贤良、吴海青、乐希毛又组成了文词堂会班“老乐堂”。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余松标、杨女女、张焕生等组织了“永乐堂”。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张定山（绰号油咀）、汪天生邀集文词艺人熊金喜、刘贤才（细乌眼）等人组织了“新乐堂”（兼唱京剧堂会，张定山唱京剧大花，唱文词则为小生、正生）。1942年（民国卅一年）秋，周求高、冯作茂、夏巧亭等组织了“义乐堂”。
  这些堂会班，分别活动在本镇城乡，有婚嫁、祝寿、暖窑神等，往往要请他们唱一夜甚至二、三夜。他们的人员不十分固定，有的人分头参加两个堂会班演唱。大多是谁接洽了一堂演出，谁就临时做班头组班。每唱一夜的钱，除了付给每个艺人掌子钱（即工钱）外，还要上交一些给堂会做公共积累。因每个堂会班每年都有固定的日子（大都在八月后，如“义乐堂”是八月二十日），集中一天做老郎菩萨会，这一天要摆出老郎菩萨神位，堂会中每人都上香祭拜，放鞭炮，团聚吃酒，并公布一年添置丝弦乐器等公共积累开支账目，议定堂会重大事项，再演唱戏文，自我娱乐。
  抗日战争前，全镇各文词堂会班，很少有女艺员。抗战初年，景德镇卖唱的女子逐渐增多，但唱曲的女子有的不会搞乐器，故而需要唱文词的男艺人帮忙拉琴伴奏，合伙走街串巷卖唱。又为了和武词（饶河戏坐堂班）打对台，争夺文娱市场，由于东家需要堂会班唱文词曲目外，还要求女子加唱些小调，如：“卖油郎”、“扬州相思”、“十二月想郎”、“打倒贴”、“扬州十打”、“外甥嫖姨”、“洒金扇”、“白牡丹”、“小放牛”、“卖花球”、“下象棋”、“玉美人”、“大小争夫”、“报花名”、“十月怀胎”、“满江红”、“十月嫖”等小曲，因而，文词堂会班吸收了女艺员。于是，女子唱堂会便盛行起来。后来女艺人也学会了唱文词戏曲中的女角色，文词男艺人也会唱小调中的男角，使之两全其美，各扬所长，更受欢迎。
  男女艺人合作唱堂会后，便又进一步开始踩地戏，多在做喜事等的人家当晚唱完堂会后，兴犹未尽，应其要求，另外加钱踩地戏，即在东家厅堂上演出，多为二、三个演员，化妆也很简单，东家若有胭脂、水粉涂抹一下就上场，若无胭脂，则用红纸蘸水当胭脂，无水粉，则用牙粉或爽身粉代替。服装也是因陋就简，女的上身一件花褂子，下身系条红裙子，头上插几朵花，男的大都穿件长褂子，戴顶礼帽，倘若是丑角，则用条白布巾当水裙系在腰上，头上扎条包头（绉纱），即能演出。开始，演出多为二、三人的小戏，如《小放牛》、《白牡丹》、《洒金扇》、《看外甥》、《大小争夫》、《补缸》、《寡妇上坟》、《打花鼓》等十多个剧目。早期较有名的演员有：邬金花、余翠花、江菊香（绰号“鱼崽眼”）、何春发（绰号“发崽仂”）、王水义、傅草包等人。
  后来，文词戏艺人童镇巴佬以及饶河戏艺人赵子枫（卖苟）、于银标（牛仔）等又教会了不少文词戏传统剧目，还传授了走台步等戏曲表演动作，艺术上有所提高，于是，艺人们自己出钱制了一些服装、冠帽、髯口、道具与锣鼓，多按原堂会班为基础，组成了文词戏班。常演文词戏的演员有二十多人，但没有固定演出场所，仍由某人接到了一场戏，就做临时班头，按演出剧目所需，聘请演员，一般每场戏不少于七、八人（含伴奏三、四人），演出剧目，仍多为文词小戏，如：《青风亭》、《秦雪梅教子》、《马山劝友》、《花亭会》、《宋江杀惜》、《磨房会》、《游子踢球》、《正德戏凤》、《大打花鼓》、《背子赶会》、《四门骂鸡》、《陈姑赶船》、《尼姑下山》、《卖草墩》、《巴斗关》、《湘子化斋》、《洞宾戏牡》等。文词戏踩地戏逐步得到发展，不仅为东家喜庆演出，后来，坯房窑厂的工人也请他们去演出。正当方兴未艾之际，国民党浮梁县警察局的侦辑队长郭昆以“有碍风化，影响社会秩序”为由，晚上常到处捉拿艺人，每逢遇上演出，即将艺人捆绑送警察局牢房，非得交罚款取保才释放，文词戏男艺人多是半工半艺的，便不敢轻易演出。
  1938年夏，文词戏艺人余松标，因同时又参加了军乐队（系民间自发组织的管乐队，俗称洋鼓洋号队，因穿军装奏乐，故又称军乐队），通过军乐队疏通了警察局，在厂前、佑陶灵祠（风火仙）斜对隔街的西面空场上，开办了“军乐茶社”（露天），内搭戏台演出文词戏。除演出文词小戏、折子戏外，还演出《木兰诗》、《玉堂春》、《乌龙院》、《合玉环》、《白兔记》等正本戏十多本。开演前，奏洋鼓洋号吸引观众，并在演戏前，演唱小曲，因而夜夜满场，受到观众欢迎。到秋凉后，迁至板坊弄口中山路上的“赣北楼”演出，至冬月才停演。
  每年入冬至腊月中旬后，景德镇坯房歇了工，农村也是农闲，景德镇唱文词戏的艺人三十多人（不包括不会演戏的唱文词堂会艺人与清唱小曲艺人），自愿组合成三个小戏班，班头分别为余松标、熊荣贵、洪水山、廖金标等人，各带领艺人分赴浮梁及波阳、乐平等邻县农村演出（江口叫“钻雀”，即讨糕演出。）直到农历正月底。（春季瓷厂开工后，则在城里晚上演出。）艺人的工资不固定，按各人从艺水平高低而评定（称为“打枣子”），即由班头接到一场戏演出后，全部戏金除箱租和化妆品以及杂用开支外，再将剩余部分，按工份（即枣子）高低分配。1943年，梁厚生文词班，约有十五、六人，歇在波若庵弄一屋内，集中办伙食，专门踩地戏，晚上演出，有时一夜可赚几块光洋。主要演员有江筱金（鱼仔眼，女小旦）、邬金花（女旦）、黄水义（号三只手，正生、小生）、何春发（男旦）、傅忠明（号草包，丑角）、傅贵生（小生、正生）等，很受欢迎。
  1943年秋，浮梁县民众教育馆举办了全镇“民间说书艺人训练班””，有男女曲艺与文词小戏艺人五十余人（不包括瓷业半工半艺人员）参加，学习了两个月，对艺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改革唱词，自编节目，这期间，白天由民教馆发给生活补贴费，参加学习，晚上则各自演唱，结束时发了结业证书，并成立了“浮梁县说书小戏研究会”，夏巧亭担任总干事，陈明初任副总干事，下分三个组：文词组（十余人），清唱组（十余人），说书组（七、八人），共三十余人，每半月开会一次，当时为抗日宣传做了一定的工作，如：堂会班唱堂会，往往在前面要加唱一些抗日爱国的小段子，如：“日本强盗滚出中国”等节目，其他曲艺，说书艺人也演唱了不少抗日爱国宣传节目，如：“东洋鬼子太猖狂”、“手拿锄头除野草”等小调，“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抗战胜利时，他们三十多人参加游行，演唱了自编的“迎接抗战大胜利”节目，受到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个研究会才停止了活动。
  景德镇文词戏较有名的艺人有：童镇巴佬（上手、导演）、周求高（男旦）、熊荣贵（小丑，满台窜，行行都行，还能拉琴，熊金贵侄）、余松标（须生）、余腊里（小生）、张奂生（老生，老旦）、张炼民（小丑，张奂生之子）、傅贵生（小生）、拗古（花脸）、何春发（旦角）、刘嘟咀（男正旦）、江筱金（鱼仔眼，女花旦）、邬金花（花旦）、段杏娥（正旦）、熊筱红（小旦）。还有景德镇著名的三把半“梁子”（胡琴，比喻为琴师）：三把梁子即徐福田、熊金贵、吴贤良；杨女女，为半把梁子，也有人说熊金贵因琴风油滑，称为半把梁子。（早年称为半把梁子的人，叫新元麻子，抗日战争期间，被飞机炸死。）
  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文词艺人参加了其他工作，大部分艺人和采茶戏艺人以及曲艺艺人一道，参加了市曲艺队，在财神下弄的大众曲艺场演出。
  1952年11月，著名文词戏艺人徐银泉（群众曾誉称“都昌梅兰芳”）、王卖牛等十余人，应邀从都昌县来镇，参加大众曲艺场演出，一时阵营增强，演出剧目丰富，（徐银泉演出的文词戏，系由湖北黄梅流传而来，与景德镇的文词戏不尽相同）不仅演出不同的文词戏，亦上演采茶戏与曲艺节目，受到观众欢迎。
  1954年，采茶戏艺人及部分文词戏艺人、曲艺艺人，如：徐银泉、马金莲等，成立景市采茶剧团，于1955年4月进入到毕家下弄原新新舞台（后称采茶剧院、昌南剧院，即今游艺场）演出。剩余的文词戏艺人与曲艺艺人仍在大众曲艺场演出，后该场所被有关部门收回。1959年，在沿河路八卦图处，政府资助市曲艺队建了一座曲艺场，坐东朝西，舞台坐北向南，可容观众二百余人，小舞台上除演唱曲艺节目外，仍演出文词戏小剧目，并演出过创作的文词剧目《豆腐西施》（正本）、《一女许三郎》（中型戏）等，还演出过瓷偶戏（配唱饶河调）。1965年，因曲艺场靠近原景德镇日报社址，报社扩建，曲艺场迁移到赛宝坦（即今莲社南路瓷器街），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文词戏停止了演出活动。但至今，民间仍有爱好者，业余演唱。
  1980年，一批半工半艺的文词戏艺人，由昌江区文化馆组织在该馆后边的小型剧场（今红卫电影院后边，走财神上弄进出）售票演出，约近两个月，有吴坤太（负责人之一）、冯茂林（小生，负责人之一，工人）、刘金兰（花旦，原波阳赣剧团演员，当时在文化馆临时工作）、张炼民（小丑，东风瓷厂工人）、余海生（正生、老生，光明瓷厂工人）等二、三十人，演出了《望江亭》、《陈姑赶船》、《乌龙院》等七、八个正本文词戏，以及《僧尼会》、《文表借衣》、《安安送米》、《洞宾戏牡》、《卖草墩》等一批文词小戏，也演出了部分赣剧，如：《合玉环》、《乾坤带》等剧目，并演出了现代戏剧目，很受欢迎，小剧场能容二百多观众，夜夜客满。演出收入除付场租等开支外，演职员按枣分分配（即打枣子）。
  喜乐堂 景德镇市著名的石牌调堂会班。始于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为旅镇安徽省歙县洪琴汪家同族人倡建。创始人为汪寿山、汪启明，成员多为汪姓子弟。清康熙以来，汪姓人世代在景德镇经营饰瓷细金业（即：用纯金装饰瓷器，该细金与金水不同，不但经久磨擦不变色，历时久远还更鲜丽。现在景德镇市艺术瓷厂高档陈设瓷，还用此细金装饰。），每年耗金数十两，他们在镇同业有10余家，职工近140人，为了数典不望祖，同业中组织了一个会社叫“诚善会”，每年清明节，都要到传授工艺的南京人炳南师傅坟上祭祀。每年重阳日为葛仙翁祖师生日祭祀，（葛仙翁即葛洪，晋朝江苏人，炼丹师），同业人均要聚首会餐，顶礼膜拜。光绪二十三年祭祀时，汪姓同族的汪七仁（任御窑厂副总监）与汪少贤（任御窑厂师爷），微服来到细金店，见祭祀场面不够热闹，仅摆上供品，烧香纸燃鞭炮而已，便建议大家搞热闹些，要祭祀日唱曲祝贺。于是，当年便由汪寿山及汪启明发起、组织了一个堂会班，取名为“喜乐堂”。经积极筹办、购置乐器、学习唱戏曲，次年重阳祭祀日，即正式演唱，热闹非凡。
  喜乐堂由汪姓同业（细金店）为主所组成，共有二十人，所唱戏名主要有：《打金枝》、《打龙袍》、《皇母上寿》、《打八仙》、《打鼓骂曹》、《独占花魁》、《彩楼配》、《游龙戏凤》等，唱腔是安徽石牌调，该调音质浑厚，柔和婉转，且铿锵有力，有时还有帮腔。石牌调对黄梅戏、徽调、京剧都有影响。喜乐堂的乐器很讲究，主要乐器有：大小锣、大小钹各一，二胡、京胡各二，点鼓、大鼓各一，大中小唢呐各一，月琴、三弦、琵琶、短笛、直箫各一等。有时使用手敲琴。凡开场打闹台，奏“齐天乐”调，收场奏“清平乐”调。全班陈设讲究，二十人，每人座位均披苏绣椅搭，靠外桌边挂绣花桌围，桌围椅搭均绣“喜乐堂”三字。靠上堂桌上设放高脚烛台（锡制的），锡果盘、檀香炉，桌上还置放明角宫灯等，这些均属堂班自带。
  喜乐堂是业余爱好者的戏曲清唱班，按规定是在每年祭祀日活动。但由于光绪年间在景德镇第一个出现这样的堂会班，因为新鲜，镇民很感兴趣，于是有人央请，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该堂会班打破规矩，也为人家喜庆婚事唱贺，开始仅接受茶点招待，后来，东家恒以酒席厚待，因重情难却，以后成为惯例。一般人不易请到，凡请到唱曲，必备上等酒席一桌款待。喜乐堂最盛时期，是1914-1920年，这时期是景德镇建国前近百年以来的最好时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帝国主义忙于大战，无暇东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短暂复苏，战后，欧洲被战火洗劫，需要物资向我国购入者多，因而瓷业也兴旺起来，饰瓷细金店生意也好了起来。这阶段，喜乐堂更新乐器，培训唱曲与操琴人才，颇为兴盛。该堂会班创始人、负责人，汪寿山能操三弦、琵琶、月琴，三种乐器，并兼唱主要旦角，音调圆润，吐字清晰，很受听众欢迎，而且文化修养高，能编词度曲。他直到六十岁（1928年）才返回故乡颐养晚年，该堂会班因管理人员不善，加上有的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有的故去，有的不愿参加。只得另请外人参加，由于人员复杂，音腔也夹杂不纯，有唱过京调、徽调、饶河调的人参加，乐器场面配合也不如以前齐整，如：汪寿山离开后，三弦、琵琶就没有人弹了，减色不少。该班逐渐衰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7月24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将陈家岭汪家五进大故宅炸毁，喜乐堂四大箱乐器、道具也同归于尽。至此喜乐堂才结束，前后经历了四十五个春秋。
  乐平众埠乡业余剧团 1981年乡党委集该乡十三个业余剧团之精英，成立众埠乡业余剧团，拨给农科所为务农基地（经济来源、劳动场所），农忙务农，农闲演戏。乡团委书记兼任团长。共41人，正、副团长各一，（副团长兼演员），导演1人，演员26人，男15人，女11人，乐队8人，服装道具音响4人。剧目丰富，主要是传统剧目，有时也配合时事编演节目，如：《歌唱众埠大变样》、《上门》等，该乡有个叫西岸村的偏僻小山村，人贫地瘠羊肠道，不知演戏啥味道。该团送戏上门，深受西岸村群众欢迎。该团不但在本乡演出，还经常进城，出县售票演出，弋阳、德兴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乐平县华家业余剧团 1954年乡政府合并村中原有的三副串堂班，又招收百余年轻人，请来师傅教戏四十天，择四十名优者组成剧团。团长一人，下分生、旦、净行及文武场四组，每组一组长。全团义务劳动一天，收入用来置服装道具。又常组织运煤运锰，收入作为经费。三时三节在村中或邻村演出，不收费，只享受酒宴招待和少量彩油钱（化妆钱）。先演传统剧目，1958年开始演宣传戏（现代戏），县文化馆供给演唱材料。自己也编写些说说唱唱。文革中被撤销，为了躲避“破四旧”，戏剧古装服饰、古道具藏在贫下中农家中。1978年恢复剧团。
  乐平勘上乡南岸余家业余剧团 1957年以三个串堂班为基础，招收不少青年演员组成。该团有两名业余编剧，余天星、余天恩，创作了不少受到观众欢迎的现代戏，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修好水库再结婚》、《婆媳之间》等。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从外地聘来老师，办培训班。1981年招收14-20岁的年轻人50名，历时三个月，选佳者20人充实剧团。该团擅演传统剧，但也演了不少现代戏如：《血泪荡》、《箭杆河边》、《夺印》等。现共有46人，乐队8人，演员38人，（女15人）长者40岁，幼者16岁，平均20岁左右。外出演出收入全数上交，演员按技术高低评分拿工资：高的除伙食外，每天可获一元六角，工资由大队发。另外，大队每年从本队企业中拨款三至五千元添置戏服道具。
  乐平塔前村业余剧团 1952年成立。乡长兼团长，二十余人，勤俭办团，自编自演。白天劳动，晚上排戏。点灯用油，演员自凑，服装道具，演员自备，鼓师石培松和女儿石银枝家离剧团二里多路，父女排练风雨无阻。有次下雪二人赤脚赶来，洗完脚，穿上鞋子就排练。1953年参加县会演，本村洪传宗创作的《选种》首演获奖，轰动一时。这是个专演现代戏的剧团，剧目有：《夫妻盖灰》、《生产丰收》、《耕牛保险》、《卖余粮》、《磨豆浆》、《同心记》等等。其中不少是自己创作的如《同心记》发表于“星火”，《磨豆浆》发表于“江西日报”。文革中该团被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演员增至38人，自筹资金办服装道具，仍坚持白天劳动，晚上排戏，每至深夜，无一人吃点心。年演出七八十场，多在附近村中活动，由当地干群按质量付戏金，剧团不计多寡。每年春节剧团分发一次报酬，多的十二元六角，少的（多为女同志）五元七角。大家不为报酬争多少，仍然情绪高昂排新戏。
  景德镇市昌江区鱼山乡凤岗业余剧团 1968年12月成立，成立时为鱼山公社凤岗大队五七生产队宣传队。当时主要由下放干部、下放知识青年组成。如：原波阳县赣剧团编导张思英和他女儿、长子、次子，全家四人都参加了文宣队，还有波阳县赣剧团下放演员三人，上海下放知青四人以及当地农村青年等。当时主要是自编、自导、自演一些配合中心的短剧，节目主要演唱赣剧，如：创作的小戏曲《一杆秤》、《桂花嫂》，韵白小戏《送茶杯》，集体表演唱《都从乡下来》等。活动范围，主要在当地及邻近的波阳、乐平地区，后扩大到南昌。
  1973年9月，由张思英编剧并导演，王玉龙配曲，该队排练演出的赣剧小戏曲《一杆秤》，参加江西省农村业余文艺调演大会演出并获奖。
  1979年9月该队调赴南昌为江西省建国三十周年文艺会演大会演出了《一杆秤》等节目获得好评，并被安排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会演的中心剧场（南昌剧场）以及胜利剧场演出，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和南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均现场录了音，并予以转播，省委书记黄知真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
  这个队曾先后三次赴南昌参加省会演调演，均获得好评，队长陈江崽曾两次赴北京参加全国农村文艺工作会议，并曾受到文化部长黄镇接见合影。《江西日报》曾于1974年1月6日发表了剧本《一杆秤》，上饶专区文艺杂志也先后发表过《一杆秤》、《送茶杯》、《都从乡下来》等剧目。
  这个队于1980年转为鱼山乡业余剧团，全团四十五人，能演大型赣剧等十多个剧目。
  （附注：鱼山乡原属于波阳县，1983年7月划归景德镇市昌江区管辖。）
  浮梁勒功街业余赣剧团 勒功街是浮梁一个古老镇市，宋代以来称勒功市，清末以来改称街，皖、赣公路绕村而过，昌江上游于村前经过，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山林覆盖，盛产粮、茶，历来是浮北政治中心，浮梁县第五区公所，新政乡公所，田粮办事处，区中心学校，均设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发展，政治中心慢慢转向经公桥、蛟潭。从此以后，日趋萧条，七十年代连乡人民政府也搬迁杨家坂，但是勒功仍保留九龙卫生所、九龙粮油管理所、九龙中学、九龙商店等单位，200多居民住户，仍然兴旺。
  由于勒功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迫切需要文化生活，兼之浮梁人民，有着爱好赣剧饶河戏传统习惯，听到锣鼓响脚步痒，听到胡琴拉口中就要哼唱。这些曲调唱来，就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劳动人民群众工作、劳动闲暇之余，走路散步，随便哼唱赣剧曲调是常亊，可见对赣剧爱好非同一般。勒功赣剧在明末清初就逐渐萌芽了，但无法追溯，民国十八年即公历一九二九年，王汉文为首组织赣剧戏班，在浮北颇有声誉，一呼百诺，爱好者六十多名，青壮年自告奋勇报名参加，甚感荣耀。聘请王礼和为师傅，大家对他非常尊重，王师傅对戏剧非常精通，生、旦、丑、净，九脚头样样行，文、武乐器件件皆能，是个多才多艺全能师傅，当时学习演出剧目：《满堂福》、《龙凤阁》、《全家福》、《青石岭》、《破庆阳》、《父子会》、《过昭关》、《战长沙》、《定军山》、《黄鹤楼》、《打鼓骂曹》、《凤凰山》、《二度梅》、《破洪州》、《节孝图》、《降天雪》、《碧玉簪》、《三司会审》、《樊江关》等。以前封建社会，地方乡俗，每年春祈秋报（正月、八月）迎神还愿祈吉祥，在正式开演之前，首先要摆八仙，让全台子弟亮相，八仙以后招财进宝，次而魁星点斗，再次出开台佬，然后开始正本演出，在摆八仙以后，要托红纸包包（钱币）上台，送交为首或者师傅。八仙有文、武八仙、财神八仙、九老八仙、天官八仙等。
  勒功剧团在浮梁声誉颇高，远近慕名，经常在浮北地区演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且被邀请前往安徽省贵池、祁门演出数十余场，受到高度赞扬，载誉归来，流传至今。
  师傅王礼和是个多才多艺的老艺人。外号称猴子师傅，猴子是聪明动物，表示王礼和是个聪敏非凡的文艺人才，他胸中有赣剧一百一十三本，并不夸张，五十多年的文艺舞台经验，他的弟子遍布祁、浮、鄱、至。祁门高塘、汪村、新安、坑口、箬坑、桃符等，浮梁地区尤为广泛，江村乡的江村、严台、柏川、沽演牛洲、柏林、溠口、龙潭、法京、峙滩、兴田、夏田、西湖、建坪、叶村、九龙乡查村、榔田、沧溪、勒功等弟子千余人，教戏四、五十余场，到处受到尊重，例如嵯口朱邦道（浮北大绅士），都非常尊重，赞不绝口，培养了许许多多人材。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春，王礼和师傅晚年在勒功街家中休养。为继承饶河戏传统，培养接班人，当地大队领导黄接寿、王其昌，非常重视，再一次组织勒功业余赣剧团，大队抽出一名副大队长计天佑，兼任剧团团长，还有党支部组织委员王兴田协助剧团工作，又请出师傅王礼和。演员五十三人，经过几个月刻苦学习磨练，涌现出优秀演员计天佑、王再修、计天才、王时长、王巧生等。大队为了鼓励和鞭策演员，从公共积累中支出八佰元，当时是一笔可观巨款，到景德镇市赣剧团购买衣箱道具。
  当时所学的剧目有：《龙凤阁》、《祭风台》、《木门道》、《芦花荡》、《破洪州》、《万里侯》、《鸡爪山》、《双潼台》、《银桃记》、《杨七郎招亲》、《跑城》、《乾坤带》、《打龙袍》等。
  一九五三年庆祝土地还家，颁发土地证照。这是人民大喜事，因此热烈庆祝演出，远近七、八十华里亲朋戚友，赶来看戏，盛况空前，特别是王礼和师傅村外的徒弟，想来看戏又想做戏，都想尝试穿一穿新买来的戏衣，其乐无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连续三年，经公桥供销社、峙滩供销社、江村供销社，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为了活跃市场，先后分别邀请剧团前往演出，受到热情接待，分别赠送过锦旗三面。
  勒功农民业余剧团，一直活跃在浮北农村文化阵地，农闲和春节期间以及重大喜庆节日，坚持演出，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剧团解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新的政治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勒功村委会，为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于一九八二年初再次恢复组建勒功农民业余剧团。剧团由村委会村长王根元担任团长，从波阳请来郑天年师傅，虽然年龄不大，却很稳重，有水平，文艺素质较高，能够胜任教戏工作，对待演员如兄若弟，一视同仁，和蔼可亲，没有师傅架子，受到演员尊重，在教戏上循循善诱，耐心教诲，因此演员进步很快，兼之村里还有上届老前辈健在，如章加栋、王佑生、王再修、计天估等师傅帮忙辅导，文、武档、管弦、胡琴师傅有王铭会计、王志达老师、王佑民师傅，还有江荣昌曾为剧团修理制造道具，刀、枪、剑、戟、弓、箭、长矛，甚至还有无私奉献的冯安盛、王金年为剧团服务，烧水烧茶，叫人打杂，辛勤跑路。由于具备上述许多条件，所以剧团很顺利排练，很快地成功演出，没有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
  勒功村委会和广大村民群众，不惜代价经安徽祁门服装厂，代为联系，赴山东戏剧服装厂购买了一批衣服、盔头（帽子），花了八仟余元。一九八二年参加学戏演员40多名，个个年轻俊秀，嗓子好，时代不同了，女角色也不是以前男性扮演了，此时她们经过努力学习，自信心强，师傅辛勤教诲，涌现了一些新秀如王明昌、王玲玲、王芬芳、王桂桃等。这次学的剧目有：《满堂福》、《双贵图》、《双潼台》、《花田错》、《生死牌》、《沉香扇》、《恩仇记》、《八仙飘海》、《花亭会》、《金水桥》、《辕门斩子》、《拾玉镯》、《陈姑赶船》等。
  一九八三年景德镇市蛟潭区举行春节文艺汇演，《辕门斩子》，荣获第二名，获锦旗一面。
  勒功业余赣剧团还经常演出现代戏，早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剧团就演出了现代戏《新王大娘补缸》、《打击侵略者》、《送郎参军》、《兄妹开荒》等，演遍浮梁五、六两区，江村、严台、诰峰、柏川、嵯口、仟林、沽演、峙滩、流口、龙潭、勒功乡石溪、沧溪、查村、榔田、前丰、白毛港、其山、油术。祁门坑口、潘村等，当时青少年演员有王志远、王满英、黄凤弟等，被誉为天号演员，每次演出受到群众好评。
  六十年代处在“文革”时间，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的形象，被赶下舞台，大演工、农、兵。此时大队干部王春桢、王根元等同志，倡导组织剧团大演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江姐》等革命现代戏。除在本村演出外，也应邀到兄弟大队演出，受到热情接待和好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勒功业余剧团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景德镇日报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第一版曾报道《勒功街上丝竹声声》，称赞勒功大队业余剧团的活动受到群众欢迎。